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屋透出光芒
在以巴和平协议签订之前，这里有必要回叙一下，有必要说说挪威山林中的一座小屋。因为，“以巴和平”的最初光芒是从那座小屋里透出来的。
1992年，当拉宾的鹰爪鸽派形象刚刚树起的时候，很快就因1992年冬季驱逐了415名巴勒斯坦人而受到影响，安理会甚至要求拉宾把他们接回去。无论是拉宾还是阿拉法特，日子都不好过，都必须顶着内外的巨大压力，形势极为严峻。阿拉法特眼睁睁看着哈马斯的声誉上去，而自己却受到内部激进者的反对，经济处境也每况愈下。因此，他不得不采取主动，与以方直接会谈。
于是，以色列海法大学教授希施菲尔德和巴解高级官员阿布·阿拉首先找到突破口，坐下谈了，但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这时，拉宾和阿拉法特已开始了解和接受对方的诚意了。1993年3月，当巴解执委会成员阿布·马赞通过一位实业家来打开与以色列总理直接联系的渠道时，拉宾点了头。
从一开始，拉宾和阿拉法特就明白：他们必须保密，首先是对自己人保密，即不但要对各自的反对派——利库德集团和巴解反对派保密，而且还要对自己的支持者保密。其中最担心泄密的是拉宾，他很怕吃不到羊肉惹一身膻，因此，他提出人数越少越好，范围越小越好，否则宁可不谈。他担心的是利库德集团搞到密谈证据后在议会里发难，弄得事情还没办成就先翻了自己的船。阿拉法特也同样需要保密，有“解阵”、“人阵”和哈马斯组织作对，加上部下人心不稳定，连工资也发不出，因此，他再也经不起内部造反的大折腾了。
但在哪儿谈？最终把会谈地点选在了挪威。挪威学者拉尔森擅长安排这类机密会谈。会谈在1993年1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份。主要的谈判场所设在保尔高德庄园，它是一座19世纪的农庄，室内装饰古朴典雅，屋内的壁炉里燃烧着劈啪作响的木柴，屋外白雪皑皑的园林中潜伏着双目圆睁的警卫。
谈判是艰苦的，常常为一点分歧争论数日，但通过8个月的拉锯谈，小屋里透出了光芒，巴以和平协议有了初步的雏形。但当问题越接近解决，保密工作也就越重要。后阶段除了更换地点外，连一些领导人的名字都用上了代号。拉宾为“爷爷”，佩雷斯为“爸爸”，以方主谈的副外长则成了“儿子”。巴方代表有时说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比如“爷爷要求爸爸向儿子传达什么？”等等。即使专搞窃听的特工也不会弄清到底是什么意思。
通过14轮谈判，直到8月20日，以巴和平协议终于草签了。人们抑制不住泪水，狂欢高歌。两个毗邻的民族，终于开始摒弃前嫌，握手言欢了！然而，协议能否正式签订，以色列还得过内阁这一关。1993年8月29日，拉宾主持了以色列内阁会议，佩雷斯向部长们汇报了整个谈判过程以及达成协议的要点。消息一下子传遍了全世界。欢呼的、沉默的、批评的、愤怒的都有。但不管持哪一种态度的人，都不得不钦佩拉宾那非凡的胆略，因为他敢于干其他中东政治家不敢干的事情，敢于出来解决中东最棘手的巴勒斯坦问题。另一个成为新闻大主角的自然是巴解主席阿拉法特，他也以自己的现实、理智和大无畏的气魄博得了广泛的称赞和敬重。8月31日，以色列内阁批准了协议草案；9月4日，巴解主流派法塔赫也批准了这个协议；9月9日，以巴互相予以承认。
这样一桩轰动世界的大事，不是美国施压的结果，完全是拉宾、阿拉法特，或者说是以色列和巴解双方的真心选择。但是，难堪的克林顿政府还是走上了前台，它要让世界知道：这场交易的经纪人是美国。美国一位官员称：“要是没有我们，和平进程决不会出现。”于是，“以巴和平协议”最后在华盛顿正式签订。
2. 和平的荣耀
诺贝尔奖，是一项有影响的国际性最高荣誉。共设有和平、文学、物理、化学、生理学和医学等5项。
鉴于1993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的“以巴和平协议”，在结束了以巴流血冲突，促进中东和平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决定，将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以色列外交部长佩雷斯和以色列总理兼国防部长拉宾。12月10日，是每年举行诺贝尔奖颁奖的日子，和平奖领发仪式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举行。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塞叶尔斯泰德分别向阿拉法特、佩雷斯、拉宾颁发了奖章 、证书和奖金。这是和平的荣耀，是可以引为自豪的。
