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伦尖锐地指出麦克米兰的计划“将取代传统的空军向中情局在关键的承造者方面的征购程序。当然，他的建议会得到空军的极大欢迎，因为这会使空军完全垄断卫星项目。”
1964年6月底，在没有可能“停火”的情况下，麦克米兰在一份备忘录中宣布：“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我认为如果政府对‘科洛纳’项目的管理仍像现在这样分散的话，它绝不会得到可靠并负责任的运行，也绝不会达到它所能达到的那种质量。”
1965年1月，随着一项秘密协议备忘录的起草，关于‘科洛纳’的分歧看似朝着可以解决的方向发展。在协调下，华伦和中情局都极大地保持了克制。但是麦克米兰对谈判得出的条款很不满意，他拒绝签署这项协议。
3月，当麦克米兰独断地取消了原定在凡登堡进行的‘科洛纳卫星’发射时，这种冲突加剧了。它激怒了华伦和他的助手们。他们在给中情局的副局长马歇尔·卡特将军的备忘录的开头中写道：“麦克米兰博士随意地取消‘科洛纳卫星’于1965年3月23日的1018发射使命，使得国家侦察办公室和中情局的一系列冲突达到了顶点。国家侦察办公室迫使中情局要么退出卫星侦察领域，要么就使自己的活动服从于空军的意愿和控制。”
1965年夏天，在麦克米兰被解除国家侦察办公室负责人的职务以后，关于“科洛纳”的分歧最终才得以平息。由于国防部副部长赛勒斯·万斯和在当年年初接替麦克米兰的威廉.F.拉邦的干预，中情局和五角大楼达成了一项独立负责中情局和国家侦察系统的协议。它赋予了中情局大部分的权力。这些权力都是中情局过去一直在极力维持的。
然而，现有的摩擦阻碍了新型卫星的发展。比如说，“六边形”就被停滞了数年。在他离开中情局五个月之前的1966年4月，华伦从约翰逊政府得到了推进这一项目的最终许可。这一项目后来被不正式地称做“大鸟”，因为它有40英尺长，直径有10英尺宽，并且重达15吨。
尽管“六边形”在华伦离开中情局之后五年，也就是1971年才开始服役，但是它实现了华伦建立高分辨率的搜索系统的雄心。卫星上的两架摄像机可以在每个轨道上比“科洛纳”覆盖更为广阔的苏联领土，同时拍出的照片几乎与“甘比特”拍出的一样清晰。它还携带有四个返回舱，使得卫星执行任务的时间可以延长到好几个月。
对华伦来说， “六边形”的计划只是他所渴望的技术性跳跃的开始。
1963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当他坐在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家里的时候，他突然灵机一动。“我正在电视上看一场国家足球联盟的比赛，这场比赛是在旧金山举行的。它使我突然想到，如果我也能做到那样的话，那么从轨道上观看地球表面的技术也就最终出现了。这种技术能使我们观察的场景就像在太空船里接收到的一样。”
从太空得到即时的图片是间谍科技的“圣杯”。默特·戴维以及他在兰德公司的同事们在1954年的《项目反馈》中首先提出这一建议。空军已经斥资数百万元建造一个录像转播系统——萨摩斯项目，但是没有建成可以与“科洛纳”照片分辨率相匹配的卫星。现在巴德·华伦正在朝同样一个难以达到的目标看齐。这就是在间谍事业中人们所知道的近似实况转播的情报系统。
在看完旧金山第49场比赛的第二天，华伦回去工作了。他给莱斯里·德克斯打了个电话。德克斯是中情局研究机构中最聪明的科学家之一，他曾在麻省理工和牛津学习物理学，是领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在1961年加入中情局，比华伦还早一年。
华伦向德克斯描述了他的想法，并且告诉他：“你不要管其他的事情了。让我们开始研究如何能够建成一个有用的读解系统吧。我会给你所需要的一切资金。”
在全国播出一场职业足球赛是一回事，从100英里以外的太空拍摄并播出高分辨率的照片却绝对是另外一回事。空军已经尝到失败的滋味了。尽管电视技术在飞快地进步，但是播出足球比赛的技术却仅仅只能为华伦所要建造的间谍卫星提供最基本的模型。那天下午，在旧金山柯扎尔体育场所用的电视摄像机将比赛场上的各种动作的图像转化为电子信号，这些电子信号再被传送到全国。但是他们使用的是电子设备，而电子设备是绝不会从间谍卫星上获得如此高分辨率的图像的。如果华伦和德克斯想有所进展的话，他们就需要找到一种不同的、更精确的方法将光转化为电子，这就是一个开始。
无独有偶，在相距不远的新泽西，贝尔实验室的两位科学家也在苦心研究一项新技术。这项技术能解决华伦他们的难题。它不仅能使华伦想像的卫星有望建成，还将在改变记录和传输图像及信息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威廉.S.鲍尔和乔治.E.史密斯正在通过研究硅半导体发明电荷耦合元件，也就是CCDS。
这种装置基本上是极其敏感的照片传感器，它们可以将光转化成一束束的电子信号，这些电子信号可以被记录并在电脑监控器里或在电视屏幕上展示，更常见的称呼这种效果技术的术语是数字图像。
鲍尔和史密斯的工作极有可能使胶卷成为过时的东西。电荷耦合元件将光能转化为微小的电荷。这些电荷可以被储存、精确测量、传输以及用来重新聚集成图像。在今天，电荷耦合元件被用于各种常见的民用和军事技术当中，包括摄像机、数码照相机、高清晰电视机、媒体成像机以及哈勃望远镜，等等。
