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精神食粮”
关于人民精神发展的必要性的思想，托尔斯泰一直惦记
在心。
还是二十四岁的青年时期，托尔斯泰参加多瑙河远征，他就打算出版一本士兵的杂志《开卷有益（道德的）》，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２０日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事。
我们已经知道，托尔斯泰在六十年代初为办学校的事，后
来在１８７１年和１８７２年又为编写《识字课本》与《阅读园
地》花费了多少精力。
１８８４年２月１７日托尔斯泰写给契尔特科夫的信中说：
“为了教育俄国人而出版书籍这个想法越来越引起我的
兴趣。我避免使用‘为人民’这个说法，因为思想的实质在
·４９ ９９·
于不要区别人民与非人民……”①
当时在俄国有一种所谓“木刻书”。书贩子挨村串户出卖
色彩鲜艳的图片、粗俗的诗集、详梦书和歌曲集。这种没有
多大趣味的、艺术性不强的粗俗书籍不可能促进来自人民的
读者的道德和智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精神食粮的需求在增长。工人农民虽然文化
不高，但他们却很懂得真正的文艺创作，懂得真诚的、正确
的语言并且能觉察出送给他们面前的假人民文学的虚伪性和
才智平乏。
１８８４年２月５日托尔斯泰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写给妻
子的信中说：
“彼得·奥西波夫谈到人民读物时非常有趣。他给我搬
来了他的图书馆——一口书箱。那里头有《圣徒言行录》、《教义问答》、《祖国语言》、《历史读本》、《地理读本》、《俄罗斯公报》、冈拉霍夫编的文选和一些长篇小说。他说了自己对每一类书籍的看法。这一切使我很感兴趣，迫使我重新反复
思考了有关人民读物这个问题。”②
作家
·
·达尼列夫斯基于１８８５年９月拜访了托尔斯泰，他在其回忆录中引用了托尔斯泰关于上述问题的谈话： “这千百万有文化的俄罗斯人站在我们面前，好似一群雏鸦张大着嘴，”托尔斯泰说，“他们对我们说：‘先生们！亲爱的作家们！请给我们的嘴里投下有益于我们也无愧于你们的精神食粮吧！为渴望生动的文学作品的我们写作吧！这一本
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个农民。
·５００ ·本木板的叶鲁斯兰诺夫·拉扎列维奇们、米罗尔多夫们、格
奥尔戈夫们以及其他杂货摊子上的食物我们享用得够了，请
拯救我们吧！’纯朴而光荣的俄罗斯人民值得我们对他们善良
而正直的灵魂的号召作出回答。”③
“关于这点我想了很多，”达尼列夫斯基补充记录道，“我
下了决心，尽自己的能力在这个领域试试看。”可是，仅有良
好的愿望是不够的。《高加索囚徒》、《上帝看得见，但不说出
来》、《人靠什么生活》、《哪儿有爱，那儿便有上帝》以及其
他民间故事是自然而然出自托尔斯泰笔下的。他不是写作 ‘试试看’。他不能不写。”
１８８４年秋，媒介出版社成立，它的同人所碰到的主要困
难之一便是寻找这一类通俗的文艺书籍，虽然契尔特科夫已
经非常热心在着手干这件事。他事先已征得一批比较著名的
作家和艺术家的赞同跟“媒介”合作，建议出版商伊凡·德
米特里耶维奇·瑟京负责人民小册子和图片的出版与发行，
用以替代木刻书，那是瑟京已经出版过许多的。
瑟京本人出身于农民，读了农业学校四年级，文化不高，
但为人聪明能干。他是那类实干家中间的一个，关于他们这
号人，俗话说：“别人的，一点不拿；自己的，分毫不让。”多
亏他的才干和顽强奋斗，瑟京才成了一个人物。一个短时期
在一家他父母送他去学徒的铺子里当小伙计，他仔细观察了
店内的事务，后来自己开了一个书店，这书店逐渐扩展，终
于变成了俄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俄罗斯言论报》便是瑟琴
所出版的，它是俄国发行最广的大报之一。
１８８４年１１月的一天，一个穿着翻皮大衣的、贵族派头的
·５０１·
