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政治理想很大，也很简单，什么理想呢？他有两个理想，第一个就是当宰相。他说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又说“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意思是说，我愿意做宰相，就像春秋时候的管仲和晏婴一样，做皇帝的辅弼之臣，我做了辅弼之臣，必然能使四海升平，天下大同。这是他的第一个理想，这个理想非常大。
第二个理想是什么呢？做皇帝的老师。他在《赠钱征君少阳》诗里边说：“秉烛唯须饮，投干也未迟。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他把自己比做唐代的姜太公，只可惜钓了很长时间的鱼，唐代的周文王还没来。李白认为自己就是唐朝帝王之师的最佳人选。帝王之师也许是中国古代文人最崇高的理想了，它的内涵远非宰相这样一个具体的职位所能涵盖，而是包含着对自身价值、尊严的高度认同。
李白的理想就这么大，而他也为自己规划了实现这一远大理想的明确途径。这是一条非同寻常的途径。李白不愿意像一般人那样从基层的小官吏做起，比如从县令开始，一点一点获得升迁，如果幸运的话，到六七十岁能够做到三、四品的大员。对于李白而言，这种漫长的升迁过程是难以忍受的。他“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李白的升迁途径就是要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这种实现理想的途径是如此的与众不同，这极富传奇色彩的自我期许导致他慷慨自负，言行不拘常调。换言之，李白的实现方式、言行方式就是要与同时代的读书人迥然相异，这也表现在他对待科举的态度上。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录用人才最重要的制度，它诞生于隋朝，规范于唐朝，鼎盛于宋朝，发展于明朝，终结于清朝。李白生活的时代，正值科举制度蓬勃发展的时期，社会上一大批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鲤鱼跳龙门”，走向仕途。然而，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李白从来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似乎从来也没有表露过参加科举考试的愿望。与他前后同期的几位大诗人，如王维、高适、杜甫等都有科举考试的经历，有的就是进士出身，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在现存秩序框架内谋求实现政治理想。李白则不同，他可能不愿意走这样一条寻常的发展道路，而要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要走跨越式发展道路。那么，李白是如何走上这条跨越式发展道路的？这一道路会给他带来什么命运呢？
李白心中的政治神话
要走上跨越式发展道路，就必须首先获得高官权贵们的赏识。李白为了将自己介绍给高官权贵，使用了很多办法，其中一种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投信干谒，也就是给别人写自我推荐信。
其实在唐代，读书人都写自荐信，这不足为奇，但李白的自荐信有他自己的特点。在不少自荐信中，李白都自称陇西成纪人，自称凉武昭王李的后代。我们曾在第一章中介绍过李，他是李唐皇室的先祖。李白坚称自己是李的后代，无非是在强调自己是皇室宗亲，是要引起高官权贵们的器重与重视。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李白给安州裴长史上书自荐，信中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跟朋友在深山老林里面养了数以千计的鸟，而且都是珍禽、奇禽，这些珍禽被他驯养得非常听话，巴掌一伸，这些鸟就停在他手上：“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其实他是真的为了养鸟吗？不是，他就是为了表现自己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就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同时这也是道家养生的一种重要手段。《庄子·山木》托言孔子远离朋友弟子，在野外的大湖中隐居，鸟兽看到他都不惊惶逃避，以此说明孔子能够与鸟兽为伍，融洽相处，乃是得道之人——“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李白的这种行为方式真的引起了当地官员的注意——“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当地郡守听到这件事感到很奇异，就亲自来山中看望他们，还要举荐他们到朝廷。然而李白与朋友并不接受这样的邀请，他说这叫“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意思是说我并不屈从于官吏的召唤，当朝者邀请我做官我偏偏不去。这样一来他们的名声就更大了，这么有才华的人，这么特立独行的人，还不愿意做官，品德真是很高尚。这是他说自己的第一个优点。
