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与困难赛跑 第二章 战略情报的起源 第三章 聚焦圣莫尼卡 第四章 无所不能 第五章 我想我发现了你要找的飞机 第六章 命中注定的任务 第七章 纸飞机 第八章 初露锋芒 第九章 勇敢地追逐 第十章 实用主义 第十一章 创造科洛纳 第十二章 埋头苦干 第十三章 心力交瘁 第十四章 返回舱安全返回 第十五章 各司其职精益求精第一章 与困难赛跑
哈尔·奥斯汀一直以为：他会驾驶美国战斗机飞入苏联领空。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首次飞行将是极不体面的，这两个城市有可能在美国核攻击中化为灰烬。这并非核战争狂式的幻想，这是他的工作性质。
作为SAC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名侦察机飞行员，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若冷战达到白热化，依常规，他将是首批驾轰炸机飞入莫斯科的美军飞行员之一，并用大功率照相机拍摄地面的破坏状况。不管驻营何处，奥斯汀每周都会谨慎地回顾自己受命于紧急作战命令SAC的角色（紧急作战命令是假设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的几个小时中SAC军事行动的绝密计划）。虽然每日的工作只是训练其他飞行员、教授他们飞行技巧，奥斯汀明白他的最终任务——驾机穿越核爆炸风暴，去摸清苏联首都周围预定的轰炸目标上还残留些什么，这简直难以想像。
他的想法在1954年5月8日被彻底击碎了。那个周六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朦胧地拂过伦敦西部连绵起伏的乡村时，奥斯汀和他的两个同事被召到临时驻地——菲尔福特皇家空军基地参加临时会议。他们身穿飞行服，以为又将开始一个普通的飞行日，空军司令官乔·普莱斯顿上校却将他们单独领到了一个装修简单的小会议室里。在那里，两个素未谋面的SAC上校：一位作战参谋，一位情报官，请他们落座，并带给他们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那天，这三个飞行员得知，他们将要飞入苏联拍摄其北部边境的军用机场。他们将会远离盟国领空几百英里，并需依命令关闭无线通讯设备。如果他们被击落，美国政府将否认这次行动，也不会作出任何努力去营救他们。
当其中的一位上校在桌子上展开一幅窄窄的长条形的地图时，他们已明白，毫无疑问，他们将冒险沿着冷战时期最危险的前线飞行。在地图上，那是一条“长廊”，起自巴伦支海，向东南从苏联摩尔曼斯克港穿过科拉半岛和白海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然而，即使在偏远的北极地区，也散布着苏联空海军基地和空军防御部队。
这三个第91战略侦察联队的成员，凑身去看地图：九个军用机场被标在他们的飞行计划内。两位上校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拍摄这些基地，但奥斯汀揣测，肯定是SAC的战争策划者们需要了解关于目标的最新情报。引航员万斯·海维林审视这一窄条纸片时，他明白它为什么只有这么小：如果飞机在苏联境内被击落，他就得把地图搓成小球，并在他们被俘虏之前咽下它。
依照当时盛行的残酷的冷战法则，这是一次必要的情报搜集任务。美国必须经常修订战争计划，并监听苏联西北边境的警戒航线，以摸清它是否正在集结军队，准备突袭。了解那个地区的飞机状况也会有助于SAC确定如何对抗苏联空军防御部队，由此确保美国轰炸机能接近苏联腹地的轰炸目标。奥斯汀那架野心勃勃的RB-47E，六引擎喷气式侦察机，能以600多英里的时速在4万英尺的高空巡游，远在苏产米格-15战斗机的飞行高度之上——他们以为苏联驻于那个地区的侦察机是米格-15。上校告诉这些飞行员，苏联最先进的战斗机米格-17比米格-15飞得更高更快，可能足以拦截美国飞机，但这种新型战斗机仍在试验中，并且不可能在他们经过的区域被投入使用。
事实上，此次飞行计划是一场风险极高的赌博，这次下注的结果极可能是奥斯汀和他的战友们命归阴曹，或是被投进西伯利亚监狱。一旦美机闯入苏联领空，它们能否再飞出来就毫无保证，这次飞行甚至还可能加剧美苏冲突。
根据国际法和战争原则，此次对苏联领空有计划的侵犯可谓侵略行为，极有可能会给克里姆林宫提供足够的理由，以实施对美的报复性攻击。艾森豪威尔总统十分清楚这一点，因此，他需要严格控制美空军在苏联境内的飞行，并且坚持要求大多数此类行动都必须事先经他批准。在其任期内，他告诉五角大楼的高层文官和军事领导们，一旦苏联飞机侵犯美领空，他将以最快的速度向国会要求对苏宣战（没有任何其他消息能让他行动得更快）。
哈尔·奥斯汀，是土生土长的俄克拉荷马州斯威特沃特人，29岁，优秀的SAC战士，从事着不可宽恕的核战争的准备工作，他飞行技术高超，且视飞行如生命。奥斯汀被中校选入精英飞行组，帮助其他飞行员达到SAC规定的驾驭RB-47E的要求。这些飞机是新近用于侦察工作的。
