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精神永存

斯诺是一个美国人，但他又不同于一般美国人。他来自于美国，却又对美国感到陌生，并被美国遗弃了20余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回到美国的愿望没能实现。直到此时美国人才发现他们错了，他们不该坚持错误而一直拒绝他的独特见解。可是没有一个美国人问：“是谁抛弃了埃德加·斯诺？”只是在尼克松访华时，随行的七八十位记者中，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有深度的文章来报道这历史性的事件时，才想到了斯诺。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在美国发生，美国不再对像这样正直的、有独立见解的、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人士采取非理性的态度和限制政策。

　1972年2月初的一天，斯诺收到从华盛顿邮来的一封信：

　亲爱的斯诺先生：

　我想要你知道，我一直思念着你，也一直在为你康复而祈祷。我知道，对你这么一位充满活力而又热情奔放的人，将会感到医院是如何狭小而又窒息啊！

　我只希望那会更促使你了解到你那卓越伟大的事业是如何广受尊敬和敬仰。我永远祝福你。

　你的诚挚的理查德·尼克松

　洛伊丝读罢来信，问斯诺是否要回信，他诙谐地说：“不要麻烦了。”

　尽管尼克松后来对部属规定：凡是有关斯诺的书和文章都是必呈的资料，都弥补不了自己曾设圈套迫使斯诺背井离乡的错误。

　为什么只有到了斯诺辞世、尼克松访华之时，美国人才发现自己错了呢？为什么号称“民主、自由”的美国就不能容忍一个世界记者的有独特见地的文章和观点呢？为什么不了解中国，却要拒绝斯诺的有关中国的观察报道呢？真是令人费解而答案十分明了，为了美国的需要。

　斯诺过早地去世，美国人无法弥补自己的过错。曾经不愿意接纳斯诺的观点和文章的报刊杂志现在大肆鼓舌了。斯诺故乡的《堪萨斯明星报》为家乡出了著名人物而声称：“埃德加·斯诺在自己国家里终于成了一位享有盛誉的预言家。”直到1971年还不愿发表斯诺文章的《纽约时报》却在此时称“斯诺有先见之明”。《芝加哥论坛报》则哀叹：“斯诺没有活到毛、周与尼克松总统所进行的历史性会面之后，为美国人报道他对毛、周的直接印象，真是太可惜了！”不一而足，其他报刊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文章，赞赏斯诺：通过勤奋报道的艰苦方式，达到了其他新闻记者不可超越的地位，等等。1983年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大学授予斯诺名誉博士称号。然而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客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斯诺的作品，并没有真正接受斯诺的忠告。因为美国连自己都没有认清自己，加上“孤立主义”，顽固地拒绝了解别的地区的全面情况，只想听到别人的坏消息。而且美国只想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不顾别的国家民族的感情。所以中美建交前后一直摩擦不断，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端。恐怕美国要真正从斯诺的品质中吸取点什么，去理解、关心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感情和社会运动。这样，斯诺所期望的美国要“懂事”、要“长大”些才会得到实现。

　斯诺生前是一只脚踏在密苏里，一只脚踏在大洋另一岸的中国；死后还是一半留在中国，一半安放在美国。为了安置斯诺的骨灰，洛伊丝和其儿女们开始时费尽脑筋，因为斯诺的一生涉及到许多国家和历史事件，他们寓居瑞士，又保留美国国籍，不知怎么办才好。西安认为父亲深受马克·吐温及其作品的影响，或许可从马克·吐温的那条语录中找到答案；但他又不愿受中国人的恩惠，放到中国去恐怕违反他生前的独立性原则。一年后，洛伊丝在清理书籍时，找到斯诺夹在书稿中的一张字条，问题解决了。原来斯诺早有准备，实际事先留下了遗嘱，他写道：“我热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活着时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的一部分被安放在赫德逊河畔，在它汇入大西洋流到欧洲和人类的所有滨岸之前；我感到我是人类的一员，因为我见过几乎每块大陆上值得尊敬的人。”