高个子漂亮年轻人走进了瑟京的书店里，他对瑟京热情洋溢地宣传必须给人民进行启蒙教育。瑟京看待任何事物总习惯于从赢利观点出发，关于人民的福利、基督徒的道义以及必须为工人农民准备精神食粮这类思想，他听起来自然感到新鲜和陌生。可是，契尔特科夫的贵族风度、他的顽强执着的劲头和不容反驳的气派使得瑟京肃然起敬。作家托尔斯泰、列斯可夫、迦尔询、柯罗连科，画家盖、列宾、克拉姆斯柯依等人，契尔特科夫提到他们的名字时好象他们已经是未来出版社的同人似的。瑟京早已听说过他们的大名，稍稍犹豫以后，他便同意出版为了在人民群众中普及的廉价读物了（按八十戈比一百页计算）。
１８８４年末，契尔特科夫介绍自己的朋友比留科夫跟托尔斯泰认识。比留科夫出身于柯斯特罗姆贵族，毕业于海军学院，在海军部门本有远大前程。但他对此不感兴趣。他学习了托尔斯泰的思想以后，便跟契尔特科夫一道，热情地为媒介出版社而工作了。
事情并不容易办。不但书籍应当在艺术性方面是第一流的。而且，印出的材料必须不违背“媒介”的主要合作者的基本思想。
托尔斯泰和契尔特科夫之间书信往返很频繁，讨论哲学和宗教问题，同样也讨论托尔斯泰本人著作的出版事宜。
事情自然而然地发展，结果是契尔特科夫从事于托尔斯泰的著作的推广和翻译成外语的工作，逐惭变成了托尔斯泰著作的主编。干这件事，他是心甘情愿的。他注视着托尔斯泰的创作，不让他稍稍抵触和偏离自己的原则。他按自己的
·５０２·观点评价托尔斯泰的文艺创作，但对在教派环境中成长的契
尔特科夫说来，其主要作用在于不让托尔斯泰的著作跟他的
宗教观点发生矛盾。托尔斯泰不能不爱农民：对他来说，农
民根基是俄国生活的本质。契尔特科夫则完全不熟悉、不了
解、不热爱农民，但他尊敬农民，把农民看成俄国 “劳动
的”和不幸的阶级。
在托尔斯泰的文艺创作中，完全没有道德教训的成分，尤
其在他的民间故事中更是如此。可以从内容中引出这一或那
一结论，但牵强强附会的地方却没有。文艺作品，正如果戈
里所说，是作为一个有其正面和反面品质的被描写的典型的
整体而从心坎里“唱出来”的。在文学作品中，正如在音乐
作品中一样，任何一个虚伪的音调都会破坏整体的和谐，即
破坏艺术作品的价值。这一点，契尔特科夫了解吗？
１８８５年１月３１日，他写给托尔斯泰的信中说：“我现在
才第一次读到您的《高加索囚徒》。我极其喜爱这篇故事。但
我得开诚布公向您指出一点……第二十页是这么写的：‘有一
次鞑靼人病了，人们走到日林面前，对他说：‘去给他治治。’
日林根本不懂得治病。他去了，看了看，心里想：‘兴许他自己会好。’他走进棚子里，舀了一碗水，抓把沙子放在碗里搅一搅。当着鞑靼人的面，对着那碗水嘴里念念有辞，然后端给病人喝。这一来，鞑靼人的病就好了。’往下第二十三页：‘日林想上山去观察四周的地形，对监视他的小伙子说：‘我不走远了，只到那座山头上看看：寻找一种草药，给你们的
人治病……’
“倘若把日林作为自有其优点和缺点的活人的形象来审
·５０３·
视，那么，从文学观点看来，这里指出的缺点可能赋予这个
典型以更多的现实性。但是，从对敏感的读者的影响这个角
度来看，我以为这两处地方必定会在读者中间引起赞许的微
笑，从而自然给占压倒优势的倾向以推动，这种倾向认为，为
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是极其实际可行的。因此，我很想请您允
许我在木刻本中删掉这几行……
“一旦触及这个问题，我还得向您说明一点，您的故事《上帝看得见》中间有一处早就令我发愁。当长官询问关于阴
谋之事，对阿克辛诺夫说：‘老头！你是个正直的人，在上帝
面前你对我直说了吧，这事是谁干的？’阿克辛诺夫回答： ‘我没看，不知道。’而其实他是看见的，知道的。”④
对契尔特科夫的信，托尔斯泰回答道：
“您提出要删掉的地方，我完全同意并且非常感谢您。只
·
是请您自己动手”（着重点是本书作者所加）。作为艺术家，托
·······
尔斯泰自己不能够做这种修改。
跟契尔特科夫对待他的宗教观点的忠诚和牺牲精神相比
较，上述小问题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能有多大的意义呢？托尔
斯泰是孤独的。契尔特科夫的同情和帮助使他心里充满感激
之情。他用心地、敏感地听取契尔特科夫的意见。
“从我最近这部书中您要删节什么呢？”１８８４年８月２８