他还有什么优点？在这封自荐信中李白写道：“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他说自己在扬州住了一年，花了三十万，花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啊？都用在救济那些落魄不得志的读书人身上，也就是说自己视金钱如粪土，乐善好施。这是他第二个优点。
第三个优点也比较重要，叫“存交重义”，就是重义气，够朋友。他举了个例子，说自己与朋友一起游览洞庭湖，结果这个朋友患急病突然去世了，炎热的天气里，李白伏尸痛哭，泪水哭干，哭出鲜血，路过的人听了都为之伤心。李白将朋友暂时安葬在洞庭湖边，几年之后，他又回来专门为朋友迁葬，将朋友的尸骨从坟墓中取出，装进口袋，自己背着口袋，披星戴月一路来到江夏，借钱将朋友的尸骨葬在当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李白这种特殊的葬友方式源自南方少数民族的二次捡骨葬法。第一次安葬被称为寄土，可就近安葬；三五年后要开棺捡骨，将骸骨安葬在家族坟地中。李白从小生长的绵州昌隆地区以南，就有乌蛮（彝族先民）、白蛮（白族先民）聚居，其中就有二次捡骨葬的风俗。
说完不凡的身世与言行，李白还会在自荐信中炫耀自己的文采。唐玄宗开元八、九年间，李白去拜见当代大手笔、益州长史苏，苏在众位同僚面前夸奖李白下笔滔滔不绝，是少见的文学天才。如果继续博览群书，加强学习，扩展见闻，未来一定可与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一比高下。李白还曾得到首任安州郡督马正会的称赞。马正会认为李白是难得的奇才，他对长史李京之说：“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意思是说，其他人的文章，如同没有烟霞的山峰，没有草树的春景；而李白的文章，清雄奔放，名言警句层出不穷，文辞流丽而思想通达，每一句都能打动读者的内心。
既然要将自己推荐给官吏，自荐信中自然少不了对官吏的称赞夸奖，这在唐代文人的干谒信中很常见。李白自荐信的不同在于，其结尾部分往往透露出自信甚至狂傲的口吻。还是在这封《上安州裴长史书》的结尾处，李白说：“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瑞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意思是，希望您能够恩赐给我宽厚的待遇，敞开心扉，继续让我感受到您的恩情，如果真如此，我一定会以长虹贯日的精诚之心做您的属下，即便让我像荆轲直渡易水去刺杀秦王也万死不辞！然而如果您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甚至声色俱厉，不予接纳，那我只能跪行到您面前，给您作个揖，然后像黄鹄一样高飞而去，到首都长安谋求前程。又有哪一个王公大人的门前不可以让我弹剑高歌呢？我永远不会再跟您见面。
这一段换成大白话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李白似乎是有点儿太狂傲了，但这正是他超乎寻常的自信，也是他自荐信与众不同的地方。“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一句用了冯谖客孟尝君的典故。春秋战国时，有所谓战国四公子，其中一个叫孟尝君，这个人喜欢招致天下名士，养了三千门客，三千门客的待遇根据每个人的本事有所区别。冯谖也来投奔孟尝君。孟尝君问他有什么本事什么特长，他都说没有，只好归入下等门客中。没过多久，冯谖靠在柱子上弹剑而歌，边弹边唱：宝剑啊宝剑啊，咱们回去吧，这里没有鱼吃啊。有人反映给孟尝君，孟尝君想，他要鱼肉吃，是不是有点本事啊？于是给他鱼肉吃。过了几天，冯谖又弹剑唱道：宝剑宝剑回家吧，我们出门没有车！其他门客都开始笑话这个要吃要喝的家伙，但孟尝君再次满足了他的要求。又过了不久，冯谖弹剑唱道：宝剑宝剑回家吧，家里没有人照顾！孟尝君于是派人照顾他的母亲。门客们都认为冯谖这个人贪得无厌，但孟尝君独具慧眼，认定他是个奇才，日后必有大用。后来，冯谖为孟尝君出谋划策，为其设计狡兔三窟，在危难之际挽救了孟尝君的政治生命，成为他最著名的门客。李白用冯谖来比喻自己，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找到弹剑高歌的地方，一定能够找到心目中的孟尝君。
前面我们说过，干谒信、自荐信不是李白的发明创作，盛唐文人为了求取功名，必须向权贵高门投献诗文，为将来步入仕途打开方便之门。李白的这些自荐信代表了盛唐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面貌。什么精神面貌呢？这些文人在奔走权贵豪门，投赠、干谒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跪拜屈服于权贵的脚下，一方面却又因强烈的自信与自傲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李白是他们当中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他的行为言语最能代表盛唐知识分子蔑视权贵、崇尚个性、珍视自我、渴望价值实现的精神风采。李白有时候为权宜之计，可能会说一些奉承谄媚的话语，但他骨子里透出来的本质还是要强烈地表现自我、实现自我。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不肯为了照顾权贵们的脸色而委屈自己自由张扬的个性的，所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就是盛唐知识分子的精神实质和风采。
