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０５年革命
法国大革命宣告了无可置疑的真理，但真理一旦被诉诸暴力，便都成为谎言。
列夫·托尔斯泰（１９０４年１２月２２日日记）
１９０４年１２月２０日，报纸报道，斯捷谢利将军把旅顺口拱手让与日本人，连同一万五千名卫戍部队和全部武器。
这条消息不管多么叫人纳闷，我家成员之中，父亲要算是最受震动的了。他好长时间都不能平静。他这位俄国爱国者，原先的军官故态复萌了。他自己在日记中承认了这一点：
“旅顺口失守使我伤心，我很难过。这便是爱国主义。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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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爱国主义教育，老是摆脱不了它，就象摆脱不了个人利己
主义、家庭利己主义、甚至贵族利己主义一样，我也摆脱不
了爱国主义。所有这些利己主义都存乎我一人之身，但是，我
还具有上帝法则的意识，这种意识约束这些利己主义，所以
我就不能为它们服务了。于是这些利己主义便慢慢衰退
了”。①
远东传来的消息变得越来越险恶。日本人击沉了俄国舰
队。姨母塔季娅娜·安德列耶夫娜·库兹明斯卡娅的第三个
儿子，海军军官瓦夏失踪。后来我们才听到说，他在海上飘
泊了一昼夜后，被日本人救起，成为他们的俘虏。
“昨天，收到了关于俄国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父亲在１９０５年５月１９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条消息不知怎的，使我深为震惊。我开始明白，从过去到现在，这都不可能换个模式：尽管我们都是些不高明的基督教徒，但要把基督教的信仰同战争的不相容这一事实掩盖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信奉基督教的各民族在同以祖国和英勇作为最高理想的、不信奉基督教的各民族打仗时，定然败北。如果说，迄今信奉基督教的各民族战胜了野蛮民族中国、印度、非洲各民族、希瓦人和中亚细亚人的话，那这只不过是信奉基督教的民族在军事技术装备上具有优势而已；而在技术力量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信奉基督教的民族不可避免地会被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所击败，俄日战争就是如此。几十年来，日本不仅同欧洲人和美国人并驾齐驱，而且在技术改良方面超越了他们。日本人不仅在战争技术上，而且在改善一切物质的技术方面的这一成就即显著地表明，技术改良是不值钱的，这就叫做文
·７８２·化。不值得去效法他们，甚至想入非非，也是毫无必要的。过仁慈的生活，心地纯洁、兄弟情谊和博爱，这才是基督的教导，这才是珍贵的，重要的和难以做到的，却往往为我们所鄙视，这对我们是个教训。
我说这个，并不是因为日本人打败了我们而自宽自解。耻辱和羞愧依然存在。这并非仅仅因为我们被日本人打败，而是因为我们竟然承担了去做那些我们不善于做好和其本身就很坏的事情。”②
父亲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俄军的失败，对他具有深刻的意义——他眼前，已经露出了一个深渊，不仅是俄国，而且整个醉心于唯物主义好处的人类全都向那个深渊滑下去。
“这一次所毁灭的，不只是俄军和俄国舰队，不只是俄国一国而已，”他在１９０５年６月１６日的日记中写道，“而是毁灭了基督教的虚假文明。我十分清楚地感到这点，意识到这点，理解到这点，能够明确而有力地表达这一点，该是何等地好啊！——这种毁灭早就开始了：在金钱斗争中，在犹太人打败了各国的基督教督的所谓科学艺术成就的斗争中，（这引起了对犹太人的普遍忌妒和仇恨）。如今，日本人又通过战争，以暴力形式干下了同样的事情……”③
革命派时刻都在准备着。革命分子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俄军失败，工人不满，政府压迫、农民缺乏土地。１月份，谣传在主显节向约旦河十字架进军期间，在冬宫前面发生了刺杀沙皇事件，而且一名警士被炮弹击毙。
１９０５年１月９日，一万五千名工人群众在加班牧师的率领下，带着请愿书向冬宫前进。警察和近卫军团不准请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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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那儿，并把他们驱散。死伤多人。
