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罗斯福年轻１０岁的威尔基被称为假共和党人，因为在《美国名人录》里他实际上是被列为民主党人的。高大而不修边幅的他不摆架子，不巧言令色，坦率坚强，具有"像印第安纳州县政府广场上的办公楼前院那样的美国特色"，这与白宫里那位含而不露、圆滑老到并且"八面玲珑的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像个意欲进行大较量的重量级挑战者较早地进入竞选场地，罗斯福立即感到这是共和党所能提出的最强劲的可怕对手。８年前，还是个民主党人的威尔基即将升任规模庞大的"联邦与南方公用事业公司"的总经理，那时他还为罗斯福竞选捐献了１５０美元。这匹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黑马以其惊人的耐力和热忱，风尘仆仆３万英里，在３４个州发表了５００多次长短不一的演说。而此时的罗斯福则浑似没有竞选这档子事，呆在华盛顿日理万机。难怪威尔基一再下战书，强烈要求这位"主帅"与他进行较量，因为他发现单方面的竞选既难以激起选民的兴致，也难以探到对手的弱点。
但威尔基还是以其个人的魅力、激情和坦诚得到众多中产阶级的热烈响应，那些已厌倦于华而不实的政治言论与优雅的微笑的人也对他产生了好感。并且，在旅途发现新政确实深得民心的威尔基迅速把漫无边际的攻讦简化为几个令罗斯福头痛的问题。他所到之处，首先表明，新政的主要内政和外交政策，他都可接受，并且自己会做得更好。随即，他令人信服地坦言：新政源于萧条的恐慌，倾向于保持安定而不是新的创业，致力于统制而不是解放工商业，于丰裕中担心生产过剩，这是对美国社会潜力失去信心的明证，是对恢复真正繁荣的阻挠，而事实正是如此，８年来美国一直未摆脱不景气。这第一个问题似乎击中了罗斯福的要害，因此，他的话引起一片共鸣。有些从未支持过共和党的报纸开始拥护威尔基，两度支持罗斯福竞选总统的《纽约时报》也转向了威尔基。威尔基又从第一个问题中巧妙地引伸出关于美国防务的问题，他指责引起国内失和的新政可以将数十亿美元虚掷在非生产性项目上，却不肯用于国家防务，致使国家处于易受攻击的可怕境地。威尔基还抓住第三任问题不放，声称罗斯福有着类似于独裁者的权力欲，要求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任岂不得超出两任。９月底，威尔基朝一个新方向出击，他说原先的罗斯福是一个绥靖主义者，现在摇身一变为狂热的战争贩子。１个月后，他在巴尔的摩宣称：“根据他（罗斯福）过去对美国人民的诺言履行的情况来看，假若你们重新选举他，你们可以发现美国在１９４１年４月就会卷入战争。"演说引起了人民的不安。
９月份的民意测验还表明处于下风的威尔基，在１０月份已显示出领先于罗斯福的势头了。全国大约有７８％的报纸倾向于支持威尔基，仅有９％的报纸支持罗斯福。这时距大选仅有两周多的时间了。威尔基甚至认为自己将必胜无疑。
罗斯福按原计划行动了。他总共发表了５次演说，第一次是１０月２３日在费城发表。他声称作为一个竞选老手，他喜欢正大光明地战斗，而共和党的所有数据和说法都是捏造出来的。在大选前１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说中，罗斯福迎合美国人民爱用文字游戏来挖苦人的嗜好，把威尔基竞选班子里３个名声不好的孤立主义者的名字串在一起念，和谐而一语双关的音调获得极佳的会场效果。当时是演说稿起草人之一的戏剧家舍伍德后来认为，罗斯福两天后在波士顿的发言比上一场更差，他讲了日后被孤立主义者反复引用并作为笑料的一句话——"我以前说过这话了，但我要再三地讲，反复地讲：你们的孩子不会被派到任何外国去打仗。"演说还因为一个人称代词的使用引起了政治风波：罗斯福为了向波士顿的爱尔兰人表示好感，盛赞"我的大使"约瑟夫·Ｐ·肯尼迪，本来霍普金斯在事前认为还是用"我们的大使"好些，但固执己见的罗斯福不干。这样非但引起爱尔兰人的不满，更让共和党抓住这个代名词不放，称这是罗斯福极端妄自尊大，独裁欲恶性膨胀的明证。产联刘易斯倒戈转向共和党，自认为吃够了罗斯福那圆滑和狡诈的苦头的他，此时尽情发泄着胸中的怨忿。罗斯福不得已腾出左手又同他论战，因为刘易斯的产联领导着几百万工人选民。
第４次演说定在纽约布鲁克林。罗斯福声色俱厉地痛斥共和党，称对手已经或者曾经与极端反动分子、共产主义、纳粹主义取得了合作与谅解，组成了一个毫无共同基础的非神圣同盟，目的是指望一夜之间实现与民主不相容的独裁。罗斯福利用支持共和党的《纽约时报》的一则剪报的失误而大做文章，剪报称拥护罗斯福的尽是些年收入不到１２００美元的穷光蛋。这一轻率得令民主党人不敢相信的失误，在罗斯福演说的尾声被征用作基调，效果奇佳。罗斯福借题发出了反对特权阶级、争取全民平等的呼声。按照剪报关于"穷光蛋"的概念，它几乎占了当时美国人口的一半。后来，共和党人在检讨这次竞选时，称自己这边个别忙中出错的人，无意中帮了对手的大忙。
竞选专列缓缓驶向具有决定意义的最后一站——克利夫兰。这样一是为了安全，二是得让沿途群众有充分的机会看到火车上的总统，三是总统反对任何速度太快的旅行工具。另外，也是为霍普金斯、罗森曼、舍伍德３人品草演说稿小组提供较充裕的时间。罗森曼和舍伍德奋战了一个通宵，有时吃一点从餐车送过来的三明治，然后躺在落满面包起和软乳酪屑的床上小憩片刻。罗斯福次日也与他们一起干了６个小时，不过中途总是穿上护腿，由沃森“老爹"扶向后厢平台，向瞻仰他的群众致意，不少容易激动的女同胞还追着列车欢呼。舍伍德在旅途中观察到，总统神色阴沉，眼圈发黑，困倦，衰弱，但往往在饭后或从平台返回时，似又恢复了平时的神采。
