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美国所经历的每一次大萧条中都有对通货膨胀的强烈要求，而１９３３年这一呼声的坚决与强烈程度使罗斯福无法拒绝它。上述大胆的行动是一种妥协折衷的结果。主张实行通货膨胀的论者相信，不断上涨的物价与经济复兴有着必然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美元升值则将加重人数众多的债务阶级的负担，而使通货的价值恢复到缔结债务的水平，对于恢复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平衡"，从而阻止经济崩溃是十分必要的。正如罗斯福后来所说的，"我们已经明确地决定要设法增加所有的价值。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或者用破产和取消抵押其赎回权的办法把债务减低到财产价值之下；或者增加财产价值，直到它大于债务时为止。很明显，后面的一条途径是国家恢复元气而又不会毁灭人类价值的唯一合理的方法。"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评价罗斯福新政初期这些大刀阔斧的金融对策时说，那些对国家经济前途带有根本性的决策权，将归具有对人民负责精神的政府所拥有，而不再由坐在曼哈顿银行董事会会议室的老板们所拥有了。
其次是针对农业危机的农业调整法案。鉴于农产评价格低下和农民购买力猛降构成了大萧条的原因之一，以及中西部农民日趋暴烈的斗争局势，罗斯福一上任就授意农业部长华莱士和助理部长特格韦尔着手拟定一个农业法案。该法案于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６日提交国会，众议院于３月２２日通过。参议院则对之进行了长达几周的激烈辩论，尔后才予以通过，总统于５月１２日签署。该法案名曰《农业救济与通货膨胀法令》，俗称第一农业调整法。它旨在恢复农业购买力、减少农产品过剩、以及恢复农民在一战前黄金时代所享有的经济地位。为此它授权设立一个隶属于农业部的农业调整署，以负责农业生产的调整和农产品的加工销售。并规定平方法主要有：对志愿减少耕地的农民给予津贴；对与政府合作的农民给予商品贷款，而将其耕种面积减少３０％的棉花种植者可用其收成作担保，并有权储存棉花以待高价而沽；订立销售协定以消除浪费。所有用于这些调节的经费来源是征收有关"基本"商品所制成产品的加工税。该法还附有一个托马斯修正案，它授权总统可以用多种不同方法增加货币供应，目的在于协助农民改善借贷处境，减轻债务负担和防止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保证。
该法是新政期间极富于戏剧性且意义深远的一项立法。在１９３３年期间，农业调整署集中抓的是棉花、小麦、玉米、生猪和烟草的产量削减，以解决农产品相对过剩问题。其实质是政府以着眼于市场需求的有计划的种植替代盲目的自由种植。这种在千百万人处于饥寒交迫的时刻去减少棉粮生产的整体思路，在人道主义者看来无异于大逆不道，由于农民生产的是生活必需品而非钢铁，所以这种有悖常情的形式对于大众心理而言，似乎比工业生产能力闲置所表现的更为严峻。在人民有迫切需求的时候去大力推行一种用减少产量而保证利润和供求平衡的经济措施，似乎不可思议。并且，该法案规定调节经费来源于征收农产品加工税，等于变相地把负担转嫁到广大消费者身上。从现象上看，减耕毁耕和屠宰幼猪等措施无疑意味着农业生产能力的闲置和农业资源的荒废。农业部长华莱士道出了当时千百万人的心理话：“长得好端端的庄稼，偏要毁掉，这有违人类的良心，我们今后再也不要这样搞了。"从结果上看，它则使农民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农产评价格提高的速度也要比非农产品为快。国家用补贴、重税、协定等重要杠杆来直接调控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购买力，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它严重修改了所谓"自由企业制度"及其运行方式，对挽救资本主义农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政的工业复兴计划具有多方面的起因和广泛的背景。种种压力集团提出了不同的建议，所以５月１７日提交国会的法案是一个对各方利益均有所满足的综合性方案。罗斯福在６月１６日签署这项法令时说，法令的目的在于保证工业的合理利润和工人维持生活的工资，以消灭那些既妨碍正当工商业又伤害劳工利益的海盗式的方法与措施。它实则是对大萧条中美国工业中已明显表明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是对处于自我毁灭性的盲目竞争状态的企业界、极度贫困的劳工以及矛盾异常尖锐的劳资关系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国家干预。
《全国工业复兴法》分两部分。它首先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暂停部分反托拉斯法条款的实施；成立国家复兴管理局，并在它的认可和监督下，由资方、劳方和公众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制订分别适用于各行业的法规，“在整个工业界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合作运动，以达到广泛的再就业，缩短工作周，实行合理工资，防止不公平的竞争和灾难性的超产。"该法的第７条第１款即著名的劳工条款，给予工人在"公平竞争法规"所包括的所有工业部门组织工会的权力和全体谈判的权利。其次，该法授权总统建立公共工程管理局，拨款３３亿美元，举行公共工程以实施大规模的直接就业计划。
