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及早移军”，“先清江西内地”。胡林翼支持李鸿章的主张，特地写信 给曾国藩说：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左宗棠移驻九江之策“亦握形势”，
“然丈未必采纳。能于湖口、东流驻使节，联络南北两岸之兵气，乃合使节 之体裁，且功效必大。”他甚至委婉地批评曾国藩因小失大，不顾战略全局。
他写道：“使节兼三江非专为宣歙而设也。 握大符当大任以力肩大局为 义，二三邑之得失不足较也。”①曾国荃也驰书相劝，说“株守偏陬无益，宜
出大江规全局”。曾氏喟然从之，移节东流②。
李鸿章滞留南昌期间，曾给丁未同年沈葆桢（字幼丹）去信询问福建情 况，有意去闽任道员之缺。沈葆桢回信劝阻：“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柱才耳！”
另一位丁未同年郭嵩寿（字筠仙）也致函李鸿章，“力言此时崛起草茅，必 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 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
仍劝令投曾公。”李鸿章“读之怦然有动于心”③。1861 年 6 月 25 日曾国藩 乘机写信给李鸿章，情词恳切地请他回营相助：
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 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
危险，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 身热毒， 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 则请
台旆速来相助为理。④曾国藩敦促李鸿章出山，意在为自己罗致建功立业的助 手。李鸿章环顾左右，也确信当今可资“因依”而“赖以立功名”者只有曾
国藩，因此捐弃前嫌，于 7 月 13 日赶至东流，重新授身曾幕。曾国藩“特加 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薰陶之能亭。”①
②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
③ 刘体智：《异辞录》，卷 1，第 20 页。
④ 欧阳兆熊：《水窗春呓》，第 2 页。
⑤ 刘体智：《异辞录》，卷 1，第 21 页。
① 胡竹翼：《复曾使相》，《胡文忠公遗集》，卷 81，抚鄂书牍，第 10 页。
② 王定安：《湘军记》，卷 6，规复安徽篇，第 19 页。
③ 郭嵩烹：《玉池老人自叙》，第 6—7 页。
④ 曾国藩：《复李少荃》，《曾文正公书札》，卷 15，第 39 页。
① 刘体智：《异辞录》卷 1，第 21 页。
编练淮军
古人云：“时势造英雄”。重返曾幕的李鸿章虽然算不上什么英雄，但 是急剧变化的时势却为他实现梦寐以求的掌握军权、独树一帜的野心提供了 良机。
1861 年 8 月咸丰帝奕詝病逝，其子年方 6 岁的载淳即位，以载垣、肃顺 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9 月湘军攻陷安庆，曾国藩被赏加太子少保。11
月载淳生母慈禧太后②勾结恭奈王奕诉③发动宫廷政变，杀害和罢黜赞襄政务 王大臣，夺取清朝最高统治权。慈禧为载淳举行登极大典，改明年为同治元
年，任命恭亲王奕为议政王，主持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署、 译署），随即宣布垂帘听政。慈禧、奕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维护清朝统治，
进一步依靠汉族地主势力，任命曾国藩统辖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并节制自巡 抚、提镇以下各员。
就在上游军情出现转机、曾国藩权势日益烜赫的时候，下游战局急剧逆 转。太平军在“合取湖北”、保卫安庆的战斗失败以后，采取西线防御、东
线进攻的方略，击溃东线清军，连克浙东、浙西大部分地区，直捣杭州，威 逼上海，力图把苏浙变成支撑太平天国的战略基地。上海地处东南前哨，是
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中外反革命蚁聚的巢穴。上海官绅面对太平军的凌厉 攻势，惶惶不可终日，一面倡议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建立中外会防局，
加强华尔常胜军；一面派代表到安庆向曾国藩乞师求援。他们效法春秋时被 吴国攻破的楚国贵族申包胥到秦庭痛哭求救故事，于 11 月 18 日派法部主事
