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沉默》
寿辰
雅斯纳雅·波良纳欢天喜地，吵吵嚷嚷。人们在准备迎接圣诞节。
著名的女钢琴家万达·兰多夫斯卡娅携同丈夫来了，随身还带来一架古钢琴。她老是没完没了地给我们弹奏，她演奏的拉摩、莫扎特、海顿等人的古乐曲纯正、明晰，常使我们心旷神怡，父亲更是乐不可支。
他喜笑颜开，精神振奋。古谢夫被释放出狱后，就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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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住房与列米格顿打字机房并排，就在
父亲的卧室隔壁，那从前住过尤丽－穆丽。我母亲这时也有
了一个女秘书，她是个愉快而和善的城市妇女，名叫费奥克
里托娃。我们管她叫瓦丽娅。她担任速记并誊写母亲的著作《我的一生》。
１月，父亲收到了美国托马斯·爱迪生寄赠的一件我们
从未见过的东西——录音机。等机器组装调整就绪，父亲就
试着录话了。但未能成功……他激动得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
来，连原先打算说的也给搞忘了：“关了，关了机子，”他冲
我喊道：“我忘了！”“过于激动，”他叹息一声，又补充说。 “这台机子大概只适用于沉着的美国佬，而不适用于我们俄国人。”但有时他仍然使用这台机子。他给爱迪生写了一封感谢信，以后还有过几次书信来往。“我尊敬爱迪生，”他说道，“他没有提供任何用于军事目的的发明。”
父亲继续致力于《阅读园地》的第二版工作，古谢夫协
助他。我抄写他的文章：《暴力的法律与爱的法律》和另一篇
新论文《万物有终》。
１９０８年１月初，提出了关于庆祝父亲寿辰的问题，彼得堡成立了庆典组织委员会。委员会中有许多教授、社会活动家、作家，如布宁、波波雷金、安德列耶夫和穆罗姆采夫（第一届国家杜马主席）。当选为委员会主席的，是马克西姆
·科瓦列夫斯基，副主席是柯罗连科和列宾，秘书则是米哈伊尔·斯塔霍维奇。委员会着手开展工作。
·８２２ ·有四十位出版界的代表接受了邀请，还决定召开全俄代表会议，制定有关庆祝计划。莫斯科和彼得堡市杜马还打算分别通过一系列人文性和教育性决议，以祝贺托尔斯泰诞辰。许多省会纷纷响应中央委员会的号召。
政府（内务部）并没有睡大觉，他们经由各省省长和宪兵机关下达命令：“必须严密注意，防止居民中的可疑分子利用此事以达到其旨在反政府宣传的任何目的，由于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所宣扬的思想为这一宣传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因此，类似企图就显得益发可能了。”①
庆祝托尔斯泰诞辰的设想，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响应：英国举办了托尔斯泰专门基金认购活动，法国和德国反应热烈，印度、日本、加拿大、新西兰也纷纷发表声明。
这一番热闹场面、报刊上的大块文章、大量的准备工作都使父亲颇为不快，因为它们都妨碍了他专注的宗教情绪：对死亡作精神准备以及同个人罪孽和周围的丑恶现象作斗争。但是，促使父亲断然作出决定的最后推动力，是他的一位多年的女友玛丽娅·米海伊洛夫娜·顿杜科瓦娅－科尔萨克娃老公爵小姐写给我母亲的一封信，信中说，为破坏东正教信仰的那个人举行庆祝会，必将侮辱东正数人士。父亲被这封信感动了。
……“正在筹办的对我歌功颂德的庆典，在很大程度上是令人不快的，（且不说令人心情沉重）”父亲开动爱迪生的录音机，录下给公爵小姐的回信，“我老了，大去之期不远，我真想离开这个尘世，我从上帝那儿来，将往上帝那儿去，这是我的夙愿。因此，尘世浮名，于我毫无价值，这类庆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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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痛苦。但是，这话是就我个人而言，且不去想它吧……吹捧我这个人，将对众人产生何等影响？要知道，我这个人却正是破坏信仰的人。我将尽力摆脱掉这一坏事，回避参加进去，避免侮辱象您这样的人，因为您对我更亲近，大大超过了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只一味地（天晓得为什么，追求什么目的）对我颂扬备至，尽说些庸俗的、谁也不需要的捧场话。的确，亲爱的玛丽娅·米海伊洛夫娜，我越老越坚信：我们这些信仰上帝的人，只要虔诚信笃，那我们就能团结在一起，我们大家就都是一个天父之子，彼此都是兄弟姊妹……现在再见吧！感谢您的友爱，并请您莫放弃对我的友爱。”②父亲的嗓门由于激动和憋住的泪水而发抖。
