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
跟其他领域一样，在文学这个领域里，父亲对这个或那个作家，对这部或那部作品，时常会发表一些跟公认的定论大相径庭的见解。他不喜欢歌德。歌德的四十二卷著作他都通读过了，他从不苟同屠格涅夫对歌德的赞颂之辞，可是对席勒，他倒是十分接近。
“我读着歌德的作品，就看到这个渺小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才子对我所相逢的这一代人的有害的影响，屠格涅夫那样倾倒在《浮士德》（一部十分拙劣的作品）和莎士比亚之前；而更有甚者，他们硬要把拉奥孔和阿波罗等诸种雕像，以及各式各样的文章、剧作等看得特别重要。因为我喜欢屠格涅夫，因而也力图喜欢他如此推崇的人物，为此我受过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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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磨啊！不管我多么卖力，总不能办到。这些权威真害人不
浅，这些素负盛名的伟人却原来是些伪君子！”他在１９０６年
９月３０日的日记中写道①
在他的眼里，莎士比亚的名望是人为的，矫揉造作的，他
曾写信给斯塔索夫，说他老早就想谈谈莎士比亚，说出自己
半个世纪以来憋在心头的见解。他还给哥哥谢尔盖·尼古拉
耶维奇写信，说他想论证莎士比亚“不仅不是作家，还简直
是个可怕的骗子和下流坯”。
托尔斯泰在论述莎士比亚文章中，论证了莎士比亚的世
界观“是卑劣的，庸俗的……否定一切，不光否定宗教的追求，而且还否定人文主义的追求”。他说莎士比亚缺乏能使艺术获得外表美的技巧，“情境很不自然”，没有角色的语言，“没有分寸感”，还缺乏文艺作品的第三个必要条件——“完
全缺乏真诚”。②
除这篇论文外，在父亲的写字台上还放着两份手稿：《神
性的与人性的》——一个曾经是革命者生活中的故事。１９０４
年２月２３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我想把《神性的与人性
的》继续写下去，我很喜欢它”。③
１９０４年底，比留科夫从流放地回来。他开始写父亲的传记，并请父亲描写自己的童年。但很遗憾，父亲抽不出很多的时间来写《童年回忆》。他一心扑到编选《阅读园地》这一工作中去了，那是一部较《圣贤思想集》更为翔实的书。在这本书中，每天按爱情、节欲、死亡等题目分类编写。从１８８４年起，父亲便在日记中写道必须编写《阅读园地》，跟埃皮克
·７７０·捷特、马丁·奥勒留斯、老子等圣人的思想和《福音书》中的思想有紧密的关系”。
父亲念念不忘此事。１９０２年，父亲在克里米亚卧病时，，即着手实现编写此书的理想。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此书逐渐扩展成为附有每周读物的《阅读园地》。这一工作，父亲直到生命终结时都不曾稍停，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乐趣。
１９０３年底和１９０４年初，父亲写了中篇小说《假票据》。这部作品，父亲采用了完全新颖的形式，书中没有中心角色，读者所看到的，尽是些死于身外之物的诱惑的、通过复杂的道路皈依上帝的一群走马灯式的人物。遗憾的是，父亲终于未能写完这部中篇小说。
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我们安静度日。偶尔有些客人来我们家走走。美国人威廉·杰宁格斯·布朗携带儿子专程来过雅斯纳雅·波良纳。父亲很喜欢他。为了他，父亲破天荒第一遭取消了自己早晨要干的事，布朗也对谈话着了迷，以至取消了觐见沙皇的约会。原定翌日沙皇于皇村接见他的，他必须在当天十二时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但他发出一封电报，表示他不能前去。在各种名目的话题中，还谈到了勿用暴力抗恶一事，布朗援引了常用来反对托尔斯泰的习见例子。要是恶棍当着您的面折磨孩子，您应该怎么办？
埃皮克捷特（约５０—约１３８），古罗马哲学家，是后期斯多葛主义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马可·奥勒留斯（１２１—１８０），古罗马皇帝（１６１—１８０），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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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世上活了七十五年了，”托尔斯泰说，“还不曾见到过这样的恶棍。但我倒是目睹千百万生灵由于各国政府的残暴不仁而纷纷倒毙、屈死了”。布朗报以一笑——他理解托尔斯泰的意思。④
