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3年底凯利·约翰逊着手设计U-2侦察机的时候，知情人士就明白，苏联迟早会具备击落U-2侦察机的能力。最先鼓励约翰逊研制高空侦察飞机的洛克希德公司总裁杰克·卡特在1953年预测说，U-2侦察机能在1960年之前有效地躲避苏联防空系统的威胁。但是到了1960年年初，五角大楼和中情局都明确表示U-2侦察机将被击落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不幸的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却并没有重视这一点。
理查德·比塞尔也清楚使用U-2侦察机的危险性正在增大。1960年3月14日，隶属于空军的航天技术情报中心向比塞尔提交了一份最新的分析报告，该报告认为苏联最新研制出的SAM导弹将有能力拦截美国的U-2侦察机，这种新式的地对空导弹将使用SA-2的制导系统。航天技术情报中心的报告总结说，U-2侦察机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苏联的SAM导弹，但苏联SAM导弹可能并不像预料中那样有威力。但是他们还是发现，如果苏联人能有足够的时间来跟踪U-2侦察机并提早报告他们的导弹基地，SAM导弹十分有可能会在7万英尺的高空对U-2侦察机实施成功的拦截。
这些振聋发聩的警告本应该促使政府终止U-2侦察机的侦察飞行。比塞尔是通过他的一个高级助手威廉姆·波可得知这个报告的。威廉姆是中情局项目发展署的执行人，他主要负责U-2侦察机、“科洛纳计划”和超音速侦察飞机研究项目的具体进展工作。中情局项目发展署曾要求空军对苏联防空力量作一个系统的研究，这样看来，航天技术情报中心报告的出炉并不是一个出人预料的事件，而且应该也得到了相关负责官员的一定重视。
3月底，中情局完成了对苏联地对空导弹射程和命中率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证实了空军有关苏联SAM导弹正成为U-2侦察机最大威胁的论点。对此，比塞尔在1967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说：“对苏联地对空导弹的评估结果表明，苏联导弹当时的确能够到达U-2侦察机的飞行高度。”
当中情局的报告交到比塞尔手中时，他早已经制定出了U-2侦察机下一次的侦察飞行计划，而此时的美国政府正在筹划5月份的巴黎会议。艾森豪威尔在2月中旬就开始考虑批准下一次的U-2侦察飞行了。在杜勒斯、比塞尔和杜立特的请求下，总统重新审核了他们所建议的侦察飞行计划。3月初，艾森豪威尔在杜勒斯的一再敦促下最终批准了这组侦察飞行，但规定必须要在月末之前完成。可是由于美国在说服巴基斯坦在白夏瓦提供一个起飞机场的问题上遇到了阻碍，所以比塞尔请求总统推迟进行侦察飞行的截止日期，艾森豪威尔在3月28日同意了比塞尔的这一请求并将时间底线推迟到了4月10日。同时，总统还批准了第二次侦察飞行，但第二次飞行必须要在4月19日之前完成。由于天气和其他因素，截止日期又再次被延迟到了5月1日。
第一次侦察飞行在4月9日开始执行，美国本希望通过这次侦察飞行彻底弄清苏联军事力量的有关情况。鲍勃·爱瑞克森是执行此次代号为“大满贯”任务的飞行员，按计划他将驾驶着U-2侦察机对苏联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基地、图拉坦导弹实验基地和萨利·萨甘雷达集结站三处敏感的军事基地进行侦察飞行。
美国人希望U-2侦察机能从白夏瓦起飞，并经由阿富汗秘密进入苏联南部领空，但实践证明他们的算盘打错了。U-2侦察机上的仪表显示在爱瑞克森刚刚进入苏领空的时候，苏军的雷达就发现了目标，并使用各种型号的苏联战斗机对爱瑞克森驾驶的U-2侦察机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跟踪，但是这些部分装有空对空导弹的战斗机却无法进入击落U-2侦察机的有效射程。由于害怕苏联飞行技术取得巨大的进步，凯利·约翰逊在1959年就开始研制新一代的U-2侦察机。这种被称为“U-2C”的新型飞机装备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引擎——普拉特&惠特尼J25-P13。爱瑞克森驾驶的侦察飞机就是这种更新过的机型。普拉特&惠特尼J25-P13引擎虽然比原来的普拉特&惠特尼J-57引擎更重，但是它可以让U-2侦察机更快地在空中爬升，缩短机尾凝结气流存留的时间并可以使飞机在74600英尺的高度翱翔。这些额外的安全措施都帮助了爱瑞克森避开苏联战斗机的追踪，但是当时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苏联防空力量的薄弱与落后。当苏联飞行员得知要追踪入侵者的时候，U-2侦察机通常在苏联飞机升空之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但是，如果苏联能在U-2侦察机的整个飞行过程中对其进行追踪，并拥有能够击落U-2侦察机的新型导弹的话，爱瑞克森的这次飞行将只能是U-2侦察机的最后一次服役了。赫鲁晓夫对爱瑞克森的这次飞行一直念念不忘，他为苏联防空系统指挥官们失掉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为光火。关于爱瑞克森的这次飞行，赫鲁晓夫后来谈到：“我们本来是有机会击落美国的U-2侦察机的，但是当时苏联的防空武装好像都在打盹，他们有点反应滞后。”
