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非常喜欢和洪门组织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的人交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也非常崇拜孙中山先生，为了孙先生不惜赴汤蹈火。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孙中山非常希望在横滨设立洪门天地会的分支机构，所以，三合会的入会仪式也模仿洪门的仪式，参加者交纳10日元入会费，然后，举行了以刀架脖，跨火盆，喝鸡血酒等传统的入会仪式，接着大家集体宣誓反清光复中华。入会仪式结束后，新会员被委以各种职务，秋瑾被任命为“白扇（军师）”，年长的刘道一是“军靴（将军）”，从这时起，秋瑾被人称为“秋侠”。
11月19日，以绍兴出身的人为中心在上海组成“光复会”。在东京以留学生为中心组成了“军国民教育会”。龚宝铨等会员在上海组成暗杀小组，目标是暗杀清政府要员。紧接着和陶成章商议，决定请蔡元培出面成立反清秘密团体，当时，蔡元培因苏报事件正隐蔽在山东青岛。蔡元培和在狱中的章炳麟（太炎）取得联系，按照章炳麟的意见命爱国女学校教师余子夷负责起草《光复会宪章》。19日，光复会在上海新闸路余庆里启华译书局正式成立。前面已经说过“光复”就是推翻满清政府，恢复汉民族领导的中国。大家选举蔡元培任会长，四个月后，秋瑾加入光复会并担任浙江支部的领导。
这天，任上海新民学堂监督的安徽人万福华提议在上海四马路的金谷香菜馆暗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并很快付诸行动。遗憾的是他没有击中王之春，并当场被逮捕。受此牵连前后有11人被逮捕，清朝政府加紧搜查革命党，为安全起见，光复会上海联络处改设在新闸路仁和里人和煤号内。
横滨的入会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1月21日，秋瑾在东京开始发行《白话》第三号，除继续刊登秋瑾《警告我同胞》的后半部分外，还发表了秋瑾《告我同胞书》的前半部。文章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清朝政府，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排除引起社会混乱的鞑靼政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成为他们的奴隶。再则，要进行这样的革命，就必须重视女子教育”。还刊登了《呜呼专制国的国民》等文章。从这些活动中可以明显看出留学生的革命意志日渐高涨，同时，也不难想像出清朝驻日公使是何等震怒。
女留学生们和秋瑾、陈撷芬商议，振兴目前处于休眠状态的“共爱会”，以“二万万中国民众，一步步向前进吧！”为口号成立“实行共爱会”。大家推举陈撷芬担任会长，秋瑾作为事务局长负责团体的各项具体工作。会后，与会的13人合影留念，秋瑾爱照相，这或许是她的建议吧。
进入12月，第四号《白话》开始发行。上面刊登了秋瑾《谨告我同胞》的后半部分，遗憾的是秋瑾原稿和杂志都已遗失，没有保存下来。
§宋教仁
秋瑾从实践女学校退学，搬出宿舍后住在哪里呢？这里有资料明确显示她住的地方。这份资料就是湖南常德出身的革命领导人宋教仁的日记。宋教仁才华横溢，在革命党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阅读大量的书籍。1903年的8月，宋教仁21岁时，在武昌两湖书院聆听了黄兴的反清演说。在演讲中，黄兴酣畅淋漓地一一驳斥了论敌的谬论，那情景给宋教仁留下深刻印象。他为黄兴的奋斗精神所感动，这成为他投身于革命运动的动机。
三个月后的11月4日，他和黄兴、陈天华、蔡锷等人在长沙共同发起成立了华兴会，并被推举担任副会长，成为华兴会始创者之一。会长由黄兴担任。翌年（1904年），在长沙发动起义失败，年末亡命日本，一个月后，即1905年1月，参加秋瑾组织、指导的演讲练习会，宋教仁和秋瑾意气相投，经常去秋瑾的宿舍拜访，有时，甚至一天去2次。他从22岁时开始写日记，日记上写着，从1月到3月秋瑾回国，其间共去了7次。1905年9月，宋教仁开始策划成立由孙中山提议的同盟会。一般认为宋教仁会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但在以后的工作中，二人的观点不同，形成严重对立的局面。1913年，在上海车站，宋教仁被篡夺革命果实的袁世凯派出的刺客暗杀，两天后在上海铁路医院不治身亡，享年31岁。他的坟墓在上海市共和新路闸北公园内。
宋教仁的日记写道：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1月13日，晴，上午9时，在本乡元町元日馆内，“在秋旋卿家中长谈”。从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出，搬出宿舍后，秋瑾住在本乡元町元日馆，本乡一带有很多房屋出租。为了节省费用，很可能和朋友合住在一起。在日本时，秋瑾29岁，宋教仁23岁，在演讲练习会上，秋瑾指导宋教仁发表演说，对于宋教仁来说，能够和立论明确，思路清晰的秋瑾姐姐切磋演说技巧，实在是一件非常快活的事情。
