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工作不久，四月初，秋瑾从去年开始就感觉心脏不舒服，现在显现出发病的征兆。目前，尚没有找到秋瑾看病的病历，不知道她究竟得的是什么病。通常心脏病主要是心肌梗塞或是心脏弁膜症等，这些病急性发作时可以导致死亡。秋瑾的病属于慢性的，平时症状不明显，但偶尔急性发作时常使秋瑾晕厥，再加上操劳过度使秋瑾身心疲惫，引发了胃病，终于病倒了。在秋瑾卧病在床的一周里，饮食起居都由自华、蕴华姐妹照料，在她们的精心看护下，病情很快好转，病愈后她写了一首诗，名为《病起谢徐寄尘小淑姐妹》，向姐妹俩表示谢意。
这天是4月12日，农历三月十九日，正是明朝灭亡纪念日。
1644年的这一天，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腐朽没落，朝不保夕。被称为反叛流贼的农民领袖李自成率领军队攻陷北京，皇城守卫形同虚设，不战而溃，士兵纷纷丢下武器逃命，本应拼死保卫皇上的宦官曹化淳和大内侍卫等争先恐后的四散逃跑，曹化淳打开城门投降，庄烈帝崇祯在宫中大声呼唤，但文武百官已纷纷逃走，皇宫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人留守在皇上身边。
得知农民军逐渐逼近皇宫后，崇祯皇帝带领皇后公主等仓皇逃往皇宫北面的景山，眼见无路可逃，崇祯皇帝用剑杀掉家眷后，自己吊死在景山山顶的树上。可以说明朝不是被清朝灭亡的，而是毁于内部的战乱。占领皇宫后，李自成坐在金銮宝殿上，自封为“大顺皇帝”。不久，清军攻陷北京，李自成被迫撤离，在逃跑途中，被清军追杀，死在湖北。
摄政王睿亲王决定定都北京，拥戴年幼的顺治帝登基。至此，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宣告灭亡，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王朝。
这一天，秋瑾心情激荡，握着自华的手尽情地述说着对亡国的慨叹。她的病大有起色，为了恢复体力，转天，二人带着小淑及希英、薪平等学生，女扮男装去外面散步，途中路过一家照相馆，大家一起进去照相，还相互“品头论足”。徐自华在《秋瑾轶事》中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上海梁山泊
5月1日，一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华侨阳陈华拿着光复会干部龚宝铨的介绍信来找秋瑾。见到秋瑾后说：“我们远在异国就知到秋瑾女士的大名，最近，爪哇华侨女子学校就要开学，我受大家委托来请秋女士光临指导。”听了龚的话，秋瑾怦然心动。她不仅是以浙江为根据地的光复会的会员，同时也是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的成员，孙中山是清朝政府重点通缉对象，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华侨中拥有众多的支持者，获得了华侨的大力支持。
秋瑾想，“可以像孙中山先生那样，借助华侨的力量，把革命的影响扩展到爪哇、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想到此，秋瑾决定去爪哇，并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徐自华。听了秋瑾的话，徐自华留下了惜别的眼泪，妹妹小淑知道后说：自己也想去。秋瑾同意了，但却遭到小淑母亲的强烈反对，小淑打消了同去的念头，作为已经是母亲了的自华也问秋瑾是否可以重新考虑。看到这种情况，秋瑾决定推迟出访，还给陶成章去信报告了自己的情况。
不久，陶成章和龚宝铨一起来到杭州，和秋瑾在西湖湖畔的白云庵见面，劝说秋瑾放弃去爪哇的计划。陶成章说：“秋瑾，我们革命的目的是尽快推翻清朝统治，实现光复，你去国外可以成为一名优秀教师，但我们更期待着你在浙江领导革命工作，你首先应该是位革命者。”
听了陶成章的劝告，秋瑾也想到自己的痼疾心脏病经常发作，已经无法适应长时间的海上漂泊，正像陶成章所说的，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是革命，为了实现革命目标必须珍惜时间。龚宝铨也感到是自己介绍阳陈华来杭州邀请秋瑾的，事情的起因在自己，所以也恳求秋瑾不要去，于是秋瑾决定放弃去爪哇的计划。
6日下午，秋瑾发展自华和蕴华姐妹加入同盟会，二人深受秋瑾的影响，对革命充满信心。
此时，和秋瑾等一起从日本回国的湖南籍留学生姚宏业因生活窘迫在上海投黄浦江自杀。当时约有四千余名回国留学生滞留在上海，他们生活贫困，“居无定所”，姚和他们一样生活艰难，一度曾到宁调元等人创立的学校工作，但学校本身经费紧张，连员工生活费都无法保证，贫困生活逼得姚宏业投江自尽。在宁调元和禹之谟等人的提议下，大家集资为陈天华和姚洪业购买棺木收殓遗体，并把遗体送回故乡湖南长沙，安葬在岳麓山，数万名长沙附近的学生身穿白色丧服为他们送行。
