1959年来临的时候，艾森豪威尔被四面八方的指责所困扰：人们指责说苏联在火箭技术上的进步已经使美苏导弹技术之间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差距。面对源源不断的批评，而此时“科洛纳计划”却进展缓慢，对苏重新启用U-2侦察机的压力也与日俱增，这对艾森豪威尔来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由于总统担心会增加与莫斯科之间的对立情绪甚至有可能引发美苏战争，所以他极力反对向苏联派遣 U-2侦察机这一冒险行为。在随后而来的春季和夏季，艾森豪威尔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反对使用U-2侦察机。他几次拒绝了军方和情报部门的高层专家的建议。这些人中包括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中情局的负责人。这无疑是总统坚持独立决策的一个强有力的例子。
“爸爸过去经常说，宁愿凭直觉行事，也比听从顾问的建议要好。”艾森豪威尔的儿子兼助手约翰·艾森豪威尔说，“我们明白好运并不总能跟随着我们。这就像一个去德国执行任务的轰炸机飞行员一样：到底要扔多少炸弹才算完？”
后来，艾森豪威尔向公众解释了他对U-2侦察机侦察担心。在白宫回忆录中，艾森豪威尔就这件事情作了颇为庆幸的正确分析：在所有的人中，只有我坚持认为U-2侦察机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为如果U-2侦察机落到苏联领土上，苏联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谴责就会引爆已经积聚许久的恐慌情绪，届时全世界都将笼罩在这一悲惨的气氛之中。
“科洛纳计划”的第一次试飞遭到了悲惨的失败。事实上，1959年1月21日试图发射“雷神”——“阿吉娜”两级火箭的结果令人大为失望，官方私下里都承认，这次实验被称为“发现者零号”。在发射前的一个小时一切都还运转正常，技术专家们开始对“阿吉娜”火箭的液压装置进行测试。当时“阿吉娜”火箭仍然被牢牢固定在地面上，可是当电流被接通到液压系统时，“阿吉娜”火箭却突然开始启动，好像就要从地面上腾空而起了。一些起辅助作用的小型火箭引擎（这种火箭又被称为气垫增压火箭）运转了起来。这些气垫增压火箭的主要作用就是，在“阿吉娜”同“雷神”相分离的时候给“阿吉娜”一个向前的推动力，这将使主引擎的液体燃料能够流到油料箱的底部，从而为油料流到引擎中提供足够的水压。与此同时，从前设计被用来分离“阿吉娜”和“雷神”的连接部位开始爆炸。这些步骤被设计在“雷神”耗尽燃料的刹那间在太空中完成。幸运的是，这一次“阿吉娜”并没有从“雷神”上分离，也没有爆炸，只是火箭的点火环节的缺陷损坏了“雷神”的制导系统。这次事故后来被证明是由“阿吉娜”的环行电路出现的问题所引发的，这使得比塞尔和普拉默不得不修改发射时间表。政府关于“科洛纳计划”的秘密历史中记载，事后，艾森豪威尔私下对比塞尔进行了斥责。
一个月后的第二次实验也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火箭倒是升离了发射台，但工程师们却无法保证有效负载能够被送入轨道。“我在报告上签字说卫星将进入轨道，但我真的相信卫星将很可能被发射到南太平洋去。”“科洛纳计划”的一个高层负责人弗兰克·布扎德说。艾森豪威尔根据中情局的报告开始向艾伦·杜勒斯施加压力。被官方命名为“发现者一号”的第二次发射没有携带任何照相机设备和返回装置。
如果艾森豪威尔对推进“科洛纳计划”表现出了易怒和急躁的情绪，那也是常人可以理解的。尽管他的一些助手驳斥了中情局对总统态度的此种描述，并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总统是“科洛纳计划”进展最艰难时刻的坚定拥护者。就在比塞尔和他的手下正在艰难地推进太空项目的时候，整个华盛顿淹没在一片恐惧之中，这种恐惧源自于美苏在发展导弹技术上所产生的差距。没有什么比苏联远程导弹技术的显著进展更能够对美国的安全产生威胁了。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艾森豪威尔的总统任期将会结束，因为此时的美国有可能又一次受到可怕的突然袭击。
外界的批评很快引爆了许多政治问题。总统选举将在1960年举行，而失去艾森豪威尔的威信，共和党人将面对一场艰难的竞选：他们将无法得到民众对战争英雄总统的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最受不了的是民主党抨击艾森豪威尔政府让苏联人取得了军事优势。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同时也极有可能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理查德·尼克松在这一问题上也显得尤为脆弱。约翰·肯尼迪、林顿·约翰逊和斯图亚特·司明顿等参议员和其他一些野心勃勃的民主党人都认识到，导弹差距的问题很可能会成为决定大选结果的关键问题。
