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借兵伏杀机】

（慕容暐） 又遣散骑侍郎乐嵩请救于秦，许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坚引群臣议于东堂，皆曰：“昔桓温伐我，至灞上，燕不救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称藩于我，我何为救之！”王猛密言于坚曰：“燕虽强大，慕容评非温之敌也。若温举山东，进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观兵淆、渑，则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与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后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坚从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晋纪二十四》

桓温北伐大战兴，前燕赴秦请救兵；

借兵二万伏杀机，王猛一计定乾坤；

燕秦合兵退桓温，东晋大败燕大病；

从此老三变老大。主宰沉浮是前秦。

上章讲到，前燕帝国的忠良重臣太宰慕容恪死后，皇帝慕容暐违背其遗嘱，吴王慕容垂不但未得重用，反而受到排挤，权力落在了大贪官、太傅慕容评和皇太后可足浑氏的手中。前秦王国的苻坚、王猛原想乘机东出伐燕，因国内同时发生四个公爵的叛乱，故对前燕采取了贿赂慕容评、稳定两国关系的政策，从而避免了国内平叛战争国际化，顺利平息了四路叛乱，稳定了内部。

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难”，前燕帝国坐失了西伐前秦的良机，让前秦渡过了危机，腾出手来准备伐燕，同时东晋的桓温经过一年多的蕴酿准备，也决定兴兵北伐征剿前燕。

公元369 年初。东晋、前秦两国都有伐燕的打算，但究竟谁能得到前燕这块大肥肉，要看两国的实力和战略战术的较量。东晋的主要人物是桓温，前秦的主要谋臣是王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桓温与王猛两个人的较量。尽管他们两人一个在长安，一个在南方，不曾会面，但决定着逐鹿中原，鹿死谁手。

　先说桓温，我们在本书第二章和第六章中都讲到过他。此公一生共进行过三次北伐。第一次是在公元354 年，即王猛扪虱相见的那一次，作战对象是前秦。他的大军已屯于灞上，只要渡过灞水，即可克复长安，可惜他在关键时刻私心太重，顾虑重重而坐失良机，不仅丢掉了到手的胜利果实，反而由胜转败，狼狈逃回江南。更可惜的，是由于他的心胸狭窄，使已经到手的一世英才上猛失之交臂，以后成了前秦苻坚的栋梁之臣，客观上成了他的敌人。桓温第二次北伐是在公元356 年，作战对象是前燕和被东晋殷浩逼反之后独立作战的姚襄。他此次从江陵出发，一路过关斩将，收复了晋朝的故都洛阳，战功可谓大矣，但是，他收复的地方未能巩固，一年之后陆续被前燕所攻占，立头功者即是前燕太宰慕容恪，慕容恪在世时，桓温再也不敢北伐。现在慕容恪已死，慕容垂又受到排挤，掌权的太傅慕容评根本不是桓温的对手，于是北伐之议再起。

此时，桓温已是东晋事实上的皇帝，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进朝可享受特殊的礼节，位居亲王之上。但是，桓温不愿住在首都建康（南京），而是住在上游百余里的姑孰（安徽省当涂县）。他的大本营设在姑孰，遥控指挥朝廷大事。朝廷遇到不敢决定的事宜，要派官员逆江而上到姑孰请示桓温。他所以甘当事实上的皇帝而不废掉司马氏而自立，恐人心不服也。

公元369 年3 月，时任大司马的桓温分别写信给徐、兖二州刺史郗愔（读“音”）、江州刺史桓冲（桓温弟）、豫州刺史袁真等，要他们同时出兵，与他一起兴兵北伐，征剿前燕。

郗愔先生是个忠臣，有几分书呆子气。他当的这个徐、兖二州刺史实际是个有其名而无其地的官（徐、兖二州均在前燕版图上），但手下有东晋的精锐部队北府兵（由北方南逃江南的人所组成的部队，想打回家乡，故特别有战斗力）。他将州政府和指挥部设在建康（南京）下游的京口（镇江）。郗愔接到桓温邀约同时兴兵北伐的信，十分兴奋，立即回信表示，愿与桓温同心协力，拥护皇家，率领北府兵不惜牺牲，勇往直前，渡过黄河，直捣邺城（前燕首都，今河北省临漳县）。郗愔壮志可嘉，肺腑真诚，其情可感，却吓坏了他的儿子郗超。

郗超在桓温手下任参军（军事参谋），与他同时在桓温参谋班子中的人，不少是东晋的杰出人才，其中有后来在淝水之战中大败苻坚的谢玄（任秘书），有东晋开国大臣王导的孙子王珣（任主薄）。因郗超长一脸大胡子，王珣个子矮小，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谚语：

“胡子参军，矮子主薄，能使桓公喜，能使桓公怒。”从这段谚语，可见郗超在桓温心目中的地位。桓温为人高傲，一般人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但对郗超的话要认真地听、仔细地想，作出决定之前常说：“不能预测郗超的反应。”