李白之所以在后人眼中具有那么大的魅力，首先在于他胸怀不同凡响的巨大的政治理想，其次在于他为实现巨大理想所走的一条不同凡响的路径，而为了打通这个不同凡响的路径，就需要一份不同凡响、振聋发聩的自我推介。在这份个人推介的开拓下，李白开始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地区广为交游、四处干谒，寻求一个惊天动地的政治突破。对于李白来说，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政治神话，他认为自己不但是超一流的天才大诗人，而且是超一流的大政治家。这个神话不仅李白自己深信不疑，而且千百年来许多阅读李白的人也深信不疑。
要说李白是个天才的诗人，这个没有问题。李白在文章事业方面向来绝对自信。他在给朋友的诗里说自己写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海” （《江上吟》），诗兴大发的时候一落笔，五岳三山为之震撼，写成之后高声吟诵，沧海为之扬起波涛。这种自信甚至狂妄放在别人身上也许很难得到认同，但放在李白身上的确当之无愧。
还有，他给荆州太守韩朝宗写过一封自荐信，当时有一种说法叫“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韩朝宗喜欢推荐人才。李白对韩朝宗声称自己“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与韩荆州书》），今天让我写一万多字的诗文，我靠着马背上，一挥而就，文思敏捷如此。所以他在文章事业方面，确实很自信。
尽管李白有这么高的文学才华与创作自信，可是李白的最高理想并不是当职业作家，在他看来，创作诗文不过是一种艺术天才，从根本上来讲，那不过是促进他声名煊赫的工具，是一个进身仕途的敲门砖。李白认为自己的真正天才在于政治。
换言之，李白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是一个像姜太公、管仲、晏婴一样将要名传千古的大政治家。他认为大唐盛世就要在他这样天才的政治家手中发展壮大，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如姜太公那样的机会，而他一旦获得唐代君王的重用，唐代历史就将翻开新的一页。他天天在做这样的梦，他为这个梦等了很长时间，直到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李白终于迎来了实现他政治神话最重大的机遇，他的梦想似乎就要变成现实了。这是个什么机会呢？
“公主渠道”之谜
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四十二岁。这一年正月，唐玄宗颁行诏书：“前资官及白身人有儒学博通、文辞秀逸及军谋武艺者，所在具以名荐。”（《旧唐书·玄宗本纪》）不管你现在是个老百姓，还是国家公务员，只要你精通儒学，或者精通文章、通晓军事武艺，或者你有一技之长，总而言之，你是个有用的人，当地政府都可以将你推荐到朝廷来。唐代皇帝经常颁行这样的诏书广求人才，这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渴望建功立业的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而这个机遇的核心因素在于获得强有力的推荐，也就是说是否有合适的人将你推荐给朝廷。
李白二十四岁离开家乡，现在四十多岁了，十余年间一直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政治机遇，那么这一次他是否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呢？又有谁会将李白推荐给朝廷，推荐给玄宗皇帝呢？
皇天不负有心人，李白终于找到一个很重要的推荐人，这个人跟唐玄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她就是唐睿宗的女儿、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玉真公主崇信道教，玄宗朝的时候出家为道士，法号无上真人，后来又赐法号为持盈法师。玉真公主以皇室贵戚之身出家为道士，在唐代社会并不少见，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很大关系。唐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为了巩固、神化自己的政权，追认道家的始祖老子李耳为李唐宗室的祖先，将道教定为“国教”。唐太宗还专门下诏书将道士排在僧尼的前面：“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令道士在僧前诏》）后来还将道举作为一个考试类型列入科举考试之中。这样一来，道士在唐代社会中的地位就很高了。