尤丽·伊古姆诺娃和顶替尼基京大夫的别尔肯格伊姆大夫，都跟我们住一起。父亲完全康复，每早坚持散步，工作颇多，有时骑骑马。我母亲常去莫斯科听音乐，张罗出书事宜。她现在正操心为后代保存父亲的手稿，并开始写起自己的生活史。母亲的意图是将父亲日记和自己日记交莫斯科历史博物馆保存，以便在五十年期内谁也接触不了它们。
谁都不曾想到日俄战争会爆发。父亲为此震动最大。有几天，他什么也不想，沉默寡言，直到写了一篇反战的文章
《回心转意吧！》，方才吐出胸中愤懑。这篇文章，是在国外发表的，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伦敦《泰晤士报》用了九个半栏的版面的篇幅，写道：“这同时是一种信仰，一份政治宣言，一幅一个庄稼汉受苦的图画，一件在许多同样的士兵的头脑中萦回的思想的标本，此外，还是一篇令人感兴趣的和可资借鉴的侧重心理描写的短文。文中鲜明地显露出一个鸿沟：欧洲人的整个精神体系跟对欧洲人思想中某些片言只语掌握得还不够充分的伟大而权威性的斯拉夫作家的智力状况之间出
现的鸿沟”……⑤《每日新闻》则恰恰相反，热情洋溢地赞许了那篇文章。报纸写道：“当卡莱尔将贫穷的、无声的俄国说成是一个永
卡莱尔，英国反动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
·７７２·远不能产生举世闻名的呼声之国时，他还不了解，恰恰在当时的青年军官中，喊出了正是大家侧耳倾听的呼声。昨天，托尔斯泰发表了一份伟大的告全人类书，它们我们返回到那语言异常朴实、令人叹为观止的首要的基本真理中去”。⑥
托尔斯泰在回答美国费城《北美日报》的电询——他支持哪一方，是俄国，还是日本时，他表示：
“我既不支持俄国，也不支持日本，我支持的是两国的劳动人民，他们深受各自政府的欺骗，被迫违背本身的利益、自己的良心和宗教而打仗”。⑦
尽管如此回答，托尔斯泰无论多么想保持不偏不倚，还是病态式地忍受俄军败北的每一条消息。他等不到莫斯科的报纸，从邮局收到的要隔一天，有时便骑马去图拉打听有关战局的新消息。
６月２日，父亲写道：“战争和征兵使我很痛苦”。６月６日又写道：“被丢下的不幸的士兵妻子四处流离。我读着报纸，觉得仿佛这一切战斗和举行军旗命名式都是这样坚决，以致起来抵制也是徒劳无益的，有时我又想，我写那篇文章是没有必要的，只能引起敌意，而你一看到人民，看到士兵的妻子们，你就会懊悔，我写得太少了，写得太软弱无力了”。⑧
５月，父亲给塔妮娅写道：“战争压抑着的国家蒙受熬煎。征集后备兵正在产生恐怖的印象”。⑨
６月１日，他给尼古拉·米海依洛维奇亲王写道：“我怎么也不曾想到，这一骇人听闻的战争竟会对我产生了如此的影响，我不能不发表意见，寄了一篇文章去国外，日内想必就要登出来了，最高当局可能会极不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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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１０日，托尔斯泰给沃尔科夫写道：“战争以其物质轮
子碾上了你们家，我则是精神上受压抑。只要人还是个有理
智的动物，那么，当他看到人们拚命地、高度紧张地完成不
应当做、也不可能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准会毛骨悚然的”。
与此同时，我母亲却在日记中对战争作了另一番描绘：
“这场战争，打破了我们乡下宁静气氛，使大伙儿激动不安而
又大感兴趣。情绪普遍高涨，同情皇上，确是令人惊叹。这
说明，日本人的进攻是无耻的，突然的，而俄国无论是皇上
也好，其他任何个人也好，都无意打仗。战争是被迫的”。
我们家去打仗的有兄弟安德列。可怜的奥尔迦无法使自
己的丈夫收心。安德列钟情于另一有夫之妇，扔下妻子和两
个小孩：索涅奇卡和小伊利亚，他最后终于鬼迷心窍，去远
东参加了作战部队。我母亲、伊里亚偕同妻子索妮娅、略瓦
和米沙一起乘车送安德列去唐波夫，骑兵团再从那儿将他接
走。
父母双双为他的弱点而感到痛苦，但还是喜爱安德列的。
母亲在１９０４年８月８日的日记中满怀豪情地将儿子描绘了
一通：
“勤务兵也乘着马出发了，我的安德留沙身穿淡茶色的衬
衣，头戴同样颜色的制帽，骑着他那匹迷人的牝马，走在众
人之前。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马腿都缠上个白
晃晃的什么，安德留沙在坐骑上的优美姿势，逗得一个老婆
婆失声喊叫：“马上端坐着令郎啦！——好一似坐在自己的书
房里，太美了！”。
父亲也将这一大事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６月１３日，我
