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M.比塞尔45岁时开始负责U-2计划，此前他从未参与过飞机制造，对工程学和侦察技术几乎一无所知，但在两次极复杂、极重要的项目组织管理中，他都曾担负过重要角色。二战时，他曾协助指挥美国军需护航队飞越大西洋。战后，他实施了美国支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中的一项临时计划。他是一个高效的执行者，善于学习，作风雷厉风行，各司其职，省却了影响联邦机构工作效率的繁文缛节与层层审批制度。他不怕冒险。选择比塞尔负责将CL-282及其新型照相机和胶片系统从制图板变成现实，并送入莫斯科上空，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1994年去世的比塞尔在冷战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因在冲突旋涡中心的工作而备受崇敬，但同时也招来许多抨击。最主要的是，他作为1961年失败的古巴猪湾侵略偏执的策划者而为人熟知。那次失误使刚上任几个月的约翰·F.肯尼迪总统颜面尽失，且很快就导致比塞尔不体面地离开中情局。作为1959到1962年间中情局秘密行动的总指挥，比塞尔还支持中情局一些最冷血和最愚蠢的做法，包括对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实施的一系列暗杀计划。
和中情局的其他早期领导人一样，比塞尔也是个患有贵族理想主义和傲慢自大综合症的人物，他们使中情局长久以来陷入狂热和不理智状态。比塞尔热情支持他尚不了解的秘密活动，这显然是他在冷战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最好注解。在那些无法用冷战紧急事件为借口而开脱的中情局行动中，他及其同僚无视民主原则，他们没有认识到，如果中情局在冷战中采用暗杀、军事政变和其他手段处理与苏联关系的话，美国无疑会自取灭亡。他们还低估了这些行动是多么容易暴露自己，使中情局和美国陷于极其难堪的境地。
多年后，比塞尔试图改正这些问题，或许是因为他从前批准的一些密谋带来的麻烦太多，毫无疑问，他饱受外界抨击，那些批评一直影响到他退休以后。在他去世两年后， 由乔纳森·E.刘易斯和弗朗西斯·T.普德罗撰写的回忆录说，比塞尔曾反思，是否是由于贵族寄宿学校和常青藤联合大学的优越环境导致他和别的中情局官员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我很难回答，”他写道，“在中情局工作时，我们很多人并不很遵守那些从前遵守过的、自我约束的道德准则。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爱国主义和树立美国大国地位的信念，在我们的成长和教育中根深蒂固，这肯定也影响到了中情局的内部氛围。”
这不过是他闪烁其辞的辩解而已。他的私人书信和文件至今仍被家人和朋友所收藏，尚未公布于世。
由于对秘密行动意见不一，以及研制U-2和“科洛纳”侦察卫星的长期保密性，比塞尔和中情局在制造太空机器，在帮助美国设法挺过冷战并最终取得胜利这件事情上，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公众认可。比塞尔安排的管理新式侦察系统的严密组织是充满活力的、无官僚做风的管理模式的典范，一点不像今天许多繁冗拖沓的政府工程。50年代，因为缺乏国会控制，他可以有更多的运作空间，用他喜欢的方式管理中情局的行动。
逐步锻炼成为经济学家的比塞尔，之所以进入情报界，是因为他的聪明智慧、社会关系和到冷战前沿大显身手的诱惑。他来自康涅狄格州的一个上层家庭，他的英国祖先在17世纪时，定居康涅狄格州温莎的新世界，离哈特福德不远。家族里出过一位丹尼尔·比塞尔中士，曾担任乔治·华盛顿将军的间谍。比塞尔的祖父大半生都生活在芝加哥，后来比塞尔的父亲又把全家搬回到康涅狄格，在保险业界和哈特福德消防公司都有稳定、繁荣的事业，他父亲曾任公司总裁达25年之久。现任太太玛丽是中西部铁路主管的女儿，美丽、高雅，对冒险有着不同寻常的兴趣和狂热，喜欢活跃的聚会，这明显地影响和激励了她的儿子。这小家伙是一辆黄色跑车——决不是哈特福德那种典型的贵妇车，而是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剧本里好挑战传统的家伙。