华伦是通过威廉·O.贝克了解到这项研究的。贝克是贝尔实验室的头儿，同时还是一位在科学和情报方面具有影响力的顾问。他给包括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在内的多位总统提出过这方面的意见。尽管该实验室在1970年以前还没有公开批露他们进行的电荷耦合元件研究，贝克在1963年就将鲍尔和史密斯的研究进展通知了华伦。“贝克说在一项技术得到全面的验证以前，我们通常不会将其透露给外界。但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会让你拥有这项技术。”华伦回忆说，“因此我们从贝尔实验室得到了许多电荷耦合元件并开始了进一步的探索。”
这持续了十多年，成为政府曾经尝试过的最有雄心的科技项目之一。“这是一个巨大的技术挑战，就像登上月球一样。”吉米·D.希尔说。希尔曾研究该项目并多年担任国家侦察办公室的助理负责人。随着“科洛纳计划”在50年代末期的开展，中情局及其雇佣的建造新型卫星的公司不得不发明新的技术。中情局正试图压缩开发主要的新型电子科技的时间。而这种技术在60年代和70年代才开始出现。
“你们在迫使它比当时的工业发展得更快。”希德·德维尔说。
用高清晰的光学系统与电荷耦合元件相配以建立“电子-光学卫星”的伟大想法确实很吸引人，但是困难也是巨大的。正如卓有成就的小提琴家德维尔所巧妙地比喻的那样，“这不仅仅是一个解密盒子，它还是一把斯特拉迪瓦里的小提琴。”
首先，电子耦合元件必须被完善，并被积聚成较大的光束以确保良好的对比和照片的质量。科学家们实际上想通过每次测量一个微粒来测量光束。他们不得不创建一个系统，该系统可以通过少量光子产生清晰的信号。它所涉及到的电子电路学极其复杂，要求形成一种新的望远镜头，利用复杂的镜子系统来增加焦距。这是获得高度放大图像的关键。
将光学数据发回地球也不是一个小问题。数据一旦获得就必须尽快从卫星上发出，这样它才能几乎同步到达华盛顿，并且不会使有限的储存装置超负荷。然而，当卫星飞越苏联领土的时候，要直接将其传到地面雷达站是不可能的。这超出了美国接收器的范围。惟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创建一支中继卫星舰队。这些卫星就像一群电子铲斗一样，将数据从天上传到华盛顿周围地面。
要将大量的数字信息通过中继系统传输并在华盛顿处理，就要求改进电讯的研究。要求有复杂的新型电子机器将数字化的数据重建为图像，使它们能被分析家们使用。这样就可以将它们放大并能仔细地进行检查。挑战的清单越来越多，开销也越来越大，所有的事情都得暗中进行。
华伦开启了这一工程，并将它交给了自己的继任者卡尔·达克特。达克特后来又将它交给了自己的继任者莱斯里·德克斯。在这些年里，几十家美国航空和电子公司都在为其开发零件，它们和洛克希德一道作为其主要的承造者。威斯丁豪斯电气公司承担了许多精炼电子耦合元件的工作。
尽管这项工程非常重要，它也没有幸免于中情局和国家侦察办公室之间的长期斗争。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它的新奇性使得它面对攻击时更加脆弱。空军怀疑这种新的系统能得到足够的完善。因此他们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第一任期内就极力促成他们自己的间谍卫星工程，也就是对“甘比特”的渐进式改进。1971年，由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领导的五角大楼集中资源为空军计划游说时，埃德温·兰德的中情局科技顾问小组将“电子-光学”系统的案例直接带到了白宫。
希德·德维尔和理查德·加文邀见了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加文是IBM的杰出物理学家，也是兰德小组的长期成员。在卡尔·达克特的帮助下，他们准备了简报材料。“希德和我仔细起草了一份最高机密的手写码字信件，将其以个人的名义寄给了基辛格。这封信是在最后一次可能获得有利于‘电子-光学’系统的决定的情况下发出的。”加文回忆道。为了确保机密，加文和德维尔是在白宫地下室的安全情势厅与基辛格会面的。
同时，兰德也在直接与尼克松讨论，他争辩说这种新技术将使国家的侦察卫星得到根本的改进。白宫于1971年春批准了中情局的计划。当时潜在的科学技术看似触手可及，中情局感到自己已经作好了建造卫星及其支持系统的准备。这一被叫做“凯南”、“水晶”或“KH-11”的卫星于1976年12月19日发射。1977年1月21日，首批照片被呈交给了吉米·卡特，这是在卡特宣布就任总统后的第二天。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卫星照片摄下了他的就职仪式。
