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求自强之术”，“添募愈多，需饷愈钜”。为了扩充实力以求“自强”， 李鸿章自然希望减少常胜军的饷银，增加淮军的收入。因此，他在同士迪佛
立谈判中，坚持要求裁汰常胜军为 3000 人，减定长夫额数口粮，删除病房及 日用房费种种浮滥之款，以“稍节饷需”。士迪佛立开始拒绝，后来只好妥 协。
围绕上述三个问题，李鸿章与士迪佛立的争论十分激烈。李鸿章的目的 无非是想“渐收兵权”、“稍节饷需”。通过《统带常胜军协议》，李鸿章 把常胜军的饷银从
7.8 万两减至 4 万余两，并且取得了对常胜军的“节制调 遣”权。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统
带常胜军协议》标志着常胜军从“华夷两商目行经理”一变而成为中、英两 国政府军事合作的一种形式。因为这个协议是由清朝巡抚和英国陆军司令签
订的；而协议又明确规定常胜军由英国派出正规军官充任管带，清朝派出正 规军官会同管带，常胜军出队需预先与英、法两国会商，常胜军军官由清朝
巡抚和英军司令任免，常胜军军饷“在海关银号按月支取。”
常胜军从“私营”转化为“公营”，说穿了就是英国抛弃“中文”的伪 装、公开协助清朝镇压太平军，和清朝统治者捐弃前嫌、公然推行“借师助
剿”政策的产物。士迪佛立和李鸿章是这种政策的执行者，是常胜军从“私 营”到“公营”的助产婆。
当时，在如何对待常胜军的问题上，清朝统治营垒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分 歧。买办官绅只讲”笼络”，顽固宫绅只讲“控驭”。李鸿章则调和于两派
之间，主张“于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李鸿章与士迪佛立之间的
“住复辩论”和所达成的协议，正是这种态度的反映。 根据《统带常胜军协议》，戈登出任常胜军管带。李鸿章说：“戈登接
手似较讲理，其应敌亦较奋迅，如能由我操纵，即月糜四五万金，犹为有辞。”
①他既要借助戈登常胜军镇压太平军，又要防止其危害自身特权。但后来事实 证明，李鸿章实难“操纵”常胜军。
1862 年春总理衙门奕等在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代理总税务司赫德的 怂恿和曾国藩等地方督抚大员的支持下，决定委派返回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
①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3，第 10 页。
李泰国在英国购买船炮建立舰队。李泰国秉承英国政府阴谋控制中国海军的 意旨，买定兵船 6 艘、探报船和趸船各 1 艘，聘请英国上校阿思本为总司令，
在英国召募官兵 600 名，并擅自代表中国与阿思本订立“事事欲由阿思本专 主，不肯听命于中国”的合同 13 条。总署看穿了李泰国独揽中国兵权和利权
的野心，断然拒绝这个非法合同，并与之重新议定《火轮师船章程》，规定 由中国选派武职大员作为该师船之汉总统，阿思本作为帮同总统，听督抚节
制调遣，挑选中国人上船学习。总署还同李泰国达成了阿思本舰队协助湘军 攻陷南京后的财物分赃协定。这个章程和协议有损中国的主权并侵害了湘淮
集团的利益，因而遭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强烈反对。李鸿章与阿思本舰队的 冲突，起初是由李泰国逼索银两引起的。1863 年 5 月李泰国自英抵沪，要求
李鸿章由海关提银 12 万两支付船炮欠款和官兵川资，被李鸿章严辞拒绝。时 在李幕的陈锦目睹了李鸿章与李泰国争论的情景，他事后追忆道：
太国亦至，请益船价，帅（李鸿章）以无款，坚辞再三。大国怒形于色， 直谓此款当索之恭王。帅益厉声言，无款终奈我何，且重兵十万，攻克上江，
从未有劳外助。若因此挟制，激怒军情，我两人不免勒兵交战也。太国乃拂 衣去，帅不为礼。①李泰国碰了钉子，怏怏离去。李鸿章随即致函总署薛焕，
表示“此项兵船若令李泰国一人专主，要求胁制，后患方长”，建议“立法 定章之始，似须坚阴约束，杜渐防微，免其在外饶舌”②。7 月李鸿章看到《火
轮师船章程》后，极为不满，致函曾国藩， 斥责总署有意玩弄“掩耳盗铃” 的伎俩，并献策说：“中国百余万金己付东流，但能见机退回，似亦幸事。”
8 月李鸿章写信给总署奕诉等，剀切陈词，声称南京业已被湘军包围，“可 毋庸外国兵船会剿”，反对英国人抢夺战功而“擅大利，市大名”，并明确