钱鼎铭等乘外轮到达安庆，晋见曾国藩，呈递沪绅公启私函，并“缕述上海 将怯卒惰、旦夕不可恃状”，声泪俱下，叩头乞师。曾国藩既顾虑上海“地
僻远，即有急，声援不相达”，又深感手下“无兵可分”，因而未敢冒然应 允。钱鼎铭探知李鸿章是曾国藩亲信幕僚，便登门拜访，并诱之以利曰：
“沪滨商货骈集，税厘充羡，饷源之富，虽数千里腴壤财赋所人不足当 之，若弃之资贼可惋也。”①李鸿章为之所动，帮助钱鼎铭等劝说曾国藩。11 月 21
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少荃商救援江苏之法，因钱茗甫鼎铭来此请 兵，情词深痛，不得不思有以应之也。”②当然，曾、李之所以决定出兵“救
援江苏”，并非由于钱氏“情词深病”，而是基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实际 利益的考虑。当时湘军正在西线顺江东下，威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分兵援 沪，
“由下捣上”③，就可以造成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之势，迫使太 平军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
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④。分兵援沪，既能控制饷源重地上海，保证每月可 得白银 10 万两济军；又能谋取避处海隅、无所作为的薛焕的江苏巡抚桂冠。
因此，曾国藩对领兵援沪的入选问题，作了周密安排，起初决定派其弟国荃
② 慈禧太后（1835—1908），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位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 徵之女，1852
年被选入宫，封兰贵人。1856 年生载淳，封懿妃，次年进懿贵妃。1861 年咸丰帝死去，载 淳即位，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徵号慈禧。
③ 奕（1832—1898），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 年封为恭亲王。
① 薛福成：《书合肥伯相李公用沪平吴》，《庸盒文续编》，卷下，第 17 页。
②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③ 《钱农部请师本末》，《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 96 页。
④ 曾国藩：《致澄弟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797 页。
前往，继而改为以国荃为主帅，辅之以李鸿章、黄翼升。不料，12 月 31 日 曾国藩按到其弟拒绝援沪的信，不得不派李鸿章先行。据说李鸿章“欣然以
肃清自任。曾笑曰：‘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 李坚请赴申。”①这种变化，为李鸿章创立淮军从而掌握兵权、控制饷源重地
上海、登上江苏巡抚宝座开辟了道路。梦寐追逐“驷马高车”的李鸿章自然 喜出望外，以为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不过，李鸿章一面踌躇满志，一面忧心
仲忡。他既深知“此行险阻艰危当备尝之”，“成否利钝”实难预料②；又害 怕遭致同僚、尤其是曾国荃的忌恨。他特地致函曾国荃，故作姿态：
东吴请兵之使数至，师门始以麾下得胜之师允之。嗣因内举避亲，复以 下才应诏。鸿章庸陋，岂知军国大计，近年跧伏幕中，徒党星散，立时募练
其何能军？幸叠次寄谕，催令吾丈同赴下游。当代贤豪投契之深，无如麾下， 师资得借， 懦夫气增。乃窃闻侍坐之言，似我公无意东行。鸿章欲固请之，
未知有当于高深否耶？③
李鸿章招募淮勇，乃系秉承曾国藩意旨。曾国藩意在“创立淮勇新军”，
“以济湘军之穷”④。当时主要是打算解决战线延长和湘军兵力不足的矛盾。 早在 1860 年 8 月曾国藩在《复奏统筹全局折》中，就提出了编练淮勇问题。
因为咸丰命都兴阿督办扬州军务，令湖北派拨精兵即刻驰往。曾国藩认为“事 多窒碍”，难以如愿，不如“用楚军之营制，练准徐之勇丁”，切实可行⑤。
这可以说是筹议淮军的先声。1861 年 12 月曾国藩基于同样的考虑，让李鸿 章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①。
李鸿章受命之后，考虑到“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困难重重，而庐 州一带旧有团练较为强悍，自己对当地人情也较为熟悉，所以决定罗致并改