比塞尔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1909年9月18日生于哈特福德市法明顿大道的马克·吐温宅里，那是一栋不规则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宅邸，是塞缪尔·克莱蒙斯在康涅狄格首府居住时建造的。比塞尔在那儿生活了九年，夏季时全家到缅因海岸避暑，通常住进在黑港租来的房子里，那是彼诺斯克湾群岛中的伊斯勒布洛岛上的一个小村镇。在那些夏日居留期间，比塞尔对帆船运动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这项爱好持续了一生。在缅因海岸风高浪急的水域学习操纵小帆船时，母亲是他的教员和同伴。那里波涛汹涌，天气多变，玛丽收紧风帆，驾驶小船迎风而上，不惧危险以追求速度的极限。
后来数年中，比塞尔常向大海寻求慰藉、轻松和解脱，以暂时忘却华盛顿的剑拔弩张。他总是驾驶他那57英尺的双桅帆船“海上女巫”向海洋进发。“我把它弄得伤痕累累，”他对传记作家埃文·托马斯说，“但无论有多么触目惊心，与官场争斗相比，那都只是小巫见大巫。”虽然他的工作就是指导开发最新技术，但他的“海上女巫”却没有雷达、声纳等基本的航海装备。他依靠夜雾中钟塔的指示航行，他在这些危险中体会到无穷的快乐。批评不计后果的密谋行动的人们或许能看出，他的领导风格完全是他在海上冒险习惯的翻版。
少年时的比塞尔高而瘦，不爱运动，还患了严重的内斜视，直到八岁时，才通过手术矫正过来。进入新英格兰的格罗登贵族预备学校后，他觉得自己像被遗弃了，想家想得厉害。他默默地躲到图书馆的精神世界里，与学校里其他孤独者建立了终生友谊，包括约瑟夫·奥尔索普，他后来成为华盛顿最有影响的保守派权威之一，还有路易斯·欧勤克劳思——天才小说家和上流社会编年史作者。后来，比赛尔从格罗登转到耶鲁，主攻历史。
1932年从耶鲁毕业后，比塞尔花了一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被在那里学到的凯恩斯理论所打动，随后又返回耶鲁，努力学习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他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反对外来的共和党信仰，支持民主党人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来，比塞尔在耶鲁首次开课教授凯恩斯经济学，这个广受欢迎的本科生课程吸引了另一群学生，他们最后都在华盛顿身居要职，包括邦迪兄弟——麦克乔治和威廉姆。麦克乔治曾任约翰·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而威廉姆是50年代初，中情局的情报分析家，约翰逊时期的助理国务卿，也是越战的策划者之一。
1939年，比塞尔以每天20页的惊人速度发表其关于资本理论的论文，在耶鲁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前，他还协助学校组织了反对美国介入升级的欧洲冲突的“美国第一委员会”。“虽然我一点都不喜欢纳粹理念，但我觉得它对美国并无侵略危险，而且在我看来，也并未糟糕到必须开战，我认为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目标是经济发展。”到1941年初，他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并很愉快地接受了到商业部工作一年的提议，于1941年10月搬到了华盛顿。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彻底改变了比塞尔的计划。几周后他应召去帮助和组织为美国驻外军队运输军火和其他货物。不久，他被分派到战时航运管理局——华盛顿负责管理美国商船的机构，被要求研制一种预报系统，精确预计美国向外国港口海运军需物资的时间。当时距计算机时代尚远，所以他不得不在四个助手的协助下，编辑每艘可用船只的卡片档案。他设法提前三个月作出了预测，准确率高达95％。显然，比塞尔在处理政府工作方面颇有诀窍，并有能力承担重要的任务。
