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自己美梦的破灭而怨恨，在下令停止圆明园工程的第二天，就用皇帝名 义，以召对时“语言之间诸多失仪”的罪名，惩办奕父子，“革去[奕]
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 以示惩儆。”然而仅仅过了一夜，同治又奉慈禧懿旨赏还了奕父子的爵秩。
慈禧简直把奕玩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致使王公大 臣以下敬畏有加。
光绪初年，在政坛上又发生了“扬左抑李”、“暗倾恭邸”的事件。1880 年清流要角、御史邓承修上呈《时局艰危请饬调辅巨入赞枢密折》，指责以
奕为首的军机大臣泄沓失职，建议饬调远在新疆、“志虑忠纯”的左宗棠 进京，“委以军国之大柄，使之内修政事，外揽兵权”。他声称“当今要务，
莫逾于此。”①奕也“认为左胜于李”，主张让左“入赞纶扉”②。在奕 和清流派看来，左宗棠作为湘系的一个领袖，同淮系首领李鸿章积嫌甚深，
加之手握重兵，名动公卿，对外“锋颖廪廪向敌”，召之进京，既有利于应 付因伊犁交涉而激化了的中俄矛盾，又能借助之以牵制或代替李鸿章和奕
。所以有人说：“至持清议诸臣以外交事素不惬鸿章所为，知宗棠持议与 鸿章左，益扬左以抑李”③。左之入京，“明代沈相，暗倾恭邸，其势其焰，
几于桓温。”④沈相指军机大臣沈桂芬，时因病故而出缺。1881 年 2 月左宗
棠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管理兵部事务。走马上任的左宗棠立 意说服清廷“从新鼓铸，一振积弱之势”。他提出了“河道必当修、洋药必
当断、洋务必当振作”的施政纲领，并力图付诸实施。然而，事与愿违，“成 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有所建白，亦为同僚所尼，多中掇。”①责之专
而掣其肘的，内有奕，外有李鸿章。与奕最为接近的宝鋆辱骂左宗棠为
“一团茅草”。其他一些官僚也秉承奕意旨，“群相侮弄之”。坐镇北洋 的李鸿章考虑到左氏入值枢垣、总署，“彼此商议事件甚多，不容稍有隔膜”，
于是强作笑颜，主动写信“略叙契阔”，并多次晤谈，装出一副与之和衷辅 政的样子。但在暗地里却贬斥有加。他说左氏内召，“中朝赞襄未必有益”。
“左相精力甚健，于枢廷政务、各省情形不甚了澈， 所建练旗兵、借洋债、 兴畿辅水利、加洋药税厘诸议，似属救时要政，却近老生常谈，恐有格于时
势不能尽行之处。”②由于左宗棠在军国大政上甚少作为，加之官僚习气和傲 慢作风，致使原来推重左氏的奕和某些清浪要员也大失所望。奕“见其
衰惫，不免爽然”。张佩纶、张之洞则指诸左宗棠“浮夸”，“行径粗率， 任性自便”。左氏发觉自己陷入困境，致函友人说：“前之集矢合肥（李鸿
③ 李慈铭著、吴语亭编注：《越缦堂国事日记》，第 1147 页。
① 邓承修：《语冰阁奏议》，上卷。
② 刘体智：《异辞录》，卷 2，第 19 页。
③ ④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第 78、52 页。
① 徐珂：《左大襄公见畿而作》，《清稗类钞》，第 7 册，明智类，第 3358 页。
② 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20，第 10 页。
章）者，今又以弟为众射之的矣。”③他清醒地认识到在中枢实难立足，因而 屡疏乞退。1881 年 10 月 28
日清廷诏受左宗棠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左宗棠 在政坛角逐中的失败，自然使奕、李鸿章弹冠相庆。李鸿章攻击左宗棠“近
名而多意气，政府同事靡不深知。”“左相威望才略，自以外任为宜。近因 年高，精神似稍散漫。”“不但无鞭挞四夷之心，抑且无经营海上之志，外
强中干，概可知也。”④
同光之际，李鸿章在“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 侍皇室，决不另有他图”！但是对于慈禧、奕的掣肘裁抑却颇为不满，曾
一度寄希望于光绪亲政：“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未知能否 支持，不生他变。焦悚莫名。”①
李鸿章对“言路纷庞，风波迭起”，也颇为“寒心”，抨击“清议之祸， 与明季如出一辙”。他认为那些大言炎炎的清流要角，如张之洞、张佩纶、
黄体芳、宝廷等，“皆鲠直敢言，雅负时望，然阅历太少，自命太高。局外 执人长短，与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鹜虚名而鲜实际”②。他既深恶“清议”，
又“忧谗畏讥”，因而不惜以利禄笼络清流魁首，尤其注意结纳张佩纶、吴 大澂。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督兵抗拒太平军和捻军，官至安徽按察使，孪
鸿章回皖督办团练，与之成为患难之交，后印塘死在浙江，李鸿章资助佩纶 盘灵回籍。张佩纶才华横溢，并与军机大臣李鸿藻有师生之谊。1879 年李鸿
章曾通过张裕钊邀请张佩纶入幕，并因其母病故助以白银千两为营葬之需。 张佩纶丁忧期间，李鸿章邀其“来幕襄助，亦冀其练习时事，他日可不仅托
