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6日，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总统组阁，他情绪极坏。“从1946年起，”他说，“我知道所有的所谓专家就一直胡扯，说斯大林死后会怎样，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应该怎样怎样。好了，现在他已经死了，你们可以翻出政府文件，徒劳无功地去找寻任何成形的计划，我们没有任何计划，我们甚至都不能确定他死与不死到底有何不同。”
4月底，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内阁说：“倘若敌人来进攻，我们根本不能确切知道什么时候会遭到攻击。”
缺乏关于苏联军事力量的可靠情报令人痛苦和不安。预测外国领导人的意图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也永远是任何情报机关最艰巨的任务。但是，数数机场上的轰炸机或者海军基地的战舰数量，由此测定苏联的导弹计划进行状况，看来还是尚可达到的目标。然而在1954年，仅通过侦察方法，却已是不可实现的了。
中情局费劲作出了关于苏联军事力量的报告，但这些被称《国家情报分析报告》的绝密文件却往往只是貌似权威。事实上，那些数字毫无准确性，比基于经验的其他关于苏联拥有或未来几年将拥有多少原子弹或远程炸弹的猜测高明不了多少。那些准备报告的分析家们几乎没有掌握到什么可靠的事实。
毫不奇怪，可靠情报的缺乏会导致对苏联军事力量预测的不同版本，中情局的预测总是很保守，而空军总是很激进，警告说莫斯科正超过华盛顿，且可能很快就遥遥领先于美国。勒梅将军几年来一直在敲警钟，其他念念不忘支持他们增加预算要求的有关空军官员，也在向国会领导提供耸人听闻的关于苏联空军规模和导弹射程的不断增长的预测。
这些暗示都令人沮丧。艾森豪威尔总统不知道苏联是否正准备攻打美国。他盼望得到哪怕是一点点预警也好，以此来判断进攻是否就在眼前。他也没有关于莫斯科有多少核武器和能直达美国本土的运载系统的可靠信息。1951年，一份关于美国防御能力的高级研究报告，其令人震惊的结论部分倒是非常正确：“美国对抗空袭防御系统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对我们的防御目标的了解。敌方掌握着主动权，我们的情报机关对他们的计划一无所知，我们只是被零星告知敌方的当前力量。而且，对于他们未来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些猜测：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能够做任何我们能想像得到的事。
在原子时代，这样的无知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美国已经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中付出了缺乏情报的代价。艾森豪威尔总统知道苏联的核突袭对美国及其军事力量的破坏将远比日本偷袭珍珠港大得多。一年后，在日内瓦的一次世界领导人高峰会议上，他说：“突袭的破坏性将远比人类迄今所知的任何破坏力都要大得多。”
预料中的破坏程度不可思议。一次核攻击将炸毁许多城市，炸死数百万的美国人，破坏大部分的工业基地，使食物和水都变得有毒，使经济制度陷于瘫痪。一半以上的人都需要医疗。经济很可能会崩溃，政府也可能解散。如果有一颗10兆吨的炸弹在华盛顿上空爆炸，就会有100万人被炸死或炸伤，首都将变成一片瓦砾堆，而联邦政府也只能重组。
即使不会有这样的攻击，但情报匮乏所带来的恐惧也会无形地削弱美国。面对这样严重的威胁，白宫别无选择，只有竭尽全力去保卫祖国。但是没有关于苏联进攻和防御力量的可靠情报，国家就可能冒着建造不匹配的防御设施和武器，或在不必要的项目上浪费投资的风险。这将不仅仅造成国库空虚，同时也会危害到整个经济和美国民主的健康。
面对种种可能性带来的后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受折磨。1953年4月16日，斯大林死后一个月，他曾在美国报纸编辑学会的一次演说中明确表示了这种忧虑。
“最令人担忧和最可能出现的前景概括起来都很简单，”他告诉那些聚集到斯塔特勒饭店的新闻从业者们。
“最令人担忧的是核战争。”
“最可能的后果将是：终我们一生，都充满着恐惧和紧张。耗尽人力财力以制造武器，美国或苏联或任何其他体制，想实现全人类真正的富裕和幸福都是白费力气。”
“制造的每一杆枪，下水的每一条战船，发射的每一枚火箭，在最终意义上，只是象征着对那些饥寒交迫的民众的盗窃和搜刮。”
“一颗重型炸弹的造价足够在30个城市各建一所学校。”
“足够建设两个发电厂，每个都能满足一个6万人的城镇用电量。”
“或两家设备精良的医院。”
“或约50英里长的混凝土高速公路。”
“一架轰炸机的造价是50蒲式耳小麦。”