秋瑾提议每月主持召开一次演讲练习会，把大家发表的论文按照时间先后刊登在每月一期的《白话》上，她的提议得到编辑委员会的同意。1月23日，一个留学生的妻子患肺结核病逝，在留学生会馆举行追悼会，秋瑾以《妇女也应该为救国救民做贡献》为题发表演说，并作了两首挽歌，女学生们一起合唱，对逝去的人表示哀悼。
追悼会后，集体合影留念。超凡的演讲才能和才华横溢的论文使秋瑾完全成为女留学生中的核心人物。
这个月，为了创立同盟会东京支部，陶成章专程从浙江经上海来到日本。一天，秋瑾有事去陈毅家，陈毅和秋瑾是亲戚，也在日本留学。因这次访问，秋瑾偶然遇见陶成章，同是绍兴老乡，二人一见如故，彼此都有一种亲近感。一年半以后，这次邂遇成为撼动整个中国的革命事件的发端，但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
1月下旬，长沙起义失败后被关押在上海监狱的黄兴和陈天华等人出狱后来到东京，宋教仁等湖南籍留学生前往迎接，秋瑾从微少的生活费中拿出一部分钱资助他们生活。秋瑾还积极参加湖南籍学生的集会，2月4日，出席了湘乡留学生龚铁铮主持召开的新年集会，还一起合影留念。在宋教仁的日记中，还有关于当时秋瑾的情况。根据1981年中华书局刊行的 宋教仁集下册《我之历史》，可以知道当时宋教仁与秋瑾关系的一些细节：
1月31日下午两时，我在留学生会馆读了一会报，遇到秋璇卿，坐着谈了一会话。
2月11日刘林生来访。我邀他一起去秋璇卿家参加会议，午饭后我们马上前往位于本乡町元日馆的秋宅，在那里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下午四时余，再去留学生会馆读报纸。晚饭后，我又去了秋璇卿家。
2月14日在秋璇卿家呆了几乎一整天，直到晚饭前才离去。
2月16日晴。正午12时前，秋璇卿曾几次提到的王微伯来访，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3月23日晴。下午四时至六时我在秋璇卿家，是去给她送别的。
这些内容使人感到，宋教仁每次来访时，逗留的时间都非常长，让人感觉不到因对方是女性而有所顾忌，秋瑾也没有表示出不愉快的神情，甚至使人感到秋瑾有意创造出能够促膝长谈的气氛。话题的核心当然是革命，谈及革命目的或革命策略等，当然需要很长时间。或许，秋瑾就是宋教仁心中最完美的女性吧，正是这种感觉使宋教仁久久不愿离去。半年后，秋瑾再次来日本时，通过宋教仁的介绍，她结识了孙中山，这成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临时回国
在留学期间，秋瑾曾中途回国。一般认为是因为生活拮据而回国去筹措学费的，但偶然发现的一封信说明还有其他原因。3月的一天，在北京西城路工局工作的哥哥誉章接到秋瑾从日本寄来的信，信中说：“实践女校的师范专科尚未成立，我想利用这段时间回国。”根据服部繁子的回忆录，当时，秋瑾和学校矛盾激化，决意退学，繁子是秋瑾的入学介绍人，曾收到学校来信诉说校方感到如何为难，接到信后繁子感到非常不愉快等。这也可能把秋瑾第二次回国前发生的事混淆在了一起。
因为，第一次回国前，秋瑾曾给哥哥誉章写信，信中说，想转到计划重新招生的速成师范专修科学习。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秋瑾当时的想法。仍然是3月的一天，下田歌子校长请秋瑾到办公室，说希望秋瑾回国时，帮助学校招募学生，谈话时在座的还有在实践女校留学生会馆工作的留学生范源廉，他为秋瑾当翻译。
这些情况使人感到，秋瑾退学的原因是不能坚持正常上课，因为，秋瑾经常在留学生会馆举办演讲练习会、标准语研究会，还要出席浙江同乡会及湖南同乡会，参与编辑《白话》杂志，给杂志写文章等，社会活动十分繁忙，无暇顾及学习。
再有，虽然秋瑾生活节俭，但在日本费用仍然比较高，实践女子学校计划转年的夏季招生，与其在日本等待学校开学，不如转到更加实用的师范专科学习，在转学前的一段时间，还可以回国准备学费。同时，在绍兴和上海等地为学校招募学生。这样，学校希望通过秋瑾的努力召集一些学生，秋瑾本人则希望转到速成师范专科学习，二者没有矛盾，遗憾的是，秋瑾在绍兴、上海、湖南等地为学校做招生宣传，但没有招到学生。
秋瑾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加入光复会。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回国前夕，秋瑾第二次去找陶成章。第一次是在去年年底，秋瑾和王时泽一起去找陶成章，秋瑾像爱护弟弟一样关爱王时泽，他们去年11月在横滨一同加入三合会。见到陶成章后，秋瑾介绍王时泽加入陶成章刚刚在东京成立的光复会东京支部，陶立即表示欢迎，却不同意秋瑾加入光复会。
当时，光复会是个不能公开活动的地下组织，无论如何男女很难一起进行活动，否则，非常容易暴露组织。据说，陶成章对秋瑾说，我非常了解你的能力和革命意志，但还是不要加入组织了吧。
第二次找陶成章时，秋瑾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当场演练了一段威武的刀舞。秋瑾非常珍惜时间，但是，不论工作学习多么紧张，也要坚持习武，时常挤出时间去麴町神乐坂的武术道馆练习，甚至还练习骑马，有时从马上摔下来，摔伤了还坚持练习。秋瑾幼年开始习武，经过不懈努力，进步很快。