这一时期，秋瑾心情越发激愤，6月，她请假离开学堂，先后到浙江中部的金华、缙云等地拜会当地会党组织的首领，她和这些会党首领举杯痛饮，说服他们配合光复会一起行动。浙江省的地形就像一个由上至下立起的椭圆，东部入海口地形复杂，河流交错汇入宽阔的东海，省会杭州坐落在东北部杭州湾的最深处，这里到上海地区的松江约150公里，途中经过工商业繁盛的嘉兴和平湖等县，北部经济发达地区和上海接壤，地理条件非常优越。
杭州以南地区是交错的河流和连绵起伏的群山，面积约占浙江省总面积的90%，连绵蜿蜒的富春江水上运输系统发达，沿江的兰溪、金华、衢州等县、镇经济繁荣，金华以南的武义、缙云、丽水、青田等商业和地方手工业发达的县镇联结在一起，在社会底层存在一些无业游民，他们靠赌博为生，被人称为赌徒。其中的强者成为帮派的领袖，他们组织起来反抗官府的统治和劣绅的欺压，替穷苦百姓伸张正义，由于这些组织数量繁多，各自为政，力量分散，活动的宗旨和目的各不相同，所以，即便他们发动起义，很快便会被官府镇压下去。陶成章和秋瑾的计划就是把这些大大小小的帮派统一组织起来，让他们团结在光复会周围，确立共同目标，在光复会统一指挥下共同谋事。为了实现这一计划，首先就必须和这些帮派领袖成为好朋友，推杯交盏融为一体。
秋瑾说话感召力强，饮酒豪爽，使帮派领袖们深感钦佩，逐渐成为意气相投的好朋友，他们久闻鉴湖女侠的大名，经过多次交往，他们纷纷表示愿意服从秋瑾的“出师命令”，和光复会一起行动。其中，有一位负责联络金华、缙云地区会党的骨干联络员叫吕逢樵，29岁，秋瑾非常信任他，向他宣传秘密革命的组织方针，还和他商量暗杀政府要员的具体计划。吕在1913年37岁时，死于暗杀宋教仁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动乱中。
完成浙江中部地区会党组织的联络工作后，秋瑾回到浔溪女子学校，有一件事引起她的注意。
秋瑾发现教室里总有一位孤独的女孩，脸上从来没有笑容。别人告诉她，这个女孩叫吴珉，字希英，出生在南浔溪，是个孤儿，父母为了还债把她送人当了童养媳。在清代，婚姻由家长做主，不管男女双方是否同意。秋瑾自己有着痛苦的婚姻经历，因此她就更不能容忍这种陋习存在，她就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照顾吴珉，还不顾自己生活困苦，千方百计筹集到一些钱，拿着这些钱去和吴珉的养父母交涉，把吴珉赎了出来，让她跟在自己身边。吴珉和秋瑾形影不离，不久，随秋瑾一起去上海，并到宗孟女子学校学习。据说，秋瑾被捕前，叫她改名叫吴惠秋，秋瑾死后，她带着秘密文件逃离了绍兴。
秋瑾不仅仅呼吁妇女解放，还不顾自己困难，以实际行动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姐妹，她的行动受到徐自华校长和学校师生的称赞，但却遭到地方乡绅的责难。他们谴责秋瑾说：“这个胡说八道的女教师搅乱了历来的规矩”，“白天，穿着男人服装到处游荡的坏女人”，“在日本，受革命蒙蔽的过激分子”等等。一时间，责难、中伤、排斥之声甚嚣尘上，学校理事长金子羽把秋瑾叫到办公室责备，秋瑾似乎事先已经估计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她当即向学校提出辞职。或许，秋瑾正在考虑为了联合金华等地的会党，共同发动武装起义，已经不再适合在这里当教师。
7月里的一天，秋瑾以《留别寄尘小淑》为题，写了五首七言绝句赠给小淑。秋瑾和小淑是师生关系，但和小淑的姐姐自华是密友，小淑姐妹积极配合秋瑾工作，为了秋瑾的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小淑不愿离开秋瑾，最后，她和秋瑾、吴珉一起去上海，一起入爱国女子学校学习。校董金子羽和那些顽固落后的乡绅站在一起，他们不仅责骂秋瑾，还追问徐自华的管理责任，于是，徐自华也辞去校长职务和秋瑾一起去上海。不久，又回到故乡杭州，住在大井巷口，和弟弟景卿开了一家衣料店，衣料店的旧址现在是杭州市清河坊152~154号。
到了上海，秋瑾立即与陈伯平、尹锐志、姚勇忱、张剑崖等年轻的会党成员或光复会会员在上海虹口祥庆里建立秘密联系点“锐进学社”，秋瑾介绍陈伯平担任吴淞中国公学的教师，在那里负责受理来自有关方面的联络工作以及把消息传递给各个方面。
在锐进学社召开的第一次联络会上，聚在一起的人都是些勇猛果敢的男子汉，他们性格豪迈，口无遮拦，就像是上海的梁山好汉聚集在一起。有的人在言谈中责骂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曾经师从徐锡麟的陈伯平听到后勃然大怒，抄起座椅向那人掷去，还要扑过去揍那个人，看他的样子，如果身边有剑，也一定会拔剑刺去。看到这个情景，秋瑾一声怒喝，制止了双方的打斗。由此可见鉴湖女侠在众人中享有的崇高威望。
当时，有人秘密通知秋瑾说，孙中山化名高野装扮成日本人乘法国船来到上海，于是，秋瑾也装扮成日本人前往上海港和孙中山见面。
