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李鸿章对于朝鲜，既抱住所谓宗主权不放，又对日本侵略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其结果势必引进日本侵略势力，损害清朝的既得利益。
1876年2月，朝鲜见中国无心出力保护自己，于是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在条约里，朝鲜同意开放口岸，日本则声称朝鲜是“自主之邦”，和日本享有平等的权利。清政府没有对此发表疑义，日本暗自得意。
当时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并非真正维护朝鲜独立主权，而是企图否定中朝的宗藩关系，开拓侵略朝鲜的道路。清朝统治者基于传统观念，以为只要朝鲜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第三国承认与否无关大局，因而既未向日本抗议，又未诘问朝鲜。殊不知如果与第三国引起外交问题，那么第三国是否承认中朝宗藩关系，就会直接影响事态的发展了。此后，日本借口朝鲜为“自主之邦”，遇事与朝鲜直接谈判，竭力排除中国的干涉，处心积虑地把侵略的触角伸进朝鲜。
1881年6月，美国派薛斐尔来中国联系和朝鲜签立通商条约，找到李鸿章帮忙。李鸿章正担心日本会借机侵略朝鲜，薛斐尔的出现让他心中暗喜。如果美国和朝鲜签约，就会牵制日本的行动。所以，李鸿章对于此事十分积极。
1882年，朝鲜和美国签订条约。此后不久，英、法、德、意也纷纷和朝鲜签订条约。除美国特派一人作为驻朝公使之外，列强皆任命驻华公使办理与朝鲜的外交事务，这等于承认了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对于这样的结果，李鸿章十分满意。
1882年，李鸿章回家为母亲办理丧事期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
日本侵略势力在朝鲜的膨胀和朝鲜统治阶级的祸国殃民政策，激起了朝鲜人民的愤怒反抗，加剧了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斗争。1882年7月，京城侍卫部队联合城市贫民发动起义，袭击日本公使馆，杀死几个日本官员，并闯入王宫，闵妃化装出逃。国王父亲大院君李昰（shì）应乘机入宫，自称国太公，出掌政权。史称壬午兵变。壬午兵变发生后，日本采取以武力为后盾的谈判方式，加紧侵略朝鲜。日本派出一支舰队赴朝，企图胁迫朝鲜政府答应“惩凶”、赔款、增开商埠、使馆驻兵、割让土地等无理要求。
朝鲜忍让埋祸患（4）
中国和日本都迅速作出反应。李鸿章派出淮军先于日本进驻朝鲜，日本也派出军舰来到朝鲜。清政府担心的是，朝鲜因为内部的动乱而导致日本有机可乘，所以采取军事行动，帮助李熙恢复王位。日本由于晚来一步，没能借机侵占朝鲜，心里十分懊恼。日本只好借机提出朝鲜赔偿损失。朝鲜同意给日本赔偿损失，并允许为维护安全，日本使馆可以驻兵。
守孝百日的李鸿章回到天津，他深深感到日本对于朝鲜的威胁近在眼前，开始着手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清政府与朝鲜签订新的条约，在朝鲜取得宗主国的诸多特权。此外，李鸿章还派兵驻扎朝鲜，并在很多方面给朝鲜以支持，希望能牢牢地把朝鲜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日本看到清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强硬态度和果断措施，暂时收敛了对朝鲜的行动，转而等待下一个合适的时机。日本人还对朝鲜要员鼓吹朝鲜应该独立自主，应该放弃和中国的藩属国关系。日本可以退还部分赔款，帮助朝鲜独立。这样，在朝鲜内部逐渐地形成了一股亲日势力，他们决定效仿日本，开始政治维新。
在日本人暗中支持下，1884年12月，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亲日派的金玉均等人在日本兵的帮助下打入皇宫，劫持国王李熙，并准备另立幼主。在没有得到李鸿章命令的情况下，驻朝鲜的几位清军事将领商量对策。在袁世凯提议下，清军迅速采取行动。袁世凯带领朝军和清军在三天之内打败日军，平定政变，李熙又回到王位。袁世凯在此次行动中的出色表现，开始受到李鸿章的重视。“甲申事变”之后，袁世凯向李鸿章建议说，应该抓住时机稳稳地控制朝鲜。具体办法是对朝鲜设立“监国”，并派重兵进入朝鲜，然后再和日本谈判。袁还指出：日本并不比中国强，它敢于如此嚣张是因为知道清政府懦弱，不敢开战。如果我们强硬，日本就不敢造次。事情果然让袁世凯说对了，日本人要求朝鲜赔偿损失。当时，和法国开战的福建水师在马尾全军覆没，李鸿章和清政府对于朝鲜问题并没有及时打击日本嚣张气焰，而是息事宁人，任由朝鲜和日本签订了对日本赔礼的条约。
李鸿章的一味忍让并没有换取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反而大大激起了他们的狂妄野心，李鸿章的忍让让他们感觉到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害怕打仗的弱点，于是在1885年2月派出伊藤博文来到中国，专门和李鸿章进行朝鲜问题的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同意：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双方如若派兵到朝鲜，一定要照会对方政府。这样谈判的结果，一方面是中国允许日本可以在朝鲜事变时派兵到朝鲜，另一方面是中国失去了只有宗主国才应有的派兵特权。伊藤博文为日本了解中国对朝军事动向找到了最好的机会，为日本侵略中国做好了埋伏。在和伊藤博文的交往中，李鸿章感到伊藤博文并非等闲之辈，中国防范日本侵略十分必要。但是李鸿章没有预想到在以后和日本的交往中，日本的狡诈多变远甚于西方列强。这种耽于忍让的错误认识与行为，实在是李鸿章“一生事业扫地无余”的源头，它把李鸿章一次次逼进了人生的绝地。
