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比塞尔在艾森豪威尔的支持下，决心一定要坚持下去。“急切了解苏联当时情况的需求一直推动着‘科洛纳计划’的发展，并容忍了发展该计划所面临的巨大风险。”比塞尔当时的一位高级助手约翰·麦克马洪回忆道。
古德佩斯特提供的材料可以证明，不管艾森豪威尔对“科洛纳计划”的发展延迟是多么愤怒，但他一直对这项计划心存希望。“艾森豪威尔总是说：‘我们不要担心，让我们一起坚持下去。‘科洛纳计划’很重要，我们非常需要它，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古德佩斯特说，在恶劣情况下敢冒巨大风险是艾森豪威尔的典型性格。“他是一个在危急时刻决定同美国并肩作战的将军，”古德佩斯特是这样评价艾森豪威尔的。
“科洛纳计划”的洛克希德公司项目负责人普拉默，对比塞尔坚忍不拔的精神及其面临失败时的冷静理智印象深刻。每次失败后，比塞尔和其副手瑞特·兰德将军都会听取普拉默和同事们的分析报告，然后命令大家继续努力。“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在同凯利·约翰逊共事的时候形成了这种风格，”普拉默说，“我们对出现的技术问题进行陈述，例如有时可能是一枚导弹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告诉他为什么我们能保证在下一次中做得更好。如果长官们对我们的报告感到满意，他们就会说可以，你们继续去做，我们开始准备下一次发射吧。”
比塞尔本人对这些失败的回忆却并不总是这样平心静气：“每次为完善设备上的一些部件所作的努力都是十分耗时的，但随之而来的仍然是又一次的悲惨失败。每次当我们修正了一处错误时，一个新的失误就会冒出来，然后这一切又得重新开始：我们必须找出哪里出了毛病，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艾森豪威尔给比塞尔提供了足够的经费和时间，以便他能够在凡登堡进行一系列频繁的发射实验。但同时也为了避免在“科洛纳计划”上的孤注一掷，艾森豪威尔听从了詹姆斯·克雷恩和兰德的建议，决定继续支持研制开发可代替U-2侦察机的一种新型高速侦察飞机。最终，总统也不得不批准在7月份进行另一次U-2侦察飞行。
苏联人让艾森豪威尔别无选择。2月份苏联继续在图拉坦进行的导弹发射是一个新的大规模实验活动开始的标志。到了1959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科洛纳计划”能够按期成功，于是艾森豪威尔的国家高层安全顾问都希望总统能够批准U-2侦察机再次对苏联腹地的侦察飞行。
艾伦·杜勒斯和比塞尔在7月7日的上午到白宫去请总统审阅此次的U-2侦察飞行计划。他们敦促总统批准这次飞经图拉坦上空的侦察飞行。U-2侦察机将从巴基斯坦起飞，最后降落在伊朗偏僻地区一个被废弃的二战时期机场。这个降落点是比塞尔的两个高级助手（斯坦利·比尔里和约翰·帕若高斯基）在为这一地区寻找新的着陆地点时发现的。在中情局帮助下于1953年继位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将十分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一着陆地带的惟一问题就在于它周围的乡村地区被一群土匪所控制。
在这一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希望获知4月份新上任的国务卿克里斯汀·赫特的意见。当时，赫特已接替因病辞职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出任国务卿。7月8日，赫特、比塞尔、古德佩斯特和艾伦·杜勒斯齐集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根据古德佩斯特的会议记录，艾森豪威尔在会上重申了他对使用U-2侦察机的担忧，并告诉他的这些助手们，他十分害怕美国会因此卷入耗费巨大的麻烦旋涡之中。
现在看来，赫特的建议很可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建议艾森豪威尔批准这次侦察飞行，他说对情报的需求是迫在眉睫的，而侦察机遇险的几率却近似为零。比塞尔并不十分同意赫特的说法，他认为苏联最新配备的战斗机很可能会达到同U-2侦察机相同的飞行高度。但是无论如何，U-2侦察机遇险的几率还是不大，因为苏联飞机不能在U-2侦察机的高度上飞行很久，而且也无法在空气稀薄的高空进行有效攻击。所有的人都同意，如果苏联人发现了美国的侦察飞行并提出抗议，华盛顿对此应该予以坚决否认。