秋瑾出色的刀法令陶成章惊叹，他感叹说：“不愧是鉴湖女侠，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他终于同意秋瑾加入光复会，并亲笔给上海的蔡元培和绍兴的徐锡麟写信，推荐秋瑾加入光复会。陶成章曾在《浙案纪略 ？列传三？秋瑾程毅》一文中简要记述了这个过程。陶成章是光复会的领军人物，他介绍的人应当得到光复会的认可，但根据规定，加入组织必须有两个以上的人介绍，秋瑾回国就是绝好的机会，争取得到国内蔡元培和徐锡麟两位领导的同意。3月末，秋瑾和蔡竞一起从横滨乘船回上海，蔡竞因为被丈夫抛弃，伤心至极，决定放弃学业回国。即将登船时，一位住在留学生会馆的朋友跑来，把刚送到的誉章的信交给秋瑾。
4月初，一位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完全像日本普通女学生的人来到上海蓬莱路爱国女子学校拜访蔡元培校长，这就是秋瑾。这些礼仪都是在实践女学校学到的。
蔡元培是绍兴人，曾考取过进士，辛亥革命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如果他依附于清朝政府，一定能够荣华富贵，但他却转而支持革命，被誉为“翰林革命家”。和陶成章这样注重实际工作的人不同，蔡元培是个追求真理的学者，他出任光复会会长或许只是象征性的。秋瑾把陶成章的推荐信交给蔡元培，并向他述说了自己的革命抱负，恳求加入光复会。但是，遭到蔡元培的拒绝。蔡元培当时38岁，性格稳健，很有教养，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他积极从事社会改革运动，在他的意识里，眼前这位衣着华丽的女人根本不能站在对敌斗争的前线。秋瑾没有得到蔡元培的首肯，只好失望地离开学校。回到上海后，秋瑾给在北京的服部繁子去信，告诉她自己离开东京，现在在上海，打算最近回日本。同时，给在北京的哥哥誉章写信，说上海的事情一完就立即去绍兴。
4月20日下午，秋瑾身穿紫红色上衣，外罩和服，一幅春天的打扮，乘船从上海去南京，来到住在南京大功坊的革命党人辛之卓家，在那里，来自绍兴周边地区的沈翀、顾琪、孙铭、朱浩如、周作人（鲁迅的弟弟）等都聚集在那，周作人当时20岁，转年的1906年，他去日本留学，在立教大学学习古希腊语和英文，与既是散文家，又是文学家的兄长鲁迅一样从事文化工作。秋瑾和大家见面后，畅叙良久，到了晚上，一同去悦生饭店吃饭，饭后，又返回辛之卓家，大家意气风发，谈古论今，一直到深夜11点。在《周作人回忆录》中，周作人写道，辛亥革命后，辛之卓曾担任南京知事。
转天，秋瑾去南京拜会辛之卓父亲的朋友实业家子辛汉，恳求他捐资支援革命，但遭到子辛汉的拒绝。为了革命工作，只要有一丝可能性，秋瑾都毫不犹豫地努力争取，显示出其坚韧刚毅的性格。
一回到上海，秋瑾立刻出发去绍兴。当时，从上海到绍兴的铁路尚在设计规划中，乘马车需要两天的时间，一路颠簸非常辛苦。4月末，秋瑾终于回到家乡，见到母亲。母亲终日焦虑不安，整天祈祷女儿的安康，母女见面后，单氏埋怨道：“你一个人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整天为你担心。”秋瑾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感到欢快异常，身心放松，她安慰母亲说：“我很好，您别担心”。
§徐锡麟
五月初，秋瑾带着陶成章的介绍信，去绍兴西郭门外15里处的东浦镇“热诚学堂”拜会校长徐锡麟。
徐锡麟是绍兴府山阴县人，出生于1873年，是七兄妹中的老大，出生时，父亲徐鸣凰18岁，母亲严氏19岁。徐家不是官宦人家，在山阴县拥有百余亩土地，是个中等水平的地主，在绍兴市内还经营绸缎庄。从幼年时期起，徐锡麟就显出与众不同之处，《列传二》中记述道，他喜欢毁坏东西，拿到什么就破坏什么，因而，“父憎之”。虚岁12岁时，到钱塘出家当了小和尚，家人发现后又将其领回家来。徐天资聪慧，喜欢算术和天文，经常夜里到外面观察星座，自己描绘天体图，甚至还制作了直径达三尺的天球模型。他关心研究农业生产，还曾到上海以西60公里处的昆山采矿研究。徐锡麟对自然界万千事物都非常感兴趣，尤其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倍加关注，研究问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是个天才少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山东发生义和团运动，徐锡麟在离绍兴城约15里处的老家东浦村招募人员，成立“团练”，进行战斗训练。或许是父亲出面干涉，团练活动不得不中途停止。
不久，徐锡麟的数学才能得到赏识，成为绍兴府学堂的数学教师，绍兴知府熊起蟠赏识徐的才能，视为得力助手，委以重任，命他担任学校副监督，徐锡麟施展才华，在学堂当了4年教师。据说，徐锡麟和学生们亲如父子，享有很高声望。
1903年，徐锡麟参加浙江乡试，考取生员。