父亲在获悉停止寿辰庆典的全部筹备事宜后，喜笑颜开，毫不迟延地以口授的方式给委员会秘书斯塔霍维奇写了一封信。
……“昨天，我收到了顿杜科瓦娅－科尔萨科娃公爵小姐的一封信，”父亲写道，“她告诉我，东正教人士都将为生日庆典而受辱。我从未想到过这一情况，但是她所写的却又完全属实。生日庆典不仅会引起这些东正教信徒的不满，而且还将招致其他许多人对我的恶感。而这，将是我最害怕的 ……因此，我对您有一个最大的请求：务请尽力取消这个生日庆典，让我解放出来。我将永远万分感激您。热爱您的列夫·托尔斯泰。 ”③
除此之外，父亲还向报社写过信，虽然没有刊登，但父亲却请尼·弗·达维多夫在委员会会议上宣读。托尔斯泰主义者们赞同父亲的意见。鲍吉昂斯基给古谢
·８２４·夫写了一封信，其中说：
”我曾就如何庆祝列夫·尼古拉维奇的寿辰一事，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但报章不予刊登。我认为，如果依据法律因而也依据公认的真理，那么，就得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寿辰前一天把他抓去坐牢，那样做，就会使他在道义上得到极大的满足。我这个想法多次为事实所证实，我深信不疑。”④
“鲍吉昂斯基把我吹捧得多么好啊！”父亲在进早餐时说道，“的确，如果那么办，我倒真会心满意足。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想，我需要什么呢？回答便是：除了蹲班房以外，我别无所求。我通过录音机给他作了答复……的确，如果抓我蹲牢房——臭气熏天，寒冷饥饿的牢房，那么，我真会求之不得，心满意足了。”⑤
寿辰纪念筹备委员会终止了它的活动，报刊曾就此作过报道。左翼分子大为扫兴。他们无疑想利用托尔斯泰的寿辰纪念来作为反政府的一次抗议活动。
与此同时，对日益增多的拒绝服兵役的人的镇压在继续，不仅因为托尔斯泰主义者散发托尔斯泰的被禁止的著作要遭逮捕，即令在他们那里发现了这类书籍，也要逮捕。每次捕人，都使父亲极其痛苦。
死刑更多了。１９０５年革命之前，在俄国死刑是罕见的现象。但近年来，由于恐怖行为和农民骚乱激增，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增多了。有关死刑的种种报道，引起了父亲阵阵剧烈的、几乎是肉体上的痛楚。他为被处决者和处决者同样感到
原注：过去，刑事犯不被处决，而是监禁在牢房和流放原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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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他必须声明，他不能沉默。朋友们（达维陀夫、比留科夫）纷纷给他寻来有关死刑的材料。
有一天早晨，父亲坐下喝咖啡和翻阅邮件，打开《罗斯》报，便读到了一条消息：在赫尔松，“由于对地主庄园的强盗式的袭击，”三十名农民被判处死刑。
“不，这不可能！不能这样活下去！……不能这样活下去！ ……决不能！……。”他用录音机录下这段话，嗓音中交织着痛苦与泪水。５月１１日，父亲动手写一篇题为《我不能沉默》的文章，３１日写完。
“如今写到和谈起杀人、绞刑、谋害、炸弹这一类事，就好象过去议论天气似的。孩子们也玩起绞刑游戏来了。孩子们和中学生几乎都作好了精神准备，一旦大难临头就去死，就象以前去打猎一样。”他这样写。接着又写道：“不能这样生活。至少我是不能这样生活的，不能够，决不会。因此，我才写这篇文章，并将竭尽全力把我写的文章在国内外加以散发。二者必居其一；要么结束这类反人性的事业，要么掐断我跟这种事业的联系，那就是把我抓进牢房，在那儿我会看得一清二楚，原来这一切可怕的事不是为我一个人而设；或者，最好的办法（好得很，那种幸福我还不敢奢想）就是把我处决，好象对待那二十或十二个农民一样，给我也裹上殓衣，一脚蹬开板凳，于是，我全身重量便把那根套住我老朽的脖子的涂满肥皂沫的绞索拉紧。”⑥
