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肯尼迪也并不想轻率地或贸然地拿自己的威信和权力作赌注。随着危机的加深，他的忧虑也加深了。当他选择的办法：强调行政权力和投票权，被证明不足以对付种族危机时，他的战略也改变了。他明白他不只是对黑人负责，更要对国家负责。他以前一直认为，国家最高利益要求他避开一场得不偿失、两败俱伤的立法斗争，但他现在则认为，这种尝试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于是在6月19日，约翰·肯尼迪送交给国会一项内容最全面的民权法案，他知道，要使他的法案通过，不止是需要向国会呼吁。一场和平革命所需要的条件还不止是通过这个法案。这个法案不会解决种族关系的所有问题。这个法案必须由联邦、州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采取行动加以补充，还必须由开明的公民、私人企业、非官方的劳工组织和市民组织采取行动加以补充。约翰·肯尼迪在行动过程中起到了领导作用。他的努力在全国得到了响应，这使约翰·肯尼迪十分自豪。他高兴地看到连锁商店、剧院和餐馆自动取消了实施种族隔离的标记和做法，南方的市长和商会开始同黑人领袖商谈，北方和南方的雇主和工会开始减少种族限制，联邦发起的学徒训练计划使营造业向更多黑人开门，梅迪雷斯取得了学位，在弗吉尼亚州的爱德华王子的县，学校在自愿基础上重新开学。进步是缓慢的，不充分的，但同以往数百年相比，则是迅速可喜的。
不过黑暗依然存在。亚拉巴马州的华莱士州长把黑人小孩从伯明翰和其他两个城市新设立的黑白人同校的学校里赶出来，伯明翰的一个黑人教堂被炸……
夏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到黑人示威减少的情况时，约翰·肯尼迪强调指出，应该利用一段平静的时期促成进步，而不能把这一时期看成运动已结束。他十分坦率地解释，示威之所以平静下来，部分原因是情况在好转，另一部分则因为重要的黑人领袖们认识到，种族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任务，在某些情况下采取极端主义的形式等于是作茧自缚。
约翰·肯尼迪讲话后不久，民权运动的领袖们告诉他，他们计划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时，他大吃一惊。他担心会弄得不可收拾。但他无法提出强硬的反对意见。
当游行的日期8月28日临近时，约翰·肯尼迪明确表示那天他将留在办公室里，他知道23万人的游行队伍有可能做出所有事情，这是一个冷酷的事实，他决定不在游行队伍前露面，游行前也不会见黑人领袖。怀有几分大难临头恐惧感的人多不胜数，许多华盛顿人说那天他们哪也不去就待在家里，数千名加班的警察集合待命，4000名士兵在河对岸做好准备，有些国会议员要求为国会大厦提供保护。
但是到了8月28日，一切无比顺利。游行队伍所表现的昂扬精神和自我约束力使约翰·肯尼迪感到惊异，使全美国人惊异。来自各州各种族的参加者保持热情，耐心倾听文娱节目和马丁·路德·金的发言。他一次又一次地高呼，“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想”，描述了将来和谐与平等完全实现的日子。
这次行动使约翰·肯尼迪深受感染，他在白宫欢迎这次游行的领袖们时对金说：“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想”，他们的梦想也是他的梦想。约翰·肯尼迪并不以为这次游行会让国会对民权法案更感兴趣，也怀疑有任何种族隔离分子因此就改变了立场，但他相信，这次游行有助于让民权主义者团结得更紧。在如此庞大和焦躁的人群中竟然没有发生暴力行为，单凭这件事就唤起了人们新的兴趣，赢得了新的支持者。
民意测验表明，美国大多数白人是赞同肯尼迪的民权法案的，但同时，多数人又感到他走得太快了。
约翰·肯尼迪不是不清楚他的立场对他自己的政治前途的影响。私下里他担心这个种族争端会让他在1964年落选，但他对一位黑人领袖说他绝不回头。在公开的场合，他仍然抱审慎而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人民迟早会大胆面对真理，亚伯拉罕·林肯的传统会被继承。
约翰·肯尼迪虽然不反对那些人称他的演说和法案为“第二次解放宣言”，但他本人并不热衷于比较。像第一次宣言一样，既由于信念，也由于必要，它正视了黑人在白人社会中的自由问题，也像第一次宣言一样，由于它立足于说理和解而遭到了黑人和白人双方的反对，但毫无疑问，约翰·肯尼迪做了他那个时代能做的，他继亚伯拉罕·林肯之后，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1963年，在纪念第一次解放宣言一百周年时，约翰·肯尼迪写道：“那个宣言仅仅迈开了第一步——不幸的是，宣言的作者没有活下去推进这一工作。”他写的是林肯，却不幸言中他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