1954年5月8日上午，奥斯汀检视了他的飞机，发现它很正常，非常适合此次冒险行动：后掠翼的机身，配有六个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J-47引擎，每个都能产生7 200磅的推进力，最高时速610英里，最远飞行里程3 500英里，最高飞行高度4万英尺，是高空远距离侦察飞行的理想选择。
这种型号的侦察机并非用来携带炸弹，而是用来携带照相机的。机上配置了通常能容纳一颗原子弹的炸弹仓，用于存放照相机，以拍摄地面设施。机上的其他照相机将拍录下飞行中雷达的显示情况。这种照相系统不仅能让SAC了解到苏联在北极地区的基地和战斗机分布状况，还可以提供连续的雷达信号，有助于日后引导飞行员在夜间或恶劣天气里飞行时顺利到达指定地点。
和大多数20世纪50年代的轰炸机一样，奥斯汀的RB-47E武器装备也极简单。尾部装有两门大炮，只有当副驾驶员转过身正对着机尾时，才能遥控操作它们。侦察机飞行员都明白，这些枪炮是靠不住的，在对抗全副武装的灵活的战斗机时，这些炮火仅能提供微弱的保护。
奥斯汀走进位于机身腹部的升降口，通过一截短梯爬进座舱，坐到前排他熟悉的老地方。来自匹兹堡的副驾驶员卡尔·霍尔特坐在奥斯汀后面。他们中间隔着副驾驶员的驾驶盘。飞行时，他们将被飞行员座舱罩罩住。霍尔特下了一级台阶走进领航室，领航室位于机尾，无窗，塞满了导航设备，包括雷达荧光屏等，只有身边的一条狭窄走道能让他们在飞行中稍微活动一下。
奥斯汀发动引擎，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飞机侧倾在滑行道上，等待控制塔下达起飞命令。上午7点刚过，飞机升空。里奇雷德那些整齐的小村庄尽收眼底，几场春雨过后的英国乡村青翠欲滴。飞机飞过流经牛津、蜿蜒东去的泰晤士河，继续向伦敦飞行。
那天，奥斯汀提前已与两位同伴商定好，由他负责引导飞越北海。飞行计划要求飞机在挪威海岸附近加油，然后从挪威北端继续飞行至摩尔曼斯克北部100英里处。那两个飞行员都以为，届时三架飞机将全部安全返回。
当奥斯汀到达位于挪威西南海岸的港口城市斯塔万格附近的约定地点时，第91战略侦察联队的运油机已恭候多时了。在进行了一段他已烂熟于胸的曼妙的飞行舞蹈之后，奥斯汀将飞机降至加油机下方，然后减速。加油机对准奥斯汀的飞机垂下长长的加油吊杆，探入RB-47E的贮油槽，输油管对接好后，几千加仑的喷气燃料就成功地被输进油箱里。
离开斯塔万格，奥斯汀沿挪威海岸向东北飞行了一个多小时，途经卑尔根和特隆赫姆，很快进入了北极圈。现在，欧洲最北部地区已尽收眼底，这是位于世界顶端的大风肆虐的荒凉地带。在遥远的地球之巅，挪威、芬兰和苏联极不和谐地分布于巴伦支海岸，摩尔曼斯克距挪威和苏联边境不足150英里。
现在到了和同行的另两架飞机道别的时候了，海维林又查看了地图和飞机的航向，前方正是摩尔曼斯克。他把信息传给正将飞机右倾转向东南航线的奥斯汀。当飞机缓缓转向苏联内陆方向时，奥斯汀看到另两架飞机盘旋着，它们的飞行员和副飞行员都很不信任地望着他。奥斯汀紧张地等待着，看他的好助手杰米瓦伦丁能否恢复中断了的信号。然而，信号始终没能恢复，瓦伦丁已被奥斯汀出乎意料的行动弄糊涂了，他大感诧异。
几分钟内，苏联海岸线就进入他的视线了，同时他也越过了苏联领空与国际领空之间的无形的分界线。一路上，奥斯汀都小心驾驶，一路平安无事，但经过了一上午不留痕迹的飞行之后，飞机进入了一片新的气团，它的行踪就完全暴露了，晴朗无云的天空中清晰地留下长长的白色尾迹。苏军根本无须借助雷达系统就能看到一架不明身份的入侵飞机正朝他们飞来。
他们正高度警觉地等待着。奥斯汀并不知道，10天前，三名英国同行，驾着临时驻扎在英格兰东海岸斯科尔索普皇家空军基地的RB-45C，在苏联西部进行了一次夜间飞行。基辅周围的苏空军防御部队试图使用防空火力击落其中的一架，但没有成功。另两架虽然遭遇到苏战斗机的追击，但结果也毫发无伤地逃过一劫。莫斯科司令官们对此次失败的行动大发雷霆，命令整个空军防御系统提高警惕。
海维林打开所有的照相机，奥斯汀保持飞机平行飞行，滑行进入摩尔曼斯克，这个布满沙砾的海港城市是苏联在北极圈的主要渔业和海军中心。飞机正下方，分布着些船坞和苏联人为利用湾流末支温暖的不冻水在此荒凉之所建造的钢筋水泥大厦。苏联最先进的军事设施之一，塞维洛莫斯克潜艇基地就位于通向公海的一条狭窄入海口的不远处。
尽管刚在斯塔万格加满了油，奥斯汀还是依照指示，在到达苏联海岸附近时，将飞机升至4万英尺。由于重量和高度的限制，飞行速度降到了510英里每小时。在早晨听取任务安排时，考虑到在进入苏联领空后，有可能会失去速度方面的优势，奥斯汀曾对这个高度提出质疑。当RB-47E经过首批目标即摩尔曼斯克外的两个机场时，并未发现任何抵抗的迹象。但是当他们完成了对第二个基地的拍摄后，霍尔特注意到三架战斗机正朝他们飞来。那些飞机渐渐接近却未作任何攻击。显然，他们是想爬上高空看清入侵者的真面目。
