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尔西耶自恃有英法的支持，谈判时飞扬跋扈，以为这样能使李鸿章乖乖就范，然而却碰了一个硬钉子，吃了一惊。
10月26日又开谈判。葛尔西耶继续为迫害华工进行辩解，同时还要到北京呈送国书，想借助各国公使的力量迫使清政府就范。李鸿章拿出了华工《诉苦公禀》原件，葛尔西耶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下头来。随后，李鸿章又说：“汝国凌虐华工，我大皇帝久有所闻，亦必不喜尔递国书。”这有力地打击了葛尔西耶的企图。后来他告诉李鸿章，秘鲁与日本订约也不过7个月，所以也想与中国尽快签订条约。李鸿章反驳道：“汝来中国即耽搁三年，恐仍议约不成。”因为“拐去华人10万之多……交涉三年如何说得清楚。”这杀了葛尔西耶个措手不及，无言以对。
此后的数次谈判中，双方仍是争执不下。李鸿章告诉他中国的原则是先订立保护华工章程，由中国派员赴秘调查，然后再订约。但葛尔西耶对此积极的建议置之不理，拒绝送回被害华工。他扬言：对华工“保护不保护，全系立约不立约，欲得一言，以定行止。”他还以回国断交来威胁清政府同意签约，而李鸿章还是坚决不予让步。葛尔西耶在天津待了两个月，根本无法达到目的，他抱怨天津是“不好的地方”，便前往北京。但总理衙门仍让他回到天津与李鸿章继续谈判。葛尔西耶请来英国威妥玛、梅辉立、美国的施博和法国的林椿等各国公使和领事来调停。这些人表面上好像是中立的，实际上却是向着秘鲁一方的。
立约制法护华工（2）
英国公使威妥玛让梅辉立来天津转告李鸿章：秘鲁不远万里遣使来与中国谈判订约，“若中国置之不理，必为各国所轻视”，催促他尽快签订条约，而且“毋庸请用御宝，亦毋庸定期互换”。李鸿章认为这是私订条约的事，坚决不答应，说：“此层实难遽（jù）允。”他对英国公使袒护秘鲁一方很是不满，对着梅辉就把威妥玛批了一通，还让梅辉立转告威妥玛，“若必强中国以难行，万万不能从命”。
1874年5月，葛尔西耶又回到了天津，重新谈判。
李鸿章十分清楚这次谈判的重要意义，知道自己担负着华工今后的命运，只能竭尽全力为他们争取权利。他在重大问题上“逐层辩论”、“再三驳改”，终于签订了《查办章程草案》，在华工的保护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果。
之后，葛尔西耶提出了条约的草稿，共51条，说要按国际习惯签订条约，态度很强硬。李鸿章也不示弱，也针对性地提出20条，这回葛尔西耶还是反对，双方都坚决不让步，谈判毫无进展。后来李鸿章考虑到如果不尽快达成协议，“在彼华人十多万人不免更受毒害”，总理衙门也示意可作一些让步。最后，李鸿章依国际法与葛尔西耶就通商条约19款和已经订立的查办专条进行磋商，在双方都作出让步的前提下，于1874年6月26日签订了保护华工的《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和《中秘友好通商条约》19款。
条约使得华工有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为了彻底解决贩卖华工和迫害华工的问题，李鸿章与葛尔西耶“反复争论，几乎舌敝唇焦至往复数十次”，终于有了令人较满意的结果，他一边向朝廷奏报，一边等着中秘建交，准备在第二年正式签约。
李鸿章接下来要解决秘鲁、古巴华工悲惨处境的问题了。年底，陈兰彬、容闳分别提交了古巴、秘鲁华工情况的调查报告。早在中秘谈判时，李鸿章已派遣容闳秘密赴秘鲁调查。这次调查取回了呈词、照片、口供以及证人，全部都显示华工的待遇比黑人更加悲惨，他们被卖开山、糖寮、种蔗和鸟粪岛等处，许多人还没有到合同年限就被打死或自尽，或是投入火炉、糖锅而死。血淋淋的事实证实秘鲁根本不执行条约。
光绪元年（1875年）六月初八日，秘鲁换约大使艾勒莫尔来华，立即遭到了李鸿章的严厉指责，说秘鲁言而无信，不履行条约，现在只有先落实查办和保护的办法，“或加订条款，或添用照会，再将前次议定和约一并互换”。李鸿章准备让秘鲁对保护华工作出书面保证，然而没有成功，于是他不再直接与密使谈判，而是奏请清政府改派丁日昌代替自己，自己则在幕后指挥。
丁日昌根据李鸿章的方针展开了外交交涉。然而，双方难有共识，谈判几乎陷于破裂。就在这时，英美提出担保，说秘鲁在换约之后肯定会交出照会。李鸿章还是强硬地坚持原先的意见，同时他致函总理衙门说：从前尚未深熟该处凌虐华工情形如此真切，尚可含容将就，自陈、容二员节次分往详查，始熟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自尽者，每日不知凡几。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切齿。今若不于照会内剀（kǎi）切议明，即含混与之换约，则是从前既往之华工不能使生，而随后复往之华工又将就死，而十数万日在水火，喁喁（yú）待援之人，更无来苏之望矣。
他提出，为保护华工的利益，必须慎重换约。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向秘鲁大使提出了最后通牒，宣布如再不让步，中方将采取行动：