郗超的老父郗愔给桓温的信，首先由秘书班子拆开，郗超一见吓出一身冷汗。为什么一封表示北伐决心的信会让郗超吓坏？善良的读者不会想到，桓温权欲熏心，早就看中了郗愔手下的北府兵。在政治混乱的年代，说话有没有份量，政治上有没有地位，全凭手中的实力。桓温曾不止一次地对参谋班子的人说：“京口（镇江）的水可饮，兵可用。”想将驻镇江的北府兵揽在自己手中的意向十分明显。他邀约郗愔一起出兵只是一个幌子，想把北府兵乘机抓到手才是本意。于是，“聪明”的郗超马上将老父的信焚毁，模仿老父的笔迹重写了一封给桓温的回信。信中说：吾年老多病，本无统率军队的才能，桓公交给我的重任，我无法承担。请求朝廷给我调任另一个职务，由桓公接管我手下的军队。

桓温见了这封伪造的信，大喜，说：郗愔过去固执不化，而今也变得识时务、顾大体了。于是，马上将郗愔来了个明提暗降，提升他为冠军将军、会稽内史（地在浙江绍兴，官相当于郡守，因是亲王封地，故称为内史而不称太守）。至于郗愔腾出来的位置，桓温毫不客气地据为己有，自己兼了徐、兖二州刺史，遂吞北府兵。

郗愔后来知道是儿子郗超从中作鬼，气得要与儿子断绝关系。也许因为郗超过于聪明，后来竟死在老父前面。临死之前，他怕老父悲伤，留了一封信给老父。老父拆开一看，是表示自己如何忠心耿耿为桓温篡权效劳的自白。郗愔本来还有一些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痛，见了此信，悲痛全消，说：“如此不孝之子，死得太迟！”其实，郗愔受了儿子的最后一次骗。郗超虽然对桓温忠心耿耿，为桓温出了不少歪点子，但对老父还有孝心，为了让老父节哀，他才故意不写对老父的怀念之情，而写了这封矫言叛君的信。后人评论郗超虽有孝心，但用这种方式尽孝，非君子所为也。此是后话。

公元369 年4 月1 日，桓温率领步兵、骑兵共5 万人，从姑孰（安徽当涂）出发，开始北伐。桓温的北伐军出发了半个月，前燕帝国的太宰慕容评和皇太后可足浑氏这两个实权人物，不但不积极筹划退兵之计，反而在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为19 岁的皇帝慕容暐大操大办婚礼。皇后乃是皇太后可足浑氏的亲侄女，尚书令（国务院最高首长）可足浑翼的女儿。南部大军压境，首都歌舞升平，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些情报传到前秦首都长安（西安），苻坚与王猛商讨对策。苻坚说：“桓温此次北伐，军队多于以往，四路联军开进，大有一举灭燕之势，吾将如之奈何？”

王猛道：“燕国太傅慕容评眼光短浅，心胸狭窄，为人贪鄙，恐不是桓温敌手。但燕国并非没有人才，吴王慕容垂若能领兵，形势即会改观。战之胜负，不在军队多寡，在将帅斗智，桓温又非慕容垂之对手也。”问题在于，慕容垂能被启用吗？

慕容垂是否被启用，不仅对桓温北伐的胜负起决定作用，而且对前秦的战略决策有直接影响。

苻坚道：“从慕容评的气度看，慕容垂复出似无可能。”

王猛思忖良久，说道：“陛下所见甚是，但在燕国生死存亡之秋，慕容评与可足浑氏有可能被迫启用慕容垂。慕容垂若被启用，桓温必败；而桓温败得越惨，慕容垂则愈危险。”

苻坚问道：“依卿之见，吾将若何？”

王猛给苻坚分析了三种可能，提出了三个方案，供苻坚决策。

第一种情况，完全不介入晋燕之战，坐观成败。如晋灭燕，中国除西北之外均为晋有，秦统一中国的希望遂成泡影，且迟早将被晋所吞；若燕胜晋，燕已疲惫，我可乘其惫而伐之。

第二种情况，乘燕国忙于应付桓温之际出兵伐燕，结果是与晋国共灭燕国，我国土虽然扩大，但将与晋对峙交锋，就国力而言，现在秦尚不是晋之对手。

第三种情况，先与燕结盟，共同抵御桓温，象征性介入战争，保存实力，待桓温败后，再行伐燕大计。

苻坚听后，低着脑袋思考半晌，对王猛说：“爱卿所言，至深至透，吾意当先与燕结盟，静观事态发展，然后见机而行为上策。昔日诸葛武侯先联吴抗曹，始立蜀国：吾可先联燕败晋，再灭燕国，岂不妙哉！”

王猛道：“陛下英明盖世，何愁燕国不灭，请陛下一面整军备武，一面频派使节与燕来往，阳与其结好，阴则探其虚实，勘其地形，以备来日之用也。”

苻坚连曰“善”。下令常备军进入战备状态，麦收之后，再进行征兵动员，以备急需，同时派使节往燕国转达友好之意。

再说桓温。北伐伊始，用郗超的一封假信从郗愔手中夺得北府兵，狂喜之情不可言状。他老人家顺江而下，在建康（南京）也没停留，皇帝司马奕（废帝海西公）在他眼里不过是个演戏的道具，能用即用，不用则弃之，朝见与否无关大旨。他越过首都建康直抵东晋兖州州府所在地京口（镇江）。权欲轻而易举的满足使他丧失了理智，竟然将北伐路线选为水路。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还没有京杭大运河。从水路进攻，不仅道路迂回曲折，增加实际路程，而且增加了运输困难，使兵力过于分散，易受攻击。

