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们往祭坛上啐唾沫吧！”
尽管托尔斯泰本来期望在欧洲看到更加广泛的自由和更
加宽大的民主，他甚至在记事册里强调，“政府无轩轾之分，
都是一样”，“理想之境莫过于——无政府状态”①，尽管他对
国外的自然风光赞叹不已，可是他仍然满怀故国之思，眷念
俄罗斯的山光水色；尽管国外的博物馆和艺术作品，除德累
斯顿的圣母像之类少数情况例外，都很少使他感动，——他
一回到俄国，俄国的贫穷、紊乱、黑暗、偷盗行径，尤其是
农奴制度仍然使他触目惊心。
到了彼得堡，他就把这个印象写在８月６日的日记里：“俄国真讨厌，我简直就不喜欢它。”而在致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的信中，他对祖国的评论更加激烈：“俄国真糟，真
·１７４·糟，真糟。在彼得堡，在莫斯科，所有的人都在吵吵嚷嚷，愤怒，期望，而穷乡僻野却依然如故：宗法制的的野蛮，偷盗，无法无天。回到俄国后，我同自己厌恶祖国的心情斗争了很久，直到现在才开始习惯于我国生活中那些根深蒂固、触目皆是的惨状。您相信吗？假如您象我一样，一周之内遇到这样一些事：在街上看到一位太太用棍子打婢女；警察分局局长吩咐转告我，要我给他送一大车干草去，否则他不发合法证给我的仆人；几个官员当着我的面把一个七十高龄的生病的老人打个半死，因为有一位官员被他绊了一下；我的村长为了表示效忠于我，处罚一个玩忽职守的园丁，在痛打他一顿之后，还派他光着脚到麦茬地里去看管牲畜，结果这个园丁被扎得满脚是伤，这个村长见了感到高兴，——您看，假如您目睹这些情景和无数其它现象，那么，您就会相信我的话：在俄国，生活时时刻刻，永远是一场艰苦磨炼，一场同自身感情的搏斗。……”②
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后，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雅斯纳雅·波良纳风光明媚，既怡人，又愁人。可是俄国却令人厌恶，我感到这种虚伪、粗野的生活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
③ ……”
“宗法制的的野蛮”已经侵入俄国人的骨髓。无比善良的塔季娅娜·亚力山德罗夫娜（她不明白，为什么要解放家奴），周围的地主，村长，园丁，以及托尔斯泰在日记里所说的那个“非常看不起我，我很难同他办成什么事”的村长都深受“宗法制的野蛮”的熏陶。
托尔斯泰为这些矛盾所苦恼。他希望把生产安排妥善，但
·１７５·
是如果不采取严厉措施就达不到目的。丑恶的农奴制度日益使他如坐针毡。托尔斯泰当时还不是一个理论上的不抗恶论者，不抗恶论在很晚以后才提出来，他当时只是整个身心发乎至性感到愤怒和痛苦。他天生不能惩罚人，不能给人制造痛苦，甚至申斥别人也感到于心不安。他也有勃然大怒，大叫大嚷，甚至动手打人的事，但是接着就陷入痛苦的懊悔。农奴萨什卡偷了黄油，村长请求主子惩罚他。可是萨什卡申诉说，当时“他喝醉了酒，不省人事”，还说“他两腿化脓”，于是主人“便劝了劝他，还给予他奖赏”。“干傻事，”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④
这样的主人难道能受到村长的敬重吗？一个地主非但不惩罚坏人，反而因他盗窃黄油，又不务正业而奖赏他，难道能把生产搞上去吗？
尼古拉 ·尼古拉耶维奇谈到他弟弟时，说：“略沃奇卡想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都不漏，连体育也不放过。他书房外面的窗下立了一个单杠。如果抛开他深恶痛绝的那些成见不提，他无疑是对的：体育活动并不妨碍生产；可是村长却不以为然，他说：‘你去找老爷请示，只见老爷一条腿钩住杠子，倒挂金钟，在杠子上晃晃悠悠；他上身穿着红褂子，头发披散，迎风飘动，满脸涨红。不知道究竟是听从他的吩咐呢，还是看他的西洋景。”⑤
解放家奴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家奴没有土地，在地主府上效力，充当厨师、婢女、清洁工和马夫。他们终生伺候老爷，有些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地主庄园，常常是父亲把手艺传给儿子，世代相承。托尔斯泰开始逐渐解放家奴。但是就
·１７６·是这一义举也常常不被人理解：农奴们不愿意离去，宁愿继