那次工作给比塞尔提供了接触高层、锻炼管理能力的机会。1945年2月，他是雅尔塔会议美国代表团的助理。会上，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讨论了战后在欧洲各自的势力范围。同年夏天，比塞尔还参加了在柏林城外举行的波茨坦会议。那时，欧洲战争已经结束，他从杜鲁门和斯大林艰难的谈判中得出结论：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战时联盟即将崩溃。
接下来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杜鲁门政府一直努力恢复美国经济，以适应和平环境，比塞尔在战争动员与恢复署和经济稳定办公室工作。比赛尔和妻子当时定居在乔治敦，他们在那儿有一个轻松愉快的社交圈，包括好几个注定要在中情局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如弗兰克·魏斯纳——中情局秘密行动的首位负责人、谢尔曼·肯特——著名的苏联事务情报分析家等。比塞尔还与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和特蕾西·巴恩斯——另两位中情局早期主管建立了友谊。然而，他最紧要的工作还是恢复其学术活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自1942年就为比塞尔提供了职位。1946年9月，他和家人搬到剑桥。
在那里，他没有待多久。1947年7月，杜鲁门的商业部长及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财产继承人埃夫里尔·哈里曼打电话，把他推向了“马歇尔计划”管理的核心地位。他在回忆录中讲道：“这或许是我事业生涯中最有价值的几年。”此话似乎反映了他对“马歇尔计划”的由衷感情，及对他后来去中情局工作的矛盾心态。1947年秋季，比塞尔的任务是管理一个由美国知名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准备一份关于援欧计划价值的评估报告。委员会领导是哈里曼，二战时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委员会旨在帮助激起民众和国会对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提议的恢复计划的支持。1948年4月，国会通过“马歇尔计划”后，比塞尔又被召回华盛顿，此次是协助经营新的政府机构——经济合作局，该局由国会创建，负责分配援助资金，并监督这些援助资金被合理利用。
比塞尔对项目拥有控制权。毫无疑问，马歇尔计划是前所未有的慷慨项目。当然，四年输入133亿美元（相当于今日的990多亿美元）帮助欧洲战后恢复的同时，美国也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欧洲大陆的经济破败极易引起政治动荡，还为共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显而易见，美国的未来安全和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重建，包括自由市场的复兴和稳定、民主政府的重建等。以那些标准来衡量，“马歇尔计划”是一项利人利己的、极有远见的有效举措，但从更广泛的人性意义上看，该计划又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项目，它帮助数百万赤贫人民重建生活、事业和家园。
了解比塞尔是如何轻易地用各种手段对付共产主义的并不难。“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为抵制苏联将其影响公然扩张到西欧的行动，中情局曾为此暗中活动。实际上，在负责“马歇尔计划”时，比塞尔进入间谍游戏并不需要多少角色转换。1949年，他曾从经济合作局抽调资金，支持华盛顿在欧洲的间谍活动。毫不奇怪，此要求出自弗兰克·魏斯纳——当时的政策协调局局长，这个秘密项目转交给中情局之前，就是由该部门负责的，他通知比塞尔说哈里曼已同意转移资金。