两年后，冷战期间最严重的安全违纪行为之一出现了：一位心怀不满的中情局雇员威廉·坎普里将一份卫星最高机密的技术手册的复印件以3 0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苏联情报局。这份手册的转手使得苏联人获得了间谍卫星的丰富情报。他们将新式武器系统伪装并掩护起来。这使得它们的行为更加不可捉摸，而坎普里则被判处了40年的监禁。尽管该卫星系统的作用大打折扣，几年来它仍然发回了有关苏联的宝贵的情报。现在，先进的卫星给华盛顿提供了有关朝鲜的导弹基地、伊朗的核反应堆、伊拉克的军工联合体、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以及无数的其他潜在威胁的照片。
华伦的最后一项大工程——创建一种新型卫星用来拦截导弹遥测数据和长途电话信息，像“电子-光学”系统的出现一样偶然。跟往常一样，1963年7月的一个早晨，华伦很早就到了中情局。当他在读《纽约先驱论坛导报》时，发现了一则新型通讯卫星的报道。这种卫星是由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和五角大楼资助的，是这种类型卫星当中的第一颗。这颗卫星被安置在2 200英里以外的太空轨道当中，远远地超出了适合于照相侦察卫星所要求的低空椭圆形轨道条件。这种轨道太高了，因此它可以围绕着地球一前一后地运转——以地球自转的速度绕地运行。因此，它可以待在地球上方的同一点上。这种稳定的位置叫做对地同步轨道。它可以作为电话和其他通讯的中继点。这就削减了使用海底电缆的必要。休斯航空公司的工程师们建造了这种卫星，他们为此解决了许多复杂的问题。
华伦意识到，对地同步的轨道将极大的有利于接收在太空中飞驰的遥测数据和通讯信号。“我说，啊！这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有些关联。如果我们的卫星也能稳定地待在那儿监听的话，我们也许会解决一大堆的问题。”
从理论上说，如果有一颗对地同步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盘旋在苏联和中国附近的赤道上空的话，就可以获得大量的遥测数据，这些数据来自苏联所有试验基地的导弹发射。这可以补充设在土耳其和伊朗的监听点搜集到的信息。这种卫星的额外优势就是可以监控遥测数据。这些遥测数据产生自向东西伯利亚飞行的最后阶段，包括导弹起飞并穿过大气层时的助推阶段、重入大气层，以及弹头下落的最后阶段，而这些都是搜集遥测数据的关键时刻。美国就曾在日本和阿留申群岛尖端申雅岛的地面站点搜集过这种遥测数据。
一个对地同步卫星也将能接收苏联和中国的无线电和电话通讯，以及电缆交通。尤其是接收在当时还未被译成密码的军事通讯。
华伦把他的信号情报智囊团召集到一起，要求他们考察研发这种卫星的可行性。他还请求比尔·佩里也考虑一下。那个时候佩里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在圣荷西的电子系统实验室。
一个在高空轨道上的卫星，可以不受限制地接收更广阔区域内的信号。这就是它的优势，但是它不得不装备各种极端复杂的信号处理设备，来从噪音中摘取可读的遥测数据。这些噪音中有能在太空中传播较远的电视信号。它也需要一个巨大的无线电和一个大的地面站点。该站点极有可能建在澳大利亚。“我们总是在谈论信号的处理问题，那个时候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佩里回忆说。
然而，在研究了这一问题后，佩里告诉华伦这些技术性障碍可以被克服。于是华伦挑选海军学院的洛埃·K.劳德戴尔来负责这项工程。劳德戴尔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电子工程学博士。这项工程的代码是“流纹岩”。
这种卫星也成为中情局和国家侦察办公室在华盛顿内讧的原因之一。第一颗这种模型的卫星直到1969年6月才被置入轨道。它表现得非常出色，给华盛顿带来了潮水般的苏联导弹的新数据，以及大量拦截到的通讯。就像中情局在莫斯科植入了一个巨型的窃听器一样，它可以监控许多苏联最敏感的军事通讯。不幸的是，就像几年后的“电子-光学”系统一样，它很快便被出卖了。
这一次，这种卫星的机密在1975-1976年被汤普森·拉默·伍尔德里奇公司一个职员卖给了苏联人。伍尔德里奇公司是建造并帮助运营这颗卫星的一家公司。这个职员叫克里斯托弗·约翰·布宜斯。他在位于洛杉矶郊外的伍尔德里奇公司的布莱克·沃尔特总部工作。这颗新卫星的许多情报交流在雷达站去往华盛顿的途中通过了严密的保安监视，这些设施是专门为这颗卫星而建的。在一个朋友的怂恿下，安德鲁·道尔顿·李和布宜斯在墨西哥城及维也纳向苏联情报局出卖了这颗卫星的情报，这种交易持续了21个月。二人于1977年被捕，最终被判有罪并处以长期徒刑，他们的背叛行为成为罗伯特·林赛的畅销书《猎鹰与雪人》的主题。
因为拥有“流纹岩”的信息，苏联人开始将他们的遥测数据译成密码并将他们最敏感的军事通讯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成陆地线路传播。尽管他们作出了这些努力，“流纹岩”仍在继续接收令人吃惊的更多的有价值信息，并将其转送到华盛顿。