艾森豪威尔本人对美苏导弹技术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说法感到十分怀疑。从所有的情报（当然也包括批准U-2侦察机几次对苏局部侦察的报告）来看，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苏联正在大规模地生产远程弹道导弹，或正在获得绝对军事优势。1958年1月，当华盛顿仍为苏联发射卫星和首枚远程导弹而感到天旋地转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就在他的国情咨文里告诉民众：“此刻，大家的共识是苏联可能在远程弹道导弹发展的某些领域领先于我国。但是，基于对相关的情报认真分析和听从权威专家的建议，我相信只要我们付出相应的努力，我们就会及时获得所需要的导弹数量，来巩固和加强我们越来越先进的轰炸机威慑力量。”
艾森豪威尔还相信，即使苏联正在大规模生产远程弹道导弹，莫斯科也不会在具有快速抵消美国报复性核打击的有效措施之前，贸然对美国动武。他认为苏联当时的实力不可能达到这一点。1958年初，艾森豪威尔告诫一个科学咨询小组说：“除非敌人具备了同时摧毁我们大部分军事设施的作战能力，否则我们的军事威慑就是有效的。”
有关“导弹差距”的说法已经在美国流传了好几年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对苏联可能获得中远程导弹技术优势的恐慌可以追溯到艾森豪威尔任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中情局1954年底在对苏导弹技术提交的首次侦察报告中就提到了这个问题。这份高度机密的报告写道：“我们相信苏联在未来可预见的一个时期内，很可能就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当远程轰炸机已经不能作为攻击防范严密的美国目标的有效手段时，将有可能致力于研制一种远程弹道导弹。如果这种推测属实的话，苏联很可能在1963年前后（最早可能会在1960年）开始准备批量生产能够携带大当量核弹头的远程弹道导弹。这种远程弹道导弹的出现将成为美国安全的新威胁。对此，攻击苏联的发射点是目前或将来所知的惟一对策。如果苏联能够在美国研发出可靠的对付措施或应对武器之前，研制并大批量生产这种弹道导弹，那么苏联将获得足以对美国安全产生极大威胁的军事优势。”
对苏联远程导弹的担心在整个50年代不断扩散，但是这种恐惧在苏联1957年8月宣布他们已经成功地试射了一种使用液体燃料的洲际导弹SS-6后变得更加严重。在这不久之后，苏联又很快在秋天成功地发射了两颗卫星，这一切都说明苏联的火箭技术已经远远领先于美国。在11月末，美国中情局的专家们私下预计，苏联很可能会在1958年中期研制出远程导弹制造模板，并在年底的时候将所拥有的这种导弹的数量增加到10枚。另一份同样的情报资料也认为，克林姆林宫可于1959年10月前，抽调出足够的工业资源给每个发射基地装备50枚远程弹道导弹。导弹的总数量将在1960年1月到达100枚并在1960年底突破500枚。
1959年底，也就是苏联即将发射第二颗更重的卫星前不久，《华盛顿邮报》的乔尔默兹·罗伯茨公布的盖瑟报告在民众中掀起了有关苏联导弹问题的轩然大波。盖瑟报告是一项由总统委托福特基金会所作的有关国民安全的调查研究报告，这项工作是在福特基金会主席罗万·盖瑟的领导下完成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该调查小组发现美国“正处于历史上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一切情况表明美国随时可能受到苏联导弹攻击的危险”。根据众多不利于美国的判断，这个调查小组警告说莫斯科很可能在1959年底以发射100枚携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突然袭击美国。正像詹姆斯·克雷恩小组和其他已经评估了美国军事实力现状的专家一样，盖瑟小组建议加速导弹项目的发展。同时该研究小组也敦促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降低美国面对核打击的脆弱性，这些措施包括分散美国的战略军事基地和一个建造防空洞的紧急方案。尽管艾森豪威尔认为盖瑟报告有点夸大其词，并反对将这一报告的内容公之于众，但他还是采纳了有关分散导弹和轰炸机基地的建议。对防空洞建设的建议，总统给予了否决。
在盖瑟报告被突然公布之后，正为1958的议会选举和两年后的总统选举作准备的民主党人注意到了导弹差距的问题，并拿来大肆渲染。1958年1月末，在参议员林顿·约翰逊领导下的军备小组委员会已经召开了一系列充斥着有关美国在导弹技术上已经落后于苏联的指责的高层听证会。
长久以来指责艾森豪维威尔政府低估苏联军事实力、并削减五角大楼经费的共和党保守力量也开始指责政府。约瑟夫·艾尔索普是一个联合专栏作家，也是比塞尔读书期间的密友。他在1958年7月暗示苏美导弹差距很可能很快发展到一个可怕的程度。1962年，他又在一篇广为人知的评论中预测说莫斯科将拥有1500枚远程导弹，而华盛顿却只有130枚。由于公众都知道艾尔索普和他的评论家弟弟斯图亚特·艾尔索普，他们从与比塞尔和艾伦·杜勒斯等人的长期友谊中得到中情局很多的内部消息，所以他们在文章中所给出的导弹数量很自然的被华盛顿各界深信不疑。
