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才几千人,他们是千百万”
托尔斯泰从事调解工作是出于一种义务感,而办学校在他则是一件乐事:“这是件富于诗意、非常美妙的事,令人无法撒手。”他给亚·安·托尔斯泰娅写信说,“我走出书房,摆脱门厅前跟在我后面的庄稼人,向学校走去。校舍正在改建,各班就在旁边花园里的苹果树下上课,正当草木繁茂的季节,要猫腰才能穿过去。树下坐着一位教师,学生们团团围住他,嘴里咬着小草,用椴树和枫树叶作口哨吹。教师按照我的忠告教学,但是仍然欠佳,这一点学生也感觉出来了。他们比较喜欢我,我们一谈起来就是三四个小时,没人觉得乏味。这些孩子们有多么可爱,非言语所能形容,只有亲眼看看才体会得到,在我自己的阶层中,我不曾见过这样的子弟。
·244 ·“您试想一下,两年过程中,在完全没有纪律的情况下,没有一个男同学或者女学生受处罚。从来没人偷懒,撒野,开愚蠢的玩笑,说粗痞话。校舍修缮现在将近竣工。有三间教室——一间玫瑰色,两间天蓝色。还有一间博物室,室内四周靠墙的架上陈列着矿石、蝴蝶、骨架和花草标本,以及物理仪器等。博物室星期日对外开放,热奈市来的那个德国人
(他成了一个优秀青年)也来作实验。每周上一次植物学课,我们全体出动到森林去采花草和蘑菇。每周上四堂音乐课,六次绘画课(又是德国人上),上得很好。土地测量课上得很好,庄稼人已经聘请孩子们去丈量土地了。除我以外,共有三位教师。此外,神甫一周来讲两次神学课。而你们都以为我不信神。我还给神甫出主意,告诉他怎样讲课。我对神甫说:彼得节那天,我们就讲彼得和保罗的故事和祈祷。后来村里费阿方死了,我就要他讲涂油仪式是怎么回事,等等。这样,我们就不露痕迹地度过圣礼、弥撒以及旧约和新约的各个节日。上课时间按照规定从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三点到六点,但总是从上午八点一直延长到下午两点,因为没法把孩子们撵出学校,——他们要求延长。……”①
这位调解员辖区的学校网不断扩大,一些边远偏僻村庄破天荒开办学校,托尔斯泰通过契切林从莫斯科延聘教师,亲自指导教师的活动,并且定期开会。教师把自己的实验和观察记入教学日志。这种记录虽然简短,但是表明托尔斯泰本人和他的助手对待教育事业多么认真严肃,多么深思熟虑,无
原注:德国人,指古斯塔夫·费多罗维奇·克勒尔。
·245·
论教学中的成绩还是缺点都有记录。
请看一段记载:
“1862年2月26日,高班数学课(记录人:托尔斯泰)方程式习题——蓄水池。很好。弗拉季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操之过急,学生对消除分母没弄懂。他们约数和通分的能力很强。我出了一道复杂的二重规则算题。”
请再看教师莫罗佐夫写的一段记载:
“低班作文课。
八点钟开始上课,拖延到十一点,——因数学教师迟到,打乱了课程表的安排。写了很多:鲁缅采夫和基留什卡取材于《俄国历史》,其他人取材于《旧约全书》的故事。鲁缅采夫写得最好,文笔流畅,拼写无误。基留什卡写得不好。其他诸生平平。书法退步,伯爵嘱咐注意此事。我为自己担忧,因为我知识浅陋。”②
托尔斯泰对他那些大学生教师好象具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大多数人都与他同心同德。他们都是性情善良、工作认真的青年人,但是托尔斯泰常常对他们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不善于充分运用这位伯爵得心应手的那些教学方式。可是没有他那样的才华,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如果做错了,就从错误中学习。
