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俄罗斯通报》第一期。
尽管批评家们对小说的评论极佳，朋友们纷纷赞扬，尼
·尼·斯特拉霍夫推崇备至，托尔斯泰有时仍然想放弃写作这部小说。１８７５年２月２２日，他在致费特的信中写道：“您赞扬《安娜·卡列尼娜》，我十分高兴，我也听到别人的赞扬，不过大概从来不曾有过一位作家ｓｉｓｕｃｃèｓｉｌｙａ，象我一
法文：假如他获得成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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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对待自己的成功如此淡漠。”①
他往往在给朋友们的信中抱怨说，他不喜欢《卡列尼娜》，腻味了。
“我有两个月不执笔，不想事，”他在１８７５年８月２６日写信给费特说，“现在我又继续写平淡寡味的《安娜·卡列尼娜》，就只存一个希望：尽快地腾出场所——时间另作它图，不过决非搞教育，我虽然热爱教育事业，但是想撒手不干了。这事占时间太多。”②
他在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里，几乎使用了同样的词句，说他需要“腾出场所”，需要“时间”。
他读了弗·索洛维约夫的第一部著作《西方哲学的危机·实证主义者批判》，这对他又是一个推动，促使他的思想活跃起来。
“索洛维约夫的著作给了我很多教益，大大激发了我的哲学思想的酝酿，确定并且阐明了对我的余生和临死时一些最重要的观点。我对这些观点很感快慰，如果有时间和能力，我想公之于众。”③
这些观点涉及上帝、灵魂、死和生活的意义，他经常思考，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观点在他脑子里日益根深蒂固，数年之后，完全控制了他，成了他的世界观的基石。
托尔斯泰经常在民众中间探索对他的问题的答案。目不识丁的工人费多尔对列文（托尔斯泰）所说的几句朴实的话，
弗·索洛维约夫（１８５３——１９００年）：俄国神秘主义哲学家、神学家、政论家和象征主义诗人。
·３８８ ·在他心中引起一场风暴。“人是各式各样的，”费多尔说，“一种人活着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为了填饱肚皮”，另一种人“老老实实……为了灵魂而活着，他们心里想着上帝。”④
托尔斯泰在费多尔这几句普普通通的话里所看到的深刻意义，就像叔本华、康德、帕斯卡的哲学一样，在他心中引起了同样的喜悦。
列文（托尔斯泰）“觉得自己内心有某种新的东西，他愉快地捉摸着，但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活着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为了上帝。为了什么样的上帝？没有比这话更空泛了。他说，不应当为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活着，就是说不应当为了我们所理解、所追求、所希望的东西而活着，而应当为了某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为了那个谁也不清楚，谁也无法确定的上帝而活着。这是什么话？是我没有明白费多尔那两句毫无意义的话吗？还是明白了，怀疑那两句话的正确性呢？还是认为那两句话是愚蠢、含糊和不确切的呢？
“不，我明白他的意思，同他的认识完全一致，完全明白，比对生活中任何现象都清楚，我在生活中从来不曾怀疑而且也不可能怀疑这一点，不仅我一个人，而是所有的人，全世界都明白这一点，不怀疑这一点，都同意他的话。
“而我却在探索奇迹，惋惜没有看到能使我信服的奇迹。物质的奇迹也许能使我动心。啊，奇迹就在这里，这是我周围永存的唯一可能的奇迹，而我却熟视无睹！”⑤
布列兹·帕斯卡（１６２３—１６６２年）：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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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这里在描写列文的心情，但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他“感到”和“捉摸”，但是他的思想和世界观尚未定型。根深蒂固的宗教哲学思想还同世俗牵挂交织在一起：他想增加财产，希望子女同贵族家庭交往，轻易动怒，有时甚至嘴里还冒出一些纯粹孩子式的想法。