之空言。”张佩纶在天津督署结识了“在外国读书八年”的曾傅和洋务思想 家薛福成，同李鸿章谈论了海军、铁路等问题，并参观了天津海防设施，因
而眼界大开，张氏丁忧期满返京复职以后，还与李鸿章函牍往还，通报“当 轴消息”，并对李氏举措多有劝谏。当时外间有李氏“因彼增重”的讥弹，
李鸿章极力辩解，说“幼樵人甚伉直，所言未必能尽行，若谓敝处因彼增重， 乃朋党之论，吾亦阅人阅世多矣。”③李鸿章除结纳张佩纶外，还设法笼络吴
大澂。吴大澂（江苏吴县人，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愙斋）是同治进士，授 翰林院编修。先为其同乡前辈潘祖荫的门客，其后又巴结奕譞。李鸿章知其
底蕴，假以词色。翰林清苦，皆思外放。1877 年李鸿章奏调吴大澂赴津会办 赈务。翌年吴大澂赈毕返京，经李鸿章论荐堪任监司，蒙恩召对，“奉旨以
道员发往山西交曾（国荃）差遣委用”，旋授河南河北道。吴大澂以七品编 修一跃而为三品道员，同李鸿章的扶持是分不开的。”
李鸿章同慈禧、奕譞和清流派的关系，直到“甲申易枢”以后才发生重 大变化。
1883 年由于法国侵略越南，中法关系日趋紧张。以奕为首的军机处面 对法国侵略，态度软弱，步调纷乱，遭到御史言宫的强烈谴责。是年 7 月慈
禧指派奕譞“会商越南事宜”，直接插手军机处工作，成为恭、醇两王内廷 势力消长的先声。12 月中法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翌年 4 月盛昱上了一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25，第 38 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0，第 19、20、22 页。
① 《复鲍华潭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5，第 10 页。
② 薛福成：《庸盦文别集》，卷 4，第 150 页。
③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 104—105 页。
份《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议》的奏折，意在促使奕等振作精神， 力图补救。但慈禧却借机黜退奕，撤去他的一切职务，强迫“家居养疾”，
并全部改组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锋等为军机大臣；随即命令“军机处遇重要 事会同醇亲王商榷行之”，并以乾隆帝第 17 子永璘之孙、庆郡王奕劻主持总
理衙门。这次军机大臣全班撤换，是慈禧和奕譞合谋发动的罢斥奕的政变， 从而结束了太后垂帘与亲王辅政相制约的局面，使慈禧大权独揽。奕虽然
极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奕等被逐出军机处后，新的军机处领班大臣世 锋无权，而掌权的奕譞又不参加军机处议事，于是奕譞便通过他的心腹、工
部侍郎孙毓汶处理军机处各项重大事件。时人评论新旧军机处是“易中驷以 驽产，代芦服以柴胡”①。慈禧、奕譞在利用“清议”罢斥奕之后，认为那
些专事搏击、好为大言的清流派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加之随着李鸿藻退出 军机处，清流派也失去了存在的凭藉。慈禧、奕譞便通过孙毓汶设法把一些
头角峥嵘的清流派首要，派到地方去担任军职，“使书生典戎，以速其败”， 因而有陈宝琛、吴大澂分任南北洋会办大臣、张佩纶出任福建海疆会办大臣
之举，并对“言事诸臣”横加整治，使之俯首贴耳。
“甲申易枢”犹如“晴天霹雳，不及掩耳”，弄得人心惶惶。李鸿章致 函新任总署大臣许庚身说：“内外局势屡变，皆出人意料之外。赖公等持危
扶颠，戟济艰巨。弟虽谤满天下，他日或犹得为山野之幸民也。”①李鸿章希 冀成为“幸民”获得全终，但有人却想把他变为“刀下鬼”。是年 5 月翰林
院编修梁鼎芬弹劫李鸿章有六可杀之罪。慈禧、奕譞没有象罢斥奕那样惩 处李鸿章，反而以“莠言乱政”的罪名，将梁鼎芬革职了事。这种结局主要
是由于李鸿章控制着清军精锐和奕譞向洋务派转化而推行奕政策所致。慈 禧、奕譞对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仍然采取既倚重又牵制的两面政策，奕譞对
军机大臣说：“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驾驭人才正要如此。似宜留双峰插云之 势，庶收二难竟爽之功。否则偏重之迹一著，居奇之弊丛生。”②李鸿章面对
奕倒台、奕譞“阴握朝纲”的现实，决定趋承慈禧，逢迎奕譞，“以为固 宠求容之地”。
据时人记载：奕譞“当国十余年，所设施者有三大政，增加旗饷以固本 也；兴办园工以希宠也；大练海军以强国也。”③李鸿章对奕譞的“三大政”，
除了“增加旗饷以固本”一项，稍有异议，认为“一时必办不到”外，对“兴 办园工”、“大练海军”二项都是支持的，当两者发生矛盾时，李鸿章为了
“献媚宫闱”，甚至不惜挪用海军经费为慈禧修建颐和园。时人说这种宁肯 损害国防建设以博取一人欢心的勾当，“在内醇亲王主之，在外李鸿章主之”
④。与
此同时，李鸿章对慈禧听政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1886 年慈禧假意 宣布明年由光绪亲政。原来希望因循敷衍数年“以待嗣皇亲政”的李鸿章，
