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秋瑾的询问，老夫妻面面相觑，眼中现出泪光。看到两位老人悲伤的样子，秋瑾感到一定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她脸色发白，焦急地等待老人的回答。一阵沉默过后，老父亲终于颤巍巍地说：“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紧咬牙关，低声哭泣起来。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听了老人断断续续的诉说，秋瑾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按照当地的习俗，阕生出嫁了。一开始夫妻生活就不和睦，经常吵架，一天，夫妻二人又吵起来，丈夫动手打了阕生，就在那天夜里，阕生吞下了大量鸦片，用被子从头蒙到脚躺在床上。次日上午，烧饭的婆婆看到儿媳很晚仍未起床感到奇怪，发现阕生在寝室盖着被子一动不动，打开被子一看，阕生早已咽气多时了。
听完老父亲的话，秋瑾不禁俯身恸哭。在那个女子没有地位只能逆来顺受的封建时代，有着强烈学习欲望的阕生，年纪虽小，却懂得世上有很多不合理和相互矛盾的现象存在，她不可能成为一个事事忍耐的小媳妇，或许就是因为反抗丈夫的欺压才遭到殴打，含着屈辱和对未来生活的绝望服毒自尽了。虽然没能亲耳听到阕生的倾诉，但秋瑾就像自己亲身经历过似的完全能够体会到昔日好友临终时的痛苦心情。当年，就是阕生带着自己从长沙沿湘江而下，来到汨罗江边屈原投江的地方，这情景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清晰地浮现在秋瑾眼前。
前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编纂完成了130卷的《史记》，书中因替投降匈奴的汉将军李陵辩解，被处以宫刑。在权势面前，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的高尚品格和二百年前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有共同之处。在《屈贾列传》的最后，司马迁无限感慨地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当年，眼望着汨罗江的流水，想起离骚那雄浑悲壮的诗句，秋瑾激情澎湃，心情激荡，忍不住流下热泪，她感觉两千年前发生的悲剧仿佛就在眼前。望着秋瑾泪流不止的样子，当年才14岁的才女阕生曾不解地笑过。然而，在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刻，阕生或许理解了秋瑾当时为什么会触景动情了吧。
悲痛不已的秋瑾感到自己好像已失去了身体一部分似的极度虚脱，仿佛自己的精神都随阕生而去了。她强忍着悲愤的心情用颤抖的声音劝慰两位老人。
被扼杀了人生目标的人，即使年纪还很轻，也不过是激情燃烧殆尽的余生。
离开陈家后，秋瑾回到码头，和子芳一起返回湘潭婆家，等待着秋瑾的依然是暗淡无味缺少爱情的生活，一如阕生曾经经历过的那种毫无幸福可言的令人窒息的生活。
§废除科举令
1901年8月29日，清王朝颁布诏令，宣布废除科举制。但实际上科举制度真正意义上的被废除，则是从1905年开始的。在1904年5月，清王朝还上演了最后一场科举考试的闹剧。
随着清王朝所推进的教育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化，中国所遭受的劫难的原因则变得愈发清晰。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改革的推行者——清王朝的存在本身，正是导致这些劫难的根本原因。
因此，不仅诞生了以推翻满清统治为首要目标的革命派，即使那些没有成为革命派的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也为推进教育制度的近代化而进行了可贵的尝试。此后，继李鸿章后，新任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先后都成为过推进教育改革运动的带头人。这些作为清朝开明派的总督们，以下述三个方针为目标，制定具体方案，迅速将教育制度的改革付诸实施。
一、县设小学堂，府设中学堂，省设大学堂、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
二、废除科举制，完善近代学制。
三、派遣留学生，尤其多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接下来，已成为当时社会肌体毒瘤的官职买卖制度——“捐官”制被废止。同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采取了削弱清王朝腐朽制度得以延续的其他各种方针。