１８７５年夏天，托尔斯泰一家人再度前往萨马拉庄园。半游牧的蒙古人的自由粗犷的生活，他们独具的风俗习惯，天苍苍，野茫茫，柔软的芦苇，浓鬃密尾、体型矮小的吉尔吉斯特种良马吸引着托尔斯泰。他喜欢这种负重致远的草原马的烈性、气力和驰速，他甚至考虑在自己的庄园里建立一座养马场，将草原马同大走马杂交。
托尔斯泰这样热爱马，所以他想起举行赛马会，当地居民和托尔斯泰的几个孩子对此都兴高采烈。
向当地居民发出了通告。比赛那天，客人们带着他们的流动房屋⑥、锅盆碗盏、绵羊和马乳桶从全区四面八方赶来赴会。来宾有当地的农民、吉尔吉斯人、巴什基尔人，他们穿着长袍、洁白的衬衣和灯笼裤，头上戴着羔羊皮帽和圆锥形带穗平顶帽，足登软革履。四位按照习俗蒙脸的伊斯兰贵妇也应邀坐着伯爵的轻便马车前来参加盛会。
观众达数千人，他们铺开毡毯，花团锦簇似地一丛丛端坐在高处，观看赛马。苍凉的东方民歌、悠扬的笛声和舞蹈，与竞赛交替进行。一声信号，二十二匹骏马放开四蹄沿着五俄里的圆形场地奋力疾驰。但是只有四匹到达终点，其余各头都落伍了。隆重地授给了优胜者奖品：有皇上肖像的座钟，长袍和丝头巾。两天之后，来宾心满意足，高高兴兴地散去。
·３９０·赛马会圆满结束，没出任何乱子，也没请警察维持秩序，托尔斯泰十分满意。托尔斯泰从萨马拉省返回之后，没有立即着手写《安娜
·卡列尼娜》。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８月２６日给妹妹的信中写道：“略沃奇卡正在作写作准备。” “写小说的托尔斯泰还没回来，我并不急切盼他回来。”他在１０月致费特的信中写道。⑦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强迫自己伏案写作。“我们这个行当是桩棘手的事业，”数天之后他在致费特的信里写道。“此中艰辛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要等到脚下的脚手架搭起来之后，才能动手干。而这种脚手架并不取决于你。要是没有脚手架便贸然动手干，那么，只会糟踏材料，徒然推倒一道道墙壁，使你无法干下去。动笔之后对这点感觉得尤其明显。一切都若明若暗：干吗不接着下去写呢？伸手抓呀，抓呀！手就是够不着，只好干着急。我就是这样坐着等。这阵子脚手架好象搭起来了，于是我才卷起袖子，打算干它一场。”⑧
尼·尼·斯特拉霍夫也同往常一样，在为托尔斯泰建造大厦而搭脚手架这件事情上贡献最大，他的细致入微、恰到好处的评论鼓励着托尔斯泰进行创作。
“您不是道德家，”斯特拉霍夫１８７５年１１月２３日给托尔斯泰的信中说，“您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人们经常指责艺术缺乏道德，言之有理。艺术讴歌的是激情，讴歌的是生活的美，因此它永远是欢乐的伴侣。……但是当您开始创造形象时，您头脑中就会对这些形象的道德面貌产生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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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言状的敏感；您是法官，既铁面无情，洞察一切，同时又宽容慈爱，善于恰如其份地评价一切。……”⑨
但是这年秋天托尔斯泰仍然没能执笔。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刚刚治好从孩子们那里传染的百日咳，又患了严重的腹膜炎。
托尔斯泰见亲人病魔缠身，心慌意乱，深感痛苦，他在房里来回踱步，束手无策。因为多病，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于１１月１日早产，生下一个女儿。这个婴儿，取名瓦尔瓦拉，刚刚受洗，便死去了。
生活似乎终于开始走上正轨，但接着托尔斯泰家又死了一个人。１２月２２日，托尔斯泰的亲姑妈、他们兄弟过去的监护人彼拉盖娅·伊里尼奇娜·尤什科娃去世了。这位老人本来隐居修道院，她象是预感到大限将近似的，这一年便回到亲人身边，然后离开人间。托尔斯泰不由自主地在自己家里与死神相周旋，两年之内失去三个孩子和两位姑妈，于是他越来越想到死。托尔斯泰对于彼拉盖娅·伊里尼奇娜姑妈去世并不很悲伤，因为他同姑妈的关系从来就不特别密切。使他震惊的是另外的东西：缺乏顺从精神，害怕末日来临，不服从上帝的意志。正如他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描写大哥尼古拉之死的情形一样，“死的奥密”折磨着他。“他觉得自己比过去更加无法了解死的意义，更加害怕死。”
他在１８７６年２月２１日致二哥的信中写道：“生活中除了死亡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这一点我不断地感觉到。”这些想法“不断地”在他脑中萦回。
“您说，不知道我信仰什么，”托尔斯泰在１８７６年４月６