却一改常态，“徙殷杞抱”，担心朝局有变，尤恐慈禧撤帘导致奕譞“引嫌 辞逊”，使洋务无人主持，自己失去靠山，因而建议奕譞采取“权宜尽善之
① 李慈铭著，《越缦堂国事日记》，第 3026 页。
① 李鸿章：《复许星叔少司寇》，《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0，第 54 页。
② 《历史档案》，1982 年第 4 期。
③ 刘体智：《异辞录》，卷 3，第 49 页。
④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 2，第 3 页。
方”。奕譞心领神会，恳请慈禧从缓归政或改为训政。慈禧始则忸怩作态， 继而“懿旨俯允训政数年”。这样，慈禧就以训政为名，仍旧垂帘听政；奕
譞也仍“以尊亲参机密”，揽权干政。李鸿章致函奕譞祝贺：“伏读（六月） 十八日懿旨一道，慨允训政数年，非殿下回天之力，不能有此转圜，远近臣
民，额手交庆。鸿章私衷忭慰，更不待言。”①奕譞没有辜负李鸿章的期望，
“弹压浮议，修饬武备，独具心力，他人所难”②。李鸿章与奕譞的交谊也日 深且密。他和其兄瀚章有时进京就住在醇王府，备受奕譞优礼。
李鸿章自从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在仕途上尽管时有波折，但 总的趋势却是扶摇直上的。1872 年诏授武英殿大学士， 仍留直督任。1875
年晋封文华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土位居大学士之首，相当于首席阁揆。这 一要缺向为满人专利品，李鸿章以汉员而得补授，实为破例之举。1875 年受
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 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 归筹办。
1894 年又赏戴三眼花翎，李鸿章受宠若惊，声称此“实为异数殊恩”。 在他看来，清代“定制三眼花翎为贝子、额驸冠饰”，前此获此殊荣的只有
三、四位满族大员，而“汉臣则未曾有”③。正如时人所说：李鸿章“坐镇北 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①赵烈
文经过实地观察，发现这位“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李鸿章，却“专务养 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
这使赵氏忧心忡忡，发出“当此海疆多事，隐忧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②的哀叹。经元善也说李鸿章前半生建勋业，“后半截世故”，“未来之事不 思，既往之事不追，当境付物”③，随着年龄的增长，权蛰的恒赫，李鸿章的
惰性、耽逸习气和虚荣心越来越“厉害。比如，由于疆吏贪渎，水利废弛， 宜隶“年年饥荒，非旱则涝”。1871 年直隶暴雨成灾，河道决口，农田被淹。
李鸿章虽然设法筹集了一批粮食和银两赈济灾区，但因杯水车薪，无补大局。 就在这种“饥黎满目，生计毫无”的形势下，李鸿章竟然为自己举办了“铺
张陈设为一时之盛”的祝寿大典。1872 年 2 月 13 日是李鸿章的 50 寿辰。一
些文人墨客和亲朋好友纷纷致贺，有的做寿联，有的致颂辞，吹捧他“武功 吏治与畿辅澹灾之政，人争道之”④。李鸿章在保定接受属员、亲友“谒贺迎
寿”，并且筑台演戏、大摆宴席，款待宾客。据目睹祝寿盛况的赵烈文说， 当时总督衙门内外“烛爆如山，组绣成队”，宾客盈门，有时宾主仆从“无
虑千人，人气如烟云，声如闷雷，目为之炫，耳为之震。”他感叹道：“噫！ 繁盛至于极矣。”⑤这种穷奢极欲的情景和“饥民蔽野”的惨象形成鲜明对照。
① 李鸿章：《请醇邸主持海军》，《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 1，第 31 页。
② 李鸿章：《复郭筠仙》，《李文忠公尺牍》，第 20 册。
③ 李鸿章：《复俞荫甫》《李文忠公尺牍》，第 28 册。其实并非所有额驸都能戴三眼花翎。清制，中宫所
生的女儿，嫡出也，封固伦公主，她的额驸才有资格赏戴三眼花翎。至于嫔妃所生之女，则为庶出，封和 硕公主，她的额驸只贡戴双眼花翎。
① 刘体智：《异辞录》，卷 2，第 24 页。
②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光绪元年九月初二日。
③ 经元善：《答原口闻一君问》，《居易初集》，卷 2，第 60 页。
④ 黄彭年：《合肥相国五十寿序》，《陶楼文钞》，卷 14，第 7—9 页。
⑤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四、五、八日。
揭示洋务总纲
当历史跨进 7、80 年代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变。中国国内农民 起义逐渐平息，全国革命转入低潮。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
