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考验
要相信自己的亲人患了精神病，这通常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对这位亲人的权威的认可已经养成了多年的习惯之后。
当时如果我明白母亲患了病，那么，我跟她的关系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也会轻松些。但是，许多比我聪明和有经验的人当时也不明白……
母亲一天天变得越发神经质。她动不动就生气，时时流泪，歇斯底里大发作，动辄勃然大怒。发作的起因各式各样，没头没脑，解释不清。她的兴趣依旧从事物的表面滑过去。她时而摘花，时而画画，时而不知为了什么又动手去裱糊过冬用的窗框，时而又去写她的回忆录。大伙儿在那儿谈话，一看到她走进房来，全都心中忐忑，生怕她出语伤人。凡事都
·８５２·令她病态地神经过敏。她的性格，还在青年时代就被她姊妹
塔妮娅嘲笑过的性格——顾影自怜以及坚信自己是个不幸的
牺牲品——这个性格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了。
７月初，父亲收到去斯德哥尔摩参加第十八届和平大会
的请柬。他知道，只有他一人能够说出赤裸裸的真理，议论
战争之不能容忍和号召全面裁军，只有他一人的话才会被人
们听取，而他认为去参加大会是自己的责任。可是，当父亲
说出自己的打算的时候，母亲斩钉截铁地说，她不准他去。为
了制止他这次旅行，她使出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她大吵大
闹，大哭大叫，恫吓讹诈，扬言要自杀。
“我不能入睡，直到深夜两点多，”父亲在日记中写道， “后来将我叫醒，我感到浑身无力。索·安一夜没睡。我便去
看她。这真有点愚蠢……我疲倦了，不能再这样下去，我感
到自己完全病倒了。我感到不可能理智地、友爱地对待她，完
全不可能。现在我只想离得远远的，什么事也不过问。别的
都无能为力，我已经认真思考过了，要逃跑。唉！表现出基
督精神吧！。ｃｅｓｔｌｅｍｏｎｅｎｔｏｕｊａｍａｉｓ（现在或者永不！）
万分想一走了之。我在这儿对任何人未必有任何好处。这是
沉重的负担，对大家只有害处。上帝呀！帮助我，开导我。我
只希望一点：完成你的意旨，而不是自己的意旨。”①
过了几天他又写道：“饭后，我谈起了去瑞典的事，这可
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她想服吗啡自杀，我从
她手中夺过吗啡，扔到楼梯底下。不过，当我躺下经过静心
思考之后，决定不走了。我当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她
很可怜，我真诚地怜悯她。不过，多么有教益啊！我除了自
·８５３·
我修养，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一旦自我抑制，一切便迎刃而解了。 ”②
母亲因父亲想去斯德哥尔摩而激动，这件事正巧跟另一件事同时发生：母亲打算向父亲著作的出版商提出诉讼，不过她对自己是否有这种权利并没有把握。
这年夏天，姑妈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的女儿莲娜和她的丈夫带着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在我们家作客。莲娜的丈夫杰尼先科是诺沃契尔卡斯克高等法院的院长。
我母亲请杰尼先科向她提供法律咨询：父亲那份授权出版和销售他的著作的旧委托书是否仍然有效。杰尼先科作了否定的答复，母亲便又失去了镇静。“家里人去讨饭，你也无所谓。”她朝着父亲大喊，“你想把一切版权都交给契尔特科夫，却让子孙挨饿！”
安德列和伊里亚都负了债，他们不断请求母亲帮助，这也使母亲神经受影响。安德列把自己的庄园给了第一个妻子奥尔迦。奥尔迦带着孩子索尼奇卡和伊留沙就住在那里。安德列缺钱，他虽然在供职，但薪俸从不够花。伊里亚家大，又不善于经营，田产没给他提供什么收入。正因为这样，母亲一再要父亲把他著作的所有版权交给她，但父亲断然拒绝了。父亲把日记的副本和手稿都交给了契尔特科夫，这使母亲很生气。母亲担心得不到父亲１８８１年以后写成而未发表的著作的版权。家庭中精神上的紧张气氛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父亲日夜不得安宁。母亲的所作所为已超出正常人的界限。她哭哭啼啼，半夜三更闯入父亲的房间大喊大叫，说他正在害死她。她鬼迷心窍，并没有意识到她这样做不仅正在扯断联