9月14日，为取代科举制度，清政府颁布了在各地设立“学堂”的诏书。由于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临阵磨枪所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马上显现了出来。尽管建起了分行分类的学堂，但最主要的是没有教育学生的老师。作为对策，只好将学生派往国外留学，特别是向日本这个经过《马关条约》以后，与众多列强一样将权益揽入手中的国家派遣留学生。把日本列为首选的重要原因是，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相比，留学生去日本路途较近、路费开支少，经济上比较合算。但归根结底，他们是想进一步寻找“为什么像中国如此之大国却没有能战胜日本这样的弹丸小国”的答案。
此时，秋瑾正身孕第二个孩子。10月7日，她的女儿在湘潭出生。由于时值阴历八月，秋瑾为其取名为桂芬，字灿芝。意为“如日光般璀璨，如芝兰般芳香。”
以下内容在后文将详细述及，这里先简单一提：灿芝在2岁时，就因秋瑾去日本留学而被寄养在友人谢涤泉夫人处。秋瑾被处死刑时，年仅5岁的她，作为叛党的孩子被送往湖南，途中曾多次濒临饿死的边缘。辛亥革命时，姨母秋 收养了她。继承秋瑾血脉的灿芝，15岁左右就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她曾经就读于上海爱国女子学校，1919年进入芸芳女子大学，1925年毕业于大夏大学。1926年，继王芷馥、龚宝铨、王时泽等之后，她开始对母亲秋瑾的遗作进行了收集整理，以《秋瑾遗诗》为首，1929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秋瑾女侠遗集》等著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作出了贡献。1927年，灿芝继徐自华之后成为上海竞雄女子学校的校长。为了给母亲报仇，灿芝怀着一腔悲愤和仇恨，励志学武，经名家传授，相继学习剑术、拳法。灿芝致力于学问和武术，可谓文武兼备。因此，有人将其比作第二个秋瑾，称之为“小侠”。
1928年，南京政府作为对革命烈士遗属的抚恤，向灿芝支付了二万元的补偿金。并安排灿芝带了翻译员去美国留学，先就读于华盛顿大学，接下来又转到纽约大学，攻读航空专业，成为中国最早的女子飞行员，曾获“东方之飞行女将”的美誉。回国后，她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航空学校教授和专职翻译官。1932年，灿芝再度赴美。不久结了婚，但由于与丈夫关系不融洽而分居，这大概也是因继承了秋瑾的血脉吧。后来，她独居上海。1948年5月，在上海八仙桥她个人举办了“秋瑾烈士革命遗迹展览会”，没有接受政府的任何经济支援。
从这些现象中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现实政策与秋瑾的革命理想信念背离甚远，可能这些也就是导致灿芝与政府保持距离的原因所在吧。
1953年，灿芝移居台湾，撰写的名人传记《秋瑾革命传》，全书分十七回，十四万字。由台北三民书局以“秋灿芝”之署名出版。到1978年，该书共出了四版。
灿芝晚年，被台湾禁止离开台湾岛。1967年12月16日去世，享年67岁。与她相反，此前我们曾经提及过的灿芝的哥哥沅德，却度过了极其平庸的一生。他曾在湖南省资料馆承担类似图书管理员的工作，直到1955年在长沙去世。与秋瑾周围众多女性们的辉煌一生相比，这些男儿的生涯似乎显得有点黯淡。
灿芝出生后不到一个月，父亲子芳就接到了来自北京的、被授予“江苏兵备道”官职的诏令，于是他就携秋瑾、灿芝、女佣和仆人们，于11月5日从湘潭出发，启程赴京。他们雇船途经洞庭湖、长江，用了十多天才赶到了直通北京的运河。
在到达北京后不久的12月初，接到了家中的讣告。讣告说，任职于湖南桂阳知州的51岁的秋瑾的父亲秋寿南，于11月26日去世。在湖南，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在桂阳也出现了会党——湖南哥老会起义攻城事件。为镇压起义，寿南操劳过度，体力消耗过大，曾出现吐血等症状，不久便撒手人寰。在当时，亲身经历革命风潮的地方官员，要比北京的官员更加能真实地体会到起义爆发所带来的恐惧。寿南和祖父嘉禾一样都是清官，在当地百姓中的口碑也很好。为此，当地的有识之士经过协商，向他赠送了“万民伞”。在古代，万民伞是官员离任时，当地百姓作为赞誉有德行的官吏而馈赠的大伞，上面扎满了民众姓名的红色缎子。对官员来说，“万民伞”是名誉与品德的象征。寿南的遗体，被运往秋瑾的母亲单氏、长男誉章、庶母孙氏生活的湘潭，秋氏家族沉浸在丧亲的悲哀之中。
在十分重视孝道的儒教社会里，作为女儿的秋瑾，是一定要参加父亲的葬礼的。于是，刚刚到达北京的秋瑾，怀里抱着孩子，又匆匆返回了湘潭。
新年伊始，秋、王两家共同出资，在湘潭十三总开设了“和济钱庄”。当时的钱庄是类似于小规模的银行和信用社等性质的金融业。开设钱庄，是子芳的父亲黼臣在秋家的顶梁柱寿南去世后提议创置的。但在秋家，以誉章为首，都是些不擅长做生意的人，更不要说是开钱庄了。由于把生意委托给他人去做，最终导致金钱被他人侵吞，钱庄生意终告失败，全家不得不在秋天搬往祖籍绍兴。
§京师大学堂
“富国强兵”——实现这个国家目标，是战胜帝国主义国际社会的最有效方式。这一点，在作为远东小国的日本与世界最强大的英国之间平等签订同盟这一结果上，得到了印证。