桓温的高参郗超等人一眼便看出这个决策的重大失误，但没人敢劝阻。郗超与他亲密得可以同睡一张床，有次二人连夜拟定了一份革职处分官员的名单，两人便睡在一处。第二天一早，桓温将这份名单给王坦之（桓温办公室主任、长史）和谢玄（参军）看，二人有不同意见，郗超隔着帐子听，但一只脚露在了帐外，被王坦之看见。于是王坦之戏称郗超为名符其实的“幕中宾”。此时，郗超大胆警告桓温说：“大军从兖州（京口）出发，道路且远，汴水也浅，运输困难，明公切不可如此！”桓温平时常听郗超意见，这次却置之不理，强行从水路出军。这一显然错误的决策，其实已奠定了桓温此次北伐失败的基础。

经两个月的水上行军，桓温于公元369 年6 月抵达金乡（今山东省嘉祥县南，非现在的金乡县城所在地）。天公似乎要与桓温作对，正逢大旱，河床干涸。桓温的船队像一条瘫痪的一眼望不到头的蜿蜒大龙，搁浅在河床中。桓温命令将军毛虎生指挥部队开一条长300 里的运河，将清河与汶水接连。

等到运河挖成了已到了秋天。桓温率军从清河进入黄河。东晋大军从表面上看蔚为壮观，船队蜿蜒数百里，一艘接着一艘，但是内行一看便知是犯了兵家之大忌：一是兵力分散，二是运输困难。桓温的参谋班子人才济济，可惜他固执己见，死要面子而不听劝谏。郗超警告桓温说：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今我从清水入黄河，战线过长，运输极为困难。如果贼寇（指前燕）不与我交战，抢粮又抢不到，明公大军险矣！”桓温听了，颇不以为然，驳斥说：“从京口（镇江）出发时，汝屡言运输困难，吾不是挺进至黄河了吗？”

郗超不顾冒犯桓温的危险，继续苦谏：“明公对运输困难，万不可视而不见。当此之时，不若集中主力，直捣邺城（河北临漳，前燕首都），寇贼恐惧明公声威，一定会望风披糜，逃回辽碣故乡（前燕最早的首都龙城，在今辽宁省朝阳市）；如果他们斗胆不逃而拚死一战，那明公可一战而平寇贼，若其不出战而固守邺城，虽然不能歼灭其军队，但易水以南（今北京大兴以南，易水流经蓟城，即大兴）人民定会箪壶食浆，以迎明公，我可尽收中原之地。”

桓温听罢不语。郗超明白了，桓温是个绝不冒险作战的统帅，他要留着家当在东晋朝廷称王称霸，于是又说道：“明公也许认为我的建议不够稳妥，胜负难卜，所以不愿采纳。那么，按明公稳扎稳打的一贯思想，不如将部队屯于黄河、济水一带，控制交通线，加紧运输粮秣给养及被装，在这里过冬，等到明年（公元370 年）化冰后再展开攻击。如此虽时间拖长，行动迟缓，但仍有成功希望。”

桓温仍不语，脸上有不悦之色。郗超跪下谏道：“明公若放弃我的上述两个建议，危险可以预期也！若挥师北上，不集中主力决战，而与寇贼作战如啃牛皮糖而不能速战速决，盗寇便会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战术。一旦拖到冬天，河中水位下降，我船队势必瘫痪，粮道便会断绝，且我之军士不会带皮衣来，北方冬天来得早，届时冻饿之忧迫我撤退，将狼狈不堪也。”

桓温不冷不热地说：“如何用兵，吾自知之，汝请平身。”郗超的告诫所以被桓温抛在脑后，并非桓温没有军事常识，而是桓温有自己的政治打算，他不能冒险，也不能无功而返，他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前燕不启用慕容垂上。只要慕容垂不出山，他就没有对手，一口一口地吃掉前燕他是有把握的。一口一口地吃，稳扎稳打，既可逐步消灭前燕，又不断有好消息传回建康（南京），以堵住反对他的人之嘴。年轻的郗超只从军事策略上考虑，忘了朝廷里那些反对我桓温的人！如果我屯兵黄河、济水一线而不进攻，朝廷见不到战果，也许不让我等到明年，早就会议论蜂起，下令让我撤军了。固然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我也用不着怕皇帝，可也犯不着冒抗旨的危险。曹操当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不取而代之，而今我必须挟天子以令群臣，一旦我带头抗旨，岂不撕去了最后的伪装，坏了我的大事。作为主帅，就得有主见，不可让郗超他们的议论乱了方寸。

桓温不听郗超劝告，稳扎稳打地逐步推进。这虽然是一种顶牛式的笨战术，但他的对手比他更蠢，采取了节节抵抗的战术。桓温手下的建威将军檀玄，生擒燕宁东将军慕容忠，攻占湖陆；桓温主力在黄墟（今河南豫东某地）与燕下邳工慕容厉的2 万大军作战，慕容厉全军复没，只身逃回邺城；前燕高平（山东巨野县）郡太守徐翻向桓温投降；在林渚（今河南新郑县东北），桓温先锋邓遐、朱序打败前燕将军傅颜……在西起今河南郑州东至今山东济宁沿黄河一线，桓温大军一路捷报，遍地开花。

这些胜利并没有使桓温的胆子变得大起来，他考虑的不是如何利用这些胜利，集结兵力直捣邺城（前燕首都，今河北临漳），而是认为这些胜利证明了自己的判断和指挥策略的正确。郗超之流，危言耸听耳！