但是比塞尔却忽略了爱瑞克森此次侦察飞行所透露出的信息。中情局关于U-2侦察机的历史在回顾爱瑞克森的这次侦察飞行的时候是这样写的：“尽管苏联拦截U-2侦察机的努力失败了，但是他们成功对U-2侦察机进行追踪的事实，已经在警告美国不能再从白夏瓦往苏联境内派遣U-2侦察机了。不幸的是，尽管继续使用U-2侦察机的风险增加，理查德·比塞尔并没有听取停止U-2侦察飞行的合理建议。”
在这一问题上，白宫也难辞其咎。当时，苏联并没有对爱瑞克森的侦察飞行进行任何抗议，这使艾森豪威尔错误地认为苏联人打算对美国的侦察飞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在1959年春取代詹姆斯·克雷恩成为总统科学顾问的哈佛大学化学家乔治·基斯加科夫斯基后来怀疑，苏联人之所以对爱瑞克森的这次飞行缄口不提，是因为他们希望能以此引诱美国继续进行下一次的侦察飞行，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下一次机会中瞅准时机对U-2侦察机下手。乔治在1960年5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沉默实际上是在引诱美国进行下一次侦察飞行。”
比塞尔多年以后仍在为自己忽略了4月9日侦察飞行所透露出的信息而感到懊悔。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即使苏联所有的拦截努力都失败了，爱瑞克森的这次飞行也足以成为一个警告。如果当时能对这一信息足够重视，我们就可能不会再使用U-2侦察机了。可是，当时我们却完全相信了中情局所作出的情报评估，他们的报告认为尽管苏联的地对空导弹能够到达U-2侦察机的飞行高度，但是该导弹只有在6万英尺以下的地方才能充分发挥威力。因为导弹的精确性在6万英尺以上的地方会因为空气的稀薄而急剧下降。我们预料到了苏联人可能会对U-2侦察机发射这种导弹，但是我们相信他们无法对这种导弹进行有效的控制，并运用它来对U-2侦察机实行有效攻击。”
比塞尔的回忆显然回避了空军早在3月14日就发出了更加具体的预警消息的事实。就像比塞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主要的差错在于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忽略。1960年3～4月间，比塞尔将相当的精力都用来解决“科洛纳计划”出现的问题。此时，他还负责着中情局其他的一些秘密行动，这些秘密活动中的一部分使中情局在后来的日子里变得臭名昭著。此外，比塞尔还是研制替代U-2侦察机的新式超音速侦察飞机项目的负责人。即使是对一个像比塞尔这样聪明机灵的人来说，同时负责三个项目的做法也是不明智的，这使得比塞尔负责的所有项目的进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U-2侦察项目上的疏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爱瑞克森驾驶着U-2侦察机在4月9日潜入苏领空的时候，“科洛纳计划”下一次的发射准备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2月份的两次发射失败让所有的人都伤透了心。尽管整个发射计划为对整个卫星系统进行全面检查而不得不延迟了三个月，“发现者九号”和“发现者十号”还是没能进入预定轨道。即使一个民用技术项目的发展都无法承受这样屡次失败的重重压力，更何况是像“科洛纳计划”这样直接承载着整个国家防务压力的项目了。在经历了10次昂贵的失败之后，比塞尔和他的同事们才解决了卫星系统的一部分基本问题。他们仍然不敢指望“雷神-阿吉娜”二级火箭能顺利的将卫星送入轨道，照相机也不停地出问题，返回舱则时常脱轨。
4月15日，比塞尔和普拉默再次为新的发射作好了一切准备。这一次，“雷神”和“阿吉娜”将“发现者十一号”送入了轨道。虽然这次为留出地方安装机械故障排查系统而只装了一半数量的胶卷，但仅有的这一半胶卷都顺利地被拍摄，并被完好地贮藏在返回舱里等待返回地球。仅仅这一项成就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因为这还是照相机和胶卷系统首次同步正常运转。柯达公司研制的能够适应真空条件的聚酯薄膜胶卷是最大的功臣。不幸的是这次发射还是出现了问题：当返回舱同“阿吉娜”分离的时候，帮助返回舱运行到返回地球预定位置的小火箭又一次熄火了。整个返回舱就这样消失在苍茫宇宙中，这真是又一次令人心碎的失败。