　1973年10月，洛伊丝带着斯诺的一部分骨灰来到中国。她选择了北京大学（昔日的燕京大学）校园的未名湖畔。周恩来书写了中文碑文：“纪念埃德加·斯诺，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1905—1972年。”纪念碑是用白色大理石制作的，用中、英文刻下了碑文。这样，斯诺生前不愿意留在中国，婉拒中国人的挽留，死后却永远留在了中国，在九泉之下关注中国的发展。

　1974年5月，洛伊丝带着斯诺的另一半骨灰到达美国纽约州的赫德逊河畔，在斯诺生前旧友家的花园里靠河边的地方安葬。

　斯诺可以安息了。洛伊丝在朋友玛丽·希斯科特的帮助下，整理出版斯诺的最后一本书《漫长的革命》。在书的最后一页上给了美国人以最后的忠告：“美国人可能想象中国人会放弃共产主义以及毛的世界观，变为温和的农业民主主义者，一个更为现实的世界确实已经在望了。但如果普遍存在一种幻想，认为将出现一个由各种意识形态掺和起来的可爱的混合体，或者认为中国已丧失革命信念，那么当幻想破灭时，只能使深渊变得更深。在北京看来，一个不通过革命来加以变革的世界——中国最亲密的友好国家也将是不革命的国家的那一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相对的和平的世界，对中国和美国一样都是必要的。希望越多，失望也就越多。”

　斯诺开拓的事业以及他获得的成功，其精神品质值得人们继承和发扬。为此在中国成立了“三S研究会”（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大学成立了“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收集斯诺的有关资料。在斯诺逝世十周年之际，在中国武汉召开了学术研究会。斯诺的著作成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必读课本。

　人们在称赞斯诺的功绩时，认为“他的著作比他本人的寿命更长”。他成功地沟通了中美双方，使双方消除了误会，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作为记者，他完成了一系列新闻报道的杰出篇章”，“他对帮助西方认识和了解中国国内所发生的巨变，做出无可比拟的功绩”。“许多西方人被誉为中国的朋友和解释者，但只有他才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既被新中国又被西方一致确认不疑地列入此范畴的人物”。

　但是，人们更多的是探究斯诺的精神品质，并为他的精神所感动，而敬佩他。他的正直的品德、严谨的作风、独特的风格、深邃的思想博得人们的广泛尊敬，他为后人树立了风范，并且留下了可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影响和贡献大大超出了新闻学领域，成为公认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是著名的记者、编辑，也是优秀的作家、评论家、社会活动家和各国人民和平与友好的使者。他不参加任何运动，坚持真正的客观报道。然而“真正的客观并非‘站在中间。’也不是拒绝支持任何一方，而在于积极响应适应客观历史的现实的进步运动。正是这种品质使他的著作在今天仍有活力和意义”。“所以更确切地说，斯诺既不缺乏批判能力，也不天真幼稚。但他从经验和研究中得知进步在何处，反动在何处，历史在何处前进，又将把什么抛在后边，因而为自己确定了相应的方向”。“他全心全意帮助过许多运动”，其中包括中国30年代中期的爱国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时期的“工合”运动，美国人民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等。“他的民主精神始终如一，旗帜鲜明，而且无穷无尽”。他带着美国人民早期反殖民统治的独立革命精神来看待亚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因而对中国的反殖民统治和反封建主义的进步运动予以支持，赞成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

　斯诺具有不畏艰险、不畏强暴、坚持真理的献身精神，热爱人民、深入实际的优良作风，毕生致力于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友谊和团结互助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他的这些品质教育和激励着成千上万的人们。正是他的冒险，粉碎了“赤匪”谎话，为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找到了坚强的同盟者，为中国人民找到了民族的希望和出路。正是他报道了苏联军民的英勇战争，鼓起了盟军的勇气，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正是他冲破了白宫的重重障碍和封锁，肩负太平洋两岸中美两国人民的重托，架设起中美人民相互了解的桥梁，廓清美国方面落后于历史的、有害于人民的陈腐观念。他毫无疑义地成为了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单独联系之环，最终促使中美的和解。

