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在中国出现了两位女权革命论者，秋瑾烈士和叛徒何震，她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岳飞的墓
3月17日，秋瑾去杭州找徐自华，她们乘船游西湖，还登上凤凰山顶勘察地形，为绘制军事地图做准备，接着像往常一样祭拜岳飞墓，时至黄昏仍未离开。两人泪流满面地吟诵岳飞的诗词“满江红”。当时，《中国女报》的编辑问题还未解决，秋瑾希望徐自华去上海负责此项工作，这令徐自华感到非常为难，因为，不单单是编辑出版工作，还必须负责筹措资金，目前资金已是极度匮乏，报社濒临倒闭。创刊时，几乎无人认购报社的股份，是自华姐妹变卖微薄的家产，将1500元大洋全部捐献出来，才使女报勉强得以发行。迄今为止，徐氏姐妹毫无怨言的为秋瑾工作，现在，已经罄尽全部家产，很明显，此时若参与《中国女报》的经营工作，就必须为行将破产的报社负起全部责任，秋瑾的提议使自华感到非常为难，面对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女报》，徐自华只得以照顾生病的母亲离不开为由拒绝了秋瑾的要求，秋瑾面露愠色，说：“寄尘（徐自华字寄尘）姐，你为家庭私事而忘了工作吗？”
即便如此，在儒家道德观念中，孝道最受尊重，秋瑾不能再勉强徐自华，只好放弃让自华去上海的想法，但接着对自华说，寄尘姐，我还有一个请求，咱们在这里曾经约定死后将尸骨埋在西泠湖边，这个要求你一定要答应我。
听了秋瑾的话，徐自华感到后背发凉，她想“秋瑾意识到自己将会死吧……”，她劝秋瑾说：“瑾妹，你为了革命事业，拼命工作，这是常人做不到的，我知道你现在已是身心疲惫，我想到了该隐退的时候了。”
秋瑾没有回答，拿出诗笺和笔，写下了《丁未二月四日——口占志感》一诗，诗前缀有一段题序。题序及全诗如下：
二月四日，偕寄尘泛舟西湖，复登凤凰山绝顶望江，相传此山南宋嫔妃葬地也，口占志感。
怀古伤今一黯然，东南天险好山川。
武陵城郭围山势，罗刹湖声咽暮烟。
啸傲不妨容我辈，相看何处有林泉。
白杨荒冢同凭吊，儿女英雄尽可怜。
§开学典礼
3月18日，农历二月初五，大通师范学堂举行入学考试，说是考试，实际是测试学员体力是否可以坚持学习，以简单的身体检查为主。即使这样，报名的人数也没有达到计划招生数，遂决定让所有报名的人都入学，按计划尽快开学。
绍兴府知府贵福、山阴县知县李宗岳、绍兴府教育会会长王佐等都应邀出席了开学典礼并讲了话。贵福在讲话中赞扬秋瑾，还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对联中含有秋瑾的号“竞雄”，这个号和“鉴湖女侠”同样著名。对联内容如下：
竞争天演
雄冠地球
在陶成章的《秋瑾传》中，将对联写成“竞争世界”。“世界”和“地球”意思重叠，《六六私乘》记载的文字取自当时最著名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因此，《六六私乘》的记载应该更为可信。在秋瑾研究丛书第二集中，王去病、陈德和编的《秋瑾年表（细编）》写的也是“天演”。
贵福不是汉人，属满蒙系列中的蒙古族。他不愧是知府，处事圆滑又才思敏捷。对联只有八个字，其中就包含了秋瑾号中“竞”“雄”两字，再用中国人最为喜好的“天”“地”相对应，非常得体，又充分表达了祝贺学校开学之意。秋瑾接受对联时对贵福深表谢意，贵福非常高兴，典礼结束后全体人员合影留念。
当时根本无法知道，四个月后，就是这幅对联和照片使贵福陷入到极度窘迫和恐慌的境地中。
对联贴在了学堂正中央礼堂内部左右立柱上，向外界显示出学校有官府撑腰的威严，此后，学校工作变得很顺利，这也是秋瑾督办的工作策略吧。
秋瑾为了纪念学堂开学，挥笔写下“读书击剑”几个草字横额挂在学堂内的墙壁上。
当时的资料使用的都是农历，所以，本书同时使用两种历法以便于对照。随着三个半月后悲剧的发生，证实悲剧发生全部过程的记录环环相扣，动人心弦，时间之紧迫使人感到简直是在以秒计算。
3月26日（农历二月十三日），大通师范学堂开始上课。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全部住宿舍，按照起床、上课、队列练习、下课、熄灯等作息时间安排步兵训练，其间加入各类课程。校外训练场设在距离学堂数公里之遥的龙山南麓，即现在的偏门口公共体育场附近，学生经常跑步到训练场进行野外训练。学校动员所有学生参加光复会，学生组织包括最基层组织全部仿照陆军（新军）编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的留学生回国后大都加入新军，新军是清朝政府的新锐部队，和旧军阀部队不同，他们使用新式武器，实行的是近代作战系统。