“一艘带有新式舱的驱逐舰的花费足以为8 000多人提供住房。”
“我再说一遍，这是就目前世界发展趋势来看最好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生活方式，在战争威胁的阴云下，人类被吊在钢铁铸成的十字架上。”
想要消除这些压力，关键是获得更多情报。多产的发明家——快速成像照相术发明者埃德温·兰德在新侦察技术发展中起着中枢作用，他后来总结说：“想要防御所有可能的威胁，我们可真是承受不起。”兰德说：“我们必须精确地知道威胁来自何方，才能集中资源来对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扛得住冷战。”
或许我们得感谢特雷弗·加德纳，当哈尔·奥斯汀1954年5月8日死里逃生的消息传回华盛顿时，白宫终于开启了情报收集新时代的大门。听了加德纳措辞严厉的陈述后，李·杜布里奇邀请他在下次科学顾问委员会会议上讲演。加德纳给委员会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布里奇很快就和阿瑟·弗莱明商量——弗莱明是负责委员会工作的白宫机构国防动员署的领导。弗莱明则进一步建议顾问委员会觐见艾森豪威尔总统。
1954年3月27日，周六上午9点半，会议在白宫内阁会议室举行。杜布里奇在其他13名委员会成员的陪同下参加会议，陪同人员有一些是国家的权威科学家和科研管理官员，他们是：美国科学院院长戴特莱夫·布朗克，贝尔实验室负责人奥列弗·E.巴克雷，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I.I.拉比等。除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一贯拥护并负责新军事技术研发的国防部助理部长唐纳德·A.夸雷斯也从机关赶来参加了会议。
艾森豪威尔总统告诉委员会去年发现了苏联远程喷气式轰炸机“野牛”。他警告说此新式飞机可能最终会用于对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同时也是科学委员会成员的詹姆斯·R.小基利安后来回忆那次谈话时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把讨论引到突袭美国的危险性上，强调他对降低军事突袭的可能性的极度忧虑。他警告说先进武器已使封闭的敌国更容易秘密策划攻击，并且由此抢占了开放社会尚未拥有的优势。”
艾森豪威尔总统告诉那组人：“任何对美国安全负责的人，对当前形势都会十分不满。”他需要委员会提供关于如何应对突袭威胁的建议。
看问题的新视角和改进方法似乎还颇有可取之处。杜布里奇要求基利安尽快到剑桥与住在东北的委员会成员会面。4月15日，周三，包括奥列弗·巴克雷和埃德温·兰德在内的一个工作小组聚集在位于剑桥的基利安的办公室里。他们同意组建一个特别工作组来检查美国的反突袭军备弱点，然后提出降低风险的措施。当哈尔·奥斯汀飞越摩尔曼斯克的时候，那些建议还正等着总统批示，然而不久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便同意了。
前一日，越南军队在围困奠边府55天之后，成功地突破了法军的防守，结束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能想像到，胡志明军队的这次胜利对后来美国在越南漫长而痛苦的战争的影响。但法国的失败确确实实增加了华盛顿对东南亚共产主义发展的恐惧。在去马里兰郊区的燃烧之树俱乐部打高尔夫之前，艾森豪威尔总统把他的最高国家安全助手召集到内阁办公室，让他们仔细审度越南的局势。
就国内而言，首都乃至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对美军将领之忠诚度的谩骂与攻击：美国军队和政府成了麦卡锡反肃共产主义的最新前沿阵地。艾森豪威尔总统虽然当时没作出反应，但很强烈地质疑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的做法，甚至连麦卡锡在国会的一些盟友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也对他的手段提出疑问。
直到1954年春，大多数美国人才刚刚开始意识到突袭的危险性。5月1日，星期六，奥斯汀飞行一周前，“野牛”轰炸机在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动节游行中，在红场上空进行了首次公开飞行。虽然只有一架轰炸机参与了莫斯科上空的飞行表演，但因为它1953年首次露面的消息从未在政府外广泛传播，因此，它的出现尤其令人震惊。这架巨型轰炸机的露面成了翌日美国报纸的头条新闻。几天后，《纽约时报》第一次刊登了一张该机飞过红场的照片。周日，前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相关照片的新闻报道评论说：“该机被认为是与美国B-52相似的洲际轰炸机，能够运载核武器到达远距离目标。”