地指出“外国人性情揽权嗜利，不约而同”，总署试图通过设汉总统、令督 抚调度、派人上船学习驾驶等方式以分李泰国、阿思本之权，虽然“名綦正
矣，义极严矣”，但却阻力重重，难以实现。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
鸿章近与若辈交涉军务，悉心体会，微有阅历，又深知李泰国心术险诈， 目前不愿中国人专权，即将来不愿中国人接手。愚虑所及，不敢不为殿下切 实陈之。③
总署奕诉等对于李鸿章发自肺腑的呼喊，并不以为然，蛮横地说： 来书论及此事共有三难，崇论阂议，令人钦佩。但本处
犹望阁下知其难而制之，不愿阁下畏其难而听之。现在轮船奏明归曾帅
及阁下节制调遣，应如何设法黔制，收回在我之权，惟望阁下与曾帅图之也。
①总署坚持原议，让李鸿章“知其难而制之”，但李鸿章却表示“事势处此， 毫无把握，徬徨莫释。”他函告总署奕祈等说，清廷任命的汉总统蔡国样鉴
于“虚拥会带之名，毫无下手之处”，业已从上海返回安徽，蔡某所召募的 数百名中国舵勇，曾国藩“已饬令遣散”。他质问道“此事未知作何究竟？”
在此之前，曾国藩也写信给总署奕诉等，公然主张不要介意“区区一百七万 之船价”，将阿思本舰队遣散了事，或者将该兵船“分赏”各国，使李泰国
失其所恃，而拆其虚骄之气。
① 陈锦：《松沪从戎纪》，《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2 册，第 214～215 页。
② 李鸿章：《致薛觐堂》《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3，第 17—18 页。
③ 《李鸿章致总署函》，《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一），第 187～189 页。
① 《总署致李鸿章函》，《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一），第 203—204 页。
总署与李泰国议定的“章程”，不仅受到湘淮军首脑们的抵制，而且遭 到阿思本和李泰国的破坏。9 月阿恩本到达北京，与李泰国沆瀣一气，在英
国公使普鲁斯的支持下，否定“章程”，要求拨照原汀 13 条合同办理，否则 就遣散弃兵。总署奕诉等左右为难，经与普鲁斯反复磋商，终于决定遣散阿
思本所募弁兵，将船舰驶回英国变卖，价款归还中国。总计清政府为购买和 遣散这些船舰共费银 160 万两左右，变卖船舰后收回的款项只有 51 万两，清
政府在经济上蒙受了重大损失，而英国企图控制中国新式海军的野心也未得 逞。李鸿章闻讯，欣喜异常，致函曾国藩说这是“近来第一快事。”
“用沪平吴” 李鸿章虽然深受曾国藩的熏陶，但其“用兵方略”却有超越的独到之处。 李鸿章抵沪后，就因淮军驻地问题同曾国藩发生争执。曾国藩在致吴某
信中说：“少荃驻军之地，奏明本在镇江府城，今先至沪上，俟沪事稍有头 绪，再行移驻镇江，或往来镇沪，轮住两处”①。他指示李鸿章移驻镇江，而
“诏旨亦屡以为言”。他公开所持之理由，一是“上海僻处东隅，论筹饷为 要区，论用兵则为绝地。”而镇江则为“苏省最要之地”，进兵形胜之区，
驻之上可以会剿南京，下可以规复苏常；二是上海“业已借助洋人，一时犹 可搘注。”若用官兵保守，非二万劲旅不可，但如此“多而强”的清军是“不
宜置此无用之地”的。当然，他还有一个秘而下宣的理由，这就是他对湘淮 军不无亲疏厚薄之分，力图把上海饷地置于湘军而不是淮军的控制之下。对
于曾国藩的指示，李鸿章“心知不可，坚持不动”。他力主以上海为基地，
“用沪平吴”。 他认为上海“为中外杂处之区，通省兵饷吏事之枢纽”。驻军“上海，
既可拴制“饷源重地”，攫取关税厘捐以支撑其扑灭太平军的战争，又便于 直接勾结外国势力。他不象曾氏那样，满足于借助洋兵保守上海，而是想从
英、法列强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因为他在所有的事情当中首先体会到外援 的巨大价值。当然，他有时也说些“洋人不可专恃，沪防心须自强”之类的
话，这虽然反映了某些真情，但主要还是为了胁迫清廷接受“用沪平吴”方 略。其实，所谓“用沪平吴”方略，不仅丝毫无损于洋人，反而正是英、法
列强所希冀的。早在李鸿章淮军抵沪之前，何伯就断言：“这样一支增援部 队，如能迅速得到，将有利于实现拯救上海，使这班讨厌的太平军不再逼进
上海的计划”②。
淮军是根据上海官绅买办的乞求而组建，是依靠上海宫绅买办的资助而 抵沪的。他认为“军事以得人心为本”，“淮军乃上海士夫所请，不可背弃，
