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尝试制造偏光片，都是利用天然滤光材料如方解石和电气石中普通分子排列生成的大块晶体。兰德也用此方法作了试验，却发现它太麻烦而且极不理想。于是，他采用了完全相反的手段：制造出数百万的小滤光晶体，然后，在透明玻璃或塑料上以低密度排列在一起。兰德把这种完全相反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叫做“直角思维”，而“直角思维”则成为他那充满创造力的头脑的显著特征。
1929年9月，兰德回到哈佛，他在偏光器方面的研究吸引了物理系的注意。系里为他设立了一个小实验室，这对一个本科生来说是难得的礼遇，他还与长他六岁的物理教师乔治·W.维尔赖特建立了亲密关系。1932年夏，维尔赖特提议他俩成立一个独立实验室。他们在剑桥租了一处寓所，然后搬到波士顿西郊韦斯顿一个空荡荡的挤奶厂里。在接下来的6月里，兰德的第一项专利获得了授权。
此后的20年里，兰德和他招来的一小组科学家们在发展了大规模生产滤光材料的技术之后，他和维尔赖特的合作就渐渐发展成创造性的研究和工业企业。兰德－维尔赖特实验室（公司最初的名字）把这种新材料叫做“宝丽来”。1937年，兰德和维尔赖特把实验室转型为一个新公司，取名“宝丽来公司”。1942年，维尔赖特离开了该公司。
经过这些年的发明和成长，兰德获得了一种科学的直觉和洗练能力，并使他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继任总统们的极难得的好顾问。兰德洞察一切、思想开阔、善于接受新想法，尤其是对那些看似难以克服的问题的奇特解决方法。他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包括詹姆斯·基利安在内的朋友圈，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他与柯达和其他工业公司，及他自己的公司的工作联系，培养了他在企业运作方面的创造潜力。
宝丽来战时承担的政府工程包括制造降低反光用风镜、火炮瞄准器，开发精密测距仪、潜望镜和轰炸机瞄准器等。战争即将结束时，兰德帮助凡尼弗·布什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草拟了一份关于战后科学在美国的地位的报告。电气工程师布什曾开发了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是罗斯福总统的主要科学顾问，领导协调美国战时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报告提议建立独立机构，负责为基础科研分派联邦资金。这条建议最终导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
因为战争的缘故，兰德很愿意做任何能提高国家军事技术的努力， 并因此被引见给华盛顿的政府高层。后来加入了塔山调查组，1951年又被选进由加州理工学院的西奥多·万·卡门所领导的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后来，成为吉姆·贝克情报系统小组成员之后，兰德在侦察事务上的指导作用更是大大加强了。
1954年，基利安邀请兰德加入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研究团队时，经验和直觉已使兰德成为引导国家进入空中侦察新时代的理想人选。基利安为第一位情报分委会选择的主席，波士顿智囊团阿瑟·D.立特公司的布鲁斯·S.欧得，也被囊括进这一伟大项目。已经提名兰德进入该研究负责委员会的基利安要求他领导这个情报分组。兰德接受了这一请求，并表示他希望精简小组人员，人数要精简到能够只用一辆出租车。他很快退出了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制作三维电影的合作，从他在好莱坞的临时工作室搬回到东部。