“在高年级一班和二班上课,从命数法讲到十进位、简单分数和方程式的用途。萨什卡什么也不会做。我指导不得法。似乎毫无成效。”他写道③。
1862年8月7日,托尔斯泰在给亚·安·托尔斯泰娅的信中写到他的年轻助手:“十二人中除一人外,均系优秀人材。
·246·我很幸运,大家同我和衷共济,与其说是受我的影响,不如
说是受环境和事业的影响。来的时候每个人箱子里放着一部
赫尔岑作品的手抄本,脑子里装着革命思想,可是过了一个
星期,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烧掉自己的手抄本,抛弃革命思
想,教农民子弟圣经故事和祈祷文,把《福音书》发给他们
回家诵读。这都是事实。”④
托尔斯泰特别器重他从德国带回来的那个德国人克勒尔。“克勒尔的实验很有意思,很好,”托尔斯泰评论他说,“他是一个可爱和有作为的青年。”
课程大纲很全面:除了阅读和写作课,还讲授语法、圣
徒传和神谕、俄国历史、绘画、制图、音乐和自然科学史;此
外,学生们还做细木工活和体操。托尔斯泰看着孩子们逐渐
长进,他们开始懂得了世界之大不只是一个雅斯纳雅·波良
纳,还有许多民族和国家,各地有各地的风俗;得到了耶稣
其人及其学说的知识,学会了欣赏美术、诗歌和音乐。托尔
斯泰从他的经验中体会到,只要有一点点信口开河,对艺术
和文学妄加论述,敏感的听众就不接受。一切真知灼见都被
学生点滴不漏地吸收。
托尔斯泰想介绍他的经验和发现,倾听合理的批评,决
计出版一份还在国外就筹思已久的杂志《雅斯纳雅·波良
纳》。尽管有人警告他这份杂志不会得到好评,订阅者不会多,
他还是不改变主意。
他在《致公众》一文里写道:
“我在走上新的活动场所之际,既为自己,也为在我脑子
里多年酝酿而且我认为正确的那些想法担忧。我早就料到许
·247·
多想法将被证明是错误的。不管我怎样努力对事物进行研究,
我免不了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我希望我的想法会引起争
论。对于所有的意见我都乐于在本刊提供篇幅。但愿发表意
见时平心静气,但愿国民教育这样一个对所有的人都如此重
要的事业的讨论不致成为笑柄,不致成为人身攻击和笔墨官
司。我不敢说我不会被卷入玩笑和人身攻击之中,不敢说我
想超越于此事之上。恰恰相反,我承认我既为自己担心,也
为事业担心;担心陷入笔墨官司,而不是平心静气、锲而不
舍地研究问题。”⑤
《雅斯纳雅·波良纳》杂志经审查机关批准,于1862年1月出版第一期。
托尔斯泰的教育论文在当时的教育学领域给人以革命的
印象。要掌握他那套教学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该体系
是以对学生每天进行实际观察和极其细致的心理分析为依据
的。教师边教边学。学生没听明白,课堂空气沉闷,学生回
答笨拙都被认为是教师使用的方法不得当的结果,或者教材
不合适、缺乏趣味所造成。
托尔斯泰在《十一月和十二月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学
校》一文中写道:
“教师总是情不自禁地力求选捍一种对自己最为方便的
教学法。对教师越是方便的教学法,学生就越难接受。只有
学生感到满意的教学法,才是正确的方法。”⑥
托尔斯泰在这篇文章里还写到,任何人都不需要的蹩脚文学读物充斥于市,而民间文学作品却几乎不见踪影。 “为了使民众受教育,必须使他们能够读到而且爱读好
·248·书。好书里的文字,民众读不懂。为了弄懂,必须多读;而为了爱读,又必须读得懂。……这错在哪儿呢?”⑦
托尔斯泰对艺术也发表了同样的见解。艺术创作是供被现代文明损害了的人类享用的。他在《十一月和十二月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一文中作了个比较。