以孤众望。”他深知上海官绅买办的向背关系着淮军的命运，而淮军的兴衰 又决定着个人的宦海浮沉。
李鸿章驻军上海，“用沪平吴”，确实给太平天国造成了严重危害。 淮军抵沪时，敌我双方军事斗争态势大致是：天京上游，曾国藩坐镇安
庆，指挥湘军步步进逼天京，陈玉成被俘牺牲，太平军在西线的战斗已经陷 入无法挽救的危境之中；天京下游，李秀成率军在克复杭州、解除苏州南面
的威胁之后，乘大胜余威进攻上海，清军、英法干涉军和常胜军节节败退。 但是，为时不久，东线军事形势就急转直下，向着不利于太平军的方向发展。
5 月底，湘军主力曾国荃部陆军、彭玉麟部水师进抵天京。6 月中旬李鸿章淮 军在上海虹桥、徐家汇、新桥等地坚守苦战，连战皆捷，捕杀太平军 3000
余人，随后自上海进占泅径，李秀成部太平军不战而退，并放弃广富林等处， 松江解围。在这次战役中，李鸿章亲临前敌指挥。当有人以“公重臣当持重，
不可亲冒锋镐”相劝时，他回答说：“若不亲自督阵，则士卒必不能如是效 命。”
虹桥等战役之后，李鸿章陶醉于胜利之中，公然吹嘘淮军在上海“全局
① 曾国藩：《复吴仲宣漕帅》《曾国藩未刊信稿》第 38 页。
② 英国蓝皮书：《关于中国叛乱的后续文书，补充 1862 年 5 月 2 日的文书》第 2 号附件 9、10，第 8—9
页。（据吴乾兑译文）
安危间不容发”之际，“奋勇击退巨寇，歼渠扫穴，肃清松沪各防”。据徐 宗斡记载，经过虹桥等大战，原来被“笑指为乞丐”的淮军“军声彪起，西
人相顾，皆以拇指示之。”①这就促进了淮军同英法干涉军、常胜军的军事勾 结，巩固了中外反动派在上海的统治地位，从而最终堵塞了太平军夺取上海
的通路。李鸿章依托上海执行其战略任务，内靠宫绅买办，外靠英、法列强， 搜取上海关税厘捐以“抚用客将，改练洋枪，并自制开花炮弹”①，攻打太平
军，同时不断协济曾国藩兵饷和洋枪洋炮。
由于上游湘军和下游淮军、英法干涉军、常胜军相互呼应，分进合击， 以致迫使太平军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困境。
8 月，李秀成决定亲率大军回援夭京，并派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等 率劲旅留守苏杭，伺机规复上海。针对这种情况，李鸿章采取了所谓“袭忠
贼之后而遥为金陵分其势”的战略方针，两眼盯着西线，打算在得知李秀成 西线胜败确信后，“再水陆进剿以惊扰之”，或“相机进攻以牵制之”。
10 月底，正当李秀成督军与曾国荃湘军在天京会战进入紧急阶段，李鸿 章淮军勾结英法干涉军、常胜军侵占嘉定，威胁昆山、太仓。李鸿章函告曾
国垄说：攻占嘉定后，“各营均移扎前路，声言进图昆太，遥为贵军援应， 如忠逆回顾苏巢，则金陵又当轻松。”②留守苏杭的谭绍光、陈炳文等部太平
军，采取积极防御方针，以攻为守，分别从昆太和青浦出发，会攻嘉定、南 翔，进围四江口。李鸿章看出谭绍光等的战略意图，赶到前线调集常胜军和
淮军各路兵将，亲自督战，终于挫败谭绍光等的攻势，杀害太平军将士 2300 余人。李鸿章为了邀功请赏，竟然谎报战绩，说“歼捦悍贼至一万数千名之
多”，“获此奇捷，足以寒贼胆而快人心”③。后来江苏巡抚恩寿甚至把四江 口之役吹嘘成“东征第一大捷，亦为中兴第一转机”。这虽系别有用心的鼓
噪，但此次战役也确实给太平军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淮军巩固了在上海 周围的统治地位，太平军再也无力挺进松沪，并被迫从西线分兵保卫苏昆腹 地。
李鸿章利用湘军在西线牵制李秀成使其“奔救不遑”之机，在东线“乘 其疲而蹙之”，一面调兵遣将攻城夺地，一面施展诡计招降纳叛。拿他自己
的话说，就是“抗拒者设法攻打，投诚者乘势招抚”①，双管齐下，既“平吴”， 又牵制太平军西进之势。四江口战役结束后，清廷指令李鸿章“趁此声威进
捣昆山”，藉以巩固松沪门户，打通进攻苏州之路，防止太平军“悉众救援 金陵”。但是李鸿章却认为这是孤军深入的危道，“不敢轻进”。他打算等
待“上游诸军攻剿得手，使该逆奔救不遑。然后乘其敝而蹙之，以收前后夹 击之势，庶无进退狼顾之虞。”②他在静观西线战局、窥侧时机以求一逞的同
时，加紧对东线太平军进行分化瓦解的工作。“剿抚兼施”本来是一切反动 势力扑灭革命火焰的惯用伎俩，上海官绅薛焕、吴煦、吴云等早就同暗藏在
苏南太平军内部由徐佩缓（伪降的永昌团练头子）、钱桂仁（常熟守将）、
① 徐宗斡：《归庐谈住录》卷 1，第 14 页。
