琢磨秋瑾的内心世界，她一定会遗憾的；但是她希望震醒社会，唤起民众，那她也可含笑于九泉。我们对于中国妇女，特别是南方妇女追求进步的思想，总应当赞扬，确实秋瑾作为女革命家、中国革命的先驱、革命的先烈，直到今天，仍然值得人们尊敬。当时，清政府对镇压的革命党，是不允许埋葬的，但是秋瑾的坟墓很却建成，这以后惊动了清政府，又把墓毁了。不过不久新坟又建造起来，这真是罕见的英雄行为。清政府下令追查营墓人，查出是吴芝瑛干的。不用说，吴芝瑛势将作为同情革命者被投入监狱。她这样做，看来是出于对秋瑾的友谊，但吴夫人无视国法之心是昭然的。吴夫人入狱年余，她丈夫廉泉多方奔走托情，以后总算保释出狱。我和丈夫回国后，廉泉先生也曾到东京小住，互相见过两三次，问起他夫人具体如何。他总说：‘还好！’却不说具体如何。她真的‘还好’吗？又听说欧阳夫人和吴夫人都先后已回到了南方。
年仅29岁便血洒刑场的女革命家王秋瑾，她是我真挚之友，她的风姿和言行，使我至今难忘。
立志雄心冲云天，惊天动地敢国颜。
好花却有满身刺，花谢长使人留恋！
§巾帼英雄
1911年10月10日，以武装反抗清朝统治的浙江新军为主力爆发的武昌起义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开始。武汉三镇首先成立“湖北军政府”，黎元洪出任都督，掌管军政和民生全部事务。之后，各地政府纷纷脱离清朝政府，宣布“光复”。
绍兴独立是在同年11月4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并就任临时大总统。
徐自华继承秋瑾的遗志，在杭州担任革命出版社“秋社”社长。辛亥革命后她致函孙中山，一方面祝贺革命成功，同时，叙述了秋瑾为革命成功所作的种种努力，以及她的流血牺牲，还提到秋瑾墓修建在西湖湖畔，希望在那里建造“风雨亭”来纪念秋瑾等。
为了迫使宣统皇帝溥仪退位，孙中山于同年3月10日，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与北洋军阀袁世凯。同年12月8日，应浙江都督朱端和秋社社长徐自华的邀请，孙中山经上海来杭州访问，徐自华的妹妹小淑和吴芝瑛从上海陪同前往。
从下午四时开始，拥护革命的人士在杭州马坡巷法政学堂举行欢迎仪式，孙中山发表演说：
“杭州历来就是革命志士甚多之地，由于有他们的同心协力，革命目标终于得以实现。去年在进攻南京的战役中，浙江革命家出了很多力，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非常让人痛心的是，我们没有能够看到其中最优秀的人士秋瑾的身影。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不用说，肯定不是欣赏西湖美景的，而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参拜女侠的葬身之地、凭吊这位女英雄的。”
孙中山赞扬浙江革命军为“光复”做出了贡献，同时，赞扬秋瑾出色地把各地会党组织在一起，在她的领导下，光复军发动了推翻清政府的起义。他称赞秋瑾是“最好的同志”。
翌日，孙中山到秋瑾墓前祭祀，并承诺担任“秋社”的名誉社长。同时亲笔撰写挽联：
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
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为追思秋瑾，还挥笔写下“鉴湖女侠千古巾帼英雄”，署名：孙文。
巾帼，是指古代妇女的头饰，或是服丧中带的孝巾，借指妇女。巾帼英雄泛指女英雄，自孙中山题词后，巾帼英雄就成为秋瑾的另一称号。
1930年3月，在绍兴的闹市街轩亭口，当年秋瑾被斩首的丁字路口处，矗立起一座高十米的秋瑾烈士纪念碑，碑的正面朝着秋瑾就义时走过的府山横街，碑座上镶嵌着一块金属板，上面是原光复会会长、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撰写的碑文。后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道路被拓宽，在纪念碑东侧广场，又修建了用汉白玉雕刻的秋瑾立像，雕像和纪念碑遥相呼应，秋瑾的视线微微凝视着左前方，周围布满鲜花，后面的墙壁上从右向左，是孙文亲笔书写的“巾帼英雄 孙文”几个金色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现在，在秋瑾故乡绍兴没有秋瑾墓，她的墓修建在西湖湖畔的孤山西南麓西泠公园中秋瑾立像的左侧，用混凝土修建的坟墓非常朴素，包括墓基在内，高八十五公分，宽一米，墓表中央雕刻着“秋瑾墓”几个横着书写的毛笔字，字为红色。字的上部，用明朝体写着“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下面是一行小字“浙江人民政府一九八一年九月立”。今后，只要不发生天翻地覆的变故，秋瑾就可以静静地永远安息在她所敬仰的岳飞的身旁。
