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和军饷捐，当然常胜军也支用些厘金，苏沪驻军也并非丝毫不支用关税。 据推算，“如在全部人款中，剔除常胜军等五项的入款，再在厘金收入总数
中，剔除常胜军等所支用的厘金，则厘金所占苏沪诸军用款应为百分之六十 四。”②
曾国藩荐举李鸿章率领淮军援沪的目的之一，是守上海以保饷源。李鸿 章刚刚抵沪，曾国藩就提出：“上海所出之饷，先尽沪军，其次则解济镇江，
又欢乃及敝处。”①李鸿章起初采取临时协济方式，抵沪半年，就两次协济湘 军 9 万两。但是曾国藩并不满足，要求“每月酌提四万，万不可减。”李鸿 章于
1863 年春特地为湘军筹定专款，以上海所收九江茶捐指拨金陵大营，以 加收上海厘金 1 成指拨安庆大营，两项合计大约每月 3 万两，另外加上原有
的一些船捐。曾国藩预感到每月从上海酌提 4 万，“恐不免大有争论”。果 然不出所料，李鸿章“意甚不平”，在写给曾国荃的书信中“牢骚满纸，至
有‘东门黄犬，其可得乎’之语”②。
① 李鸿章：《复薛世香观察》，《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4，第 31 页。
② 《漏网偶鱼集》，第 97 页。
①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3 册，第 412，413 页。
② 王尔敏：《准军志》，第 268—269 页。
① 曾国藩：《夏李少荃》，《曾文正公书札》，卷 18，第 16 页。
② 《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绸简辑》，第 3 册，第 293 页。
李鸿章凭藉手中的军政大权，横征暴敛，既基本上解决了淮军的饷需问 题，又以大批金钱和物资支援了湘军在西线进行的战争。
李鸿章在抚苏期间，还与赵家缔姻，完成了再婚这柱终身大事。他的原 配夫人周氏，生有二女，名曰镜蓉、琼芝，因膝下无子，其弟昭庆便把经方 过继给他。1861
年夏李鸿章在重返曾幕路经万年（江西饶州府）时，曾赋诗 寄怀，诗云：
半生失计从军易，四海为家行路难。 惟有娇痴小儿女，几时望月泪能乾。 阿爷他日卸戎装，围坐灯前问字忙。 天使诗人卧泉石，端教道韫胜才邮。③
他以生动的笔触，抒发了投笔从戎、前路崎岖的感慨和思念女儿的骨肉
之情，反映了渴望早日结束战乱、重享天伦之乐和娇女成长为像东晋女诗人 谢道祖那样”咏絮才”的心声，情真意切，凄楚动人。不料，是年 9 月周氏
去世，两个女儿失去了母亲，爱妻去矣，娇女孤，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李鸿 章肝肠忧煎，感伤不已。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由于戎马倥偬，使李鸿章
无暇顾及个人婚事。1863 年 12 月李鸿章在夺取并移驻苏州之后，认为苏南 战事即将胜利结束，重建家庭的时机已经到来，因而便于 1864 年，1
月迎娶 赵氏为继室。赵夫人（1838—1892），名莲儿，籍隶安徽太湖县，出身仕宦
之家，其父赵畇，道光进士，是李文安的好友，李鸿章回籍办团练时的同事。 李瀚章为之请媒求婚，赵畇欣然许之。李鸿章特地请长妹陪同老母前来主持
婚礼，在完婚之后，长妹又调和于婆媳之间。李鸿章说：“继室未谙姑起居， 颇虑不得吾母意，妹左右导迎之，妇姑相待尤欢。”①赵夫人比李鸿章小 15
岁，生三男一女，即经述、经远、经迈和菊耦。她是一位深受封建礼教薰陶 的贤妻良母型的女性，李鸿章对之宠爱有加，赞扬她“奉侍慈闱，经理家政，
礼法秩然，贤明之称，中外无间”，使自己“藉免内顾之忧”。
③ 李鸿章：《万年道中寄镜蓉琼芝二并示静芳侄女》，《李文忠公遗集》，卷 6，第 11 页。
① 李鸿章，《诰封一品夫人亡妹张夫人家传》,《李文忠公遗集》卷 4，第 32 页。
“练兵练器”
。李鸿章抵沪就任苏抚后，遵循“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的师训， 积极“练兵练器”，大力加强军事实力。
当时李鸿章虽然身为一省之长，但政令却不出上海孤岛。连成一片的太 平天国苏浙根据地，沿江连营、深沟高垒、四面包围、待机进取上海的太平
军，使李鸿章深感强敌环伺，仅凭原有的 13 营淮军既无法击退太平军、保住 上海，更难以歼灭太平军、“规复苏常。”因此，他当机立断，把募勇添兵、
扩军备战放在一切工作首位。在 1862—1864 年间，李鸿章就增建淮军营头
30 余个。淮军扩充营伍的方式，与湘军的不尽相同。将帅返湘募勇是湘军采 取的主要方式，淮军起初也曾效法过这类作法。1862 年夏李鸿章曾委派张树
声、吴长庆回皖招募树字一营、铭字两营、鼎字两营、庆字两营、开字两营， 共计 9 营。但是，对于张、吴返乡招勇一举，社会上留难、嫉忌者所在多有。
