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这次出访欧美，从3月28日离开上海，到10月3日到达天津，历时190天。期间，经过四大洲，横渡三大洋，水陆行程9万多里，遍访欧美8个国家，尤其是访问了当时欧美五大强国，作为70多岁的高龄，实属不易，这在清代历史上也是无先例的，可以说他是清代大臣中第一个进行环球访问的人。他的这次访问有得有失。得的方面，是他思想上的收获。在这次访问中，由于他亲自考察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社会现实，打开了眼界，深切地体察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深感西方“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设法”，如实地向光绪皇帝和慈禧陈述了在欧美的所见所闻，希望中国能赶上西方列强，在思想上也产生了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同情，这是他出访成功的一面。但是这次出访也有他所失的一面。由于他代表清政府和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有损中国主权，造成严重后患。就在这一密约签订一年多之后，德、俄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先后在中国租借了胶州湾、旅顺、大连，建立了势力范围，其他西方列强也紧随其后，把中国拖到了被瓜分的边缘。当然，中国面临的这种被瓜分的危机原因不能完全归罪于李鸿章个人，但他访问欧美在外交方面的失计，不能不说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导火索之一。
时光流逝，日月如梭。李鸿章已死去近百年，他的功过是非，历史早有评说。他的这次环球访问，也像他的其他言行一样，永久地留在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上。
效法古人欲革新
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支用西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淮军。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以求得中国之“自强”。可以说：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主要是由李鸿章开始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主持总理衙门的奕、文祥等人，鉴于清王朝内忧外患频纷，就积极提倡以“练兵”、“制器”为主要内容的所谓“自强之道”。
在地方上倡导这一主张的则有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其中以李鸿章倡导最力，动手最早，经办最多。
李鸿章初次来到上海租界时，被租界那种不同于京城的繁华所吸引。那异域风格的场所，那高大雄伟的建筑，又让李鸿章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一种压力。洋人在领事馆内还养了很多动物，有牛、马、羊、鹿，还有很多鸟。这些体形高大的动物悠闲地在馆内散步，神情举止也好似那些高傲的洋人。街上不时有身穿西式长裙的女士走过，她们举止优雅的神态和外国小孩灿烂的笑容，都使李鸿章强烈感觉到西方人生活的富足悠闲。此后，李鸿章多次考察比较中国和外国的情况，终于得出了中国如果想自立于世界列强之间，必须先“富”而后才能“强”的结论。
经过初步的洋务实践，李鸿章渐渐了解了西方。他惊奇地发现，西方不仅军事强大，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国人想象的那种蛮荒之地，而是惊人的富庶之地。
原来，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技术革命。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了个体工场手工生产，并迅速由英国波及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又传播到北美地区。这就是世界上著名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引发了煤炭开采、钢铁冶炼、船舶制造、铁路运输、武器军火等各方面的飞速进步，欧美国家因此在短短几十年里一个个都强大起来，把闭关自守的清王朝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在镇压了南方起义军之后，李鸿章到天津出任直隶总督，但他时刻不忘洋务之事。同治十三年（1874年）底，在清政府开展的海防大讨论中，他上了著名的《筹议海防折》。在折中，李鸿章指出：目前各国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侵吞中华，我们面临着几千年来未有过的变局；外国船坚炮利，武器精良，铁路运输一日千里，电报传讯瞬息万里，中国目前的军事装备和海陆关隘根本不能抵挡洋人的入侵，我们正遭遇着几千年未有过的强敌。”为此他强烈呼吁，必须加强海防，发展军事工业，修建铁路电报，改革科举考试，兴办新式教育。
对于那些保守的传统儒家官员来说，李鸿章的言论无异于痴人说梦，杞人忧天，荒诞离奇，惊世骇俗。因为他们还沉浸在几千年以来的天朝大国之梦中，从没睁眼看过世界的万千变化。在他们眼里，华夏文明几千年，中国地大物博，古有汉唐气象，今有康乾盛世，难道还比不上那些蛮荒之地？有什么需要向他们学习的？甚至那些愚昧无知的顽固派叫嚣道：“我们儒学以理服人，以德化人，以文教行天下。道为本体，器为末用。难道西方那些奇技淫巧学来饿了能当饭吃？冷了能当衣服穿？”