① 盛宣怀：《上海奏建专祠疏》《李文忠公全书》卷首，第 49 页。
② 李鸿章：《复曾沅帅》《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第 14 页。
③ 李鸿章：《四江口解围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第 31 页。
① 李鸿章：《分路规职苏州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第 53—54 页。
② 李鸿章：《复奏近日军情折》《李文忠公全书》卷第 45—46 页。
李文炳（昆山叫将）、熊万荃（主管苏州政事，后调离）等组成的反革命集 团声气相通，妄图里应外合，攻占苏常和嘉兴地区。李鸿章抵沪后，承袭薛
焕等人衣钵，乞灵于策反活动：而徐佩瑗、钱桂仁等则改换门庭，投靠李鸿 章。1862 年底，徐、钱等人遵照李鸿章的指示，密谋叛乱。李鸿章派部将周
兴隆潜入常熟，徐佩瑗则赶赴苏州，“暗为要约，以冀连络一气”。幸好谭 绍光有所察觉，逮捕徐佩瑗。钱桂仁闻讯赶来救应，并企图把李秀成骗到常
熟杀害。不料，钱桂仁的阴谋尚未得逞，而其亲信部将骆国忠就为夺取他的 财产和”反正”的“首功”，于 1863 年 1 月在常熟抢先发动叛乱。谭绍光督
兵进剿，永昌团练半途截击，公然叛变。谭绍光派兵扫荡永昌，并杀死徐佩 瑗。李秀成调集援军，亲临督战，包围常熟，并夺回福山等沿江口岸，截断
了从常熟通向上海的清军水陆交通。骆国忠“死守求救”。李鸿章表示“无 法救之。设降众果与力持，以毒攻毒，于我尚无所损。”①后来李鸿章虽然调
动淮军主力会同常胜军攻占福山，但仍无力解除常熟之围。及至 3 月以后， 由于李秀成遂旨挥军渡江“进北攻南”，陈炳文率部回救杭州，致使谭绍光
被迫撤军。常熟叛变，福山陷落，大大地改变了苏南战场的形势。李鸿章得 意忘形地说：“常熟为苏州饱源，福山为江海门“户，易守难得。 吾力
能保常、福，即进取苏常根本也。”②原、来局处上海一隅仅能自守的淮军和 常胜军，从此便得以悬军深入苏南腹地，据常熟以拊苏州之背，并可夹攻昆 太了。
太仓、常昭、昆新鼎足而立。太仓位于常昭、上海之间，控：制着常昭 的后路。太平军坚守太仓，隔断了上海与常昭之间的陆、上通道。李鸿章深
知只有占领太仓，才能进取昆新，并以常昭为。基地，西攻江阴，楔人锡金， 对苏州地区形成包围的态势。因此，李鸿章必欲侵占太仓而后快。他起初本
想凭借武力强行夺取，但由于连连碰壁，便又重施故伎，策动太平军守将会 王蔡元隆叛变。蔡元隆将计就计，枪伤前来受降的李鹤章，毙伤无数淮军官
兵。李鸿章恼羞成怒，调集淮军主力和常胜军疯狂进攻。太平军抵死抗拒， 屹立不动。5 月初太平军主动撤退，太仓终于易手。太仓陷落，成为迫使李
秀成放弃原定“进北攻南”计划，从皖北后撤的诱因之一。李鸿章得知李秀 成回救苏州，就赶紧函嘱曾国荃“猛攻金陵等处，无令忠部得全萃苏沪”。
曾国荃随即指挥湘军“攻破雨花台石垒及聚宝门外各垒”，李鸿章也指挥淮 军乘机滚，营前进，侵占昆新和杨舍，从而使苏州暴露在敌人的军锋之下。
1863 年 6 月李鸿章统筹全局，决定采取分兵三路、“以剿为者”、“规 取远势，以剪苏州枝叶，而后图其根本”的战略。中路由昆山进苏州，以程
学启所部陆军当之。北路由常熟进江阴、无锡，“为扼吭拊背之计”，以李 鹤章、刘铭传所部陆军当之。南路由柳淀湖进吴江、平望、太湖，以李朝斌
所部大湖水师当之。此外，以黄翼升所部淮扬水师配合中路和北路，相辅并 进；以戈登所部常胜军移驻昆山，专备各路游击援应：以潘鼎新所部扼扎金
汕卫，刘秉璋所部扼洙泾，杨鼎勋所部扼扎张堰，以防范杭嘉湖地区太平军 进窥松沪。
面对李鸿章分进合击苏州的阴谋，李秀成自天京匆匆赶到苏洲，与谭绍 光等研讨应敌方略。李秀成一面调兵屯驻江阴、无锡，涧进援苏州，一面准
①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第 46 页。
② 李鸿章：《复曾沅浦》《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第 48 页。
备以攻为守，分兵四路进攻上海、昆山、常熟、江阴，打破敌人的围攻，转 入外线即敌之内线去作战，李秀成的应敌方略虽然正确，但却因湘军猛攻天
京和天国“内乱猜忌”而未能付诸实现，苏常太平军终于陷入消极防御，节 节败退的困境。7 月戈登常胜军和程学启部淮军攻占吴江、震泽，切断苏州
与杭州的陆路通道。9 月李鹤章、刘铭传部淮军攻陷江阴。程学启部淮军伙 同戈登常胜军进逼苏州。太平军在谭绍光的指挥下，决心坚守阵地，誓与苏