道教与道家思想在唐代非常兴盛，唐代的统治者，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等都与道教人物有密切的关系，比如当时的道教领袖司马承祯，就曾受到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代皇帝的召见及厚待，皇帝们不仅向他请教长生不老之术，也向他们咨询治国方略。道教是唐朝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思想潮流，皇帝之所以高度关注道教活动、道教人物，是基于整个唐王朝的政治利益。换言之，道教思想、道家活动、道教人物与唐代政治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或者可以说道教本身就是唐代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要步入唐代官场，从道教入手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李白之所以要跟玉真公主拉上关系，就是想要走由道教而入仕这一条路。
然而，唐代读书人大都清楚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也清楚玉真公主与玄宗的关系，如何才能成功地打通玉真公主这个关节，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呢？这就需要另外一个关键人物的关键帮助，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李白的朋友元丹丘。关于元丹丘，我们所知甚少，不过我们很熟悉李白的一首诗《将近酒》，其中有两句写道：“岑夫子，丹丘生，将近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诗中的丹丘生就是元丹丘。
李白与元丹丘相识很早，他二十多岁在四川家乡的时候，就与元丹丘相识。李白五十多岁时有一首诗《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诗中说“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说明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都是非常亲密要好的朋友。李白与元丹丘曾一起漫游四川、湖北安陆、襄阳、河南嵩山、石门山，从李白与元丹丘来往的书信诗文内容来看，这位元丹丘显然是一位隐居山林游仙的职业道士。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白久居峨嵋，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透露出推荐李白入长安的关键人物，就是元丹丘与玉真公主。
元丹丘与李白关系持久而亲密，他对李白的志向、为人、诉求自然了如指掌。当年李白得以拜见司马承祯，也是得力于元丹丘的推荐。而元丹丘、玉真公主、司马承祯三人的关系更不寻常。玉真公主曾奉玄宗诏命为司马承祯修建金，她与司马承祯算是师徒关系。李白虽然没有机缘通过司马承祯结识玉真公主，但这种间接的同道关系对于他接近玉真公主不无助益。
唐玄宗天宝元年前后，玉真公主曾奔赴河北谯郡真源宫参加道教活动。后来长安宏道观道士蔡玮撰写《玉真公主朝谒谯郡真源宫受道王屋山仙人台灵坛祥应记》，详尽记载此事，唐玄宗亲自给这块碑记撰写碑额。碑记的落款告诉我们，这块碑由元丹丘负责修建，可见元丹丘与玉真公主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们可以做一个相对合理的推测：也许，元丹丘直接跟随公主参与了这次活动，也许，就是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元丹丘向玉真公主推荐了李白，并将李白多年前撰写的一篇《玉真仙人词》呈给公主：
玉真之仙人，时往太华峰。
清晨鸣天鼓，飙腾双龙。
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
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
诗的大意说，玉真道人住在太华峰上修道，清晨的时候修炼叩齿之法，也就是鸣天鼓，即将上下牙齿相叩。此时，狂风怒起，犹如龙在云海里翻腾。玉真公主法术高明，她把玩闪电玉手不停，腾云驾雾来去无踪。过不了多久，玉真仙人一定会得道成仙，修成正果，去少室山的时候，连王母娘娘也会亲自恭迎她。
李白在这首诗中将现实世界与神仙世界融合为一体，对玉真公主进行了极力的美化，编织了一幅极具美感的神仙画面。这种浪漫、夸张的手法与李白写给一般官员的自荐书不同，他没有直接陈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才能，也没有直接夸耀对方，而是用神仙化的世界来烘托玉真公主的神奇能力。
说起这首《玉真仙人词》，其实玉真公主早就应该看到。那还是在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前后，当时三十多岁的李白来长安谋求仕途，名气还远远不如后来那么显赫。为了结交权贵，他四处干谒，并创作了这首《玉真仙人词》，就是想通过玉真公主的关系得到引荐。
后来李白结识了唐玄宗的驸马，也就是玉真公主的侄女婿张，希望张能够给自己与玉真公主之间牵线搭桥，谁知这个张并未打算真心实意帮李白的忙。李白只好一人住在终南山楼观台玉真公主别馆，等待机会。楼观台是汉代以来供奉老子的道教胜地，距离长安城一百多里。玉真公主不仅在长安城有玉真观，在楼观台山等地也修建了多所别馆。唐代许多大诗人如王维、储光曦等都曾做客玉真公主别馆，写了不少的诗文，可见玉真公主与文人交往比较密切，许多文人都希望通过玉真公主架起与玄宗之间的桥梁。但是那一次李白很不走运，他不仅没有在别馆见到玉真公主，而且遭遇非常落魄，更谈不上投献《玉真仙人词》了。这从他那时写的《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中可以看出，其一写道：
