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核减浮粮”？在李鸿章看来，苏省钱粮甲于天下，而苏松太三属 尤甲于通省，比毗连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
一二十倍。由于“赋重民穷，有不能支持之势”，所以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 象。一曰：“坚持不减之名”，而行“暗减之术”。督抚部臣默许州县捏灾，
致使“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一曰：“宫垫 民欠”，“所谓垫者，岂州县之果能垫哉？不过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新
垫旧，移银垫米， 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将来或额免，或摊赔，同归无 著、犹之未完也。”这就造成了赋额重而征收实少的问题。本来苏属全漕 160
万，但在咸丰朝十年中征收百万以上者仅 1 年，80 万以上者 6 年，而皆有官 垫民欠 10 余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 90 万。
苏松太粮漕甚重，平时都难以承担，何况战乱之余，按额征收更是难上 加难。经过拉锯战，苏省“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
十里无居民者，间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
①，伤心惨目之状，实非郑侠流民图可比。一个常胜军的军官透露：“程[学 启]和李[鸿章]就是最大的破坏者，现在遍地蔓延着的巨大灾难全都得感谢他
们两人所赐。”②面对这种残破局面，“欲责以重赋，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 向来暴敛横征之吏，所谓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矣。”
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减赋”就成了历史之必然。李鸿章建议“比较历 来征收各数，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赋额，不许捏灾，不许挪垫，于虚额则大
减，于实征则无减。”李鸿章的“减赋”实质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策，即 所谓“以与为取，以损为益者，方将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
减赋乃“转移之善术”。在李鸿章看来，“办灾办缓，权在胥役， 防弊
① 李鸿章：《陈明苏省兵饷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7，第 29 页。
① 李鸿章：《清查苏松漕粮积弊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第 64 页。
① 李鸿章：《筹赈收复地方并酌请蠲免漕粮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第 44 页。
② 《致<中国之友报>的编辑》，呤唎：《太平无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 547 页。
虽有百法，舞弊奚止千端，止此民力，止此地产，不减额之弊， 在多一分虚 数，即多一分浮费，减额之效，在少一分中饱，即多一分上供，减额既定，
胥吏无权，民间既沾实惠，公家亦有实济。”
减赋乃“劳来之善术”。李鸿章认为，“吴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 故乡赋重，望而生畏，寻常蠲缓，不足去重赋之名，招之不来，荒田愈久愈
多，何法以治之？惟闻减赋之令，必当争先复里。”③
减赋乃“激劝之善术”。在李鸿章看来，减赋令下，各乡“愚贱”“有 不感生望外，踊跃输将者乎！”④
减赋乃“固结招徕之一法”。李鸿章说：“乡民”“一闻减赋之令，必 当感激涕零，望风增气，他日军麾所指，弩矢之驱必更奋，箪壶之雅必更诚。”
由此可见，李鸿章奏请减赋，一方面是想“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 使清政府得到“实济”；另一方面是想动员“吴民”“争先复里”、“踊跃
输将”和积极支持反革命战争。 李鸿章笔下之“吴民”，从阶级成分来看，主要是指地主而言，同时也
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 漕粮是以土地所有者为征收对象，而当时的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
里，少部分归自耕农所有。因而减赋直接涉及地主和自耕农的利益自不殆言， 但同无田而租人之田者也并非毫无关系。因为早在“康熙四十八年，给事中
高遐昌奏，遇蠲免钱粮，将佃户田租亦酌捐免，奉旨必得均平，方为有益， 寻户部议业主蠲免十分之七，佃户十分之三，永远为例。”①