州共存亡。11 月下旬淮军伙同常胜军在：苏州娄门外发动猛烈进攻。太平军
“勇敢地屹立不动，寸土不退”，重创来犯之敌，由于屡攻不下，继续”攻 城就要遭到失败”，所以李鸿章、戈登等便把希望寄托在苏州太平军内部“骆
国忠试”的人物身上，通过淮军副将、太平军叛徒郑国魁策动纳王郜永宽、 宁王周文佳、康王汪安钧、比王伍贵文等叛变。纳王郜永“宽是个“秉性恶
劣、气量狭小、心胸奸诈的人”，苏州”守军“半数以上均归其节制，虽然 他的品级在统帅慕王之下，可是他比慕王掌握了更大的兵权。”他为了“保
全自己的性命财产”和从清廷那里“领取重赏”，不惜串通狐群狗党，阴谋 暗害忠贞不二的哀王，向敌人献城投降。郜永宽先派汪安钧与程学启会面，
恰谈叛降事宜，接着就亲自出马，与程学启、戈登议定降约。郜永宽答应谋 杀谭绍光，以苏州降清。程学启、戈登承诺清廷赏赐郜永宽二品武职。正当
这场血腥交易紧锣密鼓进行之际，李秀成自无锡抵达苏州。他除亲临前敌指 挥战斗外；还向谭、郜等“倡议放弃苏州和南京，将全部太平军转移至广西”。
谭绍光“反对此议，主张坚守，奋战到底。”郜永宽等“因为想要投降，也 不同意忠王的意见。”①李秀成虽然发现郜永宽等怀有“他心”，但却“不严
其法”。他深知形势不妙，与谭绍光“恸哭而别”，离开苏州出屯金匮县伯 渎沿线的茅塘桥，12 月 4 日郜永宽等刺杀谭绍光，献城投敌。叛徒郜永宽等
幻想用战友的头颅敲开“幸福之门”，但是李鸿章却踏着他们的尸体而升官 晋爵。为了防止“降众复叛”和消除“尾大不掉之虞”，李鸿章和程学启密
谋诱杀降将。杀降本为不仁之举，而李鸿章却以杀降“自娱”。据目睹者说： 李鸿章在苏州娄门外军营会见并宴请郜永宽等 8 人，“甫就席，有军官自外
人，投谍李公，李公就谍出。酒行，旋有武并八人，各手一冠，皆红顶花翎， 膝席前，请大人升冠。降酋不知是计也，竟扬扬得甚，起立，自解其额上黄
巾，手冠者俟其侧，从宫尽起，目注之。转瞬间，八降酋之头血淋漓，皆在 武弁之手。”②杀了“八降酋”之后，程学启立即派兵汹涌地闯进苏州，“无
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仅在城内双塔寺庭院就杀害太平军
3 万人。有些外国人在惨案发生后 20 天，还“见到庭院地上浸透人的鲜血！”
“抛满尸体的河道仍旧水带红色”，并“因亲眼目睹了人类屠杀的可怕证据 而感到不寒而慄”①。
对于苏州杀降事件，清廷认为李鸿章“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 曾国藩也发出“李少茎杀苏州降王八人， 殊为眼明手辣”的感攻！然而，
常胜军统帅戈登却极为不满，愤然离开苏州退至昆山，要求李鸿章辞去江苏 巡抚，否则就攻击淮军，夺回常胜军所占城镇交还太平军。英国驻华陆军司
令柏郎也自沪抵昆，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调遣。柏郎
① 吟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 563 页。
② 王德森：《记程忠烈计诛降酋事》，《岁寒文稿》卷 4，第 16—17 页。
① 吟唎：《太平夭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 579—580 页。
还赶到苏州，“怒不可撄”，威胁李鸿章“备文认错，方有办法。”李鸿章 说：“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柏郎“一怒而去”。李
鸿章弄得焦头烂额，担心总理衙门“无力了此公案”，表示“愿受朝廷之罚， 不欲开岛人之衅。”戈登并非是人道主义者，而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他与其说是痛恨杀降，毋宁说是痛恨杀降不利于进一步诱降；加之李鸿章“先 调常胜军回驻昆山，未与人城之功”，失去抢掠之机，因而“忽生异议”。
李鸿章想方设法消弭衅端，一面搜刮大批银两“犒赏”常胜军，一面乞求赫 德出面斡旋，终于了结了此桩公案。
中外反革命联军攻陷苏州，对太平夭国危害极大。洪仁玕痛心地说：“安 庆之失，天京已危，及苏州一陷，得救之望绝少矣。”②苏州失守后一周，无
锡亦陷入敌手。李秀成也承认“那时兵乱民慌，寻恩无计。”他认识到局势 的严重性，连夜赶回天京，主张战略转移，洪秀全却因昧于大势，断然地拒
绝李的合理建议，决定婴城固守，同敌人硬拚到底。从此，李秀成只得留守 天京，致使苏浙太平军陷人群龙无首的局面。李鸿章抓住有利时机，兼图常
