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主义和……村警
１９０７年４月，父亲给修道院中的姑妈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玛申卡！我时常怀着深情想念你，近几天来，仿佛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谈论你，很想跟你见一面，见到你，深知你，跟你交往，该是多么好啊！你身体好吗？你的精神状态，我是无须问的。你在生之日，精神状态必然是好的。愿上帝帮助你，亲近他。
“……塔妮娅带了她的可爱的小女儿住在我们这儿，我们很高兴。她丈夫暂时出国探望生病的儿子去了。玛莎去世，我深感悲痛。不过，正如大家所说的，这是上帝的意志，我也真心诚意这么说。至于我自己，除开我不应得的好处以外，别
·８０８·的无话可谈。我老了，越老心境越安详和快乐。死亡几乎经常变成向往的事了。心境很好，深信生死均在其怀中的上帝日益临近。
“……请代我向你的修女们致意。愿上帝拯救她们。现今尘世的生活是如此可怕，如此恶劣，她们倒是选择了一条很好的路，好在你也跟她们在一起。我非常爱你。请给我写信，多谈谈你自己。吻你。
“别拒绝我。你的精神和血统两方面的同胞兄弟列夫·托尔斯泰 ”①姑姑这时成了父亲能与之倾诉（虽然一如既往相当克制地）纯朴的人与人之间的爱的唯一的人了。
在农家小孩身上，父亲也找到了巨大的安慰和欢乐。有几个男孩每天晚上都来找他。他就跟他们在楼下原先是他书房的图书室里学习。选拔出一批对宗教和道德问题感兴趣的优秀的孩子，而轻浮的、比较差的孩子则很快落伍了。父亲特别喜欢一个聪明善良的孩子，他叫尼柯尔卡。这个心地坦然、脸上有一对酒涡的可爱的孩子，朗读的时候，一本正经，蓝色的眼睛全神贯注地瞪着老师，他能很快理解我父亲的话，并且提出相反的看法跟我父亲讨论，俨然象个成年人。后来同学们就给他取了个外号：“托尔斯泰主义者。”
这年夏天，契尔特科夫带着一家人从英国回来。他的流放期已经结束。他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停留几天，便携带一家老小定居在离我们五俄里的一座古老的、荒芜的雅辛卡庄园里。
契尔特科夫身边有一堆人：几个抄写员、几个秘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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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从英国带来准备给父亲拍摄各种照片的摄影师、还有几个职责不明被称为助理的人。除开契尔特科夫的妻子加丽娅之外，全体人员都围坐一桌吃素食。
加丽娅·契尔特科娃使我感到惊讶。她具有独特的病态美。她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一头漆黑美丽的卷发、纤细而端正的鼻子、上翘的小嘴唇，脸蛋和手臂的皮肤白得异样，一件灰色轻盈的衣裳（搞不清是连裙衫还是长袍）里包裹着一个弱不禁风的躯体。她随身总带个女医士。
加丽娅·契尔特科娃完全赞同我父亲的和她丈夫的观点，只要自己的健康情况允许，她便帮助契尔特科夫在国外出版父亲的著作。当我跟加丽娅在一起时，我总为自己的精力和健康而不好意思。每当加丽娅苍白的脸蛋突然发青，变得毫无血色的时候，眼泪即夺眶而出，她便喃喃地说：“我头晕，我饿了。”这种时候，我特别难受。女助手立即奔向厨房，从厨房里立即走出来一位文静的、身材魁梧的女厨师安努什卡，手里端着托盘，上面摆了几个只象玩具的小碗盅，里头盛着拌好了的流质食物。当她用低沉的胸音哼着弃绝仪式教派的圣歌并选择凄楚动人的女低音曲子的时候，听的人真会起鸡皮疙瘩，浑身不自在。
这年夏天，附近住了很多想跟我父亲接近的人。在奥夫西尼可沃，除开施米特老太太之外，还住着戈尔布诺夫一家。我住的杰里亚坚基村里，住着钢琴家戈里顿维伊则尔及其妻子。戈里顿维伊则尔给我上音乐课，作为对其所使用的小房和马匹的报酬。父亲坚决主张这样。村里还住着画家奥尔洛夫，他作了很多表现农民生活的画，描绘他们的贫困生活和