前燕皇帝慕容暐和太傅慕容评，在首都邺城听到的尽是失败的消息，忙派安乐王慕容臧召集各路兵马前往抵抗。但桓温大军锐不可挡，势如破竹，慕容臧节节败退，一面向邺城告急，一面请求皇帝派散骑常侍吴凤往长安（西安）向苻坚求救。

桓温从山东向北推进，前燕的充州刺史孙元献出兖州反正。桓温出发时，从郗愔手中夺到徐、兖二州刺史之职，此时才真正踏上兖州的土地，不禁感慨系之。但桓温在兖州未作停留，很快推进到枋头（今河南省浚县淇门渡）。从这条进军路线可以看出桓温军事才能之低下，到兖州后他不敢继续北上，直扑蓟城（今北京大兴县，前燕入关后的第一个首都），从而与河南方面的前锋部队对邺城（河北临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一举灭燕。山东方向前燕地方官大多献地投诚，大军粮草就地筹措应不成大问题，相反河南方向的前燕军队和地方官还没有投降的。桓温先生从他稳扎稳打的方针出发，让部队横向沿黄河逆流运动，到枋头（河南浚县淇门渡）集结。

枋头是一个战略要地，当年曾是前秦天王苻坚的祖父苻洪的根据地。苻洪被麻秋毒死后，苻洪之子、苻生之父、前秦第一任帝苻健从这里率部鼓行西进，挺进关中，占领长安，始有前秦。桓温大军集结枋头，对前燕和前秦都是一个晴天霹雳，震动朝野。

先说前燕，皇帝慕容暐和太傅慕容评得到桓温到达枋头的消息，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三四个月前立皇后办喜事的气氛被一扫而光。慕容评勇于内斗而怯于外战，被桓温吓破了胆，极力主张逃回关外故都龙城（辽宁朝阳）再作打算。在这生死存亡之秋，前燕竟无人出来振臂一呼。吴王慕容垂忍无可忍，顾不了个人安危，站了出来，对皇帝慕容暐说：“事已至此，请让微臣率兵再作一次攻击，如果不能取胜，陛下再走不迟。”

既然太傅慕容评已束手无策，皇帝慕容暐只得同意慕容垂的请求，任命慕容垂为南讨大都督，接替慕容臧的职务，”使持节”（最高授权，平时可杀二千石以下之官员，战时更不待言），将范阳王、征南将军慕容德等共5万兵马拨给其指挥。慕容垂特意向皇帝慕容暐点了三位职务不高的人，让他们与自己一起行动。此三人为：宰相府左秘书长（司徒左长史）申胤、黄门侍郎（禁宫侍卫长）封孚、尚书郎（国务院助理官）悉罗腾（复姓悉罗、名腾）。慕容垂慧眼识珠，所点的人都在后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慕容垂出兵后，皇帝慕容暐又派散骑侍郎乐嵩往前秦首都长安向苻坚求救，愿以割让虎牢关以西之地为代价，请前秦出兵共退桓温（此事慕容垂不知，否则也许会有异议）。

前燕相继派使者来请救兵，并且交换条件越来越优厚。苻坚感到事关重大，召集文武百官在太极殿东堂商协。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反对出兵救燕，理由有二：一、桓温第一次北伐时（公元354 年），打到了灞上，离长安仅一步之遥，燕国却袖手旁观，不派一兵一卒来救我们，现在桓温伐燕，我们也不必多管闲事；二、燕国并非秦国的藩属，不向我国称臣，我们也没有义务出兵救他们。显然，这些官员一个个目光短浅，不足以谋大事，朝堂计议不了了之。

　下朝之后，王猛留了下来。苻坚曰：“吾闻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爱卿在朝堂一言不发，现在有何见教？”

王猛说：“朝上众人之议，鼠目之见，未能远矣，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陛下切不可以众言为意。燕国表面虽然强大，然慕容评岂是桓温敌手？若桓温尽占崤山之东，推进洛阳，征召幽州（河北北部）、冀州（河北中部）的武装部队，聚积并州（山西）、豫州（河南）的粮食，进攻崤山、渑池（河南省渑池县），也许不仅是唇亡齿寒，陛下的大事也就完了。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按我们原先计划的，与燕结盟，与之联合作战，先打退桓温。桓温大败之后，必然无力再北犯；而燕国经这场大战也必然元气大伤，疲惫不堪，到时我乘其虚而取之，岂非上策耶？”

苻坚大喜，称赞曰：“知我者，爱卿也！吾从爱卿之见，即发救兵。”苻坚派两员猛将将军苟池和邓羌（时任洛州刺史，接替叛乱被诛的魏公爵苻瘦之职，州治原在陕县，后移至洛阳市北）率步骑2 万援军，穿过洛阳，向南挺进至颖川（今河南禹州市，在许昌地区）。王猛对苟池等交待说：“入燕后，不可贪功邀战，待桓温退却时猛攻之，既有战果，又保存了实力。应注意勘察地形，画好地图，以备来日之用。”

苻坚加任王猛为尚书令（国务院最高首长）。他原来兼任左仆射，是国务院副行政长官，这下去掉副字，扶正了。现在他的主要职务有：辅国大将军、司隶校尉、尚韦令、太子詹事、侍中、中书令、吏部尚书等。每一项均是要职，这固然显示了苻坚对他的绝对信任，同时身兼文武，过于沉重的担子也摧毁着他的身体，才44 岁，但已显得相当苍老。