美国人将永难忘记冷战的危险性。核战争的威胁带来一种持续不断的忧虑，就像一场整个国家都没法摆脱的低烧。这反映在越来越多地建造放射性掩体和其他民用防御设施的努力上。1950年12月18日，《生活》杂志刊登了题为《美国城市如何准备应对核战》的长文。
尽管未来难以预料，1954年的美国生活仍然很好，并且正越来越好。到处都是一片歌舞升平，中产阶层正逐渐增加，城市正在向周围郊区蓬勃发展，二战时期的混乱和牺牲开始从记忆中淡忘。其时，全国人口是1.62亿，与1942年比，增加了近20％。失业率是5.5％。电视机的拥有量是1946年的3倍，一半以上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台， 2/3的美国家庭拥有一辆汽车，也比1948年增长了一半多。
就在奥斯汀侦察飞行的一个月前，《新闻周刊》封面上的一张照片记录了弥漫于全国的这种矛盾情绪：两个美人驾着一辆敞篷车前去度假，照片提醒读者注意这期的特别报道《春夏旅行》。但封面上方交叉印着的则是有关此期杂志的另一特别报道：《原子弹：幸存系数是多少？》。
特雷弗·加德纳和吉姆·基利安知道，如果美国掌握更多关于苏联的军事信息，并能相应地调整与莫斯科的关系的话，避免核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但是1954年春夏之际，当艾森豪威尔政府振奋精神准备应付突然袭击时，却发现要获得更多的信息将困难重重。
如何采取更有成效的手段来拍摄苏联军事设施，这个问题多年来却一直得不到华盛顿的重视。实际上，早在1946年，圣莫尼卡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工程处就为五角大楼第一次提出了在太空安置卫星的构想。这个后来从道格拉斯分离出来更名为兰德公司的研究机构变成了空军至关重要的智囊团。到奥斯汀死里逃生时，关于能在苏联拍摄并将图片电传回地球的宇宙飞船的复杂的设计工作正在进行之中。空军也正在设法制造飞行高度足以躲过苏军战机的拦截和超出其导弹射击范围的侦察机。但所有这些行动都没有得到白宫的支持，科学家和工程师也没有得到必要的资金支持以攻克技术上的障碍。
那些障碍看似无法超越。没有人能像火箭那样进入太空，更不用说精密复杂的监视系统。即使能制造出一枚强大的火箭，但照相机系统能否承受火箭升空时的剧烈震动，能否在恶劣条件（包括华氏零下455度的低温）下正常运作，这些都无从知晓。如果能从太空拍摄到有用的照片，把这些照片传送到地球，则要求有先进的传送技术，或是改进胶片舱，以避免重返大气层时剧烈磨擦产生的高温将图片烧掉。至于新式侦察机，大气层上空仍是充满潜在致命危险的未知区域。喷气发动机在7万英尺高空会因缺氧突然着起火，人的体液在此高度也会自然蒸发。
幸运的是，开发所需的革命性技术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洛克希德公司的高级设计师凯利·约翰逊已说服空军支持他的最新计划，制造能在7万英尺高度飞过苏联的新式侦察机。洛克希德公司也正与空军合作研制摄像侦察卫星。虽然很多空军高级司令官对这两个主意都不感兴趣，但一位年轻的将军伯纳德·施里弗却认识到了这两个想法的潜在重要性，并开始利用他的影响推动这两个项目的发展。
另外两个天才人物很快也被吸引过来，并成为推进美国情报行动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中一个便是埃德温·兰德。哈尔·奥斯汀驾机穿越苏联领空的那个周末，兰德正沉浸在他与传统商业与科学决裂的冲动之中。当时他正在好莱坞，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合作制作三维电影。另一个人是理查德·M.比塞尔，一位才华横溢、古怪固执的经济学家，最近才刚开始到中央情报局做局长艾伦·W.杜勒斯的特别助理。
多亏了他们，及其他相信要保持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就必须更新情报搜集技术的人们，才有了这次新发展。年底之前，艾森豪威尔政府启动了一系列秘密研究计划，在未来六年里彻底变革了情报工作，深刻改变了冷战的进程。
在这一创新时期，美国制造出能飞至75 000英尺高空的U-2侦察机，并开始研制它的下一代。U-2侦察机的工程学技艺非常先进，即使时至今日也依然令人惊奇不已。1960年夏末，美国将第一颗侦察卫星成功送入轨道。在此过程中，为这项高度保密项目工作的科学家、工程师、实业家、政府官员重写了飞机设计与性能的历史，并将他们的祖国送上了太空。他们的发明在一天之内收集到的信息，甚至比整个间谍大军在过去10年收集到的情报更多，它彻底改变了谍报世界，打开了通过太空侦察、绘图、传送及定位系统等可以广泛更新战争的通道。总之，这是冷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也是美国智慧与技术的一次胜利。
