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出教门
还早在1888年就提出了关于开除托尔斯泰出教会的问题。1896年在致C·A·拉钦斯基的信中,巴别达诺斯采夫就已经证实了他确有此意图。1900年,“遵照皇帝陛下之圣旨,宗教法庭兹听取神圣之东正教最高会议首席发言人之诉状” ……此诉状中列举必须开除托尔斯泰出教门之各种理由。“如若列夫·托尔斯泰伯爵逝世之时不作忏悔,不与教会和解,则其追荐与安魂弥撒之宗教仪式无疑将使神圣教会蒙受极坏之影响,并招致势必事先杜绝之迷惘。因此之故,东正教最高会议决定: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去世时如若不作忏悔,不与教会和解,则取缔其追荐与安魂弥撒之仪式。”①
东正教最高会议的决定于1901年2月22日公开宣布。
·724·……“当代,上帝降下天灾,出现了一个虚伪的导师列夫·托尔斯泰伯爵。这个全世界著名的作家,出身为俄罗斯人,按其所受教育与受洗方式为东正教徒。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受其高傲的智慧之蛊惑,竟胆敢反抗我主耶稣及其神圣教义,公然弃绝哺育与教养其人之母亲,即东正教会,其将文学活动及上帝赐予此人之天才用于在民众中散布反基督与反教会之学说,在世人之头脑与心灵之中破坏对祖国与教会之信仰,而此信仰业已确立全宇宙之和谐,我辈之祖先赖此信仰以为生而得救,神圣的俄罗斯赖此信仰至今仍屹立寰中而坚不可摧……”②
这个文件由圣彼得堡总主教安东尼所签署,签署者还有两名大主教与四名主教。
革出教门这件事产生的重大反响,政府(尤其是巴别达诺斯采夫)恐怕是未曾逆料的。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写给她的在基辅的姊妹塔妮娅·库兹明斯卡娅的信中说道:“这些日子,这儿体验了许多有趣的事情。继你们基辅的大学生之后,我们莫斯科的大学生也造反了。但是,这一回却完全不象原先的样子,区别在于:过去卖肉的打大学生却得不到老百姓的同情。而现在却是全体民众:伙计、车夫、工人,更不要说知识分子了——大家全都站在学生一边。”③
2月24日大游行。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广场和街头。这一天,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开除托尔斯泰出教会的公告。而托尔斯泰象往常一样去散步,到了鲁比广场。有个人认出了他,大声叫道:“看呀!他就是那个人形的魔鬼!”立即围上来一大堆人,大叫万岁,把他团团围紧……只是在骑马的宪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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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下托尔斯泰才突出重围,送他上了马车,然后回家。
与此同时,各地都在酝酿骚动。革命者和造反的大学生利用了开除托尔斯泰出教会这个事件,把他推崇为革命英雄,把他打扮成他们所憎恨的制度的牺牲品,这一来,便弄得托尔斯泰处于困难的境地。他不能不起而保卫那些因闹事而被政府残酷镇压的大学生,但是,他又不能不遣责那些使用暴力和恐布手段以图夺取政权的革命者。
他在日记中写道:“关心民众及其利益的人们(我也算其中之一)把大学生的骚动看得过分重要了。这不过是压迫者之间的纠纷——已然的压迫者跟只不过想取而代之的人们之间的纠纷。”④
托尔斯泰的家里全都非常震动——男女老幼,全都为开除一事所激怒。十六岁的萨莎跟她的同庚米沙·苏霍京(塔尼娅的继子,当时住在托尔斯泰家)怒气冲天,充满反抗和革命激情,渴望采取行动,异想天开要做出虚幻的英雄壮举以反抗政府。大伙都焦躁不安和兴高采烈。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中甚至这么写道:“连日来我们家里一直有着某种过节一般的情绪。访问的人络绎不绝,来了一群又一群 ……”(1901年5月6日)⑤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也感染了大家共同的情绪。她两只脚又轻又快,在家里到处跑,心情激动,时而跟丈夫,时而跟来访者不断说话,发泄自己的愤懑,只是在书桌旁她才暂时闭嘴。她写了一封信给东正数最高会议。
“我深感痛苦,愤懑至极,”她写道,“这并非着眼于我丈夫由于这个文件而精神上将濒于死亡:这不关人的事,而是