45岁的兰德在好莱坞收拾行李时，就决定把小组人数限制在六个以内，包括他自己（那时的出租车后部有跨接座儿，除司机外还能容纳五个人）。他希望行动能更迅速更果断，他深知，工作组越大越不灵活。兰德从他的科学和工业界朋友圈子里吸收人才，组成了一个博学的小组。成员有吉姆·贝克，哈佛物理学家及诺贝尔奖得主爱德华·珀塞尔，普林斯顿数学家约翰·图凯，华盛顿大学化学家约瑟夫·W.肯尼迪和他在宝丽来时的同事艾伦·拉兹姆。
兰德苦心经营情报组，频繁安排与政府官员会面，但也鼓励成员内部进行坦诚自由的讨论。兰德常常工作到深夜，这个习惯影响了他领导过的许多顾问组成员的作息时间表。理查德·加文六七十年代在一个科学顾问组与兰德共事的时候，对他有很多了解，他是这样描述这些夜晚的：“有时我们就在承包商的仓库里开会，有时在宝丽来豪华的董事会会议室里，在那时，兰德的厨师还会为我们准备晚宴。一次，兰德小组直到黎明时分才休会。这种情况不多，但工作到半夜是家常便饭。每当那时，兰德都会邀请大家到他的私人实验室，花半小时用彩色影像展示他的最新作品。”
兰德以科学研究中的好奇和决心来领导技术能力调查组的情报分组，推动小组站在新的高度看待能改变情报工作的新技术。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西德尼·德雷尔，他后来曾与兰德同在中情局一个顾问委员会，在建议政府实施技术情报工程方面起到过核心作用，他发现兰德是天生的帅才。“他全身散发着自信和智慧，”德雷尔说，“他是很好的聆听者，说得不多，但往往一鸣惊人，意味深长。会议气氛随意而自由，他总是能让大家浮想联翩，尽情发挥。”
由于对侦察技术共同的兴趣，莱格霍恩认识了兰德，兰德喜欢承担政府最保密的情报工程和预算——华盛顿称之为“‘秘密工程’，”莱格霍恩说，“兰德感觉自己能做好这些事。他听取意见，然后付诸实施，最后一切都搞定了。”
珀塞尔也有相似的印象。“兰德比我们其他人知道更多机密，” 珀塞尔告诉兰德的传记作者维克托·K.麦克尔赫尼。珀塞尔发现兰德总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全是因为他的技术性的建议，而是他以独特方式分析我们所讨论的事情的相对重要性的能力。当然，他的大胆创新也是他经商的天性：只讨论你真正能做到的。”
兰德对国家情报需要的预见性把他与忙于各种间谍活动的政府官员和商人区别开来。他们更倾向于具体地集中在某些特殊问题上，以直接影响公司和机构。在中情局任职超过1/4个世纪的约翰·麦克马洪逐渐熟悉了兰德，认为他简直是个设计师。“他对于所有要做的事情和对策都有不错的计划，”麦克马洪说，“而且他有敏锐的政治直觉，以对华盛顿施加影响。他洞悉华盛顿的一切。他对科学界人物（尤其是在华盛顿地区）的熟悉，无人能敌，每个人都很尊重他。”
作为总统顾问小组的一部分，兰德小组有充分的权利获知国家情报机密，接触任何他们想见的五角大楼、中情局和其他机构的官员。“我们进去会见负责情报的将军和海军上将们，然后满怀忧虑地离开。”1984年，兰德这样告诉中情局历史学家唐·韦尔奇恩贝奇，“我们五六个年轻人来了，问了一通那些高官们答不出来的问题。”中情局的遭遇也一样。
兰德和他的小组成员们一开始就知道，对抗突袭的首要防御措施就是获得更多苏联军事力量的情报信息。他们的任务是找出国家侦察工作的弱点，推荐补救办法，尤其是革新技术。他们集中于美国是否有能力察觉即将发生的苏联进攻的迹象这个核心问题——情报用语是“战略预警”。万一发生空袭，预警器将报告各种信息，其中包括进攻美国基地的苏军轰炸机的边境调配状况，原子弹、航空燃料和到这些分段运输机场的机组人员的行踪，及其他军种的强化训练和动员等。