一、暂缓批准条约；
二、将秘鲁违约及虐待华工情况公诸各国；
三、若依然拒绝于换约时添入照会，则不必去北京。
艾莫勒尔非常被动，他懊恼地说：“看来莫若立即去日本好了。”
有了容闳的调查材料，李鸿章和丁日昌在谈判中更显强有力了，对艾莫勒尔说：“华工受苦之地方，受苦之时候，及欺凌人之姓名，皆确可凭。”
在事实面前，艾莫勒尔只好承认“容闳所言华工受虐情形算得凭据”。这样，他开出了相关的照会，李鸿章也在一些无关大局的问题上作了让步。七月初七日，艾勒莫尔发表了一项声明，要保护华工：秘鲁将给予“中国移民以最积极的保护，防止他们遭受最低限度的虐待”；保证他们“能安居乐业”以及“他们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并保证对中国所派使者给予密切合作，与之切实商议华工事宜。中秘条约也在这一天于天津正式签订。
《中秘查办华工专条》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保护侨民的条约。李鸿章要让所有在外的华工都知道，朝廷还没有忘记他们。大清国虽然力量微弱，但还是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臣民。李鸿章说，海外华侨如果知道朝廷还惦记着远在异国的他们，那么一定会激发他们的爱国之情，激起他们效忠中华的正义之心。李鸿章由此想到，华工在外距离中国遥远，朝廷根本无法知晓他们的情况和安危。于是，李鸿章还考虑到如何向海外各国派遣使者。清政府深以为然，决定派陈兰彬为出使美、西、秘国大臣，容闳帮办一切事宜。不过直到1878年初，在清政府简派公使已将近3年的时候，陈兰彬才磨磨蹭蹭地出洋赴任。
《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在秘鲁华工的待遇。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护侨条约。从开始谈判到正式换约，经历了激烈的辩论，长达两年之久。事实证明李鸿章是近代史上保护华工政策的首倡者，也是积极的推动者。
洋提督事件始末（1）
1863年，清政府从英国购买的一支舰队，1882年李鸿章聘任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为北洋海军舰队的总监察，负责训练。
琅威理（Lang William M）是近代海军史和中英外交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本是英国海军的一个低级军官。光绪初年，李鸿章奉命创建北洋水师，战舰多购自外国，且海军人才缺乏，不得不借才异域。
北洋海军创建伊始，李鸿章为物色一位理想的统帅伤透了脑筋。1878年，中国已拥有新式舰艇二十余艘，可外国人仍然认为中国“并没有海军”。重要原因在于海军的组织训练全无章法，不堪一战。李鸿章写信给驻英公使郭嵩焘，嘱托他在英国帮助寻觅北洋统帅。郭嵩焘回信说，有一个叫琅威理的英国人符合李鸿章的要求，专业技术十分精通。当年6月，琅威理受聘为中国护送所购炮船。李鸿章得知后令船政大臣丁日昌暗中观察琅威理。丁日昌回报，琅威理是不可多得的帅才。李鸿章心中对琅威理顿生好感。琅威理护送船舰来华，任务完成后便返回英国，并未与李鸿章谋面。琅威理虽然符合条件，然远在英伦，海军的组织和训练却是刻不容缓。李鸿章希望“老朋友”赫德能够推荐合适的洋人充任海军教习。精明的赫德见海军教习一职既没钱又没权，对李鸿章的要求根本不予理睬。1879年，李鸿章只好将此事再次托付驻英公使，此时公使已不是郭嵩焘，而是曾纪泽。不久，曾纪泽回信，保荐之人还是琅威理。这年9月，英国海军统帅古德访问天津，李鸿章询问有无合适人选可推荐来中国做海军总教习，古德推荐的依然是琅威理。正巧这时李鸿章得到确切消息，不久有一批炮船要运抵天津，负责押送的正是琅威理！李鸿章与琅威理虽未谋面，对其大名却已耳熟能详，决定亲自会会这个众口交赞的琅威理。
1879年11月，琅威理受雇率清政府第二次在英国订购的四艘船（即镇东、镇南、镇西、镇北）来华，于十月初六日抵达大沽口。当时的四艘炮船均为英军的淘汰武器，技术要求很低。琅威理在万里波涛一番操练，弄得李鸿章心花怒放。操演完毕后，李鸿章当即聘请琅威理为中国海军总教习。李鸿章当时正为母守孝，但仍马不停蹄地为琅氏办理来华任教事宜。那种热切的心情仿佛得到琅威理就为中国海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琅威理见李鸿章如此急切，反倒不急不忙，开始提出各种条件，如海军总教习拥有调派兵勇之权；其在中国服役期间不能影响在英国军队的年资和升迁；其借聘须经赫德之手办理，否则拒绝受聘；最后，琅威理简直和敲诈一般开出天价的年薪待遇。对琅威理的各种无理要求，李鸿章尽量满足。然而，英国政府却不答应。英国海军部一是不愿现役军官到中国任教，防止泄露本国军事机密；二是英国政府认为琅威理既然到中国任职，在英国的年资应自动停止；三是琅威理在中国的服役年限不符合英国法律。清政府虚位以待，英国政府却不愿放人，双方就此事僵持不下。