4月7日（农历二月二十五日），《绍兴白话报》第一百三十一号登出大通师范学堂招收第二批学生的广告，年龄范围从虚岁18岁到30岁，这正是在家里充任主要劳动力的年龄，没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人根本不可能来报名。4月上旬，发生了一件小事。绍兴有许多士绅对大通师范学堂持否定态度，如徐锡麟的父亲徐鸣凰就是其中最大的反对派，这些反对人中有个“劣绅”以宗阿八的名义在墙上贴出标语，诬蔑“学堂是贼匪的巢穴”，学生代表将诉状递到巡抚衙门，要求处罚宗阿八，但知府贵福没有受理。他以前就知道一些士绅对学堂没有好感，但他认为不可能每一个纠纷都要处理。
3月下旬到4月上旬，秋瑾在嵊县平阳会见光复会会员、当地会党首领竺绍康后，长途跋涉来到湖南，回到湘潭公公家，公公黼臣根本没想到儿媳还会回来，喜悦之余又感到疑惑和不安，子芳在外地工作没在家，孩子们也没在，儿媳为什么回来呢？
秋瑾根本没有考虑到亲情，单刀直入地对公公说：我现在被任命担任绍兴大通师范学堂督办，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工作，绍兴知府和许多官员都希望我的工作取得成绩，为了学堂的发展，今后还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教育投资是非常好的投资项目，为了王家今后的发展恳请公公出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秋瑾又一次巧妙地利用了大通学堂督办的头衔，虽说她仍是黼臣的儿媳，现在却是以绍兴府衙门为靠山的学堂管理者，看着眼前身着男装的儿媳，黼臣无法显示出长辈的威严。他先交给秋瑾三千大洋，然后想问秋瑾今后有什么打算，还有对丈夫子芳以及沅德、灿芝两个孩子怎么办？趁现在你回来的机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在黼臣起身去隔壁房间的刹那间，秋瑾已经趁机迅速离开了。她不是回家探亲，只是为了革命筹措资金，她认为钱已经到手，再待下去是浪费时间。此次行程，秋瑾是从洞庭湖乘长江客船经过长沙往返于绍兴和湘潭之间的。
秋瑾往返都住在长沙通泰街忠信园的亲戚王勚家。王时泽《回忆秋瑾》和秋宗章《六六私乘补遗》等书中都写道，王勚5岁的孙女王孟明看到一位年轻男子，身穿中式长袍，外罩黑色短褂，身材矮小，行动矫捷地策马奔跑，她管秋瑾叫“秋伯伯”。
§跨马放浪
长江流经长沙附近以及南京、上海，客轮从长沙起航穿过洞庭湖进入长江，经过湖北省的武昌即现在的武汉进入安徽省，一进安徽，在船舷左侧就可以看到安庆。秋瑾在这里下船，来找在武备学堂工作的徐锡麟，浙江起义迫在眉睫，二人要商议具体行动日程。
秋瑾一回到绍兴，立即用在从湖南公公那里“筹措”到的三千元大洋购买枪支弹药等以准备武装起义。在秋瑾看来，夫妇之情和母子之爱都不足为惜，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
从4月13日到22日（农历三月初），秋瑾再次从诸暨经东阳，再过永康到达缙云壶镇，这里是学堂事务长吕熊祥的老家，吕家经营着一个杂货店，也是会党的联络处，这里革命组织发展壮大，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23日以后，数百名会党首领和干部陆续来到绍兴，在体育会进行战斗训练，秋瑾给义乌的吴琳谦、金华的徐买儿、武义的周华昌等未到绍兴的首领写信，催促他们参加武装起义。光复会会员裘文高已经在台州召集义勇兵，从位于诸暨和金华之间的东阳到绍兴府嵊县之间，在方圆七十公里范围内的二十八个地方发动武装起义，和清政府的官兵展开了战斗。
4月23日（农历三月十一日），秋瑾反复致函上海的陈志群，向他说明出版《女报》的真正目的。
听了秋瑾的主张，陈志群逐渐明白了秋瑾工作的真实目的，从那以后他开始逐渐疏远秋瑾。《中国女报》历尽周折，终于出版发行，这一切陈志群都是看在眼里的。在这一过程中得到陈的帮助，从他和秋瑾商议文章标题，还有要求事先选定秋瑾准备发表在《中国女报》第三号的文章等活动来判断，陈志群应该是对秋瑾的真正目的有所察觉的。
秋瑾还写信给上海的徐小淑，说即便是因为资金困难《女报》很快就要停刊，但还是准备按照原计划出版第三号，希望小淑把原稿寄到绍兴来。
4月（农历三月）间，秋瑾在绍兴率领大约90名男生进行实弹射击练习，自己也身穿紧身衣骑马往返于大街上。保守的士绅们看不惯秋瑾的行为，他们激烈斥责说：“一个女教师跨马在大街上到处游走，成何体统！”
绍兴全城都传说秋瑾在训练场上，大声发令“前进！射击！”学员们一齐举枪射击，枪声响彻天空。训练期间，来自杭州弁目学堂的教师和即将毕业的学生们也参加了野外训练，秋瑾热情欢迎并盛情款了待他们。其中一部分学生已经加入光复会。期间经平阳党竺绍康介绍，“沙门”的首领大开也赴大通学堂登门拜访，秋瑾和他一见如故，在大通学堂畅谈许久，大开是富有游击战经验的指挥者，曾经领导过东阳玉山尖夏家庵等地方的起义。同时，秋瑾还会见了浙江南部青田人蒋绿飞，他是体育专修科毕业生，毕业后被派到浙江东南部一带负责组织队伍。秋瑾还任命永康龙华会的吕阿荣担任光复会军事专职主任，并陆续把一些会党首领派到部队担任部队长或任命他们为各地武装起义的负责人。