兰德小组还想弄清楚，美国是否对苏联军事力量和工业生产有全盘的了解，以对苏联实力作出长远估量，以及美国如何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对现有资源进行最合理的配置以对抗苏联的威胁。在呈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报告中，小组恰当地概述了这类信息的关键作用：“如果情报能预报新的军事威胁，我们就可以采取对付行动。如果情报能暴露敌方的具体弱势，我们就可以加以利用。有了准确的情报，我们就能避免为预测失误或在失误的时机备战而浪费资源。”
兰德、贝克和其他组员从以往为五角大楼所做的顾问工作的经验中意识到：苏联社会的保密性、其大陆的广袤及美国克服障碍的情报收集系统的欠缺，都严重阻碍了美国的侦察工作。这些人通过查看美国侦察总计划及中情局估测苏联军事力量之艰难，认识到华盛顿对苏联当时的军事计划和行动的了解少之又少，更遑论其长远规划。1955年2月，工作小组交上的这份惊人的报告在政府高层官员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兰德和他的组员们在报告中写到：“我们推断，没有有效的战略性的提前预警系统，突袭的可能性就确实存在。”
“我们必须找到方法，”报告指出，“增加情报数量，以使情报预测有更牢固的基础，提供更可靠的战略预警，将遭受意外攻击的危险降到最低，减少高估或低估威胁所造成的危险。”放眼未来，兰德小组认为也许不久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预测不久的将来，科学在情报方面的作用会得到极大提高。创新性的技术将被发明出来，为我们提供更多事实和答案，而非仅仅是设想和估计。”
1954年8月中旬，埃德温·兰德一看到凯利·约翰逊的草图和对CL-282性能的预测，就认识到洛克希德公司具有开发那种创新性技术的潜质。如果这架飞机能飞得像约翰逊期望的那么高，能负载同样创新性的照相机系统，华盛顿或许最终能够得到苏联军事力量、尤其是莫斯科新型喷气式“野牛”轰炸机的准确信息。以他所在的基利安委员会作为CL-282的智囊团和敲门砖， 兰德开始努力使设计这架飞机获得批准，并得以制造。
新式侦察机实际上只是将照相机携入高空。在制作新式镜头方面，全国范围内，无人可与贝克匹敌。贝克同意立即开始设计新型照相机和镜头系统，能在7万英尺高空拍摄到清晰的、内容详尽的照片。这不是普通的挑战。如果兰德能赢得支持，制造出CL-282，贝克就得尽快工作，赶制出与之相配的照相机系统。
8月底，为此计划能够获得制度上的支持，兰德大胆求助于中情局。选择中情局似乎并非明智之举，虽然中情局的职责就是收集和分析情报信息（多数是与苏联有关的），还参与国外的一些秘密行动。但在开发先进技术、设计和制造飞机方面，中情局并无专门技术。它的新任主管，1953年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的艾伦·杜勒斯是最优秀的间谍，二战中，作为美国驻中立国瑞士的主要特工，他已使侦察手段臻于完美。他的兄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国务卿。艾伦·杜勒斯认为技术侦察更应该是五角大楼的领地，他对促进中情局涉足此领域毫无兴趣。
兰德在中情局的突破点是理查德·比塞尔。兰德完全可以接触中情局里包括杜勒斯在内的高层。但择友谨慎的兰德，肯定从二人共同的朋友，最可能是从基利安那里听说过比塞尔。1942年，基利安协助把比塞尔招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
比塞尔后来说，与兰德的谈话让他迷惑不解，他不明白这个发明家到底想要干些什么。但他知道总统的代表来访，聪明的做法是表现出某种兴趣。9月初，比塞尔指示他属下的一名空军军官检查国家空中侦察计划。几周后，他递交给杜勒斯的副手皮尔·卡贝尔一份16页的研究报告。在封面备注上，比塞尔向卡贝尔将军强调翻看描述洛克希德公司提议的新式专用飞机的那部分。
兰德返回剑桥，把他在奥斯本第二大街宝丽来公司的办公室变成开发洛克希德公司计划的控制中心。他的情报组成了讨论的焦点，一直延续到秋季，并且最终吸引了洛克希德公司代表及喷气发动机制造商普拉特和惠特尼。兰德还邀请了照相机生产商珀金－埃尔默公司总裁理查德.S.珀金及柯达胶片专家亨利·宇茨会见小组成员。
