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与总理衙门或有谈判必要的全权的我商议”②。他在与法国外部会谈中，放 弃了否认法国在越南的一切侵略特权的主张，明确提出中法分界“保护”越
南的建议。这时，他虽然坚持认为“越南久列藩封”，中国对越南有“上邦 之权”，但同李鸿章一样，这只不过是“以虚求实”的外交辞令而已，他甚
至向新闻界宣称，只要法国公开承认中越间名义上的宗藩关系，那么法越间 前订条约“中国似皆可准”。他还否认刘永福黑旗军与中国有任何联系，只
是不情愿听任法国“驱逐”而已，这与李鸿章的口径也无二致。稍后，他向 法国提出关于解决越事的 6 条办法，主张将法国侵略势力限制在南圻，维护
传统的中越宗藩关系，中国有权过问越事，允许各国通商红河，开放山西对 岸的屯鹤关为通商口岸等。李鸿章对曾纪泽的主张，大致是持赞同态度的。
① 李鸿章：《与法使德理固问答节略》，《中法战争》，第 4 册，第 76 贞。
① 《中法战争》，第 4 册，第 89 页。
② 《法国外交丈牍》，《中法战争》，第 7 册，第 170 页。
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在有关越事的实际主张上，李、曾二人是大同小异 的，二人的主要差异不在于实质性问题，而在于表面态度的刚柔上。曾纪泽
好示“刚严”，显“豪气”，谈判桌前，他常以声色俱厉回敬对方的蛮横无 理，动辄诉诸新闻手段揭露对方，不惮于“不见礼于敌庭”，在交涉中多次
出现僵局。而李鸿章则显得“阴柔”、“圆滑”，有时故作忍让之态。曾纪 泽尝责言：越案“每下愈况，始终误于三字，日‘柔’，日‘忍’，日‘让’”，
并说：“吾华早示刚严，则法人必不敢轻于举发”①。如系就问题的实质而言， 这种见解不无道理，但从李、脱谈判时期曾、李二人的举措看，其“柔”、
“忍”、“让”与“刚严”的区别似乎主要不是实际主张的歧异，而是表面 态度的不同。
1883 年 12 月中旬，以法军进攻驻越南山西的清军为标志，中法战争正 式爆发。清廷在主战舆论的推动下，公开表明武力抗敌的态度。但驻扎山西
的清军统帅、云南新任巡抚唐炯却“弃军而逃”，“率行回省”，黑旗军也 因寡不敌众而撤退。法军在 12 月 16 日占领山西城，致使清朝统治层中的某
些人仓皇失措，甚或有撤防之议。然而这时李鸿章却“慷慨激昂”地发出主 战的呼声。12 月 17 日即法军占领山西的次日，李鸿章上《遵旨妥筹边计折》 说：
臣惟中外交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 言战，而挫败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刘永
福以新集之军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杀伤相当，弃城走险，疆域胜 负，彼此何常？此意未足介意。即敌或径犯北宁，三面受兵，势颇难守。然
我兵终无遵罢之理 岂可望风震慑，仓卒撤防，使法窥我内怯，要挟多端， 增环海各国狎侮之渐哉？
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诓儒言和，浮 议喧嚣，终至覆灭。若汉、唐以前，则英君智将，和无定形，战无定势。卒
之虚憍务名者恒败，而坚忍多略者恒胜：足以知致敌之奇，终在镇定。伏愿 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不以一隅之失
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 卜庙算之是非，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致胜之要道矣。①
纵观李鸿章此番言论，其中对士大夫“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诓懦言 和”的指责，显系针对曾经攻讦过他的某些主战论者而发的，虽然挟杂私人
成见，但也不失为切中时弊、合情合理之言。他对战局的分析和预测，应当 说是符合实际、颇有见地的。“决计坚持，增军缮备”的主张尤为切要之见，
难能可贵。而四个“不以 ”之论，在对清廷的委婉批评箴劝之中，显示 出从全局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的见识。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此时的表态，不仅是由于谈判破裂、战局已开的 形势激发了他的对外抗争性所使然，而且与清流派的活动有着密切关系。中