李鸿章为此曾向曾国藩诉苦说：“新募各营，其有成军起程禀报到辕者，求 通行沿途营卡放行，张树声等五营，李世忠来咨，疑为奸细，竟有留难之意，
即都（兴阿）黄（彬）各处，嫉忌多端，千里募军，殊为耽心。”①除了李世 忠“留难”、都、黄“嫉忌”外，曾国藩甚至一度截留张、吴所募 9 营防守
无为、庐江，将其置于无用之地。此后由于时势危迫、需兵孔亟而就地取材 较为便捷，所以淮军再无统将返乡招勇之事，而主要采取改编原有防军、借
将带兵、收编两淮团练和太平军降众等方式扩充营伍。前江苏巡抚薛焕所部 防军不下 5 万，李鸿章根据“就地陶洗”、“择将而使”的原则，将“洋烟
油滑之徒”陆续简汰，“遣去三万余人”，对于选留的万余人，其中不少是 湘淮籍兵勇，则用湘军规制，重新编组，有的以原有之将统领原有之兵，有
的另行委派统将，前者如况文榜常字营、梁安邦虎字营、刘士奇奇字营，后 者如郭松林松字营。其中奇字营和松字营逐渐成长为淮军主力之一。奇字营
是由薛焕派滕嗣林在湘所募抵沪之勇 7 百人组成，以出身防军的刘士奇为统 领，后被李鸿章收入淮军。郭松林原为曾国荃部将，以慓悍著称，因遭忌出 走，于
1862 年 6 月末只身赴沪投效淮军。李鸿章致函曾国荃说：“郭松林来 沪，正值紧急之际，鸿章稔知其打仗奋勇，因调沪中旧营，令其选练五百
人，求公赏借，勿苛责之，鸿章当时时箴砭其过。”①
李鸿章收编两淮团练，除附轮抵沪的铭、鼎、树、庆诸营外， 还有随后 由陆路绕江北而抵沪的亲兵营、盛字营和传字营。亲兵营的统领是李鸿章弟
弟李鹤章。1862 年曾国藩让李鹤章带领因“洋船不能尽载”而滞留在安庆的 淮军各营马匹 5 百并增募淮勇于人， 绕道淮扬里下河，出海门抵上海，随李
鹤章带队东下的还有周盛波和周盛传兄弟。周氏兄弟原为合肥西乡团练头子 之一，与张树声、刘铭传相为犄角，后曾归隶李元华部，随李鹤章抵沪后，
便以所部成立盛字营和传字营。
李鸿章在创建淮军之初，面对“各营宫尚有可用之材，但无统将”的现 实，不得不借将带兵，著名的除借自曾国茎的郭松林外， 还有借自鲍超的罩
联陞、宋友胜、杨鼎勋。李鸿章抵沪后，令罩氏立覃字营，杨氏立勋字营， 宋氏统带水师，在借将统带的各营中，松、勋两营，后来几乎同铭、盛、树、
鼎诸营并驾齐驱。据刘体智说：郭、杨二将先从李鹤章观察“为裨将，既而
①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第 24 页。
① 李鸿章：《复曾沅浦方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槁，卷 1，第 35 页。
与淮将铭、盛、树、鼎四军合力排观察去，诸军皆自立，不相统属。论者常 晒之曰：铭、盛、树、鼎犹鸟也而无翼，今得郭、杨以为之翼，于是乎飞矣，
湘淮蝉蜕之形始此。”②
李鸿章极为重视收编太平军降众的工作。因为这既有利于瓦，解太平军、 扩大淮军兵员，又能实现所谓“以毒攻毒”的阴谋。李鸿章充分地发挥了皖
籍太平军叛徒程学启的带头羊作用，侧重招降皖籍太平军将士。他写信给曾 国荃炫耀说：“敝乡人陷在忠党（指李秀成部）最多，来归者相望于路”③。
淮军收编太平军降众，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改编的防军，而其中成为太平军劲 敌的则有吴建瀛的建字营、周寿昌（即钱寿仁）的昌字营、骆国忠的忠字营 等。
此外，李鸿章还曾采取委托外国军官练军带兵、截留常胜军余众等方式， 以扩充淮军营伍。
李鸿章在创立和扩充淮军陆营的同时，也注意组建自己的水师。最早的 一支淮军水师，是在安庆组建的善字营，以无为州外委孙善成为统领，拥有
五只炮船，随淮军陆营东援上海。李鸿章抵沪后，改编了上海旧有水师防军 和苏嘉等地部分枪船。上海旧有水师防军，以江南提督曾秉忠为统领，全系
广勇。李鸿章起初将其裁减一半，仍由曾秉忠统领，不久又进行了一次精简 整编，改派曾守忠、蔡渭川、曾敏行等分别统领，仍称师船。苏嘉各处枪船，
约有万余只。李鸿章认为枪船成员“大都游民土匪，依违两边，用以侦探向 导则可，冲锋陷阵则不能”。对于这些枪船，黄翼升与淮军诸将“皆厌弃之”，
惟有李鸿章力主采取“羁縻”之策，并收编了安徽合肥盐枭出身的郑国魁、 郑国榜等人的枪船，立魁字 2 营。此外，李鸿章还在铭军中设有水师 2 营，
鼎军和春字营中各设有水师 1 营。
由此可见，李鸿章扩充淮军，同创立淮军时一样，并没有遵循湘军“选 士人，领山农”的建军路线，而是以地主团练、太平军降众和旧有防军为主
要吸收对象。这种作法，引起了某些卫道者的批评，刘秉璋就曾为此而发过 一通“愤激之论”，据他的儿子回忆说：
同治三年甘肃平凉道合肥李季荃观察鹤章，因统领淮军未能大得志，致 书先文庄公（刘秉璋）云：恨不能读书成进士， 人词馆，为带勇根基云云。
先文庄公以书戏之日：带兵最合法有十等，一为粤捻匪投诚，次为土匪投诚， 三为光棍地痞， 四为行伍，五为不识文字，六为秀才，七为五贡，八为举人，
九为进士，十为翰林。公本为六等，何必羡慕九十等那？云