据说，孙中山正准备去越南动员华侨为革命捐款。去年九月，秋瑾在东京见到孙中山时，他显得非常精悍，与那时相比，现在则显得非常疲惫，让他伤脑筋的不光是资金问题，还有同盟会内部的纷争，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去年，在成立同盟会之前，孙中山和来自湖南的黄兴亲密无间，彼此信赖，但同盟会成立之后，他们之间出现分歧，逐渐走向对立。同样，黄兴最为得力的助手宋教仁，在成立同盟会时担任干事，他也批评孙中山，说：在日常工作中，不能襟怀坦白，团结同志一起工作，作为一个组织的高层领导，孙中山有很多不足之处，因此，在工作中往往刚愎自用，致使一些不能谅解他的同志纷纷离去。但是，在中国存在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诸多革命组织，他们的宗旨和目的各不相同，只有孙中山能够用和平的方法把这些组织联结在一起，也只有他具有这种能力和威望。这些组织的共同点是都缺乏活动资金。
为了开展革命工作，孙中山四处奔走筹集资金，现在依然让人感到经济上的窘迫。见到这个情景，秋瑾立即返回去筹措资金，很快就筹集到一千银元，委托熊克武把钱交给即将乘船远行的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熊克武参加了在四川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主张武力救国，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他亲自写下了自己的这些经历。
在这期间，经吕逢樵介绍，秋瑾在上海祥升公客栈见到捐纳监生蒋继云，大概吕逢樵曾劝蒋继云加入同盟会并在浙江分会工作吧。见到蒋继云时，秋瑾交给他一本向中国公学捐款人员名簿，要求他去湖南募捐。蒋最终违背了秋瑾的意愿，根本没有去湖南。转年的7月13日，他去大通学堂时，就在秋瑾即将被逮捕前夕还死死缠住秋瑾要钱。
在秋瑾的革命事业中，缺少的不光是活动资金，同时更缺乏必要的人才。由于没有忠实能干的人才，好多事都力不从心，只好委托一些庸才去办。蒋继云是秋瑾用人失败的最典型的例子。他在绍兴府被审讯时说：“秋瑾命令我去湖南募捐，我没有去。”他强调自己没有执行秋瑾的命令，露骨地表现出希望官府从轻处理的意愿。这种卑躬屈膝的表现和学堂教师程毅形成鲜明对照，面对绍兴府的严刑逼供，程毅坚贞不屈，最后被毒打致死。
§爆炸负伤
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出身的留日学生陶铸，字冶公，1906年加入同盟会，7月里的一天，遵照同盟会本部书记刘霖的指示，参加了研制炸弹的小组。小组由二十余名男女会员组成，学习制作炸弹的方法。秋瑾在东京时，曾在横滨参加三合会，当时，李植生正在横滨研究制造炸弹，王时泽从李那里借到制造炸弹的笔记，把它全文抄录下来。同盟会创立初期，曾接受俄罗斯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在基层组织中成立了为暗杀活动制造枪支弹药的机构，李植生大概就是机构成员之一。
这年的7月，还发生了一件事，26日，笔名鲁迅的周树人从日本回到绍兴，按照旧风俗，和母亲选定的媳妇朱安成婚，不久，又返回日本。
朱安26岁，按照当地妻应年长于夫的风俗，她比鲁迅年长一岁，是个不识字又缠过足的旧式妇女。婚后，鲁迅和妻子一直分居。1925年前后，鲁迅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书，他的学生中有个女生叫许广平，两年后的1927年，两人在上海同居，生有一子取名海婴。许广平当时29岁，出身于广东省的官僚家庭，在学生时代曾担任学生运动的领导，从照片上看，是一位精神焕发的知识女性。妻子朱安却被已成为文豪的丈夫冷落在家，之后一直孤身一人生活在家乡，1947年69岁时去世。1936年，鲁迅55岁时在许广平的守候下，在上海去世，比朱安早11年。
7月末，秋瑾给暂住在北京南半栽同山吧会馆的徐锡麟去信，介绍吴芝瑛的丈夫户部郎中廉泉的情况，希望二人抽时间见面。8月初，接到徐锡麟回信，他认为：在当今这种紧迫的时期与那些与革命无关的人交往会消耗大量时间，信中说：“我辈所做之事，必须从速成就，迟则恐有阻碍也。”徐历来主张雷厉风行，他似乎对这一阶段的行动迟缓感到不满，好像特别希望总指挥官陶成章能够知道自己的感受。
这期间，秋瑾在上海向武术家蔡桂勤求教，在日本留学时，秋瑾曾经去过几次东京神乐坂的武术道场，由于发生日本政府颁布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不得不中断了训练。如果有机会的话，秋瑾还是希望加强身体锻炼。但就在她开始学习武术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9月的一天，为了给在湖南发动起义的同盟会会员宁调元提供武器，陈伯平、秋瑾、陶铸等人与研制炸弹的小组成员一起在上海虹口祥庆里的隐蔽工作室里秘密制造炸弹，这个地点也兼作中国女报的编辑部。