奥斯汀、霍尔特和海维林自信他们的高度和速度足以使自己免受攻击，所以决定继续执行任务。第一批苏军飞机飞回基地去了，第二批，接着第三批相继出现，但依然在美机下面掠过，处于射程之外。奥斯汀继续越过白海飞往阿尔汉格尔斯克，拍摄下另外好几个机场。正在这时，又有六架战斗机出现了，迅速爬向他们飞机的侦察机。当它们越来越近时，奥斯汀断定前来的正是米格－17战斗机。
奥斯汀命令霍尔特解开安全带，以便随时转身观察苏机的行动，并且调整好炮火，准备射击。霍尔特刚调好机炮，奥斯汀就看到圆形曳光弹在飞机上下划过。所有关于此机坚不可摧的幻想顷刻间消失了：“我们已被确认为敌机，他们随时可能会把我们击落。”他说。
他预测下一轮攻击目标将是他们飞机的排气管，便让霍尔特用大炮反击。这个副飞行员刚发射了两三枚炮弹，机炮就发生了故障。但这短暂的还击却也已迫使追踪者离开了美机后方的最佳攻击位置。但如果从侧面呈三四十度射击，苏机就完全可以击中或摧毁美机。
奥斯汀大叫道：“去他妈的4万英尺，我要下降了。”鉴于在此高度上，侦察机面对性能优越的苏机毫无防御能力，他决定降至37 000英尺，以提高速度。“我拉下了机头，”他回忆说。为了逃脱苏机的追击，他猛打那六个控制着飞机引擎的节流阀。
高度下降之后，飞机提速至每小时550英里，那时奥斯汀想，他可能已逃过了追击，便驾机转向下一个机场。当他正向左45度偏转时，一颗炮弹击中了左机翼顶部距机身约8英尺的地方，飞机剧烈颤抖起来。炮弹爆炸时产生的冲击力把机翼顶炸出了一个锯齿状的大洞，机身前端的主轮井和主油箱也被击穿了好多个洞，最大的足以塞进一个足球。坐在机翼前端的奥斯汀和霍尔特虽然无法看到损坏情况，但当内部对讲系统突然被切断时，他们明白自己肯定是被击中了。一直试图赶上美机的苏机很可能是缺油了，当RB-47E加速时，它们停止了追击。海维林迅速推算出，侦察计划中的最后一个机场正好位于他们飞向芬兰的出逃路线上，因此，奥斯汀朝着东南向此目标飞去，在拍下需要的东西后，他们就拼命地朝边界飞去。
飞到芬兰大约需要20分钟，最后经过的是卡累利阿那片苏芬两国争夺了几个世纪的分布着湖泊、松林和木教堂的土地。在这些美国人进入芬兰领空之前，苏机在苏芬边界发起了又一次进攻。三架战斗机突然闯入视野：为首的在右侧与美机并行，距离近到奥斯汀能够看清那个飞行员的脑袋。有几分钟——在奥斯汀看来，似乎是永无尽头——这几架飞机与他们并排而行，美苏飞行员几乎可以彼此对视了。苏机一直追至他们进了芬兰领空后才最终消失在视线之外。
机油将尽时，他们在英格兰附近启用了附油箱，奥斯汀决定靠它飞回费尔福德。当他停下那架伤痕累累的飞机，熄灭引擎时，看到特遣部队所有人都聚在一起迎接他们。他们已比计划的返航时间晚了90分钟。一位地面同事看到那个大洞，惊呼：“天哪，你们肯定是撞了只大鸟。”
第二天，瑞典国防部抱怨说昨日有几架飞机擅入该国领空。国防部的报告称，那些飞机都飞得很高，穿过瑞典向西进入了芬兰，身份不明。5月15日，赫尔辛基一家报纸报道说5月8日，在芬兰北部领空发生了一次空战，交战双方很可能是美苏两国。
美国空军坚决否认有此类事件发生，坚持说美机从未到过该地区。满怀惊奇地目睹了奥斯汀飞向苏联海岸线的杰米·瓦伦丁很清楚这一点，但他也不清楚奥斯汀和他的同伴下落如何。此次飞行后不久，当他和奥斯汀在费尔福德一家酒吧喝酒时，他仍然震惊不已。“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问奥斯汀。奥斯汀呷着酒说：“永远别再让我碰到那样的事了。”
瓦伦丁不清楚具体情况，但他也不妨代表艾森豪威尔说，派老式飞机进入苏联收集情报实在是太危险了，必须找到更安全的办法。
甚至无须奥斯汀的这次冒险作例证，华盛顿也明白，美国必须加快行动，以发明收集苏军情报的新技术。1954年，39岁的加德纳是空军部长哈罗德·E.塔尔博特的特别助理。全华盛顿没有人比他更粗鲁暴躁，也没有谁比他更担心美国会在洲际导弹和更小却威力更大的核武器方面落到苏联后面。加德纳一贯孜孜不倦地支持加快生产美国自己的先进武器和侦察系统。当奥斯汀死里逃生的时候，加德纳正竭尽全力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加紧行动。
加德纳于1915年8月24日出生于威尔士加笛夫，12岁时移民美国，在加利福尼亚长大。后来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工程学，还是奥运级的水球运动员。他在南加州大学获得了商业学位后，先后在好几家工业公司工作，并于1942年签约到加州理工学院做了研究所的一名管理人员。在帕萨迪纳精英学校，他首次涉足火箭设计——二战时曾为美国秘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效力。战后，他受雇于通用轮胎橡胶公司任高级行政官。三年后，即1948年，加德纳辞职创办了海肯制造公司，一家离南帕萨迪纳里玫瑰球场不远的电子和光学公司。