艾森豪威尔似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知道赫鲁晓夫希望能在夏末访问美国，这也将是苏联领导人对美国进行的首次访问。赫氏的这次访问能否缓和紧张情绪尚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的是，此时对苏联进行U-2飞行侦察只能起到负面作用。
“总统说赫鲁晓夫似乎在到处为苏联的好战倾向寻找借口，”古德佩斯特记录道，“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美国拖入柏林的陷阱之中。鉴于赫鲁晓夫这样的态度，他极有可能宣布美国对苏联的飞行侦察已使严肃的谈判走到尽头。总统脑海里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必须决定打仗的时刻是否真的来了。”
古德佩斯特并没有记录他认为艾森豪威尔到底会怎样选择，但是通过批准此次侦察飞行，总统似乎是在为阻止战争而努力。古德佩斯特简短地写道：“当一切讨论结束后，总统表态说鉴于所有专家一致赞成重开U-2侦察飞行，他本人也将批准这次侦察飞行。”
1959年7月9日，在上一次U-2侦察机入侵苏领空进行侦察飞行16个月以后，一架U-2侦察机从美国在巴基斯坦西北的秘密U-2基地白夏瓦起飞，开始执行一项代号为“触地行动”的侦察任务。中情局已经秘密从巴基斯坦政府获得了一个机场的使用权，因为该机场位于喜马拉雅山中亚地区的北部前沿，那里的苏联雷达信号十分有限。比塞尔希望便利条件越多越好，因为他清楚只有飞机在未被侦察到的情况下潜入苏联，被拦截的可能性才会降到最低。
比尔里是土耳其境内亚德那附近因吉尔利克军事基地的B分队指挥官。他发明了一种能将U-2侦察机秘密在巴基斯坦进行调遣的快速反应系统。在夜幕的掩护下，所有需要的装备和器材（包括一个盛有50加仑U-2特殊燃料的油料桶），都被放到两架C-130运输机上由因吉尔利克送到白夏瓦。几小时后，分队的一个飞行员驾驶一架U-2侦察机从土耳其飞到白夏瓦。当这架U-2侦察机在白夏瓦重新加油后，另一名跟随装备一起到达并事先吸足氧气的飞行员将在拂晓之前驾驶飞机从白夏瓦飞向苏联。
此次的4125侦察飞行是由马丁·科纳逊来完成的。在进入苏领空之后，他驾驶飞机飞过了许多的苏联军事目标，包括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核实验基地和图拉坦的导弹基地。然后，科纳逊又向东飞行，飞越了乌拉尔山并最终到达位于伊朗扎黑丹的降落地区。为了确保飞机的降落安全，中情局已经派出武装人员在此地等待科纳逊的降落。“如果我穿过边界时看到地面升起了黑烟，那就意味着这一地区受到了土匪的攻击。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我就应按计划弃机跳伞。当我飞出苏领空的时候，油箱里只剩下100加仑汽油了，这是很危险的。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黑烟，所以我开始下降并最终降落，这时油箱里的汽油只有不到20加仑了。”
当时侦察目标的上空很晴朗，照片的质量非常好。这些照片显示，位于图拉坦的导弹基地正在扩建，苏联人已经修建起了第二个导弹发射台。
尽管照片的质量很好，但是它们仍无法回答美苏之间到底存在不存在导弹差距的问题。随着赫鲁晓夫访问日期的临近，艾森豪威尔不愿再批准U-2侦察机其他的夏季侦察计划。后来他甚至将这个禁令一直延续到了年底，因为总统相信9月中旬在华盛顿和戴维营的美苏高层会谈，已经多少缓和了紧张情绪。在美苏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放弃了要同东德签订和平协议的威胁，艾森豪威尔也接受了次年春天访问苏联的邀请，两人还同意要召开一个由美苏英法参加的四国会议。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并没有提到U-2侦察飞行感到十分奇怪，但或许是因为赫氏为苏联军事力量不能阻止美国这种公开侵犯苏领空的行为而感到尴尬的缘故。当赫鲁晓夫在美国全国发表演讲、参观洛衫矶的电影工作室、访问爱荷华州的农场并在纽约进行观光的时候，冷战的坚冰似乎在瞬间融化了。
可是，这一切都不能阻止赫鲁晓夫继续对苏联的火箭项目进行吹嘘。他在11月告诉一帮苏联记者说：“现在我们已经拥有很多火箭了，例如一批原子弹和氢弹。如果敌人攻击我们，我们将很快让他们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掉。”他还补充说：“顺便提一句，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一切，对这件事情我一点也不想保密：一年内，我们参观的这家工厂的流水线上将生产出250枚氢弹头。”年底，苏联人已经成功地使用SS-6火箭将“月神一号”和“月神二号”送到了月球，而SS-6正是那种能够将核弹头发射到美国境内目标的火箭。与此同时，华盛顿却还在为将卫星发送到轨道而苦苦努力。