此时，恰逢在日本大阪召开博览会，清朝政府同意公费派员去日本参观学习，徐锡麟和绍兴府学堂的日本教师一起，从神户去大阪参观后，乘车去东京。徐曾经两次去日本，这是第一次。在东京，他们住在本乡龙冈町的一家旅馆里，这时，正值俄国侵略中国东北时期，在日留学生群情激愤，纷纷组织义勇队准备参战。但是，日本政府干涉说，这个名称含有不安定成分，遂决定将名称改为“军国民教育会”。
章炳麟是浙江籍留学生敬仰的师长，因苏报笔祸事件入狱。浙江学生在牛込区赤城元町，租了清风亭召开集会，费用由徐锡麟赞助。
会上，徐锡麟和陶成章、龚味荪等人相识，经过交谈，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散会后，大家来到地处驹込追分町的公寓浪花馆陶成章居所，在这里陶成章向大家介绍了来自浙江松江的纽永建（字铁生），他是旧义勇队的代表，大家意气风发，志向相同，畅谈中徐锡麟豪情满怀，更加坚定了推翻满清政府的决心。他购买了各类书籍和刀剑，回到东浦村后，建立了热诚小学堂。徐当年32岁，比秋瑾年长两岁。徐锡麟以拳术高强而闻名乡里，却是个高度近视，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极为罕见。徐锡麟一边看陶成章的信，一边听着秋瑾叙述自己的想法，他非常赞同秋瑾这种激进的想法，感觉二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很快，就和秋瑾商议起今后的活动计划。徐锡麟绍兴口音严重，一兴奋还有口吃的毛病，只有浙江人能听懂他讲的话。
“革命，不应空口说白话，首先要行动！”
二人观点性格相同，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徐锡麟请秋瑾到坐落在东浦镇西北的孙家溇高踏道的家中，和妻子王淑德见面，淑德当时33岁，是山阴县河桥王倍卿的女儿，曾在洋行工作过，后改名为振汉。以后，振汉还曾和丈夫及其他光复会会员一起去日本，在那里聆听秋瑾的演说，成为一名革命者和秋瑾的亲密战友。
徐锡麟劝秋瑾说，既然是暂时在此逗留，是否可以在这里当一段时间的临时教员，秋瑾听从徐锡麟的劝告，决定在绍兴万安桥附近的“明道女学校”担任体操代课教师。在校期间，还和学校教师、学生共22人一起合影留念。秋瑾还撰写了《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略章启事》的文章，委托绍兴印刷局印刷发行。在那里，秋瑾认识了《绍兴白话报》的发行及编辑人王子余。秋瑾反对女性缠足，主张实行“放足”，王子余也反对男人梳辫子，很早就剪掉了发辫，那时，清朝政府已经放松了对辫发的监督。王子余在1903年7月9日创立了绍兴白话报，目的是唤起民众的爱国心，促进信息交流。
不久，秋瑾和王子余都成为光复会和同盟会的会员。
5月27日，秋瑾给在北京的哥哥誉章去信，信中说：母亲希望哥哥能够花钱捐官，希望哥哥按照母亲的要求去做。誉章和父亲一样，不善于讨好上司，仍然在北京西城路工局里充当一名不大不小的管理人员，现在，不知道誉章是否听从了秋瑾的劝告，花钱为自己买官，从秋家生活很不宽裕的情况看，应当是没有能力去贿赂上司的。即使誉章花钱为自己买到官职，两年后，妹妹反对清朝政府，作为亲哥哥的誉章一定会受到牵连，不仅会被罢官，而且，还可能被逮捕。
一直到5月底，秋瑾都在绍兴四处奔走，动员年轻的女孩去日本实践女学校公费留学，但是，几乎没人响应。进入六月，秋瑾到绍兴府学堂当教师，这个学堂就是旧龙山书院，坐落在现在的龙山公园越王台西侧，是由徐锡麟创立的近代中国第二个体育学校，有数百名学生在那里学习。
秋瑾的动员留学工作没有取得成效，实践女学校来信催促返校，秋瑾离开绍兴返回日本。
§加入光复会
到6月19日前后，秋瑾连续接到胞兄誉章的两封来信后给了兄长复信。之前的3月份，誉章接到妹妹从东京发来的信，说自己尽量合理安排微薄的生活费坚持学习，信中还提到在实践女学校宿舍的生活情况。还说“妹近在学校，身体甚耐劳，日习体操，能使身躯壮健。每月费用则限止若干，不多用一钱，惟买书参考须多用钱耳。”
知道妹妹的情况后，为了让妹妹坚持学习，誉章想尽办法筹措到一些资金，托住在北京的王子芳寄给秋瑾。当时，誉章不知道秋瑾和子芳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觉得自己不好过多插手他们的生活。结果，子芳并没有把钱寄给秋瑾。或许子芳认为控制生活费可以促使秋瑾早日回国。知道子芳没有寄钱后，秋瑾非常愤怒。认为子芳辜负了哥哥对自己的情谊，自己在东京省吃俭用，过着艰苦的生活，多么需要哥哥寄钱帮助自己呀。在给哥哥的信中，秋瑾愤怒地骂子芳说：“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还说，今后，不使用王家的姓氏。可是，要想再去东京，这次回国必须筹措到钱，没有办法，秋瑾只好去求老母亲。母亲典当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凑了600元钱交给女儿。对女儿说：“快些回来，安心过日子”，秋瑾流着眼泪感谢母亲。带着徐锡麟写给陶成章的介绍自己加入光复会的推荐函，以及徐锡麟催促陶成章尽快回绍兴，商定革命计划。6月28日，秋瑾离开绍兴，经过杭州赴上海。