事实上，艾尔索普所给出的导弹数量，正反映了当时对苏导弹实力进行过技术预测的高层研究小组的意见。然而，艾森豪威尔、艾伦·杜勒斯等一些人并不相信苏联会取得如此快的进展。他们认为前几年对苏联军火库规模的官方估计，都是在评估苏联军事实力和意图基础上进行的合理的预计。以1958年为例，华盛顿甚至确信苏联领土上没有一个能投入使用的远程导弹基地。但即使以上的情报有差错，中情局等情报部门也无法确定，苏联在50年代末就有20～30枚远程导弹的想法是否合乎情理。而且当人们对苏联导弹问题的担忧开始加剧的时候，政府很难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来说服民众相信专家真的认为苏联导弹技术的进展迟缓。在这个时候，通常是一有人同主流观点唱反调就马上被群起而攻之，这无疑给外界留下了政府内部出现混乱和争执的可怕印象。
此外，中情局和空军在国会山论证苏联导弹技术实力会议上的屡次争执也加剧了这一混乱局面。中情局深入分析U-2侦察机的照片资料后，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苏联正在大规模生产远程导弹。而空军则根据对侦察机照片和一些自己独立搜集到的情报，判定苏联正在快速生产远程导弹。空军官员这样的表态是否是为了给本部门争取预算经费，这在当时不得而知。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空军官员给出了如此可怕的数据，这在一方面是为了让国会明白拨款给空军导弹项目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整个国家开始认真考虑美国现在受到的威胁（许多官员认为这一点被白宫忽略了）。曾经担任空军参谋长的司明顿参议员很愿意在这一点上成为空军的传话筒。
通过修改情报信息以获得行政的、意识形态的或其他方面利益的手段并不新鲜，甚至在今天的美国社会里也不足为奇。每个政府都希望获得能够为它的军事和外交政策提供合法性的情报。有些政府（例如里根政府）甚至要求中情局等情报机构要根据政府的政策来提供情报。其他的政府例如艾森豪威尔政府，则更希望情报部门对一些领域的技术评估标准能够尽量低些。这种对情报信息的操纵也发生在一些政府部门内部，尤其是在空军、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等各军种相互争夺经费的五角大楼里。作为一个在50年代刚刚装备，同时也是直接负责应对苏联核打击的新军种，空军在争取增加预算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咄咄逼人。
一直都十分关注美国舆论有关导弹项目发展辩论的苏联人，一直在竭尽全力地利用这一点。就在1959年1月，“科洛纳”首发失败的前两个月，在日内瓦的一名苏联外交官声称苏联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远程弹道导弹。几天后，赫鲁晓夫说苏联已经拥有500万吨弹头，并可以直接命中8000英里以外的目标。1959年1月27日，凡登堡的气垫增压火箭发生故障不足一周之后，赫鲁晓夫在全党代表大会上吹嘘，说莫斯科火箭技术的发展已经使苏联获得了与美国对峙的优势。此外，为了印证苏联外交官在日内瓦所说的话，赫鲁晓夫还告诉外界：“苏联已经开始着手组织远程弹道导弹的批量生产。”
美国官员当时根本无从得知苏联只是在恐吓美国。与发射苏联卫星的火箭同属一个家族的SS-6导弹虽然威力十足，但却并不适合用于战争，因为它所使用的由煤油和液氧所构成的燃料很难控制，并且无法在油料箱里长期储存。这意味着导弹必须在发射前不久才被输入燃料，这一过程是如此的麻烦和耗时，以至于根本无法满足核战争真正爆发时的要求。此时，美国的“雷神”和“宇宙神”导弹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此时大家都意识到，使用固体燃料的导弹将会更加稳定和有效。并且，为了防止在空中熄火和可以从地下点火发射，美苏两国在50年代末期都在争分夺秒地研制这一技术。只是华盛顿当时没有意识到，苏联并没有大批量生产SS-6导弹，而是也一直在期待着能够研制成功使用固体燃料的导弹。所有大批量生产导弹的说法大部分都是谎言。但是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华盛顿无力判断真伪。考虑到苏联在太空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图拉坦导弹研制中心进行的几次导弹试射，美国有理由担心苏联具有尽可能快地生产大批远程导弹的意图。
艾森豪威尔政府提供的苏联导弹问题上一系列矛盾而惊人的情报，只能增加外界对美苏导弹差距的恐惧。1959年1月16日，艾伦·杜勒斯通知参议院的军备委员会召开一个秘密的听证会，探讨苏联能在1959年制造10枚左右的样板式远程弹道导弹的可能性。杜勒斯预测说莫斯科将可以在1962年之前生产大约500枚远程弹道导弹，这一时间也可能会提前到1961年。国防部长尼尔·麦克·伊诺伊在1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根据情报评估所得出的结论同苏联所宣称的情况完全不符。一周后，他发表的有关“美国将自愿退出远程地对空弹道导弹竞赛”的说法震惊了整个华盛顿。同主要依赖远程弹道导弹系统不同，麦克·伊诺伊说美国将拥有一个包括轰炸机和能从潜艇上发射的导弹在内的全方位武器库。同国防部长一同参加了艾伦·杜勒斯的秘密听证会的施里弗将军则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在目前面临的重大威胁面前，我们应该建设威力更加强大的远程弹道导弹系统，并且我们也有能力这么做。”