当时，比塞尔负责的“科洛纳”项目的进展可谓困难重重，但艾森豪威尔却希望能够凭借该项目为苏美导弹差距的问题寻找答案，但是总统没有得到任何答案。
“科洛纳计划”的发展依然面临着众多问题。夏天和秋天的发射实验则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消极情绪。8月发射的“发现者五号”没有拍摄到任何照片，因为低温的缘故，照相机在进行第一圈轨道运行时就受到了损坏，而且旋转稳定火箭发生了熄火，返回舱被抛到太空深处并从此远离了地球。一个月后，“发现者六号”进入了轨道，但是照相机在第二圈轨道运行时失效，而且逆推火箭没有正常运行。11月进行的两次发射——“发现者七号和八号”也都以失败而告终。
负责在依特埃克公司指导照相机研制工作的沃尔特·莱威森对这些失败感到如此绝望，因此他在感恩节前的那个周末驾车来到埃德温·兰德的乡村别墅里告诉兰德说，他认为照相机系统的完善是不可能的。兰德传记的作者维克多·麦克伊尔汉那是这样描写这次会面的：“对莱威森来说，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黯淡的时刻。他告诉监督‘科洛纳计划’的外部小组委员会负责人兰德，他应该将‘科洛纳计划’的失败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整个计划应该被取消，他对此感到十分沮丧和丢脸。但是兰德却不这样认为，他要求莱威森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来推进‘科洛纳计划’。”
对此，中情局有关“科洛纳计划”的历史很直率地记载道：“仍然需要做很多工作来纠正在阻碍‘科洛纳计划’发展的众多错误，这一点在1959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了。已经使用了八个‘阿吉娜-雷神’组合火箭和五个照相机系统的几次发射，显示了卫星研制系统的众多漏洞并要求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负责该项目的技术专家只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却不总能搞清楚为什么会出问题。”
技术专家们一直被卫星的重量限制问题所困扰，重量限制使科学家们无法在卫星上安装动力和制导系统的即时监测装置。“这就意味着工程师们经常缺乏足够的数据来准确地纠正出现的问题，”布德·维伦说：“难得的是比塞尔和兰德面对这样的失败仍能继续推进项目，而且艾森豪威尔也在不断地支持他们。”
这一系列的失败迫使人们开始考虑是否应该放弃“科洛纳计划”。但当“科洛纳计划”历经了20多个月的12次发射失败后，艾森豪威尔仍然是这一计划的坚定拥护者。这一方面表明了总统坚忍不拔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反应了他需要其他设备来取代U-2侦察机的急迫心情。
在前12次失败的发射中，“科洛纳计划”的每一个部件差不多都出现过一两次问题。有时，“雷神”和“阿吉娜”火箭的引擎燃烧的时间太长而将卫星抛到了太空的深处。还有一些时候，火箭引擎又会过早的熄火，无法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此时卫星就会一头栽进海里。即使“阿吉娜”火箭将卫星平稳地发射到了轨道，稳定系统又会出毛病，在太空中剧烈颤动的卫星无法拍摄任何照片。此外，还有过各种各样的机械和电学问题。在极少数火箭的制导装置全都正常工作的几次情况下，照相机却不争气地出了问题；还有一次，返回舱同火箭分离的时候却脱离了轨道向其他星系飞去，再也不能返回地球。此外，在柯达公司解决合成胶卷问题之前，胶卷还多次在真空环境下发生了破裂。
为了给普拉默和他手下的制造商足够的时间来评估和解决出现的技术问题，比塞尔和瑞特·兰德将军经常将发射工作适当延期。为了发现更多设计和操作上的问题，科学家们在发射前进行了更多的实验，尽量为下一次发射的成功创造条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耗钱耗时的。比塞尔对这一情况十分了解，因此1960年他向杜勒斯的副手卡贝尔将军提出了增加研究资金的请求。对此，比塞尔曾经这样说过：“尽管要求增补资金在程序上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做法在‘科洛纳计划’上也引发了相当的混乱。我们事先安排好的发射计划很难获得批准，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上级到底还能再为此项计划额外投入多少资金。”