1885年4月，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条约》。条款大意是：“朝鲜再不是中国的附属国，中日共管朝鲜大事”。这样日本就获得了随时向朝鲜派兵的特权。此后，李鸿章把袁世凯派到朝鲜，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袁世凯不负众望，把朝鲜的政治局面控制得很牢，并在经济上给予朝鲜很多帮助。
1889年，美、德、俄等国先后与日本签订新约，放弃对日本的特权。1890年，英国也同意废止英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这时候的日本，经济发展很快，已经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就要同列强一起，来争夺中国这块肥肉了。
甲午硝烟乱纷纷（1）
1894年，即阴历甲午年，在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带有灾难性的年头。日本利用朝鲜问题，把缺乏警觉的李鸿章拖进了预设的战争陷阱。
甲午战争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日本大体上确立了以军事工业和轻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并完成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计划；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政潮迭起，局势不稳。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和满足地主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需要，伊藤博文内阁走上了发动侵华战争的道路。
正当日本加紧准备侵华战争的时候，清朝统治层却正在忙于内部权力之争。1889年，光绪年届十九，并已完婚，按照清朝惯例，已经成人，慈禧觉得不便继续“训政”，只得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亲政”。所谓“亲政”和“训政”的不同处，只是光绪先看奏折，然后再请慈禧懿旨。由于慈禧肆意干涉用人、行政大权，与光绪接近的朝臣未免愤愤不平，光绪也不甘心于傀儡地位，于是在光绪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并无正式组织形式的小集团，与集合在慈禧周围的庞大官僚集团隐然相对。时人称前者为“帝党”，后者为“后党”。帝党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翁氏先后为同治、光绪师傅，历任刑、工、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是一个“尊王攘夷”论者。帝党的主要成员是光绪的近臣和翁同龢的故旧门生，如珍妃、瑾妃的胞兄礼部侍郎志锐、珍妃的师傅侍讲学士文廷式，以及经筵讲席官李文田、侍读学士陆宝忠；翁同龢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鸣銮，门生张謇，还有被称为“后清流”的编修黄绍箕、丁立钧、国子监祭酒盛显、刑部主事沈曾植等。帝党除翁同龢在政府中有相当权势外，其余无拳无勇，多是词馆清显，台谏要角，议论风生，没有实权。帝后两党都是封建统治集团，双方矛盾的焦点是争夺最高统治权。当然，帝后两党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也有革新与守旧、抗争与妥协的差异。后党以利禄笼络李鸿章，企图借助淮系集团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巩固既得权势。李鸿章虽然赞许帝党革新内政的主张，但是既不满于帝党在“抵御外侮”中“一意主战”的态度，又鉴于后党掌握着清政府实权、主宰着自己宦海浮沉的现实，因而倾向后党。帝党因无军队作支柱，积极笼络湘系集团，而刘坤一等湘系首领基于同淮系集团争夺权势的需要，在政治上接近帝党。
1894年是慈禧六十大寿之年。慈禧一心举办盛大庆典，借以满足个人虚荣心和扩大后党权势。从年初开始，慈禧就指派首席军机大臣世铎等“总办万寿庆典”，广征献纳，肆意挥霍，准备在生日那天，在颐和园接受百官朝贺，然后回宫。自颐和园到西华门，沿路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及点设其他景物，“以昭敬慎，而壮观瞻”。她还“殊恩特沛”，用加官晋爵的办法，笼络亲贵和文武大臣，封奕劻为庆亲王，赐李鸿章三眼花翎，以下赏赐有加。慈禧的举措，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帝党的不满。及至日本入侵朝鲜之后，帝后党争就因外交问题而日趋复杂和激化。