正如炸弹的发明那样，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和新侦察系统的发明，以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双重方式重塑了华盛顿政治、统治体系和经济预算的前景，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半个世纪以后。全新的用以管理、开发新技术的庞大政府机构成立了，并配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围绕如何管理这个机构及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它，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对这些机构的控制权的争夺则引发了中央情报局与五角大楼之间的剧烈冲突，至今仍未能解决。
它们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美国获得了一系列新的可靠的关于苏联军事力量的情报。U-2侦察机和后来的第一颗卫星所提供的照片让华盛顿第一次看到了莫斯科的军事力量，包括海空军基地、轰炸机、导弹试验基地、核潜艇和雷达系统。正如新一代侦察系统的开发者之一艾伯特·D.维尔伦后来所言：“就像是在漆黑的仓库里亮起了巨大的照明灯。”
无人堪当侦察革命鼻祖之称，但理查德·S.莱格霍恩比任何人都更加无愧于这个称号。他清楚地记得，1946年7月25日，那天他思索着战略侦察机的未来，并最终有了一个答案。
机敏的莱格霍恩是美国空军最好的侦察机飞行员之一，时年27岁。二战时，莱格霍恩曾在纳粹占领的欧洲执行任务，目睹了战争的灾难，那时他是照相侦察第13连（照相侦察第67组）的司令官。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几天后，他也曾在奥马哈海岸与死尸、伤员为伍。但所有这些并没有让他作好面对1946年那个夏日景象的准备。
烈日炎炎，在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一个由29个环礁和散布在赤道边上太平洋中心的5个岛屿组成的环岛），莱格霍恩上校登上了B-29飞机。他和成百上千的其他士兵、海员及空军一起，被派遣到这里试验国家最新核武器。华盛顿已经在广岛和长崎领教了原子弹的破坏力，但原子时代依然处于初始期，五角大楼希望能测出在更多受控条件下原子弹的威力，还特别希望知道它对海军舰艇的效力。
选择马绍尔群岛作为试验地点是因为它位置偏僻，人口稀少，美国又是其保护国。2月，在群岛军政首长本·H.怀亚特海军准将告诉岛上居民，“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和结束世界战争，美国需要在此试验核武器”之后，比基尼环礁的167名居民才极不情愿地最终离开该岛。
7月1日，一颗威力与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相当的炸弹在比基尼礁湖上空爆炸，宣告了代号为“十字路口行动”的试验开始。半透明的海湾里，漂浮着无数的战舰残骸，包括美国巡洋舰、驱逐舰、核潜艇，还有战时从日本和德国俘获的舰船。
那一年4月，莱格霍恩担任“1.52”特遣部队的副司令官，重新开始军旅生涯。部队有500多文官、士兵和负责拍摄实验的工作人员，配有300多台不同型号的照相机。莱格霍恩和他的同事们驾驶一架B-29轰炸机和一架经过改造的运载照相机和测量仪器的C-54运输机。名为“卓越”的第一颗炸弹冲击到了这些飞机，不时划破太平洋上空的火球和蘑菇云是莱格霍恩此生永难忘记的景象。然而却是7月25日的水下爆炸试验彻底改变了莱格霍恩对战争性质和后果的认识，这次试验在新侦察技术发展史上起着重要作用。
莱格霍恩从B-29机舱窗户往下看，名为“贝克”的炸弹在泻湖水面下90英尺处被引爆时，海面上波涛翻腾，仿佛海底被某种自然神力顶起。莱格霍恩充满怀疑地看着第一次实验后飘浮在泻湖上的舰船残骸像水皮球一样被弹到空中。日本巡洋舰“长门”从水中升起，一艘日本战船被抛出去400码远。当它们又落入水中时，所有的8艘战船都缓缓沉入湖底。
“就在那时我明白了，我们不能再发动战争。”多年后坐在位于新墨西哥西南部山脊上的家中，莱格霍恩回忆说。
在比基尼泻湖的爆炸激发莱格霍恩进行思考，如何利用空中侦察帮助五角大楼和白宫制定保持和平的战略。在核试验几周前，莱格霍恩读过《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的摘要，该调查检测了战时盟军轰炸机对德国造成的破坏。莱格霍恩看出更多的侦察情报在指挥轰炸作战中是极有价值的——调查指出，盟军从未试过破坏纳粹的高压输电网。因为战争指挥者只对探明纳粹部队驻地及坦克和枪炮位置感兴趣。对于成千上万张侦察照片上显示的，或许能帮助引导轰炸行动的德国钢铁厂和其他工业基地则未给予足够的注意。