李鸿章对于这些迂腐的说教已经听得耳朵都生出茧子来了，深感跟这些无知之人没有必要做无休止的辩论，他感叹道：“儒家经典之首《易经》都说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我们这些读死书的腐儒能干些什么呢？凭什么说祖宗之法不可变？你们只说秦朝因为实施了变法，很快就灭亡了，于是千百年来都不敢谈变法，以墨守成规为能事。商鞅、王安石都因变法而致身亡，于是自此臣民都害怕谈变法，甚至还炮制出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理论来，真是十足的荒唐。如今世界各国纷纷变法自强，而我中华却还在津津乐道于祖宗旧法，这些年被强盗们打得头破血流了还不知道清醒，这难道是天意吗？到了亡国亡种的边缘了还这般糊涂，为了我中华万世事业，我李鸿章今天就要学一学商鞅、王安石。”看来李鸿章是豁出去了，他要与其他那些头脑清醒的同僚冒死仿效古人实行变法图强。
上书朝廷办洋务（1）
李鸿章立志于经办“洋务”。后来被史家称为“洋务运动”中许多轰轰烈烈的事件，都与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他的很多活动和功绩，成为“洋务运动”中最重要的部分。“洋务运动”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的崛起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一些有远见卓识之人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事务的主张。他们虽然出身、地位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不摒弃中国的固有传统。在朝廷内部，也有一些大臣投入了“洋务运动”。其中，较有名气的有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等。这些倡导“洋务运动”的人，在近代史上被称为“洋务派”。李鸿章自从知道“利器”的妙用之后，就开始购买洋人的武器，可是买来的武器又贵又不会使用。于是，李鸿章产生了建立中国自己的军工企业的强烈愿望。而且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大批相应的军工人才。“才大心细”的李鸿章曾算过一笔账：1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洋人？
李鸿章这种美好的愿望，立即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对。李鸿章写信给奕为首的总理衙门说：中国的士大夫每天沉醉于文章的词句和练习写小楷字中，而武将多半是粗俗愚蠢之人。对于外国的武器，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学习，有人认为学不会。在奏折中，李鸿章力陈己见，还这样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神妙：镟木、打眼、绞螺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帝国里，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写的这封长信有三千余字。这封信是近代中国对西方作出“反应”的重要文献，是洋务思潮最初的表现，自然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文本之一。
李鸿章在“讲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赞赏，在奕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对李的“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夸赞不已，认为“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事也”。因此，他对“洋器”也饶有趣味，“臣等闻其制造此器业有成效，随即专函往询。”李鸿章的这封长信就是对恭亲王“专函往询”的回复。
此信虽长，看似松散，却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到对一种新知识引进的观念变化。
在此信的前半部分，李鸿章对炸炮、炸弹和蒸汽机作了详细介绍，其绘声绘色、浅显直观，犹如一个对新奇之物初有所知的小学生在向其他“小朋友”耐心讲解。现在想来，这些曾是最严肃认真的官方文牍，那些王公大臣如何一本正经地认真阅读这些文字，确使人忍俊不禁。从中可以看出当年那些相对稍稍开明的王公大臣，开始“睁眼看世界”时懵懂初开的幼稚，亦可看出他们想了解“奇技”奥秘的迫切心情，而这与当时从上到下大多数人仍将“奇技”视为“淫巧”形成鲜明对照。而李鸿章之所以如此不惜笔墨描述“洋器”，当有更深的目的。
上书朝廷办洋务（2）
李鸿章在介绍完“洋器”之后，便顺理成章地开始探触到“洋器”背后更深的知识和技术背景，虽然浅白，却是中国官员对“西学”的知识谱系认识进一步深化的标志。而且，他开始把中西之“学”的某些方面作一比较，也是中西文化比较的重要标志。因此他的这番论述确实格外重要，其实这也是他此信最重要的目的。