1894年3月，朝鲜南部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统治者极为恐慌，请中国出兵助剿起义军。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好机会。为了诱使清政府出兵干涉，以制造侵略借口，便通过日本驻朝使馆翻译官郑永邦向袁世凯表示：“如果清朝出兵干息朝鲜内乱，日本一定不会干涉。”这使得袁世凯坚信日本不会派兵干涉，从而一再致电李鸿章迅速派兵援朝。
甲午硝烟乱纷纷（2）
6月4日，李鸿章又接到朝鲜政府关于“酌派数队，速来代剿”的请求。于是李鸿章决定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1600人进驻朝鲜汉城以南的牙山，会同朝鲜政府镇压“东学党”起义，并按照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由驻日公使汪凤藻通知日本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消息。日本政府见清政府已出兵，便以“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为名，命第五师团大举进入朝鲜，并于6月10日占领了汉城。袁世凯针对日本同时派兵入朝的异常情况，电告李鸿章拿主意。这时李鸿章也看不出日本侵略的最终目的，寄希望于外交上解决，一厢情愿地避战求和，在军事上防备考虑不充分。朝鲜“东学党”起义被镇压后，李鸿章以“韩乱”已经平息，向日本提出中日同时撤兵。日本非但不允许，反而继续增兵，一月之内派到朝鲜的军队达万余人，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已昭然若揭。李鸿章知日本居心叵测，只好一面电告中国驻朝军队：“日内外俱备，我备未齐，不宜先露心机。”一面紧张地进行外交活动，幻想西方列强尤其是英、俄等国出面调停，促使日本撤兵。日本则以默许英、俄等国的在华利益为条件，换取了列强各国在中日两国冲突中采取有利于日本的“中立”立场。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宣告失败。
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战争一触即发。7月12日，叶志超致电李鸿章请示是进还是退，并提出了上中下三个对策：上策为增加军队，准备同日本作战；中策为自动撤兵，下策为坐守绝地。同时，李鸿章上奏朝廷，建议采取叶志超的中策，撤后，行文各国公使并日廷，申前次同撤之约，如彼不依，秋初再图大举。但“亲政”不久的年轻皇帝光绪力图有所作为，不同意李鸿章的建议，决定采取叶志超的上策，援兵朝鲜同日本作战，并于7月14日下谕令：“现在事机紧迫，着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出发。”
李鸿章奉旨后，十分犹豫，电请养病在家的刘铭传“督办朝鲜军务”，刘铭传托病不出。此时光绪帝对李鸿章的迟疑态度极为恼火，于7月16日又下了一道严谕：“责令李鸿章不可畏缩不出派，否则如果耽误战机，定治罪于他。”
李鸿章受到严斥，被迫无奈只好匆忙着手部署，分别由天津、旅顺、奉天等地抽调总兵卫汝贵、左宝贵、记名提督马玉昆、副都统丰升阿等军14000余人，取道辽东过鸭绿江进军朝鲜平壤，另由天津抽调仁军、北塘兵2000余人，取海道进援牙山，并派北洋舰队的济远、广乙、威远3舰护航。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面偷袭中国护航的海军船只，并击沉运兵船高升号，不宣而战。28日夜，日本陆军又偷袭牙山清军，在成欢接仗，清军大败。8月1日，光绪皇帝正式颁布宣战上谕，甲午中日战争于是全面爆发。
消极防御失国土（1）
从甲午中日战争总体看，日本精心策划，采取战略进攻态度，相反地，清政府是被迫应战，事前缺乏充分准备，事后也没有制定合乎实际的战略计划，完全处于战略防御地位。这决定了清政府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以及北洋海军逐步走向全军覆没的结果。
制定、实施“保船制敌”方针直接导致了平壤战役的大败。早在中日宣战之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就已经制定好入侵中国的战略方针：以主力在渤海湾登陆，于直隶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夺取北京。而在清军方面，事先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直到正式宣战，清政府才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一个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继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着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根据这一方针，清政府决定再增调陆军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后南下驱逐入朝日军，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内的海口，北洋舰队即游弋于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海峡，策应入朝清军，并确保京都门户的安全。