事实上，随着所有这些系统的投入使用，和80～90年代更先进的卫星加入进来，华盛顿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搜集情报，而是如何利用好情报了。在上个世纪中叶入主白宫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还在对来自苏联的情报像涓涓细流而垂头丧气，到了世纪末，这种细流就成了汹涌的潮水。大量的情报几乎要吞没了华盛顿，它使得分析家们缺乏辨明最紧急和最重要的情报并利用好它们的能力。与此同时，投入到建造和运营这些天才般技术系统的开支异常巨大，不得不将资源从别处剥夺过来。这些方面包括培训情报人员并将他们派往国外招募代理，渗透到敌对的政府或者是恐怖网络当中，并且搜集一些关键情报。这些情报是最精巧的卫星也无法找到的。2001年9月11日，奥萨玛·本·拉登袭击纽约和华盛顿的计划便是如此。
后记
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以间谍卫星为核心的情报帝国的麻木性和局限性就早已暴露出来，而且，我们也并未意识到在本土将面临着的新的来自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致命威胁。国家情报机构的软肋早在多年前便已初露端倪，许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政策和财政预算的失衡：太多的政策和财政预算过多地投入到机械侦察系统如间谍卫星上，常规的侦察方式诸如人工情报系统受到了严重的忽略。40多年来，理查德·莱格霍恩的战略侦察计划及由此诞生的太空侦察系统为国家作出了辉煌的贡献。不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种种情况表明，其他方式的情报搜集工作也应受到足够的重视。此外，这种冷战时期引人注目的侦察系统，及由此在华盛顿设立的情报资料处理分析部门，在国家所面临的新威胁方面，缺乏足够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1998年5月11日，克林顿政府意识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状况。那个周一上午的早些时候，正当克林顿总统在听取国家安全高级助理的汇报时，他们收到了令人震惊和不安的消息：印度在新德里以南350公里处的地下试验场引爆了数枚原子弹。拉贾斯坦邦境内的核弹爆炸明确意味着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新的高度危险的南亚地区核军事竞赛的开始。这两个国家自1947年独立以来，爆发过四次战争，可以说是仇深似海。
印度在1974年开始进行核试验，不过，不管其是否在建设核武器库，这项计划很快就销声匿迹了。现在由于印度核试验的启动，巴基斯坦肯定会摆脱羁绊其进行核计划的种种限制，几日内进行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印度的行动给美国主导的国际核不扩散计划以毁灭性的打击。由于华盛顿的官员是通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才了解到这一事件的，因此显得格外愤怒。由于过度依赖陈旧的间谍卫星系统，情报部门没有能够提供任何预警，美国政府因而无法通过外交途径，阻止这次试验的进行。
5月11日早晨，当克林顿政府负责印度和巴基斯坦事务的副国务卿特罗贝·塔尔博特从政府事务中心得知核试验消息时，他刚刚抵达位于国务院大楼七层的精致装修的办公室。他立即通过密线联系中情局，以了解更多的信息。但令他震惊的是，中情局甚至不知道核试验这回事。塔尔博特事后回忆道：“我告诉他们，他们也不知道。”
情报部门的这次失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近40年前，美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具有摄影功能的间谍卫星，后20年里又建立了强大的情报搜集系统，借助该系统，我们甚至能从数百英里外的太空看到地面上的车牌照（尽管不能看清楚号码），并几乎可以同步传回华盛顿。多年以来，华盛顿的情报官们依靠间谍卫星，长期监测前苏联在哈萨克斯坦的地下核试验，并因此对地下核试验的一些常规的准备工作也烂熟于心，而这次印度遵循的依然是前苏联的模式。但美国还是错过了诸多足以说明印度将进行核试验的一些显著的迹象：如将一些电缆从地面监控设施转移至深层地下钻井的入口，而这些钻井便是储放核武器的地方。
实际上，多亏了卫星照片。1995年底，中情局已经对印度的种种迹象进行监测。为了阻止核试验的进行，1995年12月，美国驻印度大使富兰克·维斯纳在新德里秘密会晤了印度前总理纳拉希玛·拉奥的高级助手，并对印度进行了劝阻。为了说明华盛顿对印度核试验有非常详尽的了解，维斯纳带上了依靠最先进的间谍卫星拍摄到的清晰照片，在会谈中他还简短地展示了这些图片。回到华盛顿的维斯纳和他的助手并不能确认，是因为这次干预，还是因为拉奥政府另有所谋，或是自始至终这就是一个骗局，印度人终止了他们的核试验。
两年半后，特罗贝·塔尔博特已经没有机会发出他的呼吁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印度人吸取了1995年的教训，费尽心思掩盖正在进行的复杂的试验工作。因为根据1975年的公约，所有的军事、民用卫星的运行轨道必须在联合国注册备案，因此印度能够计算出任何一颗美国KH-11系列摄影卫星经过实验区上空的确切时间。在每天两到三次的短暂时间里，核试验的准备工作被隐藏起来，同时，其他的工作也得以被掩饰。