·３９２·日致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娅的信中写道，
“说来又奇怪又可怕：对于宗教训戒，我统统不相信；而同时我不仅仇视和藐视没有信仰，而且认为没有信仰就绝对无法生活，尤其不得善终。所以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些信条，这些信条虽然坚定，却很不明确，很不令人满意。当理智询问时，这些信条能够圆满回答；但是当心灵受苦，要求回答时，就得不到支持和安慰。我带着理智的要求和基督教的现成答案自处时，那处境犹如两条要合在一起，却被手指顶住的胳臂。我希望合二为一，越是努力，情况却越糟；可是我知道，这是可能的，二者是互相依存的。”
直到仲冬时节，托尔斯泰才重新执笔写作《安娜·卡列尼娜》。该把这部小说结束了。上卷已经在《俄罗斯通报》１８７５年前四期上发表，下卷直到１８７６年１月才在该杂志上刊出。
“我正在埋头写《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１８７６年２月１６日写信给斯特拉霍夫说，“上册枯燥，而且似乎写得不好；今天我已经将下卷的校样寄出，这一册，我知道，写得好。”
１８７６年３月，托尔斯泰写信给亚历山德拉说：“我的安娜
·卡列尼娜象一个辣嘴的萝卜，使我讨厌了。我对待她，就像对待一个脾气不好的养女一样；但是别对我说她的坏话，如果您非说不可，那么带点ｍé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她毕竟是我的义女呀。”托尔斯泰把自己同《俄罗斯通报》联在一起，小说尚未
法语：分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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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稿就拿去发表，无疑失策。他已形成习惯。排版了的东西便不再改动，所以同该杂志挂钩束缚了他。
４月初他写信给尼·尼·斯特拉霍夫说：“我胆战心惊地感到自己正在转入夏天的状况：对写好的东西感到厌恶，而此刻书桌上却放着４月号的校样，真担心我是否能改好。都写得很糟，必须重写，将排版的全部重写，全部涂掉，全部抛弃，改弦更张，并且声明：抱歉得很，今后决不重蹈复辙，尽力写点象样的东西，不象现在这般松散脱节，非驴非马。我现在正进入这样的状况，很是可喜。……请别夸奖我的小说。帕斯卡给自己制备了一条带钉子的腰带，每逢听到夸奖而飘飘然时，就用手肘按腰带。我也要制备一条这样的腰带。请拿出真诚的友谊给我看：要么对我的小说只字不提，要么只谈其中的败笔。我疑心自己的才能正在衰退，如果真是这样，也请告诉我。我们这个污浊的写作行业风气败坏。每个作家都小心翼翼地在自己周围拉拢一群吹捧者，所以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作用以及衰落。我不想执迷不悟，不想继续同流合污。请在这方面给我以帮助。只是您不要有顾虑，担心严格的批评会妨碍一个曾经有才华的人的活动。与其写《表》之类的东西，不如在《战争与和平》以后洗手不干要轻松愉快一些。”
“《安娜·卡列尼娜》似乎搁置下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致她的伯父Ｋ．Ａ．伊斯拉文的信里怀着痛惜的心情写道。她尚未痊愈，还在咳嗽，身体瘦弱。三个孩子夭折使
原注《表》：伊·谢·屠格涅夫１８５０年写的一个短篇小说。
·３９４·她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也损坏了她的身体健康。托尔斯泰如果重新执笔写作，她有事作——誊写手稿，也可以稍稍摆脱哀思。她性格上特有的悲观情绪加剧了，她感到难过，强打精神照料孩子们，忍着性子不向他们发作。
６月初，托尔斯泰陪妻子前往莫斯科求医。医生没有检查出她有丝毫重病。接着她的健康就逐渐恢复。
托尔斯泰夏天通常几乎不执笔写作。他同常常光临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尼·尼·斯特拉霍夫谈论哲学问题，前往萨马拉省和奥伦堡省买马，直到９月才呆在家里，等待灵感产生。
“我从萨马拉和奥伦堡回来快两个月了（我作了一次美妙的旅行），”他在１１月１２日给斯特拉霍夫写信说，“我本拟完成小说，结束这项如鲠在喉的工作之后，另作它图，可是未能实现，什么也没有写出来，精神上尚处于休眠状态，苏醒不过来。身体不适，意气消沉。我对自己的能力已经绝望。命运给我安排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活在世上而不尊重生命——只有从事某项劳动才是尊重生命，——是莫大的痛苦。甚至连思考的精力都没有。不是才思涸竭，就是大忙之前的休眠。”