·８５４·如·
走，也就是说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同意我走，我就到
·
系她和父亲的最后一根细线，而且在不断缩短父亲的寿命。契尔特科夫没来雅斯纳雅波良纳。父亲看到契尔特科·夫每次来都要引起母亲大怒一场便索性请他别来。７月１４，日，他给契尔特科夫写道“亲爱的朋友我作出牺牲不和：，，你来往但愿这是暂时的你会明白我为此多么难过。————不过我知道，你爱的不是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我的心，而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有着同样的需求”……７月１６日父亲写信给他“今天早起我就盼望：， 我 ·你那里去。但她很匆忙离开时什么也没说因此今天我不，，去了，’（推迟不等于ａｒｄ ééｒｄｅｓｔｅｔｓｔｃｅｑｕｒｎｐａｓｐｅｕ失去）。等到下次吧我意识到今天不让我去见你的是上……，帝，而不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不然这对我来说就是·，，让·
莫大的耻辱……”③７月１２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但愿她（妻子）明白她是在毒化我生命中最后的时日……”④
她不愿意，也不可能明白这一点。她没想到父亲已临近离家出走，父亲即将把他著作的版权交给公众——这后一步是母亲最害怕的。
法院院长杰尼先科是位心肠非常好的人，可怜他左右为难。父亲请他造一份正式的遗嘱，表明父亲已放弃自己著作的版权。
我看到，父亲内心一直在斗争。他希望我也有宽恕和仁爱之心，而这是我完全不具备的。他老对我说：“受益多，施益也要多。”我对他说：“爸爸，我并没受益，我不能……”
家·人·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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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就想办法去克服这个‘不能’吧。”……可是连他自己
也不总是都能做到这点。
“这些日子过得很糟糕，心绪不好，”８月２日他又给契尔
特科夫写信。“一旦失去爱，便没有欢乐，没有生活，没有上
帝。桶底只要出现一个小洞，水就会流尽……是啊，上帝是
仁爱的化身，这对于我已是不容置疑的明显真理，但近来我
不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而且彻底感到，我们这些不中用且
具有丑恶历史的人要在生活中表现出爱是不容易的，何况处
处都要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当你为了爱而去满足爱的某种
要求时，你却破坏了爱的另一种要求。唯一的办法是只顾今
日。每天、每时、每刻忍受着苦难。而我心情很沉重，越来
越想死。以往只是晚上才这样想，现在连早晨也这样想。这
倒使我高兴。别以为我在向你诉苦，我既没有这种权利，也
没有这样的愿望。我主要是感激你，特别是当我孤独的时
候。”⑤
虽然父亲向母亲作了让步，决定不到斯德哥尔摩去，但
他仍急于写完准备在世界大会上作的报告。不过，由于瑞典
工人罢工，大会延期了。后来大会召开时，父亲的报告并没
有被宣读。他很失望，他说：“到处都是谎言，人们害怕真理，
忘却了真理。一方面，人们为争取和平而聚会……另方面，却
又在高谈加强军备。”
姑母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之
后，气氛变得轻松些了。姑母不干预我们家庭的事，但她的
到来就使母亲有所收敛。我们都松了口气。
有一天晚上，戈里顿维伊则尔来了，父亲同他坐下来下
·８５６·棋。突然，我的狮子狗马尔基兹狂吠了起来，大门口响起了
辘辘的车轮声，县、区警察局局长和村里的小警官来到了我
们家门前。我们全家都惊动了。原来他们是来逮捕古谢夫的。
父亲要区警察局局长出示证件，逮捕证上写明，由于古谢夫