加紧侵略中国，边疆危机，纷至沓来，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已经一去不 复返了。“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李鸿章，通过同外国人士、早期维新志
士、驻外使节的频繁交往和洋务活动的实践，对中外形势和应付之策，有了 更为明确的认识，提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
重要命题，揭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
早在 1865 年李鸿章就曾致函朱久香说： 外国猖撅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
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鄙人一
发狂言，为世诟病，所不敢避。①
在这里，李鸿章虽然提出了“千古变局”的命题，但尚无力剖析它的内 涵和外延，因而还停留在直感的阶段。1872’1874 年李鸿章两次上奏清廷说：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 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
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 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 余年一大
变局也。①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坪，且犹有中外 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
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 局。从“外国猖撅”、“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到“东
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 阳托和好之 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的提法的变化，标志着李鸿章对
资本主义列强“协以谋我”的侵略本质和策略的认识的逐渐深化。李鸿章所 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实际上就是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着
资本主义列强征服世界和按照自己面貌改造世界的潮流，而资本主义列强之 所以能够称雄世界，则导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轮船
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 陆关隘不足限制”。因而李鸿章断言掌握着先进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
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列强实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②。李鸿章把当时中外 形势的特点概括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扼要中
肯，发人深思。在浑浑噩噩的清朝统治者中，能有这种认识的可谓凤毛麟角， 屈指可数。李鸿章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认识
出发，大声疾呼中国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而抱残守阙、不思振 作，强调“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③。在他看
来，举办洋务就是“处奇局建奇业”的必经之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李鸿 章才颇为自负、毫不掩饰地回答那些讥刺他“喜闻谈洋务”的顽固派。1876
① 李鸿章：《复朱九香学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6，第 37～38 页。
① 李鸿章：《等议制造轮船夫可裁撤析》，《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9，第 44—45 页。
②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丈忠公全书》，奏稿，卷 24，第 11—12 页。
③ 李鸿章，《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9，第 28 页。
年他复信刘秉璋说： 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甚少