在这期间，有两个人为此事使出浑身解数，急于促成此事。他们是英驻华公使威妥玛和总税务司赫德。两个人纷纷劝说英国政府。威妥玛几次向英国政府发去密电，晓以利害。他说，如果中国聘不到英国军官，就会在法国、美国、德国中寻找合适人选，那会极大损害英国在远东的利益。琅威理只不过担任教习职务，如两国开战，随时可将其召回。此事我们不愿意做，法国、德国和美国都抢着想干！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人选，就等着李鸿章要人了。只要中国政府允许琅威理为清帝国服役，海军控制权迟早会落入我们手里！赫德比威妥玛还着急，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琅威理之事本不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应该由私人来安排，因为中国人最不喜欢和官方打交道。他十分担心李鸿章母亲的突然去世会给琅威理来华带来不利影响。他说，不知道这个伟人要为母亲守孝一百天（短丧），还是二十七个月。如果是一百天，这件事还有希望，要是二十七个月，此事就可能要泡汤。幸运的是，清政府最终只准了李鸿章三个月的假期。在二人的努力斡旋下，英国海军部最终暧昧地表示琅威理在中国任教“既不有所妨碍，也不有所促进”。李鸿章和琅威理正式签约，聘其为北洋海军副提督。1882年秋，琅威理正式来华任职。他的任务是负责北洋海军的操演、训练及教育事务，直接对北洋大臣负责。琅威理的年薪定为纹银六百两，但没有规定聘用年限。李鸿章本打算长期聘用琅氏，不料后来也正因此漏洞，琅威理任职一年后便随随便便地辞职跑掉了。
洋提督事件始末（2）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按照英国政府规定，大英帝国臣民不得为第三国作战，英国政府保持中立，琅威理为避嫌而去职，改由德国人式百龄担任总教习。中法战争后，清政府接受海战失利的教训，痛定思痛，决定大办海军，于1885年九月初五日，成立中央海军机构海军衙门，所有水师系归其节制调遣。一时各国政府纷纷派本国军官前来应聘，希望接替琅威理的职务。英国政府也意识到琅威理的重要性，晋升其上校军衔和舰长，要求其返回中国继续任职。李鸿章电请琅威理回华复职，赫德等也极力恳劝，并请英国外交部代为敦促。琅威理要求在训练中采用英制，雇佣英人，并授予其训练全权，在得到李鸿章同意后，1886年春，琅威理重返北洋海军，受到李鸿章、丁汝昌和北洋官兵的热烈欢迎。其时正是用人之际，北洋统帅丁汝昌乃陆军出身，对指挥海军毫无经验，海军官兵甚至很多人连“经纬仪”、“指南针”都分不清。琅威理回任后，3个月内使一盘散沙的海军变得整齐可观，得到清政府颁发的二等宝星勋章。同年四月，醇亲王大阅海军，因海军建设卓有成效，赏赐琅威理提督军衔。李鸿章在电文里也经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二提督”的称谓。在北洋海军的正式公文中，琅威理的头衔也全是“提督”。可是后来经过“撤旗事件”后，琅威理发觉这个头衔是空的，自己没有一点实权。
1890年3月，北洋舰队至南中国海例行操巡。提督丁汝昌率镇远等四舰巡查海南岛，总教习琅威理则留守香港。香港乃英人汇聚之所，琅威理忙不迭地下船去和同乡炫耀自己的官位和成绩，直到天黑才回到船上。按海军惯例，提督离船降提督旗改升总兵旗。
琅威理的校友——海军留学生刘步蟾下令升起总兵旗。琅威理看到提督旗撤下，非常不悦，因为在他心目中，自己和丁汝昌平起平坐，提督旗是俩人共同拥有的。他还经常和部下说：“北洋海军有两个提督！”于是他跑去问刘步蟾，丁汝昌走了，我还在，我也是提督，提督旗怎么能撤下呢？刘步蟾毕业于英国海军名校，他平时便看不上这位洋提督，加上海军中多为闽籍，琅威理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大家早就对他愤恨。于是刘步蟾对琅的质问不做理会，琅威理只好致电李鸿章，这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
李鸿章对此事并未重视，搁置不理。琅威理却感到备受侮辱，跑到天津威胁李鸿章，如果不严惩刘步蟾，他马上辞职！李鸿章偏偏不信邪，留下一句话：愿走愿留，悉听尊便。琅威理一怒之下，再次辞职。
琅威理辞职后，在华的外国报纸纷纷为琅氏鸣不平，谴责李鸿章背信弃义。《中国时报》报道说，琅威理纯粹受骗上当。因为聘任合同写得明明白白，琅威理必须拥有实权。升旗事件绝非偶然，而是李鸿章和北洋军官的卑鄙阴谋。《北华捷报》描述得更为悲壮：外国人以辛勤劳动和忠诚人格换来的却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除非外籍军官与中国人同流合污，慵懒堕落，否则便会遭到嫉妒和排挤。事件不断升级，渐至超出李鸿章和琅威理的个人矛盾，上升为中英两国间的外交冲突。英国政府态度强硬，禁止英国军官为中国军队服务，驱逐英国海军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中英关系因琅威理辞职事件陷入僵局。