不久，日军得知大批清军将于平壤集中南下，决定命第三师团赴朝，与第五师团合编为第一军，北攻平壤，先占领朝鲜全境，作为进攻中国的桥头堡。命联合舰队“从海上接应陆军，使其完成进击平壤之功”。根据这一部署，日本联合舰队放弃同北洋舰队决战，改用牵制北洋舰队的办法，控制仁川、大同北口，阻止清军从海道增援朝鲜，以策应日本陆军北攻平壤。
丰岛海战之前，李鸿章十分重视控制仁川、大同江口，但丰岛海战后，李鸿章慑于日本舰队的威力，不仅主动命丁汝昌将舰船撤回，而且每当丁汝昌率舰队往巡，总告诫他，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以保全船为主。中日双方正式宣战后，李鸿章既害怕舰队远出有失，又怕敌军舰队突然闯入北洋各口。1894年8月9日，丁汝昌奉命率10舰赴朝鲜海面巡击，但日本联合舰队不与他作战，而是驶进威海、旅顺港口，假装要攻击，实际目的是要北洋舰队回航，把制海权让给他们。而此时，光绪皇帝获悉日本舰队深入威海、旅顺一带活动之后，担心他们会入侵大沽口，于是于8月23日电谕丁汝昌，要他在大沽门户附近巡航，不得远巡。这样，拱手将仁川、大同江口的制海权让给了日本。
因丁汝昌受李鸿章“保全坚船”的束缚，多次出巡无功，引起朝野不满，光绪皇帝于8月26日将其革职，为此，李鸿章上奏为丁汝昌辩护，并乘机正式提出“保船制敌”的作战方针。从此以后，“保船制敌”就成为北洋海军对敌作战的基本方针。按照这一方针，主动放弃与日本海军争夺黄海制海权，而退守“北洋各口”，不出渤海一步。这使日军得以从海上顺利地应援侵朝陆军。
1894年9月15日，日军对平壤发动总攻，当夜攻占平壤。19日，李鸿章电告叶志超驻守义州，三天后，又令其全线撤回，退出鸭绿江，日军随即占领了朝鲜全境。
在平壤战役前夕，李鸿章为了及时增援平壤，决定将驻防大连一带的总兵刘盛休所部铭军8营4000人，由海道运至大东沟，然后转由陆路开赴朝鲜，并命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护航。1894年9月17日，北洋水师11舰护送增援平壤守军开抵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后准备返航。途中遇到1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军舰。突然，12艘船舰上的美国国旗全部换成日本旗帜，向北洋军舰发动袭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双方激战了5小时，北洋舰队损失惨重：5舰被击沉，6舰负伤，死伤官兵千余人。日军有5舰受到重创，死伤600余人，并先行撤离战场，北洋水师也返回旅顺。至此黄海大战结束。
消极防御失国土（2）
水陆两线作战清军全部溃败，一时议和舆论甚嚣尘上。慈禧令户部尚书翁同龢到天津同李鸿章商谈和战之事。翁同龢是当时主战派的领袖，见到李鸿章后严厉责问其为何迟迟不肯发兵，以致贻误战机！李鸿章怒目而视，冷笑道：“翁师傅主管户部，平时向您要经费时总遇冷脸，事到临头才来责问。我倒想问问您，那几条军舰能靠得住么？”翁同龢反问道：“为臣者本应尽职尽责，为何不再向朝廷请求？”李鸿章答曰：“朝廷疑我飞扬跋扈，大臣弹劾我贪财舞弊，我若继续索要经费，今天还有李鸿章么？”翁同龢争他不过，把话题引到战局问题：“东北乃龙兴之地，如果失守如何是好？”李鸿章坦白道：“奉天军队实靠不住，我鞭长莫及，东北防务一点把握都没有。”半个月后，辽东半岛沦陷，奉天危急！
而此时，北京城内歌声悠扬，鼓乐冲天，正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紫禁城和颐和园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丝毫看不出战争的痕迹。“老佛爷”五十大寿时就因法国人作祟没过好，这次可要好好庆祝一番。总管太监李莲英下令，这段时间内凡可能令“老佛爷”不高兴的事一律不准奏报！这一做法果然有效，慈禧下令，大赦天下，放假三天。李鸿章可没闲着，前线救急电报雪片似的发来。李鸿章加紧了求和步伐：一面派人以祝贺俄国新帝即位为名请求俄国出面调停；一面委托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赴日议和。李鸿章对德璀琳充满期待，对外宣称：如果德璀琳和伊藤博文谈判顺利，中日可先停战，再议和。日本政府此时全无议和之意，认为德璀琳不符使者资格，拒绝与其谈判。德璀琳在日本待了几天，连伊藤博文的面也没见着，觉得很没面子，便找了个借口：“本日接到恭亲王电报，说日本政府已承诺由美国政府来仲裁，所以本人没必要在日本逗留，即刻返回中国。至于李鸿章的信函，我已在日本邮寄给伊藤伯爵。”随后灰头土脸地回到天津。日本报纸评论德璀琳此次斡旋是：“贸然而来，怅然而返，真是好生奇怪！”
李鸿章焦急等待德璀琳和美、德外交调解时，日军连续攻陷金州、大连，向旅顺猛扑。旅顺口与威海卫隔海相望，是渤海门户。日军决定以“重大伤亡代价攻取旅顺”。日军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行动，全城仅留36人负责掩埋尸体。负责旅顺船坞工程的龚照玙（yú），金州失陷后逃回天津。李鸿章令其回旅顺前线效力。然日军进攻旅顺时，他弃船厂于不顾，乔装改扮混在士兵中逃跑了。当时人们编了“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的歌谣讽刺淮军逃跑之快。李鸿章一生都以淮军为荣，此次败逃实使其遭受了不小的打击。