１月，我哥哥列夫觐见了皇上，同他谈了一个半小时。我这时正在彼得堡列夫那儿。我很喜欢他那可爱的瑞典妻子和他们的儿女。略瓦把他觐见皇上的事告诉了我。关于这事，我从彼得堡给父亲写了信：
“沙皇对列夫说，他感到满意，说他接见了工人代表团，同工人们一道哭了，说应当召开地方自治大会，但眼下战争还在进行，暂时不宜召开……略瓦给他谈了素食主义，谈了烟酒的害处，还答应将自己论述卫生生活方式的文章寄给皇上”。④
“略瓦·斯塔霍维奇总是好为人师”，父亲对马科维茨基说，“可他们却不会为自己做一星半点事情，连茶炊都不会生
哩！”⑤
１９０５年２月１日，我母亲从莫斯科来，她说有人告诉她，沙皇在接见列夫·列沃维奇时似乎曾对他说过：“令尊是一位伟大人物，但同时却又是个幻想家，比如论土地问题”。⑥她又通知说，有人从彼得堡给总督打电报，在市内各条大街上，军队打死了三千名工人和六万五千名罢工者。⑦这些消息被革命派传播开来，并加以夸大，实际上，在彼得堡看来有几百人吃了苦头。
２月，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在莫斯科被炸弹炸死。我当时在莫斯科，一回家，便把这一消息通知了父亲。父亲大为震怒，喟然长叹，并严厉地谴责了革命刺客。
“当今的革命怎么也不能重演一百多年以前的事了，”他写道。“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年的革命都没有成功，因为他们没有
·７８４·理想，他们当时是被大革命的残余势力所鼓动起来的。如今，那些搞俄国革命的人都没有任何理想：各种经济理想可不是理想”。
父亲不相信随着宪法的实施，俄国会有多大变化。温和的自由党人——斯塔霍维奇夫妇、瓦西里·马克拉科夫、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兄弟——一到托尔斯泰这儿，就成了他的负担，因为他们不理解他对他们为在俄国实施宪法的一切努力所持的冷漠态度。
“人类无容置疑的进步只有一个， ”他说道，“那就是在精神领域，即在每个人的自我完善之中。人只能个人进行修养，而不能依靠国家的改革对别人求全责备……影响人类运动的因素很多，而且这些因素又十分复杂，所以不能够作任何预言，同时，把对人类运动的重要影响都归功于某个外在的改革，那是可笑的”。
跟谢尔盖的争吵特别叫父亲不愉快。他们互不了解。谢尔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他对宗教问题不感兴趣，认为在俄国实施宪法和自由，乃是最重要的。父亲则认为，只有真正的基督教和每人的自我完善，才可能改善人的生活。
“立宪的臣民自以为他是自由的， ”托尔斯泰写道，“就象囚犯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一样，因为可以选择狱卒嘛。立宪的国家的人们丧失了自由的概念。生活在君主专制国家——土耳其，俄国——的人，多少还有点自由，尽管他也要遭受并非由他所建立的政权的迫害，但一向认定其所处的政权是合理的立宪国家的成员，却始终是奴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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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轻时起，托尔斯泰就不喜欢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根
据他的看法，这些人一方面对俄国的核心成员——农民大众
和组成这一大众实质的宗教基础——一无所知，一方面却自
信到了极点。他对自由主义者所持的态度，在其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２３日的日记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当今的革命时期，显示出各有其优点和缺点的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保守分子，即希望安宁及其所喜爱的生活能继续下去而不希望任何变革的人。这些人的缺点是利己主义，优点是谦恭、温顺。第二种人是革命派，立志变革，并敢于决定所需变革，不怕为实施一己变革所招致的迫害，同样地不怕贫困和苦难。这类人的缺点是粗鲁和残忍，优点是有毅力，甘愿为达到其想象中的崇高目的而牺牲。第三种人是自由主义者，他们既不具备保守分子的温顺，又没有革命者的勇于牺牲，只有利己主义，象第一种人那样，希望平安无事，象第二种人那样自以为是”。⑨
父亲认为，老百姓比知识分子要高大得多，聪明得多，而知识分子却教导他们，安排他们的生活。１９０５年７月３０日，父亲写道：“知识分子给人民生活所带来的祸害，要比所做的
好事大一百倍”。
父亲焦急不安地注视着人民中日益增长的革命情绪。父