发生在一个高层将军和国防部长之间的公开争执并不是一件常见的事情。他们之间的这一争执似乎使政府内部对苏联导弹项目的认识和到底应该如何作出反应的分歧变得更加严重。尽管从技术角度上说，麦克·伊诺伊说美国应该发展包括轰炸机和地对空、海对空导弹的立体核力量来对抗苏联核威胁是没错的，但是他有关美国将退出同苏联生产等量导弹竞争的宣称，至少从政治的角度上说却是不明智的。这一说法只能增加民众对苏美导弹差距的恐惧。正像政府在1957年10月对苏联卫星的首次软弱表态一样，这无疑会使公众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一直梦游于紧张的冷战威胁中。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对政府内部的晦涩表态进行了报道：“麦克·伊诺伊说美国将退出同苏联生产远程弹道导弹的竞赛，而空军将军对此却不敢苟同。”
一直公开指责政府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逊及其同事，对政府内部这种互相矛盾的态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参议员斯图亚特·司明顿说他对麦克·伊诺伊的言论感到惊奇。一直负责主持参议院听证会的参议员约翰逊在周末将情报官员召集到议会山，这次小组委员会秘密会议的目的是解释，为什么中情局降低了对苏联远程弹道导弹的数量评估。该小组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怀疑政府故意弱化苏联威胁，以为削减国防开支找到理由。司明顿一年后也提到了这一问题：“为了达到整个预算开支的平衡，（政府）对情报系统的预算做了手脚。”艾森豪威尔在他整个的总统任期中都在致力于削减军事费用。司明顿参议员指责说，在近期的几个月里，中情局工作人员的数量已经被人为地急剧削减了。
这些指责激怒了艾森豪威尔，他在2月10日由詹姆斯·克雷恩、兰德、爱德华·比赛尔和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家们参加的会议中对各方指责作出了反应。他说，他所担心的不仅仅是美国军事机密的非法泄漏，也不是舆论对美国防御力量的歪曲描述，而是另外一个他越来越担心，并极有可能成为他全国告别演说主题的问题，这就是军工复合体的实力将不断增长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告诉与会者：“军需供应商正竭尽全力地获得更多的军事订单，并且在实际中已经对参议员们开始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他认为司明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密苏里的参议员每次到华盛顿都由康维尔公司的副主席陪同，而康维尔公司正是“宇宙神”导弹的制造商。
乍一看，艾森豪威尔的担心可能只是因为，他自身是一个对军事文化非常熟悉的人。对一个做过美国战时总统的人来说，扩充军备和发展美国的工业基地并不是一件什么令人吃惊的举动。但是，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被军事制造商的不停游说和国会议员为给自己选区增加就业机会的欲望所催生的日益高涨的军费开支，将使整个美国变成一个军备国家，而这一点却正是他尽力避免的。并且总统也早在1953年初，在向报纸编辑们发表的《和平机会》演讲中就暗示了这一点。艾森豪威尔不希望看到美国的资源大部分被投入到国防领域，而同时，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却停滞不前。对一个总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并需要勇气去坚持的观点。所以，艾森豪威尔才会如此强调和重视情报搜集系统的发展。一个国家对自己面对的威胁了解得越清楚，它的防御计划才能越有效和越经济。
那天，詹姆斯·克雷恩、兰德和比赛尔到白宫去向艾森豪威尔汇报最新侦察技术的发展。比塞尔向总统简明描述了一种可以侦察到苏联导弹发射声音的新型气球声学系统。接下来兰德向总统汇报了“科洛纳计划”的有关情况，他说“科洛纳计划”的照相机系统正在取得进展，但是火箭和返回舱研制的进展却并不顺利。兰德告诉总统他希望照片能够看清地球上直径为20～50英尺的物体。他向总统保证，尽管媒体出现了有关侦察卫星项目的种种猜测，但是“科洛纳计划”的目的仍然得到了很好的保密。会议的最后，詹姆斯·克雷恩作了一个有关一种新型侦察飞机的实验性设计进展情况的报告，这种飞机将有望代替U-2侦察机。这种新型飞机具有流线型机身并以超音速的速度飞行，所以在理论上说是完全可以避开雷达监视的。