合纵连横护颜面（1）
就在中秘换约前半年，因“马嘉理案”而引发了持续一年半的中英交涉。如果说在中秘订约谈判和换约中，李鸿章的特点是执意抗争的话，那么在中英交涉中，李鸿章就以“委曲求全”而著称了。
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清政府认为列强意在通商而不是要推翻其统治取而代之，意识到可以利用列强来镇压太平天国，因而开始调整其对外政策；同时，出于种种原因，列强之间对中国实行了被称为“合作政策”的联合侵略政策。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然而，各帝国主义国家实际都想实现自己在华利益的最大化，表面的合作之下暗中却各自加紧侵略活动，所以它们对华侵略的“合作政策”根本不可能持久。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列强纷纷加紧在华的侵略活动，中国西北、东南和西南的边疆危机几乎同时出现。如俄、英染指争夺新疆，日本开始侵台试探，英、法两国分别加强了对缅甸和越南的侵略，其意在侵入我国的西南边陲。这些，标志着边疆普遍危机的开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马嘉理案”。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自19世纪70年代起，老牌殖民者英国在工业发展上开始落后于后起的美国和德国，优势地位逐渐丧失，对华贸易也陷于困境。
因此，英国殖民势力想要在中国扩大市场，他们企图打开一条自印度、缅甸到长江流域的通道，向中国西南地区扩张势力。当时在云南大理存在一个反清政权，是由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建立的，英国为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便向杜文秀出售武器，同时牟取暴利。
1873年，杜文秀政权被清军剿灭。英方加紧实施滇缅边境地区的探路计划。第二年夏，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到总理衙门申请护照，告诉总理衙门英国将派遣考察队经缅甸前往云南境内考察，并派上海的翻译官马嘉理前往接洽。总理衙门提出边境地区难保安全，但英方执意坚持，当时日本侵略台湾致使时局紧张，总理衙门不愿此时引起英方不快，便最终同意了英方要求。
总理衙门即发给旅游护照，并指示沿途地方官员给予照顾。马嘉理到达云南后，巡抚岑毓英等当地官员护送他经腾越进入蛮允，都司李珍国派人护送马嘉理到达新街，与勘探队头领柏郎上校会合。
英方决定派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官员马嘉理到云南迎接柏郎的探路队。马嘉理从上海动身，经湖北、湖南、贵州进入云南，然后入缅，于1875年1月17日到达缅甸八莫，与已在八莫的柏郎等人会齐。2月初，他们开始向中国边境进发。2月21日，先行进发的马嘉理一行在中国云南蛮允附近，为边吏李珍国率部和当地士绅所阻，双方顿起冲突，马嘉理开枪打伤中方一人，中方随后将马嘉理及其随行的几名中国人打死。柏郎未敢继续前进，率探路队退回缅甸八莫。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马嘉理事件”。
事后，云南巡抚岑毓英向清政府报告说，杀死马嘉理的是当地“野人”。但英方认为岑毓英素来仇视洋人，李珍国为岑的部下，如无岑的指使，李珍国不敢擅自阻拦，更不敢杀死马嘉理。不管究竟是否岑毓英指使，此事确给英方攫取更大侵华权益提供了口实。
英国政府很快得到了消息，便令威妥玛同清政府交涉此事，并指示他借此扩大声势，完成勘探队没有完成的任务。威妥玛随即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并提出了许多与马嘉理事件毫不相干的无理要求：
合纵连横护颜面（2）
中英双方派员共同勘查此案；
同意英印政府另派探测队入滇；
偿款白银15万两；
商订办法“保证英国贸易得免除关税及半税以外一切课税”；
1858年《天津条约》第四款所给予英国驻华公使的“特权”，应解释为清帝应予合适的接待；
“因中国官员的行动而产生的一切赔偿要求”应立即予以满足。
这时正是中国的西北、东南边境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因此听说马嘉理被杀，清政府大吃一惊，急忙向威妥玛表示将尽快通知云南当局进行调查。随后，上谕严令岑毓英迅速确查究办此案。对于威妥玛的六条要求，清政府断然拒绝。由于一时没有强有力的手段强迫中国就范，同时其他国家也反对英国单独扩大在华权益，威妥玛于是改变策略，集中要求实现前三条要求，并以与清政府断交相威胁。在威妥玛的威逼下，清政府开始妥协，原则上同意英方的前三条要求。由于当时只有上海可与伦敦通电报，为便于与本国政府联系同时与柏郎到沪商议，威妥玛于1875年4月初到达上海。为表示重视，清政府则在6月19日任命李鸿章的哥哥、湖广总督李瀚章为钦差大臣，和前总理衙门大臣薛焕一同前往云南查办。