住在杭州的浙江巡抚张曾敭得知以大通学堂为中心的绍兴情况，仔细思量后，感到绍兴局势不安定，立即派人搜查学堂。潜藏在巡院内的光复会内线及时通知秋瑾，秋瑾马上命令学校工作人员把秘密文件以及和教育无关的枪支等转移到其他地方，搜查人员仔细搜查了学校各个地方，没有找到可疑的东西，只好空手回去复命。但是，秋瑾已经明显感到官府开始注意学堂的动向，特别是浙江巡抚比绍兴府更加怀疑学校。张曾敭巡抚原本就对安庆的徐锡麟持怀疑态度，因此，更加严密监视徐锡麟的老巢大通师范学堂和秋瑾的行动。
5月5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秋瑾从绍兴给上海的陈志群写信，对《中国女报》和《女子世界》两个刊物没能合作表示歉意，解释说当初《中国女报》“财才两困”的窘境，担心如果停刊的话，恐怕要波及到《女子世界》，所以，请求把两个刊物合并在一起以便让其能继续存在下去。在信中，秋瑾还批评身边的人能力有限，感叹缺乏人才，这封信的原文如下：
近日志士类多口是心非，稍有风潮，非脱身事外，即变其立志，平时徒慕虚名，毫无实际，互相排挤，互相欺骗，损人以利己者，滔滔皆是；而同心同德，互相扶助，牺牲个人，为大义谋幸福者，则未之闻也。呜呼！吾族其何以兴？……实悲中国之无主人也。“忍言眼内无余子，大号江山少主人！”……
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感到武装起义已燃上眉睫，革命党人也感到革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愈来愈大。在这种形势下，秋瑾周围一下子聚集了许多阿谀奉承的人，看到这种情况，秋瑾感到心中郁闷。在加入光复会的誓词中有这样一句话：“功成身退。”每当革命目标变得越来越现实、成功的结果越来越清晰时，理想主义色彩也就会随之逐渐淡化，面对现实，秋瑾发出忧愤之声，在信的末尾，秋瑾写道：“回首神州堪一恸中华偌大竟无人！”
§光复军的组成
从5月6日（农历三月）到11日，接到光复军部队在缙云、武义、永康等地陆续起义的报告后，秋瑾派大通学堂事务长，也是光复会会员的赵卓去各地鼓舞士气并了解情况，同时任命武义的刘耀勋担任会党部队的督办。
从1月回到绍兴以来，经过4个月的努力，秋瑾联络浙江各地的会党，和他们交朋友，通过各种方式逐步将各地会党的队伍纳入到光复会的指挥下。在秋瑾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把这些组织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组成以大通师范学堂为中心，方圆数百公里范围内有四万至五万人参加的秘密部队“光复军”，至此，浙江全境武装起义的组织体系已初具规模。
5月12日，秋瑾用七言绝句的形式制定了秘密军团“光复军”的组织、军阶和命令系统，并制定了作战计划。
黄祸源溯浙江潮，
为我中原汉族豪。
不使满胡留片甲，
轩辕依旧是天骄。
在清政府纪录的《府委县会禀供摺内摘录》中，根据程毅等七人的供词，光复会职位分成十六个等级，分别用诗的第一个字“黄”到第十六个的“使”字来表示，“黄”表示首领，光复会最高指挥者陶成章、徐锡麟等五人是最高首领，徐锡麟还被举荐担任“军长”；“祸”是协领级，只有秋瑾一人，军阶相当于副军长；“源”代表被称为洪门会的会党首领阶层，日常称作“分统”，职务相当于支部长，其部下分别佩戴雕刻着A、B、C等英文字母的金戒指来证明身份，一般军团团员都有暗号。
光复军编成八个军，分别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等字来表示，根据秋瑾编制的光复军军制稿，光复军军阶军职分为：
统带光字军大将（徐锡麟担任）
统带光字军副将（秋瑾担任）
行军（参谋副参谋）
光字（分为中军、左军、右军、中佐、左佐、右佐、中尉、左尉、右尉）
以下复字、汉字、族字相同，一直到“权”字。
光复军制服是黑色立领短上衣，款式像是日本的学生制服，同时，确定了帽子、肩章、胸带等。
任命张恭、竺绍康、王金发等会党干部分别担任各地区起义部队的部队长、副队长，共任命了二十八人担任起义指挥。
在这一阶段，陶成章也拟订了作战方案，但没有实行。据说方案是先在浙江中部的金华发动起义，处州部队配合。处州位于浙江南部的瓯江上游，是现今的丽水市。瓯江流经浙江南部，注入面向东海的温州湾。如果，在浙江中南部发动起义，在杭州基地待命的清兵肯定出兵镇压，攻击金华和处州。其结果，杭州就会出现兵力空虚的状况，绍兴光复军就抓住时机渡过钱塘江袭击杭州府衙攻占杭州。这个方案的要点是声东击西。若政府方面已有准备，从安徽出兵增援浙江，起义军不能占领杭州时，则光复军向绍兴撤退，依托金华夹击处州的政府军，接着，经过江西撤到安徽省的安庆地区。