参与“革命”活动，要将他流放到佩尔姆省的切尔登，时间
为两年。家人和仆人都跑来了，父亲陪同古谢夫来到书房。警
察给古谢夫半个钟头的时间准备行装。古谢夫匆匆忙忙地一
面移交文书，一面收拾东西。父亲沉默不语，只是脸色异乎
寻常地苍白。我将《战争与和平》塞进古谢夫的皮箱里——
在古谢夫看来，这是部没有宗教和哲学意义的作品，他从来
没读过。我轻声对他说：“这本书会减轻你旅途的不快。”父
亲拥抱古谢夫，吻了吻他，然后噙着眼泪默默地上了楼。马
车离开了。
“呸！”修女姑母朝离去的警察背后啐了一口。“凭什么抓
这么个好人！呸！”
父亲在日记中写道：
“昨晚来了几个匪徒找古谢夫并把他带走了。送古谢夫的
场面很好，这说明大家对他和他对我们都不错。那情景令人
欣慰。今天，我为此事写了个声明。”
“昨晚十时，我们家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要带走我工作
上的助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古谢夫，”声明中写道， “其中的县警察局局长在我提出问题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不大的文件，毕恭毕敬地自我宣读了文件上内政部长的决定，说是为了受其保护的俄罗斯人民的利益，根据第三百八十四条或者还有其它某条（虽然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似乎并不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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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任何条文），尼·尼·古谢未因传播革命书刊应受到拘捕，并出于内政部长所深知的某些考虑应流放到佩尔姆省的切尔登县，出于同样的考虑，流放期应为两年……
“只有引起这场风波的尼·尼·本人显得高兴和镇静，并以他那特有的善良和对人而不是对己的关心，匆忙地整理我的文书，因为给他收拾行装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
“应该亲眼看看，我们全家人以及当晚偶然聚集在我家面又认识古谢夫的熟人是如何给他送行的。从老人到小孩乃至佣人，一无例外地都怀有一种对古谢夫的崇敬和爱戴之情，都不同程度地抑制着对迫害古谢夫的罪魁祸首的义愤……
“古谢夫为人善良、温和、诚实，他反对一切暴力，乐于为大家服务，对自己毫无所求——就是这样一个人深更半夜被抓走，被投入伤寒病蔓延的监狱并被流放到某个地方；这地方为流放古谢夫的人所熟悉，就因为他们认为这地方是最不宜于生活的……”⑥
这份声明在几乎所有的俄罗斯报纸上都刊登了。
父亲身体很弱，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来找他的人仍然络绎不绝，而且他和每个访问者都能谈得来。他同给他画过像的画家帕尔霍缅科谈艺术，同来访的杜马成员瓦西里·马克拉科夫等人畅谈土地改革、谈向杜马提出亨利·乔治的单一税草案。
父亲疲于应付不愉快的事情和来访者，他很想见到契尔特科夫。他乐于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去莫斯科郊外的克列克申诺庄园。契尔特科夫一家住在那里。父亲想在这宁静的环境中休息休息，摆脱不断听到的责难和不断看到的歇斯底
·８５８·里……随父亲一起去的有杜尚、伊利亚 ·瓦西里耶维奇和我。然而，事情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好……父亲还是得不到安宁。
电影公司询问能否拍摄父亲离家的情形，父亲回电表示不同意。尽管这样，帕泰杂志社还是派来了摄影师。他们躲在树丛里拍镜头，尾随我们到火车站……在火车上戈尔顿维伊则尔和我们会合了。我们原想在莫斯科，在织匠街能见到哥哥谢尔盖和他的妻子，但他们不在那里。我们给父亲端来素食，我们希望父亲稍事休息。但这时瑟京办的《俄国言论报》的记者斯皮罗来了。这个记者还没来得及开口提问题，父亲突然严肃起来，向他开了一炮。
“请告诉你那坏透了的瑟京，我很生气， ”父亲说，“为什么他拖延发表《每日读物》？要是媒介出版社，那早就发表了 ……”
