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
1877年4月12日,俄国对土耳其宣战。“战争是我唯一
思考的问题,它挡住了我的视野。”1877年8月9日托尔斯泰
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我思考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
我们积弱无能的问题,这个问题眼看就要拖延不下去了。我
国的积弱无能以及这种积弱无能的原因,我是越来越清
楚。”①
托尔斯泰内心对战争虽然持反对态度,但是积习难改。作
为一位退伍的爱国军人,他因爱国自豪感受到损害而痛苦,他无法忍受俄罗斯人可能败北的想法。“我对战争的感情经历了许多阶段,”他在1877年9月2日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现在对于我是明确无疑的了:这场战争是最严酷的真象大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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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比1854年那场战争远为明显的大暴露,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②
“略沃奇卡对塞尔维亚战争所持的态度很奇怪,”索·安
·托尔斯泰娅在给她的妹妹塔尼娅的信中写道。“他的看法不知怎的与众不同,他有他个人的,部份是宗教的观点;现在他说,他对这场战争感到关切。”纵观托尔斯泰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各种生活现象和所谓社会舆论的态度,从庸人子的观点看常常显得“古怪”。他这个特点——对风靡一时的潮流采取批判态度,——从小就有了。“略沃奇卡”小的时候总是有些“怪性子”,使得他的老师大为惊诧。托尔斯泰青年时代不加思索就从大学退学,而他所有的朋友和兄弟都上完大学,他们知道没有文凭前途是黯淡的。但是托尔斯泰却不把这一切放在心上。大学不能向他提供他感兴趣的知识,反而强迫他研究枯燥无味、不切实际的学科,所以他不加思索地离开了大学。对于托尔斯泰的怪性子,他的几位姑妈和兄长,高加索和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友,他的笔墨同行都有所察觉。托尔斯泰从前线回到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时候,已经由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而享有盛名。他持论激烈,独树一帜,常常与社会舆论背道而弛,使得所有的人都为之惊愕。就是最亲近的人也不是经常都能了解他,而认为他发表与众不同的议论是希望出风头,想以大胆、标新立异的观点耸人听闻。
托尔斯泰害怕文学创作中的千篇一律,形象塑造上的陈规旧套,音乐、戏剧、绘画以及一切艺术中的庸俗无聊。他认为,艺术作品应当表现和激发人身上一切最珍贵、最美好
·404·的东西。他如果生活在今天,看到现在的电影、电视、收音机以及我们当代生活中那些代替了纯真艺术的一切,一定会大惊失色。描写丧失理智的恶棍的犯罪小说,好莱坞电影女明星(她们恬不知耻地露出裸体,被滔滔而至的金钱和因伤风败俗而获得的成功冲昏了头脑)的污秽的桃色事件……。最可怕的是,生活在这个道德沦丧的气氛包围中的青年人只有意志坚强者才能抵制住这种席卷全世界、畅行无阻的公开的堕落。
那么,还有社会上的乌烟瘴气呢?这是托尔斯泰更加害怕的。这个世界上的强者在自由、平等、博爱、为民造福这些崇高理想的幌子下,将许多民族推入互相残杀的内战、革命和内讧。人们丧失理智,颠倒是非,以谎言作真理,视卑劣为高尚,残暴,背叛,对勇敢进行报复。
“怎样生活,去不去杀人,去不去审判别人,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是人生的全部内容。在这方面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人俯首贴耳,完全听从另一些人摆布,而另外那些人也同样不知道生活的意义何在,不知道为什么要强迫别人这样而不是那样生活。”③
一些失去理智的人不假思索,不问是非,象雪崩似的狼奔豕突,沿途扫荡一切,摧毁房屋,焚烧村镇,杀害无辜,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谁要是想设法制止他们,谁就会遭殃:被诬为变节者、叛徒,遭到逮捕,投入监狱,受到精巧残酷的刑讯……
在这丧失理智的时候,只有少数意志坚强的人才能顶住疯狂的人流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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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上帝,离开这种信念他就根本无法生存,——这是托尔斯泰紧紧抓住不放的根本。
“……相信生活的本来面目,这种信念来源于基督的学说, ”他在《忏悔录》里写道,“不管怎样迫害这些人(信徒们),不管怎样诬陷他们,但他·们·是·唯·一·不·唯·命·是·从·的·人,·因而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不过牲畜生活,而过理智生活的人,——唯一有信仰的人。” ④(着重号是我加的。——亚·托)