果然，托尔斯泰在１１月底又开始紧张地写作，于１２月中旬把《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后几章送往莫斯科，在《俄罗斯通报》１２月号上刊出。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曾经数次拜访彼·伊·柴科夫斯基。“我竟然引起了他的兴趣，我感到荣幸而自豪。”柴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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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１８７６年１２月２３日给Ａ·达维多娃写信说，“而他那高尚的性格也使我倾倒。”
据柴科夫斯基的兄弟说，这位作曲家对托尔斯泰几乎是怀着崇拜的心情。“彼得·伊里奇感受力强，富于想象力，”他的兄弟写道，“凡是他喜爱而又不曾接触过的东西，他总是赋予神奇的色彩。因此，《童年和少年》、《哥萨克》和《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在他的想像中似乎不是一般人，用他的说法，而是‘半人半神’。”同时，柴科夫斯基又害怕托尔斯泰：“我觉得，”他在１８８６年的日记里写道，“这个最伟大的心灵学家似乎一眼就能洞察我心中的一切隐秘。在他面前，要把心灵深处的种种污垢隐藏起来，只露出漂亮的一面，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应柴科夫斯基的请求，尼古拉 ·鲁宾施坦（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为托尔斯泰举行了一次专场音乐会。
我们知道，优美的音乐对托尔斯泰有多么强烈的影响。他的感受要比单纯的欣赏远为复杂。音乐渗进他心田最隐秘的地方竟冲开，有时竟冲开连他本人也不清楚的潜藏的思想和感情的闸门，震撼着他整个心身。强烈振动着的狂喜，担心失去近乎神性的昂扬激越的几秒钟的恐慌，象波涛一样涌入他的心灵。窒住了他的呼吸，他想哭又想笑，于是一分钟也不迟疑，立即进行创作，创作某种只有他一人明白的宏篇巨制。……
托尔斯泰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写信给柴科夫斯基说：“当时在圆厅里为我举行的演奏，现在回忆起来还不能不浑身发抖。”
·３９６·而柴科夫斯基在日记里写道：
“列夫·托尔斯泰就坐在我身边，听我的四部合奏常步调曲，眼泪汪汪。这时，我作为作者的自尊心也许一辈子从来没有象这样得到满足和感动。”
就在同一封信里，托尔斯泰对柴科夫斯基表示感谢，并请求他转达对鲁宾施坦的谢意以及对音乐团全体成员给他留下的极其美好的印象表示感谢。同时，托尔斯泰寄给柴科夫斯基一册民歌集，请求他在作曲中加以利用。柴科夫斯基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委婉的回信，批评了那个民歌集，两人的关系乃告断绝。
１８７６年１２月９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写信给她妹妹塔妮娅说：“我们终于认认真真地写《安娜·卡列尼娜》了，就是说不间断地写。略沃奇卡精神振奋，专心致志，一天增写一章，我紧张地抄写，这封信下面就放着他昨天写好的一章。”
《安娜·卡列尼娜》最后一部刊登在《俄罗斯通报》１８７７年前四期上。可是这时杂志编辑卡特科夫同托尔斯泰在塞尔维亚起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托尔斯泰象往常一样，力排众议，他认为俄国没有必要派志愿军去同土耳其人作战。
“斯拉夫人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直接受压迫的感觉，”列文（托尔斯泰）证明俄国民众不关心塞尔维亚人同土耳其的战争时说道。
卡特科夫要求修改。
“原来卡特科夫不同意我的观点，”托尔斯泰１８７７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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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日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写信给尼·尼·斯特拉霍夫说。
“这也是势所必至，因为我批评的正是他那样的人，他吞吞吐吐婉转地请求我把这儿改得温和一些，把那儿勾掉。我对这厌烦透了，已经向他们声明：如果他们违背我的意愿，不按原稿发排，那我将不在他们杂志上发表任何东西。”托尔斯泰于是接受斯特拉霍夫的忠告，决定将小说最后第八部另出单行本。