续在老爷府上效力。
这一切使得托尔斯泰感到沮丧。他在皮罗戈沃（他来此
探望二哥谢尔盖）的日记里写道：“人穷困，牲畜受苦，简直
令人毛发悚然。”⑨
“好在精神还有所寄托：道德领域，艺术、诗歌和爱情领
域，都可以怡悦情性，”他在８月２０日的日记里写道，“我不
愿意自寻苦恼。”⑦
“独自坐着，”托尔斯泰在１８５７年８月１８日给亚历山德
拉·托尔斯泰娅的信里写道，“朔风怒吼，尘埃飞扬，天气寒
冷。我用麻木的手指拙劣地弹奏贝多芬的常步曲，感动得热
泪盈眶；或者阅读《伊里亚特》，或者自己虚构一些男女人物，
如同身历其境，胡乱写在纸上，或者象这会儿一样，怀念我
所爱的人。” ⑧他如醉如狂地阅读《伊里亚特》，象是破天荒第
一次发现了宝库似的。他在日记里写道：“啊！这才是天地间
的奇文！”过了几天，长时间辍断之后，他重又开始阅读《福
音书》，他在日记里写道：“荷马怎能不知道，善就是爱呵！这
是神的启示。没有更好的解释了。……”⑨
他有时产生一种无法遏止的强烈要求，渴望与人交往，便
写信给亚历山德拉。这位聪明慈爱，富于同情心的女性是他
的唯一知音。
“只有正直无私的忧虑，建筑在爱的基础上的斗争和劳动，才是所谓的‘幸福’，”他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写道， “而建筑在爱自己之上的患得患失，是不幸的。……我自己曾经以为，而您似乎现在还在这样想：可以给自己建立起一个
·１７ ７７·
幸福而又光明磊落的小天地，生活平静无波，没有错误，没有懊悔，没有迷惘，恬然自安，循规蹈矩，一心为善，——现在回想当时的想法真是可笑。太可笑了！行不通，我的姑奶奶！这就好象是不动弹，不活动，而想要身体健康是不可能的一样。要活得正直无私，就得挣扎，迷惘，搏斗，犯错误，动手干又抛弃，重新动手干又再度抛弃，永远斗争，永远受苦。而贪图安逸则是心灵卑劣的表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心灵中的恶劣品质希望安逸，殊不知得到安逸之后就会失去我们身上一切美好的东西。”
“挣扎，迷惘”……托尔斯泰一心一意奉行这个宗旨，粪肥燃烧冒烟，慢慢变成宝贵肥沃的腐植质，为幼苗华发滋长提供营养和力量。
他那强健的体格需要不断的活动：他有时骑马到集市去相马。马匹拴在系马桩或者大车上，他夹在人群中，在通道上缓缓而行，端详马的牙齿，讲价钱，摆脱纠缠不休的茨冈人，——这给他带来莫大的享受。茨冈人争相夸耀自己的商品，他们歪戴着旧毛皮帽，骑着瘦马在场上溜达，为了使它显得有精神，在马的肛门口撒了一些辣椒面。托尔斯泰想向马贩子显示他是个相马专家，但是十有八九是受了他们的蒙骗，他深信自己作了一次有利的交易。买主和卖主双方大声交谈，互相拍对方的手，最后成交付款，卖主用上衣摆包住马缰把它递到买主手里。拴在大车上的母牛哞哞叫，胀鼓鼓的乳房已经有三天没挤奶了，奶汁一滴一滴落在地面的尘埃上。小伙子们嗑着葵瓜子，利索地啐壳，场地上慢慢落了一层灰色瓜子壳。
·１７８·托尔斯泰买树林采伐，同时造林。光秃秃的山岗逐渐种
满了一行行的云杉、桦树和松树。托尔斯泰青年时代造的树
林，有许多至今郁郁葱葱。但是他仍感不足，他想绿化图拉
全省。他拟订了一个完整的造林计划，带到彼得堡谒见国家
财务大臣穆拉维约夫。托尔斯泰的计划没有得到支持，而他
的思绪在彼得堡又转向另外的轨道了。
托尔斯泰重又置身彼得堡文学界，他痛心地发现，他的
作家声誉摇摇欲坠，正如他在１０月３０日的日记里所写的：“一落千丈，或者风雨飘摇。”《彼得堡通报》登了一篇批评《琉森》的文章，屠格涅夫称这个短篇小说是道德政治说教，而《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对待《琉森》的态度超过了冷淡。
他偶尔也回头写《哥萨克》，不过这段时期他功夫下得最
多的是《去世的人》或名《音乐家》，这篇作品最后以《阿尔
贝特》的标题出版。
一个才华出众、好酒贪杯的放荡音乐家的形象牢固地印
在托尔斯泰的脑子里，无法摆脱。如果要了解其原因究竟何
在，那就得知道托尔斯泰跟音乐的关系。音乐在托尔斯泰的
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托尔斯泰爱音乐，并非简单地欣赏悦
耳的音响，他压根儿没有兴趣去对这部或者那部音乐作品进
行理论分析；音乐，不管是朴素的民歌，或者茨冈人古老动
听的抒情歌，或是莫扎特、海顿、舒伯特的作品，或者他特
别喜爱的肖邦的作品，对于他都是人类心灵的绝妙表现。他
听音乐的时候，思潮澎湃，新的形象油然而生，他身上蕴藏