随后，拉宾他们三人分别发表了讲话。他们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把和平奖这种世界最高的荣誉给予了他们；同时还介绍了中东和谈、以巴和平协议的重大意义，以及今后的实施步骤。最后，他们都表示了将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而继续努力的决心。
他们的发言赢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颁奖仪式后，挪威国王和王后亲切会见了他们并表示祝贺。
3. 世纪葬礼
1995年11月4日晚，拉宾这只和平之鸽折翅身亡。他就像埃及前总统萨达特一样，都是为中东的和平事业而献身的。当拉宾遇难的消息公布后，守候在伊奇格夫医院门外的数百名特拉维夫市民，禁不住失声痛哭，许多人自发地在街头点燃一支支蜡烛，以悼慰拉宾的亡魂。在当晚的内阁紧急会议上，阁僚们有的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们用黑纱罩住拉宾主持会议时常坐的椅子，以寄托无尽的哀思。许多反对派人士也认为，拉宾的遇害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拉宾的死，震惊了以色列，震惊了中东，震惊了整个世界。加利秘书长指出，拉宾被刺对以色列和全世界都是一个损失。5日，拉宾的遗体安放在以色列的一辆军车中，身上覆盖着象征这个犹太国的蓝白旗帜，车内6位将军守在灵柩旁。他们送拉宾最后一次走向耶路撒冷，然后守灵到国葬结束。
当拉宾的灵柩到达议会广场时，来自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全国各地的100多万群众排着长队，向这位为和平而献身的杰出领导人致哀和告别。
6日，是以色列为拉宾举行国葬的日子。这次葬礼，有人说是“世纪葬礼”。因为，二次大战以来，这次葬礼是世界各国政府要员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是为一位为和平而献身的国家首脑举行的葬礼。这天，葬礼现场有6000多名来宾，全国参加葬礼的人民超过100万，各地人们则以不同形式表示哀悼。有44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了拉宾的葬礼。
下午3时30分，耶路撒冷赫尔茨山公墓，祈祷声中，以色列军官将拉宾的灵柩缓缓放入墓穴中，一抔抔黄土洒了下去，渐渐地盖住了灵柩。这时，仪仗队朝天鸣枪致哀，人们便从震惊和悲哀中恢复过来，告别了为和平而献身的领袖。
4. 深夜来客
拉宾之死，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也在深深地怀念着他。这人便是阿拉法特！
9日夜间，已故总理拉宾的家中，依然是一派肃穆、悲痛的气氛。客厅临时改成了灵堂。拉宾巨幅照片悬挂在进门的幕布上，下面是各种各样的花圈，它们是以色列政府、议会、军界的要人以及平民百姓送的。其中也有外国客人送的。
今晚，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将来哀悼拉宾。拉宾的遗孀利扬坐在扶手椅里，眼中不断涌出悲痛的泪水。她的女儿也在一旁守候着。
一会儿，大门打开了，利扬抬头看去，阿拉法特迈着军人步伐走了过来。这是他专程进入以色列来向利扬表示哀悼的。本来，拉宾被害时，震怒了的阿拉法特就要去以色列参加亡友的葬礼，因为对他来说，有一般人无法理解的感情。与他一起签字、一起领奖，刚刚握过手的人，突然间便消失了。但是，以色列当局以“安全气氛不适宜”为由，婉拒了他的愿望。最后，他只好以这种形式来家中慰问其家属，并为亡友的灵魂默哀。
阿拉法特对利扬说：“拉宾是和平的真正英雄，他的不幸被害使我失去了一位朋友。”利扬称赞阿拉法特是拉宾的“和平伙伴”。
陪同阿拉法特前来悼念拉宾的有：巴解负责人阿布·阿拉和阿布·马赞，他们也是商谈以巴和平协议的代表。
