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利·约翰逊，20世纪中叶美国最具创造力的飞机设计师，将莱格霍恩关于特殊飞行器的航空幻想转化成了现实，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克拉伦斯·L.约翰逊，在二年级时就被同学们亲切地称做“凯利”。他是飞机制造大师，是航空史上最有才华、最有成就的人物之一。他把对空气动力设计天生的奇妙感觉和急躁却高效的管理风格融合在一起。在他充满灵感的指导下，洛克希德公司的高级研制工程处（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臭鼬工厂”），在20世纪生产出了许多美国最先进的军用飞机，自1943年研制出P-80起，后来，还重新设计了被洛克希德公司戏称为“流星”的美国第一架战术喷气式战斗机F-80。在他1933到1975年的设计生涯中，他设计了40多种飞机。第一批中有P-38“闪电”，那是一架螺旋桨战斗机，曾在二战中大显神威。约翰逊的老飞机制造厂在圣费南多谷伯班克市，就在洛杉矶外的好莱坞山上，那里的工作高度保密，时间限制极严。在那里制造出了U-2侦察机，后来又有超高性能的A-12“牛车”，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空军模特”，叫SR-71“黑鸟”。约翰逊退休后，“臭鼬工厂”更是开发出了声名赫赫的F-117隐形战斗机。
空军并未要求约翰逊设计莱格霍恩的侦察机。事实上，1952年当空军效仿“塔山报告”，开始更认真地考虑制造新型高空侦察机时，就故意将洛克希德公司排除在外。但因为华盛顿一些极有地位的朋友的帮助，及1954年来自特雷弗·加德纳、詹姆斯·基利安和埃德温·兰德的关键性的协助，约翰逊才击败了空军一派。他的设计既非常简单，又大胆创新，远胜过其他飞机公司的竞争计划，于是在1954年10月赢得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支持。正如约翰逊承诺的，九个月后，在预算期内，第一架U-2侦察机飞上天空，在这个逾期和超预算司空见惯的行业里，简直堪称奇迹，尤其是制造这样一种全新的飞机。
凯利·约翰逊看来是此任务的最佳人选，真让人难以理解， 空军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请他出山。他于1910年2月27日出生于马奎特附近伊什珀明的北部密歇根矿村，是一个瑞典移民家庭九个孩子中的老七，他父亲是一名砖匠，母亲是一名主妇。自从发现了镇上的卡内基图书馆后，他就每天都去，完全被汤姆·史威夫特的作品给迷住了，包括《汤姆·史威夫特和他的飞机》。约翰逊被那些关于飞行和工程的详细资料深深吸引。“我还读了其他关于飞机的书——罗弗·伯伊斯和柯利尔关于飞机模型的书。12岁时，我就决心要成为一名飞机设计师。”
1923年，这家人搬到南面的弗林特。那里的建筑业正繁荣，约翰逊的父亲彼得开始发展建筑业，并最终获得成功。约翰逊夏季在板房工作，锻炼出了肌肉发达的前臂，这让他在扳手腕比赛中所向无敌，以至于后来，扳手腕还成了“臭鼬工厂”的传统：当一架新飞机首飞成功后，全体工作人员聚在一起以此方式庆祝。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弗林特初级大学学习物理、数学和微积分，并首次接触工程学。约翰逊急于学习飞行，他花了55美元（在当时堪称一笔“巨款”），乘一架四人双翼飞机第一次飞到空中，他尽情享受了那颠簸喧嚣的三分钟飞行。其后不久，在弗林特的主教机场，他用所有的积蓄报名参加了10次飞行课。教员得知约翰逊想做飞机设计师后，力劝他把钱留作接受大学教育。约翰逊极不情愿地采纳了他的好建议，于1929年转学到安娜堡市的密歇根大学。很快，他就投入大量时间学习该校风管系的空气动力学，还成为航空工程系主任爱德华·A.斯道克的助手。
约翰逊是理想人选，他热爱通风管道背负系统的工作，并得到了斯道克的同意，租下实验室进行个人研究，包括试验史蒂培克设计制造的新式流线型汽车。约翰逊发现，巨大的车头灯产生相当大的风阻，在高速行驶时会让汽车减速。公司重新设计了车头，使车头灯与挡泥板相配。这不过是约翰逊一系列发明的序曲。
他在1932年毕业时，由于经济大萧条，工作机会很少。东海岸主要的飞机公司西科斯基、马丁和寇蒂斯等都拒绝了他的求职。约翰逊申请加入陆军航空部，期望能成为空军军校学员，但因旧眼疾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和一位朋友决定到加州去，希望能在那个飞机制造商聚集的地方找到工作。他们借了教授的雪佛兰轿车上路。为了省油，约翰逊笨拙地修补了发动机，在越野行驶中每加仑油可多走三到四英里。以制造胶合板飞机闯出名气的洛克希德公司，在萧条时期也破产了，刚被罗伯特和考特兰德特及其他一些飞行爱好者以4万美元的价格购得。总工程师理查德·万·哈克告诉约翰逊一年以后公司要雇人时再来。