克利夫兰的演说被认为是这次竞选中场面最火爆的一次，听众欢声雷动。曾为罗斯福草拟演说稿达１７年之久的罗森曼认为，在罗斯福所有最好的演说中，这一次可列为第二位。在尾声部分罗斯福满怀激情，痛快淋漓地讲了一些器具个性的名言警句，为演说稿平添了几分磅礴的气势。罗斯福稍微提了一下第三任问题，称４年后"将由另一个人来出任总统了"，会场里"不！不！"的狂呼声几乎打断了他的话，思路敏捷的罗斯福立刻把嘴巴凑近话筒，加大嗓门继续往下讲，使这种显得他将永当总统的呼声，不致从广播中扩散出去。
剩下的就是在大选前夜的晚１１时，照例从海德公园向外播送最后一岂不带党派色彩的演说。罗斯福重申了对民主程序的动人信念和在格罗顿求学时常念的圣公会祈祷文。
最后一次盖洛平民意测验显示，威尔基已接近罗斯福，这个趋势很可能在选举日黎明使威尔基后来居上。罗珀民意测验表明，罗斯福有５５．２％的支持率，威尔基是４４．８％，这竟与最终结果相比误差仅为０．５％。１１月５日，共有近５千万选民参加选票。罗斯福以２７２４万票对威尔基的２２３０万票。选举人品是４４９对８２。罗斯福赢得了除辛辛那提以外的所有４０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但６个大草原州背弃了他。
威尔基的票数是１９５２年以前共和党所有总候选人（当选的或失败的）都无法达到的高峰。两人相差不足５００万票，也是此前１／４世纪里最小的差额。此外，他还赢得了１１４７个县。民主党人在众议院仅增加了７席，但在参议院却减少了５席。这几乎可以说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也许是罗斯福最不情愿回首的一次竞选。它几乎没有显示出两党惯有的政治哲学、意识形态及施政纲领上的分明棱角，甚至不是两种不同的性格或个人魅力之间的鲜明对垒，它是一场假面舞会，一场缺乏刺激的充斥着陈词滥调的、装腔作势的战斗。民主党的胜利也主要是罗斯福个人的胜利，罗斯福胜在经验丰富上，胜在他对时机的妙到毫巅的捕捉上，胜在对广播的有效利用上，以及对慑于战乱的公众心理的微妙把握上，甚至或许如对手所言，ü在完全缺乏从政经验的正直的威尔基的失误上。另外，为数众多的、收入属于中下等的阶层大都投了罗斯福的票，几乎所有的大集团都转向威尔基。《华尔街日报》把大选结果塞在第６版不显眼的位置发表。另据１９８２年公开的这次大选中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谈话录音磁带表明，罗斯福在对手行情看涨时，曾考虑公布威尔基与一位女性关系暧昧的内情，而这种揭人隐私的手法在那时以前的大选中还从未使用过。又据战后民主党调查，称希特勒处心积虑地希望罗斯福落选，并暗中花了不少钱，《纽约时报》那整版整版地反对罗斯福外交政策的文章，就是德国人出钱登的。这种说法在当时就有不少人认为不足为信。
两个月后的罗斯福发表的致国会１９４１年度咨文，被誉为一岂不朽的文献。它是充分体现罗斯福政治哲学及其关于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信念的一份纲领性文件。罗斯福首先指出，他的这个咨文是在联邦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一个时刻提出的。当国家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时，美国的国策应该根据充分表达出来的公众意志，而不去考虑党派偏见。今后美国几代人的幸福很可能取决于我们当前努力的效果。一个健全和强大的民主国家的基础并无神秘之处，它只是基于那些要求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简单明了的基本东西——机会均等、工作、安全、自由和进步。据此，罗斯福希望今后的世界，将以人类四大基本自由为基础：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
第二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奉上帝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
第三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它意味着可以使每个国家保证起居民过上健康的和平时平生活的经济谅解——遍及世界各地。
第四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从全世界角度而言，它意味着世界范围的裁军，并使之如此全面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国家都不会处于能对别国采取有形侵略行为的地位——遍及世界各地。”