因为生意和社交活动的需要，比塞尔与魏斯纳曾经见过几次面。几年后，比塞尔进入中情局。“虽然，我记得此前在公事上与他素无瓜葛，但在生活中，通过乔·奥尔索普等朋友，我开始认识、了解并信任他。”资金来自欧洲国家向“马歇尔计划”捐献的本国货币。据比塞尔说，几乎所有的欧洲资金（95％）都用在重建工作上，剩下的5％为用于支付该计划的管理费用而存入基金会。比塞尔为魏斯纳动用的就是这笔钱。他觉得这没错，他给魏斯纳的这笔资金本该用于已经从“马歇尔计划”中直接获益颇多的政党和工会。
不久，比塞尔本人也转入中情局。1952年初，“马歇尔计划”即将结束时，比塞尔接受了经济合作局前任局长保罗·霍夫曼领导的福特基金会为他提供的职位。在基金会的工作使他得以出任中情局顾问，不久，他开始就各种问题向中情局提出建议，并定期在普林斯顿大学会见其他中情局顾问。
通过马歇尔计划，他结识了在国务院德国事务办公室工作的埃利诺·杜勒斯。她是艾伦·杜勒斯和即将成为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妹妹。埃利诺·杜勒斯把比塞尔介绍给她的哥哥们。1953年底，艾伦·杜勒斯力劝比塞尔到中情局做全职工作。乔治敦的巡回宴会给了他们会谈的良机。“一天，在斯图尔特·奥尔索所举行的盛大的晚宴上，”比塞尔回忆说：“杜勒斯正要离开的时候，我拉住了他的胳膊，向他提到我在福特基金会进行的特殊经济项目即将结束，我必须找到新工作。他让我在换工作之前去见他。”
作为华盛顿和学术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比塞尔毫无疑问可以选择进入政府高层，包括进国务院。但正如50年代初期，其他人对政府职业，尤其是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看法一样，比塞尔不得不考虑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他的经历虽然毋庸置疑，但他明白政治迫害正威胁着所有政府机构。国务院受到的打击尤为激烈。很大一部分应归罪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没能坚持立场，抵制麦卡锡对包括比塞尔的朋友在内的外交使团的攻击。实际上，国务卿甚至雇用了一名麦卡锡的助手，在部门内部对破坏活动展开调查。与他哥哥相反，艾伦·杜勒斯坚决拒绝自己受麦卡锡主义左右。
1954年2月，比塞尔与中情局签约，由此成为杜勒斯的特别助理。这份工作没有严格的职务范围，很快，他就参与到很多活动中，包括1954年夏季中情局成功策划的危地马拉政变。该国总统雅各博·阿本斯的免职标志着冷战时期重新整顿他国政府，以符合美国利益的努力达到高潮。比塞尔协助导演了支持此次政变的宣传行动，包括无线广播和散发传单。
一年前，即1953年8月，中情局在伊朗指挥了一次政变，让亲西方的年轻的伊朗王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取代了左倾的领导者穆罕默德·莫萨德。中情局自信这样的秘密行动是巩固美国安全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鼓励下，他们在危地马拉又一次使用了这一手段。在这两例事件中，直接目标——扶植亲美领导者，都成功地实现了。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伊朗和危地马拉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危地马拉一直被一个接一个的由美国扶植起来的军事独裁者所统治。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现代化意识，但巴列维主要靠武力镇压来平息党派纷争。在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领导的1979年的革命中，巴列维的统治最终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推翻。