云。先文庄公之言，实属愤激之论。①刘秉璋的这通议论，显然是针对李 鸿章轻视门第身世的倾向而发的。刘秉璋字仲良，安徽庐江人，咸丰十年进
士，早年曾师事李鸿章，1862 年 10 月经李鸿章奏调抵沪襄助军事，统领庆 军。他是淮军将领中除李鸿章之外唯一的进士。李鸿章称誉他“沈毅明决，
器识宏深”，与之“为道义交十有余年，深知结实可靠”。李、刘之间虽有 师生之谊，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却“殊不能相惬”，曾国藩、左宗棠乘机插
手，“时露招致之意”②。建军路线就是双方分歧的主要内容之一。据不完全
② 刘体智：《异辞录》，卷 1，第 28 页。
③ 李鸿章：《复曾沅浦方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42 页。
① 刘声木：《苌楚斋三笔》卷 10.第 3 页。
② 刘体智：《异辞录》卷 1，第 29 页。
统计，这个时期淮军核心分子即淮军大枝劲旅的统领共计 15 人，即亲兵营李 鹤章为贡生、团首；铭字营刘铭传为团首；开字营程学启为降将；奇字营刘
士奇为防军；鼎字营潘鼎新为举人、团首：盛字营周盛波、周盛传为团首： 树字营张树声为廪生、团首，张树珊、张树屏为团首；庆字营刘秉璋为进士，
吴长庆为世职、团首；松字营郭松林为木工；勋字营杨鼎励为防军；加上最 高统帅李鸿章为进士；其中有科名的 5 人，余者多为地主团首或团勇以及防
军、世职、木工、降将等，这同重要统领多有科名的湘军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淮军统领中，李鸿章特别器重太平军叛徒程学启，将其吹捧成“沪军第一
骁将”，自己的“左臂”，说什么“此公用兵方略为十余年来罕有之将”。 相比之下，在淮军统领中科甲出身的既少又难得重用，这就不能不引起拥有
进士、举人之类头衔的将领的不满和非议。刘秉璋的“愤激之论”，正是这 种情绪的反映。
李鸿章轻视门第出身，但却重视以同乡、同事、师生、亲族等封建关系 作为维系淮军的纽带，而这是同湘军一脉相承的。即 以上述 15 名淮军核心分
子为例，同乡关系表现得最为突出，安徽籍者多达 12 名，其他湖南籍 2 名、 四川籍 1 名。除了同乡关系之外，还有兄弟关系，包括 3 个家族 7
个兄弟， 即李鸿章与李鹤章、周盛波与周盛传、张树声、张树珊与张树屏；师生关系 涉及 10
人，即刘秉璋、潘鼎新为李鸿章弟子，周氏兄弟、张氏兄弟和郭松林、 杨鼎勋也师事李鸿章；姻亲关系涉及 4 人，即刘铭传与杨鼎勋，刘秉璋与吴
长庆。凡此种种，可以说是整个淮军内部封建关系的缩影。
除了淮军陆营和水师之外，李鸿章还统属淮扬水师和太湖水临淮扬水师 系由曾国藩一手办成，统领黄翼升及营宫借自湘军外江水师，饷项分自湘军
内江水师，营勇募自湖南，沿袭湘军传统，并无淮军色彩。
太湖水师是 1862 年由曾国藩经手造船集军而成，战船造于安徽铜陵峡， 营伍调自湘军外江、内江水师，井从外江水师借调李朝斌为统领。1863 年 6
月曾国藩决定“调李朝斌领水师赴上海，腾出黄翼升水军溯江人淮，以为临 淮宫军之助”①。曾氏意在以李换黄，但李鸿章却企图控制两支水师以为己用，
因而一面奏留黄翼升，一面催调李朝斌。8 月李朝斌带领太湖水师抵沪，而 黄翼升和淮扬水师却仍旧原地不动。
李鸿章从抵沪到完成“以沪平吴”任务，历经 29 个月，所部兵勇逐渐扩 充。1863 年 5 月他函告吴棠：“敝军水陆接续召募，现已 4 万人，分布浦东
西数百里间，犹觉左支右细。”②及至 1864 年 10 月他再次对吴棠说：“敝部 水陆七万人，忙时有益，闲时多愁。”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窥出李鸿章扩军
的趋势。当然，所说水陆军 4 万或 7 万，并非尽属淮军，而是以淮军为主； 兼及其他以巡抚身份统驭的诸军。
李鸿章在扩军的同时，积极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和机器生产，以图“自 强”。他的这种“自强”活动，是 19 世纪 60 年代初兴起的洋务运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洋务运动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清 朝封建统治而引发的，倡导洋务运动的则是一批以洋务派著称的人物。洋务
派是由部分王公贵族、地方督抚、买办商人、地主士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政 治派别。站在支配这个庞杂派别政策地位、决定洋务运动性质和方向的，是
①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卷 9，第 172 页。