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 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 事不可知。①
“喜谈洋务”是时代的需要，“圣人”处于“今日”也势必如此。只有 讲求“洋务”，才能“自强”“自立”，而“外须和戎，内须变法”②则是“洋
务”所应遵循的原则。
李鸿章主张对外“和戎”，导源于他对中外力量对比和列强本性的看法。
“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他正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本来 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他由此而推衍出一种错误的结论：由于中外实力相距悬
殊，中国无法决胜于疆场，“即暂胜必终败”。他公然妄加非议林则徐、僧 格林沁的反侵略斗争， 斥之为“逞一时之愤，几堕全局，谋国者可不深长恩
耶？”同时，李鸿章尚未认清列强的侵略本性，误以为列强志在通商，“所 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无意从根本上危及清朝统治。因
此，他断言中国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
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他致函曾国藩，曲解中国历史，否定周秦 以来一切抵御外侮的战争，说“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
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③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 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付列强侵凌时，始则
坚守既定的不平等条约，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继而不惜 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
的目标。当然，“羁縻”既不是予取予求，任人宰割；又必须以实力为基础。
“和局”离不开“战备”，“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 久”①，因为外国侵略者“论势不论理”，推行强权政治，中国想要“以笔舌
胜之”，犹如痴人说梦。中国只有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相抗衡，才能使外 国侵略者“阴怀疑惧而不敢遽尔发难”，否则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
拱手听命。李鸿章所以主张采取“羁縻”之策，目的之一，就是想争取并利 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武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
则胜，以守则固， 以和则久”②。
李鸿章意识到，为了推行“和戎”外交，中国必须改变“天朝上国”观 念，打开大门走向世界，向外国派遣常驻使节。他指出“自来备边驭夷，将
才、使才二者不可偏废。各国互市遣使，所以联外交，亦可窥敌情”，而中 国却置之不顾，自外于国际社会， “殊非长驾远驭之道”。中国应该派使节
常驻各国，“管束我国商民，藉探彼族动静，冀可联络牵制，消弭后患。” 他不仅积极倡议遣使，而且积极推荐驻外使节人选，并主张对他们“重其禄
赏，而定以年限，以宣威信，通情款”③。
① 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李大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6，第 30 页。
② 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9，第 43 页。
③ 李鸿章：《复首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0，第 27—28 页。
①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4，第 11 页。
② 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9，第 30 页。
③ 李鸿章：《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4，第 27 页。
李鸿章认为“和戎”与“变法”息息相关，“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 而和亦不可久也。”④他看出清朝统治危机重重，犹“如敝絮塞漏舟，腐木支