《我不能沉默》这篇文章曾经摘要刊登在俄国的几家报纸上，这几家报纸都被判处罚款。文章象是长了翅膀，飞遍全俄。文章在秘密印刷所里印制，人们用油印机印刷，手手传
·８２６·抄。就在同一天，《我不能沉默》在欧洲各国大量刊印，仅德国就有二百家刊物发表过。
文章在俄国引起了异乎寻常的波动。革命派决不会忘记利用它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他们故意避而不谈托尔斯泰谴责任何暴力和凶杀的基督教世界观。许多社会活动家、艺术家、作家都纷纷写文章评论托尔斯泰这篇文章。四面八方都给父亲写信，一些人对该文备加赞扬，另一些人则对它横加指责和百般诋毁。
约莫在这一期间，发表了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七个绞刑犯》。父亲不喜欢这篇小说，“通篇虚假，”他说道，“写这类事情应该符合事实、满腔热情、寓意深刻，要么就切莫动笔。”父亲力图从所谓的“进步”人士身上找到某种宗教世界观，但终究是枉然，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那样，这些“接触点”是不存在的。
父亲对３月份来走访过他的格里戈里·彼得罗夫神父大失所望。这人是个在当时社会活动方面举足轻重的人，但正如父亲所说，他是个连最起码的生活真谛都一窍不通的角色 ……使父亲尤为惊讶的是，彼得罗夫竟武断地说，福音书无须诵读。彼得罗夫实际上是个革命派。
托尔斯泰在１９０８年７月２８日的日记中写道：“应当对革命者说：朋友们！用没有洗干净的这双手是不能建筑殿堂的。”⑦
父亲５月２８日的日记中所写下的话更有特色： “唉！你们这些迷途的、轻率的、丧失宗教信仰、亦即丧失生活目的的人，但愿你们中的一些人停止毫无意义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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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的革命游戏，但愿你们中的另一些人停止更为愚蠢和更为残酷的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扶植，但愿你们中的第三类人停止玩弄那种愚蠢到滑稽可笑的程度的宪法游戏：什么议会会外交易、政党首领、过渡程式等等把戏，你们玩弄这一套，就好比小孩子盲目地、津津有味地模仿大人一样。你们大家，当代的俄罗斯人，都能理解，我们是独特的民族（并非优等、而是独具一格之意），是生活在我们这一独特时代的，因此我们不必模仿生活在别的时代的别的民族，而应当过自己的生活和自己时代的生活，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不需要形号各别、数量不等的战斗舰，不需要杜马式的政党和激昂慷慨的演说，而只需要全体人民所渴望的一件事：将土地从私有制中解放出来；在国际交往方面
（同样也是全体人民所渴望的）：中止对别的民族的一切敌视；在国内，各族人民所需要的只有一个东西，它既跟革命格格不入，也同大俄罗斯主义相抵触，尤其同宪法水火不相容，那就是自由。这自由，并非沙皇尼古拉、斯托雷平之流以及大多数普里什克维奇或米留科夫之流所能随便赏赐或剥夺的，那是谁也不能剥夺的自由，因为它是以执行全体人民的最高法则为基础的……而这种自由的获得，只有一个途径：宗教，即承认生活的法律并遵循它。”
这种“游戏”，这种对待理应成为人们生活基础的事物所
弗·米·普里什克维奇（１８７０—１９２０），１９０５年至１９０７年间组建了极端反动的宣传民族仇杀的黑帮组织。巴·尼·米留科夫（１８５９—１９４３），立宪民主党魁，历史学家。
·８２８·采取的极不严肃的态度，使父亲忍无可忍。他在读罢萧伯纳的《人与超人》之后，深有感触地说：“俏皮极了，但格调不高……他谈论的是一些严肃的问题，却不料开了个玩笑便转变了方向——你就对他失去尊重了。”⑨