·７７４·送别了安德留沙，真奇怪，我干吗喜欢他呢？说是因为他诚实、真挚吧！不对呀……可我跟他在一起却感到轻松和友好。为什么？”
这一年内，托尔斯泰失去了两位从小跟他亲近的人。３月份，我的教母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娅姑祖母溘然长逝。姑祖母在去世之前不久，曾同心爱的，但却离得那么远的列夫通了几封亲切的信。当时姑祖母的病势已趋沉重。她感谢我父亲的挚爱，她感到幸福，因为她感觉到他信中“那老是萦回在耳边的最真挚的语调”又在他们之间响起。
“亲爱的朋友亚历山德拉，”父亲于１９０３年１月２６日写道，“随着年岁的变老，我越来越想跟您说些贴心的话儿……我想说的是，我非常非常爱您。诚然，我们今生今世也可能再也见不着了；天意如此，这也好。我也不想我们将要象我们所理解的会晤那样，在彼岸见面，但我认为，而且完全确信，就是在彼岸生活里，所有您在这一生中所惠赐我的善良，厚爱和美好的东西，也定会长留在我身上的，也可能，从我这儿得到的一点点东西，也长留在您身上。总而言之，我在一步步地接近那不可避免的美妙境地，总觉得我对人要去的那个归宿的概念，原以为越明显就越不相信，其实不然，越是不明确，则对于生命不会就此终止，而会在那边开始新的更好的生命的信念，便更强烈、更坚定。因此，一切均归结于对上帝慈悲的信念——来自上帝与复归于上帝，这便是一切幸福之所在。生，从他那儿来，死，朝他那儿去，因而，除了美好，还能有别的什么东西呢？‘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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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别了，亲爱的朋友，兄弟般地、柔情地吻你，并感谢您的厚爱”。
１９０３年２月１９日，父亲在复信中写道：“感谢您，亲爱的朋友，给我的复信。您的整个心灵，您悲天悯人的心灵，感觉到了我对您的感情的真挚与温存，于是立刻回报了，这真叫人高兴。——这封信将由我的萨莎转交给您。她是个好人，或者说，是个真心实意想做好人的人。在她同您会晤时，不信正教一事正在使她发窘，也使我有点不安。对她对我，都别为这事而严加指斥。我故意不施加影响于她，但她表面上却被迫服从我。可一如您所知道的那样，宗教在她这般年纪，并非是必不可少的。她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哩！一旦到了真正需要宗教信仰的时候，她是会根据需要进行选择的。其实，我给您写这个，感到很不好意思，好象我不了解您那颗敏感的心似的……”
父亲在其生命的晚年重读自己同姑祖母的通信集时，曾经说过：“就象在阴暗的走廊里，从某扇门缝里总会漏进一丝光线似的，比如说，当我回顾自己那漫长的、阴暗的生活时，对亚历山德拉的回忆，就是一线明亮的光”。
８月底，谢辽沙·托尔斯泰伯伯逝世了。他患的是舌癌，痛苦极了。病中父亲常去看望他；弥留之际，父亲在场。去世之前，谢辽沙伯伯作了忏悔，接受了圣餐。父亲对此是高兴的。
８月２６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谢辽沙死了，静悄悄地，对行将谢世显得不介意。这是个秘密。说不出是坏是好。他理解不了有积极作用的宗教感情，可能我还在欺骗自己；好
·７７６·象又没有。他倒好了，发现了他身上新的、好的方面，我也同样如此。神志清醒度是珍贵的，重要的，而至于它在茫茫的苦海中处于何种水平，却是无关紧要的”。
这一年的夏天，我满二十岁。象一块海绵，我不断吸取父亲的思想，但总不及姐姐玛莎那样深入。我缺乏她出嫁前所特具的那种献身精神和禁欲主义。我也缺乏塔妮娅的严整性——我不想成家，尽管爱情和在月光下关于某个非凡英雄人物的幻想仍在我的脑海中转悠。
父亲对我的长相丑陋感到很忧伤，但对我的运动灵活、性情愉快和乐观情绪，却又十分欣慰。我想，我要遵循父亲的观点，因为我是个素食主义者，穿着朴素，把钱都花在农民诊疗所里，而这恰恰是他认为是虚伪之举的行善，冬天，我在塔妮娅原先的工作室里教孩子们，帮助尼基京大夫接诊病号。但父亲很快就制止了这一工作。“我请求你不要再去诊疗所了”，他对我说。我提出了异议，我想知道，干嘛他要固执己见的。“我请求你这么办”，他说。我也就这样一直没有弄明白，干嘛他不要我帮助大夫：是怕我感染上某一讨厌的病症呢，还是怕我同大夫调情？……
１９０４年底，来了个斯洛伐克大夫杜尚·彼得罗维奇·马科维茨基。此人是父亲的朋友和追随者，并从此在雅斯纳雅