兰德的最大目标是在情报界获得突破：新式飞机，配有新型镜头和胶片的新款相机。他希望能将新式飞机计划移交到中情局，而不是交给只会一味表示反对意见的空军。他还期望这个侦察机构能发展出新的更成熟的手段，检测拍出的照片。总之，这是一项大胆创新的计划，惟有兰德能得到所有相关组织的配合，绕过空军（他们已受到警告：凯利·约翰逊的建议正被兰德小组重新启动）的反对，此计划才能得以实施。对发明家来说，似乎最舒服的莫过于待在实验室里工作了，但兰德意志坚强，且对官僚的政治斗争有着令对手惊异的鉴赏力。
兰德聚集到完善计划所需的资源后，就打算把它兜售给艾森豪威尔总统，但他先要和凯利·约翰逊谈谈。9月中旬，兰德安排了一次与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的会面，由基利安委员会副主管詹姆斯·费斯克陪同。当兰德告诉塔尔博特他对洛克希德飞机很感兴趣，并请求与约翰逊交谈时，塔尔博特表示要考虑一下。兰德愤怒地回答道：“好吧，部长先生，我想我们将不得不把你的话告诉所有的美国人民。”
塔尔博特掂量了一会儿这一威胁，然后拿起电话打给洛克希德公司。“我想塔尔博特或许是产生了一种负罪感。”后来，兰德回忆说。
一旦他能和约翰逊自由地交谈，兰德就有了所需的周转空间，为新的侦察系统起草一份详尽计划。柯达的亨利·宇茨报告说，他们公司正在开发一种以聚酯薄膜迈拉为基础的胶片。传统胶片的重量和厚度长期限制着它们可以被带上侦察机的数量。相应的，这就限定了飞机的拍摄范围。因要保证机重尽可能轻，以便能在极高空作远程飞行，这些就成了对CL-282来说，尤为敏感的问题。当宇茨告诉兰德，柯达几乎未发现这种新胶片的商业潜力，标志着他们不会急于完成此项工程时，兰德指示他说基于国家利益，需要继续这项研究。柯达虽然加快了研制进程，但直到洛克希德的飞机投入使用时，这种名为Estar的新胶片仍未问世。
兰德固执地认为深入苏联的侦察飞行不能由空军负责。穿军服的飞行员驾驶全副武装的军用飞机比平民飞行员驾驶没有武器装备的飞机，将会给莫斯科更多威胁，也更易招来攻击。像艾森豪威尔总统一样，兰德也担心对苏领空的军事侵犯会引发一场战争。在兰德的计划里，CL-282是一架为中情局工作的，由平民驾驶的不起眼的飞机。事实上，他还计划把整个方案都移交给中央情报局。
到10月底，兰德已准备好向中情局和空军提出他的计划。他和小组同仁在华盛顿的中情局总部与艾伦·杜勒斯和特雷弗·加德纳会面。加德纳大力支持此想法，杜勒斯却别有所思，他对能否承担军事使命感到怀疑，更不用提这种管理飞机制造的艰巨的技术性任务了。他丝毫不知，兰德对研究挑战与生俱来的热情，也不明白他利用中情局当跳板的远见。杜勒斯的态度很不明朗，兰德对他的消极态度非常失望。“我们知道，我们能得到那些苏联轰炸机的照片。”他后来对中情局历史学家韦尔奇恩贝奇说。
这时，兰德和基利安悄悄去见艾森豪威尔总统，为正式提案的通过打基础。基利安委员会尚不准备提交报告，但他们两人坚信：配备有达到最新发展水平的照相机系统的CL－282能为国家提供亟需的关于苏联军事威胁的情报，他们希望华盛顿能尽快用上这种飞机。
10月底，基利安和兰德对白宫的造访并未记录在总统的正式日程表上，会见的确切日期也不清楚，但基利安和兰德后来曾向韦尔奇恩贝奇讲过，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部长和这些秘密行动的主管安德鲁·古得佩斯特将军，回忆说总统极少为这种高度敏感的事情，私下里去会见基利安和兰德。他还说对于非常重要的计划，总统常在比政府机构正式提交给他以前，就先给予初步赞同。这种渠道允许总统推动政府机器实施行动，而不被其他官员意识到他的参与。“他不想暴露自己的角色。”古得佩斯特回忆说。艾森豪威尔在其他领域也采用这种幕后管理风格，普林斯顿政治学者弗瑞德·I.格林斯泰因在他于1982年出版的书《总统任内的无形之手》中有相关描写。