他指出，“查西士制器，参以算学，殚精覃思，日有增变，故能月异而岁不同”。而中国以往对西洋枪炮的介绍不仅数量极少、极为简略且“皆不无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若以此作为了解“西器”的门径，结果只会“失之愈远也”。西方的武器之所以强大精确，“其中皆有至当一定之理，非可浅尝而得”。他强调“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制器之学在西方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其创制之员匠，则举国尊崇之，而不以曲艺相待”。而制器之学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从不能列为“正宗”，所以其“创制之员匠”地位低下，“曲艺”同流。这种比较，颇有“知识社会学”的意味，在当时实属难得。李鸿章不得不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但目的是为了强调“独火器万不能及”；而强调“火器万不能及”的目的是为了指出中西不同的另一原因，即中国传统“理”与“事”分离：“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能对“儒者”有某种非议，当时至为不易。相反，西学则不仅能“造”而且求“通”，“通”即“理”也。也就是说，其实西方更符合中国传统理想的“理事相通”，所以“制器”才能发达。“制器”，并非中国传统鄙视的“形下之器”，而是有深刻的“道理”蕴涵其中。
其时，日本“开国”向西方学习未久，但李鸿章已感到日本的崛起在即，故以日本为例鞭策国人：日本前些年也为英法等国侵略，但现在“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此时国人大都仍视日本为微不足道的“蕞尔岛国”，而李鸿章却已看到日本今后将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
读史至此，不能不使人备感遗憾，近代中国的历史被李鸿章的后一种预言不幸而言中，近代中国“无以自强”，迅速强大的日本岂止是“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而是成为中国最疯狂的侵略者。不过，几年后当他初掌全国“外交权”时，却一度忘记此言，居然主张“联合日本”对抗西方！这说明，当时他提出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主要是为了激励国人。
他痛心国人对世界大势蒙昧无知，拒不变改，语重心长地引用苏东坡的话说：变革“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有为，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也就是说，当形势从容足可以变革时，人们总不相信危机在即，因此拒不改革；直到危机来临时，人们才相信应当变革，只是这时往往已没有时间了。纵观晚清历史，清政府就是这样被形势步步紧逼，一误再误，最终丧失变革图存机会的。
最后，李鸿章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的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因为世界工业发展史表明，从手工制造机器到用机器制造机器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李鸿章提出“觅制器之器”直接进入用机器制造机器的阶段，将大大缩短从手工制造机器到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历史过程。“觅制器之器”自然要有“制器之人”，而中国传统考“八股”文章的科举制度根本培养不出“制器”之人，他提出只有在科举考试中把自然科学知识“专设一科”以培养“制器之人”，确属洞见，但当时却是惊世骇俗之论，恭亲王奕在呈皇上的奏折中对此也只字不提。然而40余年后，科举终被完全废除，不知在白白浪费40年时光后，人们是否想起李鸿章的这番建议。
但对李鸿章此信提出的派京城火器营兵弁到江苏学习炸炮的建议，恭亲王却赞赏有加，并奏准实行。值得一提的是，恭亲王在奏折中特别强调“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缘旗人居有定所，较易防闲，仍禁民间学习，以免别滋流弊”。而慈禧当即下谕说：“该弁兵等到苏后，该抚务须加意稽查，妥为防闲，俾秘妙之传不至稍有漏泄，方为妥善。”清政府对民间深抱警惧的心态，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兴办军工求自强（1）
和老师曾国藩一样，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也是从军事开始的，而他在中国军事近代化方面的贡献，要远远超过他的老师，也超过了他同时代的其他洋务大臣。这一方面和他不拘成法的办事风格有关，同时也是和他刚一出山就被派往列强盘踞的上海，推行“华洋会剿”政策的特殊情况有关。这一点，又是曾国藩有意为之的了。
1862年，李秀成率领大军攻打上海，上海派人向曾国藩紧急求援，经过仔细考虑，曾国藩决定派李鸿章前往上海，同时编练淮军，一方面抵抗太平军，实现战略包围，同时也是派得力干将，抢占这个重要的军饷来源地和洋务的桥头堡。
到达上海之后，李鸿章看见外国枪炮性能优越，杀伤力强，而中国自己生产的却质量低劣。同时他又发现，太平军专用洋枪，尤其是李秀成所部用洋枪最多。为了在战场上争得主动，李鸿章决定用西方新式武器武装淮军。
李鸿章通过兄长李瀚章，在广州购买了大量的西方新式枪炮，不仅用来武装改编后的淮军，而且分拨给曾国藩、曾国荃的湘军使用。从这年的6月开始，李鸿章的淮军里面也出现了“洋枪队”。从此以后，湘淮军开始了新式武器的装备，后来曾国藩多次说，湘淮采用洋枪，是李鸿章倡导的。