清政府的态度是大事化小，主持总理衙门事务的恭亲王奕心知威妥玛明摆着是要讹诈勒索，他上奏光绪帝要谨慎行事，清政府即令云贵总督刘岳昭、云南巡抚岑毓英急速勘查。岑毓英上报结果声称元凶是当地山民野人，威妥玛当然不肯罢休。清政府只得命湖广总督李瀚章、总理大臣薛焕前往云南审查此案，英方观审官员参与会审，经过多次公开审讯，李瀚章得出结论：李珍国就是英方要求追究的策划组织人员。
威妥玛对此结论当然不满意，他反驳道：“李珍国绝不敢阻杀洋人，就算是岑抚台指派，也不是他敢做的，肯定还有更深的幕后主使。现在滇案处理不合事实，如果只惩办野人，我不答应；如惩办李珍国及吴同知等人，我不答应；如只惩办岑抚台，我也不答应。其错在中国朝廷及总理衙门。”将矛头直接对准清政府，并提出要求将岑毓英一干人等提往京城审讯，同时惩办查案不力的李瀚章、薛焕两位大臣。
岑毓英好歹也是一级地方行政首长，堂堂的二品大员，李瀚章、薛焕两位更是朝中重臣了，要清政府公开惩处这些官员，那大清国岂不是会颜面扫地？
在中国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出面在总理衙门与威妥玛之间周旋调停，其实忙于与秘鲁交涉的李鸿章也一直关注着马嘉理事件的发展，威妥玛在与李鸿章见面时，暗示希望李鸿章出面调停此事，后来他通过赫德暗示清政府，希望由李鸿章全权处理。
采取退让和息事宁人的方针，是清政府对此案的基本态度，从曾国荃给其侄曾纪泽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状：“京师城里以威妥玛拂衣出京，大家恐惧情状，亦颇露丑。”稍后介入此事的李鸿章采取委曲求全的态度，自不使人感到意外。
1876年夏，光绪帝降旨，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全权便宜行事”，前往烟台与威妥玛举行谈判，并特别指示李鸿章，万不能答应将岑毓英提往北京审讯的条件。其实威妥玛故意提出这个条件的本意是要挟清政府答应其他条件，尽早“和平”了结此案，为此，英方还调动了海军舰队停泊于大连，做出武力威胁姿态。
李鸿章接到命令后，他仔细分析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当前面临的局势。他明白英方目的是小题大做，借以敲诈勒索，并希望尽快达到目的；而朝廷则是怕与洋鬼子打交道麻烦，更怕惩办大臣丢了大清国的颜面，所以也希望吃点亏尽快结束谈判。但是威妥玛既然放出那些话来，一时也是不好改口的，必须想个法子逼他收回这个条件，好给朝廷挽回点颜面，至于其他苛刻条件，也需要尽力去争取。
其实，威妥玛近期向清政府提出的蛮横要求也遭到了其他在华国家的非议，因为他在没有跟其他国家打招呼的情况下，擅自向清政府提出额外利益要求，这已经破坏了各国在华势力均衡的潜规则了，所以他们也想找机会表达各自意愿。当李鸿章到达烟台的时候，各国公使也以避暑为名来到了烟台。
李鸿章敏锐地发现了这其中的蹊跷，很快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作出了反应。他开始跟美、德、俄、法、日、奥等国公使频繁会晤，还到一些国家军舰上参观，故意孤立威妥玛。
七月十二日是慈安太后的生日，李鸿章又把这个日子派上了用场，他以为太后举办“万寿圣节”为由头，宴请英、美、德、俄、法、日、奥七国公使，还有英国海军舰队司令赖德、兰伯。在酒席间，为了刺激英国公使，他故意发表演讲：“我中华先圣从来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本大臣见诸位贵国都十分富强，都是为了与我大清国交好而来，毕竟一个国家的财力智力有限，须得各国合力取长补短，才能实现共同繁荣。至于通商一事，各国互通有无，本大臣早知此中道理，为此，鄙人当尽心竭力，为与会诸位谋求在华利益均沾。”各国使臣听得李鸿章此番话语，纷纷鼓掌附和，在场的威妥玛虽然知道这是李鸿章耍的手段，但也只得强作言笑。
李鸿章这一招果然奏效，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威妥玛不得不放弃将岑毓英提京的要求，至此谈判才得以顺利进展。虽然李鸿章在其他具体条款上为了中国利益做了最大努力，但最终还是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
在清政府看来，不将岑毓英提京，保住朝廷颜面，就是最大成功，就连当时的外国媒体也评价说中国能在与英国的谈判中抵制英方部分要求而达成协议，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中俄斡旋身价增（1）
1871年，俄国乘阿古柏侵扰新疆之时，出兵占领了新疆伊犁。1878年，左宗棠督军肃清阿古柏势力，收复了新疆绝大部分领土，只剩下沙俄占据的伊犁了。清政府再三忖度，决定以外交手段解决，于是派崇厚赴俄对归还伊犁一事进行交涉。