比塞尔本人亲眼看到了最后的结局，虽然他仍然相信，在类似危地马拉的事件中，推翻国外领导人是美国势力的合法演练。“至于颠覆外国主权政府的问题，直至今天我仍会毫不迟疑地同意采取相同的行动。”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不过，有了前车之鉴，我会更加当心采取干涉行动时，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协助杜勒斯完成了在危地马拉的行动之后，对间谍业务还不甚熟悉的比塞尔突然发现，自己马上要接手中情局最紧要的任务。1954年4月26日，杜勒斯交给他制造CL-282的任务，这对于比塞尔来说是终生的事业。制造这架飞机的命令直接源自总统，比塞尔还拥有来自基利安和兰德的强有力的后盾，能保证他得到空军及相关部门的大力配合。凯利·约翰逊也急于兑现他的承诺，重写高空飞行法则，吉姆·贝克也正在研制新型照相机系统。比塞尔的任务就是保持各项工作协调同步，在预定时间内（规定的时间不足8个月），制造出一架全新的侦察机。
感恩节后的第二天，比塞尔与杜勒斯的短暂会面突然打破了他一贯的工作方式——他这次要管理的项目是中情局有史以来在科技上最先进的项目。然而，他本人对空气动力工程学、航空术、航空燃料及在7万英尺高空驾驶载人飞机的危险性等几乎一无所知。确实，在中情局，几乎无人曾经涉足这些领域，因为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助手们从未想到，他们会受命创建并管理他们自己的空军。
“因为所有的讨论都是在行政部门的最高层进行的，”比塞尔说，“所以没人真正知道该怎么做，没人知道项目资金的来源以及资金的数额，也没人知道谁是飞机买主。甚至没人想过在哪里生产、哪里试飞、哪里培训飞行员，以及谁来培训飞行员、谁来驾驶飞机等诸多问题。”
但比塞尔十分清楚应该如何创建和管理一个高效的组织。在与杜勒斯谈话的几个小时后，他就借鉴了在“马歇尔计划”和战时运输中的经验，决定建立一个灵活、自由又相当独立的组织。因为这个项目是非常机密的，所以“感光板计划”被设计成“单机操作系统”：它拥有独立的办公空间、工作人员、安全措施，甚至独立的通讯系统。工作人员由中情局助手和一群老练的空军军官组成。他们最初住在林肯纪念堂附近E大街的一幢老建筑里，但房子结构老化，当增加了办公设备之后，房屋地板都开始摇摇晃晃起来了。比塞尔临时把他们转移到街那头的一个更坚固的处所，最后又搬到市俱乐部对面一栋朴素的市区办公大楼里。多年来，在纽约H西北大街第1700街区忙忙碌碌的律师、说客和记者们竟然都未发觉，冷战时期最重要的侦察行动司令部之一就在H西北大街第1717街区麦多米克大厦的五楼。
由于中情局缺乏专家以监督洛克希德、柯达和其他签约公司的技术工作，在整个侦察机制造工程中，比塞尔主要依赖他的高级助理们，包括空军派来的军官和秘书。他与空军的奥斯蒙德·里特兰德将军建立了尤为密切有效的合作关系，他是侦察机计划及比塞尔后来负责的尖端技术项目的副主管。高级管理层则包括：中情局的詹姆斯·坎宁安和约翰·帕兰格斯基，空军的利奥·吉尔瑞、斯坦利·比尔利和吉恩·基弗，比塞尔还把许多具体工作交给凯利·约翰逊和他的工业主管们。“对此次任务，我没有任何技术背景，必须边做边学。技术监督的任务便委托给各个合同商，主要是约翰逊，也包括普拉特&惠特尼公司。”
即使以50年代更为宽松的标准而论，比塞尔的工作作风仍是大胆创新的。“没有什么条条框框，”鲍勃·金回忆说。他于1955年首批飞机试飞时被派到中情局，后来又担任比塞尔的执行官。这种随心所欲的风格是比塞尔的拿手好戏。一天，在华盛顿，他开车与秘书在一条单行道上逆向行驶，他让她的秘书不要担心，他说：“街上没车时，何必管什么交通规则？”
这种对规则的不屑也被他带到了整个项目中。约翰·麦克马洪50年代末为比塞尔工作，后来成为国家二级情报官。他回忆说，他对那些引用政府规章劝阻他实施计划的助理们极为不耐烦。“不要进门就说我们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他说，“你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规章和法律允许我这样那样。”
比塞尔最亲密的助手之一，空军上校斯坦·比尔利也见识过比塞尔同类的行事准则。“我们应遵循的惟一规定就是：我们必须完成任务。”
比塞尔的脾气也是一把双刃剑。麦克马洪记得一次他和比塞尔一起出席预算会议，那位财政官员只能一个劲儿地翻文件，一问三不知。比塞尔命令助手们离开会议室，会议不得不突然中断了。
作为中情局首席照片分析师，与比塞尔密切合作过的阿瑟·C.伦达尔发现，比塞尔的方法十分管用。“他知道该怎么办，”伦达尔回忆说，“他知道怎样威吓，怎样哄骗，怎样施加影响，怎样让人想通问题，怎样说服他们。他真是见多识广。”
比塞尔的兴趣和专业的范围之广有时令同事们大为惊奇。伦达尔说，处理了一整天侦察机事务，包括给白宫打了好几个电话之后，夜深时，比塞尔会突然丢下在中情局的工作，开始给秘书读一本经济学著作。