§尾声
贵福、李钟岳（李宗岳）、贵福的幕僚某，还有李端年，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处死秋瑾的男人们，他们的心情是否和彼拉多祭司长把自称为基督、伟大的受难者、神之子、犹太人的王的家伙交给犹太人时的心情一样呢？这是令我们这些局外者颇感兴趣、又冥思苦想不得其解的问题，这个题目足可以构成一部小说题材。
这是武田泰淳在《秋风秋雨愁煞人》一书中，写到秋瑾临死前曾提出三个要求时的内心独白。在这部小说中，武田说宣布死刑的人是会稽县知县李端年，监狱坐落在山阴县，秋瑾也是山阴县人。秋宗章《六月六日与李钟岳》及其他许多资料已经清楚地表明是李宗岳向秋瑾宣布的死刑命令 ，李端年只不过是个配角。
乍看起来，泰淳把耶稣受难和秋瑾的牺牲进行联系，对此似乎显得有些突兀或贸然，其实不然。如果我们对照耶稣受难剧的场景重新审视一下当时人物的处境，就可以把秋瑾牺牲的情景看作是耶稣受难剧的翻版。但应提醒大家不要误解，秋瑾和耶稣角色相同，饰演的都是“革命者”，而不是“神之子”。
极力欲置秋瑾于死地的贵福适合扮演一心要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犹太教大祭司该亚法。李宗岳始终有负罪感，他的言行大体上和罗马帝国的犹太总督——彼拉多相同，彼拉多承认耶稣无罪，但最终还是屈服于该亚法等犹太圣职人员的要求和胁迫。
“听了耶稣的话，彼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恺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恺撒了。’”（约翰福音书19章）
彼拉多害怕被皇帝怀疑，鞭打耶稣后，把他交给了犹太王希律，使耶稣最终被钉上十字架，传说他被遣返回罗马后自杀。
在秋瑾陷入绝境时，蒋继云依然纠缠不休，逼迫秋瑾给他钱，他适合的角色是背叛耶稣的使徒加略人犹大。胡道南自始至终都是清朝政府的人，他和秋瑾之间还有个人恩怨，告发秋瑾自然也是他的职责，不能称其为叛徒。
徐锡麟不顾蔡元培会长的反对，介绍秋瑾加入光复会，为她开辟了一条成为革命者的道路。他本人也因发动安庆起义受刑致死。因此，他最适合饰演给耶稣洗礼的施洗者约翰的角色。
徐锡麟就像在王尔德的戏剧和里夏德·施特劳斯的名歌剧《莎乐美》中，按照莎乐美的恳求，被希律王的士兵在监狱中斩首的乔卡南（即施洗者约翰）。
徐自华和吴芝瑛虽不如耶稣的信徒，但她们忠实地传播了秋瑾的思想。光复会最高首领陶成章把这些充满鲜血、眼泪和弥漫着硝烟的革命历史编纂成《浙案纪略》流传后世，福音书的作者路迦的角色应属于他。
耶稣已经看到自己将被钉上十字架，在被逮捕之前，来到橄榄山麓，在这里他品尝到作为人类的耶稣和作为神之子耶稣相克的苦闷，路迦福音中这样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此时他的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秋瑾接到安庆起义失败和徐锡麟遇难，还有浙江各地光复军接二连三遭受挫折，干部们纷纷被捕，接着被拷打致死的消息后，一个人坐在学堂的办公室里悲叹、绝望地哭泣，这个情景恰恰和耶稣在橄榄山独自一人承受者巨大的悲痛没有任何人可以分担时的情景一样。而且，她也同样选择了走向十字架的道路。
完全是假设。耶稣未被钉上十字架，一直生活到老，最后静静地安息在沙罗双树下。秋瑾也生活到古稀之年，在一个阳光充裕的地方，安稳地度过余生。这些想像根本不能存在，因为改革者不可能有这样安逸的生活。据说，耶稣只活了30余岁，秋瑾31岁时就义，这就是历史赋予这些救世主或曰改革者的生命周期。但不论他们在世间生活的时间长与短，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精神永存 ，他们的未竟事业被后人继承、发展。
1987年6月1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中文版刊登了出生在绍兴的女诗人阿格尼丝（Agnes Nasmith Jhonston）赞美自己故乡的英雄秋瑾的诗，标题是：“秋瑾英烈（Legend of Chiu Jin）”。