在法西斯势力把世界搅得天昏地暗的日子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演说代表了文明社会的希望。如果说丘吉尔在大洋彼岸发出的是不可征服的战士的豪言壮语的话，罗斯福则以清晰而坚定的语调，道出了对人类尊严的保证。
落选后的威尔基洒脱大度，当有人建议他出访英伦，以造成美国两党在援助盟国反法西斯这一问题上同心协力的形象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此之前，罗斯福总统的特使霍普金斯已起程前往伦敦，开始了他那意义深远的出访。威尔基临行前来白宫见总统，两位刚刚激烈较量过的政敌相遇了。起码在当前最首要的目标上，他们走到了一起。罗斯福几乎是在被动的慌乱中迎接他的到来，当总统发现自己办公桌上空空如也，并被告知威尔基已将进门时，他赶紧让人抱一摞文件来，"随便什么都行，散开在桌上，这样，威尔基来时，我将显得忙得不可开交。"但罗斯福随即的姿态显得有力而优美：他取出一张私人信笺，飞快地写下朗费罗的诗句，作为传达给丘吉尔的信息：“邦国之舟，扬帆前进吧／扬帆前进，强大的联邦／忧惧中的人类／满怀对未来岁月的希冀／凝神关注着你的存亡。"威尔基无疑是最理想的使者。
２月９日，丘吉尔在议会大厅当众展读信笺，一时群情激越。丘吉尔宣称：“我想对这位伟大人物说，只要给我们武器，我们就将完成伟业。”
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５日，罗斯福在白宫记者协会年度聚餐会上动情地说，在这个历史性的危机中，英国幸而有温斯顿·丘吉尔这样一位卓越的伟大领导人，他那激动人心的言辞和英勇果敢的行为激励了英国人高昂的士气，他们那种"宁作自由人而死，不作亡国奴而生"的精神将使我们倍感鼓舞。
１９４１年８月９日，在纽芬兰的阿根舍对面的普拉森舍湾，这两位惺惺相惜的伟人开始了历史性的会晤。在此后的整个大战期间，两人共在会议和访问中相见１１次，总计约１２０天。代表着世界最强大的两个民主国家的首脑间的合作从此开始了。
罗斯福坐在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前平台的安乐椅上，凝望着晨雾中浩淼的浅灰色大海，不久，悬挂着皇家海军旗的大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破浪而至约晤地点。如期举行的欢聚礼仪带有战时的紧急气氛。晚宴上，双方就对这次会晤的最主要目的——发表一个关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联合宣言——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了初步意向性的共识。
翌日是星期天。罗斯福前往"威尔士亲王"号做礼拜。双方要员悉数在赤白色阳光的照耀下，倾听着随行牧师吟哦《旧约·约书亚记》第１章耶和华勉励约书亚的箴言：“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抛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后来，丘吉尔写道："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的礼拜，一次感人至深的两国人民精诚团结的表现。”
罗斯福希望会议结束时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他们"已经在海上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双方的有关部门的成员，他们讨论了根据租借法对民主国家进行援助的计划；会谈绝没有涉及国会法令授权以外的对将来的承诺。这个声明还说首相和总统讨论了有关世界文明的某些准则，并同意对这些准则发表一项联合宣言。"罗斯福是以休假和钓鱼的名义来到普拉森舍湾的，为免遭日后照例要出现的指责，他必须要让这个联合声明做得令国会和舆论无懈可击，所以他十分看重联合声明的形式。
但双方在内容的后半部分还是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警觉的丘吉尔担心大英帝国赖以生存的旧殖民体系受到冲击，本能地戒备着眼前这位盟友可能会对他的英联邦及海外属地产生过分的好感。经过初次交往，彼此都有了些感性认识。首相很快就明白总统是一个无比精明和莫测高深的人物——一个巧妙的规避者，很不容易逼他在具体问题上就范，也不能在违背他的判断、意志或本能的情况下，迫使或诱使他承担特定的义务；总统同样立即认识到，首相在追求某种既定目标时具有一种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定力，这种人在逆境中的能量要大于平时。双方都有能力和办法激恼对方，但都又有办法和能力将其化解于无形。在战争最黯淡的日子里，总统在致首相的一封电文里说：“能与您同处于这同一个十年是多么有趣啊！”
联合声明最后提出８点主张：英美两国决不进行任何扩张；反对强加于人的或不民主的领土易手；包括被强行剥夺权力的人民在内的所有各国人民，都拥有主权和自治权；所有国家对其所必需的各种原料享有经济上的平等待遇；通过经济合作，保证"提高劳动水品，加快发展经济，改善社会治安"；战后和平应保障各国安全，消除人类的恐惧和匮乏；海上通商自由；"在建立起一个更为广泛、持久、普遍安全体制之前"，解除侵略国的武装，削减军备负担。