“宗教对于我,就象感到自己就要溺毙的人抓住什么东西,以免于灭顶之灾一样,”托尔斯泰在致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的信中写道,“宗教成为我心目中的救星,已经有两年之久。”⑤
托尔斯泰感到,通往上帝之路就是拯救生命之路,因此他痛苦地探索这条路。
“您首次对我谈到神——上帝,”他在1877年4月致费特的信中说,“而我早就已经在不断地思索这个首要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找出路子来。”⑥
他于是进行探索。
他知道宗教信仰在俄罗斯农民中间有着什么样的力量。宗教帮助农民忍受贫困和疾病,教导他们毫无怨言地服从上帝的意志,迎接死神。托尔斯泰常常到离雅斯纳雅·波良纳一俄里半,从莫斯科通往基辅的基辅公路上去散步。他遇到许多前往基辅朝圣的香客。这些香客有的踽踽独行,有的成群结伙,通常足穿草鞋,背一个帆布袋,袋里装着他们的全
·406·部财物:换洗衣裳、草鞋、《福音书》和《祈祷书》,还有一大块黑面包。他们风餐露宿,跋涉数月,沿途在农民家中借宿,很少遭到拒绝。农民说:“他们信神,不留他们住宿是罪过。”农民把他们请到餐桌旁坐下,盛上滚热的菜汤,切一大块面包款待他们。这些求神者沿途经历千辛万苦——疾病,雨淋,磨破脚,——但是信念毫不动摇,为了吻一吻基辅的圣干尸,在圣地祷告祷告,他们甘愿受苦。这样的朝圣有往耶路撒冷的,有往谢尔盖三一大修道院的,有往其它圣地的。
是股什么力量吸引着这些人呢?托尔斯泰不仅要弄明白,而且想体验这些人笃信宗教的心理状态。于是他常常到教堂去,并且决定前往奥普京修道院参观,他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筹划这次旅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据传说,奥普京修道院是十四世纪一个改恶从善的强盗奠基的。这个修道院吸引了许多著名的俄国人士和作家,果戈里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在长篇小说《卡拉马卓夫兄弟》里对这个修道院作过描写),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和诗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都访问过这个修道院,还有一些作家在这儿住过并且安葬在这里。列夫·托尔斯泰注定要四次访问这座修道院,第四次,即最后一次,在他逝世之前离家出走的时候。
没见识过俄罗斯修道院的人未必能想象出接近修道院宫墙时的心情。这座修道院经过好几个世纪陆续扩建,几百年
古罗斯最大的修道院,建于十四世纪。地址在莫斯科省扎戈尔斯克市。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俄国诗人、作家和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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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俄罗斯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一走进围墙您就象是踏上了古代的阶梯,沉浸在宗法制古罗斯的气氛中。奥普京修道院的长老们,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就远近闻名。他们弃绝尘世的享乐,遁迹寺院诵经祷告,苦苦修炼,他们吸引着一切在痛苦中寻求安慰的不幸者、生活中的失意者、病人和误入歧途的人,为这些人祈祷,给他们以安慰和指引。
托尔斯泰满怀希望同尼·尼·斯特拉霍夫动身前往奥普京修道院。
时当8月。修道院隐藏在一座郁郁苍苍,绵延数十俄里的大森林中,墙壁洁白,建筑巍峨,天蓝色圆顶教堂上的金色十字架在骄阳下闪闪发光。修道院对岸是一片开阔的水草地,一条名叫日兹德拉的流急水深的小河纵贯其间。河上没有桥。背着布袋的香客、满载游客的四轮大马车和座位用稻草絮得蓬蓬松松、粗布复面的农民平板马车,把无篷渡船挤满。渡船两侧一边站着一个身穿僧袍、腰束皮带的修道士,两手交替慢条斯理地拉一根绳索。
过了小河,旅行者便置身于一个与世隔绝的新天地。
著名的阿姆弗罗西长老当时正在奥普京修道院修行,托尔斯泰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渴望已久的信仰力量。但是他没能找到他心灵探求的东西。要么神甫们没明白他的来意,要么他求教的方法不对头,唯一给托尔斯泰留下印象的并不是阿姆弗罗西长老,而是他的侍者皮缅神甫。皮缅神甫是个笃信宗教而又朴实的人,他在一旁听着阿姆弗罗西长老同托尔斯泰的谈话,感到非常枯燥无味,竟然在自己的椅子上悄悄入睡了。
·408·托尔斯泰在修道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斯特拉霍夫的一位友人访问了奥普京修道院,斯特拉霍夫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那位友人“带回来一大堆关于您和甚至关于我的谈论。神甫们对您赞不绝口,认为您心灵无比美好。他们把您同果戈里作了个比较,说果戈里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而您却没有丝毫傲气。他们担心文学界攻击您的第八部(《安娜·卡列尼娜》),给您带来苦恼。阿姆弗罗西神甫叫我‘闷嘴葫芦’,认为我顽固不化,不信宗教,而您则远为接近宗教。皮缅神甫也称赞我们俩(说您心灵无比美好的就是他)。我听了这些话,也很高兴。……”⑦