事实上也是如此。对洋枪洋炮，曾国藩并不迷信。当时曾国荃屡次要求李鸿章为他代买洋枪洋炮，曾国藩就表示，打胜仗“在人不在器”，关键还是训练好。这种认识当然存在一定的误区，这是曾国藩受条件限制的原因。但他并不保守，一旦发现洋枪洋炮的威力后，对于李鸿章的行动，他不但同意，而且还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他的积极扶持和指导下，李鸿章才走上了洋务强国的道路。
在奕的帮助下，李鸿章的意见终于得到慈禧太后的首肯，允许他在“剿匪”的前提下，学习制造军火。
随后，李鸿章开始跟有军工经验的英、法军事人员接触，目的是要模仿他们的生产。由于李鸿章与外国军队的频繁接触，使他对外国武器的效力更为推崇。
在实践中，李鸿章的洋务自强思想也在不断深化。不久，他就认识到，长期依靠购买西方军火，只能增加对外国的依赖性，要想自立自强，就必须学习外国的生产技术，创办和发展自己的军工企业，实现自主生产。从此，他开始与有经验的外国军事人员接触，学习有关知识。经过不断地了解，逐渐坚定了生产西式武器的决心。
1862年10月，由韩殿甲领导的技工在李鸿章的军费资助下，开始生产炸药及雷管。
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设立了一个洋炮局，主要制造炮弹铜帽等军用品，这是上海最早成立的洋炮局。
这一年的9月，李鸿章调丁日昌到上海，又建了一局，仿造短炸炮以及各种新式炮弹。三个洋炮局先后成立，李鸿章将其合称为上海“炸弹三局”，当时又称之为上海洋炮局。
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人。他曾任江西万安知县，当时李瀚章是丁日昌手下的赣南道。丁日昌因为万安失守被革职，投奔到曾国藩处当幕僚。曾国藩很欣赏丁日昌的才干。李鸿章组建淮军的时候，就想要丁日昌跟自己去上海，曾国荃则提出要丁日昌跟自己去攻打天京。曾国藩谁也没有给，把丁日昌和李瀚章一起派到广东去办理厘金了。当时还在到处寻找人才的李鸿章听说丁日昌在广东军营，已经督制出了大小炮硼36尊，子弹2000多颗，十分羡慕。心想如果能让他来主持炮局就好了。李鸿章于是使劲追着曾国藩要人，终于奏请朝廷批准把丁日昌调到上海主持炮局。
兴办军工求自强（2）
事实表明，丁日昌办的炮局最有成效，它能制造“田鸡炮”（迫击炮），还有能发射80磅炮弹的“开花炮”。后来，丁日昌一直在李鸿章身边做他的得力助手，成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实行者。
1864年5月，和太平天国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按理，洋枪洋炮的制造也该放松下来，但是，李鸿章不但没有放松，反而认为更应当加强。在仿制洋枪洋炮的基础上，他强调，不但要仿造，而且还要逐渐学会制造“制器之器”，刻不容缓。建议朝廷向日本学习，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加强国家的国防力量，在世界上站起来。
韩殿甲和丁日昌分别主持的炸弹局，“都不雇佣洋匠，只选中国工匠，仿照外洋做法”，分别用手工铸造炸炮。这三个炸炮局所造的炮，大多限于轻便的短炸炮，炮重不满50斤，每月只造6至7尊。炸弹则每月可出产万余颗。
“炸弹三局”生产出来的各种炸弹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前线，给李鸿章消灭太平军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并为李鸿章日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积累了经验。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上海机器局，成立于1867年9月，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后来能修船造舰，成为综合性的新式军用企业。金陵制造局，是把以前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建立的。到南京后，规模扩大了，生产能力也提高了。主要生产各种口径的大炮、炮弹和子弹，还生产其他军用品。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都是制造军用器械的兵工厂。它们用蒸汽机作为动力，以机器为工具，雇佣了一批工人，这表明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这两个局的资金都来自清政府的财政划拨，生产的武器弹药都归湘军和淮军以及其他各省军队使用。它们不参与市场竞争，不产生直接利润。这种先进的生产力结合官僚专制式的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官僚资本。有些研究者认为，在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某种特殊环境下，这种官僚资本的介入，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
1864年，淮军攻占苏州，李鸿章把马格里、刘佐禹主持的洋炮局迁往苏州，成立了苏州洋炮局。地址设在太平天国纳王府，占地比上海大得多。这期间，马格里通过李鸿章的允准又从外国购买了一批机器，规模扩大，生产也颇有成效，每一星期就可以生产1500到2000枚枪弹和炮弹，还制造了规模不同的开花炸炮。对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在1864年5月奏请朝廷允准，从保卫宫廷的火器营中选出了8名武弁、40名兵丁前往苏州洋炮局学习。于是李鸿章成了让人们刮目相看的洋务派首领之一。