但印度的掩饰并不是惟一的原因。克林顿政府在调查为什么没有任何预警及时发现印度核试验中，就已经发现政府的整个情报搜集工作都存在着很大漏洞，其中之一就有对间谍卫星的过分依赖，情报分析陷入了对每天来自太空的冗杂烦琐的信息整理中。这一点令人深思：卫星所传送来的原始情报大大超出了全军情报分析人员满负荷工作所能处理的范围。中情局过度依赖间谍卫星和其他海外资料搜集设施，但却忽略了针对一些地区诸如印度的情报人员的训练，然而，在这些地区，搜集秘密军事情报的间谍是必不可少的。高级情报官长期关注针对美国的传统的海外威胁，但却对新的威胁缺乏足够的警惕，因而也就不能使这些机械系统，诸如间谍卫星，对这些国家进行监控。1991年海湾战争中出现了情报不足的问题，因此人们将太多的精力放在加快卫星信息的处理，以满足军方的需求上，反而导致当局对热点地区缺乏足够的重视。
1998年暴露出来的组织和运作方面的混乱无序，使人们对美国能否很好应对恐怖组织和海外威胁担忧不已。已退休的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杰里迈亚接受克林顿政府的委托，调查印度核试验中美国情报部门的失误，尤其是美国在开发研制先进的侦察系统能力方面，同先进的侦察技术的差距。
他说：“今天人们在审查照片、研读情报、判断一个国家局势的能力方面同机械搜集情报的能力是不平衡的。这也就意味着每天都在剪辑室堆放着很多令人头疼的资料而无从顾及。”
对于传统的、只需一名懂得如何建立当地情报搜集网络的情报官就已经足够的地面情报收集方式， 杰里迈亚上将给予了简短和完全否定性的评价：“我想我不用特意跑到印度，只在会议室里就可以说，这种人工方式存在着严重的局限。”
在重现印度核试验前的情报记录过程中，杰里迈亚发现尽管印度方面有意隐瞒试验进程，但还是有足够的迹象表明，华盛顿应该收到预警。但遗憾的是，当时仅有一位分析师被委派定期核对卫星传送的有关试验地点的图片信息，这就意味着有关印度核试验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5月8号星期五那天几辆推土机突然抵达试验地点附近的部分图片信息被忽略了。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清晨3点即试验进行前几个小时，华盛顿也收到了最新的卫星图片，甚至当天负责查对试验区图片的分析师也注意到，试验区周围的栅栏有被挪动的痕迹，这可是试验即将开始的一个危险信号，但他却没能对华盛顿方面提出预警。这样过了四五个小时之后才有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到场，而此刻印度政府宣布他们已经进行了三项核试验。事后，杰里迈亚委派一个由10位图片分析师组成的小组对整个拍摄记录进行复查时发现，11日前，有很多迹象都可以表明：试验正在进行中。
杰里迈亚也把责任归咎为情报部门官员们的疏忽，原因在于，他们对印度新政府的动向缺乏应有的重视。而事实上，新政府的领导者前民族主义政党领袖瓦杰帕伊很早就曾公开挑战核武器公约，这也意味着，相对较为保守的议会党新政府更有可能进行核试验。在此之前，以总理瓦杰帕伊为首的民族党觊觎政权已长达50年之久，而且从未掩饰过他们要使印度成为军事和政治大国的野心，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甚至坦言不惜触犯美国。
但在1998年3月瓦杰帕依政府成立后，美国情报部门和克林顿政府官员并没有考虑增派侦察人员，专事负责调查印度核计划，而是一味听信印度政府信誓旦旦的不进行核试验的蛊惑。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作出了自以为是的判断：印度民族党急于和他们发展贸易往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核试验。只是在4月初，巴基斯坦公开挑衅进行中程导弹试验，并狂言其研制的导弹射程足以抵达印度最大的城市时，专门负责美国间谍卫星的小组委员会才开始对印度的导弹射程给予些许的重视，但也只限于派卫星每三天左右对试验基地进行一次监控拍摄而已。除此之外，白宫和中央情报局并没有对印度的核计划给予更多重视。而当时派去的由两个先进的KH-11摄像侦察设备和两颗军事雷达测距卫星组成的美国间谍卫星小组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地工作，并没有对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试验的印度核试验基地进行更严密的监控。