制作炸弹异常危险，设备简陋，加之操作人员又不熟悉方法，安全教育不充分等等，境况相当危险，就在大家提心吊胆小心翼翼操作时，炸弹意外爆炸，陈伯平眼睛和全身多处负伤，秋瑾的手和胳膊也被炸伤。爆炸的巨响惊动了附近的巡警，他们立刻闯进来搜查，小组人员迅速用书架遮住制造炸弹的密室门，秋瑾忍着伤痛若无其事地和闯进来的巡警周旋，尽管巡警们对屋里弥漫着的硝烟味感到非常奇怪，但看到秋瑾镇定自若，谈笑风生，找不到任何搜查理由，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巡警离开后，大家立即秘密把身负重伤的陈伯平送到熟人的医院，经过抢救，终于保住了性命。秋瑾隐蔽在亲友吴兰石的家，经过紧急处置后带伤返回绍兴老家，不久，伤口痊愈。在家里养伤时，秋瑾写了“秋风曲”这首诗，其中就有“昨夜风风雨雨秋，秋霜秋露尽含愁”这样的诗句，可以看出秋瑾做诗的情怀和她最后的被称为绝命诗的“秋雨秋风愁煞人”或“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词作有着很大关联。
爆炸事件发生后，锐进学社被查封，上海的秘密据点也就此随之消失。
§湖山之约
9月末，徐自华从上海回到杭州，住在大井巷口弟弟景卿的家里，和弟弟开了一家经营布料的商店，取名悦济衣庄，地点大概是现在杭州市清河坊152和154号附近。目的是把这里当作宣传革命的秘密据点，在杭州开展工作。伤口大体已经痊愈的秋瑾来到杭州，和徐自华一起在店里召集群众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有时二人还结伴去西湖游玩。西湖美景甲天下，从盛唐时代的李白到中唐时期的白居易，还有北宋的苏轼等等，各个朝代共有七十多位著名的文人墨客留下了赞美西湖美景的诗句，其中许多人曾经担任当地的行政长官，负责管理西湖景区。白居易、苏轼等人都曾在朝中任职，并被派遣到杭州担任地方官。
在他们任职期间修复过的用来灌溉农田的白堤、苏堤就坐落在西湖中，苏堤的北端有一座高大的牌楼，上面写着“岳王庙”，穿过牌楼，就是宋代抵抗金兵入侵的民族英雄岳飞庙，金是南宋时代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的国号。庙堂正中供奉着高约五米、身披战袍、威风凛凛的岳飞坐像，坐像头后上方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几个大字“还我河山”。岳飞是南宋的将军，他和进犯南宋的金军作战，每战必胜。朝中主和的宰相秦桧害怕金国受到更大的打击，把岳飞投入监牢，不久又将岳飞毒死。岳飞死时年仅38岁。每次来西湖秋瑾都要到岳飞庙祭拜，使人感到秋瑾一直在把自己的人生和岳飞悲壮的人生作着对照。
在祭拜“宋岳鄂王墓（岳飞墓）”时，秋瑾说希望自己死后能够被葬在西湖湖畔。徐自华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咱们俩人中，后去世的人一定要把先死的人埋在西湖旁。”听了这话，秋瑾似乎压抑不住兴奋的心情，感慨异常地说：“真的吗？我们一言为定，能够埋在岳飞墓旁真幸福！”口气中显示出必定是自己先去世，听了秋瑾的话，徐自华只有苦笑了。二人兴奋地开着玩笑，并当场订下“埋骨湖山之约”，约定死后要埋在西湖湖畔。秋瑾死后，经过许多挫折，最终实现了二人“埋骨西泠”的湖山之约。
大约过了半个月，10月中旬，徐自华父亲去世，秋瑾从绍兴去浙江崇德石门镇吊唁，接着又去上海，计划筹备发行杂志《中国女报》。徐自华送别秋瑾时，写了《送妹秋旋卿赴上海》的诗赠与秋瑾。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因9月里研制炸弹时发生了意外爆炸事件，同盟会决定推迟发动湖南起义的时间。11月8日，同盟会会员宁调元在去湖南湘潭前来和秋瑾告别，对于秋瑾来说，湘潭给她留下的都是苦涩的回忆。“送调元之际，交杯惜别”，二人开怀畅饮，秋瑾乘着酒兴在素扇上挥毫写下“醉歌”送给宁调元。
11月中旬，为了发行《中国女报》，秋瑾去坐落在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借款，学校将部分社会捐赠的资金借给了她，秋瑾打算采取发行股票方式集资，计划发行500股，一股20元，共计10000元。首先在报刊上发布宣传广告，召集社会人士入股。她先在上海《中外日报》上登出广告，阐述中国女报的办报宗旨和目的，倡导女子接受教育的重要，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开展女子教育工作，其中还提到计划筹建中国妇女协会的基本理念。
可是，报刊内容都是妇女问题，在当时，只有极少数的妇女能够读报纸，购买股票的人就更少，因此，中国女报发行的准备工作虽然已经基本就绪，还总共只筹集到4000元，没有钱租房办公以及购置印刷机械，在资金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徐自华和蕴华姐妹鼎力相助，共同捐赠了1500元，其中包括布料店的全部利润。得到徐氏姐妹竭尽全力的支持，秋瑾很快就租到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厚德里91号的房子，把编辑部安排在那里，门口挂上“蠡城学社”的牌子。按照秋瑾的指示，中国女报的出版发行全部由光复会负责，让陈伯平担任编辑主任，陈的伤口大体痊愈，姚勇忱、张剑崖任编辑，这些人都是9月研制炸弹小组的成员，并让徐蕴华任校对，尹维峻负责发行管理，秋美章任总务，秋瑾自己担任发行人兼社长。