1920年夏，阿格尼丝在绍兴出生，是担任绍兴越材中学校长的美国教师琼斯顿的长女，她和比她小两岁的妹妹玛丽在绍兴度过了少女时代，离开绍兴后，她继续在上海的美国学校学习，1940年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进入纽约州立大学学习 ，毕业后在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局工作，后成为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东京朝日新闻社曾经介绍过她的作品，成为国际知名的诗人。妹妹玛丽是个活跃的钢琴家、作曲家和教育工作者。
1997年7月，为纪念秋瑾烈士牺牲90周年，杭州秋瑾研究会编辑出版了《秋瑾研究丛书》，这套丛书的第四集《秋瑾革命史研究》（团结出版社）曾用了整整两页的篇幅，介绍了阿格尼丝姐妹的绍兴情结。
据说，妹妹玛丽还为姐姐的《秋瑾英烈》配曲并公开发表了这个曲子。
华盛顿邮报用中文刊登的赞美诗是这样的。
秋瑾英烈（Agnes Nasmith Jhonston）
秋瑾 秋瑾
绍兴的巾帼豪英
我们唱一支颂歌
献给您短暂的一生
无畏的秋瑾
飒爽的女性
您以天足跨马
穿行在街井
秋瑾 秋瑾
中国的巾帼豪英
今天我们在绍兴
您的纪念碑前
瞻仰 致敬
§跋
写作《竞雄女侠传》之意，萌生于我在对绍兴的访问之时。
三年前的2001年，我去绍兴参观鲁迅故居。当我漫步于两边屋宇成排的街巷时，突然想起了武田泰淳的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
当年读这部交错穿插着众多的历史人物和年代的小说时，坦率地说，对其内容我只是很肤浅地读懂了一些皮毛，当然，其原因是读者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了解得太少。蓦地被秋瑾这一人物牵动了心绪的我再次访问了绍兴，当我肃立于秋瑾故居、大通学堂以及矗立在秋瑾就义地轩亭口的秋瑾烈士纪念碑前时，才真正被这位女革命家的生平事迹所感动。在秋瑾纪念馆的小卖部里，我有幸购得一部为纪念秋瑾牺牲90周年而刊行的研究文献。明知自己力不从心，但还是想以这部珍贵的资料为起点，作为纪念秋瑾就义100周年，在2007年完成一部从全新角度来描述的《秋瑾传》，并藉此为中日两国的革命传统教育事业尽一份绵力。
我因一家设立于苏州的建筑涂料公司的关系，每年要来中国二、三次。那时我在苏州图书馆，从众多的辛亥革命文献中查阅到了在日本很难见到的《秋瑾集》、《浙案纪略》等资料，并将其复印了下来——这就更加强了我的写作愿望。读这些文句典雅的文献，就像读日本的文学大家露伴、鸥外（译者按：鸥外即日本近代文坛独领风骚的文学大家森鸥外（1862~1922年），军医和作家双重身份。 露伴是近代日本著名文学家幸田露伴（1867~1947年），本名叫成行。）的作品一样，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或许是件难事。
当然，我也不例外，抱着辞典读完这些资料，竟化了一年多时间。
为了更多地了解绍兴的秋瑾遗迹，我曾在绍兴市地方志办公室拜会了绍兴文理学院的任桂全教授。会面时的谈话中有这么一段插曲：
“当年关押秋瑾的山阴县监狱，遗址现在还在吗？”
对我的这个问题，任先生欲言又止地回答说：
“当年遭日军的炮击，已全被烧毁了……”
“对不起！”
我不知道此刻用中文的“对不起”一词是否恰当，当即代表日本人道了歉。真没想到，过去战争的伤痕至今仍在作疼。当时和任先生约定：作为赔罪的一点具体表示，《秋瑾传》一书在日本出版后，将马上寄赠给他。
全书写作中，我竭力避开了写小说那样地进行人物的心理描写，而采用了更接近纪实传记体的那种写法，一切建筑于真实史料的基础上。在中国有不少以秋瑾为题材的小说、戏剧，或许因主人公是位女性吧，故都偏重于故事的情节。要想从中爬梳筛滤出秋瑾的真正史实的话，似乎是件不容易的事。考虑到这一点，本书是按年代顺序来对秋瑾的一生加以叙述的，这也算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吧。
关于书中秋瑾诗文的日语训读表述法，考虑到原作的修辞及内容，所以均采用了文言体，也就是旧假名的训读表述法。岩波文库出版的《日本唱歌集》（第66次印刷本）中，对“妇女从军歌”等明治时期的歌词，全都改用了现代假名。这或许是一种对现代读者普及现代假名的不得已的措施，然而，保持原文的原貌传示给后世，我想也应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吧。
最近，关于用文言体来表述的方法，连像圣经那种已产生了强烈效果的都正在被重新评价。但是，有关秋瑾的诗文，不管怎样我还是认为用文言体来表述更为合适。
本书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写成并顺利出版，其动力来自于我的畏友、也是我连句的老师、诗人铃木漠的一声棒喝——“赶快给我写出来！”就是他的鞭策，驱走了我身上的惰性。