这个计划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只“占领浙江省会杭州”，没有其他目标。同时，也没有制定相应的供军队顺利作战的物资计划结果，计划无果而终。
正因如此，在《秋瑾年表（细编）》的补注部分，编者在“按”语中这样评论：“陶成章在组织‘光复军’时不在场，所以这一起义行动计划，似极粗糙，特别是‘返军绍兴，入金华，道处州，出江西’几句，地理概念模糊：由杭州去金华，不必返绍兴；由绍兴去处州，不必入金华；如出江西，又何必道处州？走处州是入闽的路线，由金华去江西，该走衢州。”
但同时，“按”语的最后还分析道：“这文或系他人改误”，以此说明陶成章还不至于如此粗糙无能。
不管怎样，光复军组织在混乱中还是逐渐得到了完善。
§举事檄文
秋瑾把光复军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写成《光复军起义檄稿》，可以认为这篇文章高度概括了秋瑾的一贯主张。秋瑾在四处奔走召集会党首领时，不是依靠文章，而是依靠自己过人的口才，她的言词就像这篇檄文一样充满感召力。原文收集在《秋瑾集》里。在秋瑾被捕后不久，绍兴府在搜查大通师范学堂以及和畅堂时，发现了这篇没有标题的原稿，把它作为罪证公开发表。《光复军起义檄稿》的标题是经过讨论后来加上的。文章比较短，言辞像诗一样简练。
芸芸众生，孰不爱生？爱生之极，进而爱群。盖种族之不保，则个人随亡，此固大义瞭然，毋庸多赘者也。然试叩我同胞以“今为何时？”则莫不曰“种族存亡之枢纽”也。再进而叩以“何以可以免此存亡之问题？”则又瞠然莫对；否即以“政治改革”为极端之进化矣。嗟夫！欧风美雨，咄咄逼人，推原祸始，是谁之咎？虽灭满奴之族，亦不足以蔽其辜矣！
大意是，个人的人生和国家安危联结在一起，民族兴亡关系到个人生死，但是，国家正站在民族兴亡的十字路口，但却无人能够回答应该怎样跨过，政府认为实行政治改革（革命）是激进的行为要坚决镇压。欧美还有日本正在一步步侵略中国，即使满族王朝被灭绝，也无法抹去他的罪孽和带给中华民族的灾难。
夫汉族沉沦二百有余年，婢膝奴颜，协肩他人之宇下，有土地而自不知守，有财赋而自不知用，戴丑夷以为主，而自奴之。彼国傥来之物，初何爱于我辈？所何堪者，我父老子弟耳，生于斯，居于斯，聚族而安处，一旦者瓜分实见，彼即退处藩服之列，固犹胜始起游牧之族，奈何我父老子弟乃听之而不问也？年来防家贼之计算，着着进步，美其词曰“立宪”，而杀戮之报，不绝于书；大其题曰“集权”，而汉人失势，满族枭张。
由于偶然的机会，满人来到中原，他们不热爱中国。问题是我们汉族没有气力，面对满人的为所欲为不敢发出一声抗议，反之，千方百计防备革命党，采取各种方法杀戮革命党人，以所谓的政治主张“立宪”欺瞒民众，粉饰自己。逐步把权力赋予汉族的做法只是形式，使中国国力衰竭的元凶就是权力集中在满人手里。
呜乎！人非木石，孰不爱生而爱群？逼于不获已。则只能守一族之利益矣。彼既弃我种族置之不问之列，则返报之道，亦所当为，奈何我父老子弟见之不早也？
某等菲薄，不敢自居先知，然而当仁不让，固亦尝以此自励。今时势阽危，实确见其有不容己者，为是大举报复，先以雪我二百余年汉族奴隶之耻，后以启我二兆方里天府之新帝国。宗旨务光明而不涉于暧昧，行事务单简而不蹈于琐细。幸叨黄帝祖宗之灵，得以光复旧业，与众更始。所有遣派之兵马，晓谕如左。是我汉族，自当共表同情也。
檄稿的正文后，紧接着又对起义部队的统辖名称等作了说明。光复军的军官称谓采用近代陆军名称，如：“总元帅”“师团司令长”等。总元帅指的是部队长、师团司令官指的是中队长或小队长。部队分为北路、中路及南路三部分，各部队编制相同，兹举北路为例（中路、南路除了名称以外，组织的形式和称呼均相同）：
北路总元帅□□□统帅以下各部
北路第一师团司令长□□□
北路第二师团司令长□□□
北路第三师团司令长□□□
接着，秋瑾又接连写了《普告同胞檄稿》等宣传起义的文章，但大多数文章都没有机会公示于众。
§死别之心
5月15日（农历四月四日），秋瑾写信催促上海的陈志群尽快来绍兴参加光复军，对方对此根本不感兴趣因而也没予以理睬，但秋瑾还是没轻易放弃，仍然希望得到陈的支持。十七日，绍兴有影响的保守派报纸《神州时报》报道了《中国女报》发行的消息，发表评论说这些文字都是些“怪诞文章”。之后，又用批评的口吻发表文章说秋瑾在上海“经营体操传习所”。
五月的一天，在浙江南部的青田镇担任征兵工作的会党成员徐则恂来到绍兴，秋瑾托他带信给沈荣卿、张恭、周华昌、刘耀勋等分统，指示他们开展起义的准备工作。秋瑾在信中把搜集到的各地情况要点归纳整理后通知了他们，但是，信件往来不能像电话那样从口气中听出对方的感觉，所以，时常发生疑神疑鬼的误会，给本来就困难重重的起义工作带来新的困难。本来大通师范学堂的课程以训练为主，但也有爱好书法的学生。其中一个叫冯翊的学生想临摹秋瑾的毛笔草书，希望得到她的对联。秋瑾高兴的给他写了“读书击剑”、“何绍字帖”、“怀素帖”等字幅送给他，之后，又专门为冯重新写了对联。