就在U-2侦察机的侦察计划和“科洛纳计划”发展到最关键、最需要关注的时候，比塞尔还要腾出精力策划中情局各种颠覆敌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比塞尔在1959年初接受了杜勒斯给予的这项任务，并作为该任务的副手掌管中情局在全球范围内的间谍活动。这些五花八门的间谍活动包括建设海外间谍基地和实施各种秘密侦察行动。活动资金总计1亿多美元，比塞尔和杜勒斯可以对这些资金进行自由支配而无须上报国家预算。这些间谍活动主要是对那些为美国制造麻烦的不友好国家进行干预，如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老挝和刚果。这些间谍活动并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制，因此比塞尔可以使用任何大胆无耻的阴谋，甚至可以安排特工人员对外国领导人进行投毒。在白宫的支持下，1960年初，他们准备毒死一年前掌权并建立了共产党统治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
由于比塞尔曾经参与策划了1954年发生的危地马拉军事政变，因此他在3月17日又向艾森豪威尔提交了一个旨在颠覆古巴现政权的军事政变计划。总统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将其标榜为“秘密颠覆古巴现政权计划”。这一计划后来演变成美国对古巴进行的一系列的间谍活动，这些活动包括1961年的猪湾事件、用会爆炸的雪茄刺杀卡斯特罗和其他一些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暗杀活动。比塞尔还赶在3月末之前秘密去了一趟雅典，他想确认那里的一个中情局高层执行官员吉姆斯·克里弗德是否愿意实施对古巴的计划，结果他被吉姆斯拒绝了。
事后看来，比塞尔当时肩负的责任无疑是太多了。他本该建议总统终止U-2侦察机的侦察飞行，但相反他此时却请求总统将第二次U-2侦察飞行的截止日期推迟到5月1日。安德鲁·古德佩斯特在4月25日的备忘录中记录了批准U-2侦察飞行的这个致命错误：“在和总统协商过后，我通知比塞尔可以进行下一次侦察飞行，但必须要赶在5月1日前进行。5月1日以后不准进行任何侦察飞行。”
尽管是艾森豪威尔最终决定要在这个不适宜的时间将鲍尔弗朗西斯·盖瑞·鲍尔驾驶的U-2侦察机派往苏联，但是总统这样决策无疑是在比塞尔的建议下作出的，并且艾森豪威尔在通知古德佩斯特将飞行截止日期延迟到5月1日的时候，很可能对当时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缺乏一个全面的了解。艾森豪威尔当时以为在受到直接攻击的情形下，U-2侦察机和驾驶员都不可能幸存，这增加了他错误的自信。在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回忆录里，他回忆说中情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坚持认为飞机在被袭击的情况下将会彻底解体，也就是说苏联人不会得到有关美国入侵其领空的任何明确证据。
如果说艾森豪威尔的认识存在偏差，那么似乎没有人告诉过总统胶卷将可能在飞机失事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肯定会泄露U-2侦察机的来源和它侦察飞行的性质。比塞尔在回忆录中论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明确说明总统对这一点到底知情多少。
“早在1960年初就有迹象表明苏联人在防空技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决策层面开始认真考虑U-2侦察机被击落的可能性。我们告诉总统如果飞机被击中，飞行员幸存的可能性很小。我们的理由是U-2侦察机是一种类似于滑翔机的轻型飞机，它在遭到重创的情况下会完全解体，所以我们认为一旦飞机被击落在苏联境内，苏联人得到的将是飞机的残骸。至于一次擦边的攻击会使飞机失灵并导致飞行员安全跳伞逃生的可能性我们并没有给予充分考虑。”
“大家一致认为即使飞机被击中，飞机上的胶卷也会安然无恙。胶卷是很难被毁坏的，因为在它们的外部包有防燃层，并且它们可以从10000米的高空坠下而安然无损。我们都知道在飞机失事后经常会有大量的胶卷散落在地面上，它们真的很难被损坏。”
当古德佩斯特在1999年被问及，艾森豪威尔在批准鲍尔的侦察飞行之前，是否清楚空军的警告时，他回答说：“我想总统并不知道，至少不是十分具体的了解。总的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U-2侦察飞行的风险会越来越大，因为苏联迟早都会具备击落U-2侦察机的能力，但是我想，如果当时在总统办公室讨论时提醒这一点的话，我是会有印象的。可是我不记得有人这么做过，虽然我不能绝对肯定说没有人提醒过，但我可以很大程度上肯定是这样的。”
比塞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似乎认为这一错误完全是艾森豪威尔的责任。他在回忆录中说，没有总统的批准，中情局无权批准U-2侦察飞行。这一点在古德佩斯特4月25日的会议记录中亦有所记载，因此比塞尔认为艾森豪威尔应该负主要责任。“看起来总统在四国会谈前批准我们进行侦察飞行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但是总统当时的指示是很明确的。我们所有人对U-2侦察飞行一定会安然无事这一点太过自信了。当时的情报认为苏联无法击落我们的侦察飞机，我相信总统是受了这样的影响才作的决定。总统可能认为既然苏联对美国屡次的侦察飞行已经见怪不怪了，那么在会议召开一周还是两周前进行侦察飞行已经没有什么实质区别，所以他批准了延迟飞行的截止日期。”