在这一年中约翰逊在密歇根读完了研究生学业，并获得了硕士学位，又一次用通风管道背负系统作了多种实验。恰巧学校与洛克希德公司签订合同，核对“伊莱查”的设计，它是重组后的公司希望作为第一件产品推出的一种新式全金属飞机。斯道克用通风管道背负系统检测了那些模型。尽管对于它的稳定性和方向控制仍存有疑虑，他还是认为它并不比其他飞机差。但约翰逊认为它极不可靠，1933年，他回到伯班克参加应聘一份工作的面试时，毫不犹豫地跟洛克希德公司的高层主管讲到这一点。当约翰逊不知天高地厚地宣告这种飞机不稳定、斯道克的风管报告无效时，新任总工程师霍尔·L.海巴德和董事长助理兼人事主管西里尔·奇普立特大吃一惊。
这两个人并不喜欢约翰逊的狂妄，但他们还是决定给他证实自己看法的机会。在加州培训了几个月后，约翰逊被退回密歇根风管专业，车后座儿载着“伊莱查”模型。在分析问题、思考如何改进之前，他已用此模型进行了多次试验。约翰逊建议重新设计水平机尾部分，以增强方向稳定性。用双垂直尾翼补充原来设计的单垂直尾翼和方向舵。结果，新颖独特的双垂直尾翼造型成为该飞机的标志。50年代，洛克希德公司的子公司“群星客机”公司使用的许多商用机的三个尾翼设计都源自这些风管背负系统试验。
约翰逊被雇用后，他的才华和敬业精神很快就使他成为洛克希德公司最受欢迎的人物，虽然他的傲慢和暴躁脾气也常引起摩擦，但这并不重要。习惯这项工作后，他终于实现了成为飞行员的愿望，并成为“伊莱查”主要的试飞工程师。试飞中的准备和应急经历都让约翰逊认识到飞机设计者必须从飞行员的立场来看待他们的设计。他继续试飞了很多年，甚至在当上高级主管之后，仍然这么做。“我想我需要一年飞一次，以便在设计新飞机时能保持正确的权衡和立场。”
勇于革新的约翰逊渴望能在洛克希德公司成立一个试验性的小部门，飞机设计者和制造者们能在其间合作，不受许多工业公司普遍存在的官僚作风的束缚。他认为将参与设计新式飞机的所有人员集中于一个屋檐下，更容易激发智慧，节约从设计到制造所花费的时间。如果飞机设计师能在生产车间旁工作，将会更容易解决飞机组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1943年，当他赢得为陆军航空部制造喷气战斗机样机的合约时，他的愿望实现了。空军之所以选择约翰逊和洛克希德公司，是因为他设计了双引擎P-38“闪电”，这可是战时生产出的最灵活的螺旋桨战斗机。洛克希德公司为给五角大楼制造其他飞机，不得不扩大规模。主管告诉时任总研究工程师的约翰逊，如果他能找到工程师和工作人员，公司就能在伯班克厂区内找到闲置场所，可以让他放手进行他的试验性计划。
具有天赋的约翰逊从来都不失时机。他很快招来了20多名最优秀的设计师和数量相当的技工，然后在洛克希德公司风管车间附近开阔地带成立了临时工作室。为置备制造飞机的工具，他安排买下了当地一家机械修理店。墙是用从“克立特”上拆下的木头做的，它们曾用于运载“哈德森”轰炸机引擎，此种轰炸机是约翰逊为英国皇家空军设计的“伊莱查”的改造版。为了给整个工作区遮风挡雨，约翰逊租了一个马戏团帐篷。于是，“臭鼬工厂”成立并开始运转了。制造出第一架飞机只用了143天，远远提前于陆军的规定期限。
在洛克希德公司，约翰逊迅速成为英雄式的人物。1954年加入洛克希德公司的热动力学家本·里克向年轻工程师们描述约翰逊时说，他是个使人畏惧的人物，虽然看上去其貌不扬。“所有人都看到过他穿着挺拔的衬衫，步履匆匆，大腹便便，中年，走路像可笑的鸭子，白发梳得无一根零乱，长着一个傲慢的下巴，鼻子很肥、很圆，总让我联想到W.C.菲尔兹，但并不会觉得好笑。”
见识过约翰逊在三日内紧急起草、重新设计“伊莱查”，并把它改造成“哈德森”轰炸机后，决定雇用约翰逊的人之一霍尔·西巴德说：“那个该死的瑞典人居然无所不能。”里奇等新同事们很快就亲身领教了约翰逊不可思议的直觉。一天，里奇正忙于设计喷气引擎的注水口时，约翰逊停在了他桌子边，抓起那个零件的草图，“设计不对”，他对里奇说，“大了20%，重算。”那天剩下的时间里，里奇一直都在重新计算，结果发现果真大了18％。
后来模仿“臭鼬工厂”的秘密卫星开发办公室，在帕洛阿图开始卫星项目之前，詹姆斯·普拉默曾研究过约翰逊的管理技巧。“一天，凯利停下来与一位正研究引擎喷嘴问题的工程师交谈，那家伙简直像个工作狂，面前有许多刚做的喷嘴泥制模型。凯利看过一眼说：‘压根儿不是这回事。’他抓起模型，用他粗壮的大拇指把它捏成另一种形状。那可怜的家伙只是傻呆呆地坐在那儿，看着他的努力全白费了，但那个老家伙改的是对的，他管理项目的方式确实与众不同。”
约翰逊把不留情面的作风也带到了公司会议上，“洛克希德公司所有的部门都要定期集会，各部门经理要汇报工作，”普拉默说：“多数人总是作冗长发言，凯利则只是走到黑板前，写下销售额和赢利额。他说，我卖出了这么多，我挣了这么多。现在我要回去工作了。”
1963年，维尔顿接管中情局空军部之后，认识了约翰逊，“他极端自信，”维尔顿说，“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在航空工程学方面无一不通；他让下属卖命工作，对他们期望很高；他像水手一样骂人，吓唬下属，但他同样引导他们，下属亦很拥戴他。他是绝对的爱国者，热爱着这个国家；他刚愎自用，才华横溢。”