·８１０·所受的压迫，如《烟酒专卖权的发现》、《鞭笞农民》等。奥尔洛夫是个小个子，心地善良，他的妻子和母亲的身材也都矮小，还有一群身材矮小、笑嘻嘻的孩子们——一窝矮子种。他们全都挤在一间农村小木房里和一间干草棚里，并且宣称十分舒适，还打算接待客人。同时村里还住着尼古拉耶夫一家，他是亨利·乔治坚定的信徒和其著作的翻译者，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父亲一如既往，对亨利·乔治的土地统一税的理论仍然很感兴趣，甚至曾经为此给内务部长斯托雷平写过一封信，请他研究乔治的理论，以便将这种土地改革应用于俄国。斯托雷平和我父亲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正好相反。父亲重视村社占有土地原则，不让土地私有权固定下来，而斯托雷平却于这时在俄国实施了农庄个体经济，认为村社占有制、耕地交错现象、暂时使用的小块土地的经常重新分配和土地分散的情况，都会从经济上削弱农民。他认为，农民的土地应当以农庄的小块土地的形式长期占有，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农民才会关心提高生产水平。斯托雷平认为亨利·乔治的理论在俄国是行不通的，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
１９０７年７月２６日，父亲第一次给斯托雷平写了一封信：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我给您的这封信，是在最善意和友好的感情影响之下写的，您是我朋友的儿子，现在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您面前有两条路可供选择：或者，把您已经开始干了的事情继续干下去，即不但参与而且领导流放、苦役和屠杀的事业，您达不到目的，反而给人留下关于您的恶劣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您毒害了自己的灵魂；或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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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站在欧州各民族的前列，促进人们消灭由来已久的、各民族共同的土地私有制的不公平现象，那您就真的做了一件好事，用最现实的手段满足人民合理的愿望，安抚人民，用此办法中止那些从革命派和政府两个方面都正在进行的可怕的暴行。
列夫·托尔斯泰”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２３日，斯托雷平给我父亲回了一封信：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请您别以为我对您的来信不重视。我不能及时复信，因为您的信伤透了我的心。您认为是罪恶的东西，而我却认为是俄国幸福之所系。我觉得，农民的土地私有权的缺乏，是造成我国秩序混乱的根源。造化赋予人以某些天生的本能……这个秩序中最强大的感情之一便是私有财产的感情。不可能象爱自己的东西那样去爱别人的东西，不可能象对待自己的土地那样去经营和改善仅具暂时使用权的土地。这方面，勉强阉割我国农民，即消灭他们天生的私有财产的感情，其结果必然导致诸多弊端，主要的是导致贫困，而贫困，我以为是奴隶状态中最糟糕的事。现在，农奴制依然如故——可以用金钱来压迫人，跟农奴解放前一模一样。跟这些人谈论自由或各种自由权是很可笑的。首先请把他们的福利提高到最低限度的水平，以便最小限度的满足能使他们变成自由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土地耕耘的自由状态下才有可能，即具有土地私有权。我并不反对乔治的理论，但我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统一土地税将促进跟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但目前我看不出在俄国有去除土