但是考虑到艾森豪威尔在使用U-2侦察机问题上的异常谨慎，我们很难相信如果艾森豪威尔知道了爱瑞克森的侦察飞行被苏军飞机近距离跟踪，和空军提供的苏联导弹射程及命中率的评估报告后，仍然会批准鲍尔的侦察飞行。似乎并没有人告诉过他苏联极有可能会击落U-2侦察机的威胁正在成为现实。当时巴黎会议召开日期正在快速临近，艾森豪威尔对飞机一旦被击落所可能引发的外交困境本应十分敏感，因为他早在2月2日会见杜勒斯和杜力特的时候就提醒他们要警惕这样的情形。
5月1日星期天，鲍尔开始执行他的侦察飞行任务。这次侦察飞行选择的目标是U-2侦察机自1956年开始服役以来最为大胆的一次。这也许是因为美国当时也意识到了U-2侦察飞行的安全系数在急剧降低，以后可能不再会有任何的U-2飞行侦察了。和以往从哪里开始也在哪里结束的侦察飞行路线不同，这次代号为“大满贯行动”的飞行路线是从南到北飞经苏联中部地区。鲍尔将会拍摄到苏联西北角正处于建设中的普列谢茨克导弹基地，这也是中情局的分析家们一直希望详细了解的地方。此外，鲍尔还将飞经图拉坦的导弹实验基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南部的车里雅宾斯克核试验基地，轰炸机制造中心以及一些其他的军事设施。这一漫长的飞行路线将为苏联人提供足够的时间对U-2侦察机进行跟踪并发射他们最新研制出的地对空导弹。
代号为“大满贯行动”的4154飞行是U-2侦察机进入苏领空执行的第24次侦察飞行。对U-2老牌飞行员鲍尔来说，这次是他第二次深入苏联内陆执行侦察飞行任务。此前，他曾经对中国和苏联边界进行过六次侦察飞行。执行此次任务的U-2侦察机编号是360，这是洛克希德公司在1959年发生U-2侦察机坠毁事故后重新研制出来的一种新机型，这架飞机安装了当时最先进的普拉特&惠特尼发动机。
由于华盛顿到白夏瓦的信号传输出现了问题，鲍尔比原计划延迟了半个小时才起飞。中情局当时的记录显示：飞机起飞后，鲍尔就驾驶飞机向阿富汗方向飞去。按照规范的操作程序，鲍尔在到达66000英尺的高空时打开了飞机上的信号接收系统，这意味着飞机上的各种设备运转正常，整个侦察飞行正按计划进行。
早在美国U-2侦察机还在阿富汗上空时，苏联的雷达系统就发现了目标。耻于三周前没能击落爱瑞克森的U-2侦察机的苏联防空武装正在严阵以待。由于当天是“五一”劳动节，这在苏联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军事飞机来分散苏联防空系统的注意力，而且民用飞机很快就得到避开相关军事禁区的命令。但是鲍尔对此毫不知情，他当时正在飞进专门为跟踪和击落他的座机所设计的一个导弹发射场附近。
“最近美国在我国内陆地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进行了侦察飞行，这是对我们领空主权的悍然侵犯。”赫鲁晓夫回忆说，“我们对这些美国的不速之客感到厌恶和愤怒，我们也受够了这样的侮辱。美国人正在以这样的侦察飞行来嘲笑苏联的无能。好吧，我们现在再也不会手软了。”
4个半小时后，鲍尔飞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是位于乌拉尔山东侧的一条重要的政治和工业中心。1918年，革命爆发后遭到驱逐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就被软禁在这座城市里并最终被布尔什维克处决。如果中情局和飞行专家们知道这里有一条新建的导弹发射台的话，他们是决不会设计这样一条飞行路线的。十分不幸的是，鲍尔和艾森豪威尔并不知道这个发射台的存在。得到消息的苏联空军马上发射了三枚SA-2导弹，第一枚错误地击中了一架正在跟踪U-2侦察机的苏联战斗机，第二枚直接偏离了目标，最后一枚却紧贴着U-2侦察机后面在70500英尺的高空爆炸了。
一个橘红色的火球在飞机周围升起，这时鲍尔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他回忆说：“我当时本能地用左手抓住了喉咙，右手还放在驾驶台上检查着各种仪表，所有的读数都显示正常，引擎也运转正常，只是右边的机翼开始下垂。我拉动操纵杆，非常好，机翼不再下垂了。但是就在这时，机头忽然开始慢慢下沉，当时正确的操作应该是向后拉操纵杆以使机头向上抬升，我这样操作了，但机头还是不断下沉。这时我发现控制绞索损坏了，机尾也不见了，我才明白自己已经无法控制这驾飞机了。”
凯利·约翰逊研制的这种即使在通常情况下也问题迭出、十分脆弱的U-2侦察机开始解体，并向地面坠落。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鲍尔不得不同强大的离心力抗争。由于害怕弹射坐位启动时会伤害自己的双腿，鲍尔将飞机驾驶舱的上罩打开以便跳伞。他事后回忆说自己试图在跳伞之前启动飞机上的自毁装置，但是没想到身体在脱离坐位上安全带的瞬间被抛到驾驶舱外。由于缺少了机舱内的平衡压力，鲍尔身上的飞行服开始自动充气，正像这种飞行服的设计者戴维德克拉克公司的乔·茹塞克丝当初设计的那样。膨胀起来的飞行服虽然救了鲍尔的性命，但也极大地限制了他活动的自由。此时的鲍尔只能通过衣服上的氧气管悬挂在飞机上，因此他已无法接触到飞机上自毁装置的按钮，这个自毁装置毁坏的将是飞机上的胶卷而不是整个飞机。当飞机坠落到离地面不远的高度时，氧气管被扯断了，鲍尔的身体完全同飞机分离，他身上的降落伞自动弹开并最终降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外的一个集体农场里。鲍尔很快就被到来的苏联人俘获，此时飞机残骸里剩下的东西远远要比华盛顿的专家们所预料的还多得多。