② 李鸿章，《复吴仲仙漕帅》，《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3，第 22 页。
其中的满汉军政要员，如奕、文祥①、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这些军 政要员虽然出身、阅历、权势和识见不尽相同，但在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等
方面，却是基本上一致的，而正是这些共性使之成为洋务派的主导力量。他 们都是从封建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儒学素养和强烈的经世要求的
人物，掌握并利用清朝部分中枢和地方政权作为杠杆推行“洋务”；他们都 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既保留儒学传统，又引进西学新
知，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胃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他们都是带 有买办倾向的封建官僚，对待外国侵略者既有妥协的一面，又有从封建统治
利益出发而抗争的一面。当然，这些作为洋务派主导力量的军政要员，在洋 务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并非是等齐划一的。
李鸿章早在安庆时就开始接触洋人和西方的坚船利炮，萌发了“师夷之 长技”以“自强”的念头。1862 年 3 月底李鸿章在带领淮军附轮东下前夕，
曾致函李桓说：“昨见洋酋，亦颇恭顺，恐有万变，图在后与之为无町畦， 而求自强之术耳。”①及至上海，在与洋人的频繁接触中，看到在热武器方面
中国远逊于西方的现实，并断言这正是中国军队和国家衰弱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只有移植西方的武器装备和机器生产，才能“自强”。他所言的“自强”，
首先是针对太平天国的。因为在他看来，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胃，是为了保 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而当时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威胁主要来自“内寇”。
他说：“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②这表明李鸿章“自强”的目 的，眼前是镇压太平天国，从长远来说也含有抵御外侮之意。不过抵御外侮
在当时既不是“自强”的主要出发点，也不具有任何实践意义。因为中外反 革命都把太平天国视为大敌，李鸿章执意“借师助剿”，英法列强决心进行
武力干涉。虽然李鸿章同洋人也不无权益之争，但这是从属于中外勾结共同 绞杀太平天国的大局的。
李鸿章在“华洋会剿”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一面震惊于洋枪洋炮的神奇， 一面看到李秀成所部“专用洋枪，力可及远”，因而得出淮军”惟有多用西
洋军火以制之”的结论。
李鸿章“讲求洋器”，一开始就遇到不少阻力。外则英法列强对先进武 器“禁不出售，价值过昂”，内则怀疑、阻挡者所在多有，特别是其师曾国
藩“始不深信洋枪火药为利器”，不大赞成李鸿章的做法。李鸿章复信曾国 藩表示“用兵在人不在器，自是至论”，自己“岂敢崇信邪教，求利益于我。
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日戒渝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 期有增益而能哉之。”③在实践中，李鸿章“讲求洋器”，从购买洋枪炮开
始，渐趋把购买西方枪炮和自己制造、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军旅结合起来。他 首先急索“妙品”，购买洋枪洋炮不惜重资。当时淮军所购用的，与洋兵一
样，“皆系前门枪炮”，其中得力者尤以炸炮为最。他设法弄到了 32 磅、68 磅大炸炮。
淮军聘请外国军官，教演洋枪，最早始于刘铭传的铭字营。此后其他各 营也广为聘募，以为教习。李鸿章奏报清廷：“臣军由江南剿贼，人手本宜
① 文祥（1118—1876），满洲正黄旗人，瓜尔佳氏，字博川，号文山，道光进士。1859 年命在军机大臣上 行走。1861 年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
① 李鸿章，《复李 堂方怕》《李文忠公书》朋僚函稿，卷 1，第 9 页。