这时，秋瑾在杭州的军队和学校中策划在杭州起义之事，以及考虑如何让学生和教师进行内部呼应。其间，还顺便来到嘉兴，以“视察学校”的名义会见同盟会会员，其中有也是光复会会员的褚辅成等人。秋瑾在南湖小学住了一夜后返回杭州。
为了安排浙江东南部面临台州湾的港口城市台州的起义工作，秋瑾频繁给耀梓体育学堂教师、光复会会员杨镇毅去信安排工作，署名使用的是“秋千”。
杨当时31岁，1960年83岁时故去。留下手记《光复会和光复军》，记录了当时的情况。现在这篇文章收集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中。
在杭州西湖畔浙江省博物馆的辛亥革命室里，展示着手持毛笔端坐在督办室办公桌前双眼凝视前方的秋瑾蜡像。此时此刻，秋瑾脑海里正浮现出光复军各地区部队队长的面容，作为光复军协领的她正在给这些会党首领下达命令书吧。
5月22日，秋瑾再次敦促上海的陈志群尽快来绍兴，同时，要求帮助介绍善于对外交涉和胜任日语翻译的人才。字里行间使人痛感光复会人数虽然不少，但缺乏真正能办事的优秀人才。
当天，潮州光复会会员陈涌波等在黄冈集体发动起义，五天后即被镇压了下去。接着，6月2日，惠州光复会会员邓子瑜等在七女湖聚众起义，最终也是失败。像这样的小规模起义发生了很多起，都相继失败。
6月3日，秋瑾在杭州继续说服军官学校的教师、学生等支援武装起义，并且，第三次给陈志群写信催促他来绍兴，摆出一副不管对方是否感兴趣都坚持要说服到底的态势。11日，经王金发介绍，秋瑾在体育会见到前来学习的徐颂杨。徐是嵊县人，秋瑾希望尽最大努力为起义培养战士。7月，徐和秋瑾一起被清军逮捕，现有的档案材料中存有他的自供书。
13日，在大通师范学堂，秋瑾任命从上海中国公学来的程毅担任教师，程毅是河南修武县人，在绍兴府保存的程毅自供书中本人自称是19岁，这可能是虚岁，实际年龄应该是18甚至只有17岁。这么年轻显然不能够当教师。在秋宗章《大通学堂党案（事件）》中有这样的记录：“程毅烈士……年龄当在二十五、六之上”，这个说法应当是正确的。1906年10月，邸彬忻等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会”，并制定了《中国妇女会章程》。
在这期间，秋瑾忙于招募学生，聘用教师，并且在15日出版的《绍兴白话报》第一四五号附页上转载了《中国妇女会章程》等。这些工作似乎和武装起义没有直接关系，但在17日接到上海陈志群来信后，秋瑾在回信时暗示了即将发动起义的事。在信中，陈仍然强调不能来绍兴的理由，秋瑾则敦促他克服一切困难尽快来绍兴，说如果最近不能来，自己可能要离开绍兴，暗示将要发动起义。并且，请求陈在编辑《中国女报》第三号时，务必登出“大通师范学堂的教师在暑假后要发生变动”的暗示性预告，充分表明秋瑾发动起义的决心。信的末尾，附有秋瑾写的三首诗。这些诗收录在《女子世界》记者的笔记中。
6月22日（农历五月十二日夏至），为给光复军筹集经费，秋瑾从绍兴经过杭州来到崇德石门镇看望住在这里的徐自华，秋瑾费尽心力，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最后还是不得不求助于徐自华。开展革命工作所需要的人才和资金的严重匮乏，成了光复会的致命弱点。
徐自华变卖了全部金属饰品，将得到的约三十两黄金全部交给秋瑾。在徐自华心中，秋瑾是神圣的，绝不仅仅是结义姐妹，秋瑾深知这些钱是徐自华的全部财产，她万分感激，把戴在自己手上的两只翡翠手镯赠与了自华。
临别时，秋瑾写下《此别深愁再见难》的诗送给自华，握着自华的手说，拜托姐姐别忘了西湖边咱们的“埋骨西泠”的约定，两人相视而泣。转天（6月23日）晚上，秋瑾坐车从崇德石门镇经过杭州返回绍兴，徐自华心如刀绞，痛哭着与秋瑾话别。
当时的这些情景都保存在徐自华的《返钏记》和《听竹楼诗抄》里。
§举义前夜
6月24日（农历五月十四日），秋瑾回到大通师范学堂后，立即决定提前放暑假，让学生们分头到各地通知起义计划，以光复军协领的名义，命令浙江主要地区的光复军分支（会党首领）于7月6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共同起义。起义计划是秋瑾制定的，陶成章正在上海 ，也同意这个计划，军长徐锡麟虽然是秋瑾的上级，也不得不按照秋瑾的计划行事。此后，发动起义的日期发生变更，身为光复会最高首领的陶成章都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也不得不按照“秋瑾的指示”行动。原定浙江光复军和湖南起义军共同起义，由于湖南起义失败，秋瑾决定在浙江单独发动起义。
但是，有资料显示秋瑾来到湖南湘潭，诱使公公拿出三千银元之后，立即从长江乘船返回浙江，途中她曾下船去找过徐锡麟，二人商量安徽和浙江联合起义的事宜，约定只要浙江方面准备就绪，立即确定起义日期，两省联合行动。