小说问世，大为成功。莫斯科和彼得堡纷纷议论《安娜
·卡列尼娜》，一如通常，有的赞扬，有的批评。托尔斯泰不愿受赞扬的腐蚀影响。他牢记帕斯卡的钉子腰带，常常及时想起，心中暗自按按那根腰带。……这年春天，斯特拉霍夫寄给他一批赞扬《安娜·卡列尼娜》的文章，他连翻都没翻阅就付之一炬。
话虽然如此，他还是在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安娜·卡列尼娜》最后那个片断的成功，说实在的，使我高兴。我完全没料到会有这种情况。”
屠格涅夫迫不及待地等着小说问世，读过之后就赶忙向其他文学家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不喜欢《安娜·卡列尼娜》，”他给诗人波隆斯基写信说，“尽管其中也可以读到某些真正灿烂辉煌的篇页（赛马、割草、打猎）。但是总的来说，写得别别扭扭，散发着莫斯科的气味，流露出老处女情调，具有斯拉夫派作风习气和贵族派头，等等。”
可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却写道：“《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白璧无瑕的艺术珍品。……当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作品可以与之媲美。”
·３９８·至于托尔斯泰的友人斯特拉霍夫与费特的热烈赞扬，就
更不待言。费特在致托尔斯泰的一封长信中，论及这部小说
时写道：“描写分娩，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家的胆量。要知
道自从创世以来谁也不曾这样写过，而且今后也不会有人这
样写。一些傻瓜叫嚷什么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可福楼拜的作
品里一切都是理想化的。当我读到有两个小洞口，直通人的
精神世界，我读到终归于涅槃的时候，我不禁跳将起来。这
是两个可以看得见而又神秘的窗口：生和死。但是他们哪儿
懂得这个！……”
１８７５年５月７日，斯特拉霍夫写信给托尔斯泰说：“《安
娜·卡列尼娜》每一部问世，报刊上就急忙报导，议论纷纷，
就象评论一个新的战役或者俾斯麦的一句新的名言一样。”
而斯特拉霍夫在同年５月１８日致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 “《安娜·卡列尼娜》最后一部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印象，轰动社会。陀斯妥耶夫斯基摇着双手，说您是‘艺术之神’。”
读者们常常自问：谁是托尔斯泰小说中的原型？托尔斯
泰作品里的人物向来是拼凑起来的，是他将生活中遇到的几
个典型在头脑中综合提炼并根据自己的幻想加以补充塑造而
成的。托尔斯泰是１８６８年在一个晚会上见着安娜·卡列尼娜
的。“她是什么人？”——托尔斯泰问塔妮娅·库兹明斯卡娅。
原来她就是普希金的女儿玛·亚·加尔冬格。她的贵族出身、
魅力、后脑上漂亮的卷发和惊人的美貌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除了玛·亚·加尔冬格的形象之外，还掺杂其他
女性，其中也许有他一度倾慕的季娅科娃—奥波连斯卡娅等
人的特点。
·３９ ９９·
斯吉瓦·奥勃朗斯基的轻浮、挥霍，有些象玛丽娅·尼
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的女儿莉赞卡的丈夫列昂尼德·奥
博波连斯基，但是他的外貌和性格更象托尔斯泰的朋友，性
情快活的纨绔公子佩尔菲利耶夫。
尼古拉·列文和他的情妇玛莎，他的生病和死亡酷肖托
尔斯泰的三哥德米特利。
吉蒂的形象、她第一次分娩、她带着婴儿在林中遇到大
雪雨的场面，都取材于托尔斯泰夫妇的生活。
但是我们在他的主人公康士坦丁·列文身上，也许比在
托尔斯泰其它任何一部作品中都更加明显地感觉到他本人的
特色。列文的人生观、他对农事的爱好、援助农民的愿望、对
地方自治会所持的否定的态度、对妻子的嫉妒、对移民运动
的兴趣，（托尔斯泰非常关心并且十分重视移民运动。），——
这些特点无疑都带有自传性质。
但是主要相同之处还是列文所探索的那种世界观，正是《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痛苦地探求的。《安娜·卡列尼娜》尾声中的几段文字鲜明地揭示出列文（托尔斯泰）的心情：
“天色全黑了，在他眺望着的南方没有乌云。乌云滞留在
另一方，那里电光闪闪，远远有轻雷。列文倾听花园里菩提
树叶的水珠均匀往下滴的声音，仰望熟识的三角形星群和从
它穿过的支脉纵横的银河。闪电一亮，不仅银河，就连那灿
烂的星星也影踪全无了，但等闪电熄灭，星星又仿佛被一只
魔手抛出来，立刻出现在原处。
“‘嗯，究竟什么事使我惶惑不安呢？’列文暗暗自问，感