当莱格霍恩研究这份报告，并与同事讨论时，他也意识到更多情报可以消除人们对于突袭的恐惧，从而避免一场新的战争。该轰炸研究报告在结束部分强调新战争技术将带来的危害：“原子弹和遥控远洋飞弹的结合可能会引发可怕的、难以想像的后果。”
从他的侦察飞行经历中，莱格霍恩得出结论：避免核战争的最佳途径是，在美国遭到任何攻击之前，给白宫和五角大楼提供尽可能多的潜在侵略者的信息。这依赖于常驻基地对潜在敌人的军事力量和工业设施的监控，这样才能让华盛顿充分了解对手的实力，及时阻止冲突或是至少能作好实施报复的准备。
这种被称做战略侦察的理念已被军事指挥官实践了好几百年，它与通常所谓的战术或战斗侦察截然不同。战术侦察包括收集敌军情报用于备战和指挥战争。莱格霍恩本人就曾于盟国登陆日前几周内沿法国海岸线飞行过多次，以确定德军驻扎地，侦察是否有援兵到达该地。他还在登陆后进行过多次侦察飞行，以监测战斗，就德军行动向盟军司令报警。
他的新想法需要和平时间、先期对抗和侦察，这与大多数习惯于只在战时利用情报信息的司令们相去甚远。实际上，这个想法也突破了许多军事情报运作的规则。例如，战时互派侦察机到敌方国境是公平的，但是在和平时期这样做就会被认为是挑起战争的侵略行为。
莱格霍恩很清楚这些差别，也认识到他的方法要求发明一架能躲开探测的新型高空飞机。作为被麻省理工学院培养过的物理学家，他认为可以专门设计飞行高度足以躲避空军防御火力的飞机，或者甚至是使用可避过雷达探测的特殊材料制造的飞机，或在飞机外壳上涂抹这种特殊材料。
在太平洋上的核试验结束后，莱格霍恩回到美国，从空军退役，但仍是后备士兵。他并未停止思考战略侦察的必要性，并开始了说服五角大楼的努力。他花费了整个秋天来汇集整理自己的想法，然后于12月13日，周五，在波士顿举行的波士顿大学光学研究实验所成立大会上将这些想法和盘托出。
他的想法恰逢其时。战时空军侦察所需的高品质拍摄镜头中许多最有创造性、最重要的设计工作都是在才华横溢的年轻天文学家及镜头制造商，詹姆斯·G.贝克的领导下在哈佛大学完成的。战后，哈佛校长詹姆斯·科南特希望学校转回单纯的民用研究，下令关闭了光学实验室，拆除了它的防震砖砌建筑。因担心国家最具创造力的光学研究中心消失，好几个莱格霍恩的战友帮助安排波士顿大学接收这个中心，贝克仍留在哈佛，但他的助手邓肯·E.麦克唐纳则调到波士顿大学指导工作。镜头设计师麦克唐纳和参加波士顿实验所落成典礼的其他许多天才摄影技术专家一样，曾于核试验期间在“1.52特别工作组”与莱格霍恩共事。
莱格霍恩在题为《军事空中侦察的研究与发展目标》的发言中概述了他的想法。虽然它并未引起很多公众注意，但此次演说依然是冷战时期最具远见卓识的文件之一，且为空中情报新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核战争的性质，”莱格霍恩告诉听众，“就是一旦我们遭到攻击，即使并非没有可能，也很难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从而成功地进行反击。因此，显而易见，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事先得到关于潜在攻击的确凿情报，以准备在攻击到来之前采取最好的防范行动。”
“由于这些原因，”他继续说道，“设计一种能躲开探测的远程空中侦察手段就尤为重要……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像乍一看上去那样，有那么多科技上的难度，能在高海拔处侦察的超远程飞机已在设计之中，有几处已经制造出来，避免被识破的高空伪装的有效手段已被很好地掌握。避免其他电磁波长，尤其是雷达频率暴露行踪的方法也并非无可想像，也能被开发出来。”
大多数官员认为莱格霍恩好高骛远、过于乐观和不切实际，于是断然否决了他的建议。成立于1946年，1947年更名为美国空军的陆军航空部更感兴趣的是制造新型轰炸机和战斗机，而不是设计那些能在太空发现特殊目标的侦察机。他们理解的空中侦察主要就是战时飞到敌境选择轰炸目标、查明空防威胁而已。
幸运的是，莱格霍恩并非孤军作战，亦有其他人知道拓展空中侦察范围的必要性。在战前、战时与他合作过的好几个人也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包括国家航空先驱、空军最高司令亨利·H.阿诺德将军和乔治·W.戈达德准将。
阿诺德将军是二战时陆军航空部的负责人，战争结束后不到四个月，即1945年11月，他意识到一个新的不稳定时代对情报的渴求。他告诉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如果美国领导想提前得到关于潜在威胁的警报，华盛顿就必须不间断地了解潜在敌人的一切动态，包括他们的“政治、社会、科学及军事行动”的综合信息。阿诺德的话同一年后莱格霍恩的预见不谋而合，当时后者即将退休，他告诫帕特森说：通过传统的侦察手段不可能获得这些信息。