凯利·约翰逊再一次为这种新型飞机的研制提供了最有发展前途的方案，他本人经常把这种新式飞机称为U-3飞机。早在1956年夏天U-2侦察机开始在苏联上空的侦察任务之前，约翰逊就开始构思他的下一款侦察飞机了。“我知道，我们需要能飞得更高、速度更快的飞机。”约翰逊后来回忆说。这是多么让人难以相信的一件事情啊。约翰逊想研制出一种能够在85000英尺的高空上以三倍于音速的速度飞行上万公里的飞机，这一速度要比一颗来福枪子弹的射速还要快。或者我们换句话说，他想研制一种比导弹速度更快的飞机。
即使从今天的技术标准来看，这一设想也是不现实的。以50年代的航天标准来说，约翰逊的这一想法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当时约翰逊的一个同事本·瑞奇回忆道：“当时为了使研制的新型火箭飞机能以3马赫值的惊人速度飞行，我们打算在燃料耗尽之前，每两到三分钟就使用一个推进器。但是凯利建议这种飞机要以超过音速三倍高的速度航行，这样它就可以用一罐燃料于一小时内在各大洋之间往返。”这样一比较，U-2侦察机简直就是小孩子的玩意。“凯利建议研制的新型飞机不仅能够以四倍于U-2侦察机的速度飞行，而且还要在高度上比当时的飞行高度之王U-2侦察机高出5英里。”
作为中情局技术顾问小组主席的兰德十分鼓励约翰逊来实现自己的这一构想。1958年4月21日，约翰逊在这项被称为“大天使”的项目工程日志中首次写道：“我提出了研制新式飞机的首次提议，这种飞机将能以3马赫的速度在空中9～95万英尺之间的范围内飞行。”
本·瑞奇是这样描述这种新式飞机的：“它被命名为大天使1号。这是一种容纳一个飞行员的双引擎飞机。它有一个流线型的长长机身，巨大的引擎镶嵌在机身后2/3处的小三角机翼后部，引擎之上有一个半圆形的入口。只要看上一眼，就连一个上学的孩子都会意识到这架飞机的设计是为了获得惊人的飞行速度。”
1958年11月，总统与兰德和及其顾问小组的成员们一起审核了由洛克希德公司和康维尔公司竞标提供的初步设计方案。兰德公司认为，研制一种难以被苏联追踪的飞机是可能的，并且，这种飞机的飞行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苏联不大可能对其进行拦截。艾森豪威尔同意了兰德有关开展进一步实验工作的建议，并指示比塞尔从中情局储备资金中拨出650万美元作为该项计划的专项资金。
毫无疑问，以上所做的这些工作都不能解决美国现时所面临的问题：苏联到底有多少导弹已经瞄准了美国？即使是被司明顿讽刺降低了预测数量的中情局也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在以后的几年中的远程导弹数量将会是美国的三倍。如果是这样的话，美苏之间的力量均衡无疑会受到极大的破坏。
为了尽快得到苏联导弹数目的确切消息，麦克·伊诺伊、他的副手唐纳德·夸尔斯和时任联席参谋长会议主席的纳森·崔宁将军在1959年1月12日，向艾森豪威尔提出申请要求恢复自1958年3月1日被暂停的U-2侦察机的使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结束之后，这三人仍逗留在白宫等待着同总统谈话。
在U-2侦察机1956年7月首次执行侦察任务并被苏联强烈抗议后，艾森豪威尔明确规定今后U-2侦察机的任何一次飞行任务都必须由他亲自批准，他希望详细研究每一个侦察计划。比塞尔这时就会携带含有侦察目标的地图来到白宫。通常在这个时候，杜勒斯兄弟也会陪着比塞尔一同前来，艾伦负责解释情报侦察的目的，而约翰·福斯特则负责提供相应的外交表态。此外，经常参与这一活动的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防部长或他的副手。艾森豪威尔会仔细地研究侦察计划，并不时地提出一些改变目标和路线的建议。
“他总是将地图放在桌子上仔细观看”，比塞尔回忆说，“而且总是叫我过去，作出解释。还有很多次，他会说：‘嗯，你可以这么做，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这么走，而应该一直过去。我的意见是从B去D，因为在我看来，你那种走法很有可能会暴露行踪’，或者说些像上面这类的话。”
麦克·伊诺伊、夸尔斯和崔宁并没有提出进行特殊侦察的要求，但是他们也提请总统重新考虑自己有关拒绝对苏联领土进行任何侦察飞行的意见。艾森豪威尔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批准的惟一一次U-2侦察机的任务还被严格限制在苏联国土界线以外。但其他三个官员说，到苏联领土内部侦察是得知苏联现在导弹规模的惟一可行办法。麦克·伊诺伊说美国这方面的情报是如此的缺乏，他甚至不知道一个投入使用的苏联导弹基地。这或者意味着苏联根本没有这类的导弹基地，他们关于导弹发展的宣称都是骗人的鬼话；或者意味着苏联有很多导弹基地，但华盛顿却一个也没有发现。这种迷惑是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
已经被U-2侦察机所拍摄的照片确认的位于乌克兰卡普斯丁亚尔和哈萨克斯坦的图拉坦的苏联发射基地是用于测试导弹的，美国的国防部长对这些并不感到担心。他所担心的是那些能够发射对准美国的导弹的操作基地，位于白海附近的普列谢茨克的一个正在建设的基地就是这样的地方。麦克·伊诺伊还担心那些能够通过公路和铁路移动的流动发射点，这将使美国的追踪和计算工作变得十分困难。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关苏联仍缺乏打下U-2侦察机的有效办法的保证，麦克·伊诺伊要求总统批准重新进行侦察飞行的建议。对此，崔宁也表示十分赞同。