编庐州一带旧有团练，组建淮牢。他并没有返归故里，而是坐镇安庆，通过 派人或通信等办法，征召庐州一带旧有团练。12 月 12 日他写信给自己的学
生、当地的团首潘鼎新说：
帅（曾国藩）意将令阁下照湘军营制募练五百人，其口粮与张山樵（张 遇春）之淮勇一律。所虑楚军不用长杆火枪，专用抬炮小枪，轻重大小，毫
不参差，步伍连环，须有约束，阁下所部，未必即能降心相从耳。如愿习此 间队伍纪律及扎营之神速，请赐回示，再行专札调赴皖省，勤加训练。楚军
招募，准领枪炮、器械、帐棚，起程时支小口粮， 勇夫每日给钱百文，到营 点名后给大口粮。前寄上营制刊本，可覆按照请也， 余属振轩（张树声）
详致下一。②张树声时在安庆，他前往安庆可能与筹议淮军有关。据说，在合 肥诸多团练中，张氏之团声势独隆，隐为盟主。一日张树声召集各圩团首密 议说：
吾皖中诸豪，振臂一呼，举足诚足重轻；但是时曾湘乡开府治军，天下
① 《李文忠轶事》，《清代名人轶事》，第 104 页。
② 李鸿章：《复姚石樵孙雪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4 页。
③ 李鸿章《复曾沅甫方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3 页。
④ 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 24，第 13 页。
⑤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 2，第 350 页。
① 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 22，兵拿志二，第 24—25 页。
②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 1 页。
属望，少荃先生佐幕持筹，足为吾辈先容， 盍驰书致意，如觇出处乎？③大 家表示赞成，于是张树声致书李鸿章，表达投效之意。曾国藩看到这封信，
甚为惊叹，公然把张树声比喻为渡江北伐匈奴的东晋名将祖逖，说“独立江 北，今祖生也。”①曾、李决定“创立淮勇新军”后，李鸿章特邀张树声前来
面商一切，并请他转交致潘鼎新手书。张树声不仅自己募勇相从，而且还左 提右挚，动员刘铭传等“各建旗鼓”②。由于曾、李决定招募淮勇和庐州旧有
团练上书请缨，双方一拍即合，因而仅仅两月之间，李鸿章就成军数营。1862 年 2 月李鸿章所募淮勇陆续抵达安庆，其中有刘铭传的铭字营， 张树声的树
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铭、鼎两营出于庐州团练，曾随 六安绅士李元华转战多年。树宇营亦为庐州团练，原系李鸿章父亲旧部，其
父死后改隶李元华。庆字营是由合肥西乡解先亮组织的，后为合肥知县英翰 所收编，故称官团。英翰“主解圩，李（元华）与诸练首势不能容。英恃官
威，李倚练众，日事抄掠。”③李鸿章招募淮勇，采取兼收并蓄方针。据说， 曾国藩一见张、潘、刘等人，就非常赏识，吹捧说：“诸君均人杰也，今日
之会，天其有意致中兴乎？已饬麾下列几筵，请与诸君聚饮，尽今日欢。” 他们在席次“畅谈用兵方略，规复计划，沆瀣相合，有如宿契。”④除上述四
营外，还有张遇春统带的春字营。张遇春原是李鸿章在皖北办理团练时的嫡 系部将，后改隶湘军， 从唐义训转战各地。李鸿章奉命招募淮勇，张遇春重 归其节制。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 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⑤2 月 22 日李鸿章移驻安庆
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他 说：“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远征异地，若无精兵宿
将，立有覆败之虞”①。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 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倡”②，以陶
铸淮勇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 亲兵两营，由韩正国统带，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
学启统带，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 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腾 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 4 千人，
