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王等侧重于言论，李鸿章则侧重于实施，前者往往向后者提供建议，后 者往往有选择地实施前者的主张。这正是李鸿章的科举改革思想超过同僚的 主要原因之一）
洋务运动时期的科举改革思潮，冲击了传统的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促 进了学堂的涌现和西学的渗入科举，从而成为戊戌维新时期废除八股、改试
策沦和兴办大中小学堂的前奏曲。戊戌维新时期的维新志士、帝党和洋务官 僚正是在批判继承洋务运动时期科举改革恩潮的基础上，把科举改革推向前
进的。他们从各自的阅历出发，对洋务运动时期改革科举、造就人才问题进 行了历史的反思，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
李鸿章为了造就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洋务人才，不仅在国内推进科举改 革、兴建新式学堂；而且力排众议，派人出国留学。当然，首倡派人出国留
学的，并非李鸿章，而是一生致力于“西学东渐”的容闳。早在 1868 年他就 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议由政府选派优秀青年，出国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
时隔两年，容闳再次恳请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同样建议。曾国藩“深韪其言”， 立即与李鸿章往返函商，并指派翰林出身的陈兰彬与容闳一起草拟实施方
案。李鸿章击节叹赏，认为派人出洋留学，是培育人才、力图自强之举。是 年 8 月，由曾国藩立稿、李鸿章会衔上疏清廷，申述选派“聪颖子弟”赴欧
① 《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醇亲王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 209—210 页。
② 李鸿章：《学堂人员请一体乡试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60，第 19 页。
美各国学习技艺的必要和可能，并酌拟章程 12 条，“恭呈御览”。他们指出：
“凡西人游学他国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 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
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住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 图自强之至意。”他们认为派人出国留学，主要难题是选材和筹饷。为了解
决选材问题，“拟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 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接年分起挨
次回华。”通计费用，首尾 20 年，需银 120 万两，请饬下江海关于洋税项下， 按年指拨，勿使缺乏①。1872 年 2
月曾、李再次恭折会陈，请饬派陈兰彬、 客闳为正副委员，“常以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并建议“挑选幼童，不
分满汉子弟，俱以十二岁至二十岁为率”，幼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 讲中学”，“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②。5 月总理各国事务奕
譞等奉旨议复，表示支持曾、李倡议，但主张选派 12 岁至 16 岁的幼童出洋 留学。
计划的提出本非易事，而计划的实施就更加艰难。1872 年 3 月曾国藩撒 手人寰。孪鸿章独力支撑。在 1872—1875
年间，经过容闳等人的奔走呼号， 不仅 120 名幼童终于分批横渡大洋到达美国，开始潜心攻读，而且在美国啥
德福特城购地盖楼，建起留学事务所。然而，正当留美学生“终日饱吸自由 空气”，学识随着年龄而俱长的时候，厄运却悄悄地向他们逼来。具有顽固
守旧思想的官僚士大夫，对于挑选幼童出洋留学这样的“古来未有之事”， 极尽攻击和破坏之能事。首先发难的是陈兰彬。这位虽有洋务思想但封建意
识根深蒂固的翰林，与容闳共事“时有龃龉”，并“与学生常生冲突”。他 与容闳分歧的实质，是把留学生培养成什么样人才的问题。容闳主张全面学
习西方，偏重西学，支持学生接受西方文明和习俗。陈兰彬则坚持“中休西 用”的方针，企图引导学生掌握西方科学技术而不超越封建专制主义轨道，
反对学生“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1875 年情政府任命陈、 容为驻美正副公使，相继改派区谔良、容增祥、吴子登为留学生监督。吴、
区与陈兰彬串通一气，攻击容闳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诬蔑学生适异忘 本，“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要求从速