前秦的援军在苟池、邓羌率领下向颖川前进，一一按王猛的交待行事，暂且不表。

且说前燕慕容垂挑选了几位人才领兵出发。封乎与申胤分析起桓温的战略得失来。封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桓温贻误战机的失误：“桓温部队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大，利用河流，直接进攻，将势不可挡，一战而大功成。可是这个桓温却让部队徘徊于高高的黄河大堤之下，也不积极出战，我看他没有什么必胜之道。”他问申胤：“你看事态将如何演变？”申胤说：“一般人只看到桓温的名声显赫、位高权重、兵多将广，已登峰造极，以为他一定会取得成功。但这只是看到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在我看来，桓温绝无成功的可能，为什么这样作结论呢？第一，桓温贪恋权位，将晋国大权全揽在自己手里，晋国的朝臣包括他手下的将领不满他专权跋扈、颐指气使，所以从内心中不但不希望他成功，而且盼望他失败，因为他若成功，岂不更加专横？这些人肯定会想方设法阻挠他成功，这叫内部不和也。第二、桓温自恃人多势众，恃才傲物，已经听不得不同意见，他的参谋班子固然很强，不乏有识之士，但形同虚设，已不起作用，桓温有如一具僵尸，其部队有如一条死龙，大固大矣，但已丧失应变能力。第三、桓温屡误战机，妄想不冒一点风险便等待大获全胜，这颇似白日做梦，他不肯冒险且不明白危险临头，悠然在黄河中游逍遥自在，殊不知河流即将退水，冬季就要来临，一旦粮草供应不上，用不着我们进攻，他便会自然崩溃，且一败而不可收。由此看来，桓温必败无疑。”

如果说封孚与申胤是慕容垂的得力军事参谋，那么悉罗腾则是他的先锋大将。桓温在枋头畏首畏尾地迟疑不进，也许是在等前燕各地起义归顺的消息，就像第一次北伐在灞上等长安内部起义的消息一样。桓温先生左等右等等不到所希望的果实，于是派前燕的降将段思作向导准备北进。岂知这位向导降晋，不过是为了保住官位，现在让他打头阵，哪有思想准备？战战兢兢地向北前进，碰到慕容垂的将领悉罗腾。此人虽当文官，是国务院助理执行官（尚书郎），却有军事谋略和一身武艺，接战不久，悉罗腾将段思生擒活捉。

这里桓温此次北伐以来，第一次遭受失败。但段思不过一员降将而已，对桓温实力并无大的损害，所以桓温先生并不在意。他未曾想到，或者说不愿意想到，这一失败只是他战略错误所造成的彻底失败的一个开头。但接下来的失败，才使他不得不大吃一惊。他派往河南、河北一带作战的将领李述，是已经灭亡的后赵石氏帝国的将领，对这一带地形烂熟于胸，且有谋略，武艺高强，谁知与前燕部队一战，竟被悉罗腾和虎贲中郎将染干津（染干，复姓，津，名）阵前斩首。

两战皆败，桓温的部队士气大挫。桓温先生于是慌了手脚，开始布置撤退。他命豫州刺史袁真攻击谯郡（安徽省毫县）和梁国（河南省商丘市），然后开凿石门（河南荥阳县北），开拓黄河与睢水之间的运河，以运输粮秣。袁真奉命攻下了谯郡和梁国，可开凿运河谈何容易，工程浩大不说，燕军岂可坐视？慕容垂令范阳王慕容德派兵袭击。袁真又要开河又要迎战，被搅得焦头烂额，结果是运河没挖成，兵马却损失大半。

此时，郗超和申胤预料之中的桓温的噩运到来。粮道不通，军粮告罄。九月十九日，桓温留下一个毛虎生当都督东燕四郡诸军事兼东燕郡长，下令部队焚烧舰船，从陆路撤退。其惊慌失措之状，与一个大统帅的身份相距甚远。

桓温从枋头（河南浚县淇门渡）退到仓垣（今开封市西北），一退700余里，唯恐燕军在河流中放毒，令部队打井汲水。临渴掘井，其艰苦可想而知。前燕各部队本想争相追击，被慕容垂制止。慕容垂对部队说：桓温用兵一贯谨慎，撤退时一定会将最精锐的部队放在后面断后，等着我们追击。所以我们只能拉开距离跟着他们，等到他们放松了警惕，我们再狠狠打击。慕容垂在桓温撤退时，早已派范阳王慕容德急行军秘密越过桓温部队，在襄邑（今河南睢县、开封地区）东方山涧中埋伏等待。

慕容垂率骑兵每天远远跟着桓温的部队，桓温开始还走得从容不迫，后卫随时准备与追击之敌作战。见好几天没有慕容垂的动静，桓温误以为慕容垂已不敢追，下令部队放开腿子倍速南撤。慕容垂一看战机已到，动员部队火速追击。慕容垂率领的骑兵部队终于在襄邑（睢县）追上桓温主力，东晋军突遭打击，全无斗志，只顾南逃，谁知又中慕容德的埋伏。慕容垂与慕容德前后夹击，一战歼灭桓温3万人马，杀得尸横遍野，尸体堵塞了道路。桓温仅带2 万人继续南逃。