在CL-282这件事上，将此项目授权给中情局而非空军的想法，很可能引起五角大楼的痛心和嫉恨，或许这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隐瞒其早期介入的另一原因吧。与基利安和兰德秘密会见本身就是对重要事务正常决策程序的违背，而且艾森豪威尔更希望不让五角大楼和中情局知道他如此依赖两个平民的意见。
在白宫会见中，兰德很快就直奔主题。“我们告诉总统我们对这架飞机满怀信心，它肯定能发现并拍摄下苏联的‘野牛’轰炸机队。”
基利安在他1977年版的回忆录里细述了那次总统办公室的会面。“兰德描述了无武器装备的飞机系统，并建议着手开发。听了我们的建议，问了许多尖锐的问题之后，总统同意研制这种飞机，但他强调必须以非常规的方式运作，以避免卷入国防部的官僚政治和各军种之间的竞争。”
CL-282是基利安委员会的第一份切实计划。三个月前同意成立该小组的艾森豪威尔很高兴获悉，美国很快就可以使用新型、更具抵抗力的侦察机了。“那时，这项成果的重要意义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里指出：“与苏联相比，我们的情报系统糟得不能更糟了。”
与基利安和兰德会面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再次感受到低空侦察飞行的危险。11月7日，星期日，午间时分，在北海道的北部日本岛屿，两架苏军喷气式战斗机击落了一架美国B-29照相侦察机。该机是在去二战后被苏军占领的千岛群岛执行绘图任务时被击落的，在报废的飞机坠落到克尼比苏镇之前，11名机组人员紧急跳伞，其中10名生还，一名丧生。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总统在电话上讨论了这一消息，他告诉总统：“无论何时，飞到哪里都像是在冒险。我们认为飞机是在日本领空，但那些苏联人却认为那是他们的领空。”按日程安排，当天晚些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要会见一批国会议员。杜勒斯对总统说：“我们不能承认太多。”总统沉思了一会，说：“是的，我们不能承认太多。”他当然不打算承认华盛顿是故意派遣侦察机入侵苏领空的。
兰德在试图向杜勒斯和空军宣传他的计划时，并未透露出总统的支持。与总统会面后不久，兰德就把注意力转回到杜勒斯身上。11月5日，他送给中情局局长一封保密的、措辞坚决的信，明确表示他期望杜勒斯同意此计划——毫无疑问，与总统的会面给他壮了胆。“这是我们小组的简要报告，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认为空中拍摄势在必行，而且在目前也是可行的。我不知道空军的协助对这个项目是否合适，但显然，由中情局协助更为合理。我们想告诉您的是，在我们看来，这种行动和技术正符合中情局的当前形象：一直被认为形象良好，并一直注意维护同现代科学机构的联系。我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您必须一直维护自己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如有必要，协助合作伙伴收集情报。这个空中拍摄项目似乎是我们开始行动的最好契机。”
这则信息的意义远不止所提议的飞机，兰德还建议中情局从根本上改变行动风格。他希望他们成为技术革新的领袖。这既不是1947年杜鲁门政府和国会成立此组织时期望它担当的角色，也非包括杜勒斯在内的前几任局长所鼓励的。兰德正刺激杜勒斯把他的团体推向旨在创建新的情报收集系统，成为有关情报收集方面的科研领域的前沿阵地。直到此时，中情局还在强调更传统的侦察工作，并一直作为情报估价的票据交易所。它还在国外组织了很多侵略性质的秘密活动，包括准军国主义、政治和宣传行动，却从未在科学和技术领域投入过太多资金和力量。