② 李鸿章：《复徐寿蘅侍侍郎》《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冶 4，第 17 页。
水而不宜陆，嗣因西洋火器精利倍于中国，自同治二年以后，分令各营雇觅 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传习日久，颇窥奥妙。”①他聘请外国军官教练，
但力主“莫专靠洋人做生活”，认为“总要我军能自收自放，然后出而攻战， 可无敌于天下。”②
外国军官教练兵了，除了聘请外国军官进营教练外，还有派拨兵丁给外 国教练的一种形式。1862 年 5、6 月间，李鸿章应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之
请，将薛焕旧部千人拨交何伯选派的英国军官在松江九亩地训练，练就后改 为会字营。继而因法军要求代练，李鸿章就从当地练勇中拨出 600，交法国
军官庞发在徐家汇（后改为高昌庙）训练，即为后日的庞字营。未久，恭亲 王奕秉承英法公使之意，指示李鸿章派拨兵丁与外国教练。但李鸿章复信
奕，“大意以洋人练兵过费，且征调掣时，恐将来尾大不掉等因”③，拒绝 将淮军拨交外国教练。后来总理衙门又屈从法国公使之请，准令法国达尔第
福、庞发为江苏副将、参将等宫，李鸿章说：“其意不过欲多教练、多发财 耳。”他表示“百事皆可遵依，惟教练不能多添，银钱不能多索，听其缠扰，
亦不决裂。”①李鸿章不愿将淮军拨交外国教练，主要是因为害怕外国教官“揽 权嗜利”。他说：.“上海英法教练勇一千数百名，始议中外会带，久则外国
多方揽扰，渐侵其权，不容中国营带官自主，亦不肯绳勇丁以中国之法。”② 前年之覆，后车之鉴啊！
李鸿章“讲求洋器”，以向外国购买为主，辅之以设局仿制。1862 年 11 月清廷指示各省督抚“饬令中国员弁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务须得其
密传，能利攻剿，以为自强之计。”从 1863 年起，李鸿章遵旨聘请精巧匠人， 先后创设“炸弹三局”，即马格里③主持的先在松江后迁苏州的洋炮局，韩殿
甲、丁日昌分别主持的上海洋炮局。三局月产大小炸弹 1 万多个。
创设“炸弹三局”，不仅给淮军提供了镇压太平天国所需要的大小炸炮 和各色炸弹，以补充从西方购用之不足；而且为日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
陵机器局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因此，李鸿章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表扬：
“阁下蒞沪以来，设立军火局，广觅巧匠，讲求制器以及制器之器，击锐摧 坚，业已著有成效。”④根据李鸿章当时“恭呈御览”的清单，可看出：自
1862 年 5 月起至 1864 年 7 月底止，其财政支出的情况是：（一）、支付英
法军官教练会字、庞字营洋枪炮队勇粮并湘准备营聘请外国教官薪工等项， 自 1862 年 11 月 27 日起，截至 1864 年 7 月底止，共银
313，390 两。
（二）、支付购买西方军火，自 1862 年 5 月份起，截至 1864 年 7 月底 止，价值共银 911，582
两。（三）、支付置买租雇各项轮船，自 1862 年 5 月份起，截至 1864 年 7 月底止，船价等项共银 207，3 余两。（四）、支付
制造西洋炮火各局，自 1863 年分先后设局起，截至 1864 年 7 月底止，置买
① 李鸿章：《密陈剿捻事宜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8，第 35 页。
②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 4 页。
③ 《同洽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奕等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以下简称《洋务 运动》)（三），第 456 页。
①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第 38 页。
② 《李鸿章致总署函》《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一）,第 188 页。
③ 马格里原是英军第第 99 团的助理军医，1863 年加入常胜军，1863 年投效李鸿章，任淮军教练。
④ 《同治三年九月十八日总署致上海大臣李鸿章函》,《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 6 页。
器具料物和雇用中外工匠等项共银 177，912 余两。上述四项总共支付银
1610210 两。 从这份用款清单可以清楚看出：李氏为了“自强”，“练军练器”，不