在这期间，秋瑾始终没有放松和各地组织的联络工作，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当时，各省光复会志士云集上海，秋瑾负责浙江地区的组织动员工作，她将刘道一等人派到同盟会总部，协助总部指导各地的组织工作，同时负责接待来会的各界人士，动员他们参加光复会，分配给他们具体工作。例如，他们曾经接待了来自台州的一位叫王军（字文庆）的年轻人，王军24岁，拿着陶成章的推荐信赶到上海来见秋瑾。从天台山到台州湾一带旧称叫台州，此时，江西萍乡正在酝酿发动武装起义，从晚秋到冬季，到处流传着一个谣言，说从上海来的光复会会员和海外的华侨组织近期要在萍乡发动武装起义，从江西到广东的南中国海沿岸一带弥漫着紧张的空气。大家商议把王军等四人已经加入光复会的事情以及今后的工作安排等报告给在上海的陶成章，并征求他的意见，当然也把情况向秋瑾汇报，接着，让王军陪同秋瑾分别拜会兰溪、绍兴、金华等地的会党组织，负责保护她的安全。
这期间，中国女报第一号的发行准备工作虽然举步维艰，但逐渐趋向于完成。
11月末，秋瑾从上海去杭州，目的是加强这一地区的组织工作，让各分会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经过嘉兴时，和浙江支部的敖嘉熊、褚辅成等人见面，商议起义的作战计划，并给他们看了蔡元培会长要求发动起义的信，传达了陶成章的工作计划。
12月初，秋瑾一行来到杭州，19岁的光复会会员张任天迎接并全程陪同活动，这或许是一向行事谨慎的陶成章特意命他保护秋瑾的。
和往常一样，秋瑾身穿蓝色绸缎的中式上装，脚穿黑色皮鞋，除了身材瘦小之外，完全是一幅男人的装扮。她们住在浙江抚台衙门附近车驾桥旁边的一家叫庆和堂的小客栈里，租了一间临街的房间，以方便观察来访的客人。旅馆的地址是现在的杭州市江城路400号。秋瑾来杭州的目的是整合原有的会党组织，发展新队伍，动员武备学校学生和教师参加革命。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失败，清朝政府意识到必须加速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建立一支与旧军队完全不同的受过现代化教育的新式军队，其措施之一就是建立一批培养新式军队的武备学校。通过秋瑾的努力，武备学校、弁目学堂、赤城公学等学校的学生及教师等都表示支持革命，纷纷加入光复会，随着这些人的加入，从内部瓦解了清政府苦心积虑建立的军校。
鉴于光复会组织大幅度扩充，秋瑾采纳了吕公望的建议，让人设计制作了木制印章作为光复会的标记，印章的设计是在方框中由“止”和“夕”两个文字及符号组成的图案，今后，组织成员在相互联络时，随身携带两张卡片，一张印有光复会第一个字“光”，另一张是“复”字，以此来证明各自的身份。同时，还制作了可以像桃核一样咬合在一起的印章，已备联络时使用。这些设计最终由秋瑾决定，这一切都证明了秋瑾实际上是浙江地区的最高领导者，她的作用甚至超过了陶成章、徐锡麟，还有会长蔡元培。
秋瑾临时住在杭州金钗袋巷吕逢樵、丁载生等人的家里，在那里和许多会党首领商议工作，还在西湖畔的白云庵和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等光复会干部研究工作。这些工作告一段落后，12月初的一天，秋瑾和吕公望等人再次聚集在白云庵，为即将去安庆赴任的徐锡麟饯行，当时，徐锡麟被清政府指派到安徽省安庆地区一个武备学校工作，秋瑾等计划以此为契机，在安庆地区发动武装起义。
临行时，徐锡麟要求秋瑾一定要尽快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把浙江地区的事全托付给了秋瑾。徐锡麟等人流露出对刚刚成立的大通师范学堂的留恋，众人把酒话别。或许徐锡麟和秋瑾已经意识到7个月之后二人的命运，他们的命运恰如公元前两千一百二十年，燕国壮士荆轲吟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踏上行刺秦始皇的征程一样，今日西湖也如同当年的易水，湖面吹拂着瑟瑟寒风。世界在变化，而中国的苛政两千年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秋瑾一回到杭州，就命令吕公望设法打入浙江巡抚院守备队，迅速探明新军守备队的组成，特别是洋枪队的情况，并把情况尽快向组织汇报。为了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秋瑾还计划让吕公望等人到有可能捐款的大户人家去筹集十万元钱，交给相关同志作活动经费。吕公望则认为这样做会暴露起义计划，因而坚决反对。秋瑾随即呼吁党员卖掉家产支援革命，千方百计筹集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但是，过于勉强的集资方法反而使人产生了很多的误解，也没有达到筹集资金的目的。从这一阶段秋瑾的行动中可以明显看出，为了筹资不惜采取任何方法。她让当地党员吕阿荣采取类似恐吓的方法向一名商人强行募捐，将征讨到的八千元用于起义经费。还有发行杂志，同样是为解决起义部队装备、食宿等经费问题，在秋瑾的脑海里，无时无刻都在思虑经费问题。