　他那勇敢的探索精神，“眼见为实”的求实精神，使他能够对社会历史的潜流有所认识，并对历史的潜流作出正确的预测。他并不是预言家，但他对历史运动的各种预测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始终站在人民一边，他自己说过“我最感兴趣的是人民”。当然他对变革先驱的超群人物也感兴趣，如毛泽东、周恩来、罗斯福、尼赫鲁、甘地等。斯诺曾说过：“我的看法是，如果作品最终对人类的知识作出了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贡献，那它就有存在的理由；我还认为，不去报道穷人和被压迫者所感兴趣的事，就什么也做不成，因为他们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正因为如此，斯诺的报道颇具特色。他不是为新闻而新闻，他的报道总是多视角的，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文学性与新闻性，是一个综合体。他开创了新闻学的新领域，融事件人物、历史背景、作者亲历记与评论、前景预测于一体。他的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埃德加·斯诺，一个从美国中部走出来看世界的小伙子，成为20世纪在近处观察世界的人。他的足迹遍及世界舞台的风暴地区，经历了各种运动的洗礼，他从中受到了教育，受到影响。正如斯诺少年时期的朋友查尔斯·怀特博士说的：“埃德加·斯诺像我们大家一样长大，只是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正因为斯诺看到的东西多了，他抛弃了一切偏见、成见，他对他所见到的一切国家的人民亲善。即使到了晚年，久负盛名之下，他对一切来访者都以礼相待，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从不摆长者或专家权威的架子。玛丽·希斯特科说：“正因为斯诺看到他自己的一部分价值，他因此能够评价整个人类；正因为他酷爱学习，他也可以教育我们大家。”“对那些有幸通过斯诺的著作和信件以及个人交往而成为斯诺朋友的人来说，认识斯诺的快乐必定会超过失去他的痛苦。如果斯诺的去世使人们更切实地感到死亡是如此的不公正，那么这或许会促使我们像斯诺生前那样，为生活中的公正更加努力地工作。”

　斯诺到亚洲受到了教育而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美国人，同时他也影响和教育了别人。他的著述把事实真相和由此产生的希望带给了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男女和许多国家的读者。对史迪威、卡尔逊等美国将军产生过影响，对后起之秀的新闻工作者如拉提摩尔、贝尔登等有直接影响，以及与斯诺有过联系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教育和影响。

　斯诺夫人洛伊丝指出：“正如他的同胞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杰克·贝尔登一样，埃德是美国新闻界的优秀代表。同样还有医学界代表马海德、政府人员代表约翰·谢伟思、埃文斯·卡尔逊等其他突出代表，他们致力于行动，致力于沟通和交流事业……他们是关心人类的幸福、价值和尊严的国际主义者。”

　斯诺的活动领域是全球性的，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世界性的，他的着眼点是全人类。他的艰辛经历，塑造了这个自称为“世界公民”的人。斯诺的深远影响远远超过他的具体建树，也超越了他的所见所闻与美国人对他报道的反映之间的矛盾，也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作为记者，他的忠实的记录为世界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作为国际主义者，他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世界日新月异发展的当今，人类感到时间和空间变得狭小了，人们感叹已成为“地球村”了。然而在斯诺逝世25年后的“地球村”并不都是和平与民主的，局部战争和地区性冲突仍时有发生。人类需要和平，呼唤和平民主，如果在我们的“地球村”里多一些像斯诺这样的“村民”，多一点对别人的理解和尊重，战争冲突将会消失，世界将变得更加宁静和美好。

附录

埃德加·斯诺生平大事年表

　1905年7月19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

　1923年在堪萨斯城西港中学毕业。

　1923年—1925年在堪萨斯初级学院学习。

　1926年—1927年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

　1928年4月在“兰德诺”号船上当水手，到达夏威夷。

　1928年7月乘“神与丸”号船偷渡到日本。

　1928年7月从日本乘船抵达中国上海。

　1928年9月—1930年3月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代理主编，兼《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