1952年年中，塔山研究和它研制高空侦察机的建议上交之后，空军对制造新式侦察机的兴趣也开始增加。此时，空军已非常了解约翰逊的技术。第一步行动是要求马丁飞机公司检测改造B-57轰炸机以适应64 000英尺高空侦察的可能性。此计划是五角大楼对莱格霍恩建议的亡羊补牢之举。莱格霍恩曾提议改装英产“堪培拉”轰炸机，加长机翼，增加大功率引擎，拆除飞机的护甲层和其他战斗性装置，马丁当时已在英国制造商的许可下，开始制造“堪培拉”的美国版——B-57了。
代顿的赖特空军发展司令部也有自己的打算。朝鲜战争期间，航空工程师约翰·西伯格少校被召回赖特机场服役。他和两个战后移居美国的德国专家共同调查了可用于高空侦察的许多备选机型。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的那个月，三人递交了一份提议草案，描述了一种低音速飞机，其飞行高度可达7万英尺或更高，往返飞行里程为3500英里，能装载700磅重的侦察设备。7月，代顿发展司令部与纽约州布法罗市的贝尔飞机公司、马里兰州海杰斯敦的“漂亮儿童”型发动机及飞机制造商签署了初步研制所提议飞机的合约。尽管凯利·约翰逊的名声如日中天，空军还是回避了洛克希德公司，因为他们误以为，那家加州公司，及其他生产量极大的飞机制造商不会给予此项目足够的重视。
空军加快了步伐，在设计新式侦察机的同时，又安排一个军外顾问小组研究情报问题。这个名为“情报系统小组”的顾问组成立于1953年6月，主要是帮助指导空军研制被莱格霍恩所推崇、塔山研究所认可的那种飞机。这个很有影响力的小组包括好几个塔山委员会最有创意和远见的成员——哈佛的镜头设计师吉姆·贝克、宝丽来的埃德温·兰德、康奈尔航空实验室航空力学部主任艾伦·F .多诺万等。
1953年11月某日，准确日期已无从考证，洛克希德公司第一次得知空军的积极行动。刚从空军退休到洛克希德公司工作的约翰·H.卡特在访问五角大楼期间，从尤金·基弗那里得悉这些计划。一回到伯班克，他就敦促公司主管加入竞争。他在备忘录中预测了那种飞机的适用寿命。“如果它能在极高空达到0.8马赫的速度，那么在1960年以前，它都能保证躲开苏联的防御措施。”
卡特指出，研制这种飞机需要“极艰苦的努力和不同寻常的程序，还要求超越常规的设计理念。”这或许包括取消传统的起落装置、惯常的战争规范等，包括装甲、防御武器，甚至机舱增压系统。约翰逊和他的小组似乎是对付这些挑战的不二人选。1953年12月，洛克希德公司高层主管批准了这一想法，约翰逊立即着手设计符合卡特期望的，同时也是莱格霍恩所期望的飞机。洛克希德公司将其命名为CL-282。约翰逊在日志中写道：“我们开始改造机翼部分时的调查，并不循规蹈矩，我们尝试改装F-104，以使之能飞到最大可能的高度，适应侦察之需。”
卡特没有夸大对超常规想法的需要。在1954年，超高空飞行还是稀奇事。只有一些试验性的飞机曾短暂地飞到过为新式侦察机设定的空气稀薄区域，约海拔13英里处。1953年8月，道格拉斯飞机公司为海军制造的火箭动力的D-558-2，一种有后掠翼的飞机，创下了83 000英尺高空的新记录。
但尚无喷气动力飞机能达到此高度，也无任何载人飞机能在接近此高度的区域连续飞行，也没有飞机能到达CL-282的预计巡航高度——65 000英尺。稀薄的空气给人和机器都造成了很多困难，也就是说它将减弱空气对飞机的升力，即保持飞机在高处的基本物理力量。在7万英尺高空，喷气引擎产生的推力只是在海平面时的6％。在其他方面，飞机的重量也必须相应调整，因为轻盈灵活是高空远距离飞行的基本要求。燃料是另一个潜在问题，传统的JP-4煤油燃料在7万英尺高度将会蒸发，必须发明一种新的喷气燃料混合物。
在平流层维持生命也是一大挑战。人体内的液体，包括血液，在65 000英尺高度时就会汽化，低气压会急剧增加对心脏血管系统的压迫。虽然增压舱能减少此类危险，却不能彻底消除它们。一旦舱内气压不足或飞行员被迫在7万英尺高空紧急跳伞，就必须有一种特制的增压服保持飞行员身体上的持续压强。但是这样的话，在紧急降落时，由于血液内氮气汇聚到一起，飞行员或许会痉挛，正如潜水员从深海钻出水面时，若速度过快也可能遭遇同样的致命伤害，这种危险也必须加以考虑，并尽可能地避免。
约翰逊对这些空气动力问题的解决虽然离经叛道，但却无懈可击。他的设计更应被称做低音速喷气发动滑翔机。这种飞机的显著特征是它那超长的、窄窄的机翼，其翼展有70英尺零8英寸。它的超长度意味着更多机翼表面积，可给飞机增加升力。大机翼还可为四个总共能容纳1 350加仑燃料的燃料槽提供空间，足够飞机飞行4 0000海里，足以飞越苏联大部分地区。为减轻机重，约翰逊建议采用独立的、可分离的翼片，能安装到机身上，而无须再用一个穿过机身的帆桅来支撑机翼部分。他认为，加上延伸的帆桅（飞机制造标准）虽然更结实，但也更笨重了。新机翼设计还为机身腾出了装配摄像设备的空间。通过使用轻型材料，约翰逊设法减轻了机翼重量，比传统飞机轻了2/3。