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０日成立的国家复兴局由智囊团成员、精力旺盛的休·约翰逊将军出任局长，由唐纳德·里奇伯格任总顾问。署长、总顾问与专业助理人员一起，同主要工业企业和劳工代表合作，拟定被认为是公平的法规，举行意见听取会，最后经总统签署颁布法规。约翰逊为应付紧急需要，颁布了一项关于工资和工时的一揽子协定，即总统的再就业法规。该法规禁止雇用童工，规定产业工人每周工时为３５小时，脑力劳动者为４０小时，产业工人最低工资每小时为４０美分。愿意接受这项临时协定的（暂定实施六个月）雇主将能领到一个"蓝鹰"标志。几乎绝大多数企业在各种压力下加入了"蓝鹰"运动，自愿或被平地接受了一揽子法规，这种情形也加速了各工业部门制定法规的过程。这样，到１９３５年初就有５５７个基本法和２００个补充法规得到批准。国家复兴管理局在短短一年多里取得了不少成就：它使大约２００万工人有了工作；它帮助制止了通货膨胀的重新加剧；它有助于促进企业道德和提倡文明竞争；它建立了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的全国性样板；它部分地肯定了工人运动的斗争成果；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童工和血汗工厂。总之，它防止了危机事态的恶化。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全国工业复兴法》没有达到罗斯福所期望的复兴工商业的目标。首先，总统被授权制订一项为工业界自愿接受但是可以通过执照制度来执行的"公平竞争法规"。在理论上，这些法规应该由政府、工业界、劳工和消费者来共同拟定，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却主要是工业界大公司的代表们拟定的，仅有一些工会力量大的劳工代表参加。这些实际控制法规管理机构的大公司，利用反托拉斯法条款的暂停实施和拟定法规的权力，窒息竞争，削减产量，以提高价格而不以扩大经营来获取利润。而同时，约翰逊试图对小企业加以管理，迫使其加入"蓝鹰运动"，这样把摊子铺得太大。大公司并未真正理会罗斯福提倡的公平竞争与合作精神，垄断现象有增无减，被夹在中间苦不堪言的小业主们首先对该法案提出了批评。随即，国家复兴管理局受到了来自几乎各个方面的日益猛烈的攻击：自由派担心反托拉斯法的暂停实施会滋长一种被迫业巨头把持的计划经济，他们批评约翰逊权力过于集中，有个人独裁作风；工人们对法规第７条第１款的精神和意图被有意规避表示严重不满；消费者们因物价上涨而怨怒不已；最高法院指责该法案侵犯了为各州保留的那一部分商务权力。即令是被认为得到不少便利和实惠的大片业家也在抱怨政府控制了他们与劳工的关系。持续的批其中有人甚至断言，该法案推迟了复兴。于是，被罗斯福称之为"美国国会所颁布的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立法"于１９３５年５月被最高法院裁决为违宪。
第一次新政期间罗斯福政府的一个鲜明而有力的重大举措，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实施的联邦救济工作。罗斯福曾在竞选期间许诺决不让任何人挨饿，而此时各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私人慈善团体的财源几乎都已耗尽，情况之紧迫已接近于急需联邦政府大力干预的地步。罗斯福在其１９３３年３月中旬致国会的一份咨文中，提出了三种救济方式：一是由联邦政府招收和雇用工人；二是拨款给各州以供开展救济计划；三是实行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方案。国会实际上对这３种方式都给予了采纳。
紧急救济的头一步是罗斯福引以为得意之作的民间资源保护队。３月２１日，罗斯福将此提案送交国会。众议院在１０天后予以通过。该法案计划在初夏投入２５万青年去植树造林，修堤防洪。４月５日，民间资源保护队正式开始活动。罗斯福告诉全国人民，这个非军事性的资源保护队伍是一箭双雕之策——既明显地提高了自然资源的价值，又减轻相当程度的实际灾难。资源保护队的青年男子一般在１７至２５岁之间，除食宿外，每月工资３０美元，其中２５美元寄给他们的家庭。在８年期间，共有将近３００万青年参加了该队。他们在军官和农林机构的指导下，为全国增加了１７００万英亩林地，防止了许多场森林火灾，进行了消灭动植物各种病害的斗争，开辟养鱼池放养鲜鱼１０亿尾，开挖了许多引水渠和运河，修建了６００万座预防土壤侵蚀的堤堰，并有效控制了蚊蝇的平生以助消灭疟疾。"美国历史上全部公私造林成果，有一半以上出自民间资源保护队之手。"这些队员在离队时，均以健壮体格和新的生活态度进入了私人企业。其结果正为罗斯福所说，"将永远无人能够用美元和美分，来估计它对于人的本身以及对于全国，在士平民心、职业训练、卫生保健和适应日后竞争性生活的能力等方面所具有的价值。”