整个这次活动是在以色列安全机构正式安排下进行的，只有少数几位记者被允许赴现场报道。
阿拉法特义重如山，拉宾的亡灵可以安息了！
参考书目
①《和平斗士——拉宾》杨苏曼等编著。
②《拉宾传》杜人舟、愈文萍、商兰君等编著。
③《以色列特工》吴银著。
附录:祖孙情深——诺阿写书忆拉宾
谢涛
去年11月，在拉宾的葬礼上，一位稚气未脱的少女款款登上讲台，悲痛却一点也不造作的回忆起了她与祖父在世时共享的天伦之乐，使在场的数万人和数百万收看葬礼现场的电视转播的人们感动得唏嘘不已。那位少女就是拉宾的孙女诺阿·本·菲勒索夫。
如今，年满19岁的诺阿已身着军装，成为以色列国防军主办的一家军事周报社的女记者。日前，在拉宾去世将近半年之际，她出版了一本回忆拉宾的书——《以悲痛和希望的含义》。
在书中，诺阿回忆了与祖父共同度过的最后一段时光。“在特拉维夫的国王广场上，他在慷慨激昂地呼吁犹太民族和巴勒斯坦民族要和解不要冲突。近10万热爱和平的人们在如痴如醉地倾听着他的演讲，我也是其中之一。在我的眼中，他是一柱永不熄灭的火焰，是一只在荒原中踽踽独行的高傲的狼。他是我的英雄。”
拉宾被刺后，诺阿与哥哥约拿塔恩紧随载着重伤的拉宾的救护车赶到了医院。“我和哥哥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们的神经几乎被这突然降临的灾难摧毁。为了保持平衡不致失去理智，我们将后背靠在医院走廊的墙上，但不济事，我们仍然觉得天旋地转，于是只好顺着墙根蹲了下去。恍惚中，我听到一个快步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护士喃喃地说：“他快不行了，可他的亲人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谈到将拉宾刺死的杀手伊加尔·阿米尔时，诺阿这么写道，“他跟我一样，都上过犹太教会学校。我们甚至都住在特拉维夫的郊区赫兹利亚。但他却杀死了我的祖父……我不能原谅他，但这笔血债不能光记在他一个人头上。祖父是被只要暴力不要和平的极右黑潮吞没的，他（阿米尔）不过是那股黑潮中的一滴水珠……”
诺阿在书中呼吁以色列各界共同努力，彻底铲除极右势力这个“社会毒瘤”。“我不时应邀到一些学校去作演讲。我告诉我的同龄伙伴们，我和祖父一起度过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告诉他们，我有多么爱他，失去他我有多么痛苦……我还告诉他们，祖父和我在波兰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看到的恐怖景象……我告诉他们，是那些狂热的极右分子夺去了祖父给我的爱。”诺阿希望学校要教年轻人学会容忍，要对不同的观点持宽容的态度，并且以统一的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的大局为重。
在谈到写这本书的动机时，诺阿说，“我一直沉浸在失去祖父的悲痛中。拿起笔将悲痛写下来，也许能好过一些。当我终于将这本书写完，我有了如释重负的轻松。因为我已经证明自己能够面对失去祖父的事实，又能够和他自由地交谈了（虽然在书中），他也一定知道我是一个坚强的孙女了……如果我突然发觉眼泪已在不知不觉中爬满了我的脸庞时，我知道，那一定是他听见我的声音了……”
附录：走过疲惫的巴勒斯坦
龙应台
走之前，翻箱倒箧地寻找，终于在满墙书架上一个手够不到的偏远角落里找到了；踩上梯子，费力抽出来，再用抹布，把书面书背厚厚的灰尘拭掉，封面的烫金又亮了起来。
于是每夜入睡前，就在床上重读这本老书：《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很专心地读。
伴侣狐疑地探过头来，“有毛病呀你？”他说。
我读着读着，读到夜探，读到清晨。
黄昏时分，穿过迦法城门，走进狭长蜿蜒的阿拉伯市场。游客已经稀疏，留着小胡子的阿拉伯人闪着诡谲的眼光靠近来说：“里面还有特别的东西，进去看看？”
我摇摇头，继续往前走。
转过幽暗深邃的回廊，又是深邃幽暗的回廊；踩过几级石阶，在意想不到的角落又是几级石阶。辗转回旋，走在历史的迷宫里，越走越深，越来越困惑，正觉得整个人已经陷在石墙石柱的阴影中时，踏脚出去却蓦然发觉头上一片晴空，月光，好像应承某种终生不渝的盟约，倾其所有地瀑泻下来，照亮了整个古城。不知怎么，我竟然立在一片层层叠叠、起伏有致的屋顶上头，放眼纵看，白石砌成的房舍城垣、教堂回寺，在温柔而虚渺的月色中纵横交错成一片惊心动魄的抽象线条。