为什么中国和日本，如今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除陈天华以外，还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同样的疑问并得出了答案。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以变法派为主流的康有为等人，过去一直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武器和军事实力无法超过西欧列强，这种认识现在却开始发生转变。他们认为“富国强兵的根本必须发展经济和开启国人心智”。他们认识到，日本的迅速强大，也正是通过教育振兴而得以实现的。梁启超曾经强调，“中国目前教育意识缺乏、人才不足的状况，归根结底源于被科举制束缚的旧制度所致”，提倡“教育救国”，“设立学校，关系到国家的振兴与变法的成功”，“让愚者变智，让弱者变强，其方法、手段都归于学校”。学校在当时被称为学堂。以前曾经提及，尽管有从小学堂升入大学堂的系列设想，但当时只在北京设有大学堂。
设立于戊戌维新时代的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相当于设立于1877年当时日本唯一的一所大学——东京大学。作为近代中国最初的国立综合大学，于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设立，不仅为培养近代中国，尤其是维新变法派的人才而肩负重任，同时引进日本教育制度，使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的一流人才作为中国的“被雇佣外国人”，被派遣到这里担任教员。
最初设立京师大学堂的设想，是在1896年刑部佐侍郎李端棻向光绪帝上奏由梁启超代笔起草的文章中所提及的。文中提议，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所有的各省、府、州、县内设立大、中、小学堂。梁启超在文章中充满自信地提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10年后，优秀的人才将不断涌现。如果有这样一批人才，那么无论何种政治形势都可以治理，所有的国耻都可以洗雪”。与此相应，许多有识之士的意志也开始高昂起来。1898年2月15日，光绪帝发布诏告，宣布“允许设立京师大学堂，并于现在马上设立”，命令总理衙门大臣上奏相关计划。但是，保守派的衙门大臣们却以“史无前例，很难实施”为借口，试图拖延其设立。
4个月后的6月11日，受维新派催促的光绪帝公布了《国家目标制定诏书》，其中第一项命令，就是为各省作出榜样，立即设立京师大学堂。但在3个月后的9月21日，西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几乎全部废除了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新政策。其中，京师大学堂因“可作为培养人才之地予以保留”，才得以勉强逃过被废除的厄运。京师大学堂于同年11月开始招募学生，12月初实施考试，12月31日正式开学。
1900年8月，由于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入侵并占领北京。历尽千辛而得以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被沙俄、德国军队占领，作为兵营。入侵者所到之处，图书、办公用品和楼房惨遭破坏。无奈之下，学校只能关闭。
一年零五个月后的1902年1月10日，西太后任命刑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令其即日发布批准学堂章程（学制）的诏告，重建大学堂并开学。张百熙，湖南长沙人，同治时期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山东和广东学政、内阁学士、都察院御史等职，1900年7月任工部尚书，是清廷内部顽固派（保守派）所批判的开明派。由于在戊戌政变时支持康有为，受到了留任处分（虽被罢免官职，但在4年内如没有出现任何过失，便可以复职）。
政变平息、内政重建，而此时，清政府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人才匮乏的窘境。即使西太后，也感觉到其周围顽固派人士们的无能。于是，她便任命留任处分尚未期满的张百熙为刑部尚书。紧接着，又任命他为主管学政大计的管学大臣。
张百熙在被任命后23天，即2月13日，上奏了《筹办大学堂概况（大学堂重建计划方案）》，详细阐述了京师大学堂重建与学制改革方针。
张百熙采取了先行开学的方针，并推荐保定莲花书院院长、著名教育家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校长）。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首先介绍与京师大学堂相关的几位人物与秋瑾的关系。一位就是刚刚提及的吴汝纶先生，另一位是原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后调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总教习的文学博士服部宇之吉先生。其次，还有吴汝纶先生的侄女吴芝瑛女士、服部宇之吉先生的夫人繁子女士。两年后，受命运之线牵引，他们相遇，同时对为革命献身的秋瑾的生涯起了非常大的影响。