日的信中托尔斯泰问契尔特科夫。而现在，以他素有的委婉
的口吻颇有预见地说道：“这并非空洞的和自私的问题。相反，
我想知道，您觉得什么是诱惑性的。这完全不是为了争论，而
指《我信仰什么？》
·５０４·是为了删节和冲淡，主要的是在往后可以确知，对于别人什
么是诱惑性的。”⑥
托尔斯泰是多么需要亲近的人的支持啊！这从他６月６
日和７日给契尔特科夫的信中可以看出：“我心情沉重，已经
六天了。只有一点可以告慰，这是暂时的精神状态。我心情
沉重，但并不绝望，我知道，我会找到那根丢掉的线的，上
帝没有遗弃我，我并不孤单。在这样的时刻你会体验到缺少
亲近的活人——巴希可夫教派和正教徒则有他们的公社和教
堂。现在我真想把自己的疑难提交给具有同样信仰的人们去
评判，并且去做他们要我做的事。有的时候，你自己在促进
自己，感到浑身是劲，但有的时候，你不想休息，倒想把自
己贡献给你所信赖的们，让他们指挥你。”
写作《那么咱们可怎么办？》这篇文章很费力，托尔斯泰
怎也不能完成，弄得他疲惫不堪。他想回到文学创作上来。
“我想开始并完成一部新作品。或者是法官之死，或者是《疯人笔记》。”⑧１８８４年４月２７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或者叫做《法官之死》还
是在１８８２年托尔斯泰就动手写了。这个题目是已故图拉区法
院的法官之死所引发的。托尔斯泰写了一些片断，扔掉，又
重新拾起，间隔一段时期，直到１８８６年３月才完成。
象法官伊凡 ·伊里奇这类官吏家庭为数甚多。他们象这
个阶级中所有的人一样生活，步步升官，每月２０日领取薪水，
公余去戏院看戏或去作客，生病，死掉。法官伊凡 ·伊里奇
死了。他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可是，他感到恐惧，这与其
说是由于肉体的痛楚，无宁说是因为意识到死亡之不可避免。
·５０５·
在毫无出路的绝望中伊凡·伊里奇呻吟着，挣扎着。他的妻儿因为可怜他以及完全无能为力帮助他而跟他一同受苦。这样拖了三天。
可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读者心中对这个人产生了新的兴趣。在这个官吏灰色的、枯燥乏味的外壳之下突然苏醒了一个不朽的人性的心灵。
“这是第三天将尽在他死前两个小时发生的事情。正在这时，中学生蹑手蹑脚溜进房，走到父亲的床边，临终的人依然绝望地呻吟并且挥着手。他的手放到中学生的头上。中学生抓住它贴紧自己的嘴唇，哭了起来。
“……突然他心里一亮，那个东西，那个折磨他，赖在他身上不走的东西，突然一下子向外跑，从两面、从十面、从各方面向外跑。他怜惜他们，应该使他们别受苦。‘多么好！多么简单！’他心里想。‘痛楚呢？’他问自己，‘痛楚挪到哪儿去了？好了！你在哪儿？这痛楚。’他细心地听。
“对！那就是它。怎么？放开这痛楚。
“可死亡呢？它在哪儿？
“他寻找自己往日对死亡习惯性的恐惧，但没有找到。它在哪儿？死亡是什么样子？恐惧一点儿也没有了，因为连死亡也没有了。
“替代死亡，一片光明。
“‘就这么回事！’突然他出声地说。 ‘多么快乐啊！
⑨……’”
这期间，１８８４—８６年间，托尔斯泰为“媒介”写了一系列民间故事。《人靠什么生活》（尼·尼·盖作插图）、《两个
·５０６·老头》、《三位老人》这几篇故事的题材是托尔斯泰从奥罗涅茨农民Ｂ·
·谢戈连柯那里听来的，托尔斯泰于１８７９年跟他结识。另外几篇的题材是取自民间传说，还有的来自现实生活，或者是托尔斯泰虚构的，例如《傻瓜伊凡的故事》。过了许多年以后，有人问托尔斯泰，他的那几部作品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他回答：民间故事《人靠什么生活》和《哪儿有爱，那儿便有上帝》。前往克里米亚旅行期间（他陪伴生病的朋友
·