今夕何夕？我几乎不敢眨眼，用眼光慢慢地、慢慢地描绘着月光所勾勒出来的线条。哭墙在清辉里像一面巨大的舞台布景，黑色的人影憧憧，将灵魂的重量倚在墙上。眼光瞄过教堂的圆顶，越过城垣，远处沙漠丘陵起伏，白色的沙，映着月光。月光锁着古城，像一种蛊惑。
“一百多年了，我们在寻找乡土；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过平静生活，一心只想种下一株树，铺好一条路；一百多年了，我们试着和邻居修好，过免于恐惧的生活；一百多年来，我们一边梦想一边作战……在这块苦难重重的土地上，我们和炮火、地雷、手榴弹一起呼吸……我们几乎每天在埋葬死者。一百年的战争和恐怖使我们伤痕累累……”
坐着听以色列总理的演讲，拉宾的话哀伤而动人。可是，耶路撒冷的“苦难重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血海深仇，只是一百多年的事吗？开始，恐怕是五千年前吧！
“神对亚伯拉罕说：抬眼望出去，往北、往南、往东、往西，你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我应允给你和你子孙的土地。”（《创世纪》）
这片土地，就是石砾遍地的巴勒斯坦。亚伯拉罕的子孙，满脸络腮胡的耶舒华振振有辞地说：“什么占领区？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家产！你去读《旧约》吧！”
我读着《旧约》，却发觉问题不像耶舒华说的那么简单。和神有私盟的亚伯拉罕固然是犹太人的始祖，他却同时也是阿拉伯人的远祖。你看，亚伯拉罕的妻莎拉不能生育，于是要亚伯拉罕以她的婢女为妾，婢女生子伊斯米尔，而伊斯米尔就是阿拉伯人的始祖。莎拉得到神的恩宠，以九十高龄而生子伊萨克，伊萨克的十二个孙辈，就成为以色列十二个部落的起源。
这么说起来，今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血海深仇，只不过是五千年前开头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争夺家产的延续，也是人类历史上缠讼最久的房地产纠纷。
三千年前，大胡子耶舒华的祖先曾经有过一段黄金时代。才气纵横的大卫王东征西讨，打下了一个叫“耶布斯”的小城，以此为都，并改其名为“耶路撒冷”；小小土城，在大卫王不可知的未来成为人类三大宗教的圣地、历史的脐带。
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大概就在晋国打败郑国的前后吧，巴比伦的军队打进了耶路撒冷，放火烧城，俘虏了犹太国王和大臣、百姓。数万犹太人流离迁徙，这是犹太人的第一次大流亡，开始了两千多年寄人篱下的生涯。
而耶路撒冷这个沙漠中的土城，则任它朝代兴亡，高楼建起，高楼坍塌。巴比伦人来了又走了，波斯人来了又走了，希腊人、罗马人来了又走了，惟一不走的，大概只有那冷冷的月光。
当李渊称帝，建立唐朝的时候，阿拉伯人的骠马正驰骋沙场，南征北伐。“贞观律令”颁定之后几个月，阿拉伯人击溃了拜占庭的军队，长驱直入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开始成为回教徒的天下。
那是公元638年。
在1993年，如果你站在耶路撒冷的郊外山冈上，往约旦河的方向望过去，你会看见阿拉伯人的村子历历在目。头包白巾的老人手里握着拐杖，赤脚行过砂砾满布的荒野，他在找他的羊群，不一会儿，从土丘后面冒出一个黑巾蒙面的女人，那是他的妻，赶着羊群向他走来。
这一对满面风霜的老夫妻和他们黄土色的羊群，已经在名叫巴勒斯坦的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脚下踩的是一代又一代祖先的足印。
当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种橄榄、喂羊群的那好几百年，犹太人在哪里呢？
犹太人一直在夹缝里惊惶喘息。别忘了，当中国开始了五朝十六国的时代，基督教已经从异端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君士坦丁大帝将巴勒斯坦列为“圣地”——耶路撒冷、伯利恒，四处兴起了基督教堂。1099年，远方而来的十字军因此而理直气壮地打进耶路撒冷，杀烧虏掠，手屠犹太教徒和回教徒，甚至到1516年当耶路撒冷纳入土耳其人的鄂图曼大帝国时，整个耶路撒冷不过三百家犹太人。