减轻机重的另一种方法是受了滑翔机的启发。约翰逊只用3个5/8英寸的高弹性的钢螺栓就把机尾部分接到了机身上。他还决定不用增压舱，舍弃标准的起落装置。但后来，他不得不撤销这两个决定以赢得政府的支持。替代起落装置的是附在机舱底部的两个滑板。一改滑轮着陆的传统，此飞机将用腹部接触地面滑停。至于起飞设备，约翰逊设计的是一种有轮的移动车，飞机升空后会被丢弃。这也是典型的滑翔机式的。机身由极薄的铝制成。提供动力的是通用电气公司出产的J73/GE3涡轮喷气引擎，能够产生9 300磅推进力。贝尔飞机公司为赖特机场的约翰·西伯格设计了双引擎飞机，约翰逊则更青睐单引擎机，部分是因为可减轻机重，减少燃料消耗。洛克希德公司的F-104喷气战斗机（也是约翰逊设计的）用的也是通用电气的这款发动机。
长机翼，没有起落装置的CL-282与以往的喷气式飞机截然不同。它更有诸多弱点：机身只能承受2.5重力加速度的压力，还不到军用机要求的一半。约翰逊的这款飞机没有配备任何能用于自我保护的武器，完全依赖于它的飞行高度使自己免受苏军战斗机和防空导弹的攻击，在5万英尺以上，它们就无法有效地发挥威力了。飞机本身的这种设计和飞行中遭遇的稀薄空气，都要求飞行员操作精度极高。一旦慢下来，飞机就可能失速，甚至使机翼和机尾部分挣脱出去。若超出最高速度，强烈的振动也会使机翼折断。后来，被挑选来驾驶这种飞机的那组精英飞行员们，嘲讽地把这种极狭窄的安全范围称做“棺材角”。
接到设计任务一周后，约翰逊递交给上司一份长达23页的备忘录，描述了CL-282的主要特征。大约也在同时，西伯格和同事们正在代顿论证贝尔与飞兆提交的新型侦察机计划以及马丁关于改造B-57的建议。他们一致否决了飞兆关于制造飞行高度为67 200英尺的单引擎飞机的提案。西伯格推荐采用贝尔的计划，它建议制造飞行高度为69 500英尺的双引擎飞机。他还敦促空军立即改造B-57，在贝尔制造出比它飞得更高的飞机之前，改造后的B-57将被暂用于64 000英尺高空侦察。空军很快就通过了马丁的提议，而且流露出赞同贝尔的倾向。洛克希德公司若想参与竞争，就得马上采取行动。
1954年3月初，约翰逊飞回华盛顿向施里弗将军的发展规划办公室陈述他的计划。莱格霍恩一年前已经离开，但他的两个最亲密的助手——吉恩·基弗和维尔伦仍留在那里。他们被约翰逊的想法深深地吸引了，力劝施里弗采取下一步行动，要求洛克希德公司上交一份详细提案。施里弗同意了这一请求。4月，约翰逊回到五角大楼面见空军的高级文官和军事官员，包括特雷弗·加德纳和发展部副参谋长陆军少尉唐纳德·L.普特将军。约翰逊希望能获得30架飞机的订单。会后，他在日志中提到，加德纳和其他文官对他的设计，似乎比空军军官们更感兴趣。
他的感觉是正确的，虽然他并未认识到他的出现恰好契合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军备进展情况的更多的关注，包括莫斯科的导弹开发计划和“野牛”轰炸机的发展，一年前，他们曾在莫斯科城外的拉明斯克机场第一次看见它。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见了李·杜布里奇的科学顾问委员会，讨论突袭的威胁，那是加德纳雄心勃勃的游说活动最重要的内容。此次会见后，杜布里奇要求詹姆斯·基利安考虑其他措施研究并回应这一威胁。约翰逊不知，华盛顿正集中力量对付的正是他设计的飞机能侦察到的那种危险，而且像加德纳和施里弗之类的人物都正急于找到更有效、更安全的方式去搜集苏联军事情报。
加德纳和其他人的介入很偶然。空军统帅部认为CL-282设计毫无用途。4月初，当基弗、瓦伯格和在开发计划办公室工作的一位兰德经济学家伯顿·克莱因把洛克希德公司的计划带给勒梅将军时， 那位SAC司令走出会议室，告诉基弗和瓦伯格，他们是在用一架没有枪炮和起落装置的飞机浪费他的时间。他说，如果需要高空照片，他可以把照相机带上他的B-36轰炸机。
此后不久，当基弗、瓦伯格和克莱因走过华盛顿K大街到一个旗杆球道去打保龄球时， 基弗建议向理查德·比塞尔，一个刚进入中央情报局的朋友和经济学家同行推荐CL-282。他们通过施里弗，邀请比塞尔到五角大楼听取关于洛克希德公司提案和它的潜在价值的情况介绍。“比塞尔立刻被吸引住了，对这种飞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克莱因回忆说。但此次拜访并未激发出情报局官方的任何兴趣，比塞尔本人似乎也忘记了他对此飞机的首次感触，甚至多年后讲述自己如何得知洛克希德的这架飞机时，也没有提到。
6月7日，约翰逊接到官方正式通知，空军拒绝了他的建议。在给洛克希德公司的那封信中说，空军已同意制造马丁的B-57改造型，它还决定继续建造贝尔提议的叫做X-16的双引擎侦察机。
读了否决决定后，约翰逊在日志中写到：“接到信，他们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因为它太与众不同，只有一个引擎，他们已经通过了马丁的计划。”但华盛顿的意见却正发生转变，他们倾向于赞同凯利·约翰逊和莫特·戴维。