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当年支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奕譞，由于 听信谗言，担心留美学生沾染洋习，危害大清社稷，也倾向陈、吴等，主张
撤还。面对“议者纷纷”的局面，李鸿章虽因“相隔数万里，局务利弊究难 悉其底蕴”，但仍然试图顶住压力，设法挽救濒临绝境的留学事业。他确信
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曾经写信“诫勉，不啻至再至三”①； 同时饬令吴子登”设法整顿，以一事权，庶他日该童等学成回华，尚有可以
驱遣之处，无负出洋学习初意也。”②他还多次指示陈、吴会同容闳“妥筹应 留应撤或半留半裁之法”。但是陈、吴却我行我素，拒不执行。容闳也因缺
乏官场经验，没有写信给李鸿章说明留学真相并提出处理意见，致使李鸿章 发出“无从捉摸”的慨叹。1881 年 3 月内外交追的手鸿章致函奕等说：“平
① 《曾丈正公全集》，奏稿，卷 4，第 945 页。
② 李鸿章：《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9，第 7—10 页。
① 《李文忠公全》，译署函稿，卷 12，第 7—9 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9，第 21 页。
心察之，学生大半粤产，早岁出洋，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子登绳之过严， 致滋蘻枘，遂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于固执”。他还转述美国前总统格兰德
和驻华公使安吉立关于留美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掇殊属可惜，且于美国 颜面有损”的来信内容，并表示“今无端全撤”，美国政府“必滋疑骇”，
影响两国关系，而且“十年以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 他认为不宜全撤，倘若决意裁撤，可以考虑“半撤半留之法”，“既不尽弃
前功，虚糜帑项，亦可出之以渐，免贻口实。”所谓“半撤半留之法”，就 是“将已人大书院者留美卒业，其余或选聪颖端悫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
逐渐撤回。”当然，“孰撤孰留”，非由陈、容、吴等“就近察办不可”。 李鸿章恳请奕等致函陈、容， “属其和衷商榷，会同子登经理”。奕等
拒绝采纳李鸿章的建议，以留美学生“见异思迁”、洋化甚深为由，奏准全 部撤回。除因中途掇学和在美病故的 26 人外，剩下的 94 名留美学生，分三
批“凄然回国”。李鸿章的心情当然不会平静。几年以后，当容闳出使任满， 去美返国，循例入都，路过天津时，李鸿章忽然质问容闳：“汝何亦任学生 归国乎？”
容闳听后，觉得莫名其妙，便答道：“此乃由公使陈兰彬奉上谕而行， 鄙意以为总督及陈兰彬与吴子登，皆赞成此举也。予纵欲挽回此事，亦何能
为役？且违抗谕旨，则人且目为叛逆，捕而戮之。”
李鸿章摇着头说：“否，予当日亦甚愿学生勿归，仍留美以求学，故颇 属望于汝，谓汝当能阻止学生勿使归也。”
容闳争辩道：“当日此举，总督既未有反对之表示，身居四万五千里外， 安能遥度总督心事？设总督能以一函示予，令勿解散，自当谨遵意旨，惜当
日未奉此训示耳。”
李鸿章“怒形于色”，愤愤地说：“予已知此事之戎首为谁矣。”① 第一次选派幼童赴美留学，虽然半途而废，但却具有重大意义。它打击 了当时
漫全国的顽固守旧的风气，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开创了中
国近代选派留学生的先河。 孪鸿章除了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外，还相继选派了一些官弁和学生赴欧洲
分别学习“陆军技艺”、制造与驾驶轮船技术、水师兵法以及矿学、化学、 交涉公法等。他对清廷说：从此中国“风气渐开，虽未必人人能成，亦可拔
十得五，实于海防自强之基，不无裨益。”①留欧生由于目的明确、基础扎实、 年龄合适、规定严格，所以成绩较好，贡献也较大。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 145 页。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8，敏 20—22 页。
五早期—和戎—外交 议结天津教案
19 世纪最后 30 年间，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的过渡时期。在 此期间，世界资本主义“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
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①当时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 激烈争夺的重要场所，在这个地区进行角逐的，除了原有的英、俄、美、法