州和嘉兴，以巩固苏州和松沪门户。
5 月，淮军会同常胜军攻陷常州，护王陈坤书力战被俘殉国。曾国藩闻 讯，欣喜若狂，特地致函李鸿章，吹捧有加，说什么“壮哉！儒生事业近古 未尝有之。”
李鸿章在夺取常州之后，设法解决了遣撤常胜军和会攻天京两个棘手的 问题。
由苏州杀降而引起的一场风波，深深地刺痛了李鸿章。他断言“常胜军 终无结局，外间不知者以为好帮手，其知者以为磨难星也。”既然是“磨难
星”，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他“每思乘机善遣，徒以军事方棘，外人把 持，未易就理。”①1864 年 5 月淮军和常胜军侵占常州后，遣散常胜军的条
件业已成熟。
戈登考虑到太平天国败局已定、淮军逐渐西化和常胜军严重腐化的现 实，主动要求遣散常胜军。消廷认为这“实属不可失之机”，指示李鸿章“乘
势利导，妥为遣散。”李鸿章更为高兴，声称“此是苏省最要关键”。当然， 他对常胜军并非全裁，还酌留得力炮队 600 人，枪队 300 人，海生轮船数十
人，已及原额三分之一，并留外国军官 12 名，帮同教习，这实际上是李鸿章 把常胜军精锐从戈登之手夺归已有，使之成为淮军的有机组成部分，“训练
操纵由我”。他这样做，既壮大了淮军的声势，又消除了英国驻沪领事巴夏 礼关于追散常胜军会危及上海安全的躭心。
李鸿章自信“笼络”“控驭”常胜军是成功的。1864 年他供认“两年来 剿贼立功”，深赖戈登的“指臂之助”，他依靠常胜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得苏
常地区，随即遣散了常胜军。曾国藩吹捧李鸿章“驾驭洋将擒纵在手，有鞭 挞龙蛇视若婴儿之风，尤以为佩。”②
李鸿章攻陷苏、常诸城之后，作为太平天国首都的天京依然屹立不动， 曾国基督湘军久攻不下，“智力俱穷”。清廷为了早日消灭太平天国，命令
李鸿章所部淮军会攻天京。李鸿章深知从清朝统治全局出发，理应挥师赴援； 但从个人同曾国藩兄弟的关系考虑，还是以静观待时为佳。曾国藩兄弟虽然
② 《洪仁玕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 2 册，第 855 页。
① 李鸿章：《裁遣常胜军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6，第 54 页。
一心想独占攻陷天京“首功”和天京财富，反对淮军染指，但在表面上却又 装出欢迎淮军会攻的姿态。李鸿章深悉个中奥秘，一面向曾氏兄弟买好，表
示“不敢近禁臠而窥卧榻”，一面向清廷倾述苦衷，把抗旨的责任推给曾国 藩兄弟。赵烈文在评论 6 月 21 日李鸿章所上奏折时说：“按此折明以此间不
愿会攻之意入奏，冷眼观定，不至此间地道无成，急追求助之时，不会来攻。 噫！可谓坚矣。”①曾国藩眼见李鸿章泄露了天机，担心受到清廷的惩罚和舆
论谴责其“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特于 6 月 25 日上疏恳请“饬催 李鸿章速赴金陵。”对于曾李之间围绕会攻天京问题的勾心斗角，赵烈文曾
评论道：
按少帅（李鸿章）前致中丞（曾国荃）信，力言不来， 黄昌歧（翼升） 军门至皖为之游说，则告中堂（曾国藩）以苏军炮队之利及口粮亦止半关，
无贫富相耀之虑。并言但得中堂一纸书，即无不来。其五月十八日（6 月 21 日）奏片则又明指中丞有信，不须其来。而十八、九日间中旨，忽云饬令李
鸿章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会剿之语。则京都权要处，必先有信，言此 间之不愿其来。此一事而机械百出，语言处处不同，其图望大功，日夜计算
心计之工，细入毫芒。
中堂此疏，不望有功，但求无过，其辞气之卑约，不独自雪无专功之念， 而李之骄亢，已隐然言外。处功名之际，固当
如此，即论手段，平直无奇，实则高李数倍，不可不细细体味。①
赵烈文站在曾国藩兄弟一边，指责李鸿章“图望大功”而费尽心机。其 实曾国藩兄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曾国藩玩弄权术，“高李数倍”。他以“卑
约”的“辞气”，掩饰自己的贪婪，暴露“李之骄亢”，正是其阴险狡诈的 表现。李鸿章有鉴于此，决定派淮军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 等 27
营会攻天京。7 月 18 日曾国荃收到李鸿章的来信，得知援兵将至的消 息。据赵烈文记载：当时曾国荃“在龙脖子行营，接此咨传示众将曰：‘他