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⑤，若不随时势而变迁，“事事必拘成法，恐日 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①他对那些昧于大势、抱残守阙、徒骛空文的顽固守
旧势力，深恶痛绝。1881 年他在写给王闿运的信中，甚至“一发狂言”，斥 守旧而不避人君：
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 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客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
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②
李鸿章抨击守旧、倡导变法的言论可谓激进，然而他所要推行的变法内 容却没有完全脱离儒家传统治略轨道，而是企图以儒家治平之道为主，辅之
以西方富强之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欲求驭外之术，惟有力图自治，修 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
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③《易经·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 下者谓之器。”李鸿章借用这两句不可分割的权威性古语，来概括和区别中
学和西学，主张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做到“道 器兼备”。
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改善封建政治制度。和 60 年代不同，这时 李鸿章修正了所谓“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的说法，开始认识到
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某些长处。1872 年他曾 对中日两国政体作了比较。1978 年又在写给驻英、法、德等国参赞黎庶昌的
复信中，批评顽固守旧势力动辄把西方资本主义比拟为古代匈奴、回纥之虚 妄，赞扬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善政。”他把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弊端，
归结为“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主张借鉴日本和西洋的所谓“善政”， 改善或调整君、臣、民三者的关系，以期实现“庙堂内外，议论人心”趋于
统一。他把希望害托在清朝最高统治者身上，认为“抚绥之责在疆吏，而振 奋之本在朝廷”①。朝廷应该励精图治，冲破“文法拘束”，抓住”官”这个
联系君与民的中间环节，着重整顿吏治，裁汰冗员，酌增廉俸，停止捐例， 多用“以国事当家事”的“血性人”“整顿地方”，“县令得人，则一县受
其益，郡守得人，则一郡受其益。”②在这里，他所强调的依然是儒家传统治 略的“人治”，而不是“法治”，为政在人，人存政举。
及至 80 年代末，李鸿章从整顿吏治进而提出“易官制”的主张，并把“易 官制”放到“变法度”的首位。这既是进一步开展洋务运动的需要，又是受
到早期维新志士从官制入手改革政治体制的主张和日本明治维新改革政治体 制实陶启示的结果。
日本于 1885 年实行内阁制，1889 年颁布宪法，1890 年开设国会，从而
④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4，第 12 页。
⑤ 李鸿章：《致何子永中翰》，《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6，第 2 页。
① 李鸿章《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9，第 23 页。
② 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9，第 43 页。
③ 李鸿章：《答彭来廉书》，《李文公遗集》，卷 5，第 13 页。由幕僚薛福成代笔。
① 李鸿章：《复四品卿衔何子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2，第 14 页。
② 薛福成：《代李伯相复任方伯书》，《庸盒文别集》，卷 3，第 114 页。
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君主立宪制度。李鸿章通过顾厚焜《日本新政考》、黄遵 宪《日本国志》和驻日公使黎庶昌寄来的日本改革官制后的“官员录”、新
颁布的宪法，对日本明治维新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他写信给黎庶昌说：
寄示改正官员录，逐一展悉。名首内阁，似拟中朝官兼爵，实缘唐制。 陆军、海军、农商、递信诸省，全用泰西。
大抵有一官办一事，大官少，小官多，最为得法。一部廿四史，自汉书 百官公卿表后，更不复见此等制度，故西汉最富强而治独近古也。自此以降，