延期发射也无法使“科洛纳计划”摆脱失败的命运。1960年2月19日，也就是三个月发射间期结束的两周后，“发现者十号”的发射无疑是“科洛纳计划”进展中所遇到的一次最惨痛、最令人心碎的失败。“发现者十号”刚刚升空，“雷神”火箭就开始摆尾飞行，并向圣玛丽和圣路易斯·俄比斯珀城的东北方向坠落。技术专家们马上启动了“雷神号”上的自毁装置，于是卫星在升空52秒后就在凡登堡上空自爆了。当包括照相机系统在内的爆炸残骸落到地面上时，保密人员们冲向出事现场掩盖侦察设备。“科洛纳计划”的工程师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此次胶卷回收的工作竟是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的。
正当比塞尔和普拉默为这颗不合作的卫星耗尽心力时，政府内部关于苏美导弹差距的辩论却因为新成员的加入而变得更加激烈了。在1960年1月召开的参议院会议上，艾伦·杜勒斯、托马斯·盖茨、新任国防部长和崔宁将军四人对苏美导弹差距的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估。其中，中情局的预测最为保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预测最为严重。这种分歧自然又引发了约翰逊·司明顿、亨利·斯库普·杰克逊和其他一些民主党人的攻击。不久，杜勒斯再次应国会要求对以上的混乱说法作出了解释，司明顿随后郑重其事地宣称，中情局负责人已经证实苏美导弹差距或者说苏联导弹对美3∶1的优势现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杜勒斯对此感到十分恼火。因为不论从U-2侦察飞行情报还是从中情局其他渠道所搜集到的情报分析，苏联并没有多少远程导弹。根据中情局9月份完成的对苏导弹的主要评估报告，杜勒斯十分确信，苏联目前并没有进行大规模远程弹道导弹的生产。中情局此次的评估结果同杜勒斯于1959年1月向军备委员会提供的苏联导弹数量预测互相呼应，当时杜勒斯认为苏联大约只拥有10枚左右可用于实战的远程弹道导弹。根据这一判断，空军有关苏联拥有100枚导弹的预测似乎是在夸大其词，而且很可能有迫使国会增加对其拨款的目的。但由于此前进行的U-2侦察飞行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杜勒斯无法引用U-2侦察机拍摄到的照片资料作为说服国会的证据。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要继续对U-2侦察飞行进行保密将会是十分困难的。因为相关的照片资料已经在五角大楼、白宫、中情局和其他机构之间频繁流传，外界已经传出消息说政府正在对苏联领土进行飞行侦察。好多记者都得知了有关U-2秘密侦察飞行的事情。《纽约时报》的军事通讯员汉德森·布莱德文曾经在德国的一个机场看到了一架U-2侦察机，并很快得知了这架飞机的使命。1958年夏天，布莱德文通报中情局说自己要对此事进行报道时，杜勒斯当即要求《纽约时报》当时的老板奥瑟·黑兹·苏兹伯格要对此进行干预，奥瑟答应了杜勒斯的请求。其他包括《华盛顿邮报》和《克利夫兰老实人报》在内的众多媒体都得知了有关侦察飞行的事情，但都没有进行任何公开报道。
杜勒斯知道，只要官方继续对U-2侦察飞行进行保密，他就无法公开使用照片资料来向公众解释有关美苏导弹差距的问题。但是他希望U-2侦察机的小道消息最起码会帮助平息政府内部发生的分歧。中情局有关U-2项目的发展历史中有这样的记载：“鉴于1960年某月参议院听证会的结果，杜勒斯决心要使总统批准更多的侦察飞行，以便于澄清苏美导弹差距的问题，并最终平息情报部门内部对这一问题的争论。”
总统对外情报活动专家小组也支持杜勒斯的这一意见。这个专家小组人才济济，其中包括二战时传奇性的飞行英雄根·吉姆斯·杜立特。于是，在专家小组支持下，杜勒斯旋即请求总统批准继续使用U-2侦察机。专家小组也在2月2日齐集白宫，敦促艾森豪威尔要“在最大程度上利用U-2侦察机”。当约翰·哈尔将军提醒总统，华盛顿对苏联的军备情况知之甚少时，艾森豪威尔考虑的则是同苏联进行下一次会谈的可能性以及他在自由世界所处的立场，因为当时总统很可能将同赫鲁晓夫于该年的5月份在巴黎举行下一次会谈。
“总统说他在会谈上有一个十分宝贵的财富，”古德佩斯特写道，“那就是他诚实的信誉。如果我们的飞机在我们还在竭力撒谎的情况下坠落在苏联境内，那么莫斯科就会认为受到了欺骗，总统的信誉也就荡然无存了。”
实践证明了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