“亲爱的萧伯纳先生！生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一般说来，我们大家都应该在这上帝所赐予的短促的一生中努力去寻求自己的使命，并尽可能使它完成得好些。这跟所有的人都有关系，跟您的关系尤其大，您有巨大的才华，有独特的思维方式，有洞察一切问题的本质的能力……因此，我谈论您这本书的缺点，斗胆希望不至于侮辱了您。
“您的书的第一个缺点，就在于您不够严肃。不能把关于人生的使命、关于曲解这一使命以及充斥我们人生的丑恶现象的种种原因当成儿戏似地谈论。”
５月初，父亲可把我们大伙儿都吓坏了。他似乎很健康，但住在隔壁的古谢夫却突然看到父亲慢慢倒在地板上。古谢夫跑将过去，想把他抱起来，但体力不足，没能将父亲扶起。我们大家（母亲、尤丽—穆丽、伊利亚 ·瓦西里耶维奇）应声赶了来。我们把父亲扶起来，放到沙发上。父亲说话了，但 ……啥也记不得了，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忘记了他在哪儿。
早晨，父亲苏醒过来后，含笑对契尔特科夫说，他原以为自己老“糊涂”了。请来的两位医生尼基京和别尔肯格伊姆把这一病态说成是脑血衰竭。
由于剧烈的精神震荡而引起的这一病症不时重发，但父亲的健忘症的延续时间不长，过了几小时，记忆力和思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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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度又全部恢复了。
尽管已是八十高龄，父亲却始终不曾改变他的生活方式：
每天早晨散步，在恰佩日，在松林里，在桦树板凳上坐下休
息，记录自己的思想。每天清晨，他多半从事《阅读园地》的
选编工作，吃罢早餐，便骑上自己心爱的马代利尔出去。我
们不让他一个人出去。有时，杜尚骑着那匹灰色杂种牝马卡
清卡摇摇晃晃地远远跟随着他，有时犹骑上那匹阳光下金色
闪烁的枣红马和他并辔而行。
谁也比不上我父亲熟悉森林中的道路和林间小径。我有
时似乎觉得我们在茂密的国有森林中迷了路。我们钻进幽深
的峡谷，桠杈扑打着脸，眼镜随时都会被打落坠地。我们穿
过沼泽，越过溪涧。“靠右边走，这儿水面窄些，”他冲着我
喊道。代利尔向后急退几步，便矫健地一蹦便跃过山溪，接
着，我的那匹名叫“鹰”的坐骑也跳过去。“你还活着吗？”父
亲扭过头来问我。他顺着羊肠小道，策马冲上小山。“瞧，我
们总算跑出来了！”他朝我大喊，纵马疾驰，放开缰绳，让代
利尔沿着林间大道飞奔。
有一次，当父亲顺着一条通往沃隆卡小河的所谓 “游
泳”之路回家的时候，路过他同他的哥哥尼古拉一同埋藏 “绿棍子”的地方，他勒住代利尔，坐在马鞍上扭过头来说： “就这儿，等我死后，就在这峡谷的两株橡树之间埋葬我吧！”
这年的７月２日，父亲开始写不让任何人看的日记，不
让契尔特科夫看，不让我看，更不让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
看。偷看他的日记，是会使他难过的。我知道，如果我年纪
还大一些，父亲在许多方面是会跟我谈心的。但我无须交谈，
·８３０·也能理解他。一次，我送给他抄好了的手稿，他用专注的、深沉的目光凝视着我说：“我全都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人聪明，另一个人愚笨，一个人能干，另一个人平庸，一个人黑头发，另一个人红头发，可是，为什么一些人生下来就懂得精神生活的本质，而另一些人生来就不懂呢？我不能理解。”听了这话，我什么也没问，我知道他是说谁。
他有时大声呻吟。“爸爸！你怎么啦？”我问。“村警……又在林子里把农妇抓起来了。”我可怜他，又恨自身无能为力，心里深感痛苦。我设法跟母亲谈论这件事，恳求她开恩，对她发脾气，但都毫无结果。
我知道父亲在写不愿示人的日记，为他保守秘密，不叫母亲知道，也不让契尔特科夫知道。直到他逝世以后，我才了解日记的内容。当年父亲能与之推心置腹地谈论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唯一知己，大概要推契尔特科夫了。这一点，由于母亲神经过敏，达到病态的程度，猜到了，这就等于火上加油，弄得她不能控制自己了。