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十五日，中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伊犁南境大片土地落入沙俄手中，中国还支付俄国500万卢布作为“守城费用”；此外，俄国还获得了许多商业特权。条约对中国主权和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而崇厚签订了割地赔款条约，不等朝廷调令就私自返回了中国。
朝廷对这样的结果自然难以满意，下令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挽回损失。同年十月初五，李鸿章向朝廷提出建议，说条约的签订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但是中国一旦违约，“恐为各国所讪笑”，应予以批准。
这时，朝野上下都知道了崇厚对俄交涉的失败，故群起而攻之。崇厚被革职候审，后来又被定为斩监候。同时曾纪泽担负起赴俄再进行交涉的任务。
然而俄国根本不同意重订条约，摆出了一副武力威胁的架势。英国公使威妥玛告诉李鸿章：“俄已增兵，劝减崇厚之罪，则英国可调停俄国，使之接待特使曾纪泽。”
李鸿章回答道：“通常情况下，平常有5个弹劾的折子，就可以丢掉官，有15个到20个折弹劾就可以要命了，太后可以不罪崇厚，但现在已经有40个人要求斩崇厚以谢天下，崇厚命在旦夕。”
俄国为了使中国不毁约，以中国不友好为借口调兵遣将进行军事威胁。俄国海军增派舰队威胁大沽口；伊犁驻军也增加了10000人，海参崴边境上也驻扎了12000人的俄军，中俄战争几乎是一触即发。
这时，军机大臣沈桂芬因害怕自己推荐崇厚与俄谈判受牵连，竟一夜白头。
李鸿章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他为了避免恭亲王为主战派撑腰，导致两国交兵，秘密致函于他，说：“军心不固，外强中干，设与俄议决裂，深为可虑。尚祈钧处主持大计，勿为浮言所摇惑，斯全局之幸也。”希望能从宽处理崇厚，以缓和双方情绪，为重开谈判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他向恭亲王建议加紧备战，计划采购铁甲舰以巩固海防。
此时，英国公使将法国希望中俄开战以收渔人之利的情况向国内回报，提出英国应给予中国支持。
中国也知道，列强们都会眼红中俄纠纷，趁火打劫。
面对危急形势，总理衙门开始积极备战，以李鸿章的名义邀请戈登来华，协助处理中国纠纷。
俄政府对“戈登到中国助战”向英国提出抗议，英国也不愿因此直接卷入争端，于是禁止戈登协助中国。
因此，戈登以来华“助和”而非助战为名，从英国出发了。
英国公使为了不得罪沙俄，让赫德转告戈登不要与李鸿章见面。
然而戈登还是在天津与李鸿章见了面。两人曾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并肩作战过，有不浅的交情。李鸿章告诉他，自己是主张和平解决问题的。于是戈登进京与醇亲王奕譞及总理衙门的官员们会见，力主和谈。他劝说清政府放弃，“俄国人可以在两个月内占领北京”。奕譞提出大沽炮台可以阻止俄军登陆，戈登则以“俄人可从陆路夺取”相对，戈登还指责醇亲王对地理知识是一无所知，连翻译官都不敢翻译。最后戈登警告说：“和俄国打，将来赔款割地，损失更大于今日。”
中俄斡旋身价增（2）
戈登回国之前到天津跟李鸿章告别，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大致的意思是：中国应“速成立近代化陆军，勿与俄国开战。如要战，则迁都与俄人作持久的游击战，不要与之作正面战。中国军队吃空额的恶习必须革除”。后来，香港报纸登载了戈登的条陈。戈登的日记里说明他此行完全是因与李的私交，是助朋友一臂之力：我愿牺牲我的性命为鸿章服务。就为了李鸿章而占领北京（即推翻清政府），使鸿章成为皇帝，则鸿章全无此心。我也不愿陷鸿章于不可能之地位。……鸿章乃中国今日的唯一救星，所以虽未被鸿章所召，此次到中国，却是为了鸿章。
又记道：“若中国以选举方法使鸿章在位，愿竭力以赴，但以武力夺取，亦有违我心。”
很明显戈登希望李鸿章能取代清帝，更好地领导中国。
同治五年（1866年），李鸿章负责处理归还南京法国教产的事宜。由于他一直拖延，对法国的无理要求置之不理，法国公使伯洛内便借机向恭亲王进谗言，说李鸿章有篡位之心，对他进行了攻击和诽谤：“且李鸿章之敢于误国，是自矜其有为有献，慰官憋赏，曰碑誉颂，骄气日盈，又见贵亲王事事优容，不加勉强，是以其有跋息之势，欲于南方自雄焉。本大臣看上海及香港新闻纸，早有人说过，李鸿章有自由自主之意”，想利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将他拉下台。
《景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桩事：光绪六年（1880年），上海的《华报》根据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提出李鸿章有可能取代清帝，说：“中俄若开战，俄人将占领北京。只有鸿章可代中国与俄人谈和，鸿章必允俄人要求，俄人退出必立鸿章为帝。”李鸿章得知此事，气得不得了，马上查禁了该报。