1864年5月，同太平军作战即将结束，李鸿章再次强调制器之不可缓。他在致总署函中说：“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日本制造，现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吓，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由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1865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他看到，原来所设立的三个洋炮局设备不全，就在曾国藩的支持下，购买了上海虹口美国人的一座旗记铁厂，将它和原来设在上海的两个洋炮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规模极大，该局用两江海关二成的洋税作常年经费，主要制造军械。此外，江南制造总局还附设译书局，专门翻译外文科技书籍。
兴办军工求自强（3）
该局坚持“自立”、“自强”的主旨，从经费的筹措、机器设备的购置、管理人员的委派到洋匠的雇佣、机构的设立等问题，李鸿章和曾国藩都要过问，可谓费尽心机。1867年夏天，江南制造总局从虹口一带迁至高昌庙，规模又有所扩大。经陆续扩充和添置设备，到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已拥有各种工厂十余座，船坞一座。1867年，用原有购置的设备，并自造一部分机器，每天已能生产毛瑟枪15支，12磅开花弹100发；每月平均生产发射12磅炮弹的开花炮18门。自1867年至1894年27年间，该局共计生产各种枪支5万多支，大炮585尊，水雷563枚，炮弹12万发以上。这些武器弹药除供应淮军外，还供应南洋系统及各地的炮台、军舰，各总督所辖地区的军队。这些军工产品统一由清政府调拨，不具有商品性质。
在制造枪炮之外，江南制造总局同时还生产“制器之器”也就是生产造机械。同时，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制造轮船的分厂。李、曾二人都清醒地认识到，要对付西方列强，实现自强，对海域的争夺是关键，因此就要多造船，防御好沿海各个重要港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曾国藩又奏请另外划拨两江海关的两成洋税，其中一成作为江南制造总局专造轮船的费用。同治七年（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终于造出了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轮。中国近代的船舶制造业也从此开始发轫起锚。
从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可以看出，“自立自强”是其主旨，这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师徒二人的主要目的，因此事无巨细，二人都十分关注，从经费筹措、机器设备的购置、管理人员的委派到洋匠的雇佣、机构的设立等题，他们都要过问，这使得江南制造总局从一开始就有了强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1863年11月，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赴徐州前线为钦差大臣，全力主持“剿捻”事务，李鸿章也移至南京。这样，苏州洋炮局又迁移至南京，改为金陵机器局，又称金陵制造局。该局局址设在南京中华门外的瓷塔山，规模又有所扩充，设备有所改进，到1879年计有3个机器分厂，翻砂、热铁、柞厂各2个，还有火箭局、洋药局、水雷局等；能够制造炮位门火，车轮盘架，子药箱具，开花炮弹、洋枪、抬枪、铜帽、大炮、水雷等。
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对崇厚所办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接管并加以扩充。天津机器局在李鸿章的经营之下，分设东西两局，规模比以前大得多，主要生产火药、枪弹、炮弹、水雷等，辅之以修造船舰等。产品主要供应淮军以及北洋水师之武器装备。
李鸿章创办及接办的这几个制造局，再加上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局，成为中国早期军事工业的主干。几年间，制造局规模粗具，奠定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根基。在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带领下，许多省份也先后用“机器局”、“制造局”的名义，不断设立军火工厂。尽管其中存在一些缺点，但是毕竟引进了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已经和原来的官营工场手工业有了根本的区别，打上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烙印。而通过几年的努力，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生产新式武器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清朝军队的落后状况，走上了国防近代化的道路。
综观李鸿章为实现“自强”而兴办近代军用工业的过程，从他购买船炮到仿而制造，其性质究竟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反抗还是为了“自强”而抵御外侮呢？从以下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后者是主要方面。
兴办军工求自强（4）