秋瑾在上海逗留了半个月左右，在月刊《女子世界》第二年第一号上公开发表了《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提出“自立、就学、团结”的口号，指出“强国”是女性追求自身解放的最终目的，并且，再次号召女性到日本留学。
在上海，秋瑾恰巧碰到刚从日本回国的陶成章，把徐锡麟托带的信和推荐函交给他，虽然名誉上的会长蔡元培没有同意秋瑾加入光复会，由于有了实力派陶成章和徐锡麟的推荐，秋瑾终于实现了加入组织的愿望。在上海某地举行的入会仪式上，秋瑾宣誓道：“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盖上血指印后，秋瑾正式成为光复会会员。此后，陶成章介绍秋瑾认识了浙江会党首领丁鑅和吕熊祥等人，两年后，为了组织革命军，秋瑾不辞劳苦，反复往来于这些会党之间，作了大量的动员准备工作。
七月上旬，秋瑾在上海读到女诗人杨庄的五言诗《上海旅舍作》，深受感动，杨庄出身于湖南湘潭，嫁给湖南国学大师王闿运的四子王代懿，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她的哥哥杨度曾经在弘文学院和嘉纳治五郎辩论。
17日，秋瑾乘坐班轮再次去日本，三等舱在船的底部，低矮的屋顶上悬挂着昏暗的灯泡，从通风口吹进丝丝凉风，满舱的旅客就依靠这仅有的新鲜空气，在闷热难耐的船舱里忍受着酷暑的煎熬。涂抹着白色油漆的舱顶和支柱，以及墙壁都散发着鱼油的腥臭，浑浊的空气使得晕船的人数在不断增加。秋瑾本来就很疲劳，这一段时间总感觉心脏不舒服，此时，秋瑾感到胸闷憋气，急忙来到甲板上一边深呼吸，一边眺望着远方的地平线。船沿着黄海和南海向东北方向前进，1894年9月17日，在这一带海域，日本联合舰队全歼清朝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吞食大量鸦片自杀，翌年，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中国国家主权沦陷于列强之手。去年8月，还是在黄海，日本联合舰队击溃了从旅顺港逃出来的俄国舰队。
日本夺取了清朝从属国朝鲜及俄国还有中国东三省的铁路经营权。
“国耻！”
秋瑾站在甲板上眺望着大海，心潮澎湃。对于外国列强一次次侵略和掠夺，清朝政府束手无策，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乞求和平，使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秋瑾痛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她坐在长椅上赋诗两首，抒发自己的情怀。
之后，秋瑾以《黄海舟中感怀》为题发表了这两首诗，从如下两句中完全能使人感受到秋瑾愤懑的心情。
领海无权悲索漠 磨刀有日快恩仇
经过六天的航程，7月23日，秋瑾乘坐的船终于抵达东京，秋瑾决定还住在本乡元町元日馆自己从前居住的地方，办完实践女学校师范科的入学手续后，船中的暑热和过度疲劳使秋瑾昏倒在宿舍里，嘴唇干裂渗血，发不出声音，脸色苍白，呼吸困难，她挣扎着想站起来，同宿舍的人看到秋瑾身体不适，急忙照顾她躺下，一边拿凉毛巾敷在她的额头上，一边跑出去买药。
8月4日，还在卧床休息的秋瑾想起子芳对待自己的态度，不禁怒从心起，提笔给哥哥写信，信中斥责子芳道：“无礼实甚，天良丧尽”，“妹已衔之刺骨，当以仇敌相见”。同时还劝诫大哥“父母既误妹，我兄嫂切不可再误侄女”。表现出秋瑾对封建制度下父母包办婚姻的憎恨。也反映出秋瑾一旦认定的事情很难改变的性格。信的末尾，还提到自己在东京的打算。两个星期后，实践女学校普通课程停课放暑假，速成工艺师范科开始上课。
目前保留的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八月五日《实践女学校清国留学生分校日记》中记载：“今日，学生秋瑾入学。”
当时，担任中国留学生宿舍监督并负责指导留学生生活的坂寄美都子记录下了有关情况。
“秋瑾一人申请入学，从一开始就由我指导她的生活，所以和她非常熟悉，她给我看了一幅她在北京时女扮男装的照片，乍一看还真没认出来是谁，她是想试试我的眼力。她还说，自己在骏河台有300名支持者，在上海有500名支持者。秋瑾品行端正，严格遵守学校规则，除了平时访问亲友之外，没有任何可疑的行为。她说话简洁易懂，有时喜欢大声吟诗。”
坂寄美都子在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通过下田歌子的介绍来实践女学校工作，最初，负责学校扩招的申请工作，由于工作出色，不到一年就被任命为留学生宿舍的监督，以后，一直负责留学生的生活。
下田歌子从幼年开始跟外祖父东条琴基学习汉语，因此，很早就对中国教育感兴趣，因为这个原因，成年后创立实践女学校，开始招收中国留学生。
昭和三十七年（1963年）十一月，担任橿原神宫会馆举办的小笠原派礼仪讲习会讲师的坂寄节子（旧名美都子）回忆说：
“秋瑾性格容易激动，不论大事小事，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理由决不轻易让步或者放弃自己的意见。由于日本政府实行‘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秋瑾离开日本回国，在学校只学习了几个月，回国时，她说，别忘了我，还送给我一本诗集《白香诗谱》（根据《秋瑾年表（细编）》，诗集现保存在实践女学校），当时，秋瑾表情肃穆，像是一位即将为国捐躯的革命志士。我知道她是孙文创立的同盟会会员，但根本没有想到她会成为革命的导火索。学校保留着许多清国留学生档案和照片，在战争中全部被烧毁，服部繁子夫人给下田校长的感谢她从事教育中国留学生的信也同样被烧毁了。”