·８１２·地占有者的较为发展的成分的目的，恰恰相反，我以为，必须毫不犹豫地为农民获得小块土地的完全所有权而使之多少满足这一合理的要求……此外，无须要我来说服您，可是，现在由于偶然的机会，我不妨试着向您解释一下：为什么您想说服我的那个道理我以为是行不通的。在我看来，您永远是个伟大的人，至于我自己，是不足道的。时势的浪潮把我推举上来——大概只有一瞬！可我还是要利用这一瞬间，竭尽自己的能力、知识和感情为人们和祖国服务。我爱祖国，象古人那样爱她。我怎么会不做那种我认为是善的事情呢？您信中说，我走上了暴行、虚荣和犯罪的道路。请您相信，我常常感到大去之期不远，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了，我以为我走的路是一条直道。我知道，向您说的这些话是枉费心机的 ——这也是我没有及时给您回信的原因。请您原谅。
您的斯托雷平”
１９０８年１月２８日，父亲给斯托雷平回了一封信：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 ……您为什么要继续您所倡导的、除了恶化社会以及您本人处境外不会有任何其他结果的错误活动，从而毁灭自己呢？不坚持所犯错误，而是在认识到以后，就全力以赴消除其后果，这才是我想象中的您这个勇敢、正直、高尚的人所应有的特色。您犯了两大错误：一
是开始以暴力对付暴力，并继续蛮干下去，弄得局势愈来愈糟；二是您想在俄国平息骚动的居民，他们期待和希望的只有一点：消灭土地私有制（这在当代就跟半个世纪前的农奴制一样使人愤慨），而您却想以消灭村社、形成少量土地私有制的办法来安抚居民。这个错误是很大的。您不去利用还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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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于人民中的认为土地私有制是不合法的这种看法，不去利用跟全世界最先进的人士关于人与土地的依赖关系的学说相一致的观点，您没有将这一原则提到人民面前，而是想使人民相信现在流行于欧洲的、并且不幸还是欧洲全体思想家的最低级、最陈旧过时的关于人与土地依赖关系的观点，以此来安抚人民。亲爱的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 ……生活可不是一场儿戏。我们活在世上只有一次。不能因偏见而愚蠢地毁掉自己的一生……您的两大错误，一是使用暴力对付暴力，二是不去阻止以暴力占有土地，反而加以肯定。这两个错误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纠正，那办法是最简单明了、最便于实施的（您可能觉得很奇怪），那就是承认全体人民都具有平等的土地所有权并且确立与土地收益相适应的土地税，以代替贡赋和一部分贡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安抚人民，才能使当前依靠人民的革命派的一切努力变得无能为力，并且使现在以暴力抵抗暴力的骇人听闻的镇压措施变得毫无必要……我再重复一遍我在这封信开头所说过的话：我是怀着善意和热爱您的赤忱给您写这封信的……热爱您的列夫·托尔斯泰。 ”②
客人们和来访者没有忘却我们。这年夏天，画家涅斯杰罗夫前来作客，给父亲画了好几张素描和一大幅出色的肖像画。
有一天，八百五十名学生从图拉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他们在我家度过了一整天，游泳，散步，玩了我们为他们在恰佩日组织的各种游戏。
邻居中一批“阴沉的人”每晚都来找父亲。他们围着他成半圆形坐下，等着他给大伙儿讲话。杜尚作了记录，放进
·８１４·口袋，当父亲朗读时，杜尚大致准确地计算出要读多久，便跑回自己的房间，上好闹钟，躺下便睡着了。出诊、门诊弄得他疲惫不堪。过了几分钟，闹钟一响，杜尚一跃而起，正好准时赶上就读过的文章所进行的讨论会。有时，契尔特科夫在自己的村子里举办青年农民“座谈会”，还经常设法拉父亲去参加。但他并没有如愿以偿，可能因为父亲觉得参加这种座谈会有些不自在，就不再去了。