一年将尽时，空军的决定被推翻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此决定被取消正是阿诺德领导陆军航空部时备受信任的那些军外科学家和专家们的杰作。虽然他培养的一些顾问机构在他退休后已然解散，但他灌输的那种改革创新精神却在五角大楼内部，如施里弗的办公室，一直保留下来。接着，受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对科技信念的鼓舞，50年代中期，阿诺德式的武器开发手段再度兴起。艾森豪威尔总统任职期间，政府、科学界和私人企业的合作关系，为冷战时期保障美国安全，在漫长的与苏联斗争中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第一个受益者就是CL-282。
关键的施惠者是吉姆·基利安和爱德华·兰德，康奈尔航空专家艾伦·多诺万也提供了重要帮助。1954年8月初，多诺万访问伯班克时，亲眼看到了洛克希德公司的草图，他很快就发现了凯利·约翰逊简单设计的优越性。还是在少年时，多诺万就学会了开滑翔机，他立刻意识到：约翰逊已经找到了能实现在7万英尺高空飞行的喷气发动的滑翔机。他喜欢他选用的单引擎、延长的机翼和比普通喷气式飞机轻得多的机重。
作为吉姆·贝克的空军顾问组成员去访问伯班克的多诺万，8月8日回到东部后，立即告诉贝克他对CL-282的喜爱。多诺万给贝克打过电话后没多久，中情局的兰德和菲利普·斯特朗齐聚华盛顿，讨论洛克希德公司的提议。斯特朗在理论上，向兰德展示了凯利·约翰逊飞机的设计，告诉他空军已经否定了这架飞机。兰德很快就打电话给在华盛顿的贝克说：“吉姆，我想我发现了你要找的飞机。”
贝克的情报系统小组实质上是空军的傀儡，无力保住洛克希德公司计划，因为空军已作出决定，开发马丁B-57和贝尔X-16。但兰德和贝克却能够挽救CL-282。作为独立的白宫情报问题（吉姆·基利安颇具影响的突袭威胁报告的一部分）调查组的成员，通过基利安为中介，贝克和兰德与总统办公室可直接联系，而且兰德总是毫不迟疑地利用它改变空军和中情局的决定。
基利安研究小组，官方名称是“技术能力调查组”，非正式的称呼是“突袭调查组”，1954年由艾森豪威尔总统成立，以根据日益增长的苏联突袭威胁，检测美国的军事和情报技术状况。提出这一秘密研究的想法源于华盛顿对苏联军事威胁升高的关注，部分地由于特雷弗·加德纳孜孜不倦的努力。1954年3月2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见李·杜布里奇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启动了此项研究。会见之后，杜布里奇要求委员会成员基利安制定出一份计划。基利安建议“成立技术性的特别工作组，通过仔细回顾武器和情报技术，研究避免突袭方法的技术性”。7月26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式邀请基利安领导这个研究组。基利安又招募后来成为贝尔实验室主任的詹姆斯·B.费斯克任副组长，二人很快又任命了一个小型责任委员会，包括杜布里奇、退休的空军将军詹姆斯·杜里特及爱德华·兰德。
勇于担当重任的委员会挑选了三个主要议题加以研究——陆地防御、打击力量和情报收集，并为每个议题还专门成立了分委会，由兰德负责情报组。基利安和费斯克召集了一支约有4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专业队伍，配合委员会和分委会的工作。9月，工程正式启动，持续了近五个月。1955年2月14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将研究结果上报给了艾森豪威尔总统。
在美军方和情报机构为冷战所做的准备工作中，基利安小组发挥了关键作用。不像多数总统委员会那样，对国家问题总是报喜不报忧，其报告很快就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基利安小组如实汇报了美国对抗核攻击防御措施的“贫血”状况，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建议很快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坚持下被付诸实施。该研究最大的重要性在于强调了先进技术在增强国家安全方面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强调了加快发展许多先进武器和情报系统的必要性，华盛顿必须依赖这些技术才能在未来几十年的冷战中胜出。这些系统包括洲际和中程弹道导弹、预警雷达网络、核潜艇发射的“北极星”导弹及U-2侦察机和侦察卫星。