实践女学校清国留学生分校设在赤坂桧町十番地，现在的港区赤坂九丁目，离地铁丸之内线木坂站最近，校舍是租用的两层楼共七间教室的西洋式建筑，二层是宿舍，一层是舍监室、接待室、教室、食堂和厨房。
工艺速成师范科依据文部省《清国留学生教科规定》，规定了学制并编制了教科书，学习期限是一年。在包括教育技能在内的普通课程之外，工艺课中还包括缝纫、毛衣编织、刺绣等一般家庭教育，相当于现在的家庭课，同时还学习看护知识和临床技术。学校于7月18日开学，秋瑾忍着病痛参加开学典礼，并开始上课。
§同盟会的创立
7月30日，在设在赤坂区桧町三丁目的内田良平家中的黑龙会事务所举行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首先，欢迎数日前来到日本的孙中山，大会事实上成为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孙文之会”。提供场所的内田良平出生于福冈县，是右翼运动家，他成立黑龙会，暗中鼓动侵略中国，兼并朝鲜，后成为大日本生产党总裁。
华兴会的黄兴和宋教仁积极为成立大会做准备工作，在孙文发表演说后，黄兴提议请大家签名入会，接着，孙文宣布同盟会宗旨，每人写下誓约书，最后，是选举章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黄兴等八人当选，下午5点，大会结束。宋教仁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下大会的全过程。孙文提出大会宗旨是四句话16个字，即四大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推翻满族统治，恢复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政权，创立共和国，设定土地价格上限，超出部分归国家所有，实行间接的国有制度，这些主张和孙文的三民主义相关联。
宋教仁担任大会秘书长，在筹备召开成立大会期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两周后的8月13日，宋教仁在 町区富士见楼主持召开“孙中山先生演讲会”。据警视厅调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共一千一百余人参加，实际成为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在大会上，孙中山发表了重要演说，其内容刊登在1905年10月的《民报》第一号上，题目为“东京留学生欢迎孙逸仙君记事”。孙文的讲话，高瞻远瞩，精辟深邃。
在中国民众连接受教育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孙中山却憧憬着赶超经济远比中国发达的日本，他缓缓地论述着他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想和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须采取的现实主义方法，充分表现出孙中山作为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他的讲话非常鼓舞人心。
一周后的8月20日，从下午二时开始，在坐落在赤坂灵南坂的坂本金弥家中，举行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同盟会成立的目的是将诸多的革命党派团结在一起。坂本家原址现属于大仓饭店管理范围内，根据松本英纪著《宋教仁之研究》一书，坂本金弥是和国民党的犬养毅持共同政见的政治家，和中国革命没有直接关系，据说是内田良平拜托他提供场地，内田对他说：“您家宽敞，可以容纳很多人。”当天，有三百多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可见坂本家豪宅之大。
在本章的开头部分，曾经提到黄兴主持审议同盟会章程，接着，确定总理人选并选出执行部、司法部和评议部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些人相当于内阁阁僚，评议部有27名议员，秋瑾和冯自由都是其中的成员，进行人事选举时，首先公选出总理，由总理任命执行部以下的各部部长。
这次大会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推选出总理，主持人黄兴提出特别动议：大家公推孙中山先生担任本会的总理，没必要再经过选举了吧。