四国之外，又有两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崭露头角：一个是通过 1868 年明治 维新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的日本；一 个是在
70 年代初击败法国，完成日耳曼各邦统一，拥有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实 力的德国。新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手段， 加紧侵略中国。
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外交权力重心趋向双元化，逐渐形成了北京总理 衙门和天津北洋大臣并存的局面。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成
了清政府的首席外交顾问和主要外交代表，参与外交的决策和执行。
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后，首先遇到的外交难题，是议结天津教案。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基督教以列强的大炮为前导，以不平等条约为护
符，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以致出现“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 的景象。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活动，不仅在于传播基督教，而且渗人了侵
略的性质，成为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迥然而异的特殊力量，既与一般民众 又与自视为社会领袖和精英的封建官绅分庭抗礼，从而激发了交织着中西文
化冲突和侵略反侵略双重内涵的反洋教斗争。1870 年 6 月天津望海楼天主教 育婴堂因传染病有数十名幼童死亡，同时天津不断发生幼童被迷拐事件，而
拐犯的供词大都牵涉到望海楼教堂。天津绅民无比义愤，自动聚集到望海楼 教堂门前表示抗议。法国领事丰大业竟持枪逼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镇压示威群
众，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中其随从高升。群众忍无可忍，当场殴毙丰 大业及其随从西蒙，并放出育婴堂的幼童，放火烧毁望海楼教堂、法国仁慈
堂、美国布道堂、英国讲经堂等多处，打死洋人、洋教土 20 人。这就是震惊 中外的“火烧望海楼事件”，或称“天津教案”。事后，法国联合美、英、
俄、德、比、西等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麇集天津和烟台进行武力 恫吓，胁迫清政府镇压绅民的反洋教斗争。曾国藩决心“弹压士民，以慰各
国之意”，拟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革职交部治罪，并力主“拿 犯”、“赔银”，特派崇厚前往法国“道歉”。曾国藩的举措，受到时论的
谴责，有的甚至给他加上卖国贼的徽号。当津案行将议结之时，清廷派李鸿 章为直隶总督，取曾氏而代之，这次人事调动，实际上起到了诿过于人、转 移视线的作用。
早在 60 年代，李鸿章就对西方基督教和中国频繁发生的教案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他站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立场上，把从西方传人的基督教视为
“异端邪说”，断言天主教较之释老“尤卑陋”，不能像僧道那样安分。他 揭露了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及其危害，指出最可忧虑的是外国传教士专心引
诱“无赖穷民”，而贫者利其资，弱者利其势，犯法者利其逋逃，往往怂恿 教主与地方宫相抗衡。“因习教而纵奸徒，固为地方之隐患；因传教而召党 类，
尤藏异日之祸根。”对于绅民“毁堂阻教之案”，他既持否定态度，认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798 页。
为不是长远之计，又从中看出“民心士气之尚可恃，而邪教不能以惑众。”① 他认为外国在华传教已为中外条约所规定，不能不加以遵守，应该采取“明
为保护，密为防闲”②的态度。提出了限制传教的“治本”与“治标”二策。 所谓“治本”就是“督抚大吏，慎选牧令，以教养为亟，实行保甲以别淑慝，
崇礼明儒以资劝化，多设善堂以则困乏”。所谓“治标”即是“坚守旧约章 程，教士不得丝毫干予地方公事，教民与常人争讼，照例由地方官讯办，绅
民欺凌习教人，地方宫秉公从速办结，内地无教堂旧基，不得私买立堂”。
③
天津教案发生后，李鸿章对其起因、对策等问题发表过不少议论。他在 推行“和戎”外交中，往往依据所谓“理”和“势”而决定其应变方略。“理”
指“是非曲直”，“势”指“力量强弱”。他明知洋人论势不论理，但在与 洋人较量中却偏偏把“论理”放在首位。他在对待天津教案问题上，也正是