艾森豪威尔坚决不同意这一请求。首先，在柏林问题的压力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对苏联进行侦察飞行无疑是一个不明智的举动。赫鲁晓夫在11月宣称将在六个月内同东柏林签署一项和平协议，这一协议将会剥夺盟军在西柏林的相关权利。如果赫鲁晓夫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去做，那么整个世界就会面临一次新的柏林危机。鉴于柏林这个城市的军事敏感性及战后有关让美、英、法共管西柏林的协议，很难想像艾森豪威尔会让西柏林落入共产主义者之手。就像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我们的国家永远都不能同意让西柏林落入苏联或东柏林之手。”
所以，现在不是冒险使用U-2侦察机的时候。为了强调在他看来使用U-2侦察机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艾森豪威尔告诉麦克·伊诺伊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苏联使用侦察飞机贸然入侵美国领空更能迫使他去议会请求开战了。在U-2侦察机开始用于侦察苏联领空起的四年里，艾森豪威尔对U-2侦察机的使用好评颇多，但是这种侦察飞行很有可能引发战争的考虑也是他的心头大患。
艾森豪威尔还希望太空侦察卫星能很快提供苏联导弹的大量情报，尽管此时“科洛纳计划”的首次发射失败了。此外，他还告诉来访者说，在新的侦察手段诞生之前，将把U-2侦察机的使用频率降到最低。夸尔斯提醒总统说太空照相的技术很可能还需要两年才能研制成功。
坚信苏联的军事技术还没达到大规模批量生产新式武器的总统，并没有被这次谈话所动摇。艾森豪威尔的估计十分接近现实，尽管直到18个月后，卫星才送回了首批“科洛纳计划”的照片，而直到那时，这种估计才得到了有效情报的支持。但在1959年初，他的想法由于没有确凿的情报支持，而更像是一种莽撞的猜测。艾森豪威尔说他的估计是基于美国的生产能力和政府通常高估苏联的军事工业能力而得出的。他提醒部下们说，苏联具有远程轰炸机的可疑说法后来就曾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艾森豪威尔的分析可能部分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苏联自1958年3月29日起就没有从图拉坦基地发射任何远程导弹。一些中情局的分析人士们认为，这种长时间的间隔表明了苏联在导弹技术发展上遇到了困难，但是总统本人并无法确定这种拖延的原因，或它表明了什么问题。实际上，空军一直反驳说，这种休眠状态意味着苏联最早的实验发射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他们不需要再进行实验，所以现在应该已经为大规模生产作好了准备。
就在总统结束同麦克·伊诺伊、夸尔斯和崔宁谈话五天后，即2月17日，苏联在图拉坦的发射活动又开始进行了。就在此前不久，五角大楼和中情局都曾经到白宫请求继续使用U-2侦察机。这一次，总统很难再阻止这种请求。
苏联导弹实验的继续进行，极大地降低了有关苏联导弹技术已经趋于完善的可能性。但是，尽管这种实验有可能意味着苏联还在为研制性能达标的导弹而努力，从另一个方面也很明显地表明，苏联的研制工作正在继续并且可能成功。在4月6日有关要求增加额外侦察飞行的听证会上，总统十分不情愿地批准了两项深入苏联腹地的侦察飞行。但是就在作出决定后的第二天，总统将麦克·伊诺伊和比塞尔邀请到椭圆形办公室，告诉他们自己又改变了主意。古德佩斯特有关会议的记录为我们了解艾森豪威尔当时的想法提供了线索：为了作出决定，他受了不少折磨。
谈话一开始，艾森豪威尔总结了他担忧的主要问题：“第一，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在没有确切目标的情况下彻底摧毁苏联。第二，从现在世界发展的潮流来看，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获得进展（此时距日内瓦会议召开已经有四年了）。第三，我们在现在的情况下，要极力避免全世界可能对我们产生的反感情绪，因为别的国家会说，美国是世界上惟一有能力使用U-2侦察机的国家。最后，我想我们已经为研发更先进的侦察方式投入了几亿美元。”
总之，古德佩斯特总结道：“总统认为使用U-2侦察机的政治成本太大了。”
艾森豪威尔告诉麦克·伊诺伊和比塞尔获得确凿情报的必要性。他说：“在一些参议员歪曲了美国和苏联的相对军事实力对比的情况下，搜集这种情报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些散布谣言的人就会利用我们对苏联导弹状况知之甚少这一点，而更加猖獗。”但是艾森豪威尔还是害怕“一旦侦察飞机坠落可能会带来的可怕影响”。