同盟会已确定由孙中山担任总理，即便是选举也只是走形式，没有实际意义。全体举手表决同意孙中山担任总理，事务局局长（相当于副总理）由华兴会会长黄兴担任，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没有明确具体工作。当时，由于没有针对工作目标制定出整体工作方案，因此，既没有召开各部门工作会议，也没有留下任何决议案或会议记录。评议部相当于议会，虽然选出了包括秋瑾在内的评议员，但始终没有讨论具体工作，会后，评议员处于无组织状态中，其中，就包括秋瑾这样从日本回到国内的评议员，一年后，同盟会组织就变成了名存实亡的状态。
有人表示疑问，认为这次大会是否是一次失败的大会。其实不然。大会成为孙中山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确定了他在革命组织中的领袖地位，从这一点上说，会议的召开是成功的。
按照孙文最初的方案，组织名称定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但是，由于是秘密结社，必须提防官府的追查，因此，会议采纳了黄兴的意见，去掉了“革命”二字，将组织正式命名为“中国同盟会”。会议快要结束时，黄兴提议是否将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定为同盟会机关报，大家拍手赞同，最后，集体欢呼万岁，会议结束。但是，就在大会闭幕后，仅仅过了一周，8月27日，神田警察署即以“排外主义色彩过为强烈”为理由，将刚刚发行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号杂志没收，杂志不得已只得停刊，同盟会机关报后来被改名为《民报》。此后，过了不到两年，在明治四十年（1907年）六月一日的《报知新闻》上，刊登了一条题为《孙逸仙和梁启超》的报导，文章解说了他们的活动状况以及《民报》的情况。
《民报》从1905年10月至1908年10月共发行了24期，中间曾一度中断发行，1910年发行了第25和26号后停刊。责任编辑分别是陈天华、张继、章炳麟、陶成章、汪精卫。《新民业报》从1902年至1907年，共发行了96期。编辑工作始终由梁启超担任。
§与孙文的相会
9月3日，秋瑾和四位女学生一起恳求宋教仁是否可以安排她们拜见孙中山先生。宋教仁知道秋瑾是演讲练习会的发起人，在学生中拥有众多支持者，秋瑾本人活动能力非常强，于是他答应帮助安排见面时间，并立即向孙中山说明了情况，约定翌日上午九时，宋教仁带秋瑾等人前去拜访。4日上午八时，宋教仁来到位于本乡的元日会馆秋瑾宿舍，秋瑾身着和服正装，和宿舍其他四名女生随宋教仁前往神乐坂的黄兴家，孙先生在那里等着她们。这是一间租住的窄小房间，日式拉窗大敞着，在这里，她们既兴奋激动又紧张地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英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当时39岁，身材比较矮小，肌肉结实，消瘦的古铜色的脸庞显示出他的精明强干，犀利的目光中蕴含着一丝威严，加上修饰整齐的发型和胡须，给每一个见过他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独特的气质和风度使人感到他是一位“国际型的中国绅士”。9月的天气，气温比较高，孙中山脱掉西服上衣，穿着衬衣习惯地盘腿坐在榻榻米上，他一边示意秋瑾等人不要拘束，一边很和蔼地谈起革命的目的以及实现革命目标的方法。
秋瑾屏住呼吸聆听着孙中山的讲话，在和秋瑾共同工作的革命志士中，还没有人能够这样透彻地分析现状，指出革命的目的，并把实现革命目标的具体方法和现实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涌现出许多仁人志士，孙中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充满自信地侃侃而论，相信自己的主张必将在中国成为一种新的政治体系。秋瑾觉得孙中山是一位新时期的英雄，她默默地注视着他，聆听着他的教诲。
当天下午，在冯自由的引领下，秋瑾站在桌边，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加入同盟会。
“联盟人，浙江山阴秋竞雄，驱逐满人，光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忠实守信，始终不二，违者甘愿受罚。”
宣誓完毕后，自报姓名是“绍兴山阴出身秋竞雄。”
“竞雄”和“鉴湖女侠”都是秋瑾的号，秋瑾之志是和男性竞争并战胜他们。6天后的9月10日，在同盟会评议部工作的秋瑾被推荐担任浙江分会会长和评议部评议员。
§儒教的传统
在参加革命活动的同时，秋瑾在实践女学校认真学习文化知识。有时还和宿舍监督坂寄美都子谈论现代中国的诗词，应美都子的请求，将杨庄女士的著作《上海旅舍作》改编成简明易懂的《怀念上海》送给她。
去年秋天，秋瑾和湖南长沙人王时泽一起在横滨加入了三合会，按照现代的标准，当时的王时泽还是一位未成年的少年，他的母亲谭莲生惦念孩子，特意从长沙来日本探望，王时泽在《回忆秋瑾》一文中说：秋瑾非常热情地照顾母亲，还曾想让王时泽的母亲也加入实践女学校留学，并为此作了好多工作。