当时“散之四方”的，如果只有“殷实”地主，而无“绝苦之家”，那 就绝不会出现“田多佃少”、“土地荒芜”的情况。李鸿章所说的“招抚流
亡”，显然不限于动员逃亡地主回家，也有争取逃亡农民返乡、借以恢复生 产、稳定统治之意。
抵死抗拒太平军的“乡团”，是由地主绅士倡率，而以“农夫牧竖”为 基本成员的。所谓“农夫牧竖”，就是李鸿章所说的“愚贱”者流。李鸿章
减赋的目的之一，就是动员从地主阶级中浮现出来的那股反动势力和诱骗闭 塞落后的“农夫牧竖”起而对抗农民造反。
何谓“办理均赋”？在李鸿章看来，苏松漕粮积弊视他省为甚，其最不 平者，莫如大小户之分。因有大小户之名，不是根据土地占有情况，而是“以
贵贱强弱定钱粮收数之多寡”。缙绅大户凭藉权势“包揽短交”，而小户则 被官吏任意抑勒，以为挹彼注兹之计。“小户不胜其苦，其黠者又诡寄于大
户”，结果“大户益多，小户益少，其势遂偏重于一二安分之平民，而催科 敲扑之惨，拘系之繁，无一非伤民气者。”
由于苏松征收漕粮，向有大小户名目，轻重不均，不仅使地主阶级内部 大地主和中小地主发生利害冲突，而且也使地主和自耕农的矛盾日益激化。
李鸿章深感这种局势的危险性，力主采取措施抑制一下“短交钱漕之绅户”， 缓和地主内部以及地主同自耕农的矛盾，以期巩固清朝统治，更有力地镇压
农民造反。他建议在苏松漕粮核减后，应“明立章程，酌定折价，绅衿平民 一例完纳，永远革除大小户名目，不使州县陵虐小民敢为暴敛而不顾，亦不
使各项陋规困苦州县迫使病民而不辞。”
③ ④李鸿章：《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第 58—60 页。
① 《光绪七年苏绅公呈》，李大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第 288 页。
清廷接受李鸿章关于减赋和革除大小户名目的意见，下令苏松太减三分 之一，常州、镇江减十分之一，并严禁大小户，声称“傥仍有大户包揽短交
等弊，即著该地方官执法严办，毋稍宽客”。①
苏松太常镇五属减赋后，实际得利的主要是地主，而佃农虽应受益但并 未“蒙其惠”，因为地主破坏了康熙四十八年有关蠲免钱粮的规定。据 1881
年苏州士绅潘遵祁等披露：“同治三年，恩减漕粮，城中绅业，格外体恤， 将业主应免十分之七，尽数蠲入佃户，而乡业将佃户应免十分之三，概行吞
没入己”②。这是农村地主公然藐视国法之一例。有的地主则采取阳奉阴违的 态度，“声言减租，以虚额之数，亩减其三斗，故向止一石二斗而无增者，
今亦一石二斗。而又将催甲等钱，增入一二升于其外。”
至于大小户名目，虽屡经谕禁，但并未革除，可谓名亡实存。以元和而 言，官府公然设立两种征收钱粮的粮柜，“粮柜设于堂， 而又有所谓内柜者，
则以堂柜为外柜”，“内柜可减成，犹大户也， 外柜则全完，犹小户也，特 避其名耳”，“内柜皆绅及富室之强者， 其费省，外柜则富之懦老与乡里小
户属焉。”李鸿章也供认：“苏松钱漕最重，自减赋改章后，大户仍不免包 抗，州县更加苦累，此亦积重难返之势。”①
由此可见，李鸿章虽然试图在政治经济领域有所作为，但因限于主客观 条件而成效甚微，1865 年统治营垒中间就有人抨击李鸿章“战功虽著，而子
惠未孚，百姓之流离者未尽收恤，地亩之荒芜者未尽开垦，不闻德政，惟闻 厚敛。”②有人拿左宗棠与李鸿章相比，断言“左公吏冶实胜李数十倍”。
李鸿章为了尽快地恢复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除了在政治经济领域采取 了相应的措施之外，还特别注意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力图用功名利禄
笼络知识分子，用“尊孔读经”“化民成俗”。
1864 年李鸿章在苏抚任内，根据苏州、太仓诸绅的要求，为便于士子参 加岁考和科考，兴建苏州试院，派冯桂芬负责筹划， 并以苏州籍的宋代贤臣
范仲淹勉励诸生，取名景范堂。他还特地撰写《苏州试院记》，以资纪念。 同年曾国藩奏准补行乡试，李鸿章作为江苏巡抚，例应轮派监临。他对
自己能以皖人而监临江南乡试颇为得意，致函其师说：
“监临本无可诿，又蒙殷殷见属，而皖人谓程梓庭、杨安卿两先生后， 续成佳话。”“科场事宜，承为经画周密，鸿章此行，殆如新妇回娘家之逸
乐也。”①他还作了《甲子仲冬监临入闱感赋七律四首》，以表达其难以抑制 的兴奋心情。
除此之外，李鸿章还在苏州建复紫阳书院，改建正谊书院，分别聘请俞 樾、冯桂芬主讲席，“课四书文、试帖如旧制”。
① 《谕内阁》，《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 146，第 170 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第 288 页。
① 李鸿章：《复何攸宋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1，第 29 页。
② 李鸿章：《复奏殷兆墉等条陈江苏厘捐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9，第 1 页。
① 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5，第 37—38 页。
三自强与剿捻 署理江督节制两湖