总统不愿意放弃通过任何与赫鲁晓夫的谈判来缓和紧张关系的希望，因为赫鲁晓夫此时表示非常有兴趣进行一轮新的会谈。艾森豪威尔感觉到：“即使我们现在不知道可不可行，在会谈上适当的作出一些让步是必要的。”在会谈结束的时候，总统告诉他的顾问们，如果情况有变，希望他们再次和他探讨这个问题。
在为总统准备的有关敏感问题的许多备忘录中，古德佩斯特提供建议时一直十分谨慎。但这一次，他在这份备忘录的末尾附加上了自己的意见。他本人也赞成恢复U-2侦察飞行。“早先，总统曾为这件事情和我长谈过，并希望我给出建议。对此，我分析了重开U-2侦察飞行可能需要的成本和相关的收益，并向总统表明我本人对这个建议持积极的态度。我还补充说，尽管自己对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很有自信，但是对于他们的相对重要性却不敢确定，所以还是很愿意尊重总统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
七天后，“科洛纳”又一次发射，却将一个返回舱抛到了苏联的家门口。此时，艾森豪威尔一定在想自己反对使用U-2侦察机的决心到底还能坚持多久。第三次实验的“发现者二号”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切运转正常。发射当日，由于凡登堡有雾而被推迟了一会儿。4月3日下午1时18分，“雷神”和“阿吉娜”引擎按计划点火，卫星被发射升空，进入极地轨道，这一轨道离地球表面最近点有156公里，最远点则有243公里。
这次的发射十分壮观。一个相关的通讯员报道说：“记者们可以从1万英尺以外的观测地点看到，当一级火箭引擎‘雷神’在15万磅推力的作用下，在一团白烟中被点燃的时候，火箭的尾部瞬间出现了一条长达80英尺的漂亮的抛物线。”
“接下来，在许多发动机的轰鸣声中，火箭腾空而起，留下了一道100英尺长的黄色羽状火焰。火箭不到三分钟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只剩下标记火箭路径的白色气体一直在天空中延伸而去。”
为华盛顿的《纽约时报》工作的约翰·芬尼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作整版报道，称美国已经将一颗军事卫星送入轨道并有望在一两天内返回。“根据来自夏威夷和阿拉斯加信号站的追踪信息，空军得出，‘发现者二号’已经如期进入靠近极地轨道附近。通过这个极地轨道，卫星几乎能够覆盖地球表面所有的地区。”
尽管芬尼的确不知道“发现者二号”真的是颗侦察卫星，但他的猜测已经十分接近现实。他这样叙述道：“在快速发展的航空技术领域，“发现者二号”的发射代表着在太空中固定卫星并回收的首次成功尝试。如果这次我们能够成功，“发现者二号”将是在发展军事侦察卫星和科学卫星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并为以后研制那些能进入外太空并带着信息返回地球的卫星奠定基础。”
芬尼也叙述了他希望进行的回收操作：“这一实验性的回收计划，将在太平洋上空回收一个重达160磅的锥形舱状装置。空军将在半空中用他们装备有钩索的运输机拦截这个挂在降落伞下面的小舱。”
但是这一计划并没能够如期进行，因为启动返回程序的定时器出现了错误，这使得返回舱在卫星围绕地球运行第17圈的时候就同“阿吉娜”过早地分离了。返回舱因此落到了挪威附近的地方，而不是设计好的夏威夷附近的太平洋地区。“那是个可怕的夜晚”，弗兰克·布扎德回忆说：“我们知道回收不到它，但是还是竭力希望能够有其他的追踪站能够找到它。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最后我们发现返回舱落到了斯匹兹卑尔根岛。”
斯匹兹卑尔根岛位于挪威北部领土边上的北冰洋。岛上一个煤矿附近的朗伊尔城居民报告说，他们看到一个“燃烧着的星星”和一个正在下落的降落伞。
五角大楼急于分散人们对这一令人尴尬的错误的注意力，淡然声称他们已经放弃了为回收作出的努力，并告诉芬尼等记者，不知道返回舱到底有没有同卫星分离。芬尼报道说，如果分离装置上的计时器掉了，返回舱就很有可能会坠落在北极地区。
尽管返回舱里只装着几只机械老鼠而没有任何拍摄装置，中情局和五角大楼还是担心在斯匹兹卑尔根岛开发煤矿的苏联人会发现这个返回舱，并能从装置上判断出美国正在研制能在太空中摄相、并将胶卷返回地球的卫星。此时，一个美国搜索队很快被派往挪威冰雪覆盖的斯匹兹卑尔根岛乡村地区去寻找落在那里的返回舱。4月17日的新闻透漏了有关这一搜索行动的消息。
来自空军的查理·麦西森成为搜索小队的负责人，他是一个性格和蔼的人，由于大块头和大嗓门而被同事们送了一个“麋鹿”的外号。查理是第6594 测试翼的副指挥官，该部主要负责为空军卫星项目提供地面设施的调控。他对“科洛纳计划”并不知情，所以当他飞往挪威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所要寻找的是一个侦察卫星的返回舱。在挪威军方的协助下，查理在目标地区进行了空中和地面搜索，希望能够发现那个宝贝的返回舱和降落伞。4月22日，这次搜索活动以失败告终，但是查理和他的同事们从他们在目标着陆地区看到的痕迹上，判断苏联人可能已经拿到了返回舱。“当地的人们报告说，他们的确看到了一个发光的球体挂在颜色鲜艳的降落伞下面。他们还报告说看到有破冰者进入了斯匹兹卑尔根地区。”普拉默回忆说，“当时我们大部分人都相信是苏联人取走了返回舱。”