是年，吴汝纶先生62岁，被誉为曾国藩门下安徽桐城学派中的名儒。我们曾经提及过的《天演论》的启蒙翻译家严复等人，都出自于桐城学派。
京师大学堂的制度，仿效日本的帝国大学实行分科大学制度，即由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帝国大学工科大学等单科大学组合而成。京师大学堂也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京师大学堂法学馆两个专科学校组成。作为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按照日本的体制，类似于帝国大学的校长，而师范馆和法学馆的总教习，则类似于文科学院、法科学院的院长。
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荐吴汝纶先生的理由，是鉴于其“学问纯正、处事开明，通晓古今中外，是肩负大学堂重任之人物”。然而，吴汝纶感到，作为总教习，要使荒废的大学堂重新开学，这项具有统帅意义的工作将十分艰难，它需要超强的能力和精力。而自己年事已高，所以多次婉言拒绝，建议委任其他有能力之士。但是，张百熙却不予许可，认为能力可以克服年龄，并以78岁高龄、逝世之前尚与八国联军全力进行议和谈判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例，对其一再劝说。最后，吴汝纶实在难以推托，只得以附加条件的形式应允下来。这个条件是，在其就任之前，以“掌握专门要点”的目的，东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同时两国政府要对此给予支持。这个要求，得到张百熙的许可。于是，吴汝纶决定于6月出发赴日本考察。
由于赴日留学生不断增加，日本政府租用地处东京市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的西洋馆和带有两间房屋的日本住宅，于3月底开设了“清国留学生会馆”。这是因为当时的清朝留学生内部出现了迫切需要一个集中组织和场所的要求，经有关人士筹办并得到清朝公使馆的援助 ，进而得以实现。会馆由选举产生的14名学生负责运营。他们开始是提供会议场所，召开日语学习会，之后还组织了由秋瑾指导的演说练习会以及标准话研究会等特殊学习会。此外，还进行出版、出版物销售和代售等活动。
在同一时期，与秋瑾同乡的周树人（鲁迅），也受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派遣，作为官费留学生于4月4日乘坐神户丸商船从上海来到横滨。他在东京的最初寄宿地为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接下来是顺天堂医院右侧、地处东竹町的中越馆。他开始在弘文学院学习，其后又转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
当时的留学生，主要来自于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地区。这些地方都是革命家辈出的地区。尽管留学生几乎全部由官费派遣，然而其结果却与清政府培养人才的初衷适得其反，最终培养了一批革命者。
似乎已经看透了这个结局，4月16日，出生于浙江的革命思想家、“光复会”创始人章炳麟（字太炎）在东京召集了“中华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的发起大会。这里的“亡国”是指，汉族政权的明朝于1662年被满族所灭亡的事件。章炳麟因为给《革命军》作序并刊登在《苏报》上而卷入“苏报事件”，在上海的监狱里关押了三年，被释放后立即逃亡到了日本。
留学日本的鲁迅，将太炎先生——章炳麟视为浙江同仁的前辈，并在其手下工作过。由于他们地处国外，清政府对“中华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也无法取缔，即使时任驻日公使的蔡钧也拿他们毫无办法。正因为如此，两年后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清朝日本互相考察
5月，管学大臣张百熙向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提出，希望从日本招聘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文学博士和学士各1名、法学馆的法学博士和学士各1名。因与迄今为止的传统学问不同，新设课程中外语、理工学、法政学的教学，在国内很难找到胜任的人才。培养留学生，也不可能立竿见影。所以，招聘外国人担任教师成为当时的应急之策。世界各国也把这作为除军事、经济以外，在教育上扩大本国影响力的良好时机，均争先恐后地向京师大学堂推荐人选，希望招聘本国教员。