·４００·到心里已有了他的答案，虽然还不很清楚。
“‘是的，神的明确无疑的表现之一，就是通过启示向世人公布善的法则。这些法则我觉得存在于我的心中，承认这些法则——不管我愿不愿意，——我就和人家结成信徒的团体，就是教会。’”
探索直到死，探索，逐渐参悟人为之活下去的永恒真谛，——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心灵这几年追求的目的。“我的理智仍旧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祷告。”他在《安娜
·卡列尼娜》的最后几行里写道，“但我依旧会祷告，——不过，现在我的生活，我的整个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每分钟不但不会象以前那样空虚，而且我有权使生活具有明确的善的含义！” ①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二卷，第２８９页。尼·尼·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２２１页。 ② 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二卷，第３０９页。 ③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二卷，第２０７页。１８７５年８月致斯特拉霍夫的信。 ④《安娜·卡列尼娜》。《全集》，瑟京出版社１９１３年版，第九卷，第３０４页。
⑤ 同上，第３０５页。 ⑥ 流动房屋是巴什基尔人的帐篷。“流动房屋是一个半圆形的木架，上盖大块毛毡，安有一张彩画的小木门，用茅草或草铺地。这种房屋容易安装，也便于运输。夏天在草原上住这种房屋是很惬意的。”见索·安·贝尔斯：《回忆录》及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１８８页。
⑦ 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二卷，第２０７页（１８７５年１０月初致费特的信），又见《全集》，第六十卷，第６１８页。 ⑧同上。 ⑨《列·尼·托尔斯泰与尼·尼·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２４号信，第６９页。《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２７０页。
·４０１·
《列·尼·托尔斯泰与尼·尼·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７７页。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２６３页。１８７８年４月９日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见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２２７页，又见《全集》，第六十卷，第６１９页。
１８７６年１１月１２日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见《全集》，第六十卷。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２６８页。同上，第２６９页。同上，第２６９页。同上，第２７１页。
·
·柴科夫斯基：《彼·伊·柴科夫斯基的生平》，第一卷，第５１９页，又见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２７０页。《全集》，第二十卷。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２２２页。《全集》，第十九卷，第３８８页。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２２３页。同上，第２３０页。同上，第２３１页。
《伊·谢·屠格涅夫书信集》，第２６０页。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２３９页。《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二卷，第２３６页。《文学遗产》，第三十七、三十八卷合集，第２３４页。《列·尼·托尔斯泰与尼·尼·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１１７页。
同上，第１１７页。《全集》，第十九卷，第３９７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