我得坦白承认，我觉得这一切非常无聊，他们一个个身穿农民短衫、长统靴子，蓄着长胡子，头发不梳，一张张老脸一本正经，好象人人都发誓决不再闹着玩儿、不再发笑、不再寻开心似的。只有父亲，偶尔还有契尔特科夫才使这伙人活跃一下，跟他们开开玩笑，说说语带双关的俏皮话。我明白所有这些托尔斯泰主义者都是出色的人物，知道父亲器重他们，但我还是抑制不了压在心头的烦闷。我常跟比我仅小四岁的外甥女安诺奇卡钻进我那拐角上的房间，在吉他或钢琴的伴奏下，唱起茨冈人的抒情歌曲。有时门被悄然推开，父亲踱了进来。我们感到不好意思，便停下不唱。“继续唱下去，唱下去吧！”他笑着说，“你们唱得不错。”他于是站在门边，两手插进腰带，听我们唱……
但是，并非所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都使我产生这种厌烦感。可能，象青年时代常有的那样，我本能地感觉到他们中间某些人的做作的冲动，那是很可怕的。确实，很多人熬不了他们自己选定的禁欲生活。父亲预先即告诫过他们：没有作好充分准备，就别妄想舍己忘身。
布兰日挺不住了，他赌博输了公款，心慌意乱，留下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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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条，宣布他要以自杀了此残生，接着杳无音信。一些托尔斯泰主义者成了革命者，另一些人进了修道院，还有一些人变成顽固的保皇党，剩下的寥寥无几了。一些人变为宗教狂，而追随父亲学说的多数人则在革命期间牺牲在流放地和监狱里。
布雷金两兄弟谢略沙和万尼亚是两位地道诚实的人，是青年人的两种不同的类型。谢略沙是美男子，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和鬈发，身强力壮，双颊泛出少女的红晕；他弟弟不如乃兄漂亮，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两兄弟一贯待人宽厚，性情愉快，乐于助人，以耕种土地为生，坚持素食。
谢略沙·布雷金有一位朋友叫谢略沙·波波夫，在信念方面更走极端。波波夫绝对不承认任何私有财产。如果有人向他索取他仅有的一件衬衣，他也会拿出来。他没有身份证，却走村串乡，无偿地帮助需要他干活的人。他经常被当作无业游民被捕。审讯时问他是什么人，他愉快地笑着回答：“我是上帝的儿子。”他把狱吏和警察叫做兄弟。官府拿了他没办法，最后只得听其流浪四方。有时他来找父亲，满身尘土、拖双破鞋、胡子拉碴，但你不会觉察这些小节，因为这位青年身上有的是光和热，你看到的，只有他那双流露出善良、友爱和愉快的蓝色眼睛。
父亲在写完《不要杀人》这篇文章以后，便向集合在他周围的志同道合者朗读。他写过关于爱的号召书……而周围的邪恶、仇恨、斗争的气氛却更浓了……我母亲精神又不正常了。她兄弟、维亚契斯拉夫舅舅是彼得堡近郊加万的土方工程组织委员会总工程师，竞惨遭杀害，估计可能是因为没
·８１６·有得到工作而怨恨上司的失业者干的。而维亚契斯拉夫舅舅正好在前一天曾在市杜马捍卫过工人们的利益，并且为了使他们能找到工作而四出奔走。③
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农民砍倒并运走了一百二十九株橡树；米沙的庄园里的庄稼汉烧光了里面放有各种贵重农具的工具棚；苏霍京的庄园的家用建筑被饶毁，令人怀疑有人纵火。我们的一位女邻居兹维金采娃也遭到不幸。娘儿们跑来说，林子里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兹维金采娃当即派车夫和猎人去追赶。他们在公路上碰到了那两人，要求出示身份证。那两人二话没说，拔出手枪，当场将兹维金采娃的那两名家丁击毙，自己则藏进了森林。
有人溜进雅斯纳雅·波良纳偷白菜，朝更夫开枪。我母亲和安德列便吁请省长保护。省长派来了一名警官、一名县警和几名村警，全村进行了搜查，有三个农民因发现私藏武器而被逮捕。
“近两三天来，由于偷白菜的小偷夜间开枪，索妮娅告了状，当局派来了人，抓走了四个农民，于是父老村妇都来向我求情，这使我心情异常沉重，到今天还不能恢复。他们不可能设想，我竟然不是一家之主（尤其我还住在这儿），因此把一切都归咎到我头上。这使我非常难过。不过也有好处，那就是家里人把人们对我善意的看法弄成不可能的了，这一来，就迫使我认识到人们对我的看法无足轻重。近两天来，我抑制不了恶劣的情绪。”④父亲在１９０７年９月７日这样记载。