再说前秦借给前燕的2 万大军，苟池、邓羌按照王猛的交待，一直不主动交战，而在燕国版图上机动，把地形侦察得一清二楚。在桓温撤退之前，苟池、邓羌将部队带到谯郡（安徽毫县）待机。桓温在襄邑（睢县）大败后，只顾南逃，未想到在谯郡（毫县）还会有敌军，结果被苟池率军突然拦腰截击，又被歼1 万余人。山东一带已经投降桓温的将领和地方官，在桓温南撤后孤悬敌后，被慕容垂轻而易举地一一消灭。

桓温直逃到山阳（今江苏市淮安市）才稳住阵脚，清点残兵败将，仅剩1 万人左右。他亲自带出去的5 万余人，其中4 万丢在了北方，或被杀或被俘。桓温自带兵以来，这是失败最惨的一次。老家伙面子拉不下来，便把罪责推给部下。免了冠军将军邓遐的职，将袁真贬为平民。理由是袁真攻下谯郡（毫县）和梁国（商丘）后，未能开凿石门（河南荥阳县北），修通联结黄河与睢水的运河，从而使粮运断绝。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桓温交给袁真的上述任务是根本没法完成的。桓温如此文过饰非，将战争失败责任推给下级，让下级当替罪羊的做法，激起了下级的强烈不满。袁真上书朝廷，申辩原委，要求平反，哪知没有桓温点头，朝廷什么事也办不成，袁真一怒之下，占领寿春（今安徽寿县）投降前燕，请求支援，同时派人到前秦王国建立联系。

　桓温的失败早在王猛的意料之中，所以他在长安把主要精力放在准备伐燕上。晋燕两虎相斗，一败一伤，正是秦国收渔翁之利的时候。在伐燕的准备工作中，王猛将搜集情报放在首位。王猛年轻时以鬻畚为生，从邺城（河北临漳）到洛阳一带的地形他已烂熟于胸，此次借兵予燕，又让苟池、邓羌将勘测地形为一个重要任务。现在，他迫切需要弄清的，是前燕皇朝的内部情况。

为共同抵抗桓温，秦燕两国建立了亲密邦交，使节往来不断。除了让出使燕国的人专门搜集情报之外，王猛千方百计从来访的燕国使者中套取情报。

前燕的散骑侍郎郝晷奉命出使前秦，王猛不禁大喜过望。

王猛与郝晷是当老百姓时的朋友。年轻的王猛在当时的后赵首都邺城（河北临漳）卖畚箕的时候，郝晷是个穷书生。郝晷见王猛虽然穷困潦倒，浑身虱子，不修边幅，但谈吐不凡，绝不是一般做小买卖的人，于是在别人都讥笑王猛时与他结交。郝晷虽然没有官职，家中也不富有，但常常给王猛一些力所能及的接济。两人在一起几乎无话不谈，一起分析时局变化，预测形势发展，纵论天下大事。当时，两人都预感到了后赵石氏政权将会灭亡，因为其残暴之极，杀人如麻，不仅统治区的汉族人民反对，而且追随石氏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也与他离心离德。有一次，王猛滔滔不绝地讲了石氏必亡的道理，郝晷正色道：“王猛，你可知已犯下杀头之罪？”王猛曰：“吾知之矣。”郝晷道：“既知之而犯之，不惧我举报官府拿你是问否？吾仕途坎坷，正愁无进身之阶也！”王猛听罢哈哈大笑道：“郝君若告我，我恐为官不成，反受凌迟之刑也（一点一点割肉致死）。”

郝晷问曰：“汝犯杀头之罪.为何将我凌迟？”王猛又道：”汝为读书人，我为田舍郎；汝是正常人，我乃一疯子。大堂之上.汝言一句，我学一句。勿用我说是汝教我，官府就认定你是始作俑者，我乃鹦鹉学舌，最后我被斩首，汝遭凌迟。凌迟也罢，还将留下恶名，郝君欲用一疯子作进身之阶，下作之极也！”郝晷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双方都明白，此乃玩笑而已。后来，王猛被石虎的司隶校尉徐统看中。

这位相面的专家并非了解王猛的才能，而是从面像上发现此人非常人也。读者也许还记得这位徐统先生同时也给儿童时的苻坚看过相，认为后当大贵，位居天子。此公虽然会给别人相面，却算不准自己的命。后来在冉闵作乱，推翻石氏后赵政权，建立汉族冉魏政权时，徐统老先生居然表现出一种对羯族石氏政权的愚忠，既不投降，也无力抵抗，勇敢自杀了。且说当时徐统对王猛见而奇之，让他到司隶校尉府中就任功曹这一官职。好朋友郝晷劝他就任，说道：

“功曹之职虽不显贵，但颇有实权也。”司隶校尉相当于京畿卫戌司令，同时又是首都所在州的政府首长，在其属官中，功曹仅次于主薄，类似于副秘书长。况且当时王猛常有饥寒之忧，混个功曹干干，不仅解决了衣食之虞，而且可以混迹官场，争取提拔的机会。王猛坚决辞让，不肯就功曹之职，对郝晷说：“一者，猛非为衣食而谋官者，亦非蓬间燕雀，吾欲效择木而栖的凤凰：二者，徐统虽重我，但（后）赵残暴，灭亡之日未远，吾岂可追随夕阳，随之堕入黑暗？”王猛不当功曹，辞别郝晷，挑着他的畚箕担子，离开了邺城（河北临漳）。从此，王猛与郝晷失去联系。前燕入关，消灭后赵残余势力和冉魏帝国后，太宰慕容恪从维持鲜卑族的统治地位出发，大量启用汉族知识分子为官。郝晷在前燕逐步被提升为散骑侍郎（门下省属官，五品或六品）。王猛投前秦，成了苻坚的主要辅臣。