亲越来越频繁地接触到否定上帝的人、唯物主义者、革命志
士，同这些人的谈话，总使得他苦恼已极，
“今天来了个犹太人，”他在１９０５年９月９日的日记中写
·７８６·道，“他是《罗斯报》的记者。在谈话末了，由于我不同意他
的观点，他便说：‘象这么说，您就连杀掉普列维也会认为
不好的了’。我就对他说：‘跟您谈话，我感到遗憾’。他便气
忿地走开了，就是说，他行为不好”。
形势变得越来越令人惊慌不安……罢工、学潮，此起彼
伏。父亲收到了大批大批的揭露函件，要求将他并未占有的
土地分配给农民。 “听说你有土地，甚至还有很多土地；那就将这批土地都还给那些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它的人吧，”一个农民给他写信， “开始做你所鼓吹的事吧！伟大的长者！他人定将仿效你的榜样。请接受一个农民格里戈里·切丘基的尊敬和爱戴”。
１９０５年９月２３日—“‘时代的末日’完结了。现在是早
晨，一封农民的知识分子儿子的信里这么说，信里充满了恶
毒的责难，它假借赞扬‘伟大的罪人’为口实，说我自己就
不想交出我的土地。叫人难受极了。结果倒是有好处。我明
白，我忘了我活着不是为了这位记者的善意评价，而是要对
上帝负责。想到这里，心情就好受些，甚至好多了。对，永
远都别忘记生命的整个严肃性”。
１９０５年９月１４日，父亲写了一封信给偶尔通通信的尼
古拉·米海依洛维奇亲王：
……“在我们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不自然的东西，我
维·康·普列维（１８４６—１９０４）反动分子，内务大臣兼宪兵头子。普列维对待革命运动的参加者极其残暴。１９０４年７月１５日，这个刽子手终于被社会革命党人叶·萨佐诺夫所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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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断绝交往，不更好些么？您是一位亲王、财主、皇亲国戚；而我则是一个否定并谴责整个现存制度和当今政权的人，对此我直言不讳。就我来说，在同您的关系中，由于这个矛盾而不自在，这点似乎我们都有意回避。我想赶紧补充一句，您一直对我特别友好，对此我只能感谢您。但是，总感到有点不自在，而我老了，做个不纯朴的人是心里难过的。那么让我感谢您对我的好意并友好地握别您的手吧！”
亲王于１０月１日从彼得堡函复父亲：
……“我完全服从您的决定，但内心深感隐痛，因为我整个心灵都是热爱您的，我将请求您在我们凄苦的时刻，哪怕间或赐予点精神援助也好。您说的完全正确，我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保留成分，但我敢叫您确信，尽管存在着跟他们的血缘关系，我对您比他们可要亲近得多。正是由于我那亲属关系的微妙感情，迫使我就有关‘现存制度和当今政权’保持缄默，这种缄默还使我更加苦恼，因为这制度的弊病，我看得一清二楚，要治好这些弊病，我认为全在于对整个现存制度的根本转折。我高龄的父亲还健在，出于对他个人的尊敬，我理应谨小慎微，不致因为自己的行为和见解而使老人伤心。我毫不怀疑您理解儿子对老父的这些感情。那么再见吧！最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说的是再见，而不是别了，因为后一种说法对我委实过于痛苦。我依然紧握您的手，并请求不要改变您对我那特别令我珍视的感情。我在想
象中最诚挚地拥抱您。愿上帝保佑您！——衷心热爱您的尼古拉·米海依洛维奇”。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２３日，整整一个月之后，父亲写道：
·７８８·“革命正在蓬勃高涨。双方都在厮杀。以前欧洲革命所未曾见过的、意外的新人士登台了——‘黑帮分子’，‘爱国主义者’，实质上全是些粗野地、错误地、互相矛盾地代表人民并要求不使用暴力的分子。矛盾一如既往，在于人们想用暴力征服暴力，想用暴力抑制暴力。——一般地说，搞革命这一行当的人，其轻率是惊人的，令人厌恶的：一种毫不天真的幼稚行为”。
沙皇于１０月１７日颁布的上谕，应许给人民以宪法和言论、出版、集会等的自由，起初曾一度在大城市中激发起极为热烈的欢呼游行，但骚动却平息不下来。传说在莫斯科曾演变成警察与革命派之间的全武行，街上都筑起了街垒，相互厮杀。
邮件和报纸都没有送来。铁路在罢工。在科兹洛夫卡站，列车阻塞，惊慌失措和饥饿的旅客，在附近的村庄奔波，寻找粮食。
我们靠传闻度日，各种传闻，口口相传，经常过头。在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工人中，甚至在某些农民中，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尊敬老人的风气几乎消失，出现了一些放肆、自