法交涉以来，清流健将对李鸿章有打有拉，既时有责言，抨击他“怯敌”、
“过于谦和”；又设法联络，力图对他施加政治影响。1883 年 12 月张佩纶 进入总理衙门任职，他
因“全力主战”，被有的外国人视为“骄矜无知和中国式爱国主义——
① 曾纪泽：《伦敦复左中堂》，《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 5，第 8 页。
① 《中法战争》，第 5 册，第 257－258 页。
‘中国人的中国，主义——的产物”①。张佩纶自告奋勇赴津游说李鸿章，“鼓 舞其气”。慈禧认为张氏“奋勇能办事”，批准了他的请求。张氏于 12 月 5
日抵津，逗留五日，李鸿章的《遵旨妥筹边计折》正是此后所上。李鸿章致 函李鸿藻说：“日前幼樵来晤， 询悉硕画荩勤，忠诚蹇蹇，钦跳动名 洵
如尊旨，只有增军备缮，一意坚持”②。由此可见，李鸿章此折正是迎合了李 鸿藻之意。张佩纶的天津之行，当是清流派精心谋划、布置的一次重要活动。
正因为如此，李鸿章主战的余音未息，清流派便紧锣密鼓地出场配合。 已出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呼喊尤力。他于 1884 年 1 月初上《法衅已成敬陈战
守事宜折》，强调须“决战计”，说“事已至此，羁縻无益”，主张在越南 与法军一战。由于李鸿章和清流派的一度合拍，使得主战舆论更占了上风，
以致于以“转圜”为言的翁同龢，尽管“仍力言之，然无和者”③。 当然，尽管这时李鸿章与清流派表面上你唱我和，异口同声，但李鸿章
的主战表态并不见得言由其衷，颇有委蛇保荣的意味。 中法交涉以来，李鸿章处于“谤议喧腾”之中，就在他上《遵旨妥筹边
计折》前夕，更有人对他激言弹劾，说他“岁费国家百万金， 而每有震惊，
一味议和”，“张夷声势，恫吓朝廷，以掩其贪生畏死，牟利营私之计”，
“坐拥重兵，挟淮军以揽权”，要求立予罢斥④。舆论可畏，而清流派则在相 当程度上左右着舆论，慈禧对他们仍旧放纵和利用，派系斗争复杂，政局叵
测。李鸿章自然不会冒然拒绝清流派的联络，招其劲矢，故作出亲而近之、 迎而合
之的姿态。对于其他门户，他也因事制宜，巧于应酬。 李鸿章的圆滑并不是多余的。当时清朝统治层中确实构成一种特别复杂
的多边关系网络，慈禧就是主宰这个网络中枢的蜘蛛。她的心机和下一步行 动，即使李鸿章这样的权至们似乎也无法捉摸。他们似乎在沉闷的氛围里预
感到一场暴风骤雨即将降临，而对他们是凶是吉、是祸是福着实叵测。1884 年 4 月他们所预感的风云果真到来了。慈禧对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进行了大改
组，以奕譞集团取代了奕集团，并给清流派当头一棒，从而一改“当国者 益厌”的“言路纷嚣”的状况，“风气为之一变”。在这种情况下少李鸿章
便很快收敛了他那主战的面孔，又返回到避战求和的老路上去，充当了与法 国代表福禄诺谈判的牵线人和全权代表。
福禄诺是法国海军舰长，被赫德称作“聪明、诡谲、富有野心的‘玩火 者’式的人物”。此人在中国多年，且曾久居天津，认识了李鸿章。1s84 年
3 月下旬福禄诺和当时任粤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晤谈，随后德瑶琳便亲自赴 津将福禄诺的密函交给李鸿章。福禄诺玩弄恫吓手法，企图胁迫李鸿章就范，
声称：法国“拟调兵船人华，将夺据一大口岸为质，若早讲解，可电请其国 止兵”①。李鸿章果真被吓倒，致函总署说：“若此时与议，似兵费可免，边
界可商，若待彼深入，或更用兵船攻掠沿海地方，恐并此亦办不到， 与其兵 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 或更生他变，似
①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 146 页。
② 李鸿章：《致李兰孙中堂》，《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0.第 50 页。
③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④ 秦锤简：《清罢斥李鸿章片》，《中法战争》，第 5 册，第 250—252 页。
① 丰鸿车：《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第 117 页。
不若随机因应，旱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②。这时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直接交涉 的曾纪泽，因其外交举措使得法国大感恼怒，特别是他在致德报函中，公开