该小组成立于科学家与政府分流之时，这是麦卡锡政治迫害所造成的。尤其是1953年，原子能委员会免除了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职务，这位曾领导“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是委员会下设的总顾问委员会主席。兰德和基利安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对奥本海默事件义愤填膺，但他们把对华盛顿的憎恶搁置一边，继续执行委员会的使命。或许，行使权利、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亦是一种动机。但基利安相信，科学家们“对国家兴亡的责任感战胜了对某届政府的失望”。
基利安本人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他学识渊博，是天生的领导者，深受全国科学家们的尊重和信赖。在与固执己见的科学家顺利合作并引导他们达成共识方面，他颇有心得。继任他做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的保罗·E.格雷谈起他时说：“争执时，他总是能缓解紧张，化解差异，促成共识，最后使工作继续推进。”
基利安1904年出生于南卡罗莱纳州的布拉斯堡，大学刚开始就读于本州的三一学院（后更名为达克大学），后来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在学好学校规定的主要科目——数学和工程学的同时，他还广泛阅读了人文著作。他本意是效仿其父从事纺织业，毕业之际，他考虑的工作机会是古德里奇轮胎和橡胶公司的纺织部及古德伊尔公司。
但其他方面的兴趣也左右了他的选择。基利安还迷上了新闻业，大四时，他曾任校报《工学院》的编辑：“我是H.L.门肯狂热的崇拜者……我尽力模仿他的风格，时不时地大肆抨击一下学院的管理。”他在一本传记中回忆说。基利安对学院的指斥使得学生部主任哈罗德·劳布戴尔认识了他，二人因此建立了友谊，而且劳布戴尔还邀基利安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杂志《技术评论》不定期地写一些关于本科生教育的专栏文章。1930年，他成为该杂志的编辑，由此被学院校长卡尔·T.康普顿发展为其行政助手。在升任了多个管理职务、组织了麻省理工学院大量战时研究项目之后，1949年，他接替康普顿出任校长。
后来，在基利安成为白宫第一位科学顾问时，《纽约时报》发表一篇传记说：“他可爱的面孔后面掩藏的是好奇、坚定的信念。他像成功的旅馆经理一样让人觉得亲切可爱。然而，他会站在科学家面前，警告说：‘为保持知识方面的预算平衡，必须缴纳知识税，但在此方面存在着即使算不上逃税，亦可以称为漏税的现象’。对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他一语中第。”
由于基利安领导有方，技术能力小组在华盛顿将科学提到了重要地位。其他战后项目和顾问组，包括塔山小组、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和情报系统小组，以及原子能委员会的总顾问组都鼓励科学家与国防部高层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最有效率的一组是战略导弹鉴定委员会，其领导者是约翰·冯·诺艾曼，他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才华横溢的数学家，曾帮助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还曾制定了开发洲际导弹的应急计划。在1954年2月上交给五角大楼的冯·诺艾曼报告给导弹发展计划增添了新的动力和后劲，很快，伯纳德·施里弗就被派来落实负责此计划，艾森豪威尔总统又将此事提到头等军事项目的地位。该项目基地在加州英格勒伍德，后来又增加了制造侦察卫星的任务。
但是，甚至在冯·诺艾曼委员会完成工作之后，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家们仍被排除在国防政策和计划之外。直到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转而向基利安和他的同事们寻求意见，科学家才最终在建立国家冷战防御体系方面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艾森豪威尔在总统任期的后半部分，越来越倚靠科学家们对军事和武器控制问题的建议。