12月上旬，从同盟会东京总部派到湘潭的刘道一、蔡绍南、魏宗铨等和湖南、江西的会党共同在浏阳、醴陵、萍乡等地发动起义，即所谓浏醴萍起义，起义军由许多大大小小的会党组成，战斗顺利时，各个会党争先恐后的要求参加，很快就形成三万余众的起义大军，清朝政府陷入极度恐慌之中。但是，这些军队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指挥系统紊乱，补给中途中断，到了12月下旬，都督龚春台率领政府军发动反扑，很快起义部队就土崩瓦解，起义失败。起义指挥刘道一在衡山被捕，12月31日，在湖南长沙浏阳门外被斩首。在前边曾经提到，去年在东京时，他曾操着湖南口音邀请王时泽去横滨参加三合会。刘道一的牺牲使同盟会失去一位优秀战士。
这一年，革命党在湖南发动起义，加上连绵大雨，江河泛滥，湖南地区情况异常混乱。
湘潭也发生洪涝灾情，秋瑾的夫家王家全家都到郊外的黄土山躲避。据说子芳的父亲王黼臣向官府捐款，开设粥棚救济灾民，洪水退后，清朝政府授予他“员外郎”的官位，而他坚辞不受。大概是担心清朝政府强行授予官位后，会索要更多的钱款吧。
在杭州紧张工作后，秋瑾回到上海，17日，参加立德夫人西女士在上海商业繁荣街大马路（今南京路）的议事堂举办的“天足会”，后来还接替西女士指导“天足会”工作。秋瑾极其痛恨缠足，在上海，秋瑾曾和改革派组织“敬业学会”的叶葆元交往，还共同发行过旬刊报纸，由于资金不足，到年末报纸停刊。
秋瑾做事就像徐锡麟一样雷厉风行，从不瞻前顾后。
29日，秋瑾母亲单氏在绍兴和畅堂家中病逝，享年61岁。接到信后，秋瑾立即赶回绍兴奔丧。誉章在守孝期间也被暂时免去官职，回到故乡主持母亲的丧事。
作为一名女性，母亲尽心竭力抚育子女，把女儿培养成为一名才女，作为诗人，秋瑾写下《挽母歌》《临江仙》等挽歌悼念母亲。现在，秋瑾所牵挂的只有一母同胞的哥哥誉章，办完丧事后誉章就要回北京复职。
母亲死后，秋瑾就再没去过上海，在绍兴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个月。
§中国女报创刊
1907年1月6日，星期日下午两点，秋瑾应绍兴府学堂监督袁翼的邀请在学堂的礼堂发表演讲，袁翼曾在东京留学，是弘文学院的学生。秋瑾演讲的题目是“雪国耻”，在演讲中，她历数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历史。绍兴府学堂坐落在原科举时代举办乡试或会试的贡院里，这时已经迁到龙山南麓泰清里的旧龙山书院旧址，现在的龙山公园越王台西侧。在九日发行的绍兴白话报一百二十号上刊登了题为《严厉取缔革命党》的社论，似乎是保守派的教育官僚们在听到秋瑾6日演说中呼吁改革后感到不安，发表文章施加压力。
1月里的一天，秋瑾来到大通师范学堂，代替徐锡麟担任学堂督办。当时的学堂理事长是会稽县一个叫孙端的地方的名士孙德卿，孙当时41岁，他邀请秋瑾到学校访问，秋瑾恰好借此机会到邻村办事。当地士绅得知大名鼎鼎的秋瑾女士要来学校都非常兴奋，他们想以此为契机，在绍兴的一个叫大力堤的地方创立“大端女子学校”，秋瑾的到来，使他们想在地方上大力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激情大为高涨。当地18位妇女还围住秋瑾，要求合影留念。事毕，秋瑾前往上海监督中国女报的发行工作，直到1月中旬。
14日，中国第一个白话文杂志《中国女报》开始发行。编辑部设在四川北路厚德里。从十九世纪末的1898年到二十世纪的1905年，公开发表的女性刊物数量极少，迄今为止，只有《女学报（发行地不详）》《女苏报（上海）》《岭南女学新报（广州）》《妇孺报（广州）》《女子世界（上海）》《女镜报（广州）》《北京女报（北京）》等，这些刊物只在广州上海等西方文化比较集中的城市发行，文章体裁也都是令一般女性难以理解的文言体，内容或是枯燥乏味训教性的，或是幼稚的追求低级趣味的社会花边新闻，可以想象出研究女性问题的刊物在当时既缺乏编辑人员，也缺乏读者的情景。
秋瑾在杂志首页发表了《中国女报发刊辞》，署名“鉴湖女侠秋瑾”。
可以说《中国女报》是依靠秋瑾个人的努力才得以发行的，这本杂志连续登载了秋瑾的《中国女报发刊辞》、《敬告姐妹们》，还有连载的秋瑾的翻译作品《看护学教程》等，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蕴含着秋瑾的心血，秋瑾通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发出了悲愤的呐喊。但是，没有按照计划筹措到足够的资金，也使得这个刚刚出版发行的刊物立即就面临停刊的危险。
§动员浙江会党之旅