日益冗烦，至于今日，高资华选大半养望待迁之官，尤有甚于苟公曾、颜清 臣之所议，如此事何由治？①
通过中日两国官制的对比研究，李鸿章认为日本内阁和陆海军、农商等 省“大抵有一官办一事，大官少，小官多，最为得法。”然而，中国则官制
“冗烦”，“高资华选大半养望待迁之官”，“事何由治”？当然，他对日 本的兴革举措也并非全然赞同。他批评日本实行“秦法”，认为日本没有处
理好君与臣、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关系，权偏于上，犹如秦始皇所实行的 绝对君主专制制度。然而，他一面批评日本“尊主卑臣，集权中央”，一面
鄙视日本议院制度，把日本多党制混同于中国的党争，把日本议院混同于中 国的都察院。这表明他虽然萌发了削弱君权的意向，但仍旧没有突破君主专
制制度的藩篱，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他主张中国要“治”，就须
“变法”，而“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他要求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实质上 是为了改善而绝不是要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当然，
他把“易官制”放在“变法度”的首位，仍不失为一种历史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变法度必先易官制”的思想，还仅仅停留在私 下议论的阶段，既不敢公开形诸于章奏，又不敢付诸于实践。道理很简单，
他环顾左右，发现考求西法、坚持改革的人，寥若晨星，“尝苦有倡无和”； 而“人君”则“以守法为心传”，“人臣遂以守法取客悦”，充斥朝野的守
旧势力“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他权衡守旧与改革的力量对 比，不寒而栗。
① 李鸿章：《复出使日本国大臣黎莼斋》，《李文忠公尺牍》，第 7 册。
提振军事工业
李鸿章移督直隶初期，就宣称“中国不亟图强兵经武，徒纷纷遇事张皇， 事后苟且粉饰，必至失国而后已，可为寒心。”①而“强兵经武”的关键，在
于仿造西方船炮。因此，李鸿章特别注意控制和提振军事工业。当时清廷规 定沪、宁两局归南洋大臣管辖，而报销、督察各事，仍会同北洋大臣办理。
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虽远在天津，但却以此为凭藉，通过自己的旧部和亲 信，继续对沪、宁两局进行遥控。早在 1870 年他就对刚刚移督两江的曾国藩
说：“沪、宁两局，敬求倍加提振，鸿章虽远，亦不敢忽视。”②嗣后不营由 谁出任江督，他对沪、宁两局都照例“不敢忽视”。不过，由于淮系势力从
两江逐渐转移到北洋，李鸿章对沪、宁两局的控制权终究有所削弱，特别是 在 1882—1884 年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尤为明显。左宗棠委派潘露总理
沪、宁两局，并派陈鸥志随同潘露赴沪帮同办理，兼顾宁局事务，致使潘、 陈一度身兼沪、宁两局总、会办，这表明左宗棠企图把沪、宁两局抓在手中，
使之摆脱淮系影响。
津局本属北洋大臣管辖范围，李鸿章认为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中是“名正 言顺”的事。他“常调沪局员匠归津局遣用”，任命与之交近 30 年的沈保靖
总理局务，解雇职工中的一些北方旗人和汉人，“另外介绍来许多南方人”。
1875 年《捷报》评论说：“很显然，李鸿章的这种政策如果继续下去，再过 半年机器局里将要连一个北方工人或学徒都留不住了，而机器局将完全由忠
于李鸿章的南方人所把持。其结果一定是中央政府在军火和军器的制造与修 理方面完全得依靠李鸿章了。”①
李鸿章不仅竭力控制沪、宁、津三局，以为己用，而且设法插手福州船 政局即闽局。闽局原系湘系首领左宗棠创办，是湘系集团对抗淮系集团的工 具。1866
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推荐沈葆桢担任总理船政大臣，并安排 自己的亲信周开锡、胡光墉等充任船政提调。沈葆桢虽属湘系，但对曾国藩
不满，反而与丁未同年李鸿章关系较好。1875 年沈氏调任两江总督，经与李 鸿章函商，推荐淮系要员丁日昌督办船政。1876 年丁日昌开任福建巡抚，他
与李鸿章合谋推荐淮系成员吴赞诚或黎兆棠督办船政，因而清廷先后任命 吴、黎为船政大臣。1882 年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后，设法排除涯系势力，重
新控制闽局。1883 年他奏准撤换黎兆棠，任命张梦元继任船政大臣。1885 年左宗棠去世，李鸿章力图卷土重来。1886 年闽局提调出缺，船政大臣裴荫
森电商李鸿章，委派当时办理天津水师学堂练船事宜的吴仲翔接任。
当然，李鸿章赖以支撑其海陆军建设的军工企业，主要还是沪。宁、津 三局。由于李鸿章的精心提振，沪、宁、津三局的基本建设、机器设备和生
产情况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沪局在 70—90 年代，先后设置了火药厂、枪子 厂、炮弹厂、水雷厂和生产熟钢与钢材的炼钢厂，并使枪支生产沿着旧式前