杰里迈亚所调查到的并不仅仅限于印度核试验， 2001年11月9日，恐怖分子袭击纽约和华盛顿之所以能够得逞，也是这些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直至今日，这些隐患依然存在，并阻碍着侦察事业的发展。可笑的是， 50年前，艾森豪威尔时期的那些尖端侦察技术如今却给情报部门套上了新的轭具：他们过度依赖这些五花八门的机器，忽略了征集和训练传统的间谍人员的重要性。历史的巧合有时是很残酷的，正是这种失衡使美国的情报部门对恐怖组织疏于防范。这就迫使乔治·W.布什总统下令对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相关部门进行大规模整顿，以便更有效地对抗恐怖主义的威胁。
直到2001年9月11日，美国情报部门还基本上仅限于冷战时期的模式，侦察目标还是搜集一些关于前苏联飞机场、导弹基地、造船厂和一些一目了然的军事行动如坦克队和油槽车动向的统计信息。如果这些高空侦察飞机和尖端的间谍卫星能被有效利用，它们本可以成为美国监控前苏联及其军队、核查核武器限制条约的实施进程，以及在敌对势力发动战争时，对华盛顿发出预警。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些冷战时期的侦察器材在那些反应迟缓的政府部门主管的手中，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搜集恐怖组织情报的作用。
相对前苏联军队而言，恐怖分子更为隐蔽和难以捉摸，具有更大的机动性，也更为阴险狡诈。间谍卫星虽然能够提供有关他们训练场地的图片信息，并在他们对所使用的通话系统毫无保密手段的情况下，截取到他们的联络信息，但却不能满足侦察他们所需的全天候监控，更无从打入恐怖组织内部，这些只有靠那些散布在巴基斯坦、埃及、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等国家的情报人员，精通如基地等各种组织的行话、习语及操作实践，并熟悉伊斯兰恐怖组织情况的有经验的间谍人员才能做得到。这些间谍通常被人们称做是中央情报局的流动人员。遗憾的是，由于常年对人力间谍投入的匮乏使得这些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极为短缺。多年以来，发展间谍卫星的庞大开销和视其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心理，使得华盛顿日益忽视侦察过程的其他要素。这种危险正如理查德·比塞尔早在争取运用这些新技术的时候就已预言的那样。在1959年写给一位曾帮他研制U-2侦察机的中央情报局同事的信中，比塞尔担心“公司”（此处代指中央情报局）会对繁重的训练和发展情报人员的事业失去兴趣。他还在信中写道：要想实现我们的追求，除了依靠人力之外别无他法。当然，这一传统行为方式相对现代科技来说缺少魅力，因为其中会有许多繁杂琐碎的劳动。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别的途径可以代替这些。早在2001年袭击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之前，中央情报局就已经着手提高反恐能力，但如果想摧毁恐怖主义组织网络，防止进一步遭受攻击就必须尽其所能地暗中网罗情报领域的人才。
2002年7月，一个委员会小组就“9·11”事件前的情报工作失误，指出了中央情报局内部存在的某些问题。议会常任理事会中负责恐怖主义和本土安全的小组委员会在情报工作报告中指出：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直至90年代中期不安定因素的减少，和人为搜集情报需要的缩减，有关情报工作的侦察人员、情报站点和情报数量都受到了影响。这就使得中央情报局在反恐行动中因得不到足够的情报而削弱了其整体战斗力。
倘若政府部门领导能灵活应对情报搜集体系的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间谍卫星就可以在追踪新的威胁方面尽显神通了。杰里迈亚曾指出，相对查对图片信息的需求而言，可派上用场的有经验的图片分析师显得供不应求。由于信息量太大，即使有再多的分析师也无法逐一核对间谍卫星传送的这些如潮水般与日俱增的图片信息。但政府也因缺少有效的统计而无法及时获取最关键的信息，这些信息就包括，涉及到恐怖分子的阴谋及国外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研制进程。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从事破译美国窃听卫星拦截到的信息的翻译人员身上。2001年9月10之前，负责信息拦截的国家安全部甚至没有足够的阿拉伯语翻译来处理从中东和中亚地区拦截到的语音信息。2001年9月11日当天，从阿富汗接收到的几段关于一次大规模恐怖行动的谈话也没有立即受到重视，直到9月12日这些谈话才被破译出来。尽管这些信息并没有具体标明袭击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其自杀性质，但如果即刻译出的话，很可能会在收到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帮助挽救那些无辜的受害者。