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宇营由陈飞熊统带，垣字营由马先槐统 带，均系奉曾氏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鸿章授沪，
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 共计 13 营，6 千 5 百人。3 月 4
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 程学启、腾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
李鸿章组建淮军，虽然由于得到曾国藩的支持而较为顺利，但也并非没 有遇到困难。其一曰军心不稳。据李鸿章幕僚周馥说：“时人多以江北巢县
③ 转引自罗刚编撰：《刘公铭传年谱初稿》，上册，第 18—19 页。
① 吴汝纶：《张靖达公神道碑》，《桐城吴先生全书》，文集，卷 2，第 12 页。
② 张之洞：《积劳病故胪陈事绩折》，《张靖达公奏议》，卷首，第 3 页。
③ 徐珂：《僧格林沁平苗沛霖》，《清稗类钞》，第 2 册，故事类，第 880 页。
④ 曾啸宇：《谈刘铭传》，《国民周报》，第 12 卷，第 36 期。
⑤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卷 8，第 146 页。
① ②李鸿章:《复曾沅甫方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3 页。
下抵浦口，数百里皆粤贼，重重守御，南京尚未收复，虑事不济，先许戎者， 临时多辞退。”③其二曰缺乏统将。李鸿章供认：“各营官尚有可用之材，但
无统将。楚中诸老虽相爱之甚，竟难以偏稗畀我。沅甫方伯终不欲东，俊臣
（陈士杰）廉访以母老辞。独立无助，能不愧惧。”④其三曰粮饷不继。李鸿 章致函吴煦说，“朝旨叠催起程，惟恐不速。弟亦急欲就道，无如水陆各军
丝毫无可指之饷，行装难措，举步维艰。如蒙尊处分惠十余万金，发给弁勇 一两月行粮，庶可早抵下游，共维全局。”①他在写给李桓的信中表白自己“不
得不专盼上海解济”的苦衷， 然而“彼间屡逼寇警，商货顿滞，当事又摇摇 欲动，辄无意迎馈我师，帅已两次具奏鸿章二月杪成行，其迟延之咎，固难 独任矣。”②
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育水源木本之谊。”③因而湘军和淮军有 着基本的一致性。其一曰“营制饷精皆同”④。湘淮军改革绿营之制，略仿明
代戚继光“束伍”成法，分营立哨。湘淮军均以营为单位，设营官 1 员，每 营分前后左右四哨，每哨设哨官、哨长各 1 员，每哨正勇分为 8 队，1、5 两
队为抬枪队，2、4、6、8 各队为刀矛队，3、7 两队为小枪队。刀矛小枪每队 正勇 10 名，拾枪每队正勇 12 名。每队又置什长、伙勇各 1
名。每一哨官有 护勇 5 名，伙勇 1 名。合计每哨官兵共有 108 名，四哨官兵共有 432 名。此 外营官还有亲兵 6 队，不置哨宫、哨长，其中
1、3 两队为劈山炮队，2、4、
6 各队为刀矛队，5 队为小枪队。各队均置什长 1 名，亲兵 10 名，伙勇 1 名， 合计 6 队共有 72 名。连亲兵与 4 哨合计，每一营官统带
504 名。综合一营武 力，包括劈山炮 2 队，抬枪 8 队，小枪 9 队，刀矛 19 队，共有 38 队。每营 除正勇外，还额设长夫 180
名，使之分执粗重之役，俾正勇出征则无误战事， 平居则致力操防，是谓长夫之制。此外，淮军还因袭了湘军的薪粮、恤赏、
濠垒、营务处、粮台等制度⑤。其二曰兵为将有。湘淮军“以召募易行伍”， 以将帅自招的募兵制代替了兵权归于兵部的世兵制，从而改变了兵与将、军
队与国家的关系。湘淮军以各级将领为中心，先设官，然后由官召兵。后来， 李鸿章对李宗羲说：“涤帅与弟，治军十余年，皆先选将，而后募营，其营
哨须由统将自择，呼应较灵。”①之所以“呼应较灵”，就是因为这种制度使 统领、营官、哨官成了大帅的私属，而弁勇也成了营官、哨官的私兵，“一
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②，全军只 服从曾国藩或李鸿章，完全成了“曾家军”或“李家军”。其他省区的将帅
固然指挥不了，就是清朝中央也休想直接调遣。
当然，淮军从建立之初，就有某些区别于湘军的特质。其一曰兵将冗杂。 湘军的组建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湘军将领主要是一些名利蒸心而政
③ 《周懿慎公自订年谱》，卷上，第 7 页。
④ 李鸿章：《复李 堂方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9 页。