的创作力量勃然觉醒，这个健壮的人整个身心都深受震动。
琉森那个瘦小的流浪乐师和小酒店那个好酒贪杯的亡故
·１７９·
音乐家，对托尔斯泰产生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难以忘怀的印象。
托尔斯泰感到震惊的是，庸俗、放纵、空虚同会使人五体投
地，巧夺天工的创作才华，怎能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并存呢？
“主旋律乐声接着起始曲流畅优美地倾泻出来，象一道明
亮柔和的光芒突然照亮了每个听众的内心世界， ”他在《阿尔
贝特》里写道。“没有一个假声或者过度的声音破坏听众的倾
倒，所有的声音都清晰，优美，并且韵味无穷。听众屏声息
气，怀着紧张的希望注视着音乐的发展。这些人刚才还处在
寂寞无聊、纷乱嘈杂和浑浑噩噩的状态，这时突然被不知不
觉地带到他们遗忘了的完全另一个世界。他们的心情变幻不
定，时而反省往事，时而眷恋昔日的欢乐，时而渴望权力和
荣耀；或者听天由命，或者情场失意，或者忧思缠绵，几种
心情交替出现。忧思缠绵与慷慨激越之音和谐地交织在一起，
倾泻着，交相呼应，那么优美，那么强烈，那么自然，好象
送入耳鼓的并非声音，而是一股早就体验过，但是头一次表
达出来隽永的诗情画意。”
这种感受对于托尔斯泰是如此重要，他必须一吐方快。但
是别人不理解他。谁爱看这种文字呢？托尔斯泰在这两个不
幸的音乐家身上倾注了如许脑力和心血，可是他们几乎葬送
了他的声誉。
但是托尔斯泰并不因为公众不理解他而寝食不安。他又构思出三部新作：《哥萨克》，《三种死》和《家庭幸福》。“现在我平静一些了，”他在１０月３０日的日记里写道，“我知道我有话可说，而且能够说得有分量；至于公众，他们想说什么就说去吧。不过要认真从事，全力以赴，那么就让
·１８０·他们往祭坛上啐唾沫吧！”
１８５７年至１８５８年冬天，托尔斯泰呆在莫斯科，同他的妹妹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几个外甥以及塔季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妈住在一起。敬爱的尼柯连卡大哥常常来探望他们，日子过得轻松愉快，充满家庭乐趣。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是位高超的钢琴手，兄妹俩常常并肩合奏莫扎特、海顿和舒伯特的奏鸣曲；一些音乐家也常常登门造访，音乐爱好者的圈子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一个音乐社，其成员有鲍特金、莫尔蒂和其他人等，这个社为后来建立莫斯科音乐学院奠定了基础。
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的两个女儿莉赞卡和瓦莲卡热爱这位性情快活的舅舅，而这位舅舅也成天同她们在一起，变着法子玩儿，同她们逗趣，领着她们去戏园子。青春和乐观精神放射光彩。“略沃奇卡身穿燕尾服，”尼古拉 ·尼古拉耶维奇谈到托尔斯泰时说，“系着白领带，驱车前去参加舞会。”托尔斯泰喜欢出风头，打扮得衣冠楚楚。费特在他的《回忆录》里，引用还在高加索就认识托尔斯泰的一位朋友的话，写道：
“那时托尔斯泰很爱出风头，这是有目共睹的。鲍里索夫
见他外出散步身穿腰部带褶子的灰海龙皮领大衣，深褐色的卷发上歪戴一顶华贵的礼帽，拄着一根时髦的手杖，引用了两句歌词形容他：‘他拄着手杖笑哈哈，心里美得开了花。’”
托尔斯泰由正事转向琐事的过程常常极其突然。他从酗酒作乐转向解决农奴制度问题，从钻研法学到身穿针织运动
·１８１·
服在健身房跳木马，从锦衣美食到布衣粗食，从乐观转向绝望，进而想到死或者想到自己于世无补和生活的无谓。这些
转变都来得很突然。
托尔斯泰有时同亚历山德拉见面。有一次亚历山德拉前往彼得堡，托尔斯泰把她送到克林。他在克林驱车前去探望了他的母亲的堂姐妹，他的姨母Ｂ·Ａ·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小姐。
年迈的公爵小姐回首往事，追溯到遥远的过去。母亲和外祖父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托尔斯泰的眼前，托尔斯泰感到既陌生而又十分珍贵。他把所听到的一切都贮存在记忆宝库里，以便有朝一日加以运用。