“要是我听到外边议论我，”父亲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中写道，“认定我是个跟村警串通、尽量搜刮农民、抓他们坐牢的人，认定我是个花天酒地、宣扬基督教、尽搞小恩小惠、把自己的无耻勾当一股脑儿都伪装在娇妻身后的人——这种人我无疑得称之为下流坯！我现在需要的，正是这一个，为的是我能从尘事浮名中解放出来，为灵魂而生活。”
父亲的这一段话，真是他在上帝面前赤裸裸地袒露心迹，而且是对所有那些指责他言行不一、假仁假义、甚至撒谎成性的人的最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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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出走，他会感到轻松得多，那样做，会把他推举得更高，增加他的声望……而现在他呆在家里所承担的苦难要重千百倍。
“主啊！请帮助我。又想离家出走。总拿不定主意。又放弃不了。主要的一点是：如果离家出走，我这么做是为了自己。我不为自己，就得留下，这点我明白。得跟上帝一道考虑。就这么办。”
“心里非常难过，”他在同一则日记中写道。“我知道，这是灵魂向善，但却难过。反躬自问：我究竟需要什么，需要离开大家出走。上哪儿？去见上帝，去死。我想死的念头发展到了有罪的地步。”
契尔特科夫这时带上加丽娅、儿子季马和一大帮随从，住在柯兹洛夫卡—扎谢卡的一处别墅中。我知道契尔特科夫在父亲身旁的重要性，就同意将我留存在杰利亚坚基的一小块地方分一半卖给契尔特科夫。他迅即在那里兴建一座两层楼房，还外带一系列院内建筑物：各种作坊、马厩、棚子。
在我母亲和契尔特科夫之间，尽管当时还没有公开争吵，但已经感觉到潜在的敌意来，母亲感到恼怒，因为契尔特科夫竟敢对待父亲放肆任性。有时当父亲正在做事的时候，他竟敢擅自闯进父亲的书房，我们谁都不敢这样干的。从英国带来的那位彬彬有礼的职业摄影师，一个沉默寡言、蓄了浓密的栗色唇须的英国人塔普谢尔，曾经给父亲拍摄了各种姿势的像，我母亲由于知道父亲不爱摆姿势让人拍照，大为恼火，而父亲却又不忍拒绝契尔特科夫。
“因契尔特科夫拍照所引起的愚蠢的、可怕的争吵是难以
·８３２·理解的， ”父亲在同一处写道。“我怀疑，我不吭声是否就好，要是学布朗热，一走了事，隐藏起来岂不更好？我之所以不那样做，主要是因为那样做只是为了我自己，只是为了摆脱周围已经毒化了的生活，我坚信，忍受这种生活，正是我所需要的。
“主啊！帮助我，拯救我！拯救我吧！！！要解脱，惟有一死。”
他在这一则日记中写道：“我曾跟萨莎谈得好，多么奇怪的遗传——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智力、母亲的性格，女儿则相反。”
因为声望高，父亲不得不付出许多痛苦的代价，而一般人为了追求声望都不惜牺牲荣誉、良心甚至生命，而结果往往徒劳，父亲离死亡越近，他对待尘事浮名就越冷淡。
“大家都在写我的传记，而所有的传记都不涉及到我对圣
经第七戒的态度，不会写任何可怕的肮脏事……不会写，传记里没有，这一点倒很重要，我充分意识到这起码是个罪孽，比起其他罪孽来更能迫使人醒悟的罪孽。”
由于名望高，他不可能离家出走，父亲周围的人，包括亲人，全都沐浴在他的荣誉之中，一刻也不曾忘记这一点。连圣洁的杜尚也包括在内的所有人，都作记录，拍照，为后代留下了资料。
我应当承认，后代倒很少使我担心，令我惴惴不安的只
布朗热（１８３７—１８９１），法国将军，政治冒险家。１８８９年逃亡比利时。根据犹太教的 “十戒”，第七戒是“不许奸淫。”基督教亦袭用这“十戒”。
·８３ ３３·
有一点：如何爱护、捍卫这个世界上我最敬爱的、年迈体衰、后脑上长了雪白的鬈发的父亲；怎样做才能使得这位精瘦、缺少护卫而又日见衰弱的老人心身安逸和老境幸福呢？
７月间，他又病了，腿上的静脉出现血栓——血栓性静脉炎，从莫斯科请来的两名医生尼基京和别尔肯格伊姆要求让病人绝对安静。
起初，将父亲安置在宽大的“克里米亚安乐椅”里，但过了几天，体温升高，又把他安放到床上。
８月１１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虽则是小事一桩，但总要作点交代，以便身后好作安排。第一：如果继承人能将我写的东西都交给大家公用，那就好了；要是办不到，那就应该把所有为人民所写的东西让大家公用，这类作品如《识字课本》和《阅读园地》等。第二：希望把我埋进土里的时候，不要举行任何仪式。这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在此交代一下。木头棺材，谁抬谁运都行，抬往峡谷对面禁伐林区那个绿棍子埋藏的地方。至少我有理由选择一个地方。”