·乌鲁索夫去该地），托尔斯泰收到契尔特科夫寄的杂志《俄国工人》，上面登载了故事《玛尔登叔叔》。托尔斯泰非常喜欢它，立即改写，后来改名为《哪儿有爱，那儿便有上帝》。托尔斯泰不知道，这篇故事《玛尔登叔叔》是法国作家塞仑斯于八十年代写的。１８８８年当塞仑斯控告他剽窃时，他很难过，立即道歉。托尔斯泰为人民所写的文学作品中包括了各方面的题材：积攒私产到头来一场空的主题——《人需要很多的土地吗？》，论酗酒的害处——《第一个造酒者》，还有关于爱情、关于上帝、关于饶恕的主题。但是，托尔斯泰的哲学表现得最鲜明的作品莫过于关于傻瓜伊凡的故事了。伊凡不会狡猾地卖弄聪明，按照上帝的意旨老老实实过活，力求不欺侮任何人，跟所有的人和平相处。与此同时，他的兄弟军人谢明却想要统治世界，但印度国王比他更强。“印度国王不让谢明的军队来得及进行射击就派遣自己的娘们从空中向谢明的军
·５０７·
队丢炸弹。娘们开始从高空向谢明的军队进攻，好似风暴扫蟑螂；谢明的军队纷纷逃命，只剩下国王谢明一个人。悲惨的命运也降临到为自己积攒了大量钱财另一个兄弟、大肚子塔拉斯的头上。一个商人使他破产。被魔鬼引诱的两兄弟越来越迷途难返，而傻瓜伊凡却安安稳稳生活在跟他自己一样傻的傻瓜们的王国里。傻瓜们拒绝打仗，不需要金钱。他们劳动，自己养活自己，对于一切想和平生活和劳动的人，他们都给以休养生息之地。人类生活及其文明、军队、国家的划分和资本的积累，他们全不理解。他们是一群傻瓜，作为傻瓜，他们甚至不能意识到自己哲学皈朴返真的大智大慧和正义性。
作家阿克萨科夫对待托尔斯泰的民间故事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１８８５年７月５日，斯特拉霍夫写信给丹尼列夫斯基谈到托尔斯泰的故事《蜡烛》和《两个老头》：
“在这些故事里，”阿克萨科夫说，“显示出托尔斯泰跟神圣的真理处于赤忱的亲密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的秘密不应该归我们来分析，使他这位作者处于我们的审判之外。很明显，他跟上帝另有自己的默契。”
媒介出版社的同人热情奋发地工作。迦尔询跟托尔斯泰合作给列宾的画《我主耶稣基督受难图》写了说明文字。这幅画托尔斯泰大为赞赏。
１８８５年５月２日，他写信给契尔特科夫：
原注：《关于傻瓜伊凡和他的两个兄弟军人谢明、大肚子塔拉斯、哑巴妹妹玛拉尼娅、老鬼以及三个小鬼的故事》写于１８８５年，当时飞机还没有发明。
·５０８·“如果您见到了列宾，请告诉他，我一贯爱他，但这幅基督像使他跟我比过去更亲近了。只要我回想起这张脸和这只手，眼泪便夺眶而出。 ”
尼·尼·盖给《人靠什么生活》和关于傻瓜伊凡的故事画了插图。
除了托尔斯泰的书以外，媒介出版社还印行了Ａ·Ｍ·卡尔梅可娃的小册子《希腊导师苏格拉底》，为了改写这部作品，托尔斯泰花了不少工夫。还印行了一些圣徒言行录以及其他许多书籍。这些小书印刷了几十万册，发行到全俄各地。
农民的状况，他们的贫困和缺乏土地的情况一贯使托尔斯泰深感不安。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使他们受教育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该改善他们物质生活状况。但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呢？
正好托尔斯泰读到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书《论进步与贫困》。该书作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就是全部土地国有化并且与土地的质量相适应征收统一的国家农业税。乔治的理论托尔斯泰很感兴趣。这个理论使有钱人占有大量土地从而损害劳动农民这个问题得到直接的、合乎逻辑的回答和解决办法。
“我如饥似渴地读了乔治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ｐｏｖｅｒｔｙ》
最后一卷和第一卷。”１８８５年２月２４日他写信给契尔特科夫说，“这部书对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和愉快的印象。”
同年，即１８８５年托尔斯泰收到了农民Ｔ·Ｍ·邦达列夫
英文：《进步与贫困》
·５０９·