·726· 上帝的意旨。人类的内心生活,从宗教观点看来,除开上帝以外,是无人知晓的,并且好在是不受拘束的……”“对我来说,东正教最高会议的决定是不可理解的。这个决定不能赢得人们的同情(只除开《莫斯科新闻》),反而唤起人们的愤怒以及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同情与爱戴。我们收到了从全世界各地寄来的声援信——不断收到。此外,我不得不提起另一种忧虑,过去我曾听说过行将采取一种荒缪不义的行为,即:东正教最高会议秘密下令神父们当来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死后不准给他在教堂作安魂祈祷。想惩罚谁呢?死者吗?他那时已经毫无知觉了。惩罚那些他周围信任他的亲人吗?倘若这是威胁,对谁?所为何来?这么做,难道只是为了使我为难,来日为我丈夫在教堂进行安魂祈祷时,莫非我真的找不到任何一个神父——或者找一个真正的神父,他在真正的爱的上帝面前并不畏惧世人,或者找一个不正直的神父,我为此目的可以用大量金钱收买他,难道只是为了这个吗?”⑥
总主教安东尼的回信没有使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满意,而托尔斯泰连读也不读。托尔斯泰周围的人依然情绪激动。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信在许多外国报刊上发表。莫斯科广泛流传着一些嘲讽政府的寓言《七只鸽子》(七个主教)、《巴别达诺斯采夫》和《驴子和狮子》。寓言《驴子和狮子》是这样开头的:“有个国家,那里驴子当权,出现了一斗狮子 ……”
“狮子”俄语读音为 “列夫”,影射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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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东正教最高会议的目的是想贬低托尔斯泰的声望和削弱他的影响,那么,他们用开除的办法所得到的结果适得其反。特别失策之处在于这件事跟全俄游行示威正好同时。革命者没有睡觉。3月4日,在彼得堡喀山广场上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警察驱赶群众,许多人挨了打,某些著名人士和作家吃了苦头。国务院成员、将军维晋姆斯基公爵站出来捍卫挨了打的人士。为此,皇帝谴责了他,他被驱逐出彼得堡。
为了反对喀山广场上警察的暴行,一百五十五个作家联名向内政部长写了抗议书,结果彼得堡市长下令解散作家协会。这个行动更加激起了公愤,许多人联名写信给作家协会表示声援,签名者当头第一名是:列夫·托尔斯泰。此外,托尔斯泰还写了一封信给维晋姆斯基公爵,向他表示敬意和谢忱,赞扬他挺身而出为在喀山广场惨遭警察毒打的无辜的人而辩护的英勇行为。高尔基也遭到了迫害——他被捕了,投进监狱,托尔斯泰写信给彼得堡当局,要求释放高尔基。
米沙·苏霍京和萨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复写那些寓言、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给东正教最高会议的信以及被禁止出版的托尔斯泰的文章。每一种抄件上用粗体大字写上:“请散发”。但这项工作是颇费功夫的,效率不高。有一天晚上米沙·苏霍京怀着秘密的神情把一件很重的东西拖回自己的房间——那是一架胶版印刷机,当时政府严禁私人使用。
夜晚干活。这已经象个印刷厂了。印出了成百上千本违禁文件。可是,有天晚上,当几百张紫色歪行的书页摆满了
·728·米沙的床铺、椅子和五斗橱的时候,不知怎的,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闯了进来。她大发雷霆,一部分印好的书页被烧毁,印刷机从家里搬掉,对萨莎和米沙进行严密的监视。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3月30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跟萨莎弄得很不愉快。她不再跟我一道斋戒祈祷:要么借口磨破了脚,要么干脆拒绝。这是走向不和的新的一步。”⑦
莫斯科的春天令人愉快。小溪潺渓,孩子们蹦蹦跳跳,把纸做的小船放到水里,太阳已经照得人暖烘烘,从莫斯科的四面八方传来钟声,此呼彼应。人们走进有着金色圆顶的白色的教堂,在胸前划着十字,满脸带着严肃专注的神色,其中许多人是来忏悔的。托尔斯泰娅母女两个都怀着忏悔的情绪,两人都想要激起爱和互相亲近的感情。教堂里,神父撇开其他的穷人和老人,领着 “伯爵夫人”首先去忏悔。