“一个人从空气新鲜的环境走进一间乌烟瘴气的矮室。他的生机还很旺盛,他的机体通过呼吸得到大量从新鲜空气里吸进的氧。走进空气被污染的矮室,他呼吸着室内的空气,有害的气体大量渗进血液,机体逐渐无力(常常发生晕厥,有时甚至造成死亡)。可是其他数百人却仍然在这间空气被污染的室内呼吸、生活,只是因为他们的生机变得很微弱,——换而言之,他们的机体更加脆弱,他们的生命会更加短促。”⑧
“我们才几千人,他们是千百万,”——托尔斯泰在指责当代文明及其代表人物时,写道。那些文明人士为千百万民众做了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托尔斯泰艺术观点的来龙去脉。托尔斯泰的艺术观点是在他三十四岁那年产生的,随着年龄增加而逐渐根深蒂固,三十五年之后最终荟萃于那篇论艺术的文章里。
学者、教师、文学家以及所有的文明人,对于这种所谓的“异端邪说”不能不感到愤怒。托尔斯泰的教育杂志招致了许多文章的批评。其中有一篇马尔科夫先生写的这种讨论现代文明问题的文章,发表在《俄罗斯公报》上⑨,托尔斯泰撰文《现代文明和教育的使命》予以答复。托尔斯泰以其特
·249·
具的激情和信念,不顾自己这篇文章将在俄国知识份子中间引起爆炸性的愤怒浪潮,猛烈抨击马尔科夫先生的文章以及他所捍卫的所谓“现代文明”。
“首先,只有当处于现代文明影响下的全体民众公认这种影响是好的和有益的时,才能认为现代文明能导致幸福。可是我们现在在十分之九的人口,也就是在所谓‘老百姓’,
‘劳苦大众’中经常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其次,只有当现代文明能使人类生活各个方面趋于完美,或者利弊加在一起,两相权衡利多于弊,益大于害,这一点已经被证实的时候,才能作如是观。占之九的民众对现代文明一贯抱敌视态度,一贯不仅不承认它的人口十分好处,而且斩钉截铁地认定它有害无益。”
往下,托尔斯泰写道:“我请求严肃的读者把马考莱所著的历史第一卷第三章读一遍。结论作得大胆而坚决,但是根据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不迷信现代文明的头脑正常的人绝对无法理解的。重大事实只有下列各端:1.人口增多,以至需要马尔萨斯的理论。2.过去没有军队,——现在军队变得很庞大;舰队的情况也一样。3.小地主减少。4.城市吸引了大部份人口。5.森林面积缩小,地面裸露。6.工资增加了二分之一,但是百物涨价,生活设备减少。7.穷人纳税额增加了十倍。报纸增多,街道照明改善,儿童和妻子少挨揍了,英国女士们笔下的错别字少了。”
马考莱(1800—1859年):英国历史学家、政论家和政治家。他的历史著作《詹姆士二世即位后的英国史》,共五卷。
·250·当代任何人读了上面的文字都会忍俊不禁。但是不能不承认,其中蕴藏着毋庸置疑的深刻真理,而且不由地产生一个问题:托尔斯泰八十五年前奋起反对的那个现代文明,是否给人类带来了幸福呢?
托尔斯泰那时唯一关心的就是千百万人的命运、幸福、前途和福利。他整个身心都沉浸于教育事业,打算定居乡村,娶农家姑娘为妻,他是那样醉心于这个环境,社会其它各阶级对于他就象是不存在了似的,他连写作也常用民间通俗词汇。
他在1862年8月7日致亚·安·托尔斯泰娅的信中写道:“自从办学以来,学校与我的关系是什么呢?学校就是我的命根子,就是我摆脱一切生活忧虑、怀疑和诱惑的修道院和教堂。”托尔斯泰从教育活动以及跟孩子们的交往中得到巨大的满足,感到精神振奋,甚至心花怒放。有一次他要学生“写作”,便有这种体会。
他曾经多次出了各种题目要学生作文,但是结果不佳。孩子们写作跟他们平常讲故事不同,他们以为要尽量迎合老师的心意,使老师看了高兴。所以托尔斯泰未能如愿以偿,读不到民间儿童创作。他感到他的得意门生身上蕴藏着艺术天才,正如千百年来俄国农民身上蕴藏着其它各种才能一样。但是,怎样才能找到这个尚未被人认识的、尚未开发的隐秘的宝库呢?