20世纪90年代期间，政府的主要图片分析中心所雇用的图片分析师的数量减少了50％，同时出于对冷战结束后美国所面对的国外威胁会逐步减少的设想，政府用于情报工作的预算也进一步削减，许多职位干脆被取消了。1996年，整个图片分析也开始以裁减合并的方式进行重组。一向被中央情报局引以为自豪的由杰里迈亚创建的国家图片分析中心也丧失了其原有的独立地位，和五角大楼的一些分析机构及国防测绘局合并到一起。
由此合并而成的国家制图局被划入五角大楼的管辖范围。许多在中央情报局从事图片分析多年的分析人员，因担心五角大楼的接管会增加军事情报的搜集而纷纷引退。尽管在2001年削减财政预算前，政府曾招收和培养了一部分照片分析师，从而使这一领域恢复到了1989年的水平，但因这些专家的离职而带来的技术真空至今尚待弥补。如今，国家制图局已在华盛顿和圣·路易斯等大都市周围地区设立办事处，拥有大约1.5万名员工，其中有几千名图片分析师。
尽管如此，国家制图局还是竭尽所能地去满足政府高层和部队指挥官们对情报日益渐长的不同需求。总统、部长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首先考虑的是被华盛顿称做国家情报信息的需要，其中包括有关朝鲜的中程导弹、俄罗斯对伊朗的核试验所提供的帮助、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还有国际范围内如基地等恐怖主义威胁的第一手资料及分析报告，这些也是五角大楼的文职官员们所关注的内容。与之相反的是五角大楼内的高级军官们则热衷于搜集能用来策划和发动战争的军事情报或者是所谓的备战信息。随着依赖卫星数据导航的巡航导弹、激光制导武器和其他尖端武器设备的相继发明，五角大楼不得不依赖那些在卫星图片基础上形成的大量数据，包括一些如阿富汗陌生区域的详细地图。
近些年来，备战需求有时甚至成了整个国家情报信息工作的重中之重。若论战争时期，这样的情形尚能理解，因为美国军队要靠这些最新的卫星信息来尽可能精确地打击敌方目标。但若用来对付像基地这样的恐怖组织，这些情报功能之间的差异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举例来说，对于阿富汗山林中的特种部队军官和白宫及五角大楼内指挥反恐全局的政府官员来说，有关恐怖组织最新动向的情报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但自从诺曼·施瓦茨柯普夫将军在海湾战争中愤怒谴责那些图片信息并没有能被尽快地传递到前线指挥官手中后，华盛顿已经设法着手解决卫星数据在其他重要用途中的不足。
卫星数据会带来不同的效应，这点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对此有关人员已经对此进行了改进，以便部队能够更轻易地接收到由空中侦察设备提供的情报信息。这就要求对原有的系统设置进一步简化，包括降低图像的保密级别，从而使缺少专业安全保密知识的部队长官也能进行观测，简化复杂的技术程序如压缩数据量以使数据能更轻易地传送到边远地区的机动部队手中。正是靠信息技术和战略战术的结合，才使得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展开的反对塔利班和基地恐怖势力的战争迅速告捷。
同时，早该拥有新式电脑设备进行图片分析的国家制图局却一直被他们那些陈旧的机器所困扰。自2002年起，只有13％的卫星图片被输入到电脑中，并由图片分析师运用最先进的软件系统进行放大处理，其余的数字图片就不得不被转换成传统的黑白照片，然后再运用放大装置对其进行处理，这些装置依然是运用1963年维尔顿命令德克研制的“一步成像法”原理制成的。一些图片分析师喜欢分析胶片，原因在于：比起通过信息库和计算机中心之间的传送来处理数字图片的复杂程序来说，这些胶片更易于操作。除此之外，运用电脑处理图片就好像是一头牛拉着一辆时髦美观的赛车，两者之间的差距可想而知。直到2001年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后，布什政府和议会才开始注意并着手在国家制图局内设立更多的计算机中心来调节这种失衡。预计到2004年，运用计算机分析的图片比例将达到85％左右。
尽管有了这些姗姗来迟的现代化工具，国家制图局在处理卫星图片过程中还是会显得力不从心，因为新一代更为小巧实用的摄像侦察及雷达摄像装置的出现将会使卫星图片的数量猛增。一个被称做是未来图片体系的系统也在90年代初设计完成，而且可能会补充甚至取代KH-11系统。
这些项目的运作并不单单是为了取代已为这个国家服务了25年的旧设备，还要解决因庞大的配备有红外线感光系统的KH-11卫星带来的一个技术性难题。那就是它们的实际效用极差。这种庞大的卫星造价极高，平均每颗都要花费10亿美元，因此政府一次最多只能建造两三颗，这就使得世界上拥有的此类卫星的国家寥寥无几。更棘手的是，一旦发射用来代替某个报废卫星的试验失败，就要花费数月去制造新卫星并把它送入运行轨道，这将会对华盛顿的情报搜集产生负面效应。