“甚至在这里,在这个上帝的殿堂之内,一切也都是为着有钱有势的人——没有平等,没有正义。父亲一贯这么说。而正是这个教会开除了他出教门,开除了他这个善良的、正义的、永远捍卫受欺凌的弱者的人。”萨莎心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双亲中谁是对的?是反对教会但却毕生宣传基督教义的父亲,还是母亲?父亲与开除他的教会两者之中谁对?这种思想是天真幼稚的,不过是感情用事。但是,萨莎已经不能象以往一样虔诚欢乐地做祷告了——一切都引起她心里批判和不和谐的情绪。每当一群瞎子女孩唱起可爱的天使颂歌时,萨莎跪着,痛苦地流泪,但要祈祷她已经不可能了。心里有点儿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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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天开始,在萨莎(即我本人)身上发生了转折。萨莎——我——已经不是小孩了,我懂事了,应该选择自己的道路了,因此,晚上我便去书房找父亲谈话。当我告诉他,我已经决定今后不再去教堂了的时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不但不高兴,反而吓坏了。他懂得我还不懂的东西:我这个决定是感情用事,并非他所希望的那样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要求我去教堂,他不希望我使母亲难过。而实际上,对我的决定母亲的反应非常强烈,她责备父亲,说他把最小的女儿引入歧途。但她早就明白,萨莎是个深思的、对任何事情都不轻信的人。当我还没有把我要跟她一道再去教堂的决定告诉她之前,她还说了许多别的话。
父亲的日记中作了简短的记载:“这一段时期,一有机会我就把自己的祈祷运用到生活中。关于这点我跟萨莎谈了。”
围绕着托尔斯泰的名字的骚动没有停息。托尔斯泰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达到如此家喻户晓的程度,真多亏政府和东正教最高会议帮了大忙。致敬电、致敬信、祝贺词、恐吓辱骂之辞向托尔斯泰雪片似的飞来。在彼得堡巡回展览派的画展上,有一幅列宾在雅斯纳维·波良纳所作的托尔斯泰赤着脚的全身肖像画(顺便说,这幅画托尔斯泰很不喜欢)。观众来此,自发地聚集了许多人,在画前热烈欢呼致敬。有个大学生跳到椅子上即兴发表演讲,高呼万岁,人们采来许多鲜花献在画像前边,有的还做成一个个花环。可是,当这种示威一再出现时,当局便下令把这幅肖像撤走了。有一批人看到展览会上陈列托尔斯泰肖像的地方空了,便给托尔斯泰寄了一个花环并拍了一封电报:“在展览会上不见您的肖像
·730·了,特寄来我们对您的无比热爱。”⑧
这一切骚动使托尔斯泰的健康受损,使他的心里难过,他瘦了许多,显得更苍老了,常常犯病。人们向他表达的同情越多,写他和谈他的言论越多,他就越发感到在人们面前的责任更重大。
他写了一封信《致皇帝及其左右》,信中他再次请求沙皇减轻镇压并给俄国人更多的自由。
“不论怎样难以令人置信,虽然以您的名义不断进行着可怕的镇压,但愿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信任您。”托尔斯泰写给皇帝的信的第一稿中这样写:“当您生病的时候,我可怜您,我怕您死掉并且您死去以后世道将变得更坏。不知为什么我对您抱有希望。”⑨
在日记里父亲简短地提到席卷全俄的事态:“这一段时期,发生了奇怪的开除出教会事件以及由此引起的声援的表示,接着发生学生闹事,这具有社会性,迫使我写信给沙皇及其左右,还写了一个提纲。”
开初托尔斯泰还有点动摇不定,要不要对东正教最高会议的决定进行答辩?3月24日他草拟了答辩的初稿。他写道:
“我信仰我所理解的作为精神、博爱和万物之原的上帝。我相信,上帝在我心中,我在上帝心中。我相信,上帝的意志在基督这个人的学说中表达得最为明白易懂,而人们把基督当成上帝并向他祈祷——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亵渎行为。我相信,人的真正幸福就在于履行上帝的意志,上帝的意志就在于使人人相爱,因此,人们对待他人应该象他人希望对待他们的那样,这便是福音书中所说的全部法则和代神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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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信末托尔斯泰表述了柯尔里什的思想。
“谁要是一开始就爱基督教甚于爱真理,那么,他很快就会爱教会和教派甚于爱基督教,最终他将爱自己(自己的安宁)远甚于爱于世上的一切。”
“我走着相反的道路。开始时我爱我们的东正教甚于自己的安宁,后来,我爱基督教甚于我国教会,现在我爱真理远甚于世界上的一切。对我来说,直至今日,真理跟我所理解的基督教是相吻合的。因而我信奉这个基督教。在我信奉它的这个范围之内,我平静地、快乐地生活并将平静地、快乐地死去。”