的确，正是三四十年代阿诺德、戈达德和莱格霍恩的见解被后来其他陆军航空兵的行动神奇地应验了，这才奠定了50年代空中侦察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位于俄亥俄州代顿附近，莱特机场的航空摄像实验室成为了战时最先进的空中摄影系统的开拓者。这个不出名的小工作室是现代空中侦察的诞生地。乔治·戈达德（与美国海军先驱罗伯特·H.戈达德无任何关系）在战时领导这间实验室。他勇于创新，慧眼识才，开辟了这个充满革新精神的研究中心。
戈达德和陆军航空部司令也就是实验室负责人的阿诺德是最佳搭档。尽管他们的背景不同——戈达德是一个英国保险商的儿子，阿诺德家族的从军渊源甚至可追溯到独立革命时期——不过他们都是空中侦察理论的热情拥护者，且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新技术的开发上。
从学会飞行那一刻起，亨利·哈雷·阿诺德就开始把飞机当做平台，尝试拍摄了。当他在美国军界步步高升时，他一直在尝试推进航空科技的新技术。相对军中的同僚，他很早就意识到非军方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能够提供宝贵的帮助。阿诺德最终无法忍受空军对研究开发行动的冷漠与拖沓，如直至1930年，陆军最先进的观察机——道格拉斯O-38飞行时速还不超过130英里。“20年里我们到底得到了些什么？”他对儿子汉克抱怨道，“一无所有。”阿诺德的应对措施是组织科学家和企业家建立独立的研究机构，这些科学家和企业家包括空气动力学家西奥多·冯·卡门，飞机制造商格伦·柯蒂斯、埃尔默·斯珀瑞、唐纳德·道格拉斯和来芮·贝尔。
1938年他被任命为陆军空军组司令时，阿诺德已和西海岸设有风管专业的加州理工学院建立了联系。他结识了加州理工学院古真海姆航空实验室主任冯·卡门及学校其他航空研究项目的风管专家。阿诺德和卡门共同推进了陆军和高校的合作，并进而创建了喷气推进研究所。
这是一项双赢的举措，也为军事科技的其他项目，包括“曼哈顿计划”及新侦察技术的发明等树立了榜样。对于冯·卡门和加州理工学院来说，来自陆军甚至来自美国财政部的资金支持，为学校的火箭和电子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对于阿诺德而言，加州理工学院为他的空军组所开发的新技术提供了充足的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
乔治·戈达德是另一位先驱，尽管他的贡献更多的局限于依赖于他个人技术创新的航空侦察。戈达德首次航空侦察是在1918年，当时一战刚刚结束。早期的航空侦察工作非常惊险。拍摄者只被一条皮带固定着站在敞露的驾驶舱后部，当飞机飞向目标时，通常会爬升到12 000英尺到15 000英尺的高空，在那里呼吸都会变得困难。拍摄者还要把10磅重的照相机对准地面，不停地按快门。戈达德于一个有风的阴天在纽约州罗彻斯特市第一次飞上高空。当80马力的“柯蒂斯·詹妮”升上高空后，他发现飞行于平流层之中并不如想像的那般美妙：在大部分的飞行时间里，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待着，生怕被甩出机舱。“我从未想到云层竟是这样狂暴，令人难受。”他在自传中回忆道。
20年代早期，戈达德开始在侦察工作中崭露头角。在俘获的德国船上拍摄轰炸试验、勘查田纳西河盆地、拍摄圣路易斯附近的考古基地。因对现有的侦察摄影系统不满意，他与罗彻斯特的柯达公司合作开发出了长焦距镜头。1925年11月，他完成了第一次夜间飞行，在罗彻斯特丢下荧光弹，借荧光弹的光拍摄。1934年，他陪同阿诺德在阿拉斯加执行摄影制图任务。
1936年，随着欧洲局势的进一步紧张，戈达德意识到能躲避对方防空火力的高空侦察飞行的迫切性，于是他重新捡起他早期的尝试，研制能够拍摄远距离目标的36英寸长焦镜头。他当时的想法和后来的莱格霍恩的观点如出一辙：“如果你飞得足够高能躲开敌人的防空火力，同时又能拍到像在低空一样清晰详尽的照片，你就十拿九稳地拥有了安全。”他回忆道。
早在1939年，阿诺德就曾把戈达德召到华盛顿进行磋商，两人都认为欧洲很可能爆发战争，美国也极可能参与其中。戈达德提出了一项大胆计划：制造一架专用的高性能侦察机，“它必须飞得快，飞得高，飞得远，还要装有防御装备。”他这样告诉阿诺德，但阿诺德无法为一架非战斗型的飞机提供资金援助。
1940年，在对罗彻斯特的柯达公司参观访问期间，戈达德遇见了理查德·莱格霍恩，当时后者刚开始在公司里从事研究开发工作。戈达德是来与公司最高研究官肯尼思·密斯会谈的。当时欧洲已爆发了战争，戈达德知道他不能再指望购买德国的高性能镜头了。考虑到美国可能会卷入战争，他预测那种轻灵小巧的用于空中侦察照相机上的长焦距镜头将会短缺。12月，他与密斯的一次会谈在美国侦察领域前景的规划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次会谈中，密斯告诉戈达德，能解决他的镜头问题的人是詹姆斯·G.贝克，那个年轻的天文学家和镜头设计师，他希望能聘请贝克来柯达工作。他催促戈达德到剑桥去见贝克，还建议戈达德与柯达新来的研究员之一莱格霍恩合作。