1864 年 7 月 19 日湘军攻陷天京，标志着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运动 开始退潮，清朝封建统治渡过难关而趋向稳定。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北方的
捻军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起义虽然继续坚持数年之久，但已经无力扭转乾坤 了。
经过农民运动风暴的扫荡，爱新觉罗氏皇权趋于衰落，曾国藩、左宗棠、 李鸿章等汉族地主官僚崭露头角。汉族地主官僚建立的湘淮军取代了经制军
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地位，许许多多湘淮军将领一跃而成为督抚、提镇等地方 军政大员，中央政府对武装力量和地方政权的控制大大削弱。以慈禧为首的
清廷对曾、左、李等汉族地主官僚既不得不依靠之以支撑危局，又鳃鳃然限 制其坐大以防范内轻外重之患。
在湘军攻陷天京之后，曾国藩与清廷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清廷深切地 感到自己统治的最大威胁并不是太平夭国余波，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
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总督两江，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他所创建的 湘军已增至 30 万众，他直接指挥的湘军包括其嫡系曾国荃部在内亦多达 12
万人。他还控制着皖、赣等省厘金和数省协饷。他因“用事太久，兵柄过重， 利权过广，选者震惊，近者疑忌”。①而权势远在曾氏之下的左宗棠、李鸿章
等同清廷的矛盾则降到次要地位。清廷为了防止曾国藩的权势继续膨胀而同 自己分庭抗礼，便采取了压抑曾国藩兄弟，扶植左、李等人与之抗衡的分而
治之的策略。1864 年 11 月 6 日即在湘军攻陷天京尚不到 4 个月的时候，清
廷突然命令曾国藩前往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其迅速前进，勿少延缓”， 而改派李鸿章署理江督事。曾的幕僚赵烈文为此发出“殊咄咄可怪”的惊呼，
曾国藩本人也“意殊寥落”。虽然不及一月清廷就收回了成命，但此举却是 明显的杨李抑曾。
长期浮沉宦海的曾国藩，鉴于“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 而害于家”的惨痛教训，认识到“远权避谤”的重要和追切性。他对曾国荃
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 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则渐渐可以收场耳。”②裁湘留淮就是他
“以退让二字保全晚节”的主要措施之一。他认为裁湘留淮既可消除清廷疑 忌，又能借助淮军“以济湘勇之穷”，稳操兵权，从而保住自己在清朝统治
集团中的地位。他致书李鸿章说：“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 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
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 勇则宜多裁速裁。”①李鸿章既窥见到清廷的用心，又看穿了曾国藩的真实意
图，因而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人之利。他深知在专制制度下“兵制尤 关天下大计”，淮军兴衰关乎个人宦海浮沉。他致函曾国藩表示支持裁湘留
淮的决策，说“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
“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②由于曾、李达成默契，所
① 曾国伤：《复郭筠仙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 23，第 34 页。
② 曾国藩：《致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 926 页。
① 曾国藩：《致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 24，第 17 页。
②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5，第 35 页。
以裁湘留淮便成定局。当时曾国藩直接指挥的 12 万湘军中，已有 4 万掌握在 闽浙总督左宗棠手中，3 万多先后拨归江西巡抚沈葆桢管辖，尚有 5 万是由
曾国荃统带的嫡系部队。曾国藩深知清廷最为疑惧的武装力量，正是曾国荃 部湘军。为了消除清廷疑惧，他一面陈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一面
陆续遣撤曾国荃所部湘军。而拥有 7 万水陆之众的淮军则在曾国藩的支持 下，仅仅裁撤数干了事。当然，淮军得以保留，还同所谓“粤匪残焰犹张，