的一篇文章的手稿：《热爱劳动与不劳而获，或者叫庄稼汉的胜利》。邦达列夫的观点跟托尔斯泰对待农业劳动的观点不谋而合。１８８６年５月，他为这篇文章写了一篇序言。序言中托尔斯泰陈述了邦达列夫关于劳动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关于傻瓜伊凡的故事和《让你脸上的汗水挣来自己嘴里的面包吧！》这篇作品里已经表达得非常鲜明扼要了。
“种地的劳动，”邦达列夫说，“是拯救人类的一剂药方。人们得承认这首要的法律是上帝制定的和万古不变的，每个人得承认种地的劳动是自己的天职，为的是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而人们信仰一个上帝，信仰互相之间的爱，从而团结在一起，消灭使人受苦的天灾人祸。所有的人都将劳动，吃自己劳动所得的面包。面包和生活必需品不会成为买卖之物。”
邦达列夫的卓越的智慧、思维的清晰程度和坚定性使托尔斯泰惊讶。托尔斯泰曾经对Ａ·Ｃ·普鲁加文说过：“您知道，我得告诉您，有两个俄罗斯农民，普普通通，刚够得上知书识字的水平，可我得益于这两个人比得益于全世界所有有学问的作家还要多。”
托尔斯泰指的是休达耶夫和邦达列夫。
托尔斯泰想出版邦达列夫的文章，但是，估计书报检查机关是很难通过的。政府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以对付托尔斯泰及其追随者自由思想的著作的传播。托尔斯泰信徒的圈子日益扩大，令政府惶惶不安。人们脱离正教教会，不屈服于政府的压力。
１８８４年，有个名叫查留波夫斯基的年青人写了一封信给
·５１０·托尔斯泰，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他想拒绝服兵役。托尔斯泰决定不给他回信，觉得在这个严重的问题上不可能影响这位年青人。何况查留波夫斯基已经拒绝了接受武器。他被逮捕，投进牢房，于军纪营判处两年惩罚性服役。
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给查留波夫斯基的兄弟，信中说：
“被告认为自己是个基督徒，努力按照基督福音生活。福音建立在如下的五戒的基础之上：①不向兄弟发怒，②不跟妻子离婚，③不以暴力抗恶，④绝不发誓，⑤爱敌人。立足于这五戒，你兄弟拒绝宣誓，拒绝使用武器和拒绝参与军事行动 ……你兄弟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事是一项人在生活中所能完成的伟大事业。我不知道我会怎样经受这种考验，但是，为我自己和我的孩子，但愿经受此种考验。”
托尔斯泰求助于彼得堡的艺术评论家Ｂ·Ｂ·斯塔索夫，请他尽一切可能帮助查留波夫斯基。他信中写道：“我写信告知您的这件事有很大的重要性，从来没有任何事情象此事这般于我心显得如此亲近和重要。”
托尔斯泰不但在俄国国内寻求对自己信仰和学说的承认。其他国家的人的见解也使他很感兴趣，他收到美国黑人的捍卫者、同样宣传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威廉—加里逊的儿子的一封信，他非常高兴。
１８８６年１月１８日，一个新的灾难降临托尔斯泰家。小儿子阿廖沙死了，患的是喉病，大夫确诊为喉头炎。阿廖沙气喘，发高烧，过了三十六小时就死了。
真好比一朵乌云飘浮在托尔斯泰家的上空。大家都爱四岁的阿廖沙，唯有两岁的萨莎啥也不懂，依然笑逐颜开，象
·５１ １１·
往常一样，欢天喜地地生活。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不曾离开阿廖沙的病床半步，她
告诉大家，阿廖沙临终时突然张开灰色的、有着长长睫毛的
大眼睛，开口说：“我看见，我看见……”就这样，他死了，
小脸蛋带有惊喜和兴奋的表情。对于父母，他的死是个沉重的打击。１８８６年１月１８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契尔特科夫： “谈论这事是不可能的。我只知道，小孩的死我过去觉得是不可能理解的和残酷的，现在看来，倒觉得是合理的和幸福的
了。死亡把我们所有的人团结得比过去更加亲近和友爱。”
但是，对于母亲来说，小儿子的死确是不可思议的残酷
的事。她久久不能平息自己的悲恸情绪，于是操持家务，发
行书籍，不停顿地紧张工作着，力图借以驱除折磨她的思念。