加德纳的精力充沛和无视权威是出了名的。到1953年他加入艾森豪威尔总统政府时，他已被认为是冷静、刚愎自用的工程师、企业家和革新者，这可是名副其实。全然不顾来自空军统帅部和五角大楼的官僚们的威胁，他几乎是立即就开始了导弹研制计划，尽管这些计划组织欠佳，资金匮乏，而且通常被那些目光只盯着飞机，看不到空军有涉足太空之必要的将军们所忽视。身着剪裁考究的套装，胸袋里夸耀性地装着折叠手帕的加德纳，根本不屑于去说服那些扛三星的将军们，他也不想利用塔尔博特部长办公室的影响力来对抗反对派。于是，加德纳到五角大楼不久，就产生了许多关于他这个“婊子养的”“讨厌鬼”的谣传。
华盛顿一直搞不到苏联关于设计研制新式武器，包括导弹和喷气式远距离轰炸机的进展情况的可靠消息，这让加德纳忧心忡忡。和越来越多的官员一样，他也相信苏联很可能正在谋划对美国实施原子弹突袭。很多研究所提供的这种攻击很快就会变为可能的证据，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中那些清楚美国根本无力抵抗官员来说，这种威胁变成了强烈的恐惧。搬到华盛顿几个月后，加德纳看到空军研究中心兰德公司的关于美国境内SAC基地之弱点的秘密报告时，他所有的忧虑得到了证实。空军委托他们考察苏联核空袭对美国现有反攻击防御力量可能的破坏程度。根据对苏军事力量增长的最高估计，兰德公司预测1956年苏联如果对美国发动偷袭所带来的可能性后果。他们检查了高低空进攻路径，审查了美国雷达操作系统，计算出从监测到苏机到通知五角大楼所需的时间，以及抵御苏联轰炸机的第一套方案。
1953年4月15日发表的那份报告强烈地震撼了加德纳和华盛顿的其他官员。防御力极弱的SAC基地，连同它们那些集中的飞机、修理库、燃料库和飞行员营房都是核攻击的理想目标。如果苏联轰炸机在某个夏季周日黎明前攻击这些防御不力的设施，并作最大限度停留的话，可以想像，SAC基地肯定会遭受重创。报告指出：“敌人有能力用相对很低的代价破坏SAC主要的防御能力。”兰德公司预计，只需要用50颗原子弹，苏联就可以摧毁SAC2/3甚至更多的轰炸机和侦察机。
这个观点既明确又惊人：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有可能遭到外国攻击，而且在被打击之后根本无力反击，至少很难实施反击。即使是在二战时期最黯淡的日子里，当欧洲陷落纳粹之手，日本在太平洋飞扬跋扈时，美国大陆还依然能免于外部入侵或效果不大的军事打击。核武器和远距离轰炸机的出现完全消解了这种安全性。美国完全可能遭受一场具有强大破坏力的突袭。而这样的突袭会让人觉得珍珠港事件不过是场小游戏。
加德纳在震惊之余，立即飞往位于奥马哈的SAC总部面见最高司令官柯蒂斯·E.勒梅将军。他还专程回了一趟位于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希望见见校长兼白宫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李·杜布里奇。该委员会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成立于杜鲁门执政期间，专门就科技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但他们并未想要去推动杜鲁门或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进行新的科技尝试。虽然杜布里奇在美国科学界声名显赫，加德纳还是说出了他的想法。他的一个助手文森特·福特后来回忆起加德纳对杜布里奇所说的话：“你忘记了自己对科学和国家的责任，只会一屁股坐在华盛顿昂贵的办公室里，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纳税人的金钱，做了那么多该死的无关紧要的行动——所有这一切都假以科学之名。”加德纳催促杜布里奇研究突袭的威胁性和国家的抵抗能力。他想要真实的报告：“给我真实情况，而不是华盛顿用来哄老百姓的那一套。”
加德纳的言语的可能有些过激，但他的分析是对的。苏联似乎正迫近美国，而政府却在误导人们，使他们过于相信国家的军事和科技优势。美国人只是朦胧地意识到传统的军事和科学理念正迅速被新科技摧毁。喷气引擎轰炸机压缩了美苏之间的时空距离。两国的科学家都充分利用氢弹的爆炸力，开始研制更小且更适合洲际导弹运输的核武器。美苏的尖端火箭技术不久后即可生产出能在几分钟内打击远距离目标用的导弹。
到1954年，冷战威胁、军事科技发展和情报方面的巨大差距已经到了危急关头。苏联掌握了核武器，美国还没有安全可靠的侦察敌方或评断其军事力量的方法，这正是滋生恐惧和动荡因素的土壤。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华盛顿过度地加大防御开支，造成国内建设和军备驻守资源的流失。自从1953年1月入主白宫，开战的可能性就一直压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心上。更糟糕的是，战争的套索越来越紧，那怕是细微的误算或误解都可能会引发一场核战争。面对越来越深刻的恐惧，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3年底的日记中写道：“现在，世界似乎正奔向灾难。”