托尔斯泰就是在这里，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小姐府上，写出了他的短篇小说《三种死》的初稿。他在这个短篇中描写了一位娇纵富有的太太、一个农民马车夫和一株树的死亡。
托尔斯泰在１８５８年５月１日致亚历山德拉的信中谈到短篇小说《三种死》，他写道：
“我的想法是：三个生物——女地主、农夫和树——死去了。女地主既可怜又可恶，因为她撒了一辈子谎，弥留之际还在说谎。她认为，基督教不能替她解决生与死的问题。还想活下去的时候，干吗要死呢？她的想象力和理智相信基督教对未来的许诺，而她的整个肉体却坚决反对，没有别的安慰（除了基督教虚妄的安慰），——可是大限已到。她既可恶又可怜。农夫死的时候心地泰然，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信
莫斯科省的城市，现为工业中心。
·１８２·仰另外的宗教，尽管他平时也随俗履行基督教仪式；他信仰的是大自然，生息与共的大自然。他砍树，播种和收割黑麦，宰羊，他家里下小羊，生孩子，老人去世，他深信这条规律，他知道自己同女地主一样违抗不了这条规律，所以他心境坦然，不怕死。……树死得平静，正直、壮丽。死得壮丽，——因为它不撒谎，不折腰，无所贪求，无所畏惧。
“斧子在根部发出越来越沉闷的响声，湿润的白色碎木片飞落到带露水的草上，随着斧子砍伐开始听到轻微的拆裂声。大树颤抖了一下，弯了弯身子，随即挺直，惊恐地连根摇晃着。霎那间万籁俱静，可是树身又歪斜了，树干发出拆裂声，枝桠断落，大树轰的一声倒在潮湿的地上。
“……初升的阳光穿过一处透亮的地方散出满天朝霞，辉耀大地和天空。山谷里的雾气象波浪一样流动，树叶上的露水闪闪发光，透明的白色云朵在蓝色的天宇上匆匆飞向四面八方。小鸟在树丛中熙熙攘攘，欢蹦跳跃，唱着愉快的歌儿；露珠闪闪的树叶在树梢愉快平静地低语，活树的枝桠在倒下的死树上空款款摇曳。”
托尔斯泰的评论家和传记作者一直认为，这篇作品是托尔斯泰创作“低潮”时期写作的。
人们希望托尔斯泰写出阐述当代重大事件的具有政治意义的作品。有的文学评论家认为，作家应该引导人，教育人，可是托尔斯泰却不以为然。
“政治著作的作用不论有多大，它对民族的发展不论怎样必要，它反映的是社会的暂时利益；还有一种著作，它反映了永恒的、全人类的利益，反映了一个民族最宝贵、最亲切
８１
·３·
的创造，这种著作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人都能接受，任何一个有力量、有朝气的民族没有这种著作都不能发展。”
这段话摘自托尔斯泰当选为俄罗斯语言文学爱好者协会会员时，于１８５９年２月４日发表的演说，这篇演说表明了他对文学的态度。他是艺术家，不能写别的东西，只能说：“让他们往祭坛上啐唾沫吧！”
①《全集》第四十七卷，第２０８页，１８５７年５月１３日（公历２５日）记事。
②《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五号信，
写于１８５７年８月１８日。
③《全集》，第四十七卷，第１５０页，１８５７年８月８日日记。
④同上，第四十七卷。第１５１页，１８５７年８月９日日记。 ⑤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一卷，第２３７页。 ⑥《全集》，第四十七卷，第１５１页，１８５７年８月９日日记。 ⑦同上，第四十七卷，第１５１页，１８５７年８月２０日日记。 ⑧《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８１页，写于１８５７年８月１４日。 ⑨《全集》，第四十七卷，第１５２页和１５４页，１８５７年８月１５日和２９日日记。《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９３页，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０月。《全集》，第五卷，第３０页，《阿尔贝特》。同上，第四十七卷，第１６１页，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３０日日记。伊·巴·鲍里索夫：费特的姐夫，他娶费特的姐姐纳杰日达为妻。阿·阿·费特：《我的回忆》。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１０１页，写于１８５８年５月１日。《三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