大西洋会议的消息同时在伦敦和华盛顿发布。联合声明就是被战时人们广为传诵的《大西洋宪章》。９月底，苏联驻英大使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５个月后，罗斯福向美国人民指出，我们联合国家关于我们争取的和平已经在某些广泛的原则上取得一致。"《大西洋宪章》不仅适用于大西洋沿岸地区，也适用于整个世界。"这些表明，美、英、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势力已有了共同的原则基础。
大西洋会议后不久，罗斯福收到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的一封来信。上面写道：“你们俩在那个大西洋上……对文明和傲慢之间的冲突作了说明，那就是对野蛮的挑战；并且作出了比任何正式条约都更有力和更有约束性的保证。……业迹、精神和人们内心受到的鼓舞将会持久下去，将激起人民为使世界摆脱恐怖而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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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胜利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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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中午，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总统的办公桌上共进午餐。饭后，两人一边吃着甜点，一边谈着战争以外的话题。１时４０分，电话机叮呤呤地响了……
诺克斯部长在电话里说，他无意间收听到檀香山美军司令部的无线电广播，通知我们所有的台站，现在日军的空袭正在继续中，并且说"这不是演习"。几十分钟后，海军参谋长哈罗德··斯塔克打来电话，证实袭击是确实的，并且损Ｒ失惨重。消息在数小时内传遍了华盛顿。
当晚，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挤满了神色冷峻的人群，少数人低声唱着《上帝保佑美国》，大多数只是默然地望着眼前的白宫。其实从外面看去，白宫和平时一样，灯光黯淡，窗帘低垂。
此时，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全体阁员围着罗斯福总统坐成一圈，正在召开自林肯在南北战争爆发时召集内阁会议以来最严峻的一次内阁会议。与会的珀金斯部长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与直感观察到：总统在听到进一步证实的受损消息时，出现了极其难过的片刻和体力不支的困难，但随即在他身上出现了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迹象——"长期紧张地猜测日本会采取什么行动，什么时候动手，我们要不要在没有明显攻击我们时去保卫新加坡……这一切问题折磨了他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现在终于都结束了"——一种他所不愿意承认的"阵阵轻松感"在他那难以捉摸的脸部表情上得到反应：一张既紧张又镇静的脸部表情。
埃莉诺后来也谈到，那天"富兰克林显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所没有过的宁静沉着"。据霍普金斯说，总统认为要和平还是要战争，已经"完全不由他来作主了，因为日本人已替他作了决定"。他一直以为日本人会尽力避免同美国打仗，而只对其他太平洋国家采取行动，这样就给他留下一个"保卫我们利益的非常难办的问题。所以，日本采用的方法使他如释重负。尽管珍珠港发生了不幸的灾难……，但这一事件把美国人完全团结起来，从而使对日战争成为必然。"情形或许正是这样：罗斯福首先肯定是沉浸在由震惊而引发的悲恸和愤怒中，继而转念，然后就如释重负了。当时他一动不动地坐了整整１８分钟——"也许是在祈祷，也许是在盘算，或者只是定定神，以适应新形势。”
在以后几年尤其是在战后，人们愈益强烈地要求知道何以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批评罗斯福政府的人指出，是我们的总统处心积虑地刺激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并把它作为通向欧洲战争的"后门"。他们甚至暗示，罗斯福已预料到珍珠港袭击，却偏偏封锁消息，让驻军蒙在鼓里，以图用这种惨重的苦肉计来确保国内的同仇敌忾。战后有一次"最彻底的"的调查，国会所收集的证词和报告共达４０卷。史汀生后来在向国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解释说，我们得等到战争爆发，尽管要"冒让日本人打第一枪的风险，但我们意识到，为了得到全国人民的全体支持，最理想的是让人们看清日本人是真正的肇事者。"不过，一般认为，政府的责任仅在于疏忽大意。