将中国军队在越南山西的败绩，与普法战争中法皇被掳、怯军覆没的色当一 役相对比，使得法国朝野一致认为这是对法国的最大侮辱，掀起了驱曾的喧
嚣。福禄诺在给李鸿章的密函中，就把曾纪泽调离法国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 之一。这正合李鸿章的心意，李便顺水推舟地怂恿情廷撤销曾纪泽驻法公使
的职务，任命驻德公使李凤苞暂代。此后曾纪泽虽然以出使英、俄大臣的身 份，仍然对中法和战之局育所献议，但毕竟是局外旁言了。这时清廷已决心
与法言和，谕令李鸿章“为保全和局起见”，“通盘筹划，酌定办理之法”， 但“不别贻后患”、“不稍失国休”。其实，既然妥协议和，又怎能不贻后
患、不失国体呢？清廷此举，无非是既要求和苟安，又要推卸罪责。李鸿章 看透清廷险恶用心，为了避免充当任人宰割的替罪羊，也玩弄手法以应付清
廷，说自己“身任疆事，分应备兵御侮，不敢专主议和，”即使“竭诚筹办”， 但“今日事势至此，恐不能如前岁与宝海所订三条之妥”①，他要求清廷钦派
大臣前来“统筹斯事”，并对“何者可行，何者难允，先具大略规模”，使 其有所遵循。情廷无奈，只得提出 4 项限定性条件：“越南世修职贡，为我
藩属”不变；杜绝人滇通商；黑旗军不能任法国驱除；不付赔款。同时，清 廷谕令廷臣集议，致使战和之争又起。5 月 4 日御前大臣和预博多勒噶台亲
王伯彦纳谟祜领衔上《预筹和局折》，联名的各类官员竟多达 158 名，其中 包括原清流健将陈圭琛、黄休芳、吴大澂，以及湘系要员左宗棠、曾纪泽等
人，他们主张议和“收束”。而持有异议另拆具奏的只有 31 人，其中除了张 佩纶为总理衙门大臣外，其余多是科道言宫类毫无实权的人物，如孔宪毁、
邓承修、吴峋、刘恩溥等人，他们虽然主张“力筹战守”，但又表白不敢一 味以“和议为非”，只恐“李鸿章为彼族所误”，“和与不和当以敌情兵力
为定”。清廷支持前者，压制主战派，因而李鸿章与福禄诺的议和进行得非 常快捷，从 5 月 6 日开始会谈，到 5 月 11
日就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 亦称《李福协定》，凡 5 款，主要内容：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
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中国军队自北越撤回边界。
李鸿章将这样一个和约，夸耀为自己交涉的成功，说福禄诺原议仅 3 款， 是他与之“再四推敲，酌改数次，始能办到如此地步，实已舌敝唇焦”①。清
廷也认为条约于“国体无伤，事可允行”。其实，这是一个大伤国体的屈辱 条约。赫德评论说：“这条约是我所见到的最奇特的文件，露在表面上的完
全不是真的，真正的意义却在表面上一点也找不到！它念上去倒象一个李鸿 章对法所得胜利的公告，而不是中国失败的记录。它容许法国在越南为所欲
为，比法国国会的方案还有驰骋的余地。我认为它给了法国一张在越南的空 白支票，而且是法国‘保护’中国的第一步”②。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破的
之论，它满足了当时法国侵吞全越、窥向中国的贪欲。茹费理“曷胜欣喜” 地赞扬李鸿章说：“我快乐地体验到了这位政治家是用和我们自己相同的观
② 《李鸿章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中法战争》，第 5 册，第 306 页。
① 《暑直隶总督李鸿章奏遵旨复陈法越事宜折》，《中法战争》第 5 册，第 324 页。
① 《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函》，《中法战争》，第 5 册，第 351 页。
②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 150 页。
点去考虑两国的利益的”③。他称誉李鸿章“为国名臣，深于阅历”，李鸿章 对此则表示“欣悦之至”。
条约如此屈辱，恐怕连主和派中的许多人都始料不及，这给了主战派反 击的把柄。主战派对李鸿章群起而攻之。在签约的第二天，孔宪瑴、邓承修 等 20
余人就联名上奏，指斥李鸿章“视弃地犹弁髦，谓‘中国所争在体制， 不在区区一越南’，实为舛谬”，声称如遵此约实为下策，主张以继续交涉
来“迁延时日”，让有关疆吏将帅统筹战备，俟“防备已周”，“以战则克， 以和则固”，赢得主动，否则，即使“竟与约和”，也要以红河为界划分保