中上边疆传烽正盛”③的国内形势有关。长驱河洛的捻军，于 1865 年 5 月在 山东曹州击毙被清廷倚为长城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皇室控制的嫡系精锐
武装僧军的覆灭，迫使清廷把绞杀捻军的希望寄托在湘淮军身上。鉴于湘军 业已大量裁撤，清廷只得借助淮军以济急，这就给淮军的保存并向北方扩展
势力以可乘之机。
5 月 23 日清廷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军“剿捻”，以江苏巡抚 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江苏布政使刘郇膏暂护巡抚。曾 国藩接到命令后，“为
之咤叹忧愤！”李鸿章却为曾国藩被推上剿捻前线，两江军政实权落到自己 手中而拍手称快。他一面致函曾国藩劝慰说：“上意专倚吾师，保障北方，
收拾残烬。事机紧迫，物望丛积，自属义无可辞。”①一面冠冕堂皇地向清廷 表示“臣籍隶安徽，该省系总督兼辖，例须迥避”，惟时势危迫，“何敢拘
泥常例，引嫌避位，致误事机，拟即料理交卸，驰赴金陵，暂行接任。”② 李鸿章署理江督之后，奉清廷之命，在调兵、集饷两个方面支持曾国藩剿捻 活动。
李鸿章深知湘军“已成强弩之末”，曾国藩剿捻必须借助淮军，因而主 动提出调拨铭（刘铭传）、树（张树声）、盛（周盛波）3 军共 33 营近 1.7
万人，归曾氏指挥。同时还调其弟李鹤章随侍旌麾，“联络诸将”。当时清 廷命令李鸿章派得力镇将统带劲旅北援，以防范捻军威逼京畿。据悉清廷“盼
开花炮及洋枪队甚急”，李鸿章遂奏派潘鼎新率鼎军 10 营（包括开花炮队一 营）航海赴津，准备转进景州、德州，护卫畿辅。可李鸿章又担心这支“精
整可靠”的劲旅落入满洲亲贵之手，因而恳请曾国藩将其调赴前敌，“不令 久留直境，致有为难。”③曾国藩环顾左右，发现“金陵楚勇裁撤殆尽，仅存
三千人，作为护卫亲兵，此外惟调刘松山宁国一军”④，只得借助淮军远征。 于是，他一面函告李鸿章，表示将把铭、盛、树、鼎等军“资为干城腹心”；
一面上奏清廷，说这 4 军“皆系淮勇，经李鸿章兄弟苦心训练而成者，已调 甘凉道李鹤章办理行营营务处，请旨准开甘凉道缺，并令李鸿章之季弟李昭
庆赴营差遣。”⑤兽国藩还设法招致淮将刘秉璋以为己用。李鸿章虽不情愿，
但因无正当理由，只得同意刘秉璋率 10 营移剿中原。曾国藩“剿捻”，先后 调集 8 万湘淮军，其中湘军 2 万人，是大量裁撤以后留下的精锐；淮军 6
万 人，装备洋枪洋炮，并有独立的炮兵队伍，粗具近代陆军规模。然而湘淮门 户甚深。淮军虽由湘出，但却只尊其长李鸿章， 而不听曾国藩调度，6 万淮
军形式上拨归曾国藩指挥，而实杈仍操诸李鸿章之手。由于李干预掣时，贻
③ 李鸿章：《复郭筠仙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6，第 1—2 页。
①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6，第 20 页。
② 李鸿章：《署理总督大概情形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第 74 页。
③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 23 页。
④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卷 10，第 202 页。
误战机，曾国藩曾宣言批评道： 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 凡向尊处私有请
求，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 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 撤营头必须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勇，或 休息假归，
皆敝处径自主持，如有不妥，请阁下密函见告。①
经此波折，李鸿章虽然有所收敛，但并没有屈服。他在受到曾国藩批评 后，致函潘鼎新说：“湘军将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
雄，惟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②怨恨之情，溢于言表。
李鸿章在调兵的同时，还以后路筹饷自任。自 1865 年 6 月起至 1867 年
1月止，督军剿捻的曾国藩实收饷银11069802两，报请核销总数则为11026452 两，结余 43350
两。这笔巨款主要是由李鸿章负责在江苏筹集的。当时兵饷
“根本在吴”，而厘金为其大宗。李鸿章认为苏省疮痍之后，农田荒废，钱 漕多请蠲缓，“正项既不足以养兵，必须厘金济饷”。当时只有商业尚未减
色，抽厘助饷，各省皆然，何况江海通衢，“利无钜于此者”。李鸿章依仗 权势，横征暴敛，引起江苏士绅的强烈不满和严厉弹劾。1865 年 7 月江苏吴
江人、内阁中书殷兆镛和江苏常熟人、给事中王宪成先后上书抨击李鸿章在 江苏“霸术治民”，“恃功朘民”，“不闻德政，惟闻厚敛”，岁人厘捐达
4000 万两，罪不容诛。清廷据奏谕今“李鸿章将不肖委员严加裁汰，厘卡仍 以归并为主，俟军务肃清，再行次第裁撤”，并将江苏厘捐收支情况“造册
报部覈销”。这可以说是李鸿章跻身封疆之后遇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因而