也许斯皮罗根本不知道父亲编的最后一集《每日读物》。不知为什么契尔特科夫违背父亲的意思不将集子送给媒介出版社，却送给了瑟京，而瑟京从商人的眼光出发，觉得出版这本集子不合算，一拖再拖。
戈里顿维伊则尔告诉父亲，新近造出了一种很小的、依靠机械作用能自动演奏名曲的钢琴。于是一清早，父亲、戈里顿维伊则尔、我以及和我们会碰到一起的契尔特科夫一块儿来到了齐梅尔曼的乐器店，父亲在这里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商店经理非常殷勤，他把钢琴送到乡间契尔特科夫家，父亲在那里欣赏了世界最优秀的钢琴家演奏的肖邦、施特劳斯等作曲家的作品。此外，提琴手西博尔和莫吉列夫斯基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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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列克申诺来了，最后还来了个四人提琴组，他们为父亲演奏了他喜爱的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
这都是些非常可亲的人，他们给父亲带来了莫大的愉快。父亲处于志同道合的朋友之中，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邻近学校来了一群教师，他们和父亲谈论了父亲对学校教育的看法；农民从附近的村子来了，人们从莫斯科来了……
过了几天，我母亲来了。契尔特科夫这里的一切她都不喜欢：她不喜欢父亲周围这些“阴沉的人”，不喜欢伊利亚·瓦西利耶维奇和她同桌吃饭。她的神经处于可怕的状态。
假如母亲得知写遗嘱这件事父亲正是在克列克申诺这个地方决定的，很难设想会出现什么情况。在这份遗嘱里，父亲放弃了他１８８１年以后所写作品的版权，允许一切愿意出版这些书的人自由出版，并将审订权交给了契尔特科夫。我将遗嘱誊写了一份，父亲和三位证人在上面签了字。我把副本交给了契尔特科夫，自己留下了原本。契尔特科夫要我到莫斯科去找一找穆拉维耶夫律师，问清楚这样的遗嘱有没有法律效力。
父亲想从契尔特科夫处直接回雅斯纳雅·波良纳，不到莫斯科。但他这个想法也使母亲流泪，受到了她的反对和责难。不知为什么，她坚持要父亲在莫斯科停留一天。
我害怕在莫斯科停留。托尔斯泰在莫斯科郊外契尔特科夫庄园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莫斯科。记者和摄影师简直使父亲不得安宁。在沿途各个车站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的噼啪声又是响个不停。在勃良斯克的火车站有一群人在欢迎我们，一批记者尾随着父亲，极力想听清他的每一句话。警察加强
·８６０·了值勤，一些警官恭恭敬敬地向父亲行礼。
到了织匠街，哥哥谢尔盖同他的妻子在家中迎接了我们。马克拉科夫、杜纳耶夫、戈尔顿维伊则夫等友人也来了。谢尔盖和他的妻子请我们吃饭，用茶。当谈到电影院时，父亲说：“我们为什么不去看一场电影呢？”我们非常高兴，尤其是我。不过，好象故意和我们作对似的，上映的是一部非常拙劣的片子。我还记得，父亲走出电影院时说：“对于学校教育、对于学习地理和研究各民族的生活，电影是多么强有力的工具啊！可惜……它也象其它一切东西一样，被庸俗化了。”
第二天，我带着父亲签署的遗嘱去找律师穆拉维耶夫。穆拉维耶夫仔细读完遗嘱之后说，这份遗嘱没有任何效力——不能将著作的版权授与所有的人 ……他答应考虑并拟定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
与此同时，一件我非常担心的事眼看就要发生——有人为父亲举行示威游行。电话铃声不断，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托尔斯泰乘哪趟火车去雅斯纳雅·波良纳？我不作明确的答复，母亲对我很生气，并一一告诉人家火车开车的准确时间。她没有我的那种不安。我回想起哈尔科夫的游行情况，还心有余悸。