省长曾亲临雅斯纳雅·波良纳视察。
“既可怜又可嫌。”父亲在日记中谈到这次来访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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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情非常沉重，以至想离开去塔妮娅那儿，但那边的生活也不称心，因为那边也是大地主庄户、游手好闲……前厅弥漫着男人的汗臭和马合烟味。隔壁住着村警。契尔特科夫跟他们谈心，给他们散发反对兵役的《士兵须知》和《军官须知》。
我恳求母亲把村警打发回去，跟她和哥哥安德列吵了一
架，气得哭了一场。我看到父亲受苦就心疼。无论哪一个庄
园里，米沙的也好，苏霍京的也好，邻居的也好，都没有警
察……只有雅斯纳雅·波良纳例外。
我带了父亲写的信去找省长，请他尊重父亲的要求，释
放被捕农民，但他却干巴巴地回答我：“令堂伯爵夫人请我保
护雅斯纳雅·波良纳和您一家的安全，我不过是执行她的旨
意罢了。”谈话毫无结果。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家。那时从车站送来一份电文：“请
等我。冈察洛夫。”这使我们都吓坏了。过了几天，又是一封
电报：“请等我。冈察洛夫。”我神经过敏，审视着每一个新
到的来访者：是不是冈察洛夫？我跟踪着父亲。他不赞同我
的惊恐不安，常常拿我取笑。
秋天，契尔特科夫到英国去了几个月，安排私人事务。行
前，张罗着要给父亲物色个道地的“秘书”，为此，把托尔斯
泰主义者古谢夫请了来。戈里顿维伊则尔在莫斯科音乐学院
教书，戈里顿维伊则尔夫妇便到莫斯科过冬去了。古谢夫便
搬到杰里亚坚基我的小屋里去住。
古谢夫主管父亲的书信往来。他负责回信。通常当我做
这个工作时，我是不敢轻易教训别人的，而仅仅回信说，在
·８１８·父亲的某本书中或某篇文章里可以找到所提问题的答案。古
谢夫则不然，他能闸发我父亲的观点，对来信作详尽的答复。
誉写手稿的工作就留给我做了。
但古谢夫还没来得及深入工作，就被逮捕，被囚禁在克
拉皮文县监狱。
１１月８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三天前，我到克拉皮文
县古谢夫那儿去过。印象十分恶劣和深刻。”父亲在去克拉皮
文的途中，有时骑马，有时坐雪橇，顺路曾去了布雷金家。 “他们的生活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愉快，”他写道。
这一年是令人痛苦的。我家痛苦地经历了安德列跟妻子
离婚，接着他又跟阿尔齐莫维奇结婚。卡佳·阿尔齐莫维奇
原是省长之妻，安德列是省长属下的一名特别事务员。卡佳
跟安德列互相爱上了，她便丢下六个孩子，跟丈夫离了婚，嫁
给了安德列。
我们全家都很喜爱他原来的妻子奥尔迦以及她的两个孩
子：索妮奇卡和伊留什卡。尽管卡佳已经被接受为家庭成员，
但我们觉得奥尔迦和她的孩子们更加亲近。父亲希望安德列这次能同妻子白头偕老。他曾开玩笑似的对施米特老太太说：“我怕就怕两件事：一件是安德列又同妻子离婚，另一件是萨
莎停止发笑。”⑥
１２月底，古谢夫被释放。
“我很羡慕您，”父亲对他说，“我真想把我也抓去坐牢，
蹲一蹲那臭气熏天的、地道的牢房……看来，这个荣誉我是
挣不到了。”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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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１３３页。 ②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列·尼·托尔斯泰》，１９２９年，第８４至８８页。 ③《全集》，第五十六卷，第４３８页。 ④同上，第５６、５７页，１９０７年９月７日日记。 ⑤同上，第７６页，１９０７年１１月８日日记。 ⑥摘引自亚·托的个人回忆录。 ⑦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