莱格霍恩来自波士顿地区，他父亲是个汽车销售商，母亲艾格尼丝是个家庭主妇，莱格霍恩长着浓黑的头发，留着稀疏的小胡子，显得既结实又活泼。他于1919年2月7日生于波士顿西部的布鲁克兰，在附近的温彻斯特完成中学的学业。1939年，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物理学学士学位，对摄影有着浓厚的兴趣。
1939年夏，他搬到罗彻斯特，在柯达工作不久，他就迷上了飞行，他常常是早晨4点钟就起床，到罗彻斯特机场学习驾驶“韦克”双翼飞机。“我是个冒险家，”莱格霍恩说，“我一学会飞行就要带着女同伴们上来，翻圈，打滚，炫耀驾驶技术。”
对于渴望成为一名飞行员，且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大学时就被任命为预备军官的莱格霍恩来说，被引见给戈达德正是时候。戈达德把莱格霍恩从后勤部转到陆军航空司令部，把他推上实现理想的轨道。1941年3月，莱格霍恩踏上了去代顿的征途。
1941年1月，戈达德到了剑桥。一个雪天，在哈佛天文台他见到了贝克。贝克是路易斯维尔人，1935年成为哈佛研究生。在剑桥，他把注意力转向了设计能让宇航员在更高的空中进行地面拍摄的新型长焦距镜头上。当戈达德走进贝克杂乱的阁楼工作室，看到一位穿着工装裤的年轻人时，戈达德误认为他是那个天文学家贝克的助手。当看完贝克的一些设计，他就知道密斯帮了他一个大忙，“我能看到他的创意中有许多不拘于旧观念的新颖独到之处。”戈达德回忆说。
他告诉贝克陆军需要新式照相机系统，这种新式照相机其镜头能够在高空完成聚焦，并且不会随温度和气压变化收缩或膨胀，在长焦距照相机组的大透镜上，这个问题尤为突出。戈达德想要一个能随着条件变化自动调整并能保持聚焦的40英寸光学系统——一个在此领域从未有过的飞跃。戈达德记得当时贝克“眼都没眨就答应了”。那时，戈达德能从华盛顿获得大量财力支持，给了贝克25 000美元的项目经费，这在当时很少有哪些研究项目能获得那么高的经费。在取得哈佛天文台主任哈洛·沙普利的批准后，贝克同意在学校成立并主持一个服务于陆军的光学实验室。
贝克说他需要快门专家的帮助来制造戈达德想像中的新型照相机系统。幸运的是在几个月前，戈达德就已经把在人口普查局工作的久负盛名的物理学家阿木罗姆·H.卡茨招至麾下。卡茨指出，由于生产过程中校准设备的缺陷，所有美国产的照相机快门速度都存在计算失误。这在整个照相机生产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卡茨是一个乐观、可爱、充满活力的人，与贝克这样一个说话简洁、沉默寡言的科学家一起，虽然合作并不是很协调，但还是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在其他同样富有才华的专家们的帮助下，他们设计出了在未来30年里都一直遥遥领先的侦察照相机。
40年代末，戈达德与波士顿大学实验室合作，设计出了48英寸的镜头。当飞机飞过德克萨斯州福和市一个高尔夫球场时，在34 000英尺高空此照相机拍下的照片上清晰地显示了其中一个轻击区上的两个特大号的高尔夫球。尽管球的半径足有3英寸，但这依然堪称拍摄绝技。但戈达德想要清晰度更高的照片，需要能够在100英里的高空拍摄到地面单架飞机的清晰图像的240英寸的系统。但对大多数侦察摄像专家来说，这样的照相机的必要性并不明显，因为当时太空飞行的可能性依然还是个未知数。
许多40年代早期在代顿实验所为戈达德工作过的科学家包括莱格霍恩、卡茨和沃尔特·拉维森，战后又重聚在马绍尔群岛进行核试验。后来，另一位睿智的摄像工程师、贝克在哈佛光学实验室的助手邓肯·E.麦克唐纳也来到夸贾林环礁，加入到他们的工作中。在夸贾林的那些闷热的夜晚，莱格霍恩在军官俱乐部里通过与这些人的谈话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这队人马几个月后又相聚在波士顿大学实验室的落成仪式上。空中侦察领域最有创新精神的领袖都汇聚在这里了：戈达德、莱格霍恩、贝克、卡茨、拉维森和麦克唐纳。听众里有许多高级陆军航空部军官，包括陆军少尉柯蒂斯·勒梅将军和全国许多照相公司的主管，包括柯达、飞兆、芝加哥航空、博士伦和珀金－埃尔默公司。当天下午听取莱格霍恩阐述他的和平时期侦察观点的人中，几乎没有谁能想像得到这是多么有预见性，也更少有人会认为在座的听众中会有人帮助他实现他的梦想。
莱格霍恩对于无懈可击的、高空飞行侦察机的想像是理智的。惟一的问题是：在1946年，它显得那么遥不可及。喷气时代刚刚微露晨曦，而太空时代则更像是科幻小说中的幻想，在离地面7万英尺的高空飞行技术上即使不是毫无可能，也是非常渺茫，前提是必须能设计出完全不同的新型飞机。若想让飞机能在稀薄的大气中穿行，燃料化学界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以保证喷气燃料在极低气压中不被汽化，飞行员还必须穿上增压服以防止血液蒸发。以1946年航空工程水平，莱格霍恩更像是在做白日梦。