惜重资聘请外国军官教练兵勇、购买西方军火、置买租雇轮船和设局仿制西 方军人，且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购买西方军火上（仅此一项，即占总支出的百
分之五十六）。他虽然也设局仿制西方军火，但设局仿制费用只占总支出的 百分之十一，仅仅为购买西方军火用款的五分之一强。
李鸿章坚持“练军练器”，必然导致“变易兵制”的结果。 王闿运说：“淮军本仿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后之湘
军又更效之。”①
李鸿章抵沪之初，还有意推广湘军营制营规、劝戒浅语、爱民歌、解散 歌等等。他曾对恩师表示：“此即是不才新政，能为佛门传徒习教之人，附
骇尾以成名，则幸甚矣。”②但是，转眼之间，“神奇”的洋枪洋炮就促使他 逐渐偏寓了其师的轨道，采取了“以湘淮纪律参用西洋火器”的方针。
李鸿章既看到洋枪洋炮的威力，又总结了江南大营“虽有此物，而未操 练队伍，故不中用”的教训，因而把使用洋枪洋炮和操练队伍结合起来。及
至太平天国失败前后，本为湘军分枝的淮军已与湘军各异其趣了。
① 王闿运：《湘军志》第 15，营制篇，第 2 页。
②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12 页。
“抚用客将”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破坏了清朝皇帝的威权，迫使 天朝帝国同地上世界接触。清王朝与资本主义列强逐步从对抗走问结合，一
个主张“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一个声称“如果不援助这个开明的政府 以成全其努力与改进，则在我们方面说，那真是自杀了。”1862 年初，中外
反动派正式结成军事同盟，把血腥的屠刀一齐指向太平天国。就在这个关节 眼儿上，李鸿章率领淮军抵达上海。同年 3 月李鸿章在安庆“潜师暗渡”之
前，曾致书沈葆桢说：“华夷混一局势已成，吾辈岂能强分界画。”①这段话 虽然不长，但却集中地反映了他对当时业已形成的中外关系的认识及其所持 的赞许态度。
前面曾经提到，曾国藩指示李鸿章应“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 务皆置后图。”李鸿章虽然遵循“师训”把练兵学战作为“性命根本”，但
是对于洋务却并未置之“后图”。他初到上海，深感“孤危”。他鉴于洋人 兵强器利“实肯帮我”，“沪城内外各事实皆洋人主持”和“沪中宫民向恃
洋人为安危”的现实，意识到只有顺应买办官绅之“人心”、结好“洋人”， 才能摆脱“孤危”处境，成就绞杀造反农民之“大事”。这不仅关于他个人
的前程，而且也关乎清廷的命运，因而他始终把“洋务”放在重要地位。
李鸿章发觉在诸多事务中，以“洋务”为“最难者”，而上海洋务已成 尾大不掉之势，自己倘若奉命负责上海洋务，实难应付裕如。他恳请曾国藩
出面“主持其事”，说“吾师威望为西人所摄，调
济于刚柔之间，当能为国家增重，总理衙门似趋柔和，须外有重巨阴持 其柄也。”①当时清朝官绅对待洋人的态度，有买办官绅“媚夷”和顽固官绅
“抗夷”之分。李鸿章认为，除总理衙门“似趋柔和”外，“沪道媚夷，失 之过弱；汉道抗夷，失之过刚”②，而正确的政策则应是“调济于刚柔之间”。
所谓“刚”系指抗争性，“柔”
系指妥协性。李鸿章对待洋人虽有抗争性，但妥协性大于抗争性。 曾国藩指示李鸿章：（一）“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
四字”③，主张把处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儒家道德规范扩展至外国资本
主义列强；（二）与洋人交往应坚持“先疏后亲”的原则.李鸿章虽然对前者 始终谨遵不渝，但对后者却有些阳奉阴违。他致函其师表白说：“与洋人交
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扰，时来亲近，非 鸿章肯先亲之也。”④他设法“亲近”的，首先是当时上海的真正统治者英法
驻军司令和驻沪领事。他与之经常拄还，不时“会商事件，无不择善而从”， 因而建立起“深相友爱”的关系。李鸿章得意地说：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
驻兵在此，“与薛吴诸公向不见面，其待鸿章之礼貌情谊，沪人谓得未曾有”
⑤。
李鸿章“亲近”洋人，意在“借师助剿”。他在致友人信中说：“西兵
① 李鸿章：《复沈幼丹中丞》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页 8—9。
①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35 页。