如文首所述，沉眠于朦胧记忆深处的“秋风秋雨愁煞人”，由于偶然访问了绍兴而得以复苏，在秋瑾故居和畅堂及大通学堂得到的资料又使其轮廓逐渐地清晰起来。而我得益最大的还是秋瑾研究会的王去病、陈德和编的《秋瑾年表（细编）》（作为《秋瑾研究丛书》的第二辑，在秋瑾诞辰150周年的1990年由华文出版社出版）。
写作过程中，能供参考的日文文献很少，幸而秋瑾在日本留学的时间与鲁迅大体相同，而有关鲁迅留学时代的研究文献有北冈正子所著的《鲁迅——在日本这个异文化的国度中》（关西大学出版部，2001年版），其中围绕清国留学生的叙述给了我很多启发。此外，还应对在本书的正文后的“参考文献”中所列的诸前辈先贤给予的学恩致以深深的谢意。
我还要感谢两次陪我去绍兴，并为我在行程、食宿等一切方面作了安排的女婿周子汉、女儿永田薰夫妇，感谢为我联系安排去苏州图书馆查阅资料的装和技研有限公司的周令毅先生，感谢为本书的出版、发行付出了辛勤劳动的“编集工房诺亚”的涸泽纯平先生。
永田圭介2004年7月吉日
§中文版后记
拙著《竞雄女侠传——中国女性革命诗人秋瑾的生涯》由闻立鼎先生将其译成中文，以《秋瑾——竞雄女侠传》的书名在中国正式出版，作为作者真是感到无比的高兴。日文版原作自2004年9月1日由日本的出版社“编集工房诺亚”刊行以来，我陆续收到了大量来自读者的反馈信息。读者们在为革命诗人秋瑾悲壮的生与死而感动之余，给我的意见中大都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完全不知道（这位伟大的人物）！
我在前言中谈及，作家武田泰淳已写过关于秋瑾的小说。但是要想让一般的读者详细了解秋瑾这一人物，武田的小说似乎过于高深了一点。坦率地说，我自己对秋瑾的印象也一直很模糊。直到因偶然的机会得以访问了绍兴，接触到了秋瑾的事迹，才真正地感受到了震撼。考虑到这一点，即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容易理解秋瑾，所以我在写这部传记时，始终本着“通俗易懂”这一原则，尽量把这位罕见的女英雄和她所处的清朝末期的中国以及明治时代的日本的历史背景糅合在一起进行介绍，这样的写法应该会让更多的人易于理解和接受。
本书之所以在中国得以顺利出版，是因为有众多敬慕秋瑾的人给予了我力量，赋予了我动力，对我表示了支持。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京都产业大学教授、孙文纪念馆馆长狭间直树先生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王晓秋先生分别为本书作了序，中日两国的两位著名学者的序言，为本书增添了不少光彩。此外，由秋瑾的故乡绍兴市的市政府外事处和侨务办公室的余一飞副处长、绍兴市文物管理局的金燕处长等政府官员的斡旋、引荐，我还见到了秋瑾的兄长秋誉章的第四代孙秋晓鸥先生。在秋瑾墓的所在地杭州，我还拜会了秋瑾研究会的朱馥生先生，他编著过不少有关秋瑾的文献，还是位著名的书法家，我有幸得到了他特意为我挥毫的秋瑾的诗“对酒”的条幅。这里我还得感谢群言出版社的范芳社长，在她的全力支持下，中文版《秋瑾》才得以出版。
因此可以说，《秋瑾》的诞生是两国有关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晶。但是，作为我，还有一个始终萦廻于心头的愿望：无论在距离还是文化习俗上，被称为仅“一衣带水”之遥的日本和中国，时不时会有一段摩擦的时期，目前似乎也正处在这种阶段。我想互相缺乏了解应该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我自身也是如此，到几年前在绍兴接触到秋瑾的事迹为止，对近代的中国实在是了解得非常少。日本读者们给我的意见中的“完全不知道”，我想这不仅是指对秋瑾其人其事，对整个近代的中国也同样如此。
另一方面，我想中国的读者对近代的日本似乎也同样缺乏一定的了解。因此，我的这本书如果在促使两国人民互相了解、互相理解方面能起到一点作用的话，那么我也算是为两国人民作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其实，上面所说的也正是我写作这本书的一个潜在的目的或者说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吧。
除上面提到的各位外，还得到了许多各阶层的人士、企业、团体以及行政单位的支持和帮助，还有王建新、张春瑜两位女士也初译了一部分章节。谨於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但愿本书能成为日中文化交流沟通中的一座桥梁。
永田圭介记于
日本大阪府茨木市
2006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