郝晷一到长安，王猛便亲自出面接待。因这对昔日的朋友现在的官衔和地位相差悬殊，王猛怕有使郝晷感到不方便之处，便脱掉官服，不带侍从，以老百姓见朋友的礼节来接待他。王猛先让郝晷在长安参观游览，使他对前秦的政治、社会有一个感性认识，然后在私邸设宴款待他。作为使者，郝晷开始还处处注意遵守外交纪律，多刺探前秦的情报，而对前燕的内幕守口如瓶。但久而久之，经不住王猛拉平民之情，特别是看到前秦在王猛的治理下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前燕政治腐败，法纪废弛，两国形成鲜明反差，不禁满腹忧愁。

这日酒过三巡，王猛问郝晷道：“郝君远来，乃大国使者，秦比之于燕，小国也，不及之处，何止一二？愿郝君作为多年至交，不吝赐教。吾将洗耳恭听也。”

王猛这番话让郝晷叹息良久。王猛见了解实情的机会已经到了，却佯装糊涂，故意问道：“莫非吾对老友招待不周，让郝君心情不佳？”

郝晷摇头，说道：“景略兄身为秦国重臣，然不忘故旧，与我畅叙当年布衣之交，其喜也洋洋，其乐也融融，岂有招待不周之说。”

王猛道：“汝我兄弟患难之交，猛没齿而未敢忘也。我等当年曾发愤求学，相约以天下为己任。猛请郝君赐教，发自肺腑，非客套虚言也。燕大且强，岂能没有我可学之处耶？”

说到这里，郝晷不觉流下泪来，徐徐说道：

“景略兄在秦，将秦治理得井井有条，文治武备，皆上轨道，国库充盈，人民殷富，百姓安居乐业，商贾不绝于道，我佩服之至矣！反观燕国，政治腐败，法度全无，国库空虚，人民贫穷，不可与秦相类也！”

这些情况，王猛早已知道，他最关心的是前燕朝廷的权力之争，问道：“听说太傅慕容评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究竟如何？”

郝晷叹息一声，说道：“我恐燕国江山，将失于慕容评之手也。此公贪得无厌，官员升迁，不贿此公，即使再清正廉明，再才干无双，无济于事也。因为此公之贪，现在官员选任，全凭贿赂，考核标准，废纸一张也。”

王猛又问：“吴王慕容垂才干超群，举世无双，最近又新败桓温，众望所归，贵国皇帝若启用此人，燕国之强，秦、晋皆不可敌也。然而，我不知贵国皇帝何以不用此人？”

郝晷一连喝了几杯酒，拍案曰：“太傅慕容评、可足浑皇太后从中作梗也！”

郝晷已经半醉，舌头也不大听使唤，但讲出来的都是王猛求之不得的重要情报。

他告诉王猛，慕容评不仅贪鄙，而且鸡肠小肚，容不得一个人才。慕容垂此次带兵击败桓温，是因为国家马上就要灭亡，不得已而用之。但他取得的胜利愈大，愈受老百姓的拥护，他就愈危险，我担心他回朝之后，保不住脑袋。还有皇太后可足浑氏，总想什么事都由她说了算，皇帝最大，她是皇帝他妈，所以她比皇帝还大。太宰慕容恪在世时，她就干涉朝政，但太宰不理她，只有太傅慕容评表面上巴结她。吴王慕容垂虽然是她的妹夫，但由于争权的需要，她已全不顾姊妹之情。她不想再出第二个慕容恪，使她不能干涉朝政。只要她不点头，吴王就没有出头之日……

　郝晷的话证实了王猛原来掌握的情报，更加坚定了伐燕的信心。但他又问道：“偌大燕国，岂能没有人才？除了慕容垂，朝臣中就没有人了吗？”郝晷说：“景略兄言之有理，我燕国的人口，比秦、晋相加还要多，能无人才？然而，人才不用就不是人才，就像一棵大树，笔直笔直，你让它当栋梁，它就是栋梁，你劈它当柴烧，它就是木柴，你让它烂在山沟里，它就是一堆腐土。燕国的事，你不知道，平时人才再多也是不会用的，只有到了要亡国了，才不得不用一下，用完了再把他扔掉……

他给王猛介绍了去年燕国进行的一次小小的经济改革情况。前燕国库空虚，财政严重吃紧，下级官吏屡屡领不到俸禄，靠东借西挪和敲诈百姓来维持生活；军队领不到给养，便靠抢劫来解决生计。官吏、军队如此，老百姓只有当土匪为盗贼，弄得全国盗贼蜂起，民无宁日。眼看这种情况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寻求解决办法。“不怕你景略兄见笑，连我这位散骑侍郎也常常领不到俸禄。”

其实，造成国库空虚、财政紧张的原因大家心里都明白，一者皇室和贵戚穷奢极欲，欲壑难填，开支无度；二者荫户太多，这些荫户只向保护他的官僚负责，田租税赋都落到了他们手里，国家一粒粮、一文线也收不上来，而且这些荫户可逃避服兵役、服劳役。问题明摆着，但谁也不敢动。皇帝和皇亲国戚动不了，底下的官僚封建主也动不了。实在没有办法了，左仆射（国务院副长官）悦绾斗胆上疏，未敢讲皇亲国戚，只讲要清理荫户，保证国家的正当收入。好！既然你讲了，这件事就交给你办！悦绾只清理了不到一半，全国就凭空多出20 多万人口。他没敢动皇亲国戚，仍然遭到朝廷上下的一片反对。许多朝臣恨不能剥他的皮，吃他的肉。悦绾本来就有病，加上亲自清理荫户，整理户籍，致使病情加重，在朝臣的一片叫骂声中死去了。