秋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
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
翳翳昏垫苦，沉沉忧恨催。
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
这首诗弥漫着凄凉孤独的气氛，当时正值秋雨连绵，天终日阴沉沉的，很久没有见过晴朗的天空了；自己的心情也跟这天气一样，非常阴翳，只能酌一杯酒聊以自慰。在其二的结尾处李白写道：“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傍。”南朝有个人叫做刘穆之，家里很穷，他老婆的娘家有钱。有一次他去岳母家吃饭，吃饱之后，又吃了几颗槟榔，娘家兄弟讽刺他说槟榔是帮助消化的，你这样一个天天都吃不饱的人是不需要吃槟榔的。后来他做了大官，请娘家兄弟来吃饭，吃完后用黄金盘送了娘家兄弟一大盆槟榔。可见当时虽然境遇不佳，李白感到了孤苦与无奈，但他还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现在，多年苦苦的寻觅终于结束了，通过老朋友元丹丘的引见，李白得到玉真公主的有力推荐，就要见到唐玄宗了。说起来也很有趣，关于李白的推荐人，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李白对这个问题语焉不详，他从来没有提到具体的推荐人：“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闻而悦之，召入禁掖。”（《为宋中丞自荐表》）天宝初年，朝廷虽然屡次征召，但我都不肯出山。由于多年隐居山林，名声震动京师，圣上对我非常欣赏，所以召入宫中。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笼统、含混的说法，其关键点在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直达天听，而根本没有涉及具体的推荐人。
我们可以做一些合理的推测。李白这次之所以能够得到玄宗的亲自召见，从根本上来说是走了两条渠道：一个是道士渠道，一个是公主渠道。严格说来，这都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渠道，有走后门之嫌。李白不愿明说自己入朝的具体渠道，也许是不想让自己的政治形象总拖着这样一条不大光彩的辫子吧。
其实李白这种进身仕途的方式在唐朝并不少见，比如著名诗人王维也曾经借用公主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王维精通音律，善于弹奏琵琶，经常游历于权贵之门，“岐王重之”。王维一心想考中进士，请岐王帮忙。岐王让他准备十篇优秀的诗作，一首幽怨的琵琶曲。然后以锦绣衣装打扮王维，带他去见某公主。筵席上，岐王的伶人前来演奏助兴，王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前行”。公主命王维奏曲，其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不禁称奇。王维又趁势献上所作诗文，公主吃惊地说，这都是我平时诵读的诗文，以为古人所作，没想到作者就在眼前，于是以宾客之礼招待王维。筵席上王维谈吐风流潇洒，深得权贵赏识，岐王趁机说出王维考进士的愿望。公主满口答应，王维于是一举登第（参见唐·薛用弱《集异记》，宋·辛文房《唐才子传》）。
这个故事的真假姑且不论，但起码说明在唐朝，利用皇亲权贵请托科举、举荐的事情并不少见，所以李白的作为不足为奇。
李白现在就要进入长安，进入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就要见到大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唐玄宗。李白似乎距离自己的政治理想越来越近，千秋功名与辅弼重任似乎就要成为现实。那么，李白在长安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事实的真相究竟又如何呢？
气宇不凡“谪仙人”
关于李白与唐玄宗的会面，李阳冰的《唐李翰林草堂集序》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由于李白与李阳冰特殊的亲密关系，所以这个记载的可信度比较高。《唐李翰林草堂集序》里这样记叙唐玄宗接见李白的情形：
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
唐玄宗下诏书将李白召入长安宫中，玄宗下了步辇，走上前来迎接李白，这是很隆重的礼遇。玄宗还设宴款待李白，让他坐在七宝床上。这里的“床”其实是指坐具，七宝床就是镶嵌着七彩宝石的宝座。不仅如此，唐玄宗还亲自为他调制汤羹，对李白说：“你是一介布衣，我却听闻你的大名，如果不是你的道德品行高、文章做得好，咱们俩怎么能今天在这里会面呢？”
从这一段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从接待的规格上来讲，唐玄宗很器重他。此后便将他安排在金銮殿中，翰林院内，顾问国政，起草诏书，与闻机密。对于唐玄宗的这种礼遇，李白当然非常满足与自得。长安的生活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希望，感受到人生的巨大荣耀。
