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二世陛下，全俄罗斯的皇帝。"玛妮亚很痛苦地说，她的脸色变得惨白。
考问结束，这个官吏离开座位，略一点头，向隔壁屋子走去。校长西科尔斯卡小姐随在后面。这时，杜普希雅抬起头来，对玛妮亚说："到这儿来，我的孩子"
玛妮亚离开座位，走到教师面前，这位教师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吻她的额头。忽然，在这个复活了的教室里，这个波兰小女孩难过得哭了起来。
受考问之后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个钟点，这个小女孩仍然觉得不安。她深恨这种突如其来的惊恐，深恨这种屈辱的表演。然而，在俄罗斯沙皇统治下的波兰，人们必须说谎，永远说谎。霍恩堡的视察，使她更沉重地感觉到自己生活中的悲哀。
厄运来临
在1873年秋的一个戏剧性的日子，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带着全家度假后回到诺佛立普基路，准备开课。这时他在他的桌子上看见一封公文，通知他：奉当局命令，他的新俸减低，他的副督学头衔，以及按职务分配的住房，一并撤消。这是降职了，不肯奴颜婢膝的老师，就得了这样的报复。
几度迁居之后，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在诺佛立普基路和加美利特路转角处的一所房子里定居下来。因为环境所迫，他们的生活逐渐发生了改变。起初这个教师收了两三个寄宿学生，后来增加到五个、八个、十个。这些都是从他的学生里选出来的年青小伙子，他供给他们食宿和个别辅导。这所房子变得像一个吵闹的磨坊，家庭生活的亲密感完全消失了。斯可罗多夫斯基懊悔不已，焦虑将来，十分悲苦：因为他过度地内疚于心。他时时刻刻为自己无力改善家境，更使女儿们没有嫁资而自责。
玛妮亚第一次突然认识厄运，还是在整整两年以前，1876年1月，有一个寄宿生患斑疹伤寒，传染了布罗妮亚和素希雅。那是多么可伯的几个星期呀！在一间屋子里，母亲尽力要压住她那一阵阵发作的咳嗽；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两个小女孩因发高烧而呻吟着，颤抖着。
在一个星期三，父亲找到约瑟夫、海拉、玛妮亚，带他们到大姐跟前去。素希雅穿着白衣服，平躺在灵柩里，脸上毫无血色，似乎是在微笑，两手合在一处，头发虽剪得很短，样子仍是非常美丽。
这是玛妮亚第一次遇到死亡。这是她第一次送葬，穿着一件素黑的小外衣。而在恢复期中的布罗妮亚，在病床上哭泣；身体太弱不能出门的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勉强地由一个窗户挪到另一个窗户，目送自己孩子的棺木沿加美利特路缓缓而去……
"亲爱的孩子们，我们要绕一段路，我必须在大冷天来到以前买些苹果。"美丽、善良的卢希雅姑母又来了，她喜欢领着她的侄女们，用轻快的步子走过萨克斯花园。她总是找各种借口让这些小女孩去呼吸新鲜空气，使她们离开那患肺痨病的母亲苟延性命的狭小住房：假如传染了她们，可怎么办哪！海拉的气色很好，可是玛妮亚是如此苍白，如此闷闷不乐……
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也想到了自己即将辞别人世。她希望在变故发生的时候她已做好准备，不致因此扰乱这一家的生活。1878年5月9日，经她请求，医生离开了她，换了牧师来。只有牧师知道这个基督徒的痛苦，知道她在留下四个孩子要她深爱的丈夫照管的时候的悲哀，还有对她所有孩子前途的忧虑。
在她家人的面前，她的脸色显得很平和。到临终的时候，她的样子极端优雅。她的死正如她所希望的：不昏迷，也不错乱，她的丈夫儿女都在那间整洁的屋子里环绕着病榻。她还有精力向每一个人道别。后来慢慢地越发软弱了，剩下的一点生气，只许她再作一个手势，再说一句话。
这个手势是画一个十字，她的手可怕地颤抖着，画了这个记号给他们全体祝福。
这句话--最后的一句话--是她一口气低声说出来的，凝视着她的丈夫和儿女，向他们告别："我爱你们。"
玛妮亚又穿上了黑色丧服，在加美利特路住房里悲痛地游荡着。现在布罗妮亚住死者的屋子，只有海拉和她还睡在漆布椅上。教师匆忙地雇了一个管家，每天来指挥仆人，分配寄宿生的食物，并且漫不经心地照料一下这些孩子的穿着。玛妮亚对于这些事都觉得不习惯。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把全部空闲时间都用在这些孤儿身上，但是他的照料很笨拙，令人伤心--只是男人的照料。
玛妮亚很早就知道了生活是残酷的：对民族残酷，对个人残酷。这个小孩失去了母亲的慈爱，失去了大姐的保护，在差不多没有人照料的环境中长大，从来没有诉过苦。
她是骄傲的，决不肯听天由命。当她跪在以前陪她母亲去的天主教堂里的时候，她觉得心里暗暗产生了反抗的情绪。她不再怀着从前那样的敢爱向上帝祈祷，上帝已经不公平地把这些可怕的打击降在她身上，已经毁灭了她周围的快乐、幻想和温存。
巴黎穷女孩
玛妮亚刚刚在那浓烟弥漫的巴黎火车站下了火车，那种惯有的奴隶压迫感忽然消失了，她的肩膀舒展了，心脏和肺叶都觉得舒服，呼吸到自由国度的空气，这在玛妮亚还是头一次。玛妮亚住进了布罗妮亚的家。
因为她很兴奋，所以觉得事事无不稀奇：在行人道上逍遥散步的人们能用他们愿意用的言语说话，是稀奇事；书店能不受限制地卖世界各地的书籍，也是稀奇事；而最稀奇的，乃是那些微微斜向市中心的平直大路引着她，走向一所大学敞开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