８月中旬，父亲的健康情况好转，体温降下来了。禁止他步行，让他坐在圈椅里由别人推着。８月２８日，父亲八十大寿。不管托尔斯泰本人、当局和宗教界怎样努力制止寿辰的庆祝活动，但终于没有成功。东正教最高会议把托尔斯泰伯爵说成是“东正教信仰的顽敌，”号召信徒不要参加他的寿辰庆典。“他是个鄙视俄罗斯的犹大，是个扼杀了自己精神中全部神圣的品格和道德上纯洁、崇高素质的叛徒，他将自己吊死在自夸的智慧与堕落的才华的枯枝上，是个凶残的自杀
罪犯。”大主教格尔摩根·萨拉托夫斯基这样写。
·８３４·“亲爱的兄弟格尔摩根！”父亲回答他说。读了你在报章上对我的评论，我为你和公认你为自己领袖的你的教友们而十分难过。就算我是个误入歧途的人，是个有害的人吧，但要知道，我也是个人，是你的兄长啊！如果你对那些因受我伪善的学说的影响而毁灭的人们大动恻隐之心，那么，你为什么不怜悯那个毁灭他自己也会毁灭人的罪魁祸首呢？我就是那个罪魁祸首，而且是你的兄弟。显而易见，你作为一个掌握着真理的基督徒，是能够而且应当向我进行规劝、责备和善意的教导的，你这位基督徒对我具有的惟一感情理应是怜惜的感情，可无论如何决不是你的揭发文章中所流露的感情……对耶稣学说你我有不同的理解，究竟谁是谁非，只有上帝知道。但有一点倒是毫无疑义的，对此，你这位可爱的兄弟在平心静气时也是不能不同意的，那就是：耶稣和上帝的基本法则是爱的法则……
“亲爱的兄弟，你听任自己被非善意的气愤的感情所支配，这可不好。这样干，对任何一个基督徒和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好，而对宣扬基督教义的领导人来说，更加不好。给你写这封信，意在请你平息你对我的恶感，除了对误入歧途的兄弟的爱和怜悯的感情以外，我对你是不会怀有其他感情的。”
父亲没有将这一封信寄给大主教，而将它寄给了自己的妹妹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
父亲的《我不能沉默》一文，不由得引起了各方面对寿辰庆典的更大兴趣，贺电贺信雪片似的飞来，总共收到五百封电报，无数的贺信、祝词和礼物。
·８３５·
除了去瑞典的列夫一人而外，全家人都团聚一堂。前来祝寿的还有亲朋戚友和契尔特科夫的朋友莱特先生。这位先生还从英国带来一封有几百位景仰托尔斯泰的英国名流所签署的贺词其中有托马斯·哈代、梅瑞狄斯、威尔斯、诗人社阿尔德·卡尔宾捷尔、马肯齐·乌奥列斯、萧伯纳、哲学家弗列杰里克·加尔逊、肯南，以及其他人等。还收到亨利·乔治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人民中的追随者以及犹太青年所发来的贺电。还收到下列组织发来的许多祝词，它们是：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定期刊物活动家协会等等，美术爱好者协会还敬赠许多俄国画家专为托尔斯泰所作的画幅合集。
令人万分感动的一件礼物，是一家俱乐部的侍者们给父亲送来的白铜茶炊，上面刻有这样的一些铭文：“上帝在您心中，”“上帝不在权力之中，而在真理之内，”“生活切莫随心所欲，要遵循上帝意旨。”茶炊上盖了一条俄国绣花手巾并随有一份许多签名的感人贺词。
某公司寄来满装烟卷的烟盆，每包都绘有父亲的画像。我们将它们全都退了回去，附上一函，说父亲不能吸用这些烟卷，因为他向来是反对吸烟的。鲍尔曼糖果点心店送来很多糖果，我把它们一一散发给村里的孩子们，同时散发父亲所著的民间故事的廉价版本。某公司送来好些大镰刀以供雅斯纳雅·波良纳农民使用，另一公司则送来一种酒，名叫“肚皮的好朋友”，这名称使得年轻人笑痛了肚皮。
向父亲祝寿的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一时难以数计。这里有学者、教师、大学生、中学生、工人、小饭馆伙计、教授、小铺老板、工程师、技术员、商人、农民、俄罗斯各民
·８３６·族——鞑靼人、拉脱维亚人、芬兰人，还有形形色色的教派
分子、高层贵族代表……以及东正教神父。
“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向你致敬。在你寿辰这一意义