鲍尔没有按时返航的消息马上传到了华盛顿。在家中得知这一消息的古德佩斯特马上给正在戴维营度假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打了电话，他通知总统说：“我们的侦察飞机没有按时返回，很可能已经被苏联人击落了。”迈克尔·贝施洛斯曾经写过一本关此次U-2侦察机坠落事件的书，他在书中详细记录了总统和古德佩斯特5月1日的通话细节。古德佩斯特向总统提到，以前有报告指出U-2侦察机极有可能被击落在苏联境内，现在看来这种可怕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也许你的猜测是对的，”总统回答。
但是艾森豪威尔和美国的官员们不会知道，赫鲁晓夫这次不但得到了可用于向全世界展示的美国U-2侦察机的残骸，而且还活捉了美国的飞行员鲍尔。赫鲁晓夫利用比塞尔的判断失误，不经意间为美国设置了一个陷阱。苏联公开谴责了美国的这次侦察飞行，但为了误导美国人，他们并没有透露生擒鲍尔的消息。“我们当时的意图就是为了迷惑美国政府，”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
早在1956年6月，埃德温·兰德和吉姆·詹姆斯·克雷恩曾经就万一U-2侦察机被击落在苏联领土上，提出了该如何善后处理的相关建议，但比塞尔没有给予重视，相反他却和中情局一起对总统隐瞒了这一点。在兰德和詹姆斯·克雷恩的建议下，艾森豪威尔告诉外界，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进行气候观察的一架飞机在土耳其与苏联接壤的地区失踪。兰德和詹姆斯·克雷恩告诉总统，决不能承认是政府的失察导致了这次事故，更不能告诉大众为了防止受到突然袭击，美国一直在使用U-2侦察机进行侦察飞行。
这个策略简便易行，但是却对公众撒下了弥天大谎。
白宫当时的一份秘密简报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细节：“政府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告诉外界，说美国一架U-2侦察机从土耳其的亚达那起飞去执行一项气候观测任务，主要目的是搜集与气流研究相关的信息。在飞机飞至土耳其东南方向的时候，飞行员报告说飞机上的氧气供应出现了问题。0700Z地面联络站收到了该飞机最后的求助消息。但该飞机没有按时返航亚达那，现在看来飞机可能已经坠毁。目前政府正组织搜救队伍在瓦纳尔湖附近展开搜索。”
虽然美国的记者和历史学家经常把政府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中的做法视为典型的欺骗行为，但是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处理U-2事件中的撒谎行为可能是政府欺骗民众的肇端。这一事件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它开启了政府公然欺瞒民众的先例，这让很多美国人开始怀疑到底是否应该相信他们的领导人。
对鲍尔被俘仍一无所知的美国政府，委派了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的一个发言人向民众发布这个弥天大谎，紧接着国务院发言人林肯·怀特在这一天的晚些时候也向外界证实了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的消息。他十分逼真地告诉记者们，飞行员曾向地面指挥部发回求救信号，报告自己的氧气输送系统发生了故障。怀特说：“供氧设备极可能出现了问题，这使飞行员最后失去了知觉，飞机在自动驾驶的情况下飞行了很长的一段距离，并可能最终闯入了苏联领空。”
《纽约时报》的杰克·雷蒙德转述了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对U-2事件的解释：“飞机出事时正在大约5.5万英尺的高空中飞行。当时这架U-2侦察机正在土耳其瓦纳尔湖上空进行气象观测，这一观测任务是从1956年开始实施的全球气象观测项目的组成部分。”艾森豪威尔后来向国会解释说，他是在当时得到比塞尔和他同事们的保证后才批准政府这么做的，当时比塞尔和他的同事们告诉总统，这样的编造不会露出任何马脚。艾森豪威尔说：“我们本应该在这么做之前再仔细考虑一下的。”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已经准备好了全力反击。他后来回忆说：“只要美国人认为飞行员已经遇难，他们编造的故事就不会露出马脚。他们可以编造说飞机不幸偏离了正常航线，因此在靠近苏联边界的山顶被击落。”5月7日星期六，赫鲁晓夫兴高采烈地宣布，苏联已经抓获了美国U-2侦察机飞行员鲍尔，并且鲍尔也已经承认，此次飞行是对从阿富汗到挪威沿线的苏联重要军事基地的一次侦察飞行。