尽管费尽周折，《中国女报》第一号最终还是出版发行了。秋瑾于1月20日前后回到绍兴。虽然，到2月初秋瑾才被正式任命担任学堂的领导，但是在开学前，她必须在绍兴筹备学堂的开学典礼，以及招聘教师，招募学生，安排课程等等，准备工作相当繁重。在上海时，由于过度疲劳，秋瑾时常感到身体不适，多次出现心脏病将要发作的征兆。杂志的成功发行一度使秋瑾感到兴奋，但短暂的喜悦随即就被参股人员少，资金困难等一系列的严酷现实冲淡了。就连用出版杂志的钱偿还中国公学贷款的计划也根本无法实现，这笔贷款必须由秋瑾个人负责偿还。眼下的燃眉之急是必须继续出版第二号，面对压力，秋瑾时常感觉心慌气短、气喘吁吁，有时几乎要昏厥，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了。
秋瑾给上海《女子世界》月刊杂志社编辑陈志群写信述说自己经常生病，从健康状态看很难同时担任中国女报和大通学堂两项工作，如果可能的话，希望由陈志群担任中国女报的编辑工作。但最终她的愿望没能实现。
每年1月份，大通学堂通常都要举办例行的腊月酒会，这一年，杭州官吏贵林的儿子来学校上学，贵林是旗人，他的儿子入学后也参加了当年的腊月酒会。其实，他的目的不是上学，而是奉父亲之命秘密监视学堂。现在的学堂和科举时代的私塾完全不同，清政府特别是满人官吏特别担心学生们聚在一起闹事，大通学堂就是徐锡麟打着为军队培养后备士兵的名义筹建的，不仅招收了很多学生，而且集中了大量的枪支弹药，使得清朝政府愈发感到不安。
绍兴工作告一段落后，1月下旬，秋瑾和光复会会员王军一起来到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浙江中部乡镇拜会当地会党首领，商议加强组织间的联系和联合发动武装起义等事项。王军是台州人，在上海时就在秋瑾领导下工作。
浙江地区会党林立，势力强大。诸暨在绍兴西南方向约一百公里处，再往南八十七里是义乌，义乌西南偏西约一百里地是金华。富春江水系将兰溪、金华、杭州等地联结在一起，大小船只往来频繁，物资交易盛行。据传说在距今一千一百年前的公元807年，日本留学僧弘法大师空海曾随遣唐使一起来到中国，经富春江从杭州上船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这些地区经济活动繁盛，地方独立性强，会党的革命和独立行事的意识较为浓厚。他们往往坚持自己的主张，因此，要把他们吸收进光复会并使他们团结在一起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秋瑾的工作就是必须向他们说明光复会的方针和浙江起义的计划，同时还要考虑如何动员他们支援湖南起义。
秋瑾身着男士骑马服，围着羊绒围巾，冒着凛冽的寒风骑马往来于各地。徐锡麟在两年前，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正月（1905年2月）也曾走过这条路。秋瑾是女性，而且缠过足，根据《浙案纪略 ？中卷？列传二》记载，徐锡麟带领数名学生徒步走访东阳、嵊县、义乌、诸暨四县。“自东阳往诸暨，昼行百里，夜宿丛祠”，一天行程不到六十公里。沿途几乎没有客栈，而且，表面的目的是通过军事训练使身心得到锻炼，所以，夜晚大都露宿在路边的祠堂里。寒冷的冬季，露宿在山间，这真是符合徐锡麟坚韧性格的旅程。在一个月的游历中，徐锡麟结交了许多有识之士。“游历数县，得俊民数十”，也就是说，通过交流加深了和各地会党头领的关系，这才是徐锡麟旅行的真实目的。徐锡麟是射击高手，为了练习方便，经常随身携带短枪，听到俄国侵犯辽东半岛时曾失声痛哭，把俄国人的画像当成靶子练习射击，一次，被反弹回来的子弹击伤了肩部但仍然面不改色坚持练习。
大通学堂设立了体育专修科，招收有志向的青年，课程中包括徒步练习，每天早晚进行训练。徐锡麟身材比一般人瘦小，为了克服自身的先天不足，每次都率先参加训练，经过一年的努力，徐锡麟身体强健，每天能够行走二百里路。这种不畏艰险勇于向困难挑战的精神和秋瑾相同，秋瑾虽然缠过足行动不便，仍然自幼坚持练习武术，二人都具有严于律己，坚忍不拔的性格。
为了掌握各地会党的情况，做好联络工作，秋瑾不辞劳苦，风餐露宿，多次骑马往返于数百公里的田间小道，其艰苦程度不亚于徐锡麟的徒步旅行。
2月1日，秋瑾和王军来到金华，住宿在当地四代望族金阿狗家，在金家和金华会党首领徐顺达畅谈，动员其加入光复会，任命他担任“参谋”，统管光复会金华会会员和光复军。金华是秋瑾最重视的地区之一。
会党首领往往将根据地设在极其偏僻的村庄，为了会见兰溪会党首领蒋鹿珊，秋瑾骑马从兰溪县城出发向北翻山越岭走了一天来到大山深处的水阁塘村，蒋当时59岁，性格倔强、顽固，是一个不容易打交道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秋瑾的说服下，不仅同意参加武装起义，还和秋瑾互赠诗篇，成了关系密切的朋友。秋瑾卓越的活动能力将各地会党首领纷纷聚集到了自己周围。
归途中，富春江流经兰溪和绍兴附近的萧山，秋瑾大概是乘船返回绍兴的。5日，秋瑾给上海《女子世界》的陈志群去信，对陈的支持表示感谢，并随信寄去《中国女报创刊》第一号。
§女思想家们
2月上旬，秋瑾在绍兴“焦躁不安、通宵达旦”地等待着湖南举义的消息。但结果传来的却是起义失败的噩耗，湖南同盟会的杨卓林、胡瑛、宁调元等战败被捕，传说杨已经被杀害。秋瑾想起去年11月8日在上海曾把酒为宁调元壮行的情景，不禁流下悲愤的泪水。宁是中国公学的创始人，他立志教育救国。光复会和同盟会原计划是：首先在湖南发动武装起义，起义成功后，再迅速扩大战果，如此浙江诸会党联合组成光复军，和湖南起义部队相互呼应共同起义。