当英美领导人逐渐意识到他们正面临苏联的令人恐怖的新的军事威胁时，他们所用的侦察工具却不堪一击。他们若想侦察苏联，只有使用传统的军用飞机，但这存在着极大的隐患，包括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被俘或被杀的可能性，甚至还可能会被抓住侵犯克里姆林宫领空的战争把柄。哈里·杜鲁门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及两任英国首相包括温斯顿·丘吉尔，都迟迟不能决定他们是否要冒此风险。为了将侦察飞行所引发的公开冲突的可能性最小化，他们对此高度保密，以至于这些行动的真实目的都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甚至包括那些执行任务的飞行员的家属们都一直被蒙在鼓里长达40年。
第一批侦察飞行是在1946年底，从阿拉斯加飞越白令海峡沿西伯利亚东北海岸飞行。此举很快就引发了莫斯科的抗议。那场名为“和平时期空中侦察计划”的行动旨在不进入外国领空以搜集摄像和电子情报。装配在改造过的轰炸机和其他战斗机上的电子感应器能在苏军防御雷达扫过天空时，探明它们的位置并分析其信号，让华盛顿了解美机可能会遭遇到的反击。在苏海岸的斜角拍摄也能提供虽有限但也极有价值的关于苏边境上空军基地和其他军事基地的信息。像哈尔·奥斯汀那样故意侵入到苏联境内的飞行始于50年代早期。
因为近年来保密命令已解除，侦察行动的真实面目也变得非常明了：它是冷战中最大胆、最危险的部分之一，这种直接侵犯的领空的行径也是经常能够引起美苏军事冲突的惟一借口。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长久的，包括那些痛苦的家庭，他们仍不知失踪已久的丈夫、父亲和兄弟早已机毁人亡，或被俘在苏，监禁了数年。对美国人而言，侦察飞行史充满了绵延至今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合作精神，创造了一个年轻国家永远铭记在心的成就。成百上千的空、海军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沿着或侵入苏联边境飞行，侦察并试图了解苏空军防御力量和军事实力。
不幸的是，至今仍然没有那些未返回基地的飞行员们的确切消息。在1950年到1970年的入侵侦察飞行中，至少有252名飞行员被击落，这些飞行多是针对苏联（中国也是目标之一）的，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的90人生还了，因为他们或被美军拯救或是被苏联或其他国家证实被俘。其余138人仍生死不明，其中一些人甚至极有可能被终生监禁。然而，美国很少作出努力去确定他们依然活着并作出安排要求遣送他们回国。
但这些情报并未给那些派遣入侵飞行员进入龙潭虎穴的总统和首相们多少安慰。因随着对情报要求的增加，飞行更频繁也更危险。每次入侵飞行被苏军拦截或攻击，不可避免地就引出了大量头条新闻和美国官员对于飞行目的的欺骗世界舆论的谎言。要求更安全的空中侦察手段的呼声给华盛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样的压力促成了冷战时期新式侦察机的发明。“我们知道很多美国人都死于这类任务，”莱格霍恩回忆道，“这引出了对新式飞机及转向太空的现实的迫切需要。”
多年来，新式侦察机的研究和设计工作一直停滞不前，并且得不到重视，就像是一个老式战斗机和军事建设的被忽略的养子。但莱格霍恩与其他有识之士一直都在推动其进程，并且当所谓苏联威胁增加、失踪飞行员人数攀升时，他们在白宫和五角大楼及科学界、工业界都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1946年9月莱格霍恩退役后，回到柯达工作，于1947年被派往伦敦，管理欧洲的销售工作。1948年底，他返回罗彻斯特的柯达总部，并很快开始继续其对高空侦察飞行的宣传鼓动。他以前的上司——保罗·T.卡伦准将邀请莱格霍恩在12月堪萨斯州托皮卡空军基地（后来更名为福布斯空军基地）举行的侦察讨论会上发言。莱格霍恩不失时机地重提对苏窃取秘密情报的侦察飞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一话题两年前他在波士顿就已强调过。他告诉那些空军军官说，他相信美国已拥有能完成此任务的飞机、照相机和伪装技术。并且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将研制出能够躲开苏军雷达搜索的隐形飞机。
朝鲜战争给莱格霍恩带来了将他的改革运动直接推向空军最高司令的机会。作为一名后备军官，他于1951年4月被召回服役，被任命为代顿的莱特机场航空发展中心侦察系统部主管。该中心是空军主要的内部智囊团，提供如何设计新式飞机或是改造旧式飞机以适应新形势的思路，莱格霍恩的部门则负责制造这样的侦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