托尔斯泰在《谁向谁学习写作,是农民的孩子向我们学习,还是我们向农民的孩子学习?》一文中,猫写了那些孩子
·251·
们写以《用勺子请人吃,用勺柄扎人跟》和以《士兵老婆的生活》为题的故事的情况。托尔斯泰要孩子们写作,孩子们无动于衷。他写道: “‘来吧,’我说, ‘看谁写得好,我也同你们一道来写。’”
“我先动笔,……写了头页。任何一个没有成见、具有艺
术感和同情民众的人读了我写的头页和学生们写的其后各
页,都会把这页剔出来,就象把苍蝇从牛奶里挑出来一样,因
为我那页写得不真实,矫揉造作,文字拙劣。还应当说明,初
稿更差,后经学生们指点,作了许多修改。”
孩子们渐渐爱上了写作,其中两名学生,就是托尔斯泰
在他的文章中称之为费季卡和谢姆卡的瓦西卡·莫罗佐夫和
伊格纳特卡·马卡罗夫,更是兴致勃勃,托尔斯泰于是甘当
配角,奋笔疾书才能勉强记下他们滔滔不绝地叙述的故事。
“谢姆卡摄取的主要是客观形象,譬如树皮鞋,破军衣,
老头儿,老太婆,彼此之间几乎没有联系。费季卡要激起人
们的怜悯之情,他本人就富于怜悯心。
“他讲得很快,跑到前面去了。他讲的是一位老人,人们
如何赡养他,他如何在夜间跌倒,后来如何在田野里教一个
孩子识字。滔滔不绝,我只好请他别着急,不要讲到后面忘
了前边。他两眼闪着泪光,一双又黑又瘦的小手不时抽搐。他
生我的气,一个劲儿催问:记下来了吗?记下来了吗?他独
断专行,不容旁人插嘴,就只愿意对一个人口述,——并且
不是一般的叙述,而是描述,用语言艺术地把感性形象刻划
俄罗斯谚语,意为:挟小惠以凌人。
·252·出来。他不许挪动字眼;如果他说的是:‘我腿伤了,’就不许别人说:‘我伤了腿。’他的心灵这时被怜悯、也就是爱的感情所软化和刺激,对任何形象都赋予艺术形式,而对有悖于永恒的美和永恒的和谐思想的东西,就统统加以否定。只要谢姆卡一渲染羊羔在马厩里的详情细节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疏密失调,费季卡便冒火,他说:‘得了吧,又把你那一套搬出来了!’①我一开口提示例如庄稼汉在干什么,他老婆怎样跑到干亲家那儿去了,费季卡的想象中就立即出现一幅图画:羊羔在马厩里咩咩叫,老人唉声叹气,小孩谢辽沙在说梦话;我一暗示某个情景牵强附念,不真实,他就气冲冲地应声说:去掉。我建议他描绘比如某个庄稼汉的外貌,他不同意;但是我劝他说庄稼汉的老婆跑到干亲家那儿去的时候,庄稼汉心里该有什么想法,他立即改变思路,答道:‘哼,瞧吧,叫你撞上死鬼萨沃西卡,把你头上的毛都揪下来。’他说这话时音调有气无力,心平气和,神情象平常一样严肃而又善良,脑袋支在一条胳膊上,惹得孩子们捧腹大笑。艺术的一个主要特点——分寸感——在他身上异常突出。哪个孩子提示了多余的文字,他就显得厌烦。他非常专断,径自谋篇布局,他也有权这样做,所以其他的孩子们很快各自回家,就剩下他跟谢姆卡留在学校。谢姆卡虽然写的是另一篇,但
并不比费季卡逊色。
“我们从七点钟写到十一点钟;他们俩不觉得饿,也不感到疲倦,当我搁笔的时候,他们俩甚至还生我的气。两人又接着轮流写,但很快就扔下了;写不出来。费季卡这当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禁笑了起来:他连这都不知道。‘我知
·253·