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２日，罗斯福签署了国会通过的《联邦紧急救济法》，依照该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并指定"复兴金融公司"拨出５亿美元作为对各个州的紧急救济金。其条件是，州、市每开支救济费３元，即由联邦政府津贴１美元，任何１州所得数额不得超过总额的１５％。５月２２日，罗斯福任命哈里·霍普金斯出任署长。办事兢兢业业、讲究时效的霍普金斯甚至等不及办公室布置完毕，就开始签发电报，就职２小时内便支付了５００万以上的款项。他坚持救济应完全超越党派控制的原则，一丝不苟。一开始，救济的方式和性质依旧停留在陈旧的模式上，即坚信民办事业可以提供防止一切弊端的方法，联邦的救济必须以一切可能的伪装方式出现（联邦拨配的赈济款仍由地方当局负责具体开支），否则将被视为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侵蚀。霍普金斯决心彻底改变有关政府赈济的责任和职权的整个概念。６月１１日，他在底特律的全国社会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救济工作是联邦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不必假手任何地方或私人机构作媒介，救济不是什么慈善事业，也不仅仅是以施舍方式来减轻痛苦的应急措施，而是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是一种神圣的正义行为。正是他的这种作风和原则，才赢得了罗斯福对他的重视和支持，并让他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在政府中扩大他的影响和权力。
在单纯的各州以食品、住房、衣服、电灯、燃料等方式进行的直接救济已经明显不足以缓解危局时，１９３３年冬季的到来又将使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１９３４年的中期选举的竞选活动即将开始。善于捕捉时机的霍普金斯相信，只有庞大的工程计划才能妥贴地解决这些问题。１１月初，他力促罗斯福发起巨大的以工代赈紧急救援计划，以救济广大失业者及其家庭。１１月８日，作为临时机构的民政工程管理局成立，并从公共工程管理局中拨款４亿美元，由霍普金斯任局长。足智多谋的霍普金斯很快便使４００万失业者投入联邦的各种工程计划，到１月中旬，４亿元经费已所剩无几。霍普金斯在白宫的同意下，向国会提出了增拨９．５亿美元的要求，并获得通过。他将其中５亿用于紧急救济署，其余４．５亿用于民政工程建设。民政工程的特点是简单易行，交工快，适宜于吸收大量非熟练或半熟练失业工人，便于救急。如修整公路、沟渠、园林、运动场、停车场以及改建、安装煤气和自来水设施。在这个格外寒冷的冬季，民政工程管理局的计划开支很大，摊子铺得很大，所以很难长期维持这种规模，但它在３个半月的成就已是令人难忘的：兴建和扩建学校４万所；铺设污水管道１２００万英尺；建设机场４６９个，扩建５２９个；修理和建造公路２５．５万英里；为成人教育和因缺乏教师而无法开学的乡村学校雇佣教员５万人；兴建和修整操场和运动场３７００个。在受惠的４２６．４万人中，还有３０００名作家和艺术家。
罗斯福指出，民政工程管理局的"组织和活动与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大小相似，后者主要是属于州和地方的计划，联邦政府虽实行一般的监督，并负担部分经费，但实际上是由地方管理和实行的。民政工程管理局却完全由联邦政府管理，９０％的经费也由联邦政府拨给。“这段话实际上同霍普金斯在底特律的讲话所流露出的思想具有一致性——对传统救济概念的超越。这种超越不仅表现在它突破了传统的单纯由地方政府和私人机关出面赈济的框架，而且在于它以空前浩大的规模和以工代赈的方式出现，并由此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以工代赈不同于纯粹的单向的施舍，因为正如罗斯福在亚特兰大市的演说中所说，单纯的施舍对具有正当自尊心的美国人而言，将会伤害要求保持个人独立的一切本能，而这种工作正是防止他们精神上颓废的屏障，"除了振奋精神之外，还带来了长久性的物质利益"，雕塑家格曾·博格勒姆说："霍普金斯先生和民政工程管理局，可以说一下子把公家的援助从冷漠的事务变成了对人有益，又进而使人有用的活动……我相信，这是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可以把美国的灵魂重新领回到生活的乐趣中去。"当时，"耙枯叶"成了上层中产阶级对以工代赈最有侮辱意味的代称，然而大多数耙过树叶的人却宁愿那样，而不愿排队领取施舍物或食品券。
联邦政府实施的第３种救济方案就是实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其主要表现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和公共工程管理局两大机构的活动。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０日，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综合治理田纳西河流域的法案，并于５月１８日获得通过。其全名为《麻梭浅滩与田纳西河流域发展法令》。依此法案创设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该局有权获得、建造和管理田纳西河流域的水坝，制造硝酸盐和化肥，生产和出售电力，主持防洪，收回边沿土地停止耕种，开发河流以供航运，以及一般地增进居住在该河盆地内的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它成为罗斯福任职期间最有深远意义和最为著名的，且对农业、工业和其他经济利益以及公用事业最有影响的法令之一。