“怆惘”不已。曾国藩也忧心忡忡，致书规劝：“惟末世气象，丑正恶直， 波澜撞激， 仍有寻隙报复之虑。苟非极有关系，如粪桶捐、四千万之类，断
不能不动色相争，此外少有违言，即可置之不问。 总宜处处多留余地， 以延无穷之祐。”①但是，李鸿章却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决意不顾“合诟忍尤”
的师训，以攻为守。他致函友人说：
自殷兆镛奏稿发钞，知者咸为不平，不知者藉以吓制， 而吴人或因此造 谣抗闹，鄙人别无他计，做一日官，带一日兵，即办一日厘捐，与其病农，
不如病商，况非真病也。如有旨离任督剿，必请责成后来者为办厘饷，否则 必另拨有著之饷，否则弃军撤官可也。②
李鸿章首先安定僚属，说“我辈所争在是非不在利害，在理不在势”， 其咎与怨皆鸿章一人任之，惟赖诸公随时确查弊端，就近整顿，以匡不逮。
随即复奏辩驳，指责王宪成“不识时务”，殷兆镛“意存倾陷”，声称“殷 兆镛以苏属巨绅，为贵近之臣，不以国家大局为念，乃倡为浮议，肆口诋诬，
上以眩惑朝廷之听，下以鼓动愚民之气，远近传播，使有藉口，以遂其背公 藐法之私。臣因不能不寒心，以后官斯土者，更无所措手。”③李鸿章所以敢
于抗疏辩护，是因为他自信前此有功于清廷，并看准清廷有赖于自己筹划剿 捻的调兵、集饷事宜。他抓住时机，全力反击，“聊表心迹， 以观上意之从
① 《曾文正公书札》，卷 25，第 37 页。
②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 33 页。
① 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 24，第 39 页。
② 李鸿章：《复陈子奉观察》，《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6，第 27 页。
③ 李鸿章：《复奏殷兆镛等条陈江苏厘捐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9，第 5 页。
违为进退耳。”①清廷从维护自身统治的大局出发，对于李鸿章及其淮军，既 想操纵之以为己用，又要抑制之以防不测，因而敷衍了此公案，虽然诏责殷、
王等假公济私，要誉乡党， 但又以宏开言路为由，对殷、王等免于严谴。这 种结局，李鸿章竟然以为“怨谤”“已蒙昭雪”，说诏旨“以厘卡断不可裁，
殷王腾谤非是公明正大，令人感激涕零”②。
李鸿章以江督身份驻节的南京，原为六代繁华的江南名城。湘军攻占南 京后，秉承曾国荃意旨，对所谓“从贼者杀无赦”，“见人即杀，见屋即烧，
子女玉帛，扫数悉于湘军”。曾国荃手下干将萧浮泗从天王府“取出金银不 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跡”，结果“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③
移督两江的李鸿章交织着忧愤与悲伤之情供认：
金陵一座空城，四围荒田，善后无从著手，节相（曾国藩）以萧[何]曹[参] 清静治之。何贞翁过此云：谊竟废弃一切，另移督署于扬州。”虽似奇创，
实则无屋无人无钱，管（仲）
葛（诸葛亮）居此，亦当束手。沅翁（曾国荃）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 至妇孺怨诅，当局固无如何，后贤难竟厥施，似须百年方冀复旧也。④
面对这种“无屋无人无钱”的惨景和“妇孺怨诅”的局蛰，李鸿章采取 了某些恢复生产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措施。封建士大夫们把这些措施吹嘘
成所谓“尊主庇民”的“惠政”。直至李鸿章死后，两江总督刘坤一还在《江 宁奏建专祠疏》中进行赞誉。
李鸿章署理江督，虽然励精图治，但因地位不稳，时间较短，成效甚微。 他受命刚满 5 个月，就突然奉命赴河洛防剿，兼顾山陕门户，以漕运总督吴
棠署理两江总督，李宗羲、丁日昌递署漕督、苏抚。清廷此举，用心险恶。 从军事上说，时值捻军主力从安徽转进河南，向西运动，而曾国藩则侧重东
路，无力西顾，清廷拟调李鸿章督带号称洋枪精整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等部 驰往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边境，“备回剿捻”，以防止捻军和西北回民义
军联合抗清。从政治上说，“江督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击（系）”， 岂能让曾、李久居？清廷阴谋一石二鸟：通过独立于湘淮集团的吴棠夺取李
鸿章手中的两江地方实权，利用淮系李鸿章牵制湘系曾国藩，以防“内轻外 重”。曾国藩、李鸿章看穿清廷用心，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曾国藩接奉廷
寄，认为“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①。他未经与李鸿章协商，就上疏抗争， 声言“目下贼势趋重东路”，清军“自当以全力专顾东路”，“谕旨饬李鸿
章视师河洛，该处现无可剿之贼，淮勇亦别无可调之师”，“臣今所倚以办 贼者，全赖淮勇诸军，供其指麾，李鸿章若果入洛，亦岂肯撤臣布置已定之