杜勒斯并不反对扩大本机构的职权或预算，显然，他对总统的参与相当敏感。他最终看到了兰德计划的价值，虽然他从来都不是科技的坚定拥护者。在阅读兰德的信时，他未必知道其中的深远意义，但他肯定意识到了凯利·约翰逊的喷气动力滑翔机可以为他所用。兰德强有力的游说，最终让他趋于接受此项计划。
但空军并不会轻易妥协。11月9日，当兰德、基利安和加德纳在伯班克“臭鼬工厂”视察CL-282模型时，赖特空军发展司令部的西伯格少校正敦促空军保护他支持的两项计划：B-57和X-16。普特将军安排在11月18日召开会议，讨论不同的飞行计划，基利安负责的委员会成员也在被邀请之列，包括兰德和费斯克。兰德获悉要召开此会议后，立即召集好几个情报组的成员赶到华盛顿，以确保他们一致认同CL-282的优越性。他要求具有良好航空事务专业素质的艾伦·多诺万从康奈尔赶来，在五角大楼会议前一天，与小组成员一同讨论CL-282。
兰德要求控制小组成员数目的想法，经证明是颇有预见性的。为保证讨论的机密性，兰德安排大家聚集在一辆车里。那是个寒冷的雨天，当多诺万走近宾夕法尼亚大道那座老旧的办公大楼时，约翰·塔基在一辆等在路边的四门福特车里叫住了他。塔基坐在驾驶座儿上，多诺万拉开车门，发现兰德、贝克、珀塞尔和费斯克都挤在车里。他们绕着华盛顿转了两个小时，多诺万一直在耐心地解释CL-282如何能为横穿苏领空提供最佳的机会。
11月18日，兰德、费斯克和基利安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会见了普特将军、西伯格少校及其他许多空军官员。兰德和科学家们明确表示他们更赞同洛克希德飞机，普特将军和他的空军同僚们当时是否已意识到总统也赞同CL-282尚不得而知，但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兰德和基利安小组的其他成员都是奉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命去研究国防事务的，他们必须得到拥护。
当天下午，凯利·约翰逊抵达华盛顿，他是被颇有预见性的特雷弗·加德纳召来的。“他们想再次确定我们的计划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约翰逊在回忆录中写道。加德纳及其同仁与约翰逊一丝不苟地审查了各个细节。约翰逊在回忆录里说：“他们又让我经历了一次自大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经历过的严格考试。”
次日，空军部长塔尔博特在五角大楼举行午宴，评论这款飞机的特点。客人有兰德、约翰逊、加德纳、杜勒斯、中情局副局长卡贝尔将军和普特将军。虽然空军对此计划依然存有疑虑，还对中情局可能负责这款飞机的生产而愤愤不平，但他们却为兰德投入的极大热情表示钦佩。卡贝尔写了一份备忘录，说参加午宴的所有人都表示赞同。“洛克希德公司描述的专门计划是可行的、理想的，是可以投入实施的。”所需资金将不纳入正常的政府审计，而是从保密账户支取。
约翰逊立即飞回伯班克，当晚就会见了洛克希德公司高层主管。他们同意了他的仓促建议：“臭鼬工厂”不只制造一架样机，还要负责制造出整整30架飞机。这个决定最终把约翰逊不起眼的试验性设计和计划行动转变成了飞机制造实践。
约翰逊开始着手重新设计该机的好几个特性。他采纳空军的建议，把引擎换成普拉特&惠特尼公司的发动机，去掉他原计划使用的起落滑板，选用了轻型自行车式的起落装置。他还增大了照相机槽的尺寸。即使这样，照相机槽的尺寸大小还是引起了约翰逊与兰德和吉姆·贝克的争论，约翰逊力图节省空间，兰德和贝克则只求扩大机舱以安设更大的照相机。