道您的名字,’他说。 ‘我问的是您姓什么。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姓福坎内契夫,有的姓齐亚勃烈夫,有的姓叶尔米林。’我告诉了他。‘我们要出书吗?’他问。‘要出书的!’‘那我们就署上:马卡罗夫、莫罗佐夫和托尔斯泰合著’。他好久都心情激动,不能入睡,我这天晚上所体验的兴奋、愉快、恐惧和几乎是忏悔之情也是难以言传的。我感到从这天起,在他面前展现出一个充满欢乐与痛苦的新天地——艺术世界,我象是窥见了谁也见不到的秘密——一朵神秘的诗歌之花的诞生。我如同一个探宝者发现了蕨花,既害怕,又高兴。高兴的是两年来我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那块点金石——教人表达思想的艺术——意想不到地突然呈现在我眼前;害怕的是因为这个艺术引起了许多新的要求和无数的希望,而这些希望我最初觉得同学生们所生活的环境不协调。不能出错。这不是偶然行为,而是有意识的创作。”
托尔斯泰突然在这块小“下脚料”(瓦西卡·莫罗佐夫在他撰写的才气横溢的《回忆录》里给自己取的代号)的身上发现了艺术才华:“他的分寸感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位作家都强烈,生机勃勃地充满他那天真无邪的童雅心灵;这种分寸感只有寥寥几位作家付出巨大的努力,经过顽强的学习之后才能达到的。
“我离开课堂,因为太激动了。
“‘怎怎么啦?脸色煞白,准是身体不舒服吧? ’我的一位同事问我。真的,象这天晚上如此强烈的感受,我一生中只经历过二三次,我长时间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我彷佛觉得自己犯了罪,往玻璃蜂房里偷看了凡人看不到的蜜蜂的工
·254·作情况;我觉得我败坏了一个农民孩子的天真纯洁的心灵。我彷佛感到自己在忏悔亵渎行为。我不由地想起有些荒唐无聊的老头子为了燃起他们那麻木不仁、放纵过度的欲念,竟然教小孩子学坏,给他们春宫图看;同时我又感到愉快,因为我看到了前人不曾见过的事。
“我长久不明白自己当时的心情是怎么回事,尽管我感到这种心情是人们成年时代培养出来的,把它提高到新的生活境界,使自己弃旧图新,改弦更张。第二天我还不相信自己头天的感受。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孩子突然表现出歌德炉火纯青时都不可能达到的那种自觉的艺术力量,我觉得实在太奇怪了。我这个颇有成就而且被俄国公众认为具有文艺才华的《童年》的作者,不仅不能指导或者帮助十一岁的谢姆卡和费季卡写作,而且只有在心情激动的幸福时刻勉强才能跟上和理解他们的思路,我觉得不可思议,并且感到自己威信扫地。太奇怪了,所以我不相信昨天发生的事。”
①《列·尼·托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154页,第
37号信,写于1861年7月。
②《全集》第八卷第455页,附录,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日志。
③同上,第466页。 ④《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63页,第42号信,写于1862年8月7日。 ⑤《全集》,第八卷第3页,《致公众》。
⑥同上,第54页,《十一月和十二月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 ⑦同上,第61页。 ⑧同上,第112页。 ⑨《俄罗斯公报》,1862年第5期。
·25 55·
《全集》,第八卷,第335页,《现代文明和教育的使命》。同上。《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163页,第42号信,写于1862年8月7日。《全集》,第八卷,第302至308页,《谁向谁学习写作,农民的孩子向我们学习,还是我们向农民的孩子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