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
１８８７年６月２０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契尔特科夫说：“灵魂最美好的状态——不是不做有罪之人，而恰恰是深感自己是个有罪之人。”①
这个话不只是口里说说而已。他确确实实感到自己是个有罪之人。面对妻子他感到自己有罪，面对那个散步时遇到的、向他诉苦的农民他感到自己有罪，在孩子面前他感到自己有罪，在一群托尔斯泰主义者面前他感到自己有罪。
他跟妻子的关系尤其紧张痛苦。他什么也改变不了，情况不由自主地迫使他痛苦。１８８７年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四十三岁。她还显得很年轻。她的脸色极好，甚至不扑粉也会令任何大美人由衷羡慕。她光洁的、白里透红的脸上没有一
·５２４·丝皱纹。由于她不间断地生下许多孩子，她发胖了，腰身粗了。她的风度、谈吐、她拿手镜凑近近视眼的姿态，自有一种安详的自信。敏捷的动作、轻快的脚步跟她宽大的体形有点不相称。她不戴眼镜或夹鼻镜，为的是不损害面容。由于她有一双近视眼，她常常不能觉察对话者脸上的表情，不能觉察想搞恶作剧的孩子们挤眉弄眼，不能觉察略沃奇卡紧锁眉头的一脸苦相。因为近视，她甚至认不出人，把人弄混了，以致搞得她很难为情。
至于托尔斯泰，无论如何不能说他老了。虽然他年过花甲，但他身体健康、精力旺盛。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喜爱谈论自己年轻而他却年老。不过实际上这不过是说说而已。这一点她并未感觉到。如果他不以自己的古怪的念头来折磨她，她会一如既往一贯爱他 ——这位独特的、天才的、不漂亮的、缺了牙的人。她生下十二个孩子，眼下怀了第十三个。这一大批孩子，除了萨莎，她都自己喂奶，而他们，八个活下来的——大的和小的 ——便构成了她生活中主要的操劳。
此时，她肩上担负着为出版丈夫的著作的操心劳力的全部重任。这些著作的收入成了全家支出的主要来源。她总是烦躁不安，因为出版的事不如人意，她担心破产，而破产和贫困，对她来说，天底下没有更可怕的事情了。而略沃奇卡对这点恰恰不这么看，这使得她气愤。他希望妻子儿女全都平民化，去干活，孩子们应中断读书。对待这位身兼作家、地主和猎人的略沃奇卡该怎么办呢？这位她“真正的”略沃奇卡被以契尔特科夫为首的“阴沉的”人们所篡夺，他们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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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些要求，把他塑造成一个宣扬自我牺牲、自我克制、爱邻人、放弃私有财产的导师的形象，这对她是格格不入的。这位导师反对正教教会，揭露政府，而这正是她从小就尊敬的。
（她小时候，父亲是克里姆林宫的御医）。这位导师批评抽烟，喝酒、吃肉以及孩子们天真的游乐：跳舞、演戏、穿好看的衣裳。他最终发展到宣扬全面的贞节——而她，作为他的妻子，由于某种原因便成了他罪孽和诱惑的根由。
“去雅斯纳雅·波良纳我不会早于５月２０日”，１８８７年７月１１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从莫斯科写给丈夫的信中说， “一想起跟费涅尔曼之流一同生活的前景委实令人难以忍受，
倒不如干脆不去为好。”②
费涅尔曼是个犹太人，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特别讨厌的“阴沉的”人物中的一个。那时他正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虽然他已经受洗，目的是想当一名乡村教师，但当局并未认可他这一职务。作为托尔斯泰的真正的信徒，费涅尔曼一心想要平民化，受雇于一个农家当牧人，一个夏季挣八十个卢布的工钱。托尔斯泰告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那关于费涅尔曼的打算的信中，他还补充说，他非常羡慕费涅尔曼将去放牧牲口。
“费涅尔曼毫无可羡慕的地方，”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４月１３日回信说，“你在世上所做的事情，费涅尔曼之流做不出。他啥也做不成的，会成为一个蹩脚的牧人。这伙人，要真正干活就什么也不会了。他们拣最轻松的事情来干，那根本算不得工作。”③
在关于“阴沉的”人们的另一封信中索菲娅·安德列耶