罗斯福在次日晚向全国广播的"炉边谈话"中，诚挚地劝告美国同胞们不要听信任何谣言。他说在战时，这一类关于灾难的丑恶小道消息具有数量多和传播快的特点，我们对它们一定要进行分析和判断。"我们不妨承认，我们的敌人表演了一次卓越的欺骗技巧——时机配合得恰好，手段也很高超。它是一次无耻透顶的行动，然而我们必须正视，以纳粹的方式进行的现代战争本来就是肮脏的勾当。我们并不喜爱它——我们未曾想要卷进去——然而我们已经卷进来了。”
丘吉尔倒是大大舒了一口气。７日下午，他通过越洋电话向罗斯福证实了情况后说，"这肯定使事情简单化了。"罗斯福回答说，"我们现在风雨同舟了。"丘吉尔后来写道：“有美国同我们站在一起，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喜悦……值此时刻，我知道美国已经参战了，并且已经深深地卷进来了。对于结局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怀疑了……我百感交集，上床为我们得救和感恩安然睡了一觉。"白宫的总统是在１２点半上床睡觉的。
１２月８日，罗斯福前往国会作了不久就举世皆知的名为"一个遗臭万年的日子"的演说。作为他的历史感的一个证据，他请求罗斯福夫人陪伴伍德罗·威尔逊夫人参加这次两院联席会议。罗斯福顺着斜坡走上讲坛，以极大的克制，用品实舒缓的语言陈述了日军在２４小时内的所作所为；并郑重指出，日本政府通过虚伪的声明和表示希望维系和平而蓄意对合众国进行了欺骗。他最后请求国会宣布：“自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星期日日本进行无缘无故和卑鄙怯懦的进攻时期，合众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没有过多的渲染，演说历时６分钟。
参众两院几乎以全普通过了罗斯福的宣战要求，只在众议院有１张反对票。同日，英国对日宣战。９日，中国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次日又对德国宣战。紧接着，对日宣战的国家增加到２０多个。１１日，德国对美国宣战，意大利也紧随其后。
美国的参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最后的阵营结构。它已成为西方两个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同社会主义的苏联结成公开宣布了的或心照不宣的同盟所进行的联合战斗。这种搭配是被一系列的历史偶发事件推到一起的。尽管过去岁月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彼此都留下了大量的不信任情绪、偏见和敌意，但此刻已显得次要。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都面临着共同的对手。严峻的形势促使观念发生变化。三人为建立协调的战斗合作，都从不同侧面并以不同方式进行了不懈的、坚忍不拔的和真诚的努力，虽然也不时在自重和疏远中，彼此感到过失望，但这种携手使他们比肩而立于浊世恶浪中一直到终局，从而更衬托出他们不愧为非凡时代的历史巨人。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尽英雄本色。
战时体制
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两年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幽默地对记者们说，自１９３３年以来，"新政大夫"这个内科专家把美国的急性内科病医治好了。可这个康复了的病人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因一场严重意外事故折断了骨头，"新政大夫"于是就把病人让给"胜利大夫"这个外科专家。
战争使美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其全面性和深远的意义，直到战后才被美国人逐渐体会到。它无微不至地、不可抗拒地延展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一切的运转围绕着赢得战争胜利这一中轴。总动员开始了。观察家们发现，罗斯福"表现了掌握和控制十分紧迫的事态的高超才干，而这正是一位政治家最难能可贵的特点"。他"显得有条不紊，镇定自若，心情愉快，神态庄重，不知疲倦而又满怀信心。"孤立主义势力已烟消云散，从前处处与他作梗的人也大大地收敛了敌意。另一方面，罗斯福本人也注意到要维护国内的安定团结。他认为在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利己政治"是万恶之首，于是他立即暂停那些存在着分歧和极易导致分歧的国内政治活动，尤其是"新政"式的改革和党派政治活动。