·波良纳呆了多年。我又开始同杜尚往来于诊疗所了，只是他的治病方法稀奇古怪，使我对医学的兴趣竟一落千丈。他在同农民交谈时，俄语讲得很蹩脚，我站在药房里称药粉或配制药膏时，常常笑出眼泪来。杜尚几乎是个圣人。他从早到晚都在巡查病号，帮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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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并且不断写作。他口袋里有许多的铅笔头和硬纸片。当父亲说话时，杜尚便将右手插进口袋掏出纸笔，把他的话照录下来。他那双鼓起的灰色眼睛盯住一点，他那光秃的脑袋，夹杂着几根淡黄色的白发和斑白中稍带棕黄的胡须——在紧张的呆板表情中都僵直了……杜尚的速记也好，他的虔诚也好，实在惹我生气，我刻薄地逗恼他，妨碍他作笔记，现在想起这事来，我深感内疚。
在那些岁月，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我距离父亲的学说多么遥远。当真要把家财散去时，我却舍不得。我如此喜爱和熟悉的马匹、由英国女马服裁缝精制的马鞍、网球拍、冰鞋、滑雪板——所有这一切，都得花钱去买，我也完全不准备放弃这一切。
父亲在１９０４年６月１８日的日记中写道：“关于自己，我想，我老是赞扬贫困，是不是在自我欺骗？……我从萨莎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可怜她们，我怕她们没有四轮马车，怕她们不清洁，怕她们没有骑马服。起因和辩解之辞只有一个：我不爱贫困，不可能爱它，尤其对于他人，但是，我不爱、我憎恨、不可能不憎恨那产生土地私有制、财富、银行、利息的东西。魔鬼如此狡猾地接近了我，以至贫困带来的灾难都清清楚楚呈现在我眼前，而对免于贫困的那些不公正的行为却视而不见。这一切都藏而不露，这一切又都为大多数人所赞许”。
冬天，父亲不时去滑冰场，我同一大群农民孩子——部分是我的学生——在那儿滑冰。我知道父亲是在观赏我，他见我笑逐颜开，心里就高兴。他在１９０５年１月２１日的日记
·７７８·中所作的记事就颇有意思：“我听了政治议论、争辩、谴责，
便走进另一间有吉它伴奏和笑声鼎沸的房子。我鲜明地感觉
到娱乐的神圣不可侵犯。娱乐，快快活活，这便是执行上帝
的意志的一种办法”。
但是，我时常因对母亲任性、愚笨，不喜欢 “阴沉的
人”（指托尔斯泰主义者），而使他伤心。但我最叫他伤心的
是，我由于一时心血来潮，想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便买下
了邻近的杰里亚坚基庄园——一百三十俄亩土地。我想，通
过农民银行将大部分土对转让给农民，从中花掉巨额钞票之
后，我这个做法是好的。这又是一桩“慈善事业”。
父亲在１９０５年４月２１日的日记中写道：
“昨天，我同布图尔林去过彼得·奥西波夫处，他责备了
我，说我一面说反对土地私有，一面却在购买土地。虽然痛
心，但却很好。我觉得，指责于人有益，特别是过头的指责，
而赞扬则极为有害，会使人精神焕散，尤其是过头的赞扬（而赞扬总是过头的）”。彼得·奥西波夫指的是我购买的土地。在农民中不能想象，未经家长——父亲——的同意，儿女竟能为所欲为。
“人的肉体变得愈差，那他的精神就会显得愈好，”父亲
在日记中写道。“所以人就不可能不好。我长期都在寻找表达
这一点的比喻。比喻是最简单的：就好比秤杆。肉体这一端
的重量愈大，肉体方面以及人的名声方面（也属肉体范围）愈
不好，则精神这一端就会翘得愈高，心灵就会愈加好受”。
·７７７９·
①《全集》，第五十五卷，第２４８页。１９０６年９月３０日日记。 ②《全集》，１９１３年版，第十九卷，第１７７页，《论莎士比亚》。 ③《全集》，第五十五卷，第１４页。１９０４年２月２３日日记。
④马科维茨基。《雅斯纳雅·波良纳记事》，第４９页。 ⑤《全集》，第五十五卷，第４６７页。 ⑥同上 ⑦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６５０页。 ⑧《全集》，第五十五卷，第４４页。１９０４年６月２日至６日日记。 ⑨同上，第４５７页。同上，第４５７页；以及《文学遗产》，第三十七—三十八卷合集，第３１９页。《全集》，第五十五卷，第４５７页。《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１９３２年《北方》出版社，第２２６页。
同上，第２２９页。《全集》，第五十五卷，第５０页，１９０４年６月１３日日记。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６４８页。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讯集》托尔斯泰纪念馆出版，第一卷，第３７９页。同上，第３７９页。引自亚·列·托尔斯泰的私人回忆录。
《全集》，第五十五卷，第８３页。１９０４年８月２６日日记。同上，第５３页。１９０４年６月１８日日记。同上，第１１９页。１９０５年１月２１日日记。同上，第１３５页。１９０５年４月２１日日记。同上，第１３５页。１９０５年４月２１日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