除了深受皇帝器重以外，李白在长安还与一些著名的诗人、文学家有交往，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著名诗人贺知章。他的诗我们都很熟悉：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回乡偶书》）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咏柳》）
这两首脍炙人口的小诗，风格清新，朗朗上口，一千多年来广为流传，显示了极其旺盛的生命力。
李白来到长安的时候，贺知章已经八十多岁了，在朝廷担任太子宾客，这是个太子的属官，后来又被授予秘书监，从三品，负责管理、修撰图书经籍，算是高官。玄宗天宝二年，贺知章上奏玄宗请求回乡做道士，玄宗率百官为他赋诗送行，可见贺知章在朝廷享有较高的声誉，在诗坛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贺知章与李白在长安郊区的紫极宫见面。对于这次会面，李白后来在《对酒忆贺监》诗前小序中有所记叙：
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殁后对酒。怅然有怀，而作是诗。
这对李白来讲是一段值得骄傲的记忆，他与久负盛名的贺知章在长安相见。贺知章一见到李白就说，你哪是一般的人哪，你简直是从天上下凡的神仙！称呼他为“谪仙人”，认为李白气质非凡，有着不同寻常的仙风道骨。于是请他喝酒，两个人喝得十分尽兴，却发现身上的钱不够，于是贺知章将佩在身上的金制小乌龟换了酒喝。紫极宫其实就是老子庙，看来李白与贺知章的缘分根源于道教，也正是因为道教带给李白狂傲不羁的性格，飘逸洒脱的气质，才使他有了“谪仙人”之美称。对此称号，李白也沾沾自喜，常以此自谓，并在诗中多次提到与贺知章的会面，提到自己“谪仙人”这一称号，如《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青莲居士谪仙人”等等。
也有资料说是贺知章看到李白的名作《蜀道难》，大加赞赏，李白请贺知章指正此诗，贺知章一边吟诵，一边赞叹只有天上的神仙才能写出这样绝妙的诗句，于是解下身上佩戴的金龟换酒与李白一同畅饮。
这些故事的真伪姑且不论，《蜀道难》的确是一首千古绝唱：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
飞湍瀑流争喧，崖转石万壑雷。
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
朝避猛虎，夕避长蛇。
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蜀道难》是一首鬼斧神工的作品，诗人展开丰富的想象，艺术地再现了蜀道峥嵘、突兀、崎岖的磅礴气势，展现了一个唐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关于这首诗的主题，后世众说纷纭，诗中所蕴涵的寓意，历代也争论不休。有人说是送友人入蜀，有人说是歌咏蜀地山川壮丽，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以山川艰险比喻仕途险恶，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懑。它虽然以七言为主，但将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九言乃至散文句法都运用其中，使它冲破古典规范的束缚，获得新的生命。
明人胡震亨曾在《唐音癸签》中说：“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尝谓读太白乐府者有三难：不先明古题辞义原委，不知夺换所自；不参按白身世遭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傅题、借题抒情之本旨；不读尽古人书，精熟《离骚》《选》赋及历代诸家诗集，无由得其所伐之材与巧铸灵运之迹。”的确是精深的见解。
毫无疑问，《蜀道难》是一首典型的谪仙之作，它当然会引起落拓不羁的贺知章极大的共鸣。贺知章对李白的称誉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但政治地位高，在文坛上地位也很高——这就使得李白名声更大了。
其实在此之前李白的名气也并不小。李白少年时期写过一篇《大鹏赋》，这是一篇模拟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的赋作。司马相如是李白最崇拜的文学偶像之一。他曾希望自己能够“做赋凌相如”，要超过司马相如，所以他写了《大鹏赋》。当时长安城里很多人家都收藏有《大鹏赋》，说明李白的诗赋在当时已经广为人知。这样看来，李白初到长安，不但在政治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在文学上也有了自己的知音。
由此我们大体知道，李白这次进入长安，的确得到上至天子、下至大臣的器重，那么他究竟担任了什么官职，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将杨妃比作“飞燕”是不敬吗
李白在长安究竟担任了什么重要的官职？对此，各种文献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总的结论是：李白被授予了翰林之职——
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
（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