认为洛克希德公司“值得信任，不会滥用政府权利”的比塞尔，不再要求他们作例行报告。和同期空军向洛克希德索求的成堆文件相比，“我们只需保持每个月有五页报告，以汇报该月的工作进度即可。”伦达尔回忆说。
这个项目的高度保密性免除了层层审批的决策程序。虽然比塞尔也向杜勒斯及其副手卡贝尔将军作汇报，但大多数决定都由他自己作出。他说：“有机密性做挡箭牌，我的决策不受干涉。”正常情况下，中情局所有重要的电报通信副本都要送到局长办公室。而比塞尔却指示下属们，只须送交杜勒斯看似有政治意义的那些，保留新式飞机制造和试验的相关通信。
尽管如此，比塞尔还是被技术和官僚作风折磨得焦头烂额。他常向兰德咨询，两人经常谈话，一周聊好几次。他们是极不相称的一对：比塞尔高大，不修边幅；兰德矮小，衣着整洁。一个来自富裕的上层家庭，另一个来自移民家庭；比塞尔是政府管理者，兰德是自由发明家。但二人都极聪明，都有强烈的帮助祖国赢得冷战的愿望。
“遇到麻烦时，比塞尔就向兰德寻求意见。”鲍勃·金说，“比塞尔的秘书多丽思常告诉我，上司不高兴了，不过，很快就会没事了。如果他正和兰德谈话，和他说过话之后，他总会好点。”
比塞尔和凯利·约翰逊是另外不相称的一对：虽然二人都有暴躁脾气，但他们的背景却截然不同。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建立亲密自由的合作关系。比塞尔告诉约翰逊，他的期望很简单：“我很想知道你面临的麻烦，并帮你解决，但你得告诉我这样做的后果和代价。”
三人常常靠通电话解决问题。约翰逊向比塞尔提出问题和难题，经短暂讨论后，再很快告诉他解决的办法。同样的好奇心也吸引比塞尔去研究复杂的经济事务。他们都是比塞尔研究CL-282技术方面的临时老师。工作中，他常向约翰逊、兰德和贝克提问。约翰逊发现比塞尔“很快”在工程学方面就博学多知了。鲍勃·金记得约翰逊和比塞尔曾在一次谈话中，详细讨论过金属钛极强的张力。他说：“比塞尔喜欢这种材料。”
比塞尔还是个诡诈、难应付的上司。他更多的是靠才华而非热情激励下属，虽然他态度优雅，也颇有魅力，但看上去冷漠高傲，同事们和他接触时，还有点尴尬和不自在。“他是位绅士，”鲍勃·金说，“但他极少闲谈，尤其是在工作中，他眼里只有工作。”
比塞尔有6英尺多高，以步履如飞闻名全局，他的助手们不得不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尽管幼年时的内斜视已经治愈，但有一只眼球的视力有时仍会比另外一只的要糟糕许多。虽然家境富裕，但他工作间的衣橱里却只有两三件永远皱皱巴巴的套装，而且他的车也破旧不堪。
在零乱的书桌后面，他总是坐不安稳，不断地摆弄裁纸刀和口袋里的手帕。由于患有慢性鼻炎，在深呼吸时，他的鼻子还会时不时发出很大的声响。助手们到他在克里夫兰公园（华盛顿附近一个多树的地方）宽敞的家中，都惊奇地发现家里乱七八糟。同为中情局雇员的鲍勃·金的妻子贝蒂·金记得一个周六到他家吃午餐，发现比塞尔家的狗拴在炉子腿上，好几堆脏衣物摞在楼梯下。安·比塞尔用牛排和腰子馅饼招待大家，那并不是华盛顿人爱吃的。
除了有点古怪和偏执，且难以应付之外，比塞尔在鼓动人方面确实有一套。当然这个项目本身就很诱人，技术是全新的，让美国飞机飞进苏联内陆的想法也颇具吸引力。比塞尔满怀信心地提及横扫一切官僚障碍的总统手谕，也给这个项目增添了一种战无不胜的色彩，极大地激励了全体工作人员。
他还对如何激发凯利·约翰逊拿出最好成果颇有心得。他从不给洛克希德公司下达制造新型飞机的具体技术要求，相反，比塞尔和助手们只是定下大概的指导方针，这就可以让约翰逊完全依照自己独特的直觉去设计。1954年12月，中情局和公司签署了初步协议。经过约翰逊与中情局总顾问劳伦斯·R.休斯顿的几轮谈判之后，洛克希德公司和中情局于1955年3月22日签署了正式合同。合同规定，公司在7月交出第一架飞机。总共20架飞机的费用是2 200万美元，不包括引擎和照相机设备的耗资，它们分别由空军和中情局单独支付。
甚至在合同签署前，比塞尔已开始向洛克希德公司输入资金了，那是两张总值为120万美元的支票。为了保证机密性，也为了不把此费用记入正式账簿，比塞尔是以虚构的公司名义开的这些支票。它们被寄到约翰逊在洛杉矶郊区艾西诺的家里， 约翰逊又把它们存到他为这个子虚乌有的公司开设的当地账户里。到1955年初，CL-282已经在伯班克的飞机装配区渐渐成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