1898年8月，意大利和德国的公使分别向总理衙门提议，希望招聘本国的教师去京师大学堂。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当局出现了危机感。时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指出，“大学堂乃属我国内政，不能与通商问题相提并论，外国使节也不应该干涉”，并给予拒绝。日本政府对此事进行充分研究之后，外务大臣小村麦太郎指示驻华公使内田康哉，提出可以给予清政府积极援助，以此来争取向清政府派遣教员的机会。三年半之后，张百熙向日本文部省和帝国教育会发出了请求书，希望选拔和训练来清朝教学的日本人教师。据此，文部大臣菊持大麓委任帝国教育会负责选拔事宜，由普通教育会负责短期训练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于作为京师大学堂的教习必须从东京、京都这两所帝国大学内招聘，所以在菊持文相与两位帝国大学的校长签订协议后，决定招聘东京帝大教授的文学博士服部宇之吉、京都帝大教授的法学博士严谷孙藏等人。
当时，服部正在德国留学。小村外相向日驻德公使井上发出急电，通知服部立即回国赴任。由此可见，明治时期的日本，由于其国家人才整体实力上占有优势，所以在围绕京师大学堂的国际主导权的争霸中抢得先机，但各国努力奋争的情形依稀可见。
服部接到通知后，经西伯利亚铁路紧急返国，8月回到日本，9月即与夫人繁子一同赶往北京，并开始到京师大学堂上任。这是京师大学堂首次任用日本人教习。服部宇之吉于1867年在福岛县出生，188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先任文部大臣之秘书，后进入东京帝大任助教授，1899年到中国留学，1900年归国后又到德国留学。1902年任职东京帝大教授，并被聘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总教习赴中国任教，主授日语，同时兼职伦理学、心理学的教学，1909年回国并继续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26年任京城帝国大学校长，1928年被选为东方文化学院理事长、贵族院议员、学士院会员，被称为代表近代日本的汉学家之一。比其小5岁的夫人繁子，在北京曾为秋瑾赴日留学、进入实践女子学校学习提供过帮助，后著有《回忆妇女革命家王秋瑾女士》一书。
6月8日，京师大学堂提调（监督官）荣勋、绍英等人随同校长吴汝纶，从北京出发前往日本进行教育考察，随行人员还包括镇国将军毓朗、东文学社的中岛裁之（莲池书院时吴的弟子）以及十多名学生。他们于6月20日到达长崎，乘船到达神户，又从神户乘列车到达东京。在东京，他们停留在平川町的三桥旅馆。一个多月前到达日本的周树人（鲁迅），也曾因为等待弘文学院的入学许可而在此住宿过。
吴汝纶一行会见了许多实力派人物，他们受到了明治天皇以国家元首级待遇的接见。
§在日绍兴留学生
1903年1月，27岁的秋瑾在湘潭的老家侍奉婆婆，并照顾幼女灿芝。在这期间，她阅读了在长沙、湘潭以及湖南其他地方被人们广泛传阅的革命著作。其中，陈天华的《醒世钟》对秋瑾的启发很大。《醒世钟》采用说唱形式的文体，节奏明快。后来改名为《警世钟》，被再版发行。这本书大家互相传阅，一时间在大街小巷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嗳呀！嗳呀！来了！来了！
甚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
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
文章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自问自答、简洁明快、活泼生动的文体。华夏出版社（北京）的丛书《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收入了此文。虽然文章篇幅仅有四十八页，但其中记录了很多数据，浅显易懂、振奋人心，是描写中国被侵略历史的杰作。
关于陈天华，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提到的那样，他是民主革命思想家，其著作对秋瑾的影响非常大。为了普及民族主义思想，他认为必须摈弃强调文章美感的古语文体。所以，由他执笔的小说《狮子吼》以及以说唱形式的《警世钟》都使用了白话文。秋瑾反复阅读这些作品，并给陈天华写了一封信，信中称陈天华为“启蒙恩师”。这一年，陈天华去东京留学。留学期间，他把《醒世钟》改名为《警世钟》后，重新发表。
此时距秋瑾到东京留学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绍兴籍的27名留学生聚在一起，编写《绍兴留学生致故乡有志之士的公开信》寄回故乡。内容是“留学倡导书”，口号是“到广阔的世界去探求知识”。很有趣的是，成员之一就有周树人，即年轻的鲁迅。
1903年初，正当秋瑾在湘潭废寝忘食地阅读陈天华的著作时，东京的留学生掀起了抗议沙俄占领我们东北地区并企图攻入南方的激烈的反俄运动。有志之士号召大家奋起反抗沙俄帝政。
此时，来自湖北、湖南、四川、江苏以及浙江绍兴的留学生聚在一起，对如何号召祖国人民抗击沙俄进行了热烈讨论。讨论结果是，动员故乡青年的目的在于使他们树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因此，留学生们分别向故乡寄去了公函，号召大家来日本留学。27名绍兴籍留学生联名的公函由东京寄到了绍兴。这份公函虽然有些措辞及内容略显夸张，不过从中可以看出绍兴籍的留学生们对当时日本教育状况的感受、对中国未来教育的设想等。