由于大量情报经费被用于制造这些设备，能用于组建如KH-9和“六边形”新体系的经费就显得极为短缺。这些搜索设备可以提供连高分辨设备也无法发现的边远地区的异常信息。在这一点上，即便是获得“完美设计”殊荣、具有广泛搜索能力的最新KH-11也无法做到。据悉，最后一颗“六边形”也于1984年宣布报废。尽管搜索卫星拍到的图片不如KH-11使用高分辨率光学仪器所得到的那么详细，但却能搜索到恐怖组织的训练营地、武器建造中心等，进而提醒华盛顿采取预防措施。对于准备向阿富汗等地区发动战争的五角大楼而言，一些全景图片也是必不可少的。部队指挥官也需要浏览整个作战地区的概况，以便确定敌军方位、飞机场所在地和其他潜在的作战区域，部署美军飞机和地面部队，识别居民或难民区以防止误炸事件的发生。对于作战飞行员来说，在此基础上绘制的地图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据预测，美国将对这项未来图片体系工程投资近40亿美元。这项美国情报工程中耗资最大的项目也将为华盛顿提供更多的侦察卫星。届时将会由十多个小型摄像和雷达摄像卫星来取代正在运行的四五颗庞大的摄像卫星。理论认为，这一体系的建成将会为华盛顿提供更连贯和全面的情报信息，使其能在更短时期内获悉动乱内幕，从而缩短分析师们的等待时间。由波音公司和一些承包商们承建的卫星将更加注重信息的广泛性。雷神公司也正在规划地面站点间的网络体系，以控制新卫星的运行和它们所搜集到的数据。
迄今为止，政府针对全景图片的匮乏所采取的措施也只限于购买一些由私人运营系统拍摄到的图片，如1999年由科罗拉多州的一个私营公司空间图片社发送进入轨道的“伊克诺斯”卫星。该公司在出售大量图片给政府的同时，在战争时期它受到相对其他美国私人卫星的非流通权的限制，这就意味着，只有美国政府才能从其手中得到有关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在内的敏感地区的图片信息。
然而，2001年9月11日后，当五角大楼向空间图片社寻求帮助时，却发现利用这种特权远比克林顿政府在90年代中期预计的更为复杂，并暴露出这个秘密帝国中存在的另一个无从预见的缺陷。问题并非出在这家公司身上，他们很乐意把所有有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图片信息出售给五角大楼。问题出在当空间图片社的技术人员在丹佛(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之外的地区通过商业渠道向华盛顿的国家制图局发送数字信息时，国家制图局却无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尽管它的电子传送系统能与政府间谍卫星保持协调，却由于缺少频带宽度而无法收到空间图片社传来的数据信息。该公司把光盘驱动器中的图片复制后连夜运送华盛顿，但随后便被波音空军基地长期束之高阁。这使得美国飞行员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周内，都必须依赖俄罗斯提供的阿富汗地图和其他过期的资料。
而今，华盛顿方面正在重新部署对付恐怖主义威胁，并放弃一向避免主动攻击的战争模式，以确保美国免受潜在威胁。那些负责情报领域的决策者们还在幻想着设计比目前更先进的空中侦察系统。用一位国家制图局内部官员的话说，这些新的设备将可以随时随地监视整个世界。用更专业的话说，其目的就是要由周期侦察转为持续监控。
就目前而言，尽管政府已经作出许多努力，并发明了无人驾驶的远程控制侦察机如“捕食者”和“全球鹰”，但要实现全球监控的目标还是遥不可及。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捕食者”随即又在阿富汗战争中闪亮登场，为中央情报局和军队指挥官们提供了大量极为确切的地面行动报告。由常规原子航空系统为中央情报局专门设计的“捕食者”和由诺斯罗普·格鲁门设计、为空军服务的“全球鹰”都能在某一地点上空连续盘旋数小时，这点连间谍卫星也难以企及。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完成一些监控任务，如跟踪跨越沙漠或山区的车队等。多亏中央情报局的推动，才使得这一侦察机能够携带导弹。2002年11月3日，“捕食者”携带的一枚导弹击中了一名正乘车穿越偏远的也门地区的基地可疑分子。
遗憾的是，近些年来，这些先进的侦察技术却屡屡受到排斥。事实表明，国家还只是在那些早在50年代就已经出现、在六七十年代经过改进的技术上大动干戈。虽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却也相应地失去了创造性。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政府和商业部门缺乏活力，一些试验项目经费短缺，等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协调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制造行业和学术组织能否恢复曾经的活力更是无从谈起。20世纪90年代，高校和技术开发公司总是通力协作，这给美国社会带来的不仅是技术革新，也驱使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部门积极适应这一包括电脑、编码、数据处理和电子通讯在内的信息技术发展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