② 李鸿章：《上曾相》藏于上海图书馆。
③ 曾国藩：《复李少荃》《曾文正公书札》卷 18，第 15 页。
④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25 页。
⑤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20 页。
助剿，江南官绅皆附合之。鸿章商之大帅，定议不拒绝以伤和好，不忮求以 存界限。”⑥洋人既要“会防”上海，又“坚执会剿之说”。当时上海道吴煦
与会防局官绅曲从洋人意旨，“阴主中外合剿之议，所以媚洋人者无微不至。” 曾国藩的态度略有不同，认为：“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处则不可。”他指
示李鸿章：“阁下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①李鸿章既不敢抗拒洋人和买办 官绅，又不敢违逆师训，于是便调和于两者之间。他致函曾国藩说，总理各
国事务衙门大臣奕、文祥等“以会剿腹地为是，独吾师不谓然。”他认为
“与宫军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迳自调派，湘淮各勇恐不能受此委曲。” 而他个人也“只知有廷旨帅令，不能尽听洋人调度。”他经过仔细斟酌，“拟
两全和好之法”，即令会防局官绅将薛公各营挑去二三千人，随同洋兵操练 驻扎，专供会剿会防差使，仍由抚藩礼调”，华尔常胜军亦归并之。而他自
己“所带水陆各军，专防一处，专剿一路，力求自强，不与外国人搀杂。”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鸿章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认为“会剿”
应限于上海百里以内，但洋人如果硬要深入“腹地”亦无不可：
“英人又见贼势日穷，不待求助而欲助攻苏州，若拒其所请，既非和好 相待之谊，若任其所之，必有太阿倒持之忧。
“如英提督必调兵助攻，仍先与要约，克复后立即退出，由臣妥筹布置， 不得别有要求。”②
当然，他允许洋兵助攻苏州是无可奈何之举，他抱怨说：“何必倾英法 沪上之师以来争此功，喧客夺主，实觉无谓。”③其实，英法并无“会剿”苏
州的打算，它们此举的目的只在于挟制淮军而已。
参加“会剿”的除从薛焕各营挑选者外，还有李鸿章所带淮军。
1862 年 5 月淮军程学启等部就同英法联军、常胜军会攻奉贤、南桥镇。 此后不久，在英军开往嘉定之前，李鸿章曾应邀赴英国领事馆，会晤英国海
陆军司令，“商议如何布置对太平军的战争”，最后双方签署一项《会议录》， 规定李鸿章“应调遣三千军队进驻南桥”，并准备三千军队由英国军官加以
训练。“任何一方调动军队，必须通知另一方。”“双方必须互相供给关于 太平军行动的消息”等。同年 10 月，淮军会同英法联军、常胜军侵占嘉定。
李鸿章向“清廷报功说：“查嘉城为苏沪门户，我与贼所必争。英国提督何 伯与臣再四会商，谋定后动，中外将士同心辑睦，分路进攻，崇朝而下坚城，
其神速尤不易得。”①
李鸿章在“亲近”洋人、“借师助剿”的过程中，格外倚重常胜军。
）常胜军是买办宫绅吴煦、杨坊勾结美国流氓华尔建立的。李鸿章初到 上海，华尔拒不参见。李鸿章自我解嘲地说：华尔“总是众中矫矫，虽至今
不薙发，并未至敝处一渴，与外国人何暇争此利过节那？”②及至见过华尔之 后，他虽讥之为“蠢然一物”，但却决定“全神笼络”之。
李鸿章看到华尔常胜军拥有 4000 余众，“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
⑥ 李鸿章：《复李 堂方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59 页。
① 曾国藩：《复李少荃》,《曾丈正公书礼》卷 18，第 19 页。
② 李鸿章：《驾驭西兵片》《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4，第 32 页。
③ 李鸿章：《致薛级堂侍郎》《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4，第 8～9 页。
① 李鸿章：《克复嘉定县城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第 24 页。
②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29 页。
有之”，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因而“曲意联络，冀为我用，以助中 国兵力所不逮”③。
李鸿章看到华尔“固是壮士战将，然用之之人其心乃不可测。”吴煦、 杨坊“挟华自重，欲其取功名以震耀中外，以形宫军之短。”④为了剥夺吴、