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留给国家的最大财富是：他把科学看做是政府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不可或缺的伙伴， 他执著地坚持这一点。在被选为总统之前，他已对科学怀有浓厚兴趣。还是西点军校学生时，他就学习了数学和工程学。二战期间任盟军最高统帅时，他目睹了科学家们破译德国密码，开发雷达系统，从而挽救了无数生命的事实。德国进攻伦敦时，他还见识了V-2火箭的破坏力。他很清楚，是原子弹的发明加速了日本的战败。1946年，任陆军总参谋长时，艾森豪威尔就曾在一份给高级司令和文职官员们的备忘录里强调过科学工作的重要性，流露出对科学之用途的初步想法。其后，在总统任期中，他将这些想法应用于实际，发展新的军事科技。
“科学家和企业家们，”他在备忘录中说，“必须被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以进行他们的研究。盲目规定种种军事规范及对某种设备的具体要求，并不能实现军队对国家民间资源最充分的利用。如果把具体的指示减少到最低限度，那么，科学家和企业家们会有更多机会为军队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战后，艾森豪威尔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达五年之久，在那里他与许多顶级科学家们建立了友谊，包括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I.I.拉比。拉比生于奥地利，1929年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一直从事雷达和原子弹研究，是原子能委员会成员。任总统期间，艾森豪威尔经常拜访拉比，寻求意见。“总统对拉比怀有一种强烈的个人尊重，”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工作处书记安德鲁·古德佩斯特将军回忆说，“每次我告诉他拉比要来华盛顿看他时，总统总是说：‘哦，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任哥伦比亚校长时，艾森豪威尔还认识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基利安。1948年，基利安参加艾森豪威尔就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典礼时，二人首次相见。
艾森豪威尔显然喜欢基利安及其同事所持有的那些尖锐的、独立的意见，他放心地和他们商讨高度机密的问题，欣赏他们的判断力，喜欢他们不受传统的忠诚观念及狭隘的军队利益约束所作出的评价。作为前任司令和陆军参谋长，总统和其他人一样清楚：在作出预算决定、策划新武器系统时，军队是多么的目光短浅和惟我独尊。战时，他曾召集一批年轻军官思考陆军的未来及它在美国国防中的地位。他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又一份五角大楼报告称：“对你们只有一条指示。”他告诉那些军官们：“就是不要听信任何指示。”
在1969年艾森豪威尔去世前不久，基利安到沃特里德医院最后一次去看他，“吉姆，你知道，”总统告诉他，“这个科学家小组是我在华盛顿遇到的为数不多的、确确实实是在为国家，而非为自己谋利益的几个团体之一。”
一次，艾森豪威尔告诉埃德温·兰德：“哦，我真感激你们这些住在城外的人。在华盛顿你根本无法思考，你们离开这儿，认真思索，然后告诉我你们的所思所想。要是住在这儿，根本别指望能思考点什么问题。”
回忆起总统与他的科学顾问们之间独特的伙伴关系，基利安指出，能直接与总统办公室保持联系是关键因素。曾任突袭委员会主席，后来又是白宫科学顾问的基利安，可以在许多高级政府部门包括白宫西翼自由出入。每周他都能面见艾森豪威尔好几次，“随时能见到总统，这样我就有可能及时带给他我自己或是别人关于国家实力的最新最重要的技术、思想和分析。”
艾森豪威尔总统征求过意见的那些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并非军事或情报技术专家，“他们真正拥有的，”基利安说，“是想像力、创造力，及对自然科学和技术（或许同样重要的还有对祖国真挚的热爱）的深刻理解。这些都保证他们能迅速掌握武器制造技术，融入新鲜观点。不了解科技的人可作不出这样的贡献。”
基利安、埃德温·兰德和其他科学家在许多不同的顾问组的工作经验，使他们在对待许多事务时，表现出群策群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作风。基利安观察到，只有通过这种他称之为“跨学科合作”的方式才能实现思想和手段的完美融合，从而协助总统制定国防及情报的规划、方案和政策。
埃德温·兰德之所以能领导这些特立独行的科学家们，使之在研究突破性新技术中发挥关键作用，主要是依靠不循常规和完全出乎意料的手段。在很多方面，他与那些引导美国进入军事侦察新时代的人物相去甚远。在20世纪50年代，兰德主要是作为即时摄影术的发明者及宝丽来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扬名在外——即使在他去世10年后，时至今日，这些仍是他广为人知的原因。他有一头黑发，眼神极具穿透性，个子不高，精力充沛，是美国历史上成果最丰硕的天才发明家之一，一生共获得500多项专利，大都是在光学和摄影领域。