崔宁将军通过4月25日的备忘录向夸尔斯通报了查理搜索小组的工作。“在返回舱极有可能坠落的地区周围的雪地上发现了密集的搜索痕迹，并且这些痕迹最后都指向苏联在岛上拥有的一个煤矿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怀疑苏联人已经得到了返回舱。”难怪这一疑团会启发艾雷思戴尔·麦克李恩写出名为《冰站斑马线》的小说。这部风靡一时的科幻恐怖小说讲述的是，美苏潜艇争相赶往北极冰区一个偏僻的英国气候监测站，回收一个高度机密的卫星照片的故事。这本书在1963年出版，1968年又被改编成电影。
接下来在6月3日和25日的两次发射更加令人失望，因为卫星甚至都没有进入轨道。在两次发射中，“阿吉娜”的引擎在使有效负载到达进入轨道所需的速度之前就熄火了。
6月3日发射的“发现者三号”，当时携带着从何洛曼军事基地（新墨西哥州）的空军航天医学实验室中挑选出的四只健壮老鼠。由于当时科学家们对太空旅行知之甚少，他们选择了黑老鼠，想知道宇宙射线是否能让它们的毛皮变色。后来宇航员们发现宇宙射线并不能改变毛发的颜色。
根据中情局的资料，这些毛茸茸的旅行者们大约有2～10周大，每只的重量略轻于1盎司。科学家们一连三天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由特殊配方组成的食谱。它们的食谱里包括花生、燕麦片、动物胶原、橘子汁和水。每只老鼠都被放进一个两倍于自身大小的笼子里，背上都装有一个微型信号装置，主要用于调节太空旅行对老鼠们的心脏机能、呼吸和肌肉活动产生的影响。
由于这次发射的目的被所有人认为是生物学太空实验，所以空军很愿意向外界透露有关老鼠的消息。起先，那些老鼠还不错，但是在火箭坠入水中的时候全部遇难了。动物权利组织马上对这一残忍的行为表示了抗议。在5月末，他们就曾抗议布朗将军领导发射的“丘比特-C”火箭将猴子送入太空并导致了那只猴子的死亡。英国反残暴行为团体的成员甚至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前示威游行，要求美国在拥有确保动物存活和被回收的技术之前，不要再将任何猴子或老鼠送入太空。这种愤怒强迫“科洛纳计划”的负责人不得不放弃在下一次发射活动中再携带一批老鼠升空的想法。
6月25日，“发现者四号”的发射是携带“科洛纳”照相机系统首次升空的实验。像前一次的发射一样，“阿吉娜”火箭和卫星并没有进入轨道，而是坠入了大海。包括1月份气垫增压火箭失灵的那次发射，比塞尔和普拉默惟一能指望的卫星发射最终也以在斯匹兹卑尔根岛的失望而告终。总而言之，这不是一个前景光明的开始，这个计划在当时已有的技术条件下似乎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些挫折让比塞尔感到非常沮丧，因为他曾经负责的U-2侦察机项目发展是相当顺利的。对此，比塞尔回忆说：“一个实验性的卫星测试系统的失误，对设计者和操作者来说通常是令人灰心的，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及时地观察并判断哪里出了错误。如果U-2侦察机的测试失败了，飞行员可以回来向我们描述当时的情况，除非飞机发生了爆炸。但卫星项目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卫星失去控制并开始在空中燃烧、爆炸或坠毁，然后在大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整个卫星系统在返回时，就已经被完全损坏了，所以要想对它回收并进行技术评估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卫星飞行的时候通过遥感勘测技术来得知卫星的相关情况，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你可以从中发现卫星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很多问题是根本无法通过遥感勘测技术觉察到的。一旦失败，你只能重新再来并自求多福了。随着失败的接踵而至，我渐渐发现这种实验是多么令人沮丧和心碎，我们都十分清楚每一次发射的费用都异常昂贵。这真是一件需要极大坚忍精神才能完成的工作：一次一次失败，又一次一次重来，只希望有一天‘科洛纳计划’能够最终成功。”
很难想像当今的美国政府可以容忍这样一项困难重重的项目。现在美国对造价昂贵的科技项目失败的容忍度大不如前。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项目不幸成为了两党政治的牺牲品：在野党将会指责执政党为研制一个根本不可行的项目浪费或盲目投入了大量资金。被媒体纷纷曝光的失败记录会让某些项目很快失去民众和国会的支持。而且在当今社会中，像“科洛纳”那样野心勃勃的军事情报项目也很难得到保密。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失败后，要求取消“科洛纳计划”这个裹足不前的项目的压力在1959年和1960年的上半年大大增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