当时的外国人大多认为李鸿章已具备了左右中国的实力，因而对他是否会做皇帝，作出了许多评论。
光绪八年（1882年）十二月十五日，戈登返英，写了一封信给英国的远东问题专家，说：“欧人多愿李鸿章自立为帝。实则满清若倒，中国或将大乱，英国更不能通商。若鸿章果能自立为帝，则中国必在鸿章之英明领导下，联合一致，于英国利益更为不利。法国亦然。英人以通商为主，鸿章若自立为帝，岂不禁止英人售烟（鸦片）运货，更何利之有？中国实不应与法战。”
此时，清政府的守旧派给外国人留下的全是迂腐、盲目、不切实际的印象，所以李鸿章更显出深谋远虑，是个务实的人才，具备领导中国的能力。一旦他登上最高权力的地位，中国必将纳入正轨，各国的在华利益也将得到保障。然而这只是西方人按自己的价值观作出的评判，他们不能了解，李鸿章开明的一面是受到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所限制的。
朝鲜忍让埋祸患（1）
清流健将张佩纶对李鸿章说：“能柔朝鲜而不能折日本，非盟主也。”李鸿章在朝鲜和日本问题上所扮演的正是这类角色。
朝鲜一直是中华帝国的藩属国，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清政府也一直重视朝鲜，因为朝鲜是距离北京最近的邻国。如果朝鲜发生事变，直接影响着大清帝国的安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
1868年，日本历史上一名杰出的天皇——睦仁登基。睦仁就是中国人熟悉的日本明治天皇。明治天皇有着强烈的海外扩张倾向，就任伊始，他就宣称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睦仁天皇所说的“四方”，最邻近的是朝鲜、大清（当时最主要的是台湾及澎湖列岛地区）。
当时，日本的国力还不足以与大清抗衡，因此，对大清帝国还不敢不敬。但对朝鲜，日本人的态度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首先，是所谓的“文交”。1868年年底，日本派出使臣带着一份“国书”，兴致勃勃地去朝鲜，一是向朝鲜人通报“日本内政改革情况；二是表示想建立友好邦交关系的愿望。
日本人的这种用意应该不坏，但在那份“国书”中，有一段话让朝鲜人看了极不高兴：“爱我皇上登极，更张纲纪，亲裁万机，欲大修邻好而贵川之于我也，交谊已尚矣，宜益笃恳款，以归永好，万世不渝，是我皇上之诚意也。”
日本人称，在明治天皇刚刚登极之际，举国上下，百废待兴。明治天皇不顾日理万机之疲困，念念不忘与邻居各国重修友好关系，可见其对搞好邻国关系的重视。日朝两国的友情虽然已很不错，但还应该更上一层楼。
日本人在这段话中，两次提到他们的皇上。他们恐怕不知道，这就触犯了朝鲜人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朝鲜政府一直比较守旧，他们除了承认大清国有皇上之外，其余大小诸国谁都不要在朝鲜人面前称皇上。而且，日本人与朝鲜交往的文书中，一直没有用过“我皇上”这个词。这在朝鲜人看来，也是“有违旧例”的。因此，朝鲜人决定拒绝接受这份“国书”，也不愿意接待日本的使臣。
朝鲜人的这一举动令日本人极其尴尬，通报内政改革情况，简直成了自作多情，致使日本社会各界对朝鲜产生了一种怨恨：什么“有违旧例”？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但对日本人的怒不可遏，朝鲜人一点也不含糊！朝鲜人不仅不怕打仗，而且常打胜仗：1866年，法国人借口朝鲜人反对传教士传播“文化”，挑起了与朝鲜的战争，但结果被朝鲜人打败；同一年，美国人也气势汹汹地想在朝鲜半岛上抢得一块立足之地，结果也被朝鲜人打退；此番小小日本——一个实力远不如美国和法国的“蕞尔小邦”，朝鲜人哪把它放在眼里？
日本人碰了这一鼻子灰后，并没有气馁。在两年后的1870年，日本先与大清政府搞“邦交正常化”，遣使修约——《中日修好条约》，约定“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接着，日本人又派了一个名叫“佐田白茅”的外交官出使朝鲜，结果再次遭到朝鲜人的拒绝。
这一下，日本的面子算是被扫尽了。难道朝鲜人比大清国人还傲慢？部分日本人咽不下这口气。
佐田回国之后，即向政府上书，称朝鲜认为日本的“国书”出现“皇上”，即是对他们的不敬，难道日本人必须要“敬”他们？反之，他们对日本人的“不敬”就是应该的？佐田说，朝鲜人“知守不知攻，知己不知彼”，“固随傲顽”，没什么了不起，不用武力征服它，“则必不为我用也”，主张“征韩”，而且佐田还说，出兵“征韩”有利可图，虽然发动战争需要经费，但不出50天，这笔军费就能夺回来。他认为朝鲜是个“金穴”，粮食也很多，“一举拔之，征其人民与金谷”，实在是“富国强兵之策”！佐田还分析说，现在出兵朝鲜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认为，4年前法国和美国在朝鲜吃了败仗，这两个国家不会就此罢休，俄国人现在又把军队开到黑龙江口了，也想来吃朝鲜这块肥肉；日本再不下手，这块肥肉就会被别人叼走了。最后，佐田得出结论说：“满清可交，朝鲜可伐，吕宋（今菲律宾）、台湾可唾手而得。”