为此，秋瑾奔走各地联络各会党为联合起义做准备。现在，湖南起义遭受挫折，浙江光复军不得不单独举行起义，成功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面对还是困难的局面，秋瑾还是决心在浙江单独发动武装起义。她想必须更加谨慎考虑发动起义的方式、规模和时间。2月中旬，秋瑾到浙江看望住在常德上德石门镇的徐自华、徐蕴华姐妹，动员她们加入光复会。秋瑾认为，在准备和发动起义时，通讯及事务性部门和作战部队同样重要，这些机构非常需要她们。
3月下旬，秋瑾正式被任命为大通师范学堂的督办。总办是光复会绍兴分会会长为黄怡，督办相当于教导主任或校长代理。总办之上是总理，相当于理事长。大通学堂理事长是会稽出身的孙德清，他完全不懂教育，所以，一切工作自然由秋瑾负责，她成了事实上的学校的最高管理者。秋瑾在担任督办的同时，还在仓桥街（现在的绍兴市越城区红旗路295号附近）创立了女子体育会，计划开展步兵教育以便今后成立女子民军，但是，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计划没有成功。或许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资金不足吧。
3月4日，开始发行《中国女报》第二号。报上刊载了发行人秋瑾身穿和服，手执日本刀的照片，这是去年在东京为了留学生回国事四处奔走时照的几幅照片之一，秋瑾非常喜欢这幅照片，她平时总爱把自己喜欢的照片配上镜框保存起来。卷首刊载了秋瑾的自荐诗《勉女权歌》，这首诗在本书第六章中曾经提到，秋瑾在绍兴和吴芝瑛对酌时一边拔刀起舞一边放声高歌的大概就是这首诗第六段中的一节。在刊物上，秋瑾慷慨激昂地主张女权主义和女性独立，字里行间洋溢着新时代女性杂志的独特气息，是秋瑾非常自信的作品。第二号中还连载了秋瑾翻译的《看护学教程》和《感时》等五首诗，其中，有秋瑾去日本留学前在北京时的作品，整版杂志几乎都是秋瑾个人的作品，从中可以想象出找不到合适撰稿人的困难境况。就在此时，秋瑾见到年轻有为的陈挽澜，挽澜是光复军领袖之一陈伯平的妹妹，擅长书写，陈伯平和秋瑾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曾被炸伤，这在前文已经提到。
秋瑾立刻决定录用陈挽澜，还在女报上为挽澜的小说《女英雄独立传》登载了广告。
陈挽澜原名叫师敏，又叫名楣，号挽澜。绍兴府会稽县平水出身。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年）生人，死于民国六年（1917年），享年30岁。《女英雄独立传》是她20岁时的作品。她从幼年时期起就喜好读书，和在广东省广州铁路医院当医生的刘波澜结婚，生有一女名葆青。
挽澜父亲芷湘在福州当官，挽澜共有五位兄长，最小的哥哥叫师礼，字伯平，别号白萍生、光复子，此时22岁。五个月后，陈伯平和徐锡麟在安徽省安庆共同发动了武装起义，他和徐锡麟并肩作战，在枪战中阵亡，起义失败。陶成章曾在《浙案纪略》中的“安庆之难”和“陈伯平传”中讲述了这段历史。
4日深夜，秋瑾给上海正在主持编辑《女子世界》的陈志群写回信，把对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刘师培的夫人何震的作品《天义报》表示赞扬的评论稿寄给了陈志群。但是，转天，秋瑾再次给陈志群写信，婉言拒绝和何震合作并互赠刊物。秋瑾历来对致力于革命事业和努力提高妇女地位的志同道合的同志敞开胸襟，所以，这次的举动似乎有悖常理。大约就在1907年年底，何震背叛革命，变节投敌，成了清政府的奸细。但在当时，何震还是研究女性问题的代表性人物，是个革新论者。或许在当时，秋瑾以其职业革命家的敏锐嗅觉已经意识到何震将会走向革命的反面，因而看似行为异常地拒绝了其合作吧。
何震曾和丈夫刘师培一起去日本，在日本组织了“女子复权会”，1907年6月，发表机关报《天义》，其宗旨是“打破固有的传统社会，实行人类平等，倡导开展女性及种族、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革命”，还发表了“女性复仇论”等论文，站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上主张妇女解放。后来，因背叛革命成为清政府的奸细，所以何震的在背叛革命以前的革命活动的行动言论等也都从中国革命史上被抹消掉了。但据说作为近代妇女解放的先驱者，她的曾经有过的功绩和地位和秋瑾同样重要。在嵯峨隆所著《近代中国的革命幻影刘师培的思想和生涯》一书中也曾这样评价何震“何震主持女子复权会的工作，同时负责发行复权会的机关报《天义》，除和刘师培共同撰写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外，还亲自撰写了‘女子复仇论’‘女子解放问题’等论文，阐述女性解放问题，文章言辞犀利。如果能够保持革命气节，她一定能和秋瑾一样被后人称赞为女权运动的先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