从剖析其“是非曲直”人手的。他摒弃了中国传统反洋教思想中一些邑昧偏 见和盲目仇外情绪，指出所谓教堂“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等说”，并无“确
证”，“全系谣传”，而导致天津教案的真正原因，则在于崇厚平日谄媚洋 人，“遇事不能持平”，致使“洋风太炽，绅民含愤已久”，触机一发，遂
不可制。丰大业“枪击官长”，罪固不容赦，但“其人已死无从责问”，加 之绅民殴毙洋人、洋教士 20 人，因而“彼直我诎，彼是我非”①。由于“我
诎彼直，不论势之强弱，总以议和为是”②，何况敌强我弱，实难决胜于疆场 之上。他讥讽那些“哗然欲战”的人们不识时务，称赞曾国藩“坚持和议”
的作法“老成谋国”。他力主“不开衅端”，和平了结。他认为要坚持和议， 就不能不以“拿犯”、“赔银”为归宿。当然，赔银须有限度，更不允许“夺 据地方”。
9 月 7 日李鸿章经过长途跋涉，从陕西来到保定。他于 9 日致函曾国藩， 支持“拿犯”，但又深恐因之而受到时论的谴责，于是不惜玩弄“痞子手段”，
公然表示要等待其师将教案“凶犯”议罪正法后再赴津接任，以免“初政即 犯众恶”。曾国藩无奈，只得在 9 月 18 日上奏分别定拟一疏，建议正法 15
人，军流 4 人，徒罪 17 人。20 日李鸿章到达天津，30 日接篆受事。当时正 值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到惨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巴黎爆发了革命，
推翻第二帝国，宣布共和，成立国防政府；普军进围巴黎；因而法国态度转 软，法国公使罗淑亚与李鸿章往来会晤，“词气极为和婉”。李鸿章虽然获
悉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但却无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逼迫法国让步。他 对来访的英国使馆翻译雅妥玛表示：“津民闹此大案，正在日夜缉讯，足见
中国厚待相好之意，断不乘人之危而挤之”。他请雅妥玛将此情此意转致英 国公使威妥玛，请其“从旁劝解息事，以免中外猜疑。”①正因为这样，天津
教案在李鸿章接办不久，就基本上按照曾国藩所拟定的方案正式议结，其主 要内容是：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判处所谓“凶犯”20 名死 刑，25
名充军流放；赔偿及抚恤银 497 千余两；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5，第 16 页。
② ③《李鸿章条款》，《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 55，第 16 页。
① 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0，第 10 页。
② 李鸿章：《复丁乐山观察》，《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0，第 15 页。
① 李鸿章：《论天津教案》，《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第 3 页。
歉”，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李鸿章供认：“津案缉凶、赔堂 事事办到，法国即无布路斯（普鲁士）战败之事，似亦惬心。”②他公然把这
种“弹压士民”、“议卹赔偿”以博取法国侵略者“惬心”的卖国行径吹嘘 成“存国体而弭后患”的“持平”之举。
② 李鸿章：《复庞宝生总宪》，《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0，第 25 页。
从“联日”到“联俄拒日” 天津教案尚未了结，日本问题又被提上议事日程。李鸿章对日政策，有
一个从“联日”到“联俄拒日”的演变过程。不论“联日”抑或“联俄拒日”，
都是以“以夷制夷”为主旨的，而这类“以夷制夷”，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 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结合的产物。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1871 年中日立约，揭开了近代两国关系的序幕。日 本自 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逐步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日本资本主
义在一登场的时候，就扮演了帝国主义的角色。”③日本政府扬言要“开拓万 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制定了征服中国、统治亚洲，争霸世界的所谓
“大陆政策”，开始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
1870 年 7 月日本政府决定遣使来华议约，从而导致了中日双方有关立约 的交涉。9 月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一行到达天津。柳原一面