兵，挟以西行，坐视山东、江苏之糜烂而不顾”。认为李宗羲“廉正有余， 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习夷务，而资格太
浅，物望未浮”，难胜其职②。李鸿章接奉廷寄，“反复筹思，似难尽妥”。 他在《复方比部》中说：
① 李鸿章：《复刘松 护抚》，《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6，第 32 页。
② 李鸿章：《复刘松 护抚》，《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6，第 32 页。
③ 何绍基：《金陵杂述四十绝》，《东州草堂诗钞》。卷 26。
④ 李鸿章：《复郭筠仙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6，第 34 页。
①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四年九月十日。
② 曾国藩：《奉旨复陈近日军情折》，《曾文正公奏稿》，卷 4，第 727 页。
此间叠奉批谕，督师河洛，自为秦晋门户起见，不知捻逆大股尽窜东徐， 其张总愚一支留南阳者，尚非悍众，豫楚诸军当足制之。鄙人于西北形势生
疏，而所部各军尽调归爵相四镇之内，冒昧前去，非特迁地弗良，岂忍夺爵 相已成之局，诸将闻弟视师，必皆舍彼就此，一军两帅，牵制殊多， 况饷源
全恃吴中，付托非人，转运接济终必匮乏，恐于前敌无甚裨助，而东南全局 先自动摇。①由此可见，李鸿章之所以拒绝视师河洛，是因为捻军主力业已挥
师东指，同时担心“一军两帅，牵制殊多”，而且也害怕失去对协源重地两 江实权的控制。他致函曾国藩，先后提出两种应付方略。11 月 2 日，即在接
到清廷命令的第三天，他恳请曾国藩对于两江的人事安排“熟筹密陈”。他 认为倘若自己视师河洛，吴棠必争江督一席，而吴棠“满腹牢骚，用人行政
必多变局”。吴棠（字仲宣）是安徽盱眙（今属江苏）人，曾任南河、桃源、 清河知县，署邳州知州，1861 年升江宁布政使，兼署漕运总督。他早年曾有
德于贫穷未达的叶赫那拉氏家庭，因而慈禧垂帘听政后，“圣眷颇隆”。李 鸿章虽然恭维吴棠为“天子知名淮海吏”，是自己的“金石至交”，但考虑
到吴棠既是慈禧亲信，又被曾国藩贬为“殊愦愦”，因而从派系利益出发， 反对吴棠署理江督。他借助别人之口，道出自己的心声，建议调李瀚章为苏
抚兼通商，而以丁日昌为苏藩，或调李瀚章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苏抚通 商。李瀚章是他的胞兄，丁日昌“洋务既熟”，又与淮军“息息相关”。在
他看来，只有他们才能稳定东南大局。他劝告曾国藩在择人问题上，“不可 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11 月 4 日他再次致函曾国藩，表示最好是维
持现状，否则就彼此对调。所谓对调之说，是李宗裁提出的。李宗羲（字雨 亭）深得曾国藩信赖，1858 年调充营务处，1865 年荐摆江宁布政使。他从湘
系利益出发，提议曾、李对调。李鸿章对曾国藩说：
顷于雨亭专差递函，附呈钧察。师门回任，此间亦多此议。鸿章深以为 然。惟前次叩送时，奉谕决不回任，故不敢拟议及之。若朝廷即照目前局面，
勿急更调最好。而鸿章恐贻贪位避难之讥，必不得已仍照雨亭所拟，请以鸿 章代吾师剿贼，如尊意肯俯徇众望，回驻金陵，则后路大局，满盘俱活，不
致掣动，此必待请示而后敢行，伏乞明训。①曾国藩既然早有“决不回任”的 表示，至今就只好主张维持现状了。因而，李鸿章便于 11 月 25 日复奏，婉
转要挟清廷，说视师河洛，有“兵难远分，饷难专恃，军火难常接济三端”。 清廷鉴于曾、李的这种态度，不敢强制，只得下谕：“该大臣等均能详察缕
陈，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实为有见，现在贼势趋重禹城，张树珊等攻剿正 急，而南阳仅止张总愚一股，自不必再为更张”②。
但是，这场政治风波平息刚满一年，曾国藩就因被捻军打得狼狈不堪， 而愧惧交加，称病请求开缺。清廷深知只有换马，才能消灭捻军，因而于 1866 年 12
月 7 日命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 事宜。李鸿章对母亲说：“曾夫子自谓剿捻无功，精力太衰，不能当此大任，
屡请罢斥，当蒙圣上照准，命曾夫子回两江总督任，授男钦差大臣，专办剿 捻事宜。”③翌年 2 月 15 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
①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6，第 46 页。
①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6，第 47 页。
②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 1，第 14 页。
③ 《李鸿章尺牍》，第 32 页。
事宜，调湖南巡抚李瀚章为江苏巡抚，命署理湖广总督，以李鸿章的僚属郭 柏荫、丁日昌分别署理江苏巡抚和出任江苏布政使，又以曾国藩的至友刘崐
为湖南巡抚。这种人事安排，目的在于安抚湘淮两系，使三江、两湖连为一 体，便于筹措剿捻军饷和稳定后方基地的政治军事局面。著名学者俞樾致函