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马上传遍了整个世界。在几天缄口不语之后，手足无措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才在一个晚上作出了反应，他们证实了此次U-2飞行的确是一次侦察飞行，但坚决否认是华盛顿批准了这次飞行。
这种幼稚的反应是华盛顿的一群高级官员花了整个星期六下午一起讨论才研究出来的。参与讨论的官员包括刚刚从总统处得知真相的国务卿赫特，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并不像是受到U-2侦察机事件困扰的样子，他当时正在盖茨堡度周末。艾森豪威尔在打给赫特的电话中讨论了政府对策之后又告诉古德佩斯特，他非常害怕这么做会一错再错。事实证明了总统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由于U-2事件而威信扫地的林肯·怀特，被再次派出负责向舆论界通报政府修改过的故事。他又撒了一个大谎，这个谎言至今仍是美国政府有据可查的几个弥天大谎之一。他告诉记者们说：“总统主持进行的质询会结果表明，华盛顿根本就没有批准像赫鲁晓夫描述的那种侦察飞行。”
否认这次侦察飞行得到官方批准的怀特接着透露道，为了获得铁幕后的情报信息，一些其他机构很可能会使用民用U-2侦察机对苏联进行所谓的侦察飞行。
《纽约时报》华盛顿地区的行政总裁吉姆斯·莱斯顿在首版新闻上对政府的反应进行了报道，他的报道十分确切地表现了政府在整个U-2事件表态上的尴尬转变。
“美国政府今晚承认一架装有侦察设备的飞机可能飞入了苏联领空。但是官员们强调华盛顿并没有正式批准过这样的侦察飞行。至于到底是谁批准了这次侦察飞行，官员们则拒绝透露。如果U-2侦察飞行真的没有得到华盛顿的官方许可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是中东或欧洲地区的某个机构批准了这项任务。”
美国政府给出的解释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一个苍白无力的辩解，甚至就是一个弥天大谎，但政府如此反应所透露出的信息还是很明确的，有关此次侦察飞行未经官方许可的说法是十分荒唐的。这只能给外界以总统工作失职的印象。而艾森豪威尔整个周六都在盖茨堡打高尔夫球的事实也只能让公众认为他对此事漠不关心。
莱斯顿对艾森豪威尔策划并批准了U-2侦察机秘密侦察飞行的事实毫不知情，因此他在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击了那些指责总统的言论：“关键问题是总统被蒙在鼓里。有人先是瞒过了雪曼·亚当斯，然后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下面又越过了其他什么人，很可能是艾伦·杜勒斯，当然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沃尔特·利浦曼在《纽约先锋论坛报》上发表了相关评论，他写道：“政府一直拒绝承认批准了此次侦察飞行，只能使自己陷入无所作为的泥沼中。”
美国政府对U-2事件的一系列失当反应，简直就是三年前苏联卫星发射成功那种惊惶举措的重演。公众的疑虑在整个周日都在加深，莱斯顿报道说：“这真是一个悲哀混乱的华盛顿之夜，到处都充斥着民众对政府的失职、失误的判断和令其信誉扫地的指责。”
“对美国来说，被苏联击落侦察飞机，并试图通过政府的拙劣表演来掩饰事实，这些做法是令人失望和颜面尽失的。”
艾森豪威尔在周一上午怀着黯淡的心情开始了工作。他告诉自己的秘书安·威特曼说：“我真想辞职。”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总统在整个上午都显得十分沮丧，但是下午他又变成原来那个坚定无畏的艾森豪威尔了，他已经准备好了迎接坏消息，并打算不再沉溺在痛苦之中，而要一直向前看。
副总统尼克松和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为赫特采取的躲闪策略吃尽了苦头。盖茨在周一早上打电话给国务卿赫特抱怨说应该有人为此项策略负责。一小时后，尼克松也打电话给赫特强调这一点，尼克松直言不讳地警告说，总统对侦察飞行不知情的宣称只能让外界认为，他们的总统甚至在战争就要爆发时也还会被蒙在鼓里。
就在尼克松和盖茨给赫特打电话的间隙，总统也打来电话说，或许杜勒斯应该发表这样一个声明：总统希望政府搜集有关苏联军事力量的相关情报，并充分意识到这样的侦察需要使用不寻常的手段。
这天晚一些时候，华盛顿向记者承认，为了防止突袭而一直在对苏进行飞行侦察。赫特仍在试图平息骚动。对美国民众来说，政府的这种表态的后果是爆炸性的，因为这无疑承认了政府在和平时期还在进行间谍活动的事实。为了保护总统，赫特谎称侦察飞行不需要总统的亲自批准。艾森豪威尔本人也希望赫特能这么说，因为他想与此次的U-2事件保持一点距离，以便于继续同赫鲁晓夫进行会谈并保持自己在自由世界的形象。他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定不能让外界知道是总统批准了这些U-2侦察飞行。