托尔斯泰对神甫们关于他的评论感到很高兴。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回信中写道:“假如能把皮缅神甫的爱和静穆功夫学到手就好了。”托尔斯泰在奥普京修道院作了四个小时的夜间祈祷。
但是托尔斯泰不只是在教堂里探索他苦思不解的问题的答案。他想知道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家、预言家和哲人们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于是着手研究他们的著作。
托尔斯泰在帕斯卡的《Pensees》中找到了对许多问题的答案。帕斯卡的某些见解同托尔斯泰不谋而合。“我们的长处是思想,”帕斯卡说,“我们应当在思想领域变得崇高,而不应当在我们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方面去寻求崇高。让我们努力好好思索吧,这是道德的本源。”
托尔斯泰不断阅读哲学家的作品,狂热地从中寻求他苦
法语:《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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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不解的问题——生活的意义、上帝的实质和意义等问题的答案。“我说不出我是多么感谢那些书籍,”他在1877年12月18日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我在埋头阅读施特劳斯、雷南
和蒲鲁东的著作;马科斯·米勒
和路易·布赫诺夫的著作我现在有了。似乎还缺一部康德的伦理学,《实践理性批判》,不过我好像已经订购了。索洛维约夫的那篇文章
我长久搁在一边,不敢领教。”⑧
后来他终于下决心“领教”索洛维约夫的那篇文章,他在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里对该文作了毫不留情的激烈批评。
托尔斯泰写道:“原来善的基本原则有抽象和积极之分
(这是索洛维约夫的发现),而积极原则只有建筑在信神的基础上才有力量。……必须明确一个问题:那些离开上帝便不能存在的原则是否合理,或者反之,那些与上帝无关的原则是否合理。……我把想到的说了出来,可能说得不清。但是我对索洛维约夫以及所有类似的哲学论文的反驳是站得住脚
大卫·施特劳斯(1808—1874年):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著有《耶稣生平》一书。厄纳斯特·雷南(1823—1892年):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折衷主义哲学家,著有《基督教起源史》一书。马科斯·米勒(1823—1900年):德国思想家和语言家,他创建了比较宗教学。路易·布赫诺夫(1775—1844年):法国哲学家。原注:指《抽象原理批判》。
·410·的:在谈论基本知识时,不能把神的概念作为一个可以细分的偶然特征加以引述。”⑨甚至连尼·尼·斯特拉霍夫这样一位忠实而观察敏锐的朋友,也无法掌握托尔斯泰心灵深处的活动。1877年8月16日,他给托尔斯泰写信说:“亲爱的列夫
·尼古拉耶维奇,读了您的来信就象见到了您一样。我在这两个月对您的认识,自然要比过去历次拜访深刻,我对您的情谊越来越深,也越来越为您担忧。我看到您一天的感受胜似别人一年,您的思想和感情要比别人强烈十倍。您寻求安宁而又不可得,忧郁烦恼的思想在您身上有时过分扩张。这是可以理解的,治疗的办法就在您手里掌握着:生活恬静一些,不要那样热衷于音乐和写作,甚至打猎。打猎使您陶醉,可您打猎并不是为了猎取大鹬和野鸭,倒是为了猎取思想。神经过分充血会使人过分敏感,过分急躁,所以,请不要用脑子。“我给您写这个,而心里却在想,我之所以爱您,正是因为您有无限的同情心,毫不懈怠地献身于自己的事业。”
而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却照常进行。1877年12月6日,托尔斯泰家里又生了一个男孩,名叫安德列。六个不同年龄的孩子需要劳神操心和抚养教育,延请教师,耗费很大。托尔斯泰努力增加收入,他购置土地,试图提高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产,尽可能多地增加写作进益。这时他当选为省自治会议员,但是他对社会工作不感兴趣。他的主要消遣是打猎,他常常独自带着一条狗出门,整天价在森林和沼地奔走,猎取山鹬、野鸭和大沙锥,或者带着两个年龄较大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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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谢尔盖和伊里亚骑马到周围田野追捕狐狸和兔子。
但是不管从事什么活动,他的思绪老是在生与死的真谛
这个主要问题上萦回。他在1877年11月27日致斯特拉霍夫
的信里写道:“哲学里除了说宗教是一种偏见之外,是否还有
别的什么定义呢?最纯洁的基督教又是什么样子呢?”