遂直翰林，专掌密命。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与筠俱待诏翰林。
（《新唐书·文苑列传》）
有诏供奉翰林。
（《旧唐书·文艺列传》）
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
（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
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
（魏颢《李翰林集序》）
这些文献的记载比较模糊，有的就说是翰林，没有具体说是翰林学士还是翰林供奉、翰林待诏，还有的将这几种说法混在一起。这对李白身份的辨别就出现了问题。那么，翰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呢？李白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其一，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的记载应该是李白的说法——他经常出入金銮殿与翰林院，玄宗向他询问国政，在翰林院中秘密起草诏书，外臣不得与闻。有的时候玄宗需要李白起草诏诰之文，尽管李白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但依然能够迅速完成任务。
根据文献记载，他还起草过一篇和蕃书：“草答蕃书，辩如悬河，笔不停缀。”（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这个文书也许是唐朝与吐蕃间的外交文书，可见李白可能精通吐蕃等外国文字。
其二，李白为玄宗与太真妃杨玉环写诗助兴。著名的《清平调》三首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诞生的。唐玄宗开元年间，兴庆池东沉香亭畔栽种了不少名贵的牡丹，到了花开时节，五颜六色，煞是好看：
开元中，禁中重木芍药。会花方繁开，帝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帝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为！”遂命李白作《清平调》辞三章，令梨园弟子略抚丝竹以促歌，帝自调玉笛以倚曲。
（《松窗录》）
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辞，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数章，帝颇嘉之。
（《旧唐书·文艺列传》）
诗曰：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太真妃杨玉环本是唐玄宗儿子寿王李瑁之妃，后被唐玄宗看中，但直接迎入宫中有碍声名，就先将她度为道士，再以道士身份进入宫中。当时杨玉环的身份还是道士，但已经入住兴庆宫陪侍玄宗。
第一首词写太真妃的美貌。太真妃的衣裳如云彩一般灿烂，容貌如牡丹般美丽，承受着皇帝的恩宠，这样的美貌真是人间少有，只有在仙界才能一见。第二首词将太真妃与巫山神女、赵飞燕作比，进一步渲染玉环所受宠幸。诗说楚王与神女的巫山爱情虽美，但与玄宗、太真的爱情相比却不过是虚幻的梦境。在大汉的皇宫里，有谁可以与贵妃所得的恩宠相媲美？恐怕只有新妆之后的赵飞燕了。第三首词写美丽的牡丹花正盛开，美艳的太真妃也在身旁相伴，玄宗心中是多么愉悦！有名花美人在眼前，心中的任何惆怅都会消散。
由此可以看出，李白初至长安时与唐玄宗的关系很密切。而李白这一时期的心情心境也颇不寻常，他后来写诗回顾自己在长安这段生活的时候也很得意。在《东武吟》中，他说：“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 意思是说，自己得到皇帝的宠信，往来宫禁之中，声誉与身价很高，仿佛就要进入唐太宗专门表彰功臣的凌烟阁了，身边谈笑的人物都是王公大臣。当初唐太宗为了表彰功臣，曾将二十四功臣画像立在凌烟阁上予以表彰。李白觉得凭借自己的声誉、才华也一定可以进入凌烟阁。
再如《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汉家天子驰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自己奉诏进入长安，如同汉武帝召见司马相如一样无比荣耀。拜谒天子龙颜大悦，四海之内草木逢春。身为供奉翰林，深受皇帝的器重，每天都出入在翰林院，著书在金銮殿。当年嘲笑我低微贫贱的人，现在却来纷纷与我结交。
又如《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一朝得到君王的重用，就要全心全意地为国效力。得到皇帝的恩遇，就会青云直上。我陪侍着皇帝驾出城门，胯下是圣上所赐的宝马。王公大人纷纷前来巴结，大官显要都来与我交往。言辞之间颇为得意、得志。
按照李白的这些说法，他刚入长安时，政务繁忙，社会活动很多，王公大臣都纷纷看中他的地位与才华，他在长安必定能够大展宏图。
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李白天宝元年秋天进入长安时，深受朝廷上下尤其是玄宗皇帝的器重赏识，那为什么天宝三年初春，李白就匆匆离开长安呢？要知道，李白为了获得这个一飞冲天的大好良机，整整努力、等待了十几个年头，然而当机会真正来到身边的时候，他却只在长安待了不到两年时间！区区一年多的时间，又如何能够实现他的宏图大志呢？在李白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他真是可以“潇洒”、“浪漫”到如此地步的人吗？