灾难的形成可追溯到二战时期和1945年7月16日核时代的到来。那天，J.罗伯特·奥本海默和共同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同行们在新墨西哥荒漠里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几周后，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展示了核武器的破坏性力量。约翰·泽西发表在1946年8月31日的《纽约客》上的关于广岛攻击及其后果的报道（后来又印成书出版），让全世界读者都明白了：人类已引爆了最伟大的自然力量，如果不加节制，在赢得战争的同时，也将摧毁整个人类文明。
美国人或许会为他们创造的科技成果感到自豪，或者为在广岛长崎造成的灾难感到羞愧，他们或许还会感激那两颗原子弹，认为它们促使日本早早投降，从而挽救了更多美国人的生命，或者惊骇于牺牲的日本百姓之众。但是，他们对原子时代的来临却无可逃避。一旦苏联终结了美国的核垄断，制造出能运载核武器至远距离的轰炸机，海洋就再也无法保护美国免受外敌侵入。仅仅一个小兵工厂的核武器和几十架能飞到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和其他一些人口密集地区的轰炸机就足够了。
对于美国这个很少经历纷争，且渴望实现在建国时就热衷的威尔逊理想的国家来说，与苏联战时同盟的瓦解是太过迅疾、太突兀了。在今天看来，倘若两国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完全不同，那么在战后继续维持战时的美苏关系也是不甚合理的，但在二战刚结束的当时，产生那种想法并不奇怪。
1945年4月，德国投降。四个月之后，日本投降。民众情绪高涨，连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也被民众的情绪所感染了。8月，他作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受到苏联最高统帅乔吉·朱可夫元帅的邀请，飞往莫斯科共庆胜利。艾森豪威尔总统受到热情款待，他会晤了约瑟夫·斯大林，并与之并肩站在红场列宁墓顶，共同检阅了在克里姆林宫塔墙和圣巴兹尔教堂华丽的洋葱形圆顶下走过的成千上万的苏联民众。当时，群情振奋，艾朱二人私交甚好，前景似乎一片光明。离开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宣称：“我看不到未来有任何会阻碍美苏成为最亲密朋友的东西。”
1953年再回顾那些充满希望的日子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忧伤地说：“这个善良的心愿只维持了一瞬间就灰飞烟灭了。”
对于冷战起源的争论至今不休，且常染上政治信仰的色彩，探寻莫斯科与华盛顿双方的失误和敌对情绪依然充满了诱惑力。但毫无疑问，双方都得对艾森豪威尔总统所描述的友谊之终结负有责任，然而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亦歪曲了历史真相。
纳粹德国失败后留下的欧洲权力真空最易滋生动乱，斯大林不满足于依靠怀柔政策如贸易、地缘接近及文化纽带等来扩大苏联在东欧的影响。正如1997年约翰·刘易斯在他那本充满智慧的、重新审视冷战历史的书《真相大白》中写的那样：斯大林政治的基本出发点是让别国用领土换保护。这就打破了1945年6月26日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中的集体安全理念，及美国领导人的战后期望。华盛顿决定以支持欧洲民主和自由市场，阻止对欧洲大陆的再次军事侵略为手段，捍卫其政治、经济利益。这种态度注定与苏联的扩张莫斯科影响的打算势不两立。但如果斯大林对东欧强施控制的话，两国之间完全可以用一场激烈的战争来取代这场波诡云谲的冷战。
最善意的解释是：历史、地理和理念因素都促使斯大林以建立社会主义阵营的方式来保卫苏联利益。来自西方的侵略——以拿破仑和希特勒为主，曾到达莫斯科市郊，在斯大林经历过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苏联都损失惨重。列宁曾教导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天生的必然动力。”但这些论断，不管斯大林有多么赞同，亦无法为他试图在东欧建立一统的政治军事联盟而开脱。
1946年早期，距德国战败差不多一年了，理想主义开始淡去。2月9日，斯大林发表了战后第一次公开政治声明，那是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可共存及两种体系下战争之不可避免性的冷酷分析。他甚至在莫斯科对共产党领导演说时夸大其辞，这使人大为震惊。2月22日，驻莫斯科大使乔治·凯南向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发送了一封后来被称做“长电报”的加长电报，直言不讳地描述了苏联对美国根深蒂固的敌意。