托尔斯泰没有找到答案,便着手写《基督教教义问答》和《宗教的定义》两篇文章。他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我想用教义问答的形式把我的信仰写出来,我作了一下尝
试。
尝试表明,这件事是多么困难,所以我担心写不出
来。”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1877年12月26日的日记里
写道:“列·尼的心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经
过不信宗教和想信教两种思想长期斗争之后,他从秋天起突
然心情平静下来。他开始持斋,上教堂,祈祷。”
“有人说,社会规律,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规律似乎高
于基督,他据理反驳,为基督教辩护。”索·安在同一天的日
记里接着写道,“我很欣赏他举出的论据。基督教千百年来在
我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我们的全部社会生活就建筑在基督
教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基督教教义,那么,那些人心目中
的名节和道德规范,均分世上财富的愿望,善行、人人平等
的愿望,也就一概不存在了。”
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那时还没有想到,也没有料到,托
尔斯泰会沿着那条道路走得那么远,使她经历了许多巨大的
苦难和心灵的创痛,逐渐失去了他。
·412·1878年1月初,托尔斯泰做了一件令妻子高兴的事。他
开始写一部取材于尼古拉一世时代的历史长篇小说——《十
二月党人》。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有些高兴,又对自己说过的话又有
些怀疑,半开玩笑似的对我说:‘我现在正处于某种跟我写《战争与和平》时相类似的情况,’”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1878年1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那时我准备动手写一位从
西伯利亚回来的十二月党人的事迹,最初想从发生12月14
日暴动事件的时代写起,后来又想从这次事件参与者的童年
和青年时代写起,但由于对1812年战争很感兴趣,而1812年
战争又是和1805年分不开的,因此最后终于把整个作品都从
那个时代写起。’现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又对尼古拉一世时
代,而主要的是对1820年的俄土战争发生了兴趣。他着手研
究这段时期。研究过程中,尼古拉 ·巴甫洛维奇的登基和
12月14日暴动吸引住了他。……
“‘故事将发生在奥林匹斯神山上。尼古拉 ·巴甫洛德夫
和整个上流社会就像是邱庇特和诸神。而在伊尔库茨克或
者萨马拉某个地方,农民迁移到那儿垦殖,有一位12月14日
事件的参加者偶然来到移民中间,于是普普通通的生活就同
上流社会生活挂上钩了。’”
我们在托尔斯泰的一个记事本里,从1878年1月13日
开始找到了许多关于《十二月党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
即尼古拉一世。古罗马宗教中的最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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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准备进行的大量工作,而且他已经开始搜集十二月党人的材料。他对十二月党人的历史逐一进行研究。记载的内容如下:某个十二月党人的名字写在一页当中,其下是托尔斯泰所需要的资料,或者是他已经得到的关于12月14日起义某个参加者的资料。
“雷列耶夫生于1796年,跟父亲住在一起。母亲分居。示威游行。一生经历。结婚之年。母亲是谁?亲属,等等,”
托尔斯泰一如通常,对这部小说作了广泛的构思。农民迁移运动,十二月党人同移居农民在西伯利亚相会,跟随十二月党人前往西伯利亚的家属所遭受的牺牲,这一切应当互相交错在一起,概括俄国生活整整几个领域。
1878年1月下旬,托尔斯泰在给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的信中写道:“我目前正专心致志地阅读二十年代的文献,神游于那个时代,其乐趣实在无法言传。三十年代记忆犹新,却已成为历史,想起来感到既奇怪又愉快。你亲眼看到这个场面上的人物停止活动,一切凝固在真与美的庄严肃穆之中。我感到自己象一个厨子(蹩脚的),走进一个商品丰盛的市场左顾右盼,目不暇接,看看陈列的蔬菜、肉类和鱼虾,心中暗想,不知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菜肴来。我也是这样琢磨,尽管我知道自己常常想得美妙,而后来却把菜做坏了,或者什么也没做出来!”