11月22日，周一下午，杜勒斯造访总统办公室，向总统汇报他们的决议。总统秘书安·惠特曼在日记中写道：“这一次讨论的是耗费巨资来制造新式侦察机的可行性。”翌日，协助制定情报政策的中枢机构——情报顾问委员会通过了杜勒斯提交的制造新式侦察机的正式请求。感恩节前一天，也就是11月24日一大早，杜勒斯呈交给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份三页长的备忘录，以寻求官方批准。上午8点1刻，杜勒斯、卡贝尔将军、空军部长塔尔博特、空军参谋长内森·崔宁将军、普特将军、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及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起在白宫晋见了艾森豪威尔总统。
因为总统下午要与夫人玛米到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打高尔夫球度周末，谈话进行得很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预测高空侦察飞行有可能激化与苏联的矛盾，预言困难将可能很大，但“我们完全可以克服”。会议仅持续了15分钟。
艾森豪威尔总统明确表示，他希望中情局在空军协助下组织此次行动，他不愿意有任何美国军方的飞机或飞行员介入。崔宁将军对此决定很是不快，虽然这次会议不是他表示疑虑的场合。但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他认为杜勒斯和他的部属“过于自信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运作此类项目”。
无论这款飞机的制造技术多么先进，把美国侦察机送入苏领空高处的想法仍然充满了危险和未知性。几个小时后，艾森豪威尔接见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威廉姆·诺兰时，心中还一直在掂量着它的后果。诺兰，这位加州保守派经常对总统表示不满。本月早些时候，苏军击落美机后，他曾经呼吁中断和苏联的外交关系。
艾森豪威尔总统公开暗示了他正采取追踪苏军行动的措施， 希望诺兰明白政府对苏联的压力并非只是消极反应。整个谈话都被总统在诺兰到来之前就打开的录音机录下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的拜访者说：“你不清楚我们有很强的攻击性……在侦察和许多事务方面，我们都很积极。我连续作出了很多冒险的决定。”
感恩节后的第一个周五， 杜勒斯将比塞尔邀至办公室，通知他总统已同意制造新式侦察机的秘密项目，由中情局负责管理，飞机生产出来后交付他们使用。杜勒斯还告诉他这位愕然的助手，中情局已决定把此任务交给他负责，他递给比塞尔一袋文件，让他周末看完。第二周，比塞尔参加了在五角大楼加德纳办公室举行的会议，与空军一起组织这一项目。比塞尔、加德纳、普特将军和其他官员一致同意为这个项目保驾护航，监督洛克希德公司的工作，在美国西部建立一个秘密机场以供试验飞机、训练飞行员之需。空军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它负责将新飞机需要的普拉特&惠特尼J57发动机运到洛克希德公司、训练飞行员、指派高级军官协助比塞尔进行项目管理、支持海外行动、提供其他技术和后勤支持。
讨论到资金问题，即具体到由谁来为洛克希德公司提供财政支持（不包括发动机和照相机系统）时，比塞尔意识到围桌而坐的所有人都在盯着他。“我立即就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我会建议杜勒斯用中情局应急储备金支持这个项目。’”此储备金是用于秘密行动的，由国会定期补充，其支出部分必须提前经预算局局长授权，经总统批准。但此账目无须经其他部门预算的审查。例如，无须上交支出的书面记录。这种安排保证了快捷、灵活和更高的保密性，但也可能使中情局在未来的几年里滥用资金开发其他领域中一些没有把握的项目。
此行动代号为“感光板”。12月1日，比塞尔口头批准约翰逊开始这个项目，约翰逊希望到夏季能制造出第一架飞机。于是，本世纪最具冒险精神的飞行器及情报工程终于开始运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