凯南说：“这里有一股政治力量，狂热地坚信，若要苏联势力长盛不衰，就不能和美国有任何永久的协议。它会乐于且必须打破我们社会内部的和谐，搅乱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破坏我国的国际权利。”
凯南在他1947年匿名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中重述了他所建议的反击方式：在未来40年里，帮助形成美国对外政策。凯南呼吁华盛顿维持世界经济政治力量的平衡，以阻碍苏联在西欧和亚洲扩大影响，抵制苏联扩张。后来，华盛顿将凯南战略转化成为加强美国作用和西欧军事力量，以遏制苏联的理念。这一手段被称之为“遏制政策”。
凯南的电报抵达华盛顿几周之后，英勇的英国战时领袖温斯顿·邱吉尔将已暴露的冲突推演到了公开阶段。3月5日，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西敏大学演讲时，他宣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张铁幕已经笼罩了整个大陆。”
一年后，面对共产主义征服希腊和土耳其的可能性，杜鲁门总统正式承诺美国将帮助全世界自由人民抵制苏联在他们国家强制建立集权制度的行径。向欧洲提供资金，支持经济重建以加强其民主发展的“马歇尔计划”拉开帏幕后三个月，杜鲁门主义就于1947年3月12日出台了。捷克斯洛伐克，惟一一个仍保有自由选举政府权的东欧国家，迫不及待地想加入马歇尔计划，但斯大林阻止了捷克的行动。1948年2月，一场上层领导的更换消除了布拉格加入马歇尔计划的最后一丝幻想。
在此阶段，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威胁基本上是政治的而非军事的，且看起来美国也不会遭到攻击。前战后苏联经济瘫痪，西部城市皆成废墟，近2700万苏联人民丧生于二战，斯大林的整肃更使整个国家风雨飘摇，莫斯科的胜利之师已不复当年之勇。战后裁军后仍保留的450万常备军使苏联仍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力量，但空军、海军力量远逊于此，也缺少能够威胁到美国大陆的远程轰炸机。尽管苏联科学家们正拼命地努力研制原子弹，但至今仍未成功。
接下来的几年里，一切都变了。首先就是1948年6月的柏林封锁——冷战的第一场军事危机，在被分裂的柏林，一切通往西边的公路、铁路、河流全被封锁了，古老的德国首都现在被禁锢在苏联控制圈内。莫斯科希望阻止美、英、法建立独立的西德国家，然而，西方还是向这座城市空投了近一年的食物和燃料。危机加快了华盛顿巩固其在欧洲地位的努力。并没打算挑起战争的斯大林最终于1949年5月妥协，解除了封锁。正是那时，美国及其盟友创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此军事联盟将保障美国对西欧的保护，并于未来40年内向欧洲大陆派驻军队。
1949年8月29日，苏联结束了美国核垄断时代，第一颗苏产原子弹在山米佩拉丁斯克——苏联西部边境哈萨克斯坦大草原上一个偏远的基地试爆成功，它摧毁了方圆4英里以内的所有建筑。正如未来几年内一直困扰华盛顿情报问题的一次预演，直到9月19日，一架空军侦察机从日本飞往阿拉斯加时测到大气中高得异常的辐射能时，美国才得知此试验。其他飞机也证实了这些发现。9月19日傍晚，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大卫·李林塔尔回到他在玛莎葡萄园的度假地时，发现一位委员会官员詹姆斯·麦考马克正在雾气中焦急地等待着他。在一间点着油灯的屋子里，麦考马克告诉了李林塔尔苏联的核试验消息。第二天一早，李林塔尔就飞到华盛顿向杜鲁门总统汇报去了。
苏联突袭美国的危险性开始增加。这个迟来的消息到达华盛顿两周后，中国共产党人结束了革命，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潜在的冷战争斗终于于1950年6月25日变为现实：朝鲜人民军向汉城进攻，其进攻势如破竹。杜鲁门刚准备在密苏里州独立市的家中清静一晚，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就从华盛顿打电话告诉他这一消息，杜鲁门担心，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三天后，汉城被占领。震惊不已的杜鲁门命令美国海军赶去保护韩国，联合国亦在同日授权以武力对抗朝鲜。受美驻亚洲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悲观预言的影响，6月30日杜鲁门总统同意出动地面部队。朝鲜人民军被控制在离南部尚远的地方——釜山港之外，这里已变成战区和驻朝鲜半岛美军的供应中心。9月中旬，7万名第十兵团士兵在朝鲜海岸仁川以水陆两种方式登陆，实施麦克阿瑟从阵线后方进攻的大胆军事计划。这次登陆非常成功，几日内就包围了过半的朝鲜人民军，夺回了汉城。战争看似已胜，但麦克阿瑟计划继续向北推进，以碰碰运气。然而感恩节后第二天，中国却出其不意地派遣首批共26万志愿军队入朝参战。