托尔斯泰走访十二月党人斯维斯图诺夫和米·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和其他人以及他们的亲属,大量研究资料,参观囚禁过十二月党人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为
·414·了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他专程前往彼得堡,他的友人亚·安·托尔斯泰娅、尼·尼·斯特拉霍夫、弗·瓦·斯塔索夫、米·伊·谢梅夫斯基、B·A·伊斯拉文和C·A·韦涅维季诺夫和C·A·贝尔斯向他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资料。
托尔斯泰参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之后的印象十分强烈。他在3月14日致十二月党人斯维斯图诺夫的信中写道:
“我参观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他们告诉我,有一名囚犯投身涅瓦河,后来还吞服过玻璃。我知道这说的是您的事,当时心中产生的那股奇怪而强烈的感情,真是说不出来。当人们把1825年的手铐脚镣拿给我看时,我心中又掀起类似的感情。……”
象往常一样,托尔斯泰夏天很少工作,他到萨马拉庄园去了一趟,直到秋天才动笔写作,“略沃奇卡今天说,他头脑清楚,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眼前,”索菲娜·安德列耶夫娜在11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他今天伏案写作了,精神
愉快,对写作抱有信心。可是他头痛,有点咳嗽。”11月16日她又记道:“略沃奇卡说:所有的构思、形象和事件都已酝酿成熟,”
托尔斯泰获悉彼得堡第三厅保存有十二月党人的秘密案卷、肖像和对他十分有价值的材料。他起初请求斯特拉霍夫,随后又请求亚·安·托尔斯泰娅从中斡旋批准他查阅那些材料,可是遭到了拒绝。第三厅的档案,只有经皇上特许才能查阅。
在写作这部小说的同时,托尔斯泰脑子里又在构思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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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十八世纪的一部长篇小说,其主要登场人物应该是他祖母的兄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 ·戈尔恰科夫。托尔斯泰再次请求亚·安·托尔斯泰娅协助他查阅司法部的秘密档案,同时向莫斯科档案局写了一个申请书,要求准许他查阅该局档案。
但是事情随即搁置。托尔斯泰写了这部取材于彼得大帝时代的长篇小说的几个片断之后,越来越无心回头写这些构思和布局。我们知道,托尔斯泰结束《安娜·卡列尼娜》时有多么困难,他是多么经常地考虑另一个领域,宗教哲学领域的问题。在人生的主要目的和意义是什么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他不可能写出第二部《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来。那些问题是:我们活着为了什么?我们生活的主要意义何在?我们信仰什么?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办?
①《文学遗产》,第三十七和三十八卷合集,第176页。
②同上,第179页。 ③《忏悔录》,《全集》,第十三卷,第169页。 ④《忏悔录》,同上。 ⑤《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278页。 ⑥阿·阿·费特:《我的回忆》,第327页。 ⑦《列·尼·托尔斯泰与尼·尼·斯特拉霍夫通信集》,1877年8月16日。 ⑧《文学遗产》,第三十七和三十八卷合集,第181页。 ⑨ 同上。《列·尼·托尔斯泰与尼·尼·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125页。《全集》,第十七卷,第781页。巴·伊·彼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322页。《全集》,第十七卷,第472页。同上,第453页。
·416·《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290页。《全集》,第十七卷,第482页。《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123页。《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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