重大的日子里，全世界都将跟你在一起。愿上帝宽恕你有意
或无意的罪孽；愿上帝保佑你，在你暮年，上帝会饶恕你的，
亲爱的伯爵！”签名：“一神父”。
另一份贺词是：“一个波兰天主教士向寻神者致敬。”
某些农民的贺词是十分感动人的：
“我深深感激您，感谢您的劳动和对人民的爱。金币，我
没有，可是，要是为建造您的丰碑而募捐，那我坚信：整个
地球上的资金也买不下您为自己的活的丰碑所炼成的活的砖
石，因为这些砖石是铭刻在人们心灵中的活的语言。您说的
话必将永世长存，万古不朽。始终尊敬您的一名女基督徒（就信仰而论）和农妇（按成分来说）谨启。” “亲爱的爷爷！祝您健康。”一个工人这样写。“亲爱的爷
爷！对于各民族的幸福来说，对于我和其他许多人来说，您
已经变成永垂不朽的了。 ”
“感知上帝的老人，不要沉默，再多活许多年吧！”另一
个农民这样写。
也有的信中破口大骂，其中有一封署名为“俄罗斯之
母”的９月３日来信。
“伯爵。回您的信。别麻烦政府，您可以自己动手，简便
易行。您那样做，就是为祖国和我国的青年做了一件好
事。”
“俄罗斯之母”给父亲寄来了一只匣子，里面有一根绳子。
·８３７·
父亲按平常一样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早上工作，早餐时接受朋友们的祝贺，下午两点钟我领他去大厅见客。晚上，戈里顿维伊则尔演奏他心爱的肖邦的曲子。
莫说回信，父亲甚至要把那许许多多的贺信通读一遍，也是不可能的。母亲和我家的友人希里亚科夫便把所有的贺信都整理好，选择其中最有趣、最感人的给父亲看一看。
“最近几天，”父亲在寄给报社的一封信中写道。“８月２８日前后，我收到了数量惊人的向我祝愿的各种各样的表示，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再重复一遍，我十分真诚地相信，我是受之有愧的。这些感情的表示，给我带来了我毕生所经历的最大欢乐之一。因此，我认为道义上必须尽我所能，哪怕在极小的程度上向一切带给我欢乐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些贺信真是五花八门，来自俄罗斯各个角落，它们的目的显然只有一个，即表示赞许——并非赞许我，而是赞许我好歹总算描绘过和表现过的真理。对我来说，这是很大的快乐，为此我表示感谢——并非类似的情况下出于礼貌和客套所表示的感谢，而是由于近几天来我所感受到的意外与问心有愧的欢乐而不能不油然升起的那种真诚的谢意。我感谢所有给我写信的人，感谢那些慨然馈赠的可亲可爱的人，如彼得堡的侍者就惠赠一只上有铭文的精美的茶炊，又如工人们和其他一些使我深受感动的人。请原谅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对祝贺我的许许多多人，不能一一作答，在此请接受我诚挚的谢忱。”
·８３８·①《托尔斯泰与托尔斯泰论》，新资料，托尔斯泰纪念馆出版，１９２４年，莫斯科第一卷，第８１—８３页。
②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１４４页。 ③ 同上，第１４５页。 ④ 同上，第１４６页。 ⑤同上，第１４６页。 ⑥《我不能沉默》，罗德日尼可夫出版社，第１８页和第３９页。 ⑦《全集》，第五十六卷，１９０８年７月２８日记。 ⑧ 同上，第３４０页、３４１页，１９０８年５月２８日日记。 ⑨ 马科维茨基：《雅斯纳雅·波良纳笔记》，１９０８年１月１２日。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１５２页。《全集》，第五十六卷，第１７１页。同上，第１７２页。同上，第１７１页。《全集》，第五十六卷，第１４４页，１９０８年８月１１日日记。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７１８页，１９０８年８月２２日。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１６７页。同上，第１６７页。同上，第１６５页。同上，第１６４页。同上。同上。古谢夫：《跟随托尔斯泰的两年》，第１９３页，媒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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