美国侵略军被赶回到战前南北朝鲜分界线“三八线”以南，但是双方都未能在战斗中取得决定性进展，战争很快陷入了令士气备受挫败的僵局。1953年7月27日，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第六个月，也就是斯大林逝世四个月后，才终于签订了停战协定。
朝鲜战争彻底打碎了美国关于世界新秩序的任何幻想，冷战拖延不决且日渐棘手，在亚洲和欧洲还将会有武装冲突。最糟糕的是：1953年，苏联正在建造一批能到达美国等目标的高速远程轰炸机，且已显示了在先进核武器设计上堪与美国匹敌的能力。
7月30日，莫斯科一名美国使馆军事专员侦察到一架苏联轰炸机停在首都南部拉明斯克机场停机坪上。机场附属于玛雅克斯拉夫航空设计局，苏联新式战斗机的诞生地。这架大飞机引人注目的原因如下：它是莫斯科首架喷气式重型轰炸机，后掠式机翼和其他空气动力特点都展示了比美国专家预想的更先进的设计技巧。以美英设计为基础制造军事飞机多年之后，莫斯科现在已经有了国产的喷气式轰炸机，而且它似乎与美国最新式的轰炸机水平相当。
新飞机与先前在苏联轰炸机队看到的那些截然不同。莫斯科在50年代早期就加快了涡轮螺旋桨飞机的生产。被北约命名为“獾”的图波列夫16是用来执行在欧洲范围内的中程任务的，飞不到美国。图波列夫95，或称做“熊”，它的航程更远——7 800海里，足够到达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但正如所有的涡轮螺旋桨飞机样，它速度极慢，飞到美国目标处要超过15个小时。
新式轰炸机“玛雅克斯拉夫4号”或叫做“野牛”，和刚在西雅图波音飞机制造厂投入生产的美国的B-52轰炸机差不多。“野牛”配有四个喷气式引擎，最高飞行时速560英里，能携带1万磅炸药，可连续飞行7 000海里无须加油。其飞行距离和载重量对于运送两颗原子弹到美国东海岸任何地方都绰绰有余。
1953年8月12日，所谓苏联的威胁开始成几何倍数增长。莫斯科试爆了它的第一颗氢弹，或者说核弹。距美国在南太平洋埃尼威托克环岛试爆的第一颗类似的武器还不到9个月。苏联的进展速度使美国官员震惊，他们以为至少要等三四年才能看到苏联的第一颗氢弹。
苏联氢弹的设计者之一安德烈·萨哈罗夫是这样描述在哈萨克试验基地的惊人爆炸：“我们看到一闪，然后一个急剧膨胀的大白球照亮了整个大地。我的眼睛都快要迸出眼眶了，虽然我们几乎被亮光刺瞎双眼，但我还是看到一条紫色尘埃形成的巨大得惊人的尾云。云团变灰了，迅速脱离地面螺旋上升，闪烁着橘红色的光亮。传统的蘑菇云渐渐成型，但与地面相连的茎干却比裂变爆炸照片上显示的粗得多。越来越多的尘埃被吸到茎干底部，飞速扩散。冲击波震耳欲聋，尖利地冲撞向我整个身体。后来渐渐变成延长的、可怕的隆隆声，约30秒后才缓缓平息。几分钟内，云团已占据了半个天空，并变成了不祥的蓝黑色。”
华盛顿和莫斯科聚变武器的发展急剧增大了核战争潜在的破坏性。为创造爆炸能量，采用原子或裂变式原子弹技术聚变两颗原子，比裂变它们要更有效3～4倍。氢弹在设计和工程学理论上能够使氢弹比它们的表亲原子弹更小更轻，但却能产生更大的爆炸力。
实际结果令人惊骇不已。萨哈罗夫亲眼目睹的爆炸及先前的美国实验，都标志着二战中最后的传统空战后的武器革命是如此的超乎想像。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1万磅炸弹的爆炸威力已从5 000磅梯恩梯增至1亿磅梯恩梯，但炸弹的实际重量却并未改变。
甚至体积更小威力更大的武器也被认为是可以实现的。先前关于一颗氢弹重9 000磅的预算很快就被推翻了。到1953年底，特雷弗·加德纳委派战略导弹评估委员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重审美国导弹现状，他们的报告指出不超过1 500磅的原子弹头不日将被生产出来，体积小到足以用一颗导弹进行洲际发射。
在导弹顶端安置一颗压缩的强有力的核武器疾驶过太空，在30分钟内穿越北极的想法充满了诱惑力。任何掌握此技术的国家都将拥有绝对巨大的军事优势。尽管在1953年，将核弹头安装到洲际弹道飞弹上的前景仍不十分明朗，但苏联已经显示出在火箭技术方面领先美国的迹象。
1944年春，红军西进时，苏联就占领了东德靠近波罗的海岸小岛上的佩纳明德纳粹V-2火箭中心。1946年11月，5 000多名德国技术员及他们的两万名家眷被带到莫斯科立即开始苏联火箭计划。苏联人，在包括谢尔盖·库罗廖夫在内的天才科学家的领导下早在30年代就开始了火箭科研工作，并于1932年在莫斯科成立了火箭研究开发中心。克里姆林宫在1933年8月发射了第一枚火箭。事实上，最早关于火箭的设想出自苏联人康斯坦丁·齐尔考夫斯基。他生于1857年，是一名教师，受朱尔斯·凡尔纳科幻书籍的影响提出了此设想。在1903年的一本只在苏联国内出版过的书中，齐尔考夫斯基描述了如何用液体氧气和氢气作为燃料制造火箭——比美国人罗伯特·H.戈达德提出相同观点早了近20年。但莫斯科生产可靠火箭并用之于战争的努力由于1937年库罗廖夫参与反苏活动被捕入狱而被暂时搁置起来。