膛枪、林明敦后膛枪、奥国漫利夏枪和德国新毛瑟枪的顺序逐渐改型，大炮 制造也沿着“开花子轻铜炮”、来福子熟大炮、英国阿姆斯特郎新式大炮的
顺序逐渐改型。1893 年李鸿章得意地说：“上海机器局为各省制造最大之厂， 该局员等苦思力索，不惮繁难，奋勉图功，竟能于数年之间，创造新式枪炮
① 李鸿章：《复杨礼南学士》，《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0，第 25 页。
② 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0，第 27—28 页。
① 《捷报》，卷 8，第 345 页。
与西洋最精之器无异，为中国向来所未有。”①沪局制造轮船的技术也“渐推 渐精”，在 1868—1875 年间制成 6 艘木壳兵轮。李鸿章认为，其中
1873、
1875 年相继下水的“海安”、“驭远”两轮，“在外国为二等，在内地为巨 擘。”及至 1876、1885
年又先后制成铁甲兵轮“金瓯”号和钢甲兵轮“保民” 号。从制造木壳兵轮、铁甲兵轮到制造钢甲兵轮的演进，标志着沪局造船技
术的不断提高。宁局的情况与此相仿，规模有所扩充，设备有所改进，到 1879 年计有机器厂三，翻沙、熟铁、木作厂各二，还有火箭局、洋药局、水雷局
等，能够制造炮位门火、车轮盘架、子药箱具、开花炮弹、洋枪、抬枪、铜 帽、大炮、水雷等。津局也不例外。李鸿章在接办时就认为“该局规模粗具，
垣屋尚须加修，机器局尚须添制，火药亦尚未开造，自应就此基绪，逐渐扩 充”。在他的经营下，津局分设东西两局，扩建厂房，添购机器，增设铸铁、
熟铁、锯木、洋枪、枪子、炼钢等厂，以制造枪炮、子弹、火药、水雷为主， 辅之以修造船舰等。80 年代，李鸿章颇为自豪地声称津局为“洋军火之总
汇”。据不完全统计，沪、宁、津三局从创办到 1894 年，消耗资金 2454 万 余两，占清政府投入近代军工企业经费总数 5 千万两左右的一半。
随着时光的流逝，沪、宁、津三局内部，封建的管理制度同先进的技术 设备的矛盾日趋激化。每换一次总办，即添用心腹委员 30 至 40 名，陈陈相
因，有增无减。其中多系滥竽充数，“或且九九之数未谙，授以矿质而不能 辨，叩以机栝而不能名，但求不至偷工减料已属难得，器械利钝，悉听工匠
指挥，茫无分晓”②。有些人营私舞弊，“购料则价不实，工作则时废弛，材 料则任便作践，成货则或致盗窃，出售则价或分肥，即不然用人或碍于情面
而多冗员，办事则狃于请托而多迁就，以乱章为圆到，以姑息市私恩。甚或 苞苴公行，干俸累累。 似此种种弊窦，层层朘削，安有不赔累倒闭者哉！”
①
沪、宁、津三局仍然坚持“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宁局的马格里 不懂军火制造，1875 年由于他所督造的大炮在大沽炮台演放时一再爆炸，变
成废物，被李鸿章撤职。此后宁局为节省资金，遂用华员监督，不再雇佣专 职外国技师，每年请沪局外国技师前来数次，进行技术指导。津局在崇厚主
政期间，“专任领事官英人密妥士，将成尾大不掉之势”。李鸿章接办后， 便“精练华工，酌裁洋匠，并将主持局务之洋员密妥士撤退。”②当然，这并
不意味着李鸿章从此就再也不仰赖洋匠了。事实上，他在撤掉密妥士之后， 就“另募熟手接办”。所谓“熟手”，就是指麦伊儿瑞斯、司图诺等人，前
者作为工程师曾任津局监督多年，后者曾任津局总工程师。他们不同于密妥 士的，是既懂技术，又不揽权。沪、宁、津三局的生产途径，都是先向外国
购进机器物件，然后在“洋人指授”下慢慢地学着仿造。这种先“购置”， 后“学制”，“事事依样葫芦，一成不变”的作法，结果只能使自己成为长
久的落伍者。严酷的现实，使李鸿章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876 年他上 奏清廷说：
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
① 《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宜隶总督李鸿章等奏》，《洋务运动》（四），第 68 页。
② 胡燏芬：《上变法自强条陈疏》，《皇朝经世文三编》，卷 16，第 2 页。
① 《郭春畬对问》，《直隶工艺志初稿》，从录，下，第 15 页。
② 《光绪七年八月初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四），第 261 页。
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驶行愈速。 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 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
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
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①
为了改变这种“随人作计，终后人也”的局面，既须培养自己的科技人 才，“学其器而精通其意”；又须建立自己的重工业基础。李鸿章虽然朝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