这次黄海大战，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规模大，战斗激烈，时间长。在战斗中，北洋舰队虽损失大于日方，但也给日舰以重创，使日军要“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未得逞。但客观上讲，黄海大战中双方海军就实力而言，中国并不逊于日本。北洋水师如果准备充分，指挥有方，不至于损失那么重。即使如此，日本是长线作战，经费及武器供给和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均不利，如果黄海大战后，北洋舰队积极调整战略部署，有可能挽回不利战局。可惜的是，李鸿章进一步陷入畏惧、妥协之境地，积极寻求西方列强出面调停，想尽快结束战争。此外，由于李鸿章视北洋舰队为私人资本，对于这次海战损船较多，他大为愤怒，再次强调“保船”方针，使得丁汝昌不敢再战，致使日本海军基本上掌握了黄海制海权，对以后战争进程及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军的下一目标是威海。李鸿章令丁汝昌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守住威海卫。当时朝野均指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贪生怕死、畏敌避战，要求将其立即撤职。北洋海军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评价道：“有人责备北洋海军，殊不知这不是北洋海军的过错，也不是丁提督的过错。有人钳制海军，丁汝昌不能做主。”这个人就是李鸿章。李鸿章认为中日军队实力悬殊，攻打旅顺时，丁汝昌曾请求舰队与日本决一死战。李鸿章坚决反对，对丁汝昌说：“你在威海卫守住那几只船，其余不关你的事！”
日本此时突然改变战略，在报纸上公开刊登议和“价码”：中国赔偿军费4亿两，并将日当时所占之区割让日本。清政府认为条件虽苛刻，却有议和的希望，任命邵友濂、张荫桓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一向主张议和的李鸿章对此次议和态度并不积极，他认为日本此时提出议和，其中定有蹊跷。果然，清方使臣还未踏上东瀛，日军便发动了更大的攻势。二人使团的迅速成行明确显示出清政府无心恋战、急于求和的真实意图，也使日本政府坚信，战争越扩大就越有利可图。
黄海海战后，日军战时大本营为了首先实施侵入辽东半岛的作战计划，令第一军尽快打过鸭绿江，入侵辽宁，威胁沈阳，以牵制正面清军，并掩护由第一师团和第十二混成旅组成的第二军于辽东半岛进行登陆作战；而清军方面，为了阻止日军向中国本土进攻，已由海守陆攻转变为全面防御。针对当时敌我态势，李鸿章提出了所谓的“单纯防御作战”方针。而光绪皇帝虽抱负很大，但他既动员不了全国力量，又受到慈禧的牵制，难有所作为，因此，清政府采取了李鸿章提出的单纯防御作战方针。但即使采取这一方针，由于未弄清楚日军主攻方向，对敌人重点进攻的辽东半岛非未加强防御力量，反而不断把守军调赴他处，这就给日军在这里登陆提供了有利条件。
1894年10月24日，日军第一军首先在鸭绿江发起进攻。同一天，第二军在日本海军护航下，没有受到北洋舰队的任何阻拦，也开始顺利地在花园口登陆。10月底，当登陆日军缓慢向前推进之际，丁汝昌率舰队由威海抵达旅顺，但未敢前往日军登陆地点进行任何必要的袭击。11月7日，登陆日军因驻守大连清军溃逃而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大连湾。同一天，丁汝昌也率舰队返回威海。后由于受到李鸿章训斥，11月12日下午，率舰队开赴旅顺，稍事游弋，于13日晚即离开旅顺折回威海。22日，旅顺即被日军攻占。此后不到一个月，日军即攻占了辽东半岛大部分要地，为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夺取了前进阵地。
北洋舰队全覆没
日军在攻占旅大之后，准备进行威海卫战役，但由于威海卫军港正面设防十分坚固，不易攻取，于是决定选择清军防御薄弱的荣成湾一带登陆，从侧后夺取威海卫。而清军方面，因辽东半岛溃败，清政府责怪李鸿章救援不力，下诏将其革职留任，命他亲赴大沽、北塘等处巡视、布置。同时，把兵力多调到辽沈，而忽视山东半岛。结果，京都多达200余营，近10万人，而敌人进攻重点山东半岛仅40多个营，不到2万人。特别是荣成方向，兵力最弱，仅4营1400多人。鉴于威海卫后路兵力单弱，守将戴宗骞曾经向李鸿章建议采取“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的战守之策，但李鸿章仍坚持采取单纯防御方针，使得陆岸守军只好坐等敌人来攻，海军舰只则被降为要塞的活动炮台或辅助炮台，完全失去了舰队所具有的机动性能，为日军全歼北洋舰队提供了条件。
1895年2月2日，威海卫失陷。统帅丁汝昌早已做好与北洋舰队同存亡的准备。丰岛海战后，他将儿子丁代禧留在身边，儿媳张氏和孙子丁旭山送回原籍。临行前他交代张氏：“我的生命已交给了国家，你一定要照看好我的孙子！”刘公岛保卫战开始后，丁汝昌向李鸿章表示：“唯有船没人尽而已！”丁汝昌派人将鸦片送到船上，以备如果不能战死就服毒自尽。为防止受伤军舰落入敌手，丁汝昌用广丙舰的鱼雷炸沉了已搁浅的靖远舰，又在定远舰中部装上火药，将其炸毁。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吞鸦片自尽，实践了“舰队亡则人亡”的誓言。丁汝昌向广大官兵许诺的最后一天终于来到了。傍晚，丁汝昌收到李鸿章的电报，上面写着“援兵无期”！