战后，库罗廖夫被释放，德国人到来，苏联又重拾计划。1947年，在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卡普斯丁亚尔建造了一个导弹试验基地。建成后不久，华盛顿就从英国情报组织得知了这一导弹基地。50年代早期，一些被带到莫斯科的德国工程师被遣送回东德后又逃到西方，美国又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更详细的信息。尽管苏联人小心翼翼，不让德国人知道导弹计划最先进的部分，那些德国人还是相当了解卡普斯丁亚尔的，他们还在1952年9月加入了英美情报机构。一个月后，空军把一些德国工程师带到在俄亥俄的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作汇报。
1953年7月，英美合作拼凑出一幅虽不完整但足够令人担心的苏联计划图，并交给了领导层。苏联人依赖从德国人那里得到的V-2技术，正尝试制造一颗能到达欧洲任何地点的中程导弹。报告称：到1956年，莫斯科很可能制造出航程为1 175海里的导弹，足以打到伦敦。显而易见，苏联生产出能打到华盛顿的导弹也不过是早晚的事。
为了近距离侦察苏联试验基地，英国改造了一架皇家飞机制造厂生产的B-2“堪培拉”轰炸机飞往卡普斯丁亚尔。这架飞机不能中途加油，但在机身配置有特大油箱，足够从西德飞越东欧和乌克兰。1953年8月底，这架飞机装备上了侦察摄像机，白天从西德吉柏起飞，拍摄导弹基地必须在白天，可是如此却将自己暴露在苏空军的防御系统内。“堪培拉”在躲避苏军飞机时被炮火击中，但还是设法拍摄了基地导弹综合建筑，然后飞向伊朗。然而，这次行动仍然失败了。飞机受损引起的震动使得照片模糊不清，失去了任何参考价值。
那些模糊的照片恰恰暗示着华盛顿面临的情报问题。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助手们正试图估测日盛一日的苏联的威胁及其对策，尤其是对突袭的防御对策。华盛顿没有人确定苏联到底进展如何了，但就目前所知，显然，苏联正为建造攻击性的核打击力量而狂热工作。
多年后回首这段日子，50年代的中情局大律师劳伦斯·休斯顿谈起那时对可靠情报消息的缺乏可谓“令人震惊”。
“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情报，”他解释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理查德·赫姆斯，当时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中情局情报官，他清楚地记得他和同事们对于苏联军事的了解是多么贫乏。“情报严重缺乏，”他在1999年的一次受访中回忆说：“要想了解点什么困难重重，不管我们有多努力或是有多少想像力。艾森豪威尔总统急迫地想知道敌人的动静。”
这种情报真空是令人无法容忍的。哈尔·奥斯汀去加州理工学院看李·杜布里奇时就表明了这一点。1954年5月，奥斯汀及其同事们的飞行不过是迫切需要得到更多苏联军备情报的又一种尝试。美国政府根本无法撩开“铁幕”去探察苏联军事力量现状。像奥斯汀一样的飞行员正冒着生命危险在近苏或苏境内上空侦察，另一些人，可不像奥斯汀那么幸运，他们在沿着苏联边境飞行时落得个机毁人亡。除改造的轰炸机像RB-47E外，那时华盛顿大部分引进的高空侦察系统都是一组载有照相机的氦气球，空军将它们发射入升空，希望它们能飘浮在苏联上空，拍摄军事设施，等它们到达西太平洋时获得这些照片。但大多数不是被击落，就是飞到了西伯利亚大陆。
陆地上的侦察行动也好不到哪儿去。苏联中央集权国家令人窒息的保密制度使他们想在苏联找间谍，或是在苏联军事和情报系统内部安插特务简直是难于上青天。1947年，由杜鲁门总统建立的中央情报局审问了二战后移民到西方的成千上万的苏联人，但收效甚微。他们的叙述各不相同，可信度并不高。德国投降后，纳粹拍摄的苏联工厂核军事基地的照片被海运到华盛顿，但都已经过时了。
自1953年1月上任后，因为缺乏对苏联，不管是克里姆林宫政治还是苏联军事力量的确凿情报，艾森豪威尔总统经常抱怨，有时甚至大发雷霆。二战时的欧洲战争使他明白，对敌情了解不足时采取行动是多么的冒险。安德鲁·J.古得佩斯特将军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大部分时间内一直任参谋书记，他说：“在‘突出部战役’（阿登战役）中，德国秘密聚集了主要兵力，盟军却一无所知，这给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深刻的印象，让他明白了情报的价值和局限性，以及放松警惕的危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