·５２６·夫娜写道：“这一批败类往哪儿钻呢？都钻到了你身边。正派
人总是或干正经事，或呆在家里。你又会说我生气了，我不
是生气，但很遗憾，我看人大致有健全的观点。我不象你，不
可能不看到他们的本来面目。你脑子里和想象中只有典型，没
有活人。而你对人，补充一些缺点，扔掉一些不当之处，把
他们全都塞进许多典型之内，把他们理想化并赋予灵性。”④
当托尔斯泰带着几个女儿回到了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时
候，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不高兴了。她有点妒忌现在差不
多总是抄写他的手稿的女儿们了。她为他的健康而心焦，认
为除了她自己，任何别人都不会安排他的饮食和照看他。他
越来越频繁地发病，大概是胆囊结石。他疼得厉害，浑身出
冷汗，大声呻吟，有一次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发觉他在厅
堂里——他扶住一把很重的椅子，摇摇晃晃，痛得直哼。
为了安抚妻子，托尔斯泰有时也从村里请来一位厨子，他
是过去的农奴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但这个老头体弱多病。
结果往往是托尔斯泰和他的女儿们以及来访的客人们自己动
手：烹饪、收拾、洗涮餐具。
１８８７年４月，布拉格大学教授马萨里克来访雅斯纳雅·
波良纳。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托尔斯泰通过莫斯科大学哲学
教授尼·雅·格罗特的介绍认识了他，后来，马萨里克在俄
国逗留期间有好几次访问过托尔斯泰。
４月３０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妻子：“马萨里克在我家住了两天。跟他在一起我很愉快。”这封信结尾处他又补充道： “跟马萨里克散步到了柯兹洛夫卡。收到你两封很好的信。得知你心境很好以及大家都快快活活，我感到很高兴。马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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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动手生茶炊，用嘴巴鼓风，很好，而他的理解力和思考力
也同样好。”⑤
５月３日，托尔斯泰又写道：“今日天气是各种天时的集合：雷雨、闷热、夜莺、紫罗兰、林子绿了一半，这个上帝的世界多么美好和快乐啊！昨日我犁田半天。相当累，但心境好极了，这就好。犁田并非我一人，是跟康斯坦丁一道。他用我的马柯贝洛夫，明天我跟他合伙。今日我写作了。别以为我心情不好和不舒服——妙极了。只可惜你不在这儿。”⑥
早晨他写作，饭后在院子里或田地上干活：犁田、锯木头、割草。每逢礼拜六浴室便生火。那是池塘旁边一间圆木头砌成的、屋顶盖草的普通茅屋。木桶运来清水倒进铁锅和水箱里。地上铺垫一层新鲜的、散发出黑麦香味的麦秸。木桶里的水哗啦哗啦地流，溅到滚烫的砖地上吱吱地响，随后便化作一团团浓重的蒸气袅袅升腾。人在此洗澡一连几个钟头，不断冒汗，再洗，再冒汗，冬日里有时在此热得疲惫不堪，便跑到严寒中去滑雪，然后再来洗澡。浴室是个休憩、享受和必需的处所。并非所有的俄国家庭（甚至是富裕的家庭）都自备浴室。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坚持要建个浴室。但这儿取水的办法跟在莫斯科不同，那儿家里如果谁要洗澡，就得叫仆人驾车从一俄里半之外运水，一桶桶倒进水箱里。
差不多１８８７年全年托尔斯泰都在写一篇文章《论生活与死亡》，写了几个月后，他便把标题简简单单改成《论生活》——死亡不复存在，人的灵魂不朽。
《论生活》这篇文章直接反对唯物主义无神论学说。托尔
·５２８·斯泰指出，生活的唯一的意义在灵而不在肉。当一个人的 “理性的意识”觉醒了之后，再“继续个人的生活”，只力求个人幸福，那简直是不可能的。生活的意义只是在于弃绝整个肉体的个人，在于热爱别人和为他们服务。
“真正的爱永远以舍弃个人幸福为基础，并且由此而泛爱
众……只有这种爱才赋予生活以真正的幸福，并且解决理性
意识跟那个动物之间仿佛存在的矛盾。”
“以你的全心、以你的整个灵魂、以你的全部良知去热爱
你主上帝吧！此种爱乃是最高戒律。”
“爱身边之人，象爱你自己一样。”
托尔斯泰补充道：“真正的爱便是生活本身……谁能够爱
谁便有生命。 ”⑦
《论生活》一文知之者甚少，但是，它比托尔斯泰其他著