27人中值得一提的有以下4人：
姓名 籍贯 家庭住址 留学学校
陶成章 浙江 会稽陶堰 陆军成城学校
陈 威 浙江山阴 绍兴府城新河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
陈 毅 浙江山阴 绍兴府城新河 弄陆军成城学校
周树人 浙江会稽 绍兴府城都昌坊 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鲁迅）
陶成章是辛亥革命中光复会的中心人物。绍兴人，1902年9月自费到东京留学，在陆军成城学校就读。陶成章经常与龚未生、陶望潮等朋友在位于本乡东竹町中越馆的周树人（鲁迅）的宿舍中聚会，讨论时事。
龚未生是浙江省嘉兴人，后来他与陶成章以及湖南华兴会的黄兴等人取得联系，成为创立革命会党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他是秋瑾的革命前辈。
陈威与陈毅是兄弟俩，是秋瑾的亲戚。与陶成章一样，陈毅也就读于成城学校。次年，即1904年秋瑾到东京留学时，他们到新桥停车场去接秋瑾。后来他们又介绍秋瑾与陶成章认识。他们兄弟二人可以是说是秋瑾的革命后援。他们的父亲陈静斋是当时日本正金银行的买办，住在北京的掌扇胡同。秋瑾1903年到北京后不久就拜访了陈静斋。此后，秋瑾夫妻之间的关系恶化，静斋几次到王家劝说，但最终也没收到什么效果。
陈威与陈毅兄弟把号召故乡绍兴的青年留学的公函寄给了北京的父亲。陈静斋将公函拿给在北京的绍兴同乡们看，秋瑾也看到了公函。
在秋瑾《吊吴烈士樾》诗中写到：
“志士奋呼东海东，胡儿虎踞北京北。”
从这首诗中，可以推测秋瑾读了这份公函。
公函被刊登在一些杂志上，《浙江潮》就是其中之一。由绍兴籍留学生们创办的“浙江同乡会”东京组织的一百余人，在2月17日的新年聚会上讨论并决定创办《浙江潮》杂志，并计划把公函刊登在杂志上。由此看来，编写公函的时间在2月17日之后。公函被刊登后，似乎很多人都读了公函，影响的范围很大。
随丈夫服部宇之吉住在北京的服部夫人在秋瑾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认为东京留学生的公函内容精辟、有理有据、真挚感人。”
周树人此时22岁，就读于弘文学院的速成师范科。他学习了六个月后，从速成班毕业，于9月份进入仙台医学校学习。在秋瑾7月份来到东京后，他们作为老乡，相处了两个月。
§女留学生
1903年2月底，秋瑾把尚在吃奶的灿芝交给乳娘，拜托湘潭的大哥誉章以及庶母孙氏照看，自己带着婆婆和长子沅德奔赴北京。途中，绕道故乡绍兴，看望了在和畅堂生活的母亲，并与婆婆等人拍照留念。秋瑾很喜欢拍照，当时拍摄的“姑嫂合影”保存至今，是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秋瑾一行一路奔波劳累，千里迢迢终于到了北京，但婆婆屈氏不习惯北京的生活，得了抑郁症。北京的老百姓一般都住在由四合院组成的胡同里，其实生活气息十分浓厚。但屈氏这位官太太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可能觉得这种四合院的生活犹如监狱一般难耐吧。
“让我回湘潭吧，”子芳耐不住母亲的这种唠叨，决定将屈氏和沅德送回湘潭。4月，子芳、秋瑾等人护送她们上路。
到湘潭后，誉章立即把灿芝带回来了。从此以后，孩子们生活在王家。待夫妇二人应该返回北京时，秋瑾没有随丈夫一起同行，而是只身一人赴绍兴呆了一段时间后才又一个人返回北京的。
此时，驻扎在满洲的俄军已南下占领了奉天。奉天是现在东北三省之一的辽宁省沈阳的旧名。沙俄当时奉行的政策是，用自己的实力造成既成事实。对沙俄动向，作为当局者的清朝政府倒不太敏感，反应比较激烈的倒是企图得到亚洲特别是中国利益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
通过日英同盟，日本的翅膀硬起来，确定了对外基本方针。小村外相在半年前即1902年9月发布了《关于内政外交的十年计划》，该文提到：“关于帝国对东洋的政策，我们要时刻注意先发制人，控制列强竞争的局面，扶植帝国的权利。一旦战事发生，那时我们就能具有发言权、出兵权。”
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4月21日，位于京都冈崎的山县有朋的别墅“无邻菴”中，山县有朋、伊藤博文二位元老以及桂太郎首相、小村寿太郎外相等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并确定了如下对俄强硬方针：要求归还满洲，撤离军队，承认日本对朝鲜控制的优先权等；根据沙俄的答复，必要时付诸于武力解决。由于在军事力量上具有的优越感，沙俄特别是以召开过朴茨茅斯议和会议的沙俄全权代表威太藏相为主的人士对日本的提案不予理会。在搁置两个月后，几乎全盘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并反过来限制日本在朝鲜的地位；关于满洲的问题，以“完全不属于日本的利益范围”，即日本无权多管闲事为由进行了答复。第二年，即1904年2月4日在内阁会议上，日本做出了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并于2月10日对俄宣战。