原注：两年以后，父亲给亲王写信：“１９０８年２月２８日。……如今我一回想起１９０５年我写的那封信，就感到内疚……此刻，我才不写那样的信了，您不能想象生命在接近暮年，亦即走向死亡时，是在如何变化着……我如今珍视同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是沙皇、还是乞丐，——的一切友好交往……”
黑帮分子，一译黑色百人团，特指俄国“黑帮”的参加者。有时亦泛
指１９０５—１９１７年俄国极右集团的最反动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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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腔调。
“革命派定将把我们吊死在第一棵白桦树上”，我想。正在等１２月生第三个孩子的哥哥米沙，怎么也不能到达他家所在地的莫斯科。终于，他雇到了马匹。他走到半路上，便打电话问一位朋友，向他探询妻子的健康情况。
“平安无事，连发两响哩！”朋友回答说，“在枪炮的噼啪声中，在革命热火朝天的时刻，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一男孩和一女孩。”
１９０６年４月２７日，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了，谢·安·穆罗姆采夫被选为议会主席。跟我们接近的人中，有苏霍京和斯塔霍维奇两人被选为国家杜马成员。
但是，全俄都感觉到令人焦灼的情绪。来自政府方面的镇压连续不断，人们都在等待杜马的解散（１９０６年７月９日，它就被解散了）。各个城市都在罢工，农民畅所欲言，议论战时所出现的种种不成体统的事实，痛骂将军们，农民需要的唯一之物——更多的土地；一些人信赖沙皇，另一些人则寄希望于杜马。
父亲寄给契尔特科夫一份小册子《政府、革命派与人民》，供在英国刊登，但是契尔特科夫却将它扣压了，同时要父亲缓和对革命派的激烈抨击。这篇文章稍后略经修改，即
杜马：俄语ＴｙＭａ的音译，系沙皇俄国的议会。国家杜马，指的是沙皇俄国的国家代议机构，先后共召开四次（１９０６、１９０７、１９０７—１９１２、１９１２—１９１７）。它是沙皇俄国的主要统治机构之一。十月革命前解散。谢·安·穆罗姆采夫（１８５０—１９１０），立宪民主党魁之一，莫斯科大学教授。
·７９０·在托尔斯泰主义者费利丁的秘密出版社“苏生”内发表。
父亲这时恰好正处于斯拉夫主义者霍米亚科夫小册子的影响下，他曾把这本小册子称为“杰作”。俄国理应走自己的路。西方各国人民的道路对斯拉夫人民来说，便是毁灭。１９０６年７月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俄国人是不开化的野蛮人，那我们就会有前途。西方人呢，是开化的野蛮人，他们没有什么指望了。我们以西方民族为榜样，那就跟一个健康、勤勉、道德纯正的小伙子羡慕一个安居在自己公馆里的巴黎秃头阔少一样。哎呀！我该是何等寂寞啊！不必羡慕，不必模仿，倒是该怜惜他们。”
托尔斯泰在其于１９０６年３月９日的日记中所表达的思想，不仅补充着这一观点，即人类的内在精神不断提高，则所建立的外表自由机构便徒具形式，而且听来简直是预言。
“当革命者开始夺取政权时，在他们身上，一般使政权蜕化的作用表现得非常清楚：自命不凡、骄傲自大、虚荣心重，而主要则是对人的不尊重（着重点是我加的。安、托·）比以往政权还要坏，因为是新手。”
①《全集》，第五十五卷，第１１１页，１９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日记。
②同上，第１３９页，１９０５年５月１９日日记。 ③同上，第１４７页，１９０５年６月１８日日记。 ④马科维茨基，《雅斯纳雅·波良纳笔记》，第二部，第２０页。 ⑤同上，第２６页。 ⑥同上，第２０页。 ⑦《全集》，第五十五卷，第１５３页，１９０５年７月３１日日记。
·７９１·
⑧ 同上，第３１７页，１９０５年９月。 ⑨ 同上，第１７５页，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２３日日记。同上，第１５３页，１９０５年７月３０日日记。同上，第１６０页，１９０５年９月９日日记。同上，第５１５页。同上。第１６３页，１９０５年９月２３日日记。《文学遗产》，第三十七——三十八卷合集，第３２１页。同上，第３２１页。同上，第３２３页。
《全集》，第五十五卷，第１６７页，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２３日日记。同上，第２３３页，１９０６年７月３日日记。同上，２０６页，１９０６年３月９日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