杨兵权、置常胜军于自己节制之下，李鸿章不能不“全神笼络”之。
李鸿章看到华尔常胜军形式上虽属“华夷两商自行经理”性质，但其背 后却站着英、法等列强。他认为“该军与洋人是一是二”，华尔与何伯等“谊
同胶漆”，华尔势力“能倾服上海洋人”。“华尔之向背，于英、法各国略 有关系。”他“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因而“以全神笼络”之。
事实证明，李鸿章“全神笼络”华尔，并没有落空。华尔不仅协助李鸿 章镇压太平军，“战功卓著”，而且以其独特身份起着密切英、法列强与李
鸿章之间关系的作用，这是李鸿章能够得到英、法各国在政治上、军事上、 财政上的大力支持的重要因素之当然，李鸿章在“全神笼络”华尔的过程中，
也逐渐看出常胜军的某些弊端：一曰“日益骄蹇”。常胜军“人数过重，扩 悍难制，其带兵弁目百数十人，皆系外国人”，中国官员难以铃制。一曰“费
银甚钜”。吴煦、杨坊等企图依靠常胜军对抗太平军，所以在“薪粮夫价及 一切军火支应”等方面，对常胜军格外优待，比清军多至数涪，“漫无限制，
陆续增至四千五百余人，并长夫炮船轮船经费月需饷银七八万两”。有鉴于 此，李鸿章深感常胜军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这对于他个人的地位和清
朝的统治都有可能招来危险。因此，他“久欲稍加裁抑，而事关中外交涉之 端，未便轻于发难。”不过，发难的时机很快就到来了。1862 年 9 月华尔毙
命，白齐文继任常胜军统帅。翌年 1 月白齐文殴打杨坊、劫夺饷银四万余元。 李鸿章以“不遵调遣，劫饷殴宫”的罪名，将白齐文革职，同时又借口“不
能实力铃制，办理不善”，将吴煦、杨坊暂行革职。他以白齐文事件为契机， 着手整顿常胜军。他同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等酌商，由中国和英国各
派妥员会同接管，并签订《统带常胜军协议》。
中英《统带常胜军协议》是李鸿章与士迪佛立经过多次辩论听取得的成 果。士迪佛立原拟条约 13 款，李鸿章复加勘正，增为 16 款，于 1863 年：月
14 日盖印移交分执，并咨明总理衙门备案。 李鸿章与士迪佛立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兵权归属问题。
士迪佛立企图独揽，李鸿章执意分享。士迪佛立“初不愿中国官员会带”， 提出“现在常胜军暂交哈伦管带，随后奏明交戈登管带，即为中国武官。”
清方提出“所荐兵宫须与华副将相同，概受中国节制，并受中国官职，如有 过失照中国例办理”。经过“切实争闹”，双方达成妥协：士迪佛立同意管
带官“均应归抚台节制调遣”，中国派李恒嵩会同管带；清方放弃英国管带
官“如有过失照中国例办理”的要求。 士迪佛立要求“所有营中章程规矩均须听管带官主意”，清方反对，最
后协议：“所有营中章程规矩均须听会同管带官主意。” 士迪佛立主张“凡常胜军出队须先与英、法两国商定”。李鸿章表示此
条“亦断难行，彼此知会则可”。最后协议：“凡常胜军出队，如远在百里 以外攻打城池，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至临警调度及附近有贼派出队伍，
③ 李鸿章：《驾驭西兵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4，第 32—33 页。
④ 李鸿章《复曾沅浦方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13 页。
不必拘定。” 兵额问题。
英国希望常胜军是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以为其用，自不殆?言。士迪 佛立声言“常胜军五千人不可再少，内有两千人必须驻防松江，不能调往他
处。”他说这个军队“是协助防卫[上海]三十英里半径的地方实际所必需的。” 李鸿章虽然企图借助常胜军“剿灭”太平军，但既担心常胜军势力膨胀
危切身利益，又害伯常胜军人数过多，费银大钜，影响淮军的扩充。他力主 常胜军“裁汰老弱”，拒绝对士迪佛立作出让步。他说：“发匪自上海百里
以外日见退去，已无需更多兵力保卫上海矣。”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双方协
议：“常胜军以三千为室，如将来关税短绌，饷银无出，尚可裁减。” 军费问题。 当时军费拮据，吴煦认为“洋人之兵，为贼所畏。与其以饷养兵，不如
以饷养夷。”李鸿章却另有打算：一方面他想借用常胜军镇压太平军，“眼 前多糟蹋银钱”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他因感到“孤立无援，不能不陆续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