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②第二天，曾国
荃督湘军攻陷天京，终于如愿以偿。日后曾国藩特地向李鸿章表示谢意，执 其手曰：“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
李鸿章虽然没有会攻天京，但却对湘军攻陷天京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后 清廷“论功行赏”，不仅给曾国藩兄弟加官晋爵，而且晋封李鸿章为一等伯
爵（伯号肃毅），并赏戴双眼花翎。
①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3 册，第 361 页。
① ②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3 册，第 364、369 页。
“霸术”与“德政”
李鸿章在苏南每从太平军手中夺得一地，就立即重建政权，以“霸术治 民”，并被追采取一些以退为进的政策。
所谓“霸术治民”，就是在政治上对人民实行专政。 李鸿章在所谓“用沪平吴”时，认为常胜军“往往破贼而不能多杀贼，
故须我军偕作以辅其力所不逮也。”③淮军侵入太仓后，“为了搜罗人头，屠
杀了几万和平居民”，并对太平军俘虏施以“最精细的残忍酷刑”。据外国 目击者说：
他们的衣服全被剥光，每个人被绑在一根木桩上面， 他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全被刺入了箭簇，血流如注。这种酷刑还不能满足
那些刑卒的魔鬼般的恶念，于是又换了另种办法。 从这些俘虏身上割下 了，或者不如说是砍下了一片片的肉， 这些肉挂着一点点的皮，令人不
忍卒睹。 这些可怜的人们在数小时之内都一直痛苦地扭动着。大约在日 落时分，他们被一个兽性的刽子手押到刑场上，这些家伙手里拿着刀，急欲
把自己的双手染满鲜血，简直象个恶魔的化身。他抓住这些不幸的牺牲者， 威风凛凛地把他们拖到前面， 嘲笑他们，侮辱他们，然后把他们乱剁乱砍，
用刀来回锯着，最后才把他们的头砍断一大部分，总算结束了他们的痛苦。① 李鸿章在会同戈登施展诱降阴谋夺取苏州后，竟然下令：“凡是苏属口音者，
悉放归，南京以上，不分良莠尽杀。”②当淮军侵占无锡以后，“这批卑劣的 家伙本其惯技滥杀无辜的居民，估计惨遭杀戮的达六千人以上，他们唯一的
罪名就是居住在太平军的城市里。”淮军对常州也同样进行了烧杀抢掠。赵 烈文记载其家乡常州阳湖县被劫惨象时说：
同乡丁听彝来，久谈，饭后去。里中复后，渠从江阴口至家，住七日。 城中情形，惨不可闻，尸骸遍地。渠到时为五月底，距城破已五十余日，尚
未检拾，臭气四塞。房屋俱被兵占住或毁坏，莫敢一言。守城系张树声所带 某字营，分
四门，不准乡民人内，每日尚四出往乡村有人处抄扰， 乡间弥望无烟，耕者万分无一。①据不完全统计，从 1862 年 5 月淮军与
英法干涉军、常胜军会攻南桥开始到 1864 年 5 月淮军与常胜军攻陷常州为 止，中外反革命联军仅在苏南几次较大的战役中就杀害太平天国军民约达 10
万多人。
李鸿章淮军的残酷屠杀，既是阶级报复，又是为了掠夺财富。 据柴萼记载：
（淮军）初赴上海时，饷项匮乏，食米而外，仅酌给盐菜资。 及接仗克城，人人有获，每向夕无事，各哨聚会，出金钏银宝堆案，高
数尺许，遇发饷时，多寡不较也。文忠知之，明订九关，杜营哨虚冒，遂为 成例，入于奏案。其时米价极昂， 石值银五两，各军克城，辄封存敌所囤米，
据为私有，文忠出示收买，定价石银三两，出入一律，亦为成例定案，淮军
③ 李鸿章：《复彭雪琴侍郎》，《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第 29 页。
①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 488—489、541 页。
②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 96 页。
①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3 册，第 383 页。
统将，往往以此致富。②
这清楚地说明，李鸿章是淮军官兵肆意焚杀虏掠的罪魁祸首。当群众抓 住为非作歹的兵勇来辕喊冤时，“辄以土棍之罪罪之，民益无聊。”据赵烈 文的同乡揭露：