会见三口通商大臣成林，陈述订约通商意愿，面呈外务卿致总理衙门的公函 和日方草拟的约稿；一面设法诱使李鸿章出面斡旋。10 月 2 日，柳原拜访李
鸿章，声称中日两国正在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有着相似的命运，“实有迅 速同心协力的必要”①。当时虽然日本根本无意联合中国抗拒西方列强，但是
柳原所抛出的中日“同心协力”的诱饵，却使李鸿章“大为动心”，以致萌 发了“联日”的念头。李鸿章在接见柳原的第二天，就致函总理衙门，通报
柳原谈话内容，并指出“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 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②。总理衙门起初以“大信
不约”之意，准许日本通商，而不准其立约；后因受到李鸿章的影响，并担 心日本倘若请求英、法居间介绍，“不允则饶舌不休，允之则反为示弱”，
因而再次照会柳原，允许日本于明年特派使臣来华，“会议章程，明定条约， 以垂久远而固邦交”③。柳原见计得售，即雀跃就道，经由上海归国。
当然，在清朝统治层中，看法并非一致。安徽巡抚英翰以日本吁请通商， 恐贻后患，殷殷以杜绝为请。总理衙门觉得英翰言之有理，12 月清廷特地将
英折寄发疆臣，征询意见。1871 年 1 月李鸿章先后致函总署和上疏清廷，力 陈中日立约通商之必要。他把日本过去无力侵华视为“安心向化”，把日本
现今企图效法列强勒索中国说成“情理所有之事”。他认为日本自从与西方 列强定约通商以后，大量购买机器、军舰，仿造枪炮、铁路，派人出国学习
科学技术，“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 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因而应在日本“纳款”之时，“推诚相待，俯允
立约，以示羁縻”。将来中日两国“情谊日密，耦俱无情”，倘若中西关系 一旦有变，日本就“不致为彼族勾结，且可联东方形势。”李鸿章以为只要
允许日本立约通商，就既能防止日本侵犯中国本土和邻邦，又能联合日本形 成东方防线，以抵御西方的侵扰。当然，这只不过是李鸿章昧于日本和国际
大势而产生的幻想。李鸿章在复奏的第二天，就写信给曾国藩，向他通报总 署动向，并将自己与总署“来往信稿钞呈，以备采择”。曾国藩“采择”李
氏意见，上疏陈言。清廷赞赏曾、李看法，指示李鸿章事先作好与日本代表
③ 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3 页。
①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问忆录》，第 29 页。
② 李鸿章：《论天津教案》，《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格，卷 1，第 3 页。
③ 《筹办吏务始未》（同治朝），卷 78，第 24 页。
谈判的准备。李鸿章也认为日本是中国近邻，“既议通商，稍有不慎，易滋 后患”①，因而督饬江苏臬司应宝时、天津海关道陈钦详细研究日本与西方列
强订立的条约，总结中国与西方列强交涉的教训，另拟两国修好条规、通商 章程。
1871 年 7 月，日本政府代表、大藏卿伊达宗诚同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在天 津开始中日立约谈判。当时双方分歧很大，而争论的焦点则是应否援照中国
同西方列强所订条约的成例，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通商和享受片面最惠国待 遇问题。日方认为中国既然允许西方列强内地通商和利益均沾，那么对日本
就“只可画一，不可特异开例，自破条规”②。清方则表示：日本与中国相距 较近，中国“不能有来无往”，中日立约断不能与“西约”尽同。清方拒不
允许日本内地通商和利益均沾，“原为渐次挽回各国条约张本”，为修改同 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准备条件，因而用意不为不深。李鸿章先让应宝
时与伊达副手柳原前光反复辩难，继而亲自会见伊达，“面加剖断”，“以 绝其观望之心”。伊达“翘然自负”，盛气凌人。李鸿章本来就有虚骄之气
和轻日心态，伊达的蛮横无礼，使他极为反感，他乘伊达“措语罅漏”，抓 住把柄，声色俱厉地进行反驳。当时日本尽管野心勃勃，但毕竟羽毛未丰，
缺乏足够的实力迫使清政府就范。经过多次谈判，双方终于在 9 月 13 日签订 了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这个条规和章程同前此清政府与西方
列强历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相比，是较为合理的，反映了清政府同日本修好 的真诚愿望和中日双方对等的地位。条规和章程没有写入最惠国条款；规定
双边享有领事裁判权；互相承认协定关税；两国裔民准在对方指定的通商口 岸贸易，但不得进入内地；两国商货进入对方口岸，均照对方海关税则定税。
日本政府对条约内容表示不满，并于订约的第二年派遣柳原来华要求修 约，特别是要求取消两国遇事调处条款和清政府在日本口岸对本国商民的领