朝鲜忍让埋祸患（2）
可见，以佐田为代表的日本强硬派不仅藐视朝鲜、吕宋，就连大清国也不放在眼里，他们毫无顾忌地谈论着夺走台湾的事。这是一种典型的“黩武主义”论调，在当时日本国内受到缓进派的严厉批评。
其次，日本人对待朝鲜的态度就是“武攻”。1875年9月20日，日本海军少佐井上良馨带领一艘军舰驶至朝鲜江华岛附近，在这里测量海口，以作战备之需。
接着，日舰靠近江华岛，放下小艇，准备派士兵去岛上取淡水。这时，守卫领海的朝鲜军队发现日舰已侵入朝鲜境内，并发射大炮，向日军提出警告。日本人听见炮声，立即还击，将岸上朝鲜人的炮台击毁，并冲上岛屿，攻城烧杀。朝鲜军民伤亡惨重，但日本只有两人受伤。这就是“江华岛事件”。
日本蓄意制造江华岛事件，就是“诱导朝鲜开化，使朝鲜屈服，并予吞并”的借口。
“江华岛事件”发生后，日本军舰很快回国，日本政府为此发布公报，称日本军舰在经过朝鲜附近准备去大清时，遭到朝鲜人的突然袭击，日本人准备登陆询问原因，结果遭到朝鲜炮火更为猛烈的轰击。日舰迫不得已，进行还击，并于次日登陆，占领了朝鲜人的炮台，缴获了朝鲜人的器械，其间，两名日本水兵受伤。
这一公报发表后，部分日本人再也忍不住怒气了，呼吁日本立即出兵朝鲜。其中有个名叫“木户孝允”的向政府递交申请，要求自任使臣，前往朝鲜“探询原因”。木户孝允在申请中说：如今朝鲜人向日舰开炮，事实上，是已经正式与日本人开战了。但考虑到多种原因，日本人不便立即动武：朝鲜人一直奉行大清国的正朔——年号纪元与大清国一致，两国关系如何，日本人暂不清楚，对“江华岛事件”，日本人可以先派使臣赴大清询问底细，将事件的始末详细向大清政府作汇报，如果大清政府能本着朝鲜是其“邦属”之国的意愿，“代我责罪”，批评朝鲜的行为，并责令其向日本帝国道歉，妥善处理好此事，那么，日本人可以适可而止；如果大清政府不愿意“居中代办”，那么，日本就可以自行处理。怎么处理？首先是责成朝鲜承担责任；如果朝鲜方拒不承担责任，那么日本人定当问个水落石出，日本人应审时度势，出兵一事，应慎重考虑。
木户孝允的主张得到明治天皇的支持，并付诸实际。后木户孝允因患病而未能成行，日本政府领事派遣另一名使臣赴朝鲜交涉此事。同时，派遣外务少辅森有礼赴大清，探询大清态度。
1876年1月，森有礼到达北京，与总理衙门奕等进行洽谈。当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中朝宗主藩属关系问题。森有礼断言朝鲜之为中国属国，“徒空名耳”，否认《中日修好条规》适用于朝鲜事务，企图“在与朝鲜直接交涉之际，杜绝中国方面的干涉”。奕则表示“朝鲜为中国所属之邦，与中国所属之土有异，而其合于修好条规‘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之言者则一。”坐镇津、保的李鸿章，密切地注视着中日会谈，总理衙门也不时地“抄示往复议论朝鲜节略”。李鸿章认为日本对于朝鲜，以议和为名，实则备战，而朝鲜并“不愿议和，诚恐衅端已兆”。他既看到朝鲜“不足以敌日本”，《中日修好条规》无法束缚日本手脚，日本侵占朝鲜使中国“有唇亡齿寒之忧”，又不愿效法明朝李如松抗日援朝故事。他建议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劝诱朝鲜忍辱负重，允许日本“通商往来”，以期“暂弭兵衅”，避免中国卷入纠纷。
朝鲜忍让埋祸患（3）
1876年1月24日，李鸿章在保定会见了森有礼。森有礼专程拜访李鸿章，是想“复申各说”，通过李鸿章影响总理衙门，打破谈判僵局。李鸿章接见并宴请了森有礼。森有礼絮聒不休，声称“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李鸿章针锋相对，指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森有礼坚持强权的逻辑，而李鸿章却迷信“万国公法”，殊不知“万国公法”并不能制止侵略者“恃强违约”。森有礼还否认朝鲜为中国“属国”；李鸿章驳斥说：朝鲜“奉正朔，如何不是属国”？他俩关于朝鲜是否中国“属国”的争论，其实质是西方殖民观念与东方封贡观念冲突的反映，是日本企图排挤清朝势力、打开侵略朝鲜的通路和清朝方面为维护宗藩关系、防止日本侵略朝鲜的斗争。森有礼在“酒酣面热”时，曾说“取了高丽有何益处？”李鸿章乘机对他晓以利害，并挥笔疾书“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个字送给他。森有礼再三央求李鸿章转商总理衙门，设法劝说朝鲜接待日本使臣。事后，李鸿章果然不负所托，向总理衙门详细地报告了与森有礼会谈的情况，并建议“将奏请礼部转行朝鲜一节作为收场，以示格外和好，藉答来意，而略缓其逞强黩武之心，更于大局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