显然不是。应当说，李白离开长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核心的原因或者问题在于：李白在长安宫中究竟担任过什么具体的职务？这个职务与李白所要实现的政治理想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换言之，李白在宫中所担任的职务是否能够帮助他实现远大的政治理想？这其实是李白此次长安之行成败与否的关键，也是他是否有必要居留长安的关键所在。
经过考察研究，我们得出的答案是：李白在长安期间，虽然得到唐玄宗的礼遇与敬重，但是他并未真正得到玄宗的政治重用，因为他所担任的不是具有政治意义的“翰林学士”，而只是陪侍皇帝游戏诗文的“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这两个职位有着本质的区别。说通俗一点，李白进入了宫廷，见到了皇帝，但皇帝递给他的不是谋划江山、起草诏书的天子之笔，而是一支粉饰太平、润色王业的词臣之笔。对于李白来讲，这支笔并不能给他描绘出美好的政治前途，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浪漫选拔”只在传说之中
那么，同在皇宫禁地，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的差别究竟在哪里？才华横溢、胸怀抱负的李白为什么就不能成为翰林学士呢？
如果我们认真翻检一下有关史料，就会发现，新旧《唐书》中没有李白担任翰林学士的记载，李白的诗文中也从未称呼自己是翰林学士。至于他的朋友如杜甫、贾至、任华、独孤及、魏颢等人在与他交往的诗文中，也没有人称他为翰林学士。中晚唐时代，几位做过翰林学士的官员，都曾专门著书整理记录有关唐翰林学士的史料，如李肇《翰林志》、元稹《承旨学士院记》、韦处厚《翰林学士记》、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等。正因为有这些资料，我们对从唐玄宗开始直至晚唐的翰林学士才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在这些资料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李白的姓名。可见，李白从未担任过翰林学士，他担任的是翰林供奉。
那么，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有什么区别？这得从翰林院与翰林学士院的区别说起。
唐代的宫廷制度规定，凡是皇帝行止所到之处，要有御用文人、术士等候诏命。这些御用文士、术士并非皇帝的政治助手，而是陪侍皇帝从事文艺游赏之事。这些人当中有吟诗作赋的文词之士，有饱读典籍的经学之士，有算卦者、杂耍者、司棋者、论道者、念佛者、求仙者、书画者，吹拉弹唱，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们在翰林院里随时等候皇帝的召见，所以叫翰林待诏，也叫做翰林供奉。皇上赏月，便召唤诗文待诏写诗助兴；皇上游园，看见景色迷人，便召唤画待诏作画等等。
有时候，皇上偶尔也会询问翰林待诏一些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甚至要他们起草一些并不重要的一般性文书（不是诏书），但这并非他们的主要工作，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工作与政治毫无关系，皇帝也不会将他们这个群体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宫廷中，他们与皇帝的关系虽较为密切，有侍奉之便，但是并没有什么政治地位，更不可能发挥较大的政治作用，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政治前途。
诗文待诏只不过是诸多待诏中的一种，其地位比其他待诏要高一些，其中有一些表现优秀的诗文待诏，也会逐渐发展到给皇帝起草诏书，具有了政治身份，但这批人数量并不多。
再来看翰林学士。朝廷中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是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古代负责诏书起草的工作非常重要，实际上是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工作。唐玄宗即位后，随着国家行政事务的日益繁多，原本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官员，特别是中书舍人繁忙不堪，工作效率低下。玄宗于是常常抽调朝廷其他部门中一些精通文辞、学识渊博的官员临时负责起草诏书的工作，这属于临时差遣工作，这些人常常被称为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他们的临时办公地点就在翰林院中，与那些御用文士、术士的待诏们在一起办公，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人才与杂流并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