在距计算机亿万富翁，例如比尔·盖茨等出现尚远的年代里，兰德就已经是极其富有的科学资本家了，他以其卓越的才华及事业心瞩目国内。尽管喜欢离群索居——他最爱远离尘嚣，一连几天都待在实验室里，但他仍不失为推销创意和产品的一流推销员。在宝丽来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上，他总会亮出具有好莱坞明星风度的新产品，其令人着迷的表现在业界被广为传颂，并吸引了媒介的广泛关注。然而，他生前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甚至时至今日，这些贡献依旧被他快速成像等方面的成就所遮蔽。
自50年代中叶起的20年里，兰德一直是一系列突破性空间侦察技术的教父。他先后为五位总统和五位中情局局长当顾问，由他牵头，在政府、工业和学术界之间形成不可思议的创造性合作关系，为国家提供了撩开铁幕的新手段。他善于发现应用前景广阔的新技术，推动政府资助并保护那些愈挫愈勇、为新发明的诞生孜孜不倦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当尖端照相机系统出现故障时，兰德会卷起袖子，亲自披挂上阵，帮助工程师们解决技术难题。把兰德带入白宫核心科学顾问圈的基利安称他的这位剑桥邻居和朋友为“真正的天才”。
“他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新颖、诙谐、清晰地阐明复杂想法的天赋，这些都能把会议或报告提升到更高的讨论角度。”基利安说，“他指出，出路就在于发展情报收集新技术，例如功能更强大，操作更安全的侦察机和卫星。出路还在于美国情报机构，加强有重要价值行动的决策工作，为国家节省数十亿美元的开支。”
“与总统们会面时，他雄辩的口才和明晰的阐释往往激发出他们潜在的想像力，鼓动他们作出决定，担负起在此之前尚属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领导角色。”
物理学家理查德·加文曾与兰德共同在中情局顾问委员会当过多年政府顾问，他形容兰德是“天才加爱出风头，极有成就和说服力的人”。
60年代中期，在中情局指导科技工作时，维尔伦认识了兰德，他说：“他看似逍遥自在……有种放荡不羁的意味，但如果你注意聆听，你会发现他谈的都是些深刻的东西。他能用一种近乎诱惑的方式探知别人的想法。”
后来，在他生前与基利安的一次谈话中，兰德思考了自己的贡献。基利安回忆说，兰德认为他的主要作用是“向总统和其他领导人阐明了科学所具有的人文和美学方面的价值。他更以自己传授给他们科学的本质和价值、而非他在增强国家军事、情报和空间技术方面的巨大的技术贡献为傲。”
兰德19岁时，就因发明合成滤光片开始在光学界崭露头角。他在康涅狄格州诺里奇和桥港长大，少年时代，他第一次被光的奥秘所吸引。兰德的祖父母艾弗拉姆和艾拉是俄罗斯犹太人，19世纪80年代带着两个儿子哈里和萨姆从家乡敖德萨移民美国。哈里在父亲去世后接管家里的金属废料生意，与玛莎·古德法登结婚。1909年5月7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埃德温·兰德在桥港出生。
和附近的男孩子一样，埃德温·兰德也加入了童子军，严格遵守戒律。与他们不同的是，他迷上了对光的研究，后来一直吸引了他一生。他产生了过滤光的念头，尤其是开发一种更易得的能改善偏转振性能，包括消除刺目强光的合成滤光材料的想法让兰德自己也目瞪口呆。通过吸收光亮中最强的光线，同时允许稍弱光波透过，就可使滤光材料发挥作用。
今天，滤光片已成平常之物。它们被用于太阳镜、照相机镜头、袖珍计算器和电子表上，以去除刺眼光亮。如果兰德的雄心壮志能实现，汽车制造商们也会用偏转塑料消除车头灯炫目的亮光。但当兰德第一次转向此领域时，由于缺乏令人满意的人造滤光材料，光的过滤在物理实验室及其他秘密应用中大受限制。兰德着手研制人造滤光材料，显然，他的动机是对探寻科学奥秘的精神，以及对一种有许多用途的产品潜在的商业市场和价值的正常信任。兰德一生中总能令科学与商业完美地结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1926年秋，哈佛录取了这个公认的发明家。但当他在那里感受到约束和限制时，他在圣诞节前退学了。在芝加哥短暂逗留时，他曾致力于小说创作，但以失败告终。后来，又转到纽约，正式开始研究光学和光的过滤。他在公寓间搬来搬去，在地下室和密室里建临时实验室，并一直阅读位于42号大街的纽约公立图书馆里所能找到的任何关于光学的书籍。他常常一整天都坐在宽大的阅览室里，一心扑在那些晦涩难懂的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