送走传达命令的学生后，秋瑾来到上海，命令陈伯平、马宗汉说：“危机迫在眉睫，光复军已决定5月26日（阳历七月六日）在浙江、安徽共同起义，你们马上去安庆，向徐锡麟军长汇报。”接着，又去上海爱国女子学校找到在那里学习的徐蕴华（小淑），秋瑾满怀激励之情，赋诗两句：
此别不须忧党祸，千年金石证同盟。
秋瑾将充满豪情的诗作为礼物赠与徐蕴华，看着蕴华的脸庞，姐妹俩为了《中国女报》的发行倾囊相助，全力支持自己的往事涌上心头，秋瑾心潮澎湃，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她似乎预感到这次分别后再无见面的可能，所以，满怀感激之情紧紧握着蕴华的手，和蕴华也像是在和自华姐姐告别。
6月下旬，秋瑾从上海返回绍兴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7月初，武义和金华等地的起义计划被清政府发觉，起义组织明显处于崩溃状态。秋瑾认为在这种情况下，7月6日不可能发动起义，遂决定将起义日期从6日延长到19日。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愤愤地写道“复又改”。原因似乎是缺乏指挥人才和义军训练不足。
学生们再次拿着变更命令奔走于各地，在没有电话的时代，和各地的联络工作非常耗费精力、时间和资金，负责人秋瑾承受着常人无法想像的压力，最终决定变更起义时间。起义队伍是在旧会党基础上成立的，这支秘密组织不能像正规军那样获得正常补给，给养装备等必须自给自足，集结兵力也要避开浙江抚院政府军的耳目秘密进行，因此，要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聚集兵力开始行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按照规定的日期集结队伍，做好人员、弹药、粮食等各项准备的军队对反复变更计划感到困惑和愤慨，这种情绪甚至影响到部队的战斗意志。
6月25日（农历五月十五日），学堂宿舍监督徐龙介绍嵊县出身的年轻人钱应仁进入大通体育会，这说明秋瑾非常希望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哪怕多吸收一个人也好。
秋瑾在绍兴《白话报》第一四七号中发表短文《劝女子亟宜进学堂》，另一方面，该刊物还刊登了抨击“学堂妄为”的社论，指责大通师范学堂的职员随心所欲地骑马往来于大街（现在的解放路）和协台衙门（现在的人民路鲁迅小学）之间，在学堂内部可以骑马，但在市衢跨马到处奔跑 ，这种行为依律是要受到处罚的。据说，秋瑾经常乘运河上的小船往来于和畅堂和学堂，遇到野外训练或紧急情况时也曾骑马。而且在骑马时经常女扮男装，按照古都绍兴士绅们的伦理观念，绝对不能容忍一个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跨马在大街上行走。
6月下旬（农历五月中旬），革命党平阳地区首领竺绍康和副首领王金发等在数百精兵把守的嵊县单独起义，战斗虽取得一时的胜利，最终还是失败了。竺绍康等逃亡异乡，清政府重金悬赏捉拿他们。据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所载，针对这种情况，秋瑾决定让部下周华昌、余炜、叶颂清等三十二名壮士组成“敢死队”奔赴杭州潜伏，同时，命令周华昌迅速召集二百人做好接应准备。
清政府和革命党暗中的攻防斗争越来越朝着一触即发的状态发展，其间，乱中出错，发生了许多失误。
§光复军的覆灭
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记载了浙江和安徽的起义从准备、变化、举事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并且把这一段纪事以一“难”字作为标题，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地名、人名和日期等，显得较为芜杂。我把这些内容及过程简要地整理出来，以便于读者理解。
从6月下旬（农历五月中旬）嵊县起义失败，7月1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武义起义失败，7月3日（农历五月二十三日）金华起义失败，7月8日（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兰溪起义失败，7月6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安庆起义失败，7月13日（农历六月四日）绍兴起义失败，直到义军首领秋瑾被捕，两日后被杀害，光复会组织的武装起义宣告彻底失败。《浙案纪略 ？列传》简明扼要地记述了从6月末开始的短短半个月里，壮士们满怀悲愤，英勇牺牲的战斗历程。