犹太人在哪里呢？
他们在俄国，在波兰，在匈牙利，在罗马尼亚……在每一个国家做“异乡人”。不被本地人接纳，也不愿被本地人同化，他们聚集在城墙外，自成一区，他们的凝聚力如此强大，使本地人侧目，时局不好时，犹太人就成为众矢之的。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那一年，近20万犹太人被西班牙人逐出家园。是“家园”，因为大多数人已经在那儿活了好几代，可是由于是寄人篱下，主人驱客只需挥手。所谓几代家园只是一厢情愿的假想。
1881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和俄国签订了《伊犁条约》，赔出900万卢布。在俄国境内的犹太人则面临灭种的危险，上百万的人被迫离乡——多数人前往美国，少数人却辗转来到原乡——巴勒斯坦，身无分文，只带了一个梦想，或许手里还有一本《旧约》。
百万人的流离失所使许多犹太人开始以新的角度审视一个历史难题：也许和地主国同化不是解决种族宗教歧视的办法，也许，也许根本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
从俄国回到巴勒斯坦的那些少数人就怀抱着这样一个模糊的梦想，也是最初的所谓“锡安主义者”（Zionist），犹太建国主义者，我称为原乡主义者。他们流浪已久、疲倦已极的脚踏上巴勒斯坦土壤的那一刻，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亲眼目睹的以巴血海世仇的开始。当拉宾沉重地说：“一百年的战争使我们伤痕累累”，他回首眺望的，正是这些原乡者在海滩上踩出的脚印，痕迹仍旧鲜明，因为淌血不断。
痛苦使人团结。1897年，第一届锡安大会在瑞士举行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议论纷纷，探讨民族未来命运。原乡建国论者还属少数；有人主张将巴勒斯坦看作一种抽象的文化祖国，有人认为和寄居国密切合作才能保存犹太文化，有人害怕犹太人建国反而会促使寄居国更加迫害，更有人建议把犹太国建在非洲刚果……奇怪的是，在七嘴八舌的建国讨论中，没有人想到一个问题：
犹太人回“原乡”建国，好，那么“原乡”上那几百万耕了一辈子地的阿拉伯人怎么办？
锡安主义者喊出一个口号：“巴勒斯坦有国无民，犹太人有民无国！”理所当然，犹太人应该移民巴勒斯坦，皆大欢喜。
怎么回事？巴勒斯坦怎么会“有国无民”呢？那手持拐杖赶着羊群，赤足走过砂砾的老夫妻和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先祖又算什么呢？
他们不算“民”，因为他们不知道何谓“国”。到了19世纪，阿拉伯人还不曾发展出国家观念。在巴勒斯坦埋首种地的老农，只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家庭、部落；问他是“哪国人”，他只能瞠目以对。1913年，当阿拉伯联盟大会在巴黎召开时，与会者的目的也仅止于向鄂图曼帝国争取多一点政治权利，而不是要求民族自决。一直到一次大战期间，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人横加暴虐，才促使阿人与英、法联合，对抗已经分崩离析的土耳其帝国。交换条件是，英国将协助阿拉伯人独立建国。
短短两年后，1917年，英国人却又在著名的《贝尔福宣言》中，将巴勒斯坦许给犹太人建国——今天的以巴仇恨，竟是如此不可预见的吗？或者说，人的短视使悲剧无可避免！
犹太人一拨一拨地涌往原乡。文化中像强力胶似的凝聚力使犹太人组织起来，集体在巴勒斯坦买地。那在地上耕作的，是手掌上长满粗茧的佃农，土地的所有权，却在绅士的口袋里，他们住在遥远的大马士革、贝鲁特。土地换了主人，原来胼手胝足的佃农发觉自己一夕之间失去了生计。
“那又不是我们的错！”屯垦区里的简妮，拖着及地长裙，边煎蛋边说，“我们是用钱买的地，巴勒斯坦每一寸地都是我们光明正大买下来的。我知道可怜了那些佃农，可我们有什么办法？”
脑子里装着梦想和理想，手里紧握着《旧约圣经》的犹太人，充分发挥他们远租亚伯拉罕的精神，一踏上巴勒斯坦就开始屯垦，用手，用脚，用汗水和智慧。