事裁判权。李鸿章认为日本“狡黠可恶”，决意“坚守前议，不稍松劲”， 始则拒绝接见，继而面加驳斥，并复照日本外务省，表示“两国初次定约，
最要守信，不能旋允旋改”。日本政府鉴于李鸿章态度坚决，成约不可再改，
便于 1873 年 2 月派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想在批准交换修好条规而外，更 解决台湾问题”①，即窥探清方虚实，寻找借口，以便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
4 月 30 日，李鸿章与副岛种臣正式交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 批准书。次日，副岛专程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对副岛也优礼相加，双方“畅
谈半晌”。副岛痛言领事裁判权有害于国家主权，宣称已派岩仓“赴西洋更 议”，但“能否议改，尚不可知”。李鸿章对日本的作法深表赞赏，“极力
怂恿”，并希望日本一旦改约成功，务请“随时照录斩约知会”，以匣效法 日本修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在中日议约过程中，李鸿章虽然力图设法防止日本“侵越属疆”，但对 日本觊觎中国领土台湾的野心却缺乏应有的警惕。副岛派柳原前光到总署质
问中朝关系和台湾高山族人误杀琉球遇难船民之事。总署毛昶熙正言声明， 台湾是中国领土，琉球是中国藩属，“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杀
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居心叵测的柳原则表示：“生
① 李鸿章：《条列五事》，《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第 13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 32，第 1 页。
①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第 33 页。
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是以我邦将查办岛人。”①虽然总署将上述问答情况 通报给了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在接见路经天津回国的副岛等人时，却未提及
此事，拆之以理，反而听信闽人游击吴世忠关于高族“赶捷强狠”，英、美
“屡发兵船注剿失利”，“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等语，认为所言似属 有理”②。及至 1874 年日本“违约称兵”，入侵台湾，李鸿章才如梦初醒，
发觉受骗上当，但为时已晚矣。1874 年 4 月日本政府设立台湾事务局，以大 隈重信为长官，在长崎设立侵台军事基地，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
都督，负责指挥军事，发兵 3000 余名图谋从台湾南端下手侵占台湾东部。美 国从人员、船只上支持日本，企图利用日本军阀的刺刀，实现侵略台湾的野 心。5
月日军在台湾琅 登陆。清政府获悉后，一面向日本提出抗议，一 面派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令其“带领轮
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预筹布署”。李鸿章认为台湾全境（包 括“生番”住地）均属中国领土，明确表示反对日军人侵，主张通过交涉与
备防逼使日军撤退。他向清廷提出应当采取的两项对策，即第一要求美国遵 照“万国公法”撤回援口人员，严禁商船帮助日本运兵；第二要调派得力陆
军数千，即用轮船载往凤山、琅 附近一带择要屯扎，如果日军擅自登岸，
“一面理谕情遣，一面整队以待”使敌人无隙可乘。李鸿章在得知沈葆桢出 防台湾的任命后，致函祝贺，并奏调驻防徐州的淮系提督唐定奎部铭军枪队
6500 人由轮船分批航海赴台，“稍壮声援”。还令津沪各机器局失烬现存炮 械军火陆续解济。
日本在侵略台湾的问题上，交替使用两手策略，一面用武力进攻，一面 进行外交讹诈。由于当地人民的抗击和沈葆桢的防御部署，羽毛未丰、实力
有限的日本很快就发现依靠武力是难以实现其夺取台湾的野心的。7 月日本 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到达天津， 与李鸿章会谈。李鸿章“深知若辈伎俩，又恨
其行径诡变，不得不嘻笑怒骂，厉声洁责”①。他指斥日本“一面发兵到我境 内，一面叫人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他还担心日本翻译
郑永宁“传话不清”，特地取案上纸笔大书日：“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 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应为，及早挽回，尚可全交”②。9 月，日本政府
特使大久保利通路经天津，寓居美国领事馆。美国副领事对李鸿章说：看大 久保的意思，“不给兵费必不退兵，且将决裂，扰乱中国各口”③。柳原、大