第一，不论是金陵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还是天津机器局的兴建和扩大，都是在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所以，如果李鸿章为对付农民起义而制造枪炮，是没有多大必要的。相反的，从前述促使李鸿章设厂制器的原因来看，“自强御夷”的目的是主流。
第二，李鸿章等人从购买船炮到自行制造的举动，为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新生产力，并且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开了新风气。
江南制造总局开局之初，就有过“各委员抨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之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的事实。
这种先进的制造之器，虽然由船炮引入，并在生产船炮的过程中被复制出来，但它一经出现，就会在数量上积累，而且按照自身规律运动，或迟或早突破其倡发者狭隘的预想。这是李鸿章等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第三，因制造船炮并为其服务的各项专门化技术工业的产生，对促进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新的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可是，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工矿企业，但它们基本上是由买办资产阶级所创立，并且规模很小，为缩小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只能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不可否认，李鸿章主持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内生产的枪炮，在最初当然主要是运往前线对付农民起义军；但这些工厂的主要宗旨却是制造兵船，目的是防御海口用以“自强御夷”。再加上这些工厂由中国人拥有主权，自己建造和管理，所以，这些工厂尽管属于军事工业之类，却具有“御侮”性质，并且为中国近代工业打下了最初基础。
总之，在19世纪末年，中国近代工业虽发展缓慢，底子薄，基础不牢，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多少带有买办性，但在由李鸿章主持下的江南制造总局等企业的倡导、支持以及影响下，中国近代工业已经诞生并缓慢而艰难地前进，所以李鸿章设厂制器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第四，这些军工企业虽在“靖内”方面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但在“御外”方面的实际效果也极为明显，我们不能把李鸿章主持兴办的军事工业看成绝对的坏事。而也应看到其积极作用。如1870年李鸿章接管并扩充的天津机器局，起初虽然是为镇压农民起义而制造军火的，但随民族矛盾上升，这些军事工业所制造的枪炮弹药在加强边防、抵御外来侵略战争中发挥了作用。又如，在江南制造总局内专设的轮船工厂，为中国近代海防和海军建设作出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虽然李鸿章一开始办工厂是为了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但他的洋务思想在不断深化。他后来的活动表明，他办工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外国侵略，用以“自强御夷”，维护清朝的统治和国家的安全，也就是实现曾国藩所说的“自强”。这一点上，李鸿章不但没有背叛曾国藩，而且比曾国藩走得更远，贡献也更大。
欲求富强军转民（1）
李鸿章除了经营以“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外，还开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他从所谓“求强”出发，把西方军事工业移植过来，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然而，军工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许多畸形现象和一连串的困难。
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为了解决这一些问题，就必须为军事工业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因为“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于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用企业的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