第二天，父亲、母亲和我乘坐由两匹马拉的双篷四轮车离开织匠街。大门附近已经站着为数不多的一群人。一位老军人看见父亲后便脱下帽子，深深地向父亲鞠躬。我们无法靠近库尔斯克火车站，车站广场被成千上万迎候父亲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人数可能有好几万。马车停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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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们没戴帽子，但见黑压压的人头在晃动。马克拉科夫在那里等候父亲，我们一起向车站大门走去，但无法通行……大学生们组成一条保护线，但被人群冲开了。在车站门口，我们被挤得喘不过气。我极力挡住父亲，但我觉得我的肩膀虽宽，也难以顶住人群的冲击。马克拉科夫和一个身材魁梧的宪兵在费劲地制止群众。进月台时出现了同样可怕的情景，我们被挤进门里。人们在挤压，有一阵子看来我们要被压扁了，不过人群挤呀挤呀，倒把我们拥进了月台。电线杆上，车厢顶上全是人。
我们好容易把父亲领到车厢里，他面色苍白，下颌颤抖。火车开动了，人群跟在后面喊着，挥舞着手帕。父亲站在窗前不住地点头致意。⑦
契尔特科夫陪送我们到谢尔普霍夫。父亲躺下休息，但我们很快发现，他睡着睡着便昏厥过去。他面无血色，脉博微弱。我们想，他不行了。
四轮轻便马车已在车站上等候我们。大家挽着父亲的手臂把他扶上车……但到了家，他还是不省人事，坐在安乐椅上口中说些含混不清的话。我和杜尚劝他躺下，但他要我们别打搅他。
“略沃奇卡！”妈妈又来纠缠他，“略沃奇卡！钥匙在什么地方？”
“真不明白……你要钥匙做什么？”
“钥匙，箱子的钥匙，手稿在哪儿？”
“妈妈，请你做做好事，别这样，请不要逼他费神回忆！”
“可我需要钥匙，”她激动地说：“他快死了，而人家还要
·８６２·陆续拿走手稿……”“没有谁会拿走的，你别那样，我求求你！”我和杜尚继续给他脱衣，几乎把他抱上了床。我们把他的头放下，搁上热水袋，杜尚给他打了针。直到深夜他才清醒过来。
１９０９年１１月，父亲在穆拉维耶夫为他写的一份遗嘱上签了字。
起初，父亲想把全部著作的版权留给谢辽沙、塔妮娅和我三个对他最亲近的人，好让我们日后把这种权利转交给公众。然而，有一天早晨当我来到他的书房时，他突然说：“萨莎，我决定在遗嘱中指定把版权留给你一个人。 ”说罢，用探询的目光看了我一眼。
我沉默不语。我深感责任重大，还想到家庭的非难，哥哥姐姐的抱怨，与此同时我内心也为父亲以如此重大的事情委托我而感到骄傲和幸福。
“你怎么不作声？”父亲说。
我向他讲了自己的疑虑。
“不，我就这样决定了，”父亲断然地说，“你现在是我身边唯一的一个人，我将此事委托给你便是非常自然的了。如果你离开人世”，父亲说着温柔地笑了起来，“版权便转给塔妮娅。”
７月２２日，在离家数俄里的林子里签署了这份遗嘱。父亲坐在小木墩上，将遗嘱从头至尾亲手抄了一遍。当时在场的人有拉登斯基、阿廖沙的儿子、谢尔盖因柯科和戈尔顿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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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则尔，他们亲眼看见父亲签字。
父亲走这一步不容易，他把这个决定瞒着家人也不容易。但他决心纠正想在他去世后卖他的著作的罪孽——按他的话说。
有一次，他正要躺下睡觉，我在隔壁的书房里，他隔着闭上的门喊我：
“萨莎！”
“爸爸，我在这儿。”
“我想谈谈遗嘱的事……如果将来我著作的第一版还能
剩下点钱，最好从你妈妈和哥哥手中将雅斯纳雅·波良纳买下来分给农民……” “好的，爸爸。”此后他再没和我谈起这件事。
①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１９０页。 ②穆拉托夫：《书信往来中的托尔斯泰和契尔特科夫》，第３８７页。 ③《全集》，第五十八卷，第５８６页。 ④古谢夫：《托尔斯泰生活与创作年谱》，第７４６页。 ⑤穆拉托夫：《书信往来中的托尔斯泰和契尔特科夫》，第３８８页。 ⑥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１９２—１９３页。 （原注）我实现了父亲的遗愿。和托尔斯泰家族有关联的雅斯纳雅·波良纳、格鲁蒙特、格列卓夫卡和杰里亚坚基等四个村社的农民共获得了将近一千俄亩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