李鸿章表示祝贺：“历观载籍，无此遭逢，洵竹帛之美谈，衣冠之盛事。”① 而这也正是李鸿章努力筹谋的战略大计。他早就指出，欲图中原，东路以江
苏为根本，西路以湘鄂为根本，“庶可大可久之计。”现在由于三江、两湖 的地方实权落入湘淮之手，李鸿章终于如愿以偿了。
① 《俞曲园书札》，第 31—32 页。
引进“制器之器”
从 1864 年“用沪平吴”战争结束以后，李鸿章凭借江苏巡抚、署理两江 总督的权势，把“自强”活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李鸿章留心考察中外国情，逐渐形成了中国封建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 优劣观。他对清廷说：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② 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
固自有在。③在李鸿章看来，中国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和孔孟之道是尽善尽美
的，“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惟有军队的武器装备远逊于外洋，因而造成了
“厝火积薪，可危实甚”的局面：“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 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
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④面对着这种险恶形势，李鸿章依据儒学
传统中“穷则变，变则通” 的原理，说明了中国因时变通的必要，并阐述了变通的本末观。 他说：“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他一面断言中国
封建的“文物制度”为“郅治保邦”之本，主张遵循儒家传统治略，内修政 事，借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一面赞赏西方资本主义的“物
质文明”，主张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仿造外洋枪炮，引进“制器之器”，并 进而造就掌握先进工程技术的人才。他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
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 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
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①“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确实抓住 了问题的要害，为中国跨过用手工制造机器的阶段、加速实现从手工制造到
机器生产的转化开辟了道路。不过， 他把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工程技 术看作“末”，认为“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仅属“治标”性质，
目的还在于固本。他向清廷明确表示：“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 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 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
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如水大至，不得不缮防，非谓濬川浍、经田畴之策可 不讲也。”②这表明李鸿章在追求西方文明的后面有一种更为强大的动力，“即
对中国文物制度和传统哲学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李鸿章主张“学习外国利器”，仿造外洋船炮，创办近代军工企业，实 现军队近代化，目的之一是为了缩小中外军事力量对比时差距，抵御外国资
本主义的侵略。他声称“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当 然，除了“御侮”之外，李鸿章还抱有镇压国内人民、延续清朝寿命的强烈
愿望。他对清廷说：中国残寇未灭，“官兵陈陈相因之兵器，孰与御之？鸿 章所为每念及此，不禁瞿然起立，慨然长叹”①。李鸿章认为要改变清军武器
②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折附江苏巡托李鸿章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筹办夷 务始末》（同治朝），卷 25，第 4—10 页。
③ 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9，第 31—35 页。