不过，罗斯福仅仅是强调了战争与内政之间的轻重缓急，"在危机时刻，我们不可能既是战争的现实主义者，又是未来的设计者"，他并没有将两者截然割裂，而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强调两者在终极意义上的基本统一性——都是为了拯救人类文明或民主政治。珍珠港事件激起全国的团结精神，这种精神保证了人民自愿入伍、配给供应和经济统制，罗斯福在这种情势下更能显示出战时统帅的作用。同时，这种情势也使罗斯福更自然地把人民的战争观同新政的自由民主价值联系起来。乔纳森·凡尼尔斯写道：“在他那个时代里，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在美国人惊惧之时，能唤起美国人的内在信心。由于他深信美国人的自尊感，所以他要求或者期望美国人拿出勇气来的时候从来是没有什么顾忌的。”
美国宣战后立即展开了规模浩大的重整军备运动。国会迅速废止了禁止将应征入伍者派赴西半球以外的规定，并规定服役期延长到战争结束后６个月。新兵役法还规定所有２０岁至４４岁的男子进行兵役登记，年龄在４５岁至６５岁的男①子进行后备劳务登记。这样在征兵局登记者共达３１００万人，其中１０００万人经严格的体格和智力检查而被征召入伍。战争期间在各种武装部队中服役的人数，共达１５００多万（含志愿兵），其中计有陆军１０００万人，海军和海岸警卫队４００万人，海军陆战队６０万人，妇女服军役者约２１．６万，黑人入伍者１１７万。空军力量也急剧地得到增强，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美国陆军航空队不足３０万人，能适应作战的飞机不过１５００架，而大战结束时在陆军航空队服役的人员高达２３０万，飞机７万架。海军也迅速发展为世界上最强大者，海军在编人员在４年不到的时间内增加了１０倍，它所拥有的各类舰船增加到９１０００艘，为１９４１年底的２０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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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１９４２年国会又把义务兵役的应征年龄降低到１８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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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参战的同时又兼充"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军火装备和后勤物资的需求量激增。国民经济迅速被纳入战时生产的轨道，无数民用工厂改装为生产军需物资的工厂。从巨大的集团工业到乡村的简易车间，一切可用的厂房和机器设备都转向军工生产。汽车工业几乎全都改为制造飞机、坦克、卡车、吉汽车，其他轻工企业则制造机关枪、步枪、雷管、炮弹，化工企业则生产炸药和梯恩梯。日夜运转的生产线吸纳了更多的就业者，自大萧条以来的顽症之一——失业现象几乎完全消失了。失业者从１９４０年的９００万下降到１９４４年的６７万，而这６７万人大多是因极特殊的条件限制不能工作的。不仅如此，"兵工场"还吸纳了大量中学生和原已退休的老工人。罗斯福授权战时人力委员会负责人力总动员和就业协调工作。
１９４２年１月６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现代战争的方式更迫切地要求劳动和生产，他要求国会同意他列举的生产指标：（１）飞机——１９４２年为６万架，１９４３年为１２．５万架；（２）坦克——１９４２年为４．５万辆，１９４３年为７．５万辆；（３）防空火炮——１９４２年为２万门，１９４３年为３．５万门；（４）船舶——１９４２年总数为６００万吨位，１９４３年建造１０００万吨位。他强调，"民用生产将不得不进一步地削减，再削减，在许多情况下，还要完全取消。"为了便于统管战时经济，罗斯福政府建立了一系列调节和管理经济的临时机构，这是一批让人们应接不暇的以大写英文字母缩写为代称的机构。
其实早在欧洲战争爆发的一周后，即罗斯福颁布"全国有限紧急状态"宣言的９月８日，罗斯福就把原属财政部的预算局改为总统直属机构，它负责向总统汇报政府各机构活动的进展，并可前往各部门和各个战场为总统收集准确材料，使总统了解经费使用的前因后果及规模。德国入侵低地国家后，罗斯福成立了紧急事务处理办公室。它下辖的主要机构有生产管理局和物价管理局，此外还有民防局、国防运输局、租借管理局、科学研究和发展局、全国战时劳工局、经济作战局和战时航运局。１９４１年９月，罗斯福又成立供应、优先调拨和分配局，它掌握国防生产、民用经济以及对英、苏物资供应和分配的权力。