中国的留学生们得到俄军南下的消息后群情激愤，同时大家也预见到本国政府的外交失败，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4月8日，女留学生胡彬夏等20人在东京成立了近代中国著名的妇女团体“共爱会”。“共爱会”的宗旨是：救助二万万中国女同胞，确保其权利，同时每位女同胞都需要树立国家主人翁的意识，发挥各自的能力。
同月29日，为了对沙俄拒不从中国东北撤军表示抗议，留日学生在东京神田的“锦辉馆”举行了盛大集会，其中大约一百三十几名人员结成了抗俄义勇军，参加人员全部签名。其中，曹汝锦、胡彬夏等九名女留学生结成了“特别共爱会”，然后参加了抗俄义勇军。从1903年至1904年“清朝留学生会馆第四次报告”的姓名调查记录中，可以查到曹汝锦的名字。曹汝锦，字理蕴，时年25岁，祖籍上海，1902年6月来日，公费留学生，就读于女子美术学校。
6月，女留学生中的领头人胡彬夏与7名女留学生一起在东京创办了志愿护士会“赤十字社”。胡彬夏是一位行动果断、有胆有识的女性。
§吴芝瑛的知遇之恩
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5月初，秋瑾返回北京，与子芳住在一起。他们租了北京南城绳匠胡同里的一间房，房租为八两银子。邻居是在户部任职的廉泉夫妇，他们很快熟悉起来。廉泉此时41岁，江苏省无锡人，是变法赞同派的一员，曾参加了“公车上书”，后来辞官在上海开了一家“文明书店”。
廉泉于1932年去世，享年64岁。他的妻子吴芝瑛，当时34岁，比秋瑾大7岁，安徽省桐城人，是大学者吴汝纶的侄女，她才华横溢，是当时知识阶层的新潮女士。秋瑾与吴芝瑛十分情投意合。在吴芝瑛的住所里，秋瑾惊叹其藏书之多，借了《新倾向》一书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秋瑾对最近沙俄的动向相当敏感，早在5月5日写给上海朋友琴文的书信末尾，她就附上了一首《抗俄运动》的七言诗，并署名为“鉴湖女侠秋闺瑾”。
§彩凤随鸦鸦打凤
6月，湘潭的秋家带着父亲寿南的灵柩和家具回到绍兴和畅堂。庶母孙氏和儿子宗祥也一同前往。次月，王子余在绍兴仓桥街创办了《绍兴白话报》。王子余时年29岁，抱负远大，有革新志向，并主张使用白话文创办报纸。他在旬刊《十天发行一期》中，提到创刊的目的是“根本理念在于唤起民众的爱国风气”。
1903年是个多事之年，转眼到了秋天。秋瑾每天几乎不与丈夫子芳说话。子芳为了巩固自己在政府的地位，十分注重人际关系，与满族的皇族子弟游山玩水，接连几天参加宴会并经常夜不归宿。秋瑾夫妻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秋瑾第二次去北京后，通过《寄柬 妹》、《秋日独坐》等诗词，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10月5日，子芳让秋瑾准备一下，打算在家里举办中秋赏月会。但天色很晚了，客人们却没有来，原来子芳被他们硬拉着逛妓院去了。秋瑾心情很沉闷，于是提笔写下了《满江红》、《客里中秋》等几首诗词。
满江红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浙江绍兴）。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
酒过三巡，秋瑾换上男装（似乎秋瑾在此之前已经有女扮男装的打算，男装一应俱全），带着仆人去戏院看了京剧。子芳知道秋瑾扮男装看戏这件事后，觉得丢尽了自己作为朝廷命官的脸面，一怒之下扇了秋瑾一个耳光。
秋瑾的怒火被点燃起来，她冲出家门，在阜成门外的泰顺客栈要了一间房，决心离家出走。满腔愤怒的秋瑾后来却用了“彩凤随鸦鸦打凤”这样的文句，以幽默的拟人手法平静地刻画和描写了这件事情及当时两人的那种关系状态。
次日，子芳害怕这件事传出去之后被官场里的同事耻笑，派女仆交给秋瑾一封信，恳请她回家。信中的内容无非是“我今后痛改前非”之类的话，但秋瑾并没有被打动。于是，子芳又委托吴芝瑛去劝说秋瑾。见面后，吴芝瑛劝到：“你也没有明确的目的，而且又没准备好，即使现在感情用事，恐怕也不能有圆满的结果。我建议你还不如暂时回家。”秋瑾也别无他策，只好回家了。
但在10月底，秋瑾夫妻之间再次出现矛盾。陶大均夫妻、廉泉夫妻等朋友，以及他们的亲戚——特意从掌扇胡同过来的陈威、陈毅兄弟的父亲陈静斋，均来调解矛盾，但秋瑾夫妻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秋瑾收集了一些具体的信息，决心前往日本留学。
吴芝瑛的伯父吴汝纶到日本考察后，发现日本发展的原因在于日本的教育。吴芝瑛把这个信息告诉秋瑾后，秋瑾完全被日本完善的教育体系吸引住了，这是促使秋瑾决心留日的一个理由。她认为，只有振兴教育，才能打破中国的闭塞和落后。恰在此时，陈静斋带来了《留学倡导书》的公函。该公函详细介绍了留学方法，秋瑾看后心情很激动，想到只要准备一定的费用，可能马上就能去日本留学，她有点坐不住了。此时，她创作的《泛东海歌》道出了当时的期待与焦急之情。诗中写道：
……
愧我年廿七，于世尚无补。
空负时局忧，无策驱胡虏……
随着日本留学热的兴起，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教授日语的学校。在北京的一间“东文学社”教室，秋瑾便开始了日语学习。