田纳西河流域包括横跨７个州的总面积约共４万平方英里的一大平地区。形成了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而又迅速趋于枯竭，水力很多但大都虚掷浪费的自然地理单位。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１０年内就依法达到了地区性综合治理和全面发展规划的目的。该局先后获得或建造了大约２５座水坝，用以防洪，制造硝酸盐和生产电力。政府架设了约５０００英里传输线，并向附近社区出售剩余电力，收费低廉。１９３２年这里仅有２％的家庭用电，１９３７年上升为１４％，到１９６０年达到全部电气化。该局作为促进该流域"有秩序而恰当的物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机构，将许多边沿土地收归国有并停止耕种，兴办公共卫生和娱乐设施，发展第三产业、教育农民科学种田、帮助改善这一地区的民俗习惯。几年后，这里绿树成荫，工业复返沿河地区，人工湖成了度假区，田纳西河更是全程通航。该流域的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大提高，生活方式得到了更新。整个工程既是经济计划工作的杰作，又是更新和发展一个地理区域的重要实验，尤其是它在所有制形式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真正新颖而富于想象力的设计"——新型的国家所有制，使国家具有经济基础属性和组织经济生活的职能。气概念和方法，很可能是"新政"对美国政府的理论与实践的最重要贡献。从各个方面看，它是"新政"计划里最有持久意义的一项成就。
根据《全国工业复兴法》而建立的公共工程管理局由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兼任局长，国会拨款３３亿美元，以举办大规模公共工程。由于伊克斯是个小心谨慎、一丝不苟的官员，他考虑的是纳税人投资所得的利润，这与长期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霍普金斯的观点不同；也正如罗斯福所言，"由于订定、编制和审查计划，澄清法律问题，广告征求投标，以及订立合同，都不可避免要花费许多时间，公共工程管理局到那时（１９３３年１１月）一直都未能着手十分广泛的重大工程计划。"但是，该局从１９３４年起，日益显示出它对美国基本①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至１９３９年止，它帮助建造了全国新校舍的近７０％，县政府办公楼、市政厅和污水处理工厂的６５％，医院和公共卫生设施的３５％。它投资于私人品业力所不及的各种工程。它建成了横穿赫德逊河的林肯隧道，把纽约市和新泽西连接起来；它建成了纽约三镇桥，把曼哈顿和长岛连接起来；它把宾夕法尼亚铁路改为电气化，试制了第一批柴油机，它修建了华盛顿的动物园、林荫大道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大厦、加州的卡马里洛精神病院、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金库、旧金山的博览会会场、圣路易斯市的花卉馆、丹佛市的供水系统、科罗拉多河上的博尔德水坝。此外，在公共工程管理局的部署和款项资助下，一项海军扩军的长期计划得以顺利实施，海军建造了航空母舰"约克顿号"和"企业号"，以及许多轻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战斗机。该局在它８②年的政绩中花费了４０多亿美元，它一开始可能对刺激经济复兴未起多大作用，但它使美国的面貌为之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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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伯特·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上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８３页。
②威廉·爱·洛克腾堡：《罗斯福与新政》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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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新政"期间，罗斯福还向国会提交了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重要法案。在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３日的提案中，他要求国会通过立法，以便使小住宅的抵押不会因抵押品赎回权被取消而受到损失。因为１９３２年就有２５万个家庭失去了住宅，１９３３年前几个月，每天有１０００多住宅被取消赎回权，大批失去房产的人流落街头。该项名为房主贷款法的提案在６月初获得通过，依此由联邦储备银行设立一个房主贷款公司，通过它可以按低利息率来调整小住宅的抵押债务，并规定特别困难时可以延期还本付息。抵押人无须按比例缩小其贷出款额，即可将拖欠的抵押借款单交出，以换取有保证的政府债券。该法正式实施的第一天，千万人在凌晨就排起长队，等候在房主贷款公司门前换取救命符。１９３４年的一项修正案将此项担保扩大到债券本金。几年内，房主贷款公司为每５所美国城市抵押出去的私人住宅中的１所重新提供了资助，并把低息债券扩大到３０亿美元，从而试行稳定住宅不动产的价值。此举通过维护私人住宅所有权，有力地起到了保障社会与安定经济的作用。