唯有略沃奇卡一个人能够理解她，可怜她，但她觉得，他正
在离她越来越远了。
“家里所有的人，首先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他后面，
则是象一群羊似的小家伙，大家全都硬要我起一根鞭子的作
用。”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１８８６年１０月２５日的日记中
这样写道，“他们卸下这副担子和对儿女的责任不管，不管家
务，不管一切银钱往来，不管儿女的教育，不管一切家产和
一切物质福利，只知享受现成的，比我享受的多得多，打扮
得象一个大善人，摆出一副官场的、冷冰冰的、事先早已装
扮好的姿态走到我面前，要马，要钱，要面粉等等。我没管
过乡下的产业——我不会管，也没时间——因此我不能当家
作主，我不知道，这等时刻农事上是否需要马匹，这些公事
公办式的需求再加上我对情况的无知，弄得我心烦意乱和发
·５１２·闷气了。 ”
７月里有一天，托尔斯泰在叉草把装大车，伤了脚。大家
以为伤势不重，但那只脚痛得厉害，发高烧。托尔斯泰患了
丹毒性炎症。他在床上躺了两个月。
同一天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中写道：“最近这两
个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病了——从一个方面看，是我最近的痛苦时光，从另一个方面看，又是幸福的时光（说来真奇怪）。我日夜看护他；我有了一件如此幸福无疑的事情可干了——这是我能干得好的唯一的事情。这是为了我所爱的一个人作出的牺牲。越困难，我就越幸福。现在他能走了，差不多完全康复。他让我觉得，他不再需要我看护了，这一来，我又当作一件不必要的东西再度被抛弃了。大家只期待和要求我一件事（在生活和家庭中一贯如此），就是放弃私有财产（这是不确定的，无法办到的），放弃信念，放弃对儿女的教育和来日的幸福。这点不但我无力办到（虽然我是个精力尚未衰竭的女人），就是成千上万的人也办不到，甚至坚信这些
信念的正确性的人也办不到。”
这年年底，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母亲柳鲍夫·亚历
山德罗夫娜·贝尔斯去世。但是，很少跟索菲娅·安德列耶
夫娜见面的这位老母亲的死，对女儿来说，并不太伤心，比
起发生在自己家里的那一连串事情来，老太太的死显得颇为
平淡。
①《全集》，第八十五卷，第２７页。
·５１３·
②同上，第４２４页。 ③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５１９页，又见丹尼列夫斯基著《雅斯纳雅·波良纳访问记》，载《历史导报》，１８８６年第三期，第５２９页。 ④《全集》，第八十五卷，第１４０页。
⑤同上，第１３９页。 ⑥同上，第９０页。 ⑦同上，第２２３页。 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６８１页 ··格罗斯曼的文章：《〈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写作与出版经过》。 ⑨《伊凡·伊里奇之死》，《全集》第二十六卷，第１１２页。《俄罗斯导报》，１９０１年３月号，第１４０页。《全集》，第八十五卷，第１７４页。
同上，第１４４页。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６０３页。弗拉基米洛夫：《季·米·邦达列夫与列·尼·托尔斯泰》，第５６页，１９３８年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出版。
《全集》，第六十三卷，第３０２页。《１８７８—１９０６年托尔斯泰与斯塔索夫通讯集》第７０页。《全集》，第八十五卷，第３１４页。《１８６０—１８９１年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１３２页。
同上，第１３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