7月1日，武义光复军分统（部队长）刘耀勋被清军逮捕。刘耀勋在武义很有影响，秋瑾在联络各方会党时，任命他担任参谋，负责统括武义地区各会党。接受任命后，刘耀勋戒掉了烟瘾，可还是爱喝酒，而且，一喝酒就痛骂满人，他佩服秋瑾，只要秋瑾一声命令，这个热血男儿就会义无反顾地投身起义运动。接到秋瑾决定农历五月二十六日（7月6日）发动起义的指示后，刘耀勋立即命令属下聂李唐作好起义准备。聂李唐是江西人，是个箍桶的工匠，也是龙华会的会员。龙华会又称为龙华山，是以金华为中心的规模非常大的会党，《浙案纪略》称，这是“秋瑾的大本营中她最倚恃的会党。”也正因如此，秋瑾非常重视金华地区，经常去那里联络工作。
刘耀勋和聂李唐都是口无遮拦、口风不严的人。虽然秋瑾了解他们这些缺点，但由于同属一个组织，秋瑾又不得不依靠他们。起义的消息很快就被泄露出去，武义的居民开始抢购粮食，一些商家还把商品变换成现金后关门停业，直至发展到一天之中盐被抢购一空。武义知县钱宝镕觉察出事态异常，将聂李唐逮捕严加拷问，很快便得知准备起义的情况，甚至获知光复军的指挥中枢就在绍兴。
钱宝镕立即致电杭州抚院，乞求杭州的清军派兵支援，于是清将沈棋山率兵前往武义，准备逮捕刘耀勋。官兵到达前的6月30日，刘耀勋前去拜访龙华会的副会长张恭，在返回武义的途中，得知清军已到武义，正在悬赏捉拿他的消息后，立即和前来报信的两名亲戚逃往山里，但是，有人贪图赏金，给清军通风报信，清军立刻包围了他们的藏身之处，刘耀勋被捕，之后在武义县监狱被拷打致死。这也是光复军没有选对适当人才而导致的悲剧。
金华起义也遭到同样的挫折。金华部队的分统名叫徐顺达，字猛五，金华人氏，“拳道”名家，加入龙华会后表现突出，被大家尊称为猛五哥，在当地享有很高威望，只要是他的命令，不论是做生意的小贩还是农民，都会放下手头的生意或扔掉锄头起而响应，7月6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 ，金华部队虽然接到了秋瑾的起义命令，但徐顺达因为土地纠纷和当地士绅打官司，被官府误判关进了监狱。所以，金华部队没能立即发动起义，没有像武义那样因起义暴露而引起百姓哗然，局势比较平静。此时，他的亲友倪金无意之中引发事端，暴露了起义大事。
倪金也是一位拳师，经徐介绍加入光复会，秋瑾在视察此地时，得知他非常能干，任命他为“交通部部长”，倪金是个非常忠实的光复会会员，为营救徐顺达四处奔走，就是他向尚在狱中的徐顺达传达了秋瑾协领的起义命令。遗憾的是他也有随意讲话的毛病，且不谙世事。事情发生在7月4日，前面提到光复军军服的颜色是黑色，这天，倪金前往商店订制军装，黑颜色的布只在特殊场合才使用，况且，订购的数量达“数百套”之多，店主奇怪地问做什么用，倪金随口回答说：“做军服”，接着，吩咐店主在军服肩章上缝上“汉”字，这是秋瑾组编的光复会第八军的标识“光复汉族大振国权”的第三个字。
店主大吃一惊，慌不择言的说“你疯了吧”，倪金大怒，高声责骂店主无礼。吵闹声惊动了巡警，他们赶来拘捕了倪金，很快就知道了起义的事情。
金华府衙知府嵩连听到报告后大吃一惊，立即从狱中提出徐顺达，将徐和倪金一起在闹市斩首。首先通过处斩起义军首领达到封杀起义的目的，然后再审讯其他人员，迫其供出起义的全部计划 ，这是官府一贯的做法。徐顺达和倪金遇害后，徐的部下二十余人被逮捕，他们没有屈服于敌人的严刑拷打，最后全部遇难。至此，金华起义失败。
按照清代行政区划，金华和绍兴、嘉兴一样都属于“府”一级，金华府由金华、兰溪、武义、永康、浦江共五个县组成，在金华东南约五十公里的永康，光复军永康分统叫吕阿荣，副分统叫沈荣卿，他二人都是龙华会会员，加入光复会后，曾随陶成章一起巡视金华、永康和台州等几个乡镇。武义、金华起义失败使永康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于是，二人只得决定另行采取行动。吕阿荣牵挂妻儿老小，决定留在永康，沈荣卿则逃往沿海的台州。
结果，吕被包围逮捕，官府严刑拷打，逼问起义军组织情况，将吕阿荣活活打死。数日间，主要的分统和干部几乎全部遇难。但当时秋瑾并没有得到准确消息，只是通过什么渠道大体知道金华情况异常。7月4日，秋瑾派学堂学监越卓（字洪富）去金华了解情况，并侦察沿途各地局势，同时任命新来的程毅为代理学监。
在那段时间里，秋瑾曾催促上海的陈志群尽快来绍兴增援，甚至连具体时间以及使用什么交通工具等都一一告诉了他，陈没有答应，只回答说可以派自己的朋友朱某代替自己去绍兴，秋瑾坚决地告诉他希望他亲自来，用不着带朱某等一起来。5日，秋瑾雇石宝熙照料自己的马匹，薪水是每日三十文钱，文是铜钱，清朝货币单位之一。石宝熙28岁，新昌人，性格粗狂，以贩马为生，秋瑾和石谈话后一起吃的饭 ，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秋瑾尚未接到金华惨案的消息。6日，秋瑾第七次呼吁陈志群来绍兴，这是最后一次请求，但陈最终还是没有来。
§徐锡麟举义