此外，针对大萧条中危机程度极为严重的运输业，特别是铁路运输业，罗斯福于５月４日提请国会通过《紧急铁路法》。根据法案，一个"联邦运输协调员"被授权促进或强制运输人的行动，以提出精简机构、防止浪费、改善铁路信用、改进财务组织、降低运费的措施，为达到这一目的，必要时可以照常把反托拉斯法搁置一边。该法废除了１９２０年《运输法令》中著名的形同虚设的政府征收条款，并规定把各个铁路控股公司置于"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监控之下，以弥补以前法律上的一大弱点。这些对铁路运输业的良性复兴和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国会两院在１个月内就通过了这一法案。
罗斯福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２日晚，向全国作了第４次"炉边谈话"。他回顾了新政府自３月份以来"足以自豪的事实和行动"，并高度概括了"第一次新政"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最后，我要重复一下我在许多场合已经说过的话，就是自从３月份以来，政府的明确政策一直是恢复农业和工业能够重新向失业者提供工作的机会。其目的还在于使得公私债务的偿还大体维持在负债的价格水平。其目的是要逐步恢复物价结构的一定平衡，以便农场主能在比较公平的交易基础上用自己的产品去换取工业品。……我国人民中各个阶级的长远福利和安全，最终都决定于我们是否能够达到这些目标。"在罗斯福政府的努力下，第７３届国会在前１５个月里同白宫就"完成和巩固１９３３年３月开始的工作"进行了有效的合作，这是“第一次新政"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其目标的重要原因。对此，罗斯福在１９３４年６月８日的致国会咨文时表示了自己的赞赏和敬意。同时，他还相当满意地回顾了过去１５个月政府的既定目标及其成就。他解释说，家宅安全、生活保障、社会保障乃是联邦政府能够向美国人民提出的最低限度的承诺。这３件事构成了一切愿意劳动的个人和家庭的一种权利，也构成了联邦政府已经采取的救济、复兴和建设措施的基本的归宿。某些方面的方法和细节可以是新的，但联邦政府之所以建立的目的之一则将是不变的，即"增进全民之福利"，提供福利所赖以依存的社会保障。但是，由于罗斯福在执行①这一政策时，尚未能完全摆脱"健全财政"的旧信条，力图保持预算平衡，同时，他对私人品业“自我调节"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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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６—６１页。也未免稍高。致使他所概括的那些目标指数未能全部很好地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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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他在抑制私人垄断、扶助农工、增强联邦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局部调整生产关系等方面显得力度和深度不够，甚至成就有限。这一情形也构成了１９３４年下半①年国内风云激荡的斗争局面的部分原因。毕竟，第一次新政给美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带来了新变化和长远的影响。《纽约时报》指出，罗斯福已经挽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特大危局，赢得了个人的大胜利，"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在美国人心目中他竟有呼风唤雨的本领，那时不管他要怎么干，全国都愿听命，甚至求之不得。"内政部长伊克斯甚至认为，这不仅是一次"新政"，而是一个新世界，是离开一个阴森可怖的场所走向了开阔的树林地带。相对于胡佛任内的情景，第一次新政确如《柯里尔》周刊所说的，它使美国经历了一场惊人的变化，使美国人民在罗斯福的帮助和引导下战胜了恐惧。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国家渡过了最险恶的危机阶段，从谷底开始往上回升，远未步入复兴和繁荣的坦途。随着隐约可望的１９３４年中期选举的日益逼近，第一次新政的势头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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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绪贻：《富兰克林·Ｄ·罗斯福时代》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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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拒绝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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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隐风雷动