现在，罗斯福依据国会新近赋予他的权力——根据作战需要建立任何新机构在经济范围内优先配置资源——建立了战时生产局，作为最高战时机构。他慎重地物色了３个月的局长人选，最后选中了唐纳德·纳尔逊。战时生产局担负起生产管理局和供应、优先调拨和分配局的职责。罗斯福又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建立经济稳定局，任命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贝尔纳斯为该局局长，并授以处理经济问题的最高指挥权，有权管辖战时生产局。１９４３年５月成立战时动员局，仍由贝尔纳斯领导。这使得他实际上成为有权协调一切战时计划和对经济实行全面控制的总统助理。通过这些机构，政府控制了全国经济。
战时经济体制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全国经济中国家投资的急剧增加。骤然铺开的如此壮观的军火生产规模，其所需要的资金缺口太大。联邦政府运用多种方式筹集经费，主要有：加强同包括银行在内的经济生活各部门的联系；致力于控制通货膨胀，使支出下降，并使消费者有更多的余钱投向数目激增的政府公债，于是政府便能把这些公债以较低利率售出；扩大征税的范围和方式，使国内税收在几年间增加了８倍多。即令如此，由于战费支出过于庞大，初期即达每天１亿左右，这就使得联邦政府在有效实行了上述措施后，仍感入不敷出，只得走凯恩斯式的赤字预算的道路。联邦政府从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５财政年度的预算支出，总计约为３１７６亿美元，其中２８１５亿用于战争，占总数的８８．６％。１９４１年的国债为５６３亿美元，１９４５年上升到２５２５亿。在上述用于战争的２８１５亿美元中，大约有４３％来自这段时期的税收和其他非借贷来源。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私人垄断资本家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拒绝出资扩大军事生产组织，不得已的联邦政府承担了大部分军事工业建设。政府在这５年间共投入美国所有各生产领域的资金共有４６２亿美元，占了这期间所有投资的２３以上。这样，到战争结束时，联邦政府已拥有B全部原子能工业、生产合成橡胶企业的９６％、生产飞机和引擎的７１％、生产金属镁企业的９０％。政府还建成了钢铁厂、造船厂、军火工厂、发电站等企业。国有资产在整个国民财富中的比重上升了５个百分点。
战时经济体制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联邦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和行政管理手段，并且有赖于这种运用的得法和得力。这些经济杠杆主要是工资、物价、房租、税收、公债等。罗斯福在美国参战前后就作了几次稳定物价的尝试，均效果不佳。国会便于１９４２年１月通过了物价控制紧急法令，授权物价管理署控制物价和房租，并规定对违章者特别处罚。由于战时政府和消费者都在大量购买，造成很多商品供不应求，供需状况刺激了物价上扬，又由于农产评价格长期未得到控制，所以战时通货膨胀一直成为战时经济体制的副产品，它既困扰着政府的年度财政预算，又困扰着中下层收入者的日常生活，这成为共和党在１９４２年中期选举中大获进展的重要原因。可见，物价问题已成为战时经济体制中极为关键的一个症结问题。
罗斯福在１９４２年底加大了反通货膨胀的力度。他要求国会授予他调整农产评价格的全权，这项要求连同稳定工资和薪金的权利，都得到了批准。罗斯福随即下达行政指令，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和临时机构对诸如工资、薪金、零售物价和批发价、房租、农产评价格进行严格的限定。为了对这些管制事项加以监督，罗斯福成立了经济稳定局（即战时动员局的前身）。次年４月，罗斯福发出"坚守阵地"的著名命令，对所有影响生活费用的所有商品规定了最高限价。当上述举措仍不足以解决通货膨胀这个战时顽症时，罗斯福下令对轮胎、汽油、食糖、咖啡、牛油、酒、烟等商其实行定量配给。同时又对囤积居奇和黑市交易进行惩治。不久，市场上厨具、餐具、玩具、学习用具等日常用具，甚至如发夹、痰盂、照相机、尿布等都告脱销。到１９４３年，政府对９５％的食品类商其实行定量配给。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一是民用品业的转向导致生活资料的生产锐减；二是战火破坏了上述诸多商品的原料供给线；三是政府大量订货、采购并运往战场。还在１９４２年底，军队和租借法案就吸收了全国所生产食品的１／４，这其中特别包括罐装的、冷冻的、脱水的食品。这种少有的情况引起国内人民生活的困难和不便，罗斯福便在"炉边谈话"中对同胞们进行耐心的说理和教育。他强调，如果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就会动摇整个战时经济体制，以致威胁整个决定战局命运的生产计划。他吁请同胞们凭着伟大的理解力和坚贞的爱国心作出必要的"牺牲"，他说，为了文明必须付出艰苦工作、悲伤和流血的代价。