3月11日星期三，艾森豪威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自己对U-2事件的看法。尽管这次新闻发布会的主题应该是U-2事件，但是艾森豪威尔却在谈话中广泛直率地论述了获取可靠情报的必要性。总统的这次讲话是在其任期中对民众首次如此详细地谈论起政府的秘密侦察项目。但是艾森豪威尔并没有明确提到“科洛纳”和其他正在进展的研究项目，所以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明白，他们的总统其实正在谈论自己任期内最雄心勃勃、同时也是最为成功的一个议题。
艾森豪威尔说：“没有人希望珍珠港事件重演。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能对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力量调动和军事设施建设有一定的了解。尤其要特别提防那些可能发动突然袭击的国家。在我任期开始，我们就确定了搜集情报活动所应遵循的各种原则，那就是——我们搜集的情报要用于防止美国受到突然袭击，并协助我们作好各种防御准备。”
在谈到间谍工作的秘密性时，艾森豪威尔说：“这些活动通常都是秘密进行的。总的说来，我们把这些称为地下活动。为了避开其他国家为保护自己的军事秘密而采取的各种措施，间谍侦察活动必须要秘密进行。这些侦察活动同有形透明的政府机构所从事的活动是不同的，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公开的政府机构都不会参与这种秘密的侦察活动。”
“我们也没有通过陆军、海军或空军来进行间谍侦察工作，因为首先我们要避免在执行侦察活动中使用不必要的武力；第二个原因也很明显，我们的武装力量并未被授权去从事这些活动，他们的本职义务是严格遵从政府的调动和指挥。”
在赫鲁晓夫发出要袭击美国侦察飞机基地的威胁后，美苏之间的紧张对立情绪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骤然升级。美国国务卿赫特说华府不会停止侦察飞行，而赫鲁晓夫则与此针锋相对，他警告美国说继续侦察飞行就意味着战争。
退休在家的哈里·杜鲁门认为，此时是民主党人崛起的良机，因此也出来鼓噪说，自己在任期中从未批准过什么侦察飞行。他在芝加哥告诉记者说：“间谍活动是一项肮脏的交易，我可不想牵涉到其中。”他这么说不知道是因为他真的忘了自己早先也批准过对苏联的侦察飞行，还是因为将间谍活动说成是艾森豪威尔和共和党人的发明，可以在政治上更加有利可图。
5月15日，出于保护美国军事机密的目的而一直对真相缄口不语的《纽约时报》军事通讯员汉森·白德文发表了一则报道，帮助公众解开了他们关于U-2事件的疑惑。当时，白德文的这篇文章被谨慎地放在周日版，也不是头版上。在这篇文章里，白德文对当时仍为高度机密的U-2侦察机项目的历史作了一个全面具体的综述。此外，白德文还彻底交待了总统与U-2侦察飞行的关系。他写道：“实际上，美国的侦察飞行都是经由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的，中情局只负责具体行动的实施和资金支持。由于只有极少数重要的议员和政府高层官员知道U-2侦察项目的实情，所以秘密被严格保守着。这样看来，华盛顿的高层官员在此次U-2侦察飞行之前对此是否知情，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最起码负责U-2侦察飞行的部门并没有发出任何阻止对苏侦察飞行的指令。”
在5月16日上午召开的巴黎四国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所担心的U-2侦察机坠落到苏联境内引发的外交灾难真的出现了。赫鲁晓夫怒不可遏地告诉艾森豪威尔他将不再被欢迎于6月访问苏联，并声称由于美国拒绝为侦察飞行道歉，所以会议根本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尽管艾森豪威尔最终按照赫鲁晓夫的要求，作出了终止U-2侦察飞行的让步表态，这次巴黎会谈仍在第二天就戛然而止。
和艾森豪威尔原来的希望正好相反，这次巴黎会议不但没有能够消除冷战紧张的对峙情绪，反而将整个世界推向了战争的边缘。尽管白宫声称，是赫鲁晓夫破坏了此次会议的进程，但是美国官员心里很清楚，是U-2事件给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借口。
艾森豪威尔在5月25日全国电视讲话中谈到了U-2事件和巴黎会议。在讲话就要结束的时候，总统向全国观众展示了U-2侦察机所拍摄到的照片。当一张军事基地的照片出现在银幕上时，总统告诉观众说：“这是位于圣地亚哥的北岛海军军事基地。这张照片是U-2侦察机从7万多英尺的高空中拍摄到的。也许你可能无法从屏幕上看得十分确切，但是基地周围停车场地带的这些白线从13英里以外的高空中都清晰可见，虽然这些白线只有大约6英尺宽。”
在对U-2侦察机的侦察成绩大加赞扬后，艾森豪威尔告诉观众：“我们必须记住，U-2侦察飞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对我国国家安全意义重大的情报。坦白地说，U-2侦察机的功绩是无可比拟的。”