由于大萧条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历史背景，由于第一次新政不可能在经济复兴方面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在１９３３年秋天，农产评价格和工业生产再次回落。这种迹近于衰退的下降势头到了１９３４年春季才被克服。《纽约时报》每周工商业指数由１９３３年１０月的７２上升到１９３４年５月的８６。尔后一直到１９３５年春季，全国经济停滞不前，月复一月，商业活动指示图表几乎原封不动，利润缩减现象继续存在。１９３４年的国民收入总额只是比１９３３年高出不到１／４，比１９３１年少１００亿美元，稍多于１９２９年的１／２。秋天仍有１３００万人失业。第一次新政没有也不能给全体美国人民带来好处，很多人甚至还没有受到罗斯福的关注——南方的佃农、老年人、雇工、失业的大学生、农业季节工人、１年只干３个月的钢铁工人、共约７００万人的城市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信徒等。这些人急切地盼望美国能够出现一些能够引导他们脱离苦海的救世主。那些受惠于第一次新政的不同阶层的人们，其一度绝望的恐惧感业已随着境遇的初步好转而消退，生活质量的改善激活和触发了原已被冻结或麻痹的神经，他们不再祈求起码的温饱，他们的期望值开始升高，开始反过来对复兴的不稳定状态感到不满，对新政扶助工农的成绩有限不满。社会心态的这种变异在当时极其自然地发生、蔓延并流行起来。曾经是死水一潭，现在则是激流澎湃。
首先是垄断资本家们。这些曾因自我毁灭式的疯狂投机和盲目竞争而陷于没顶之灾的私营业主，在被罗斯福政府救上岸后，开始挑剔并指责救他们的人没有捞其他们的丝织礼帽，他们已不满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要求解脱束缚。他们对罗斯福曾寄予莫大希望的要求他们出于高尚精神而进行自我调节以及与政府合作的吁请，由不动声色而嗤之以鼻，继而鼓噪嘲弄，"在有钱人的会议室和城郊俱乐部里，总统的名字变得不堪入耳。不论是总统还是他的财政部长都不能在银行家、证券经济人和实业家集会上讲话，而同时却不用担心会招惹麻烦"。他们开始对新政府进行挑战。
几乎与此同时，两党保守派显露出了其一度收敛的敌意，对政府的表现与经济的停滞幸灾乐祸，并在媒界宣传中特别强调两者存在着必然联系。他们甚至对自己以前的行事感到后悔，他们不喜欢新政那样的愿意在预算方面出现比胡佛任内更高的赤字，不喜欢新政用美元搞通货膨胀来弥补赤字，不喜欢新政社会救济项目的规模和华盛顿在许多经济决定中表示的一致意见。对于罗斯福不知怎么从他们熟悉的政党和企业界之外发现并给带到华盛顿来的那些人，他们也深感不安：这些人包括像特格韦尔、莫利、伯利那样的学者，以及像霍普金斯、华莱士、珀金斯那样的社会活动家。一位年长的参议员声称这些人是一种新型人物，根本不能激仆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共和党保守派坚信现有工业和金融体系应不受阻碍地从事活动，它名义上的领袖是胡佛，胡佛批评政府的倾向已由于个人的痛苦遭遇而加强。有些民主党人对政府放弃健全财政这一悠久的党的原则感到不安，预算署署长刘易斯·道格拉斯在１９３４年８月因此而辞职。也正是在这个月里，一群心怀不满的民主党人，在全国委员会前任主席约翰·Ｊ·拉斯科布、１９２９年党的领导人艾尔·史密斯以及若干杜邦集团成员和其他人的领导下，组成了"美国自由联盟"来反对政府所作的社会实验，他们不怀好意地宣称，罗斯福总统对复兴经济的下一步作法至今尚无一个明确的计划，这是政府陷入困境并不攻自破的明证。激进派的报刊极力反对新政对资方的迁就和照顾，认为这种"经纪人国家"对大托拉斯打击不力，"记录表明，人们能够期望于新政的只有失败"。政治蛊惑家们则抓住这一时机大做文章。然而，生活于这种徘徊不前的经济境况中的人民群众感受最真切，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不断增长的不满和抗争。
值此多事之秋，全国又在３０年代中期天灾连年。各大盆地的河流泛滥成灾，无以数计的街区和良田被冲毁。由于无节制的狂伐滥垦，许多地区的地表呈现荒芜性侵蚀，植被生态遭严重破坏，"黑色风暴"旋即肆虐中西部各州。这里经常有这样的壮观的景象：无涯际的高耸入云的尘幕遮天蔽日，并缓缓向东南方推进，道路、棚舍、厂房、机器、庄稼几乎瞬时被沙土掩没。１９３４年，全国资源委员会的调查表明，全国有３５００万英亩可耕地完全被毁，１２５００万英亩土地失去了表层土壤，这势必造成了大平原区随时即发的饥荒。并且，１９３４—１９３５整整两年里，各地旱灾连绵不断，得克萨斯州的几个县沦为流动的沙漠，连俄克拉荷马市的食品都带有沙土味。远在东边的孟菲斯，行人用手帕盖着脸。７，０００英尺厚的尘雾，使克利夫兰市一片昏暗。从内布拉斯加吹过来的黄沙，透过了白宫的门窗。西部平原的尘屑飘落在大西洋中３００英里外大海的船上。这年冬天，新英格兰诸州还降了红雪。夏秋两季气温居高不下。天灾部分地有利于联邦政府实现其减少产量以保证利润、提高购买力的农业调整计划，但对于千万个受害的家庭和个人而言，是一场不亚于大萧条的特大灾难。他们被迫从焦干的沙砾地故土上出走，四处流浪。俄克拉荷马州的逃荒灾民成了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的人物原型。小阿瑟·Ｍ·施莱辛格说，这些走投无路的破产者和铤而走险的穷光棍极有可能在某个杰出人物领导下，闹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或可怕的大动乱。