作更能说明，什么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一粒种子发芽了，个
人生活已经没有意义。生活的主要意义从此便包含在日益成
长的精神觉醒之中。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本质上理解《论生活》这篇文章
吗？不过，侥幸的很，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骂政府和教会，
因此，她喜欢这篇文章。她不但为丈夫把该文眷写一遍，而
且自告奋勇把文章译成法文，令丈夫非常高兴。
托尔斯泰请格罗特教授校对《论生活》一文。格罗特很
乐意。近来他是托尔斯泰的常客之一。跟格罗特交谈、跟斯
特拉霍夫交谈，托尔斯泰觉得很有价值。他们之间的争论和
分歧，不但使对方信服，反而使自己的观点得到加强。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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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霍夫、格罗特教授都是哲学家、理论家。他们的议论全是
抽象的。而托尔斯泰却想尽量赶快阐明自己对生活的观点，把
自己献给上帝和世人。
他亲眼看到有钱人奴婢成群，从早到晚吃下油腻的、丰
富的食物，抽烟喝酒。另一方面，他又亲眼看到农村可怕的
贫困，孤儿，寡妇，病人，无人帮助他们耕种巴掌大的土地，
农民没有马，没有牛，生下的一堆孩子，赤脚，头发衰白，没
有牛奶喝，靠吃土豆和酸白菜长大，肚子鼓胀，两腿瘦得象
两根柴棍子。
他又观察到，城里的工人和乡村的农民绝望之余便把袋
里最后几个子儿拿去喝酒。他看到被力不胜任的劳动所折磨
又半饥不饱的妇女，丈夫要把家里简陋的家什拿给酒店老板
去典当，她们就一把抓住死不放手。
托尔斯泰戒烟以后，感到一身轻，用他自己的话说，“经
过了洗涤”。因此他便起意帮助别人戒烟戒酒。就这个问题他
写了一组文章——《为何有人自我麻醉？》一文，１８９０年夏天
写完。他决定组织“志愿戒酒协会”。这个协会逐渐扩大，１８９０
年拥有会员七百四十一人。倘若此事不与办理手续的巨大困
难有关，托尔斯泰会亲自动手註册主持这个协会的。
１８８９年２月在致契尔特科夫的一封信中，托尔斯泰画了
一根直线——人的意识通往道德完善之间的最短距离。可是， “人怎能有另外的走法呢？只是他是这么走的：走直线便犯罪，出现了我知道的罪恶并为此而忏悔，但是，我不昧良心，不
欺骗上帝。而欺骗比犯罪更坏——是对圣灵的亵渎。”⑧
当时，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托尔斯泰深深感到所谓
·５３０·文明的人类业已丧失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的呼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大胆。受过教育的人们对宗教问题越来越冷淡。而亿万俄国农民群众却依然以古老的、虽则简朴但却独特的宗教传统生存下去。这一点托尔斯泰看到了。难怪他号召一切作家把自己的劳作贡献给俄国人民的启蒙事业，他们渴望启蒙，正如“嗷嗷待哺之雏”。
从这些观点便引发出托尔斯泰的另一部著作《什么是艺术？》他当时即开始构思这部著作。
大部分俄国知识分子脱离人民，不熟悉也不了解人民。因此，给人民以坚定的精神领导是不可能的。
托尔斯泰在这篇文章中总括地写道：“启蒙，如果不建立在道德生活的基础之上，过去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启蒙，而只能是蒙昧和腐化。”
①《全集》，第八十六卷，第６１页。
②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书信集》，第３９４页。 ③同上，第３９８页。 ④《列·尼·托尔斯泰致夫人书信集》，第３１３页。 ⑤同上，第３１５页。 ⑥《全集》，１９１３年瑟京出版社，第十七卷，第２０８—３１２页。 ⑦《全集》，第八十六卷，第２１６页。 ⑧《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的书信集》，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第４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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