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深夜时分，水陆兵民万余人向他哀求活命。丁汝昌叹口气，道：“与军舰同生死是我的职责。但我的死可以救你们的命。”他向大家暗示自己死后可投降日军以求活路。并交代部下牛昶昞销毁北洋水师的提督印。丁汝昌服下事先准备好的鸦片，次日清晨气绝身亡。
牛昶昞等推举杨用霖出面与日军接洽投降事宜。杨用霖当场严词拒绝，口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走入船舱，饮弹身亡。护军统领张文宣同时自尽。美国人浩威建议以丁汝昌的名义投降，牛昶昞在投降书上盖提督大印。几人将责任推到丁汝昌身上。可怜丁汝昌死后蒙羞，家产全被没收，子孙流离失所。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在威海商民联名提议下，方由袁世凯上奏为其平反昭雪。
北洋舰队尚存的10艘舰船和刘公岛各炮台军资器械，全部为日军所掳。
1895年2月17日，日本舰队徐徐驶入威海港。中国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军舰换升日本国旗。只有康济舰仍悬挂黄龙旗，载送着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等6人的灵柩。下午1点，10艘中国军舰全部编入日本舰队。4点，康济舰在汽笛的哀鸣声中，冒着潇潇冷雨，凄然离开威海。
至此，李鸿章经营了十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了。此时，李鸿章也结束了权倾朝野的日子，不仅朝廷对他不再宠信，在文武百官以至百姓中，他也威信一落千丈。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是李鸿章大搞洋务的终点。
北洋海军自1875年开始筹建，1888年正式成军，它不幸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中为日本海军完全摧毁，李鸿章的努力付之东流，同时也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北洋舰队的毁灭，可以部分归咎于清政府、李鸿章所采取的消极防御战略，但北洋海军本身存在的若干缺点也不容忽视。首先制度上含混不清：北洋海军名义上隶属于北京海军衙门，但实际上却归李鸿章节制。李鸿章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遇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更多注意；其次，指挥系统不清：由于李鸿章未能经常顾及海防，北洋海军由丁汝昌负责。但丁汝昌未受过海军正规训练，因此他常为部下所轻，他们大多数人是由中国水师学堂毕业。另外，北洋舰队中的外籍军官有的傲慢自负，要求过分。这些外国军官和中国军官之间关系紧张，时有冲突发生，它导致北洋海军进一步衰败和腐化；第三，经费不足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最初海防经费预算每年200万两，但从未如数收齐。北洋海军改隶于海军衙门以后，舰队每年预算减至不及130万两。
最糟的是1891年4月，户部建议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这些建议得到朝廷准许。这使舰队及其装备的更新成为不可能。以上北洋海军自身所存在的弱点以及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一贯主张“防御”的方针，导致了北洋舰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日军全部歼灭。
忍辱负重签契约（1）
李鸿章对日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极不满意，光绪帝决定给予他革职留任的处分，并裭夺其黄马褂。随着威海卫战败、辽阳战败，清政府非常担心北京失守，于是清政府派出多人去和日本谈判，但是均被驱回，日本方面暗示说，只有让李鸿章来才可以。
1895年2月13日，朝廷命令李鸿章为头等议和全权大使，取消处分赏还黄马褂，让他火速来京议事。李鸿章知道事关重大，接到命令之后，急急赶往北京。李鸿章无法做到让自己置身于事外，高高挂起。此时的李鸿章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大清帝国需要，就要为大清帝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此刻，自诩为泱泱大国的清朝，似乎除了李鸿章就没有第二个人能担当起这样的使命。事实上，恐怕也没有第二个人肯去担当这样的使命了。李鸿章在心里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在和朝廷谈话时，表示自己无法担当割地这样的责任。最后朝廷给予他全权处理的权力。
1895年3月20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与李经方和美国顾问科士达一行到达马关，登上春帆楼。春帆楼上放着一张长方形会议桌，旁边摆放着10多把椅子。日方还特别在李鸿章的座位边安置了一只痰盂，大约是有意无意地提醒着大家，这位清国全权大臣已值暮年，垂垂老矣。伊藤博文为谈判颁布了4条规定：一是除谈判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会场；二是各报报道必须要经新闻检查后方可付梓；三是除官厅外，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四是旅客出入，均必须由官厅稽查。此外，伊藤博文还特别宣布：清政府议和专使的密码密电，均可拍发，公私函牍概不检查。从表面看上去，好像日本人对李鸿章和清国使团非常客气，其实，日本人已成功破译清廷的密码，而且，在谈判过程中甚至了解到清国使团此次来日本的赔款底线是2万万两白银，因此早就成竹在胸。