久保相继到达北京，先后同总理衙门大臣举行谈判，他们一口咬定台湾番地 非中国营辖，既不认错，也不退兵，而“其注意实在占地，贴费二端”④。李
鸿章建议总署采取以下措施解决日本侵台问题：（一）开门通商。他认为如 果把台湾开为商埠，使各国利益均沾，就可以利用各个列强互相箝制的均势，
去扼制日本的侵略阴谋，（二）“以抚恤代兵费”。他认为用“犒赏”士兵、
“抚恤”难民以换取日本退兵，虽然“稍：损国体，渐长寇志”，但却能够 收复失地，防止战争，以节省的资金筹备海防，此实乃“忍小忿而图远略”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6 卷，第 59 页。
② 李鸿章：《论日本与台湾朝鲜秘鲁交涉》，《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第 43—49 页。
① 李鸿章：《述柳原难》，《李文忠公全书》，详署函稿，卷 2，第 35-36 页。
② 李鸿章：《述柳原辩难》，《李丈忠公全书》，译署函槁，卷 2，第 36 页。
③ 李鸿章：《述美国副领事毕德格面议节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2p 第 43 页。
④ 李鸿章：《论台事归宿》，《李文忠全书》，译署函稿，卷 2，第 42 页。
的作法，（三）列强“公评”。他认为日本代表如果坚持己见，双方难以取 得共识，“似可与商明请令各国公评，作一转笔。”他寄希望于法、美、英
等国公使出面调停，“仗义执言”。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惟恐冲突扩大，赞成 李鸿章的意见，趋于妥协，于 10 月 31 日与日本政府代表大久保利通签订《北
京专约》，规定日军撤出台湾；清政府给银五十万两，承认台湾居民“曾将 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军侵台“原为保民义举”。
经过日本侵台事件，使李鸿章认识到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 患”①，昔日的“联东方形势”、“以东制西”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及至
70 年代未 80 年代初，中俄关系因伊犁问题而日趋紧张，日本阴谋利用这一 时机，吞并琉球和攫取在华侵略特权，从而促使李鸿章产生“联俄制日”的
想法，与那些主张“联日拒俄”的军政大吏相对立。
1871 年俄国乘阿古柏侵扰新疆，出兵占领新疆伊犁。1878 年左宗棠督军 肃清阿古柏势力，收回伊犁成为解除西北边疆危机、保全领土的一个关键。 是年
12 月底，清政府特派的全权大臣崇厚到达圣彼得堡，并于翌年 1 月开始 与俄国代表进行收回伊犁的谈判。崇厚对伊犁地区形势、俄国情况均茫然无
知，完全听任俄国方面的摆布。他只顾名义上收回伊犁，而下管实际上育什 么重大损失。川月 2 日他与俄国代表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里瓦几亚签订了《交
收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崇厚订约消息传来，舆论大哗。总理衙 门认为偿费尚不过多，“通商则事多轇轕，分界则弊难枚举”。王公大臣、
言官疆吏，强烈不满，纷纷要求诛崇厚，毁新约。1880 年 1 月清廷将崇厚革 职拿间，交刑部洽罪，随之定为斩监候。2 月清廷声明拒绝承认崇厚所议条
约，并任命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准备与俄国再度举行谈判。曾纪 泽（字劼刚，曾国藩长子）由通西学而入洋务，1878 年接替郭嵩焘出使英法，
是一位有才干和爱国思想的外交家。清廷希望借助曾纪泽，挽回崇约给中国 造成的损失。然而俄国却陈兵边境，指责中国诛吏背约，有违国际公法，有
辱俄国体面，其势汹汹，中俄战火一触即发。
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加紧了吞并琉球和侵略中国的步伐。1879 年 4 月 日本正式宣布废除琉球国，把它改为冲绳县。1880 年 3 月日本向清政府提出
解决琉球问题的方案，其要点是：日本愿把琉球群岛最南部的宫古列岛及八 重山列岛划归中国，中国应当承认琉球的其余部分归入日本版图；清政府应 同意修改
1871 年的中日条规和通商章程，取消其中关于禁止日商深人中国内 地的规定，并给予日本在中国享受片面最惠国的待遇。清廷陷于顾此失彼、
腹背受敌的窘境，深恐俄日联合，“日为俄用”，企图对日妥协，“联日拒 俄”。清廷对待俄国的态度则日趋强硬，饬令曾纪泽争取收回伊犁全境，挽
回崇厚所放弃的边界和通商等方面的权利，否则就暂不收回伊犁，不批准里 瓦几亚条约，中俄关系仍维持汀约以前的状况。李鸿章担心“俄与日南北交
江，益难处置”。他权衡敌情国势，主张采取中国传统的“远交近攻”的策 略，“联俄拒日”。他认为当时日本弱小，俄国强大。中日两国比较，“强
弱之势，曲直之理，贫富众寡之形，皆在我而下在彼”，加之日本“畏俄如 虎·诡橘嗜利”，绝不能帮助中国抗拒俄国，并且终将成为中国心腹之患。
而俄国则不然，中国从黑龙江到新疆，与俄国接壤约万余里，“彼有铁路以 调兵，则旬月可以云集，中国行师绝塞，非经岁不能到防，彼有电报以通信，