其实，激进而暴烈的行为已经在全国各地滋长并大有燎原之势。１９３４年４月，明尼阿波利斯的６，０００"暴民"（以卡车司机为首的工人）向正在开市政会议的市政厅窗户里投掷棍棒、石头和煤块。入夏，冲突升级，武装警察开枪击倒工人６７人；５月，南卡罗来纳的纺织工人组成飞行中队同警察激战；秋天，丹佛市１，０００名靠救济为生的工人，因救济金削减而愤怒地要求撤换州行政官员，并同警察在街头对垒；密尔沃基的电车工人在社会党的组织下，攻击车库，迫使雇主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费城的出租汽车司机焚毁了１００辆出租车；得梅因的电业工人举行同盟总罢工，全城在一漆黑暗中陷入混乱的瘫痪；共产党人领导了加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农业工人的罢工；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美国工人党鼓动罢工的电瓶汽车灯具厂的工人与警察和头戴钢盔的国民警卫队搏斗，他们面对刺刀、催泪瓦斯以至排枪扫射，都无所畏惧，最终争得了工会的大部分要求。在五一劳动节之后的几个月里，从东海岸的罗得岛到西海岸的旧金山，几乎每场罢工中都有工人流血，这一年全美发生罢工１８５６次，参加的工人约有１５０万。１９３５年，罢工浪潮仍在继续，共发生罢工２０１４次。左翼党派组织和劳联中的激进派为争取组建产业工会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并对罢工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全国工业复兴法第７条第１款规定给予工人的那些权利唤醒和刺激了工会的组织活动，而广大工人在实践中发现，他们并不能完全依赖政府许可和法律条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有时罗斯福政府迫于强大公司的压力作出的有利于资方的决定更使工人坚定了这一信念，即为了很好地享用自己的权利，必须显示出自己强有力的独立力量。此外，自大萧条以来，他们郁积了太多的对资方的愤慨。
来自"左边的惊雷"仍隆隆作响，还不时掺和进来了一些不谐音。许多进步派和激进的自由主义分子开始怀疑罗斯福新政策的成功希望，他们提出了更为激进的纲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激进派，愿意同自由主义者一道为他们的政纲而奋斗，“如果资本主义不能防止萧条卷土重来，我就希望现行体制干脆见鬼去。""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合作共和国"。当年的黑幕揭发者以其《屠场》直接促成了肉类检查法获得通过的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提出了"终止加利福尼亚州贫困计划"，他提议向新政尚未着手解决的关键问题——富裕中的贫困直接进攻。他主张让加州的失业工人在国营工厂和国营农场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反对"为利润而生产"，主张"为使用而生产"。这位带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家宣布竞选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的加州州长。并在８月２８日的民主党初选中，得票遥遥领先，从而引起保守派的恐惧和群起而攻之。
在充满着骚动、焦灼、寻觅、失落的这些年份里，以形形色色的激进面目而出现的"政治蛊惑家"们向大众兜售着似乎是精心炮制的治世良药。他们利用了当时美国人民还不大明白的民族性格的某些方面：美国式的天真烂漫、全国普遍向往寻求简单明快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爱参加团体组织的心理、天生喜欢收集外表好看而其实毫无价值的东西的脾气等等，即卡尔·Ｇ·荣格称之为美国民族性格中幼稚的一面。
弗朗西斯·Ｅ·汤森医生，曾是加州长滩的一个公共卫生官员，在１９３３年他６６岁失业时，几乎一贫如洗。在目睹了大批与自己境遇相似或更惨的老年人后，这位瘦弱的戴眼镜的老头子迅速成为一名业余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１９３４年１月，汤森成立了老年人周转养老金组织，其目的是要使年满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刑事惯犯除外）每月都能享用２００美元，唯一的附加条件是必须在本月内花光于国内。这笔周转基金来源于由联邦政府征收的２％的营业税。汤森及其信从者声称，这基本上是一项旨在减少失业、刺激消费的经济复兴方案，而不是一项单纯的补助金计划。尽管批评者们指出汤森计划具有以假定为根据的虚妄性，因为它要将一年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以补偿仅占总人口的９％的老人。但汤森十字军运动仍然蔓延到了主要由农村新教传统培养起来的人们中间。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因为失业、贫困、疾病和孤独而陷入凄凉晚景的老人们，对这一令人振奋的号召抱有强烈的近乎宗教般的理解。他们跟着汤森异口同声地谴责罗斯福新政忽视了老年人，并成功地把支持该运动的人选进州议会和国会。到１９３４年底，汤森宣称有２５００万美国人在他的请愿书上签名，他的批评者们也承认签名的人品码有１０００万人，到１９３５年初，汤森俱乐部已达２０００多个。"西海岸的政界人士如果不赞同这位医生的计划，就会被汤森的报复吓得发抖"，西部７个州的立法机构一度几乎受制于汤森运动。国会议员们明知其经济上的细节存在着明显错误，却迟迟不敢冒险就这一计划试行唱名表决，直到１９３９年６月。