自从几个姐姐出嫁以后,便没有一个人能够经常抄写父亲的文稿了。尤丽亚·伊凡诺夫娜·伊古姆诺娃(大家叫她尤丽—穆丽,她是塔妮娅在美术学院的同学)不时来帮帮忙,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偶尔也来过。但他越来越放肆地批评和漫骂托尔斯泰,特别当他喝醉了酒的时候。托尔斯泰甚至在日记中作了记载:“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来了,我很冷淡地接待了他,因为他骂我。但他走了以后,我感到不安了。我对自己说,我所信奉的那种爱,那种自认是生活的目的爱的感情在哪里呢?当我改正了,就感到心安了。”
5月初,托尔斯泰一家永远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没有一个孩子要上学了。米沙在苏姆斯基团服兵役并且跟他童年时即爱上了的姑娘丽娜·格列波娃结了婚。我不想再上学了。家庭女教师的考试我已经准备好了,只有神学课程除外,那是因我对它有反感而故意不学的。父亲的工作比那个英国小
·732·姐威尔斯所授课程使我更感兴趣。跟母亲一道阅读拉辛和高乃依的作品以及神学课都使我生厌。考试要拖到秋季去了,但我不用考了。虽说信心不足和做得不好,可我还是渐渐学会了抄写父亲的手稿。
父亲身体虚弱,布兰日便去张罗为他回雅斯纳雅·波良纳弄来一节单独的车厢。许多朋友,还有许多不认识的人参加进来,聚成一大群拥进车站欢送托尔斯泰,高呼乌拉,向他致敬。略瓦和他妻子仍住在雅斯纳雅,他在写他那没有才华的文章并管理雅斯纳雅的田产。还有玛莎和她丈夫也住在这儿。可是,因为拜访的人太多,因为前来致敬致意的人太多,雅斯纳雅·波良纳不得安宁。契尔特科夫要杜纳耶夫处理所有这些信件和电文,摘录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玛莎、柯利亚和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给他帮忙。绝大部分信件是同情友好的,漫骂的极少。
有封信中写道:“请允许我,虽然我不是您的学生,向您致敬,因为今年2月21—22日东正教最高会议的文告今日已经见报了。您,俄罗斯大地上雄浑博大的作家,做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把东正教徒从冬眠状态中唤醒并且搅乱了我国宗教界陈年的死水泥潭。当然,首先从这死水泥潭里定会溅出污泥浊水,但是,时间会过去——到那时,污泥沉淀,而被您所激发的生活的活水源头将以奔腾澎湃之势一往无前,因为生活就是运动。”
一批俄国人从日内瓦写来的信中说:“我们衷心祝愿您获得这种崇高的荣誉,它是东正教最高会议奉献给您的,因为他们把自己蝇营狗苟的生活跟您正直的生活之间划了一条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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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作了尖锐的对比。由于他们高度近视,视而不见,忽略了您的主要“罪恶”,即您探求真理的举动驱散了他们为之效劳的黑暗势力,并且给人类真正的进步事业作了一个强有力的道德上的推动。”
布里扬斯基玻璃厂的工人们送来了一个吸墨器和一块巨大的绿玻璃,上有金色的题辞:“您跟那些走在时代前面的伟人有着共同的命运,最尊敬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过去,他们被判火刑,或在牢房和流放中终其一生。让他们把您开除出教会吧!随他们怎么样,由它去!这些法利赛人,这些高级神父们!俄罗斯人将永远为您自豪,因为您是我们自己最亲切的、心爱的、伟大的人。”
有一个人的信中这样写:“你这只披着人皮的人形动物列夫(狮子),被革出教门,从今以后你将遭到世人的诅咒,你这面目可憎的东西即将一命呜呼,你这只畜生!我是为你曾经是人的灵魂而悲痛的人们中间的一个。”
托尔斯泰在1900年7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深信,这个世界完全归一批疯子在统治。没有发疯的人要么放弃职责,要么就不能发挥作用。”
历史事实表明,这个勇敢的、走极端的论断不但当时有其现实基础,就是对于当代也不幸而言中。
犯了一系列错误以后,政府依旧想知道,公众对开除托尔斯泰出教会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反应。警察总局接到命令,要他们暗中检查私人信件,而写信的人跟托尔斯泰并无直接的关系。这些信件中有些颇有意思。
沙皇办公厅法律顾问尼·列别杰夫2月26日的信中有
·734·如下的话:
“我刚读了东正教最高会议关于托尔斯泰的指令。多么愚蠢!这简直是公报私仇!很明显,这是出自巴别达诺斯采夫的手笔,他用这个来报复托尔斯泰 ……很可能,过去读托尔斯泰所写的禁书的有几万人,可现在将有几十上百万的人了。过去,人们不理解他的虚伪的学说,而东正教最高会议却强调了这学说的意义。托尔斯泰去世以后,将会举行极隆重的葬礼,把他作殉道者加以纪念。人们会到他墓前顶礼膜拜。主教们身上完全缺乏爱的精神和履行基督教真理的意愿,这才是令我痛心之处……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踌躇满志,大吃大喝,身为出家人却积钱发财,从不想想饥寒交迫的人。他们是邪教徒,事实上没有维护基督教的学说,从而有罪。相反,托尔斯泰在行为上却是纯洁的。他在实际行动上维护了基督的学说,他帮助了他周围的人。而他们却远离人民,给自己盖起宫殿,忘记了修行的斗室……”
2月26日从彼得堡寄给梯弗里斯的阿加彼耶娃的信中有如下的话:
“谁也想象不到竟然发生了开除托尔斯泰出教会这样的一幕喜剧。这真使俄罗斯在全世界面前丢脸!把个人恩怨引进政治是多么失策啊!这是巴别达诺斯采夫的个人报复,因为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嘲弄了他(多波洛夫)。”
巴甫洛夫(斯拉夫派作家)于2月26日写信给莫斯科的霍穆托夫殿下,信中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俄国历史上,自从东正教最高会议设立之日以来,没有一件事情如此重要,会引起如此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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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恶果,象这次胆怯地开除托尔斯泰出教会的决定那样。似乎是故意巧合:在海滨大街的绘画展览会上,列宾画的列夫
·托尔斯泰的肖像成了观众注意力的中心;这是一幅全身像,托尔斯泰身穿农民的衬衫,赤着脚——而画的下首有一行字: “此画为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博物馆收藏”。观众拥挤在这幅画的前面,并且忍不住地发笑,(当然,不是笑托尔斯泰伯爵)——你看,正是他,被开除出教会了哩!”……
军法上校日尔凯维奇从德国疗养地写信给索·安·托尔斯泰娅。信中说:
“倘若您得知列夫·托尔斯泰在国外的声望有多高,那就好了!到处一样,在各城市的商店的橱窗里都陈列了托尔斯泰的著作和肖像。全都在谈论他。报刊报导他的病情和他活动的细节。我心花怒放,怀着为这个俄国人的名字而感到的自豪,目睹各文明民族对俄国伟大作家这种由衷景仰的表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俄国人,毫无例外,都在阅读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所写的书,高度评价他,热爱他。上帝呀!保佑他吧!为了俄罗斯,为了全人类,保佑他长寿!请转告这位亲爱的病人,整个文明世界一如既往都跟他站在一起,作他的后盾;地球上各个角落都在倾听他的声音并努力按照他的指示生活。而他的英名跟整个宇宙中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并列以至永远。”
①《托尔斯泰年鉴》,1812托尔斯泰博物馆出版社,莫斯科,第158页。 ②《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北方出版社,第三卷,第143页。
·736·③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22页。 ④同上,第25页。 ⑤《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北方出版社,第三卷,第145页。 ⑥同上,第三卷,第146页。 ⑦同上,第148页。 ⑧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148页。 ⑨《全集》,第五十四卷,第20页。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30页。《全集》,第五十四卷,第90页。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26页。《全集》,第五十四卷,第91页。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28页。同上,第29页。同上,集32页。同上,第32页。
《全集》,第五十四卷,第31页,1900年6月12日日记。《托尔斯泰创作和生活纪念文献汇编》,莫斯科,1917—1923,第三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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