　1929年4月—1929年7月沿中国铁路线旅行采访，到达萨拉齐。

　1930年7月—1931年9月任美国统一新闻协会远东游历记者，在中国东南沿海、华南、西南及东南亚、南亚采访。

　1931年9月到中国东北采访。

　1932年12月圣诞节与海伦·福斯特在美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举行结婚典礼。

　1932年—1941年受聘为《伦敦每日先驱报》驻远东特约记者。

　1933年3月—12月任美国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代表，安家北京。

　1933年—1934年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讲授“新闻特写”、“旅游通讯”。

　1933年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撰写第一篇文章。

　1934年—1937年任美国《纽约太阳报》特约记者。

　1935年1月发表《鲁迅——白话大师》。

　1935年12月参与“一二·九”运动。

　1936年7月编译的中国左翼作家作品《活的中国》出版。

　1936年6—10月访问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

　1936年11月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与毛泽东的谈话。

　1937年1月创办英文杂志《民主》，发表了访问苏区的报道。

　1937年2月美国《生活》杂志刊登斯诺在陕北拍摄的75幅照片。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

　1937年底与路易·艾黎、海伦等发起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

　1938年2月《西行漫记》在中国上海出版。《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

　1938年7月到武汉视察“工合”情况。

　1938年7月—1939年10月到重庆、成都、延安考察“工合”情况并采访。第二次见到毛泽东并谈话。

　1939年10月到香港、菲律宾为“工合”募款。

　1940年菲律宾碧瑶从事写作。

　1941年《为亚洲而战》在美国出版。

　1941年2月由于报道“皖南事变”真相，被迫离开中国回故乡。

　1942年2月24日一晤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1946年任《星期六晚邮报》世界记者，访问印度、缅甸、伊朗、伊拉克、苏联和中国。

　1942年10月到达苏联采访。

　1943年2月在苏联顿河、斯大林格勒前线采访苏德战争。

　1943年—1951年任《星期六晚邮报》副主编。

　1944年《人民在我们一边》出版。

　1944年5月26日二晤罗斯福总统。

　1944年6月再到苏联采访，后到波兰、法国、奥地利、德国采访。

　1945年3月3日三晤罗斯福总统。

　1945年《苏维埃力量的格局》出版。

　1945年底—1946年初到朝鲜、日本采访。

　1947年《斯大林需要和平》出版。

　1947年底第三次到东南亚、南亚采访。

　1949年5月与海伦·福斯特离婚，一周后与洛伊丝·惠勒结婚。

　1951年辞去《星期六晚邮报》副主编职务。

　1957年《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9》出版。

　1957年应费正清之邀，受聘为哈佛大学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1958年《复始之旅》出版。1959年9月被迫离开美国移居瑞士。

　1960年6月28日—11月15日作为美国《展望》杂志记者第一次访问新中国，第三次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并作重要谈话。

　1962年《大河彼岸》（后改名《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在美国出版。

　1964年10月18日—1965年1月19日作为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第二次访问新中国，第四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后发表与周恩来的谈话，传递中国方面关于中美和谈消息。

　1968年将两次访问新中国的拍摄镜头汇集成74分钟的纪录片《人类的四分之一》。

　1970年8月14日—1971年2月意大利《时代》周刊资助斯诺第三次访问新中国，洛伊丝·惠勒第一次随斯诺到中国。

　1970年10月1日应邀参加新中国21周年国庆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斯诺夫妇。

　1970年10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进行重要谈话。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埃辛斯村逝世。

　1972年《漫长的革命》由洛伊丝·惠勒整理出版。

　1973年10月19日斯诺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畔。

　1974年5月18日斯诺的另一部分骨灰安葬于美国纽约州赫德逊河畔。

　参考书目

　刘力群主编的《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尹均生等主编的《纪念史沫特莱》，1987年版；

　王恩光等译，〔美〕Snow·F·W著《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

　裘克安编辑的《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

　沈蓁等译，〔美〕约·马·汉密尔顿著《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

　刘炳章等译，〔美〕海伦·福斯特著《重返中国》，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

　埃德加·斯诺著《红色中国杂记》，党英凡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夏翠微译《我在旧中国13年》，三联书店1973年版；

　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

　胡为雄译《漫长的革命》，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刘力群著《埃德加·斯诺》，《人物》1982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