当然，子芳对秋瑾的留学愿望不太赞成。但他也知道，秋瑾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所以，一方面，他给秋瑾买了昂贵的银狐大衣，并因秋瑾酷爱京剧而特意租了一辆车方便看戏，还买了一些秋瑾特别想看的书画以及与革命毫无关系的物品。总之，为了博得秋瑾的欢心，他费尽了心思。另一方面，他藏起了秋瑾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昂贵的装饰品、衣服等物品，防止秋瑾变卖这些东西凑够旅费。他想尽了各种手段，意欲迫使秋瑾放弃留学的念头。但是，秋瑾把身边的项链、一副翡翠手镯以及玉器、玉手镯、衣物等都装进一只手提箱里，委托友人陶荻子变卖。这样秋瑾就凑够了旅费，她对首饰这些身外之物，视如粪土。
§服部夫人繁子
繁子与秋瑾交往密切，对秋瑾有一定的影响。1903年9月，繁子随同丈夫服部宇之吉来到北京，服部宇之吉就任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总教习（师范大学校长）。到北京不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总长）吴汝纶的侄女吴芝瑛拜访了他们。初次见面，繁子觉得吴芝瑛的年龄可能超过了40岁，而实际上吴芝瑛生于1868年，时年34岁。可能是因吴芝瑛的教养以及淑女般的容貌，使她显得很成熟。此时繁子32岁，比吴芝瑛小2岁。吴芝瑛当时身穿带有刺绣的丝质裙子，上身是黑色的简朴上衣，走路时迈着缠足女人特有的小步，与其说她是个典型的南方美人，倒不如说她身上蕴涵着满族贵妇人不具备的汉族女性所特有的气质。吴芝瑛寒暄后说道：“我伯父吴汝纶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要求我陪陪您，很抱歉我来晚了。”
繁子深深地被吴芝瑛这种谦虚、礼仪周到的品行所打动。从此以后，她经常接到吴芝瑛的邀请，频繁出入吴芝瑛家。吴芝瑛的丈夫廉泉当时任职在户部，在科举废除令颁布之后，他愈发感觉到，今后只有毕业于大学堂之人士，才能具有官吏录用资格。所以廉泉进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法科大学），学习官吏继续教育课程。
吴芝瑛的家位于北京西城的绳匠胡同，远离市区，房子是简陋的木房。胡同是中国特有的住宅结构，在胡同两侧排开若干四合院。四合院形状类似一种容器，中间是庭院，四周盖着房屋。旧时的北京四合院特别多。
繁子到吴芝瑛家后，对占据了卧室一面墙的大量藏书感慨不已。吴芝瑛的丈夫廉泉也承认，妻子在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繁子被这种愉快的知识氛围所吸引，经常出入吴芝瑛家。她也很喜欢吴芝瑛亲手做的饭菜，二人聊得相当投机。繁子原本只能用汉语说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语，通过这样的交流使她也逐渐习惯参与一些比较复杂的谈话。吴芝瑛说话带有安徽口音，但她在需要时也会讲一口相当标准的北京话。吴芝瑛虽然话语不多，但她坚信自己的信念，在谦虚之中暗藏着决不妥协的坚强。
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拜访了繁子。她就是欧阳夫人。欧阳夫人的丈夫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欧阳弁元副教习（助教）。与吴芝瑛一样，她也是南方人，具有良好的修养、知书达理、态度谦和。繁子立即对欧阳夫人产生了好感。欧阳夫人也同吴芝瑛一样，在广大女性中倡导建立新时代的中国振兴教育事业的重要性。
“南方人，哪怕是女性，也富有挑战精神。”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上层妇女圈子，但她们信仰的理想主义令繁子深受感动。
在当时的北京，北方女性特别是出身于官宦家庭的女性大多是满族人，她们畏惧西太后，受其影响，不赞成新女性教育，至少她们不公开赞成或反对。吴芝瑛与欧阳夫人两位女性对于女性教育，观点相同。
中国迎来了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的春节，全国各地响起了劈里啪啦的喜庆爆竹声。正月里的一天，欧阳夫人去给繁子拜年时，兴奋地对繁子说道：“师母，听说不久将开设我们中国妇女自己的学堂，我心情非常激动。前几天我和廉夫人还谈起了此事。我们非常感激师母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希望能够报答您。但就算能允许我们进女学堂读书，由于我们是家庭主妇，需要照顾家里，也还是无法上学。因此我们计划成立‘妇女座谈会’，把那些跟我们一样有读书愿望却被家事缠身难以直接进学堂的女性召集起来，交流思想，共同进步。”
北京的中国女性称繁子为师母，称其丈夫服部宇之吉为师父。繁子非常赞成欧阳夫人提出的想法，她们在讨论后便确定了开幕式等具体事项。
于是，繁子拜访内田公使夫人，请她参加开幕式并致词。内田夫人曾参加过“同志社”，是“同志社”的才女，曾留学美国，是国际化人才，但她同时也是一个标准的日本女性，具有日本女性的涵养。日本女性原本是不太喜欢参加座谈会，在公开场合讲话的，但她对繁子无形中产生了好感，因此当场便应允了下来。之后，内田夫人有些担忧地问道：
“这个社团能坚持多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