① 李鸿章：《复吴晓帆方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7 页。
② 李鸿章：《复李 堂护抚》，《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5 页。
③ 柴萼：《梵天庐丛录》，卷 4，第 32 页。
④ 王定安：《湘军记》，谋苏篇，卷 10，第 138 页。
⑤ 参阅王尔敏：《淮军志》，第 73—87 页。
①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4，第 22 页。
② 王定安：《湘军记》，卷 20，水陆营制篇，第 338，337 页。
治地位不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其中有科名的多达 30 人。淮军则有所不 同。李鸿章虽然身为翰林，但却鄙薄那些以科名相标榜的人。他重视的不是
门第身世，而是才能韬略；加之急于成军，饥不择食，广收杂揽，因而在 13 营淮军的 11 位统领中，只有举人、凛生各 1 人，其余多为地主团首、降将、
盐枭、防军等。这表明淮军将领的知识结构，比之湘军将领要差得多。至于 淮勇，也不像湘勇那样以“山农”为主，而多是团勇、降众。其二曰志在利
禄。曾国藩是一位理学家，特别注意对湘军灌输反革命思想和进行军事训练。 拿他的话说，他的治军要领是“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
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 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③李鸿章一面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辨等
明威”；一面以利为义，用功名利禄、子女玉帛诱使将弁为清朝反动统治流 血卖命。他认为“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董子
正其谊不谋其利语，立论太高。”①因而淮军”自始至终，俱在贪图利禄，以 骚扰民间为能事。”淮军既已组成，进军方式就成了突出的难题。安庆、上
海两地不仅相距遥远，而且间隔太平天国控制区，要突破太平军防线，千里 跃进上海，其艰险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曾国藩原拟水、陆两种方案。1862 年
2 月 24 日曾国藩致函吴煦说：“若尊处能办火轮夹板等船前来迎接，则水路 行走较速；若无船来接，则须由陆路穿过贼中，循和州、天（长）、六（合）
而达于扬、镇。”②上海吴煦、顾文彬和中外会防局的吴云、应宝时等力主雇 赁外国轮船接运淮军，并与英国驻沪领事和有关洋行筹商，最后议定由麦李
洋行承运，拟运兵 9 千，骡马军械携同入船，总计运费 18 万两。薛焕以费巨 为由，拒绝批准。吴煦也随之动摇，“犹豫未决”。然而顾文彬却坚持定见，
通过吴煦游说薛焕。吴煦专程拜访薛焕，转达顾文彬的意见。薛焕问：“资 将安出？”吴煦说’：“顾某任之。”薛焕非常生气，瞪着眼睛质问道：“顾
某有此力耶？”吴煦答道：“贷之洋商得之矣。”薛焕听后，沉默良久，点 头应允③。
李鸿章虽然极愿乘船东下，但却因军中有人怀疑“乘夷船越贼境”是否 安全，“异论蜂起”，加之久久未闻上海官绅“借用何船，解济何数”，遂
与曾国藩商定“卒陆师循北岸透迄前进”。不料，3 月 28 日钱鼎铭、潘馥自 上海乘坐轮船赶到安庆，告以雇妥英轮，拟分 3 班，每班 7 艘，潜载淮军直
趋上海。曾国藩起初举棋不定，第二天与李鸿章反复筹议，才“决计由水路 东下，径赴上海。”①
4 月 5 日首批淮军韩正国、周良才的亲兵营和程学启的开字营各乘一船， 鼓轮东下。第二天，李鸿章登舟起行，4 月 8 日抵达上海。此后淮军分批陆
续乘船东下，至 6 月上旬 13 营淮军全部抵沪。
李鸿章是在曾国藩训导、提携下发迹的，但曾国藩对李鸿章能否胜任援 沪重托仍然心存疑虑，既担心李鸿章因缺乏阅历而摆不正“练兵学战”与“吏
治洋务”的位置，又害怕李鸿章因思想个性而莽撞胡为。因此，在李鸿章离
③ 曾国藩：《与王 山》，《曾文正公书札》，卷 2，第 28 页。
① 周馥：《负暄闲语》，卷 1，第 42 页。
② 《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 79 页。
③ 冯桂芬：《皖水迎师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2 册，第 226—227 页。
①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九日。