悦绾死了，少了一个眼中钉，大家高兴。至于他未办完的事，也就干到哪儿算哪儿了，有的地方又退了回郝晷叹息不止，王猛也跟着叹息。官僚地主蓄养荫户这项政策，是从西晋开始的，其弊端愈往后愈明显。东晋在江南清理了一次荫户，半途而废；前燕悦绾清理荫户，功未成而身先死；只有前秦的王猛将这件事办成功了，当然这显然得力于苻坚的强有力的支持。前秦虽小，但国库充实，不准蓄养荫户是一个重要原因。从悦绾改革的失败，王猛看出前燕这个国家已是一个大病缠身的人，不仅已经完全失去生气，而讳病忌医，拒绝医治（改革），它的死期无疑已经不远了。想到这里，王猛问道：

“既然国库如此空虚，那么此次抵御桓温，贵国先后动员了近10 万人马，给养是怎样解决的呢？”

郝晷说：“悦绾去年得罪了人，但国家多收了不少税赋，这次兴兵全靠这点家当，还有不够的，从郡县强行征调。仗是胜了，国库也空了。”王猛不觉“哦”了一声。他明白了，他即将要与之作战的军队，是一支虽在本土作战而给养却没有保障的军队，是一支流寇性质的军队。因给养不够，势必抢掠，只要抢掠，就必然得不到人民拥护。

“那么，郝君下步有何打算？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吗？”王猛问道。郝晷听了，痛哭流涕，悲痛不可言状。王猛道：“如今汝我虽各为其主，但布衣之交万古长青，郝君若他日有难，我将尽力而为之。”郝晷出使前秦，等于给王猛当了一次义务侦察兵，给王猛送去了不可多得的情报。但是，前燕的使者并不是都像郝晷。他们的表现，让王猛看到了前燕朝臣中的健康力量。

前燕给事黄门侍郎（禁宫首席待卫长）梁琛在郝晷之后出使前秦，弄得前秦大伤脑筋。

梁琛先生不过是个小小六品官，在门下省的属官中属倒数第二，仅在“起居注”之上，但对慕容暐这位狗屁皇帝却忠心可鉴。当然，他的忠心显得相当迂腐可笑和不识时务。

梁琛到长安的时候，王猛本想设计向他套取情报，不料首先在晋见苻坚的问题上就碰了钉子。当时，苻坚正在长安南部的万年（今陕西临潼县）打猎，无意回长安接见前燕的使者，便提出让梁琛先生到临潼来见。梁琛拒绝这一建议，说：“贵国使者到敝国时，我国君臣都穿上官服，打扫宫廷，在朝堂上接见，礼仪唯恐不周。而现在让我到荒郊野外草草见面，我不敢从命。”梁琛遵照外交礼仪和国与国对等的原则，想维护燕国的尊严，坚持得有理。秦国的尚书郎对他说，“你既然到我国来做客，就应客随主便，客人怎么能不服从主人的安排而提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呢？并且，天子所坐之车曰‘乘舆’，天子所停留之处曰‘行在’，天子在哪里，哪里便是朝廷。你怎么可以要求天子在某一固定场所见你呢？更何况《春秋》也有记载，君主与外国使节在郊外猝然相见的成例不少，鲁隐公与宋殇公遇于清邑（地在山东东河，事在公元前719 年）即为一例。我国天王陛下让你到郊外相见，没啥毛病。”梁琛不慌不忙地追述了秦燕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应该遵守的外交礼仪，然后强硬地说：“若贵国如此对待敝国使节，乃是轻视我燕国也。轻视燕国，如何能够发展两国亲善友好的关系？你们说得不错，天子固然以四海为家，行则‘乘舆’，驻则‘行在”，可如今海内四分五裂，上天的光芒并非照在一个地方（意即你秦国有秦国的天子，我燕国有燕国的天子），岂可用‘乘舆’、‘行在’来作为不遵守外交礼仪的根据？《礼记》上讲的‘遇’，是国君之间无事先约定而不期而遇之遇，礼仪从简乃是一种权宜之计，岂能作为正常外交礼节的注解？反正我现在只带了几个人来到贵国，力量单薄，不得不屈膝，但如果你们不讲外交礼仪，我还是不敢从命。”前秦朝廷没法，只得让步，专门在临潼设立了行宫，文武百官穿上朝服赶到临潼，陪同苻坚接见这位使者。

梁琛经过斗争，得到应得的外交礼仪，维护了燕国的尊严。在苻坚为他举行的私宴上，当苻坚问起燕国的著名大臣时，梁琛煞有介事地吹乎了一通。说什么“太傅、上庸王慕容评光明正大，主持政务，深得朝野人心；车骑大将军、吴王慕容垂谋略盖世，领兵作战，百战百胜，有效地抵御了外侮；文武百官各以文才武略进取，尽心尽责，民间找不到一个隐居的人才。”苻坚一听，这与王猛给他提供的情报大相经庭，知道梁琛吹得离了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