（李鸿章）闻人言兵勇不戢，辄大怒。锡人杨艺芳，其年侄，李所[信] 任，一言及之，遽曰：“不必言，吾皖人皆当诛。”杨战慄而出。
正是由于李鸿章的纵容，致使苏南“剽掠无虚日，杀人夺财，视为应然。”
③
李鸿章命令各地绅董设立善后局，名曰抚恤民生，实则残民以逞。以常
昭为例。李鸿章札委前常熟知县周沐润总办常昭善后事宜，照会富翁赵宗建 等设善后局。“自此破靴党已如饿虎出林，挨拥入局办公。巍然董事，扛帮
唬诈。”局中“置备刑具，挂牌放告。乡民具享者接踵而来，或控伪乡宫威 逼，或控土匪抢夺，一一查拿到案审问。”“一切词讼，悉由局董作主，以
钱之多寡，定事之曲直。”乡民进城需有局颁路凭，“如出城再需进城，小 民俱于臂上印一方图章为记。”局中还遣绅士“清理城邑”，即“分段同该
图地方，往各公馆开写姓名男女数目登册送局，由捐分给清户门牌。阅数日 一查，照牌点验，人数不得多少，谓之查门牌。各绅称本邑巡查绅士。时官
兵去攻打江阴，百姓纷纷回家，其曾为贼而不当兵者，呼之为毛里光，概逐 出城，城中渐就肃清。”①
李鸿章还令各乡镇设难民局，“收养流离失所之民”。请看无锡的惨景： 无锡虽然设了难民局，但因“米珠薪桂，终难周全，冬春之饥寒交追，
夏秋之暑湿薰蒸，病死无数，非独殓无棺木， 葬亦开千人坑埋之。且夫役扛 尸，尝以两尸为一杠，甚至有未气绝者，夫役曰：‘带去。’或能言未死者，
则曰：‘早晚一样。’竟带去埋之。”②
由此可见，所谓难民局，名曰“收养”实则残害“流离失所之民”。 以李鸿章为首的在苏南复辟的地主政权，积极维护地主利益，没收所谓
“逆产”，清查庐舍田地，各还原主，尚未查得业主者，等业主续归，再行 给还。因而那些曾在革命风暴打击下一度成为“惊弓之鸟”的大大小小的地
主们，现在又依靠封建政权卷土重来，回窜乡里，夺田追租，劫掠农民财产。 他们有的自称“原主”，随意圈占荒地；有的乘农民“无以自存”之际，趁
火打劫，以极低的代价，“购买”农民的大片土地；有的勾串地保、胥吏之 类，任意“飞诡侵挪”。
李鸿章面对被兵地区“人民稀少，田野荒芜，蚩量孑遗仍多冻馁而死” 的严酷现实，为了尽快地恢复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还采取了“招垦升科”
和“蠲减钱漕”的措施。
李鸿章深知欲复元气，应首重农功，而要恢复农业生产，就必须招徕农 民，垦辟荒田。1863 年 12 月李鸿章攻陷苏州后，采取“招垦抚恤”政策，
“资遣难民回籍十余万人，并发牛种，招集流亡垦荒。”他的丁未同年溧阳 陈鼐时在幕中，“赞襄其事甚力”。李鸿章虽然“日与官绅谋所以招垦抚恤
② 柴萼：《梵天庐丛录》，卷 7，第 3 页。
①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 93、94、140 页。
② 佚名：《平贼纪略》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1 册，第 304—305 页。
之方，但苦无款可筹”，①加之没有妥善章程，未能切实筹办，因而成效甚微。 除“招垦抚恤”外，李鸿章还在苏南因地而异地奏准暂行“豁免钱漕”
或永久裁减粮赋浮额。1863 年 6 月始而奏准豁免太仓州、镇洋、常熟、昭文、
昆山、新阳、嘉定、金山等县本年漕粮，继而奏准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1864 年 11 月又奏准豁免江宁府属上元、江宁、六合、句容、江浦、溧水、高淳 7
县钱漕三年。清朝大吏把李鸿章的“蠲减钱漕”吹嘘为“恤民至计”，是造 福于“遗黎”的“惠政”。其实在阶级社会既无超阶级的“民”，又没有代
表全民利益的“惠政”。李鸿章的“蠲减钱漕”纯属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 据说减赋之议，首倡于冯桂芬，李鸿章遂请郭嵩焘与冯桂芬研究有关事
宜。吴云向郭嵩焘进言并著书申述重赋之害和减赋之利。郭篙焘得吴云书后，
携至幕府，与冯桂芬等互相传阅。李鸿章适至，看到是书，赞佩不已，连称
“聪明，聪明！是极，是极！”因告郭嵩焘：“可即上详文”，并嘱咐冯桂 芬：“老前辈即拟奏稿”。李鸿章认为此举事体重大，函请曾国藩主奏。曾
国藩夏信表示赞同，请李鸿章主稿并挈衔速奏。1863 年 6 月曾、李会奏请旨 核减苏松太粮赋浮额，7 月奉旨准行。
李鸿章认为漕粮乃“天庾正供”，而苏松太三属漕粮积弊太深，急需改 革，他提出应“以核减浮粮为理漕之纲，即以办理均赋为治漕之用。”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