开安庆之前，曾国藩“临别赠言，谆谆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 置后图。”②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
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 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
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 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续宜“以从容二字”规之，沈
葆桢、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在给李桓的复信中表示：
“手谕诲爱谆切，感佩无量。鸿章素性激直，从事师友贤豪间，皆深知其戆 而曲谅之。自兹以往，不欲蹈习官样，又未便率性而行。”对于师友们的劝
诫，“当奉为枕中秘”③。
② 李鸿章：《复吴仲仙漕帅》，《李大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18 页。
③ 李鸿章：《复李 堂方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9 页。
就任苏抚
李鸿章抵户 17 天，即 4 月 25 日就奉命署理江苏巡抚，仅仅过了 7 个月，
又由署理而实授江苏巡抚。“从此隆隆直上”，几与恩师曾国藩“双峰对峙”。 李鸿章所以能够从一个遗缺道而骤膺封疆重寄，主要是由于他手握重兵和曾
国藩举荐的缘故。清廷既欲借重李鸿章的淮军绞杀苏南太平军，又要依靠曾 国藩集团保全东南大局。早在 1861 年 12 月 26
日曾国藩就在《查复江浙抚臣 及金安清参款折》中，指责江苏巡抚薛焕“偷安一隅，物论滋繁”，“不能
胜此童任”①，并附片奏保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若蒙圣恩将该员擢 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②清廷自然懂得曾
氏用意，而李鸿章也十分清楚个中奥秘，于是致书曾国藩说：
十月二十五日（1862 年 12 月 16 日） ?戌刻接奉廷寄，十二日（12 月 3
日）奉旨补授苏抚，恩纶奖励，非分宠荣。自顾何人，愧悚无地。此皆 由我中堂夫子积年训植，随事裁成，俾治军临政，修己治人，得以稍有涂辙，
不速颠覆， 实不知所以为报，伏乞远赐箴砭，免丛愆咎。③当时清廷任命 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宜。但只过两月，清廷就调薛焕赴京简候，而
令李鸿章署理通商大臣。这样，李鸿章就成为手握重兵、身兼巡抚和通商大 臣要职的江苏实权人物。
当时年仅 40、肩负重任的李鸿章，面临着严峻局势，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那样，“岛人疑谤，属吏蒙混，逆众扑窜，内优外侮，相逼而来”④。他深知
歼灭太平军、保住上海进而夺取苏常，是转危为安的关键所在，而要做到这 一点，就必须妥善解决“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他标榜以“不要
钱，不伯死”六字“刻刻自讼”，卧薪尝胆，不敢苟慕荣利，少聆逸乐，决 心冲破“险阻艰危”，闯出一个新局面，以“仰酬君国，远对友朋”①。因此，
他“日处营中，自朝至夜，手不停披，口不息办，心不辍息。”几乎无暇与 四方友朋交游和书信来往，只同曾国藩保持通讯联系。他使出浑身解数，力
图尽快扼杀农民起义。
同全国一样，江苏“吏治浮伪，民生凋瘵，劫运甚重”，李鸿章“夙夜 兢兢，惟惧颠复。”②他认为曾任江苏按察使、布政使而后升任巡抚的王有龄
（字雪轩）是造成江苏吏治败坏的祸首。他说： 吴中官场素习浮靡，自王雪轩当事，专用便捷、圆滑、贪利、无耻一流，
祸延两省，靦然不知纲常廉节为何物，其宗派至今不绝。③
当时吴煦身为苏松太道④管理海关，并署理江苏布政使。他出务“钱谷猾 幕”，而其“用人则是王雪轩宗派，沪吏十有七八系浙人勾结把持，直是无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 2，第 43 页。
② 《清史列传》，卷 45，第 18 页。
③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第 37 页。
④ 李鸿章：《复李 堂方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槁，卷 1，第 59 页。
① 李鸿章：《复孙省斋观察》，《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槁，卷 2，第 35 页。