２０年代来自加拿大的查尔斯·Ｅ·库格林神父则显示了比汤森医生更大的能量。这位４０出头的神父身材高大，修饰整洁，声音圆润优美，庄严感人，词藻华丽，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和说服力。到１９３０年底，他已经成功地树起了一个广播网，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１７个电台同时向全国广播他的节目，另外还在星期日美国中部标准时间下午６时至７时的地方电台穿插一些广播。在有一次抨击胡佛总统的演说后，他收到１２０万封信。到１９３２年末，他每周拥有约近４０００万听众。他在１９３４年收到的邮件，比全国任何人（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都多。每周听他布道的听众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而且稳定不变，每周信件８万封，多至１００万封，很多都内附小额捐赠的美元。他有时要雇用１５０个办事员点钞叠钱。１９３４年纽约ＷＤＲ广播电台举办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库林格神父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公民"。后来在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闹僵后，他干脆建起了自己的广播网，有６０多个电台，还办有自己的企业。他支持罗斯福竞选总统，也曾一度热烈地赞扬"执行着基督政策的新政"。到１９３４年春，他还许诺"决不改变他认为新政就是基督之政的哲学"。他有时也破例地赏脸接见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瑟夫·Ｐ·肯尼迪（美国第３５任总统的父亲），这主要还是因为他也是个罗马天主教徒。
当罗斯福政府的新政举措（特别是货币政策）并未依照他的旨意进行时，库林格就在１９３４年下半年逐渐与新政决裂。他痛斥农业调整法是"异教之政"，咒骂罗斯福的顾问们是“窝囊团的谄媚之徒"，指责财政部为邪恶的国际银行家效劳。是年１１月１１日，他宣告成立争取社会正义全国同盟。他认为美国的两党制已经腐朽，资本主义已经完蛋，罗斯福代表了"邪恶的资本家、犹太人、共产党人、国际银行家和财阀"，而只有自己的１６条原则才能拯救人民。他号称拥有７５０万盟员。该同盟的狂热分子还组成了许多打手队，上街向犹太人寻衅。他还攻击美国劳联，主张政府在处理劳资冲突时应学习意大利。到１９３５年春，库林格神父越发倾向于宣扬带有极权主义色彩的主张，倡议在美国建立一种类似于意大利社团主义的政治秩序。
但是，对罗斯福政府真正地构成威胁的却是地地道道的政客休伊·Ｐ·朗。朗在１９２８—１９３２年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１９３２年进入参议院，他机智幽默、聪明绝顶，擅长发表令人荡气回肠的演说，只是"那矮胖的身材和花哨的穿戴掩盖了他这位外省政治家的才华和魅力"。他在州长任内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政策：打破大公司的垄断势力，取消人头税，免纳平民普通财产税，免费发教科书给学生，为成年人扫盲。在３年内，他为本州修筑了２，５００英里柏油路，６，０００英里碎石路，１２座桥梁，他还是南方唯一的平等对待黑人的州长。他的口号是"人人是国王，但是没人戴王冠"。他身在华盛顿任参议员，却牢牢地遥控着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和州议会的一切决定权。他曾在１９３２年６月的芝加哥支持罗斯福成为总统候选人，但两人的合作在罗斯福就职１个月后就开始破裂，他瞧不起罗斯福和他那些城市里出身的受到良好教育的新政派人士，他也不喜欢"百日新政"期间的那些政策。他预备在１９３６年入主白宫，最迟１９４０年要进去。
“以前他发现，对付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主和石油公司，最容易的政治手法莫过于揭露他们对这个州赤裸裸的掠夺，而他对上层阶级政治领袖的嘲弄也确实吸引了许多乡村追随者。现在，他希望用同样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权力——即揭露罗斯福自称的新政改革派的合乎道义的领导，其实是庇护着垄断财富和独享文化教养机会的一个全国性的统治阶级。"他以特有的机智为自己打通闻名全国的道路，他写了①一本《我在白宫的头几天》的书，书中说作为总统的他将让罗斯福当海军部长。他在参议院里霸气十足，公开嘲笑罗斯福和他的阁员。他直率地当面要求罗斯福总统给他以庇护和赞助，谈话时他也不脱下那只条纹水手草帽，只是在为讲清楚某一论点时，拿草帽轻扣总统的膝盖。他很快成为一个国际知名人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民意测验表明，朗若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将会夺去罗斯福４００万张选票，并且他的实力还不限于南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