秋瑾从湖南返回绍兴的途中，来到安庆和徐锡麟秘密商议起义之事。当时，徐锡麟担任警察会办和陆军学校监督，职务大概相当于警察署长和陆军学校教务长，是站在打击革命党的立场上，而他本人却是革命党 ，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人怎样当的警察首领呢，陶成章在《安庆之难》一文中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徐在安庆最初只是武备学校的职员，武备学校是陆军学校的辅助学校，职员勉强算是官吏，然而，每月收入只有数十银元，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因此，徐将妻子王氏（王振汉）遣回娘家居住。或许家计艰难只是借口，单身一人更方便准备起义吧。而且 ，徐不善于应付官场的繁文缛节，不善交际，经常遭到同僚的嗤笑。在兵营中他试图拉拢士兵站在自己一方，但是，越是在他情绪高涨，充满战斗激情地发表演说时，绍兴口音就越严重，让人根本听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徐自己也非常懊恼 ，时常想着不行就回浙江去。同是浙江出身的同僚不断安慰他，才勉强打消了他的回乡念头。再加上这段时间浙江巡抚张曾敭对他非常不满意，二人关系处于“破裂状态”，因此，即使回到杭州，也没有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
正在徐锡麟举棋不定时，曾向安徽巡抚恩铭推荐徐锡麟的俞廉三因赏识徐的才能，再次给恩铭写信希望重用徐锡麟，恩铭回信说：“门生正欲用之，无劳老师挂念。”
不久，恩铭任命徐锡麟担任警察会办，加授陆军学校监督。对此，素来对徐的日常言行持怀疑态度的收支委员顾松提醒恩铭警惕。关于收支委员一职，武田泰淳推断是会计职务，但是，恩铭是安徽巡抚（安徽省最高长官），很难想像一个普通会计人员能向他陈述这么重大的事情。我想或许他不仅是会计，还参与人事调查等，地位相当于安徽省的总务部长吧。尽管得到了这么重要的情报，恩铭却不相信，不仅不信，还半开玩笑地对徐锡麟说：“人言汝革命党，汝其好自为之”。徐也调侃地回答说：“大帅明鉴。”
虽说恩铭和徐锡麟两人身份高低不同，但当时二人的关系非常好，就像是“朋友”，武田泰淳的小说中把两人的关系描绘得相当紧密。
由于恩铭的提携，徐锡麟担任这样高级的职务，并且得到恩铭的高度信赖，他还是在冷酷地预谋刺杀自己的上司，普通人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仅仅是源于恩铭是满人而产生的反满情绪。或许，只能理解为徐锡麟天生就具备了革命者的素质，在私人感情与革命需要之间能够果断地做出抉择吧。
这就是当时徐锡麟的情况。他的下属陈伯平多次往返于安徽和江西之间，在这一地区积极开展秘密结社活动，长江流经安庆和江西省北部，是中国中部地区的水上交通要道，也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指挥的长江舰队严密布防戒备的军事重地。陈伯平年纪虽轻，却是个善于思考敢作敢为的热血青年，他经常和秋瑾、徐锡麟一起工作。在上海时，他已经得到秋瑾计划于7月6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在浙江发动武装起义的消息，并立即写信报告徐锡麟。
不久，陈伯平和马宗汉一起返回安庆。按照计划安排，在浙江发动起义后的第三天，即7月8日（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徐锡麟在安庆发动起义，但这期间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恩铭的幕僚（政策顾问）张次山7月8日为母亲举行八十大寿祝寿活动，恩铭接到邀请决定前往贺寿，当天不在安庆，起义就是要打倒安徽巡抚，而巡抚恰恰不在安庆，所以，徐锡麟认为8日举行起义没有意义。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叶仰高在上海被当地政府的侦探逮捕了，叶虽然不是光复会会员，却是一名革命党人。
叶仰高和大通师范学堂事务长吕熊祥是同乡，都是景宁人，二人时常来往，了解一些光复会内部的情况，被捕后叶仰高立即被押送到南京，在两江总督端方派遣的调查官的讯问下，叶立即将自己知道的革命人和光复会的情况全部招了出来。端方立即严令安徽巡抚恩铭逮捕这些人。但当时叶仰高交代的或是假名字，或是别号，不知道具体应该逮捕谁。这些别号中就有徐锡麟，恩铭把徐锡麟叫来，给他看了端方的命令电，还特意问徐，这个别号真奇怪，你知道是谁吗？徐锡麟一看正是自己的别号大吃一惊，但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拿着电令返回警察局，并召开搜查会议，命令巡警们按照上司的命令立即开始搜捕名单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