② 李鸿章：《致王子怀工侍》，《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第 28 页。
③ 李鸿章：《复吴仲仙漕帅》，《李文忠公书》，朋僚函稿，卷 1，第 18 页。
④ “苏松太道者，辖苏州、松江、太仓二府一州者也。然于三属公事画诺而已，实专驻松江所属之上海县，
而为东西各邦交涉之枢纽。故世俗相呼，辄曰上海道。上海道得人则天下治，不得人则天下不治。”（俞 榴：《春在堂杂文六编补遗》，卷 3，第 14—15 页）
从下手。”⑤杨坊“以通事奸商起家”，时任苏松粮储道，综理“夷务”。吴、 杨沆瀣一气，“挟夷自重”，控制上海的人事、财政和外交大权。他们手下
有一帮搜括能手，金鸿保、俞斌、阂钊就是三个典型人物。1861 年秋在上海 道署门前有人画一大龟，以俞斌为首，金鸿保为背，阂钊为心腹。1862 年李
鸿章也指出：“沪中十年来发公家财，惟吴、杨、俞三人，远近皆知。”① 他虽然有意“澄清”“吏治”，但又深感力不从心，无法“另起炉灶”，只
得采取所谓“节取而惩劝之”法。他上奏说，“苏省吏治凋敝，监司大员必 须有文武干济之才、廉正敦慤之品为之表率，庶可渐挽颓风。”②他的真实意
图是想把那些盘踞要津、控制实权的“贪诈朋比”之辈撤下去，换上所谓“亲 近仁贤，匡所不逮”，以便把人事、财政和外交大权抓到自己的手中。因此，
吴煦、杨坊之流就成了李鸿章打击的首要目标。早在李鸿章离皖赴沪之时， 曾国藩就曾叮嘱说：“不去煦，政权不一，沪事未可理也。”③李鸿章抵沪后，
便向吴煦及其同党开刀。他首先“疏劾道府数人，去煦羽翼”；接着采取关 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与吴煦“明定章程”，海关仍由吴氏经理，另派
薛书常管理厘捐总局。1862 年 11 月又免去吴的苏松太道（即关道）一职， 委派黄芳接替。黄芳（号鹤汀）是长沙人，当过上海县令，“熟谙夷情，才
能肆应，善于筹饷”④。李鸿章在奏准黄芳署理关道的同时，荐举刘郇膏兼理 布政使。刘郇膏（字松 ）是河南太康人，道光进士。以知县分发江苏，初
到任时，即对神发誓不苟取一文，绅民呼为“刘青天”。李鸿章抵沪后，鉴 于郇膏“诚慤廉正”，并为丁未同年，便从知府相继荐举为署理按察使、布
政使。李鸿章对曾园藩说：“刘、黄才虽较短而无丝毫欺蒙，沪中吏治渐有 返朴还醇之象。”⑤
李鸿章对杨坊也深恶痛绝，必欲罢之而后快。杨坊效法吴煦玩弄以退为 进的伎俩，于 1862 年 5 月“禀请开苏粮道”，李鸿章将计就计，“照例出奏”，
并附片密荐郭嵩杰，赞扬他“学识阂通，志行坚卓”，建议擢授江苏司道实 缺。他致函曾国藩说：“鸿章亟需帮手，冒昧将筠仙附荐，臬司粮道两缺或
得其一。敬恳我师切致筠公速来”①。李鸿章所以特别推崇郭嵩焘，除了他俩 是丁未科同年、政治见解相似外，还由于郭嵩焘能够起到密切曾、李关系的
作用。曾国藩与郭嵩焘既是亲密朋友，又是儿女姻亲，曾国藩四女纪纯许配 给郭的长子刚基。郭嵩秦起初不愿屈就丁未同年的司道属员，后经李鸿章的
恳切请求、曾国藩兄弟的再三劝驾，才赴沪接任苏松粮道。按清制，郭嵩焘 不能在儿女姻亲曾国藩两江总瞥辖区任职，例应回避。1862 年 11 月李鸿章
以江苏军务正殷、需才孔亟为由，奏准郭嵩焘勿庸回避，即以苏松粮道襄办 军务。随后又函告曾国藩：“筠仙到沪后，众望交孚，其才识远过凡庸，运、
藩二篆均可见委，惟至亲避嫌，鸿章以襄办营务入告，似尚大方。拟仍令兼 管捐厘总局，以资历练。”不到半年，李鸿章就函请曾国藩奏保郭嵩焘为两
⑤ 李鸿章：《上曾相》，《李丈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10—11 页。
①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39 页。
② 李鸿章，《奏保郭嵩焘片》，《李文忠公全书屠》奏稿，卷 1，第 7 页。
③ 薛福成：《书合肥伯相李公用沪平吴》，《庸盒文续编》，卷下，第 18 页。
④ 曾国荃：《与李少泉》，《曾忠襄公书札》，卷 3，第 21 页。
⑤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第 36 页。
①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25 页。
淮盐运使，还拟荐举他兼任江苏按察使。这样，李鸿章就逐渐以郭嵩焘、刘 郇膏和黄芳取代了吴煦、杨坊，并于 1863 年 1 月以常胜军统领白齐文劫饷殴
官而吴、杨办理不善的罪名，奏准将吴、杨暂行革职，赶下政治舞台。
李鸿章自从创办淮军和就任江苏巡抚以后，就效法曾国藩开设幕府，延 揽人才，救时匡国。他既是幕府制度的产儿，又是幕府制度的熟练运用者，
他个人的职位、财富和品性，成为他的幕府赖以存在的三大支柱。李幕以统 帅李鸿章为中心，肩负着军机、刑名、钱谷、文案等重任。幕府人物重要者