为了节约生活费，秋瑾和几名留学生合住一个宿舍，谭莲生来时和秋瑾住在一起，因疲劳过度，莲生病倒了，秋瑾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这或许是人称女侠的秋瑾与生俱来的美德吧。秋瑾吃住都在一个房间里，狭小的房间里摆放着一张桌子，秋瑾经常学习到深夜，有时，一想起苦难深重的祖国和自己无力改变这种社会现状，往往激动得热泪盈眶，打湿衣衫。这种激情澎湃的性格和徐锡麟非常相似。同居室的朋友看到秋瑾这种反常的举动，一时不知所措，以为她得了急病，躺在床上的谭莲生也起床安慰她，抚摸着秋瑾的后背，直到她情绪稳定下来。
在日本实践女子学校学习期间，秋瑾每天工作学习都非常繁忙，除正常的学校学习之外，还要参加在留学生会馆举办的日语学习班、演讲练习会、标准语研究会，出席浙江和湖南同乡会和同盟会的会议，再加上要共爱会编辑杂志《白话》，挤时间写论文等等，经常忙得不可开交，废寝忘食。实践女学校师范科的教学方法是在短时间内把必修课目填鸭式地灌输给学生，所以，一般的人根本没有精力再顾及其他的事情，秋瑾具有超乎寻常的理解力和记忆力，上课内容尽可能不依赖笔记，全部细细地咀嚼后记在心里。
同时，她还注意将学到的知识活学活用，随时把对中国有用的东西融会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中。具体的例子就是刚开课不久，就开始翻译《看护学教程》。看护学与现代医学同步发展，是医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秋瑾有感于这一体系的重要，在反复阅读了这本日语教材后，开始一点点地将书翻译成中文。秋瑾还曾写过一部文艺作品《精卫石》，作品中的主人公似乎是以秋瑾自己为原型，表现的是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实现革命目标的故事。在写作中，秋瑾完全沉浸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常情不自禁地低声抽泣，令同屋的人感到奇怪。
秋瑾在尝试翻译日语教科书的同时，抓紧时间学习日语。在留学生会馆任日语教师的松本龟次郎曾是她的老师，在华文出版社出版的《秋瑾年表（细编）》附录中，收录了松本手记《秋瑾女士墓和我的回忆》，这里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我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任教时，她曾在那里学日语。白皙的皮肤，柳眉，身体苗条，体态轻盈，黑色花纹的和服上衣，配一件当时流行的紫色裙子，小脚，日本发型，莲步蹒跚。每天来校从不缺课。回答问题清楚，提问也很尖锐。
松本回忆说，当时的秋瑾已经基本适应了日本的生活习惯，日语还不大流利，但她总是主动和人交流。从上课时间和选择的科目上可以看出，松本的记忆非常准确。松本于1933年去中国旅行，曾去西湖湖畔的秋瑾墓拜祭，饱含对秋瑾的思念，松本写了一首五言绝句。
飘然紫色裙，轻盈金莲脚。
平常凡女子，刚烈显英杰。
已为革命而慷慨捐躯的秋瑾啊！你走过了你的革命之路，经受了多少风风雨雨。壮哉！你成为了革命的先驱。我来到烈士殉难之处，伫立在英雄的墓前，二十六、七年女士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感慨万千，不能自禁。
正在秋瑾繁忙地度过一天又一天时，在中国发生了《苏报》事件。上海《苏报》主笔陈范为了免受牵连，带着两个浙江籍小妾逃到日本，陈范是湖南人。他认为，所有立志革命的人全部都是改革派的想法是轻率的，虽都主张“打倒清政府，光复汉室”，但在其他道德观念上依然如旧，其保守思想一点也不比保守派逊色。
听到这种论调，秋瑾批评陈范“有损同乡名誉”，还设法让陈范给两位小妾生活费，让她们离开陈范独立生活。尽管陈范曾担任革命杂志的主笔，但在道德观念上还是很陈旧。陈范为了获得大量的革命资金，在没有征得女儿同意的情况下，就和广东商人廖翼朋约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廖作小老婆，他认为父亲可以任意决定女儿的婚姻，没有必要征求女儿的意见，丝毫没有感到父母擅自决定儿女婚姻大事的旧习有何不妥之处。他的女儿叫陈撷芬，是实行共爱会的会长，也是秋瑾的挚友，得知父亲要让自己给人作小老婆，撷芬本人非常气愤，秋瑾也感到非常愤怒。撷芬英语流利，精通英美文学，1902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女性杂志《女学报》，提倡男女平等，是当时有名的才女，但当秋瑾主张去找陈范理论时，撷芬却突然莫名其妙地感到胆怯起来了。
儒教认为“孝”是人生最重要的，经常见到儿女长达几年地为父母守孝。撷芬认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应由父亲决定，反抗父命违背中国的道德准则，不管父亲的说辞多么没道理，也不能抗命不尊，作出违背常规的事情，这种思想看似是理性思维，其实，是在传统习俗长期熏陶下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她不愿意反抗父亲，觉得应该遵从父命，嫁人作妾。秋瑾坚决反对撷芬的想法。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