3月21日，在与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由日本军官管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一切驻扎费用开支由清政府负担等等。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时隐藏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春帆楼上，中日两国代表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在马关的春帆楼上，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开始谈判。经过三次谈判之后，李鸿章感觉身心憔悴。因为耗费这么多天的精力，居然没有什么任何意料中的进展。然而，意外却不期而至——这天，同以前一样，李鸿章无奈地走出春帆楼，即将到达所住的行馆时，忽然，一个年轻的男子从人群中冲了出来，随即以手枪向李鸿章射击，子弹击中了李鸿章的左颊。周围自然是一片慌乱。原来，此人名叫小山，是一个极端的日本侵华分子。他希望中日战争一直打下去，不愿意和中国议和，所以决定刺杀李鸿章。李鸿章被刺，昏厥过去。随行的西医马上采取急救措施。李鸿章醒来之后，表现得很镇静。李鸿章看着衣服被血染红，长叹一声说，“此血可以报国矣”。由于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
忍辱负重签契约（2）
李鸿章遇刺之后，国际舆论哗然，纷纷谴责日本。日本害怕列强干涉，只得宣布无条件休战。日本本来想见好就收漫天要价，结果行刺事件的发生使得日本的计划被破坏。伊藤博文惋惜地说：此次事件的严重性，超过在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日本天皇和皇后分别派出御医和护士，让他们好生给李鸿章治疗。伊藤博文也以私人身份前去探望。顺便说一下，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二人，在人生经历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更为巧合的是两个人都曾经遇刺。虽然发生了遇刺事件，李鸿章还得坚持谈判。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漫天要价，李鸿章实在难以认可。清政府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
4月10日，李鸿章伤势稍好转之后，中日双方又就甲午战争展开第五次谈判。中国的和约修正案送达日方。由于李鸿章的伤势渐愈，亲自参加了会议。陆奥宗光因病未能出席。中方出席人员有李鸿章、李经方、伍廷芳、马建忠、罗丰禄。日方出席人员有伊藤博文、伊东巳代治、井上胜之助、中田敬义、陆奥广吉、楢（yǒu）原陈政。
在最后签字的前一天下午，日方的要求极其苛刻。只允许中方回答“允”或者“不允”，李鸿章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李鸿章一直磨到天黑，希望能够再减少两千万两，最后，甚至含泪请求伊藤博文说，就算给我这个老头子回家的旅费吧。伊藤博文根本不予理会。晚上，伊藤博文还威胁李经方说，如果明天你们还不签字的话，你们这些代表能否安全回家，我怕都不能真正保证了。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1895年之后，李鸿章像被水淹过的一座土山一样坍塌了，在此之前，这座山峦曾经气冲霄汉，巍峨矗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鸿章犹如一个赌徒一样，输掉了自己毕生的积蓄。但李鸿章还是克制住自己巨大的悲伤，像一个职业外交家一样，尽力用外交弥补自己的过失。而后，他把自己封闭在冷静的沉默中，就像一只受了伤的老虎，一边舔着自己的伤口，一边思考着对策，隐忍，等待，梦想着伺机一击。只可惜，李鸿章没有等到出击的那一天。以后的日子更加阴晦，在他面前的，是更多的麻烦和郁闷；是寒冷，那仿佛来自极地之侧的冰寒。
1895年4月，李鸿章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还有懊恼沮丧的心情回国时，发现自己早已成了举国之“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传说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说，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只有那一句话，让李鸿章闻后不能不老泪纵横。其时，全体军机大臣集体上奏给光绪帝，奏折中有此一语：“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当举国上下一片讨伐李鸿章之时，沙俄突然跳出来声称要帮助清政府讨回辽东半岛，这让清政府眼前一亮。本来，俄国就一直打着朝鲜和中国东三省的主意，它是想伺机夺取不冻港，拥有自己的东方出海口。为此，沙俄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他们梦想着铁路能从中国东三省穿过，利用旅顺和大连这两个不冻港。中日战争爆发，李鸿章请求沙俄调解，沙俄也是抱着观望的态度，直到中国战败。