土耳其帝国溃倒之后，巴勒斯坦又来了新的主人——英国人。在英国的统治下，犹太人不断地涌入，阿拉伯人不断地暴动，耶路撒冷不断地流血。1936年，为了抗议英国不阻止流亡人潮涌进，阿拉伯人发起了长达六个月的罢工罢市运动（原来五十年前就有了“因地发打”运动）。三年后，英国人终于承诺将在十年内给予巴勒斯坦人独立，同时将犹太移民数目限制在75000人。
但是，这已是1939年，恐怖的1939年，欧洲的犹太人濒临绝境，煤气房和集中营等着他们。英国定下的移民限制，等于给百万的犹太人定下死刑。由于这个悲惨的刺激，十年后当犹太人立国时，同时也立下宪法，以色列将是世界上所有犹太人的祖国，对犹太人来者不拒。
为了自救，犹太人组织了地下游击队。在1945～1946年间，游击队调动了64艘船，将73000人载往巴勒斯坦——这是现代的《出埃及记》吧？像摩西以法术使埃及人的长子猝死，游击队也诉诸恐怖暴力：大卫王饭店的爆炸中死了91个英国官兵。
沿着大卫王大街走向迦法城门，大卫王饭店就在右手边。进进出出的不再是身穿制服的英国官兵，而是背着录摄器材的各国记者，他们来为今天的耶路撒冷作历史的注脚。
历史的面貌诡谲难辨；或者说，历史根本没有面貌，只有面具，无数个面具。
当年炸死英国官兵的犹太恐怖分子，变成了日后以色列的政治领袖。当年暗杀以色列政要和运动员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成为今日巴勒斯坦建国的政治英雄。
恐怖分子和英雄领袖的差别，恐怕只印证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规则吧！而当这些由恐怖分子蜕变为政治领袖的人风度翩翩地坐下来开会时，与他们意见不同的新恐怖分子又悄悄从他们身后蹿起，像一个受了诅咒的恶性循环。
最诡谲的，莫过于面具的交换。犹太人曾经是欧洲的孤儿，他的流离使世人同情，他的艰苦建国使世人鼓掌。但是，犹太人有了归宿之后，巴勒斯坦人成为新的犹太人——现在轮到他们流离失所，他们饱受寄居国的歧视，他们没有国家的保护，巴籍作家图肯（FouaxTurki）在《失去继承权的人》中写着：
“今天，两个巴勒斯坦人碰在一块儿，马上就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胞感，我们渴望团结，团结在一起承担痛苦……以前所分隔我们的阶级身份完全消失了……”
“天涯沦落人”曾经是犹太人，现在，是巴勒斯坦人；犹太人的幸福，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上。所以阿拉法特在1974年说，欧洲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对犹太人欠了道义的债，良心不安，但是这个债，却要巴勒斯坦人来代偿。
1993年10月28日，以色列人米拉其离开他那由铁丝网围起来的屯垦区，步行到邻近阿拉伯人的村子里去买鸡蛋；阿拉伯人的鸡蛋比较便宜。
没有多久，人们就发现了米拉其焦黑的尸体。反对以巴和谈的回教激进分子“哈玛斯”杀了来买鸡蛋的米拉其。
米拉其的朋友们、心情激动的犹太垦民，冲进阿拉伯人的小学，一把火烧掉了教室。
犹太人杀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杀犹太人。
以色列人杀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杀以色列人。
公元1993年。
经过长途的旷野跋涉，摩西和以色列人来到了迦南的边缘。迦南，神所许给他们的土地。
摩西挑选出十二个精英作为侦察，出发前他谆谆告诫：
“你们去窥探迦南地；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在之处是营盘还是坚城……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
（《民数记》十三，17～20）
十二个人潜入迦南地，花了四十天的时间侦察研究。回来时，带来一支葡萄藤，藤上所结的葡萄粒硕大如斗，得由两个人用棍子穿起来抬着走。葡萄，还有鲜艳的石榴和无花果，疲惫的以色列人展开笑颜：是了，迦南是个“流奶与蜜之地”。
杀戮开始。
（鲁亚摘自《台港文学选刊》199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