多由奏调，或从属吏中特委兼办；次要者或函招，或札委，或自来投效，或 辗转推荐，均以统帅为礼聘的主人；其工作俱受统帅分配督导，其地位既为
私人宾席，又可随时因功奏保升涉，授以实缺；其薪给不尽为修金，大半由 所属局所或军营供给，虽非官俸，亦非出自统帅的私囊。李幕虽然效法曾幕，
但在幕宾的选择上却有明显区别。“满量豪翰济时彦，得上龙门价不贱。”① 这是李鸿章吹嘘曾幕人才荟萃的诗句。曾幕确实聚集了一大批虽然动机不同
但却具有各种才干的人物，其中有精通数学、天文、机器制造的科学家，有 谱习律令、会计的刑名、钱谷之士，有崇儒重道的道学先生，有深悉文案之
道的文学侍从，有懂得军机韬略的参谋人员。但是，李鸿章用人却“取瑰异 俶傥，其拘守文墨无短长者非熹。”②他从实际需要出发，把能力置于道德之
上，注重罗致经世致用、精明练达之士，而很少聘请道学先生和文学恃从。 他对应聘入幕的人员，多能量才而用，发挥专长。比如，他延揽被誉为“操
行贞笃，条理精密”的钱鼎铭、“精思卓识，讲求经济”的冯桂芬襄办营务； 招致号称“学识轶伦，熟悉洋务”的凌焕、“才识宏远，沈毅有为”的周馥
办理文案。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由于断定“洋军火及捐厘，尤为敝军命脉 所系”，因而在征收厘捐和购制洋军火两方面，网罗和动员的幕僚就比其他
部门为多，其中著名人物有先后主持江苏牙厘总局和松沪厘局的薛书常、王 大经、郭柏荫、陈庆长、王凯泰，主持后路粮台的陈鼐，主持军火购制的丁
日昌、冯焌光等。李鸿章对这些幕宾格外器重，赞誉薛书常“廉慤明斡”， 王大经“操守廉介”，郭柏荫“老成雅望”，陈庆长“精核廉敏”，王凯泰
“开明精细”，陈鼎“学养深这”，丁日昌“才猷卓特”，冯焌光“才气开 展”。从李鸿章的评语中，可以看出这些幕宾具有廉洁、精明和干练等特点，
其中丁日昌、王凯泰、郭柏荫三人更富于典型性。他们与李鸿章志同道合， 声气相求，既依靠李氏而爬上督抚宝座，又凭借个人才智为淮系发展作出重
要贡献。丁日昌（字雨生）系贡生出身，作过江西县令和曾国藩幕僚。李鸿 章赏识其才，早在援沪之初，就曾“求之幕府相助”而未果。1862 年丁日昌
奉命至广东提督昆寿军营“协助筹划战守，督办火器”。但是李鸿章并未气 馁，先向粤省吝调被拒，继而于 1863 年专折奏准来沪，经理军械火药购置与
制造。从此丁日昌扶摇直上，1864 年升署苏松太道，后历摧两淮盐运使、江 苏布政使、江苏巡抚，四年四迁，后曾任福建巡抚、船政大臣。王凯泰（字
补帆）是江苏宝应人，道光三十年进士，1863 年经李鸿章奏准襄办营务处、 江苏牙厘局，后升任福建巡抚。郭柏荫（字远堂）也是道光进士，1863 年李
鸿章以僚属调用，先后署理江苏按察使和布政使，兼办厘务，继而升任湖北 巡抚，并一度兼署湖广总督。
① 李鸿章，《酒体六章》，《李文忠公遗集》，卷 6，第 13 页。
② 金天嗣：《皖志列传稿》，卷 7，第 4 页。
李鸿章依靠这个班底，确实基本上解决了购制军火和捐厘胁饷问题。先 拿捐厘助饱来说，李鸿章自从采取关厘分途、以厘济饷政策以后，就置“商
怨沸腾”于不顾，“百计搜剔，无孔不入”。他虽然承认“各省厘捐之重， 无如上海”，但仍不断下令加征。及至督军挺进苏南以后，每侵占一地，“即
酌添卡局，以济军饷”，结果“分卡之密，近于烦苛”①。当时江楚各省厘金 每年不过百数十万，而苏松 2 百余里内却岁收厘捐近 3 百万。常熟柯悟迟抨
击道：“关卡重重，抽厘叠叠”，“实在有益于军饷者不少，竭膏血于小民 者亦多。”②1867 年曾国藩供认：“苏南厘金之弊，怨默繁兴。”“饷源所
恃，仅在厘金，征敛百端，民穷财尽，此大乱之道，已在眉睫。”但因苏省 厘金皆为李鸿章“之所设施，投鼠忌器，不得不包荒示大”①，徒呼奈何。
李鸿章为了给“怨默繁兴”的捐厘助饷辩解，公然说“与其病农，莫如
病商，犹得古人重本抑末之义。” 当然，李鸿章着眼于“捐厘助饷”，并非不想染指关税。江海关关税，
循例应解户部。但从太平天国与清朝之间的战火漫延到长江下游以后，就改 为“尽所收厘捐关税抵放军需”。及至李鸿章就任苏抚，江海关关税除了按
照中英、中怯北京条约的规定，扣还英、法两国赔款共计 4 成外，其余 6 成 主要用于筹还代征的汉口、九江两关税款、支付镇江防军、常胜军、上海中
外会防局用款和上海水陆各军购制洋枪火药费用。其中购制洋枪火药一项， 淮军因系上海水陆中消费军火的首户，所以受益最大。根据李鸿章“恭呈御
览”的清单，可以看出自同治元年四月起至同治三年六月底止（大致是从淮 军抵沪到湘军攻陷天京这段时间），苏沪军需款项，入款总数为库平银 9，
480，207 两，其中厘金收入 6，439，000 余两，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六，
为第一位，关税为第二位；支出列为常胜军报销项下的有江海关洋税、捕盗 局经费和苏藩库，而列为以淮军为主体的苏沪驻军报销项下的则主要是苏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