① 李鸿章：《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4，第 26 页。
则瞬息可以传命，中国递文边界，非三数月不能往还。”因此，要巩固边防、 海防，抗御俄国侵略，就必须“加募数百营劲旅”，并“训练水师，增购船
炮”，只有这样才能使“战守俱有把握”，而要做到这一点，每年没有“巨 饷数千万金”是无法想象的。目前与其联络弱小的日本以对抗强大的俄国，
莫如联络强大的俄国共同压制弱小的日本，易操胜券。正是基千这种考虑， 李鸿章倾向“联俄拒日”。他虽然承认崇厚订立的条纷“有大损于中国，群
情愤怒，固无足怪”①，但却断言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 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邻，用兵之道，
“先论曲直”，曲在我则“侮必自招”，“师必不壮”。俄国必将乘机胁迫 中国“分界修约”，并进而发动战争，用武力胁追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因
而，他建议情廷“勿为浮言所摇惑”，宽免崇厚，暂依崇约，和平了结中俄 争端。
李鸿章主张“姑让于俄，以取偿于日本”。当时日本公使宍户玑频繁地 出人总署，“偿结球案，牵涉改约”。季鸿章认为这是“乘俄事未定，图占
便宜”。然而，总署却既优外患，又受到舆论界“联日拒俄”说的影响，遂 与宍户玑达成初步协议，“仅割琉球南岛，而更改旧约，许以利益均沾及内
地送货各事”。李鸿章既看到这个协议使中国“吃亏较钜”，又深知日本“断 不肯助我拒俄”，于是据实陈奏，主张等到俄约定后，“决计翻改前约”。
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反对和中俄谈判逐渐露出了转机，清廷终于决定废除中日 间的初步协议。1881 年初，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矾愤愤地离华回国，企图迫使
清廷改变态度。李鸿章看出宍户玑出都返国，“初意本在要挟，旋闻中俄修 好，即已夺气，未敢显启衅端。”他表示倘若日本胆敢“藐视中国”，中国
就不妨采用孙子伐魏救韩之策，“撤防俄之劲旅，分军三道，载以轮舶，直 趋长崎、横滨、神户三口”，“制其死命，或封琉球，或重议约章，皆惟我
所欲为矣。”如果日本徘徊审顾，不敢挑起衅端，中国当“蓄锐扬威，待时 而动，一面整理水师，购办船械，声威既壮，敌胆自寒。”①
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逐渐巩固了自己在琉球的统治地位，中日间关于 琉球的争论，不了了之。而中俄之间，则于 1882 年 2 月由曾纪泽与俄国签订
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挽回了崇约给中国造成的部分损 失。
① 薛福成：《代李伯相复徐观察书》，《庸盒文别集》卷 4，第 131 页。
① 薛福成：《代李伯相复张观察书》，《庸盒文别集》，卷 5，第 177 页。
中秘和中英交涉
正如前面所论及的，在对外交涉中，李鸿章往往依据所谓“理”和“势” 而决定其应变方略。这种情况，在他主持的中秘订约谈判和由马嘉理案而引
起的中英交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秘鲁是掳掠、虐侍华工的主要国家之一。
从 19 世纪中叶起，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深渊，葡、荷、西、英、美、法等西方殖民强盗，在各自政府或明或暗的支
持下，从中国沿海口岸掠卖华工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岛，充当资本 家开发各地资源的奴隶。华工出国情况因时因地而异，有所谓“猪仔贩运”、
“苦力贸易”、“赊单苦力”和“合法化招工”之别。“猪仔贩运”是掠卖 债奴。“苦力贸易”是掠卖契约工。“赊单苦力”名日“自由移民”，实则
为猪仔贩运的翻版。“合法招工”实际是掳掠合法化。
华工乘坐“苦力船”漂洋过悔，远适他乡。“苦力船”被称为“海上浮 动地狱”。华工在“苦力船”中“成为十足的囚犯”，稍有怨言，即“惨遭
毒刑，甚至枪杀”，死亡率极高。及至抵达目的地，华工又被投入另一座人 间地狱，受到残酷压榨和野蛮迫害，成为“隐蔽的苦力奴隶制”的牺牲品。
华工的一切基本人权均被剥夺，集中住在监狱式的收容所或寮棚，内设各种 刑具，门禁森严。每天在工头监督下工作，劳动长达 11 至 16 小时，甚至 20
小时。稍有懈怠，即遭鞭笞，并给带上脚镣干活。晚上睡觉用特制木器锁脚， 以防逃跑。好容易熬到期满，雇主不给满工执照（证明是自由人），强迫续
期，否则送宫罚作无钱宫工，同罪犯一样。西方记者供认，“华工较之黑奴 又下等矣。”①由于受尽难堪的折磨和非人的待遇，在秘华工“十人有九人死 于非命”。
西方殖民强盗掳掠、虐待华工的行径，遭到华工的反对和中外主持正义 的人们的谴责，也引起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关注。1866 年总理衙门同英、法公
使商定有约国在华招工章程 22 条，赞成劳务输出，但反对拐骗、虐待华工， 规定严禁“别有招致之法”，“有入胆敢私行骗往，勉强胁从，即照刑部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