罗斯福以身作则，带头购买了第一张Ｅ类公债。他不独呼吁国内人民要克制自己的生活，把省吃俭用的钱用来购买战时公债，而且让白宫首先符合这一要求。此后，极不讲究且无甚特色的白宫膳食成了白宫的一大特色，使许多原先无事常来揩油的人望而却步，也使得白宫勤杂人员和工作人员总在盼望英王或类似的贵宾驾到，因为那时白宫的生活要弄得丰盛和得体一些。榜样的效应立竿见影，各地常出现这样的情景：朔风中竖起衣领的人们排着长队，等候公债销售点开门营业。财政部为筹措战费共出售了７次战时公债和最后的胜利公债，共约１５６９亿美元，其中１／３被个人认购。当时政府的宣传工作也确实到家：有幅公债广告上画着一个垂死的美国士兵，标题是：“他献出了他的生命——而你不过是把钱借给国家。"站在这样的广告牌下，有谁还会不热血沸腾呢？
罗斯福和他的政府在统制或驾驭战时经济体制方面，也显示出了独特、果敢乃至高超的行政管理技巧。罗斯福利用战时非常时期的情势，利用国会两度授予总统的战时权力法，利用对这种权力法最充分最宽泛的解释，利用战时行政部门在管理行为上的直接性和近便性，打破了很多美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成文规定或惯例，开创了许多时人闻所未闻的先例，尤其是他那罗斯福风格的管理方式更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而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罗斯福建立起来的战时体制及其管理方法不仅有效地决定了战争目标的实现，而且深刻地变革了美国政治制度本身，它们中的许多内容固化为战后美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美国国会在１９４５年，第一次对自身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检查后，认识到若想赶上权力膨胀、行为逼人的行政部门，就需要使自身机器和运行方法现代化以适应现代条件。
战时，罗斯福要处理的事务既多又杂，其中突发性的居多。表面上看，他应对这些事务时杂乱无章，且略显被动。实际上，他不独重视眼前的细节和具体的战术，并且喜欢凡事从大处着手，高屋建瓴地概括出行动计划的目标。尔后，他就让属下的人绘制精致的组织图表，但它往往在实施过程中很少发挥参考价值的作用，其重要性也许只在于显示总统对该事务和负责规划的人的重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雷厉风行、忠实于他，并且效率很高的人，而这时这个人主管的机构则是次要的。在战时，人们时常抱怨记不住罗斯福那层出不穷的代称各种临时机构的英文缩写字母，这些机构出台的随意性及其职责权限上的含混、重叠或交叉，也时常引起共和党对手的抨击。事实上，这正是罗斯福式的管理方式的有效和高明之处。
罗斯福本来似乎可以不必设那么多管制战时体制和处理战时事务的临时机构的，因为依政治传统沿袭下来的华盛顿的那些政府各职能部门及其他常设机构，都有能力或余地担负起这些使命来，必要时把它们充实或调整一下就行。并且以前的总统们也正是这样作的。但是，罗斯福从来就对固定组织所形成的框架结构不感兴趣，他不愿意过分强调一种严密而规范的行政节制系统，认为这将窒息他所喜爱的那种生机勃勃的局面，并且认为依照机械原则建立的固定组织结构无法适应战时变幻无常的事态，更无法预测和控制未来。相反，富于想象力的试验和灵活的临时机构恰能作到这一点，因为未来是从趋势、可能性、偶发事件和机遇中产生的，它甚至是可以被影响的。
这样，罗斯福就侧重于从人而非物的角度来看待行政管理。这就决定了他授权的方式。情况往往是这样进行的：理直气壮地要求国会通过他提出的法令草案，这在战时要平时容易的多；然后，依照法案的精神给将要设置的临时机构规定一个框架性的职责和权限，随即就任命经过他反复筛选、再三斟酌甚至痛苦地取舍的人选，来全权负责该机构的工作。至于该机构的具体活动他一概不管，除非它们同罗斯福的情趣相关或者他极熟悉企业务（譬如海军、船舶方面的），这时他刻意展示其特长——对技术性细节的洞悉和枯躁数据的熟识——往往起到崇敬权威的轰动效应。他敢于放手领导，却从不最终对他们许下诺言。他让他们尽情尽兴地发挥其个性特长，而以高度的自尊保持一种明确的超然态度，与这些事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需要的话，他又能迅速了解到其中有用的信息）。由于这些机构都直属于总统管辖，他就很自然地在他们中间造成一种领袖的超凡魅力。并且使他们感到只有总统才是所有不断发展着的事态的中心。
罗斯福往往让周围人都知道了将有某个机构要设置，而自己则不动声色地开始物色人选。过程中，他对谁都不明确许诺，也尽量掩饰自己的思想过程，但一般是霍普金斯除外。而有趣的是，总有几个人认为自己就是当然的候选人。任命总在最后一刻宣布，他乐意较长时间地控制任免权，以此作为增强对总统向心力的工具。他曾经多次把个性、政见和才能截然不同的人放在一个机构里，或者让他们同做或先后做一件事。如他让威廉·努森这个产业界巨子和西德尼·希尔曼这个工会领袖共同领导生产管理局，任务是配合总统推动和控制战时生产。这样做符合罗斯福的个性，他不喜欢完全信赖某一个人，即使对霍普金斯也是这样。他喜欢自己是注意的中心，这套让手下人互不相容、互相牵制的机制使他更安稳地居中操纵，并轻易地使自己成为每个官员必需的盟友和伙伴。同时，这也减少了临时机构自我扩张或趋向衙门化的倾向，防止了任何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