俄国并不希望这样的结局。如果日本在控制朝鲜后，再控制了辽东半岛，沙俄在华利益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沙俄联合了德国和法国为清政府说话，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德国和法国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法国是想通过俄国牵制德国，德国是想讨好俄国，让俄国把目光放在远东地区，自己好在欧洲下手。这就是所谓“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之起因。后来，“三国干涉还辽”成功了。《马关条约》最后是这样的收场：清政府赔款2万万两巨银，并付给日本“赎辽费”3000万两白银，割让台湾、澎湖。虽然今天我们可以客观地看待李鸿章，不能把卖国的罪名安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李鸿章从晚清政府的利益出发，和晚清政府一起出卖了中国的部分主权和领土。
由于签订《马关条约》而被免去显赫职务的李鸿章心里并不怨恨清政府的处罚。李鸿章知道，大清帝国必须要惩办一个“卖国贼”以平息众怒，李鸿章必然成为大清帝国卖国的替罪羊。
不败而败留怨言（1）
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侵略越南，并以越南为基地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中国和越南有着悠久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清朝封建统治者与越南封建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封建的宗主与藩属关系。清朝皇帝要越南国王接受“册封”，并定期派人到京“朝贡”，而清政府则对越南负有保护的责任。这种关系属于东方封贡体系，同西方殖民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清政府竭力保持中越宗藩关系，既不为政治统治，又不为经济掠夺，而主要是着眼于军事国防，维护西南边疆的安定。及至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越两国人民都面临着遭受殖民者奴役的命运和反对殖民者的共同任务。清朝统治者在越南方面要求给予援助的情势下，也不能不有所行动。
早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就用武力胁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殖民地。1873年法国派安邺率军侵犯河内地区，留驻在中越边境的中国农民武装黑旗军及其领导人刘永福响应越南政府的号召，驰援河内，大破法军，阵斩安邺。但是，第二年越南阮氏王朝却在法国的讹诈下，与之签订《越法和平同盟条约》，承认法国在越南中部和北部的“保护权”。1880年以后，法国开始计划夺取越南的北部，这直接影响着中国西南边疆的局势。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商讨之后，李鸿章认为应该先派遣兵船到越南红江以壮声威，然后派出外交使者做议和的准备。清政府决定要做好备战、议和两手准备。
1882年，法军占领河内，中法关系急剧恶化。马建忠才将朝鲜兵变理毕，又被李鸿章遣赴上海与法国公使宝海谈判。10月17日，马建忠按照李鸿章的指示，与法使宝海订立三条越事办法：中国将滇、桂军撤回国内；开辟边界通商；越南红江南北分别由中法两国控制。次日李鸿章向总署报告了情况，并建议下令滇桂前敌将领不再深入越地。
总署批准，通知前敌将领酌量退兵。法国公使宝海留在上海等候巴黎的批准。就在中法的谈判就要取得最后的成功时，法国内阁改组了，重新实行极端侵略扩张主义，中法关系再次恶化。
1883年正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发了急电给总署，说据马建忠从上海发来的报告，法国已改变了对和议的态度，请朝廷赶快准备加强滇桂前线的防务。
当时朝廷上下几乎是一致反对法国对越南侵略的。大臣们有的说要保护越南，觉得应重视保护越南外藩解体不可避免，不但琉球不能恢复，而且朝鲜、蒙古也会出现危情，提出一定要维护封建的宗主权；有的则强调越南与中国的唇齿相依的关系，认为“保越”才能“固边”。
然而，这时又出现了日本利用法国侵越侵略朝鲜的问题。因而朝廷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意见，觉得朝、越均为藩属，两者相较，应以朝鲜为先为重。满族名臣宝廷说：“即失云贵，不可失朝鲜。”汉族名臣邓承修也指出直隶渤海的战略地位并非滇粤可比。李鸿章所持的正是这样一种观点。
不久，李鸿章因为母亲去世，回家料理丧事。此时，由曾纪泽处理中法交涉事宜。曾纪泽的态度很强硬，强调中国和越南的藩属国关系，强烈向法国提出抗议。而法国报以冷漠的态度，不予理睬。按照传统的惯例，李鸿章应该为母亲丁忧三年。可是清政府鉴于局势紧迫，特“夺情”要求李鸿章守满百日即回。
不败而败留怨言（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