李鸿章知道，要办稍大一些的工厂企业必须得到总理衙门的同意和支持，所以多次致函总理衙门，陈说办厂造船的必要。他曾这样说道：“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或俟经费稍裕，酌择试办，祈王爷大人加意焉。”由于当时风气未开，李知道用大机器生产遇到的阻力过大，担心总理衙门有独木难支之虑，故致书威望较高的御史陈廷经，阐明中国学习西方技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抨击顽固派抱残守缺、昧于世界大势。他感叹自己略知国家富强的“底蕴”，故“每于总理衙门函中稍稍及之”，但“朝廷即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从者，天下事终不可为矣。吾丈知爱素深，究心机要，附陈一一，伏希心鉴”。陈为信中的说理透彻和情真意切所动，于1865年1月奏陈变兵制、筹海防，在广东等海边城市设局制造外洋船炮以“靖内患，御外侮”。朝廷将此折发下，要曾国藩、李鸿章会同商酌。
李提出的建厂造船的建议，得到总理衙门的赞同。对于开办方案，李鸿章也有具体的考虑。以往的经验使他认为，如果委托洋商从国外购买机器不仅价高而且难于把握控制，而派人到外国机器厂学习，他也认为“其功效迟速与利弊轻重”也难以判断。由于上海已有一些外国人开办的机器厂，他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以适当价格就地收购一家，因此嘱咐下属丁日昌着手经办此事。1865年夏，丁日昌得知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准备出售，而且该厂能够修理制造轮船枪炮，在征得李鸿章的同意后，丁以银6万两买下该厂及其所存储的全部原材料，合并原来建立的两个洋炮局后，终于奏准成立。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首先陈述了办厂理念和就地购厂的理由，然后就提到陈廷经的奏折，“虽语焉不详，未得要领，而大致与总理衙门暨臣所筹议不谋而合。曾国藩平时亦持此论，自应遵旨商酌办理。”这样一来，他现在筹办江南制造总局就顺势成为“遵旨商酌办理”、呼应陈奏的结果。显然，陈廷经早先在他力劝下给朝廷的那则奏疏犹如一枚早已布下的棋子，在关键时刻发挥如此重要、具体的作用，不能不让人深叹李鸿章的老谋深算。紧接着他就简述购买此厂的具体情况，并强调“此项外国铁厂机器，觅购甚难，机会尤不可失”，言外之意是希望朝廷尽快批准。
欲求富强军转民（2）
在丁日昌把美商旗记铁厂买过来之后，李鸿章把它原来的名字改为“江南制造总局”，称此系“正名辨物，以绝洋人觊觎”。其实，如果深究一下，李鸿章把原来的厂名改成江南制造总局可能还有其他的意义。这明明是座兵工厂，它的英文名称即“Kiangnan Arsenal”（江南兵工厂），但他却不像此前办的“洋炮局”、“军械所”那样，名正言顺地给工厂冠以军工之名，其原因就在于他认识到“洋务”迟早要突破“求强”的“军工”范围，进入“求富”的“民用”领域，这种认识极为超前。他明确写到军工只是目前的救急之用，因“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而更根本的目的还在于民用以“求富”：“臣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铸造枪炮藉充军用为主。”“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
此时的李鸿章，俨然成了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预言家。他预言，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当时连恭亲王和曾、左、李等实权人物为直接挽救清政府而创办这类官营军工企业都如此阻力重重，连他们此刻尚且无权创办生产民品以求富的企业，根本无法想象民间可以用大机器生产日用品谋利。而李鸿章却认识到大机器是“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而且民间必然要用机器生产以“自求利益”且官方无法阻拦这一历史趋势，确实识见深远。他之所以能有此认识，因为他认为机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其中的道理应是中外共通的，只是以前“华洋隔绝，虽中土机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复”。而“天下至奇至异之事，究必于本于平常之理，如或不然，则推之必不能远，行之亦不能久”。
最后，他再次借陈廷经折提出自己的洋务思想：“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伦理纲常等均超过“外洋之俗”，只有机器技艺不如西方。而“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中国文化是“全体”应该为“本”，西方技艺是“偏端”应该为“末”，所以学习机器制造并不会伤害中国之本，不必担心“中学”之“本”会因此受到伤害。这就是洋务派对反对学习西方机器技艺的顽固派的回答和反驳。
另外，此折中有一小段又提到天津设立机器制造局之事，他仍是在应付朝廷。曾经在1865年5月，京城受到捻军严重威胁，清政府要李鸿章帮助天津设厂但被他找理由拒绝。但随着捻军的发展，清政府在津建厂心情更加迫切，于是接连发出几道上谕，一再索要李鸿章在上海、苏州等地办厂的部分机器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甚至要李鸿章和丁日昌一同“赴天津开局”。对此要求，李鸿章还是拖延敷衍，实际决心机器与人员均不外放。在此折中，他仅承诺将“厂中机器仿造一份以备运津”，同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接着他又声明：“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仍是行拖延之计。不过随着职位的变化，后来他对“津局”的态度又大有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