① 《同冶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折附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各理国事务衙门函》，《筹办夷 务始末》（同治朝），卷 25，第 4—10 页。
② 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9，第 31—35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25，第 4—10 页。
装备“陈陈相因”的局面，镇压所谓“潜师洋法”的“不肖之徒”，维护清 朝封建统治，就必须仿造外洋船炮，建立近代军工企业。
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学习外国利器”，阻力重重。列强对先进武器
“禁不出售，价值过昂”，而中国倘要仿造船炮，“外国疑忌讥嘲，皆所不 免”。他对清廷说：
中国因循积弱之由，已非一日，忽焉改其故步，从彼问津，发愤自强之 一念，岂能瞒过彼人，初或含愠不言，久必借端造衅。然外洋军火机器，运
售无禁，彼既恃其擅绝之技，不妨炫奇于中上；其中又有独神之用，不畏盗 法之有人。且机器之巧，兼备百工之妙，人门有得，自归一贯之中。在我心
摹手追，固专注于军火制造；而向彼开宗明义， 当旁参于日用便民。如纺织、 刷印、陶埴、代耕、濬河之类，必有机器房可以分往学习，而军火自可类及。
善为说词，不见有机心之流露；则相忘无事，不遽启彼挨之惊疑。②
李鸿章担心列强“借端造衅”，并非杞人忧天；然而他所设计的对策却 是幼稚的。一靠“盗法”，二靠从学习“日用便民”机器入手而“类及”军
火制造，固然可能收效于一时，但又怎能长久“瞒过彼人”使之不遽“惊疑” 而允许中国掌握其军火制造的“秘法”呢？
“学习外国利器”的阻力，除了列强之外，还来自国内的顽固守旧势力。 当时因循守旧的风气弥漫全国，蒙昧无知而又侈然自大的官僚士大夫们盘踞
要津。这些顽固派承袭着“神明华胄”的荣光，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 闭目塞听，不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承认中国的衰弱，他们站在古旧的封
建主义立场上，攻击李鸿章等洋务派“舍己从人，变乱成法”，“用夷变夏”， 幻想把中国拖回到闭关自守的一统天下的旧时代里去。李鸿章深知只有取得
清廷中枢的支持，才能排除顽固派的干扰，实现“自强”的理想。他把目光 投射到奕、陈廷经身上，企图通过他们打通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这道关节，
开拓“自强”之路。由于“扶倾定危”而烜赫一时的奕，以议政王的名义， 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总揽内政外交大权。他辅佐慈禧，倡导“自强”，
力图使日益衰微的大清王朝得以“中兴”。1864 年 5 月李鸿章致函以奕为 首的总理衙门，阐明了关于学习外国利器、引进外国“制器之器”和培养自
己“制器之人”的“自强”主张；抨击了顽固守旧势力，论证了“皇然变计” 的必要性。他指出：
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 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
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 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
欲之快。①他以海外区区小国日本及时改辙向西方学习而获得成功为例，断言 中国一向讲求“穷极而通之故”，理应并完全“可以皇然变计”。奕等认
为李鸿章“思虑防微”，与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因而于 6 月特地上疏陈言， 并“将李鸿章来函录呈御览”。他们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
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现在应该以“剿贼”为 名，“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
②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 14 页。
①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折附江苏巡托李鸿章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筹办夷 务始末》（同治朝），第 25，第 9、10 页。
无事可以示威。”他们请饬火器营于曾经学制军火弁兵内拣派武弁 3 名、兵 丁 40 名，发往江苏，交李鸿章差委，专令学习外洋炸炮炸弹及各种军火机器
与制器之器，“务得西人之秘”。慈禧赞赏奕等人的主张，当即下谕批准 奕等人的建议。慈禧的这一举动，固然是出于加强满洲贵族军事力量的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