鲍尔U-2侦察飞行的失败，对那些研制U-2侦察机和其他侦察设备的莱格霍恩、埃德温·兰德和凯利·约翰逊等人来说，不啻一个巨大的讽刺。因为他们当初的本意是希望U-2侦察机能够帮助稳定冷战局势，却并没有想到，U-2侦察机会以一个如此尴尬的下场退出历史舞台。
至此，美国政府彻底终止了U-2侦察机对苏联的侦察飞行。即使如此，中情局负责人乔治·提纳特在1998年仍高度评价了U-2侦察机的作用，说它“引发了美国情报部门的一场革命”。
根据中情局的统计，U-2侦察机在四年简简单单的服役中，共拍摄了128.5英尺的胶卷，这些胶卷所拍摄到的地区覆盖了约占苏联领土15％的13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奥瑟·伦达尔和其他情报分析专家们正是通过这些侦察照片，才断定美苏之间不存在轰炸机实力上的差别，并且正确预测出苏联并没有大批量生产远程弹道导弹的事实。此外，他们还利用这些侦察照片对苏联核武器项目、炸弹原料生产和武器试验活动等进行监测和跟踪。在U-2侦察机拍摄到的照片的帮助下，五角大楼修改并完善了战时美国轰炸机和导弹应该打击的目标清单，并且对其他战略意义重大的苏联雷达集结站、机场和防御基地等进行了准确的定位。
就在鲍尔的飞机被击落不久前，杜勒斯在回顾U-2侦察项目的时候还称赞道：“U-2侦察机的可靠性、准确性和发现隐蔽军事目标的灵敏性都是一流的。所有的军事专家、科学家和那些曾经主管国防安全的高层官员都一致认为，U-2侦察机进行的侦察飞行是极其有价值的。”
杜勒斯在1960年5月末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告诉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们说，U-2侦察机的侦察飞行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任何国家所能进行的最成功、最有价值的情报搜集活动。
尽管杜勒斯的评价不假，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艾森豪威尔已经下令终止U-2侦察机的侦察飞行，这使美国失去了侦察苏联腹地的惟一法宝。当比塞尔仍被U-2事件的余波困扰时，他也不得不将精力重新投入到“科洛纳计划”当中，因为在鲍尔的飞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坠落的那一瞬间，就决定了侦察卫星项目将当之无愧地成为华盛顿优先发展的项目。
5月24日，白宫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几个内阁成员都强调加快发展侦察卫星项目的必要性。尽管为了保密考虑，大家都没有对“科洛纳计划”指名道姓。
“国务卿赫特发言说希望我们的卫星项目能够快速发展，”会议记录这样写道，“当法国总统戴高乐揶揄赫鲁晓夫说，苏联的航空器一天要经过巴黎上空16到18次时，赫氏的反应很出人意料。他表态说自己并不介意有多少外国卫星飞经苏联领空。赫特说在U-2侦察机停用之后，如果我们的盟国知道美国会使用一种新的侦察技术替代的话，他们会感到很安全。总统赞成国务卿的看法，并补充说赫鲁晓夫在巴黎会议上说过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卫星去了解苏联的情况。”
尽管此时公开秘密卫星项目有助于抚慰人们的焦虑心情，并有助于抵消认为终止使用U-2侦察机将对美国情报搜集造成巨大打击的想法，但艾森豪威尔还是反对将“科洛纳计划”公之于众。“至于应该如何应对外界对侦察卫星项目可能提出的问题，”会议记录继续写道，“总统认为政府官员们完全无须回答一些白痴提出的问题。他认为只需引用赫鲁晓夫在巴黎会议上的陈述就已经足够了。如果我们对侦察卫星项目透露得太多，一些有关卫星其他功能的秘密情报就不能保密了。”
艾森豪威尔还注意到，苏联并没有对美国国家航天及太空总署于4月1日发射的气候探测卫星作出任何反应。这颗气候探测卫星的主要功能是，拍摄苏联上空云层的活动情况并通过电视信号将照片传送回地球。该卫星上的照相机系统远远不如“科洛纳计划”中所使用的照相机系统先进，而且这颗气候探测卫星也没有任何的军事意义，更不要说卫星上使用的电信传输技术根本无法产生清晰的照片了。但是它的发射成功还是证明，太空拍摄的照片有可能通过电信传输回到地球，即使现在使用的这个系统是十分简单而粗糙的。
白宫会议最后决定要对各种卫星项目进展情况进行审查，并由此决定是否加快某些项目的发展。盖茨说，为了加快这些项目的发展还需要增拨4000万美元的资金。艾森豪威尔指示他的科学顾问基斯加科夫斯基负责卫星项目审查的具体工作，并要他及时向自己汇报情况。
但不争的事实是，中情局和五角大楼的大部分卫星项目当时都举步维艰。惟一有希望成功的项目是空军负责的能早期预警世界导弹发射的卫星系统。这个原名“哨兵”的卫星系统后来被改称为防御导弹预警系统，该系统通过红外线传感器来侦察导弹发射时产生的强烈火焰，以达到预警目的。巧合的是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白宫召开会议的那天，“宇宙神”火箭在卡纳维埃拉尔角将美国第一颗防御导弹预警卫星送入轨道。这颗卫星在赤道轨道上运行，而且在围绕地球运转的时候并不经过苏联领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