护区，不可全弃越南①。接着御史 47 人会同翰林院弹劾李鸿章。主战舆论不 容置若罔闻，清廷只得作出几分主战的姿态。6 月 18 日清廷谕令左宗棠复入
军机，这是一项对战和之局颇有影响的人事安排。次日，李鸿章即致电潘鼎 新：“左相进京，正议主战，内意游移。”②清廷还指示有关疆吏将帅，“仍
当视以必战之势”，“认真布置，力筹备御”，驻越各军仍在原处待命。但 是法国却迫不及待地要接管越南北部的清军防地。6 月 23 日法军向谅山前
进，谅山清军代表向法军解释尚未接到清政府的撤防命令。法车在观音桥（北 黎）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打退法军，这就是所谓
“北黎事件”，交涉风波再起。
“北黎事件”发生后，法方便敏感地注意到李鸿章“显出惊慌的样子， 恐怕这是在北京得到胜利的反对派的成绩，而李已不再是事态的主持人”③。
这是事实。因为李鸿章签订和约成了众矢之的，处境难堪；加之李鸿章在谈 判中确有如清廷所申斥的“办理含混”之处，为法国制造衅端进行讹诈提供
了借口，从而使之更加被动。清廷一度将李鸿章撵出中法交涉事局之外。 法国一手挑起了北黎军事冲突，反诬中国破坏李福条约，大肆讹诈，要
求中国“火速”撤军并于京报声明，至少赔偿兵费 2 亿 5 千万法郎，提供履 行李福条约的担保。7 月 12 日法国驻华代办谢满禄将上述要求以最后通牒的
形式向总理衙门提出，限期照办，否则法国便“自取押款，并自取赔款”。 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将军舰调往福州和基隆，意在武装占领这两个沿海口
岸并在此征收关税作为“担保”。面对法国的军事部署和外交讹诈，清廷倾 向妥协，决定遵守李福条约，撤退保胜、谅山各处防营，并诏命曾国荃为全
权大臣，陈宝琛为会办，去上海与法国公使巴德诺谈判。曾国荃身为两江总 督兼南洋大臣，又是主战派人物，但在会谈中却表现得颇为软弱和笨拙。他
自己也承认“舌战实非所长”。李鸿章窥其穷蹙，乘机怂恿他勿以廷旨为限，
“当相机为之”，“无论曲直，求恩赏数十万以恤伤亡将士，似尚无伤国体”
①。曾国荃竟听从此议，擅自答应给法方“抚恤”银 50 万两（合 350 万法郎）。 巴德诺以为数太少斥为“笑柄”，清廷闻讯后严旨申饮曾国荃等人。法国则
一面坚持勒索赔款，一面诉诸武力。8 月上旬，法舰进攻基隆，形势危急。 清廷乞求列强调停，但“英、德与法仇，不肯过问，美滑无力”，难以奏效。
李鸿章乘机怂恿清廷接受赔款议和条件，说不然“战后亦必赔偿，为数更巨”。
③ 《法国黄书皮》，《中法战争》，第 7 册，第 216 页。
① 《中法战争》，第 5 册，第 364、367 页。
② 李鸿章：《寄潘抚》，《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第 142 页。
③ 《法国黄皮书》，《中法战争》，第 7 册，第 218 页。
① 李鸿章：《寄江督曾》，《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第 180 页。
慈禧六神无主，竟召奕譞哭诉：“不愿再经咸丰故事，但亦不愿大清江山由 我而失，由我示弱。”奕譞曰：“可以打。”慈禧说：“打就打到底。”慈
禧又召见御前大臣、军机、总署、六部九卿和翰詹科道集议，说“和亦后悔， 不和亦后悔。和就示弱，不和会割地赔款而且损伤不少，或许引起内乱而且
亦赔不起。”许久无人发言，左宗棠起立说：“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 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作战费。”慈禧遂命罢朝，含泪以左为是②。在这种情
况下，外界认为“李鸿章地位甚为危险”。其实，手握军权的李鸿章在统治 层中仍不失为举足轻重、安危系之的人物，身陷僵局的曾国荃、陈宝琛等致
电总理衙门，乞请李鸿章出来收拾局面，认为“转圜”之事，“非李不能了”
③。李鸿章仍然力主避战求和。8 月 23 日他致电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要他 在枢廷活动，“设法回天”。不料就在当天，法国舰队在马江突袭福建水师，
炮轰船厂。8 月 26 日清廷下诏对法宣战。
清廷宣战以后，李鸿章虽然迫于形势，在某些特定场合，有过“中国别 无办法，惟有用兵”，“万不再请说和”（指不再请外国调停）之类的话，
并且也不得不作一些军事布置以搪塞清廷的指令，但实际上是抱着消极抗 战、积极求和的态度，他甚至拿马江之败来作为他坚持避战求和正确的根据。
但当时清廷的抗战态度似乎是坚决的。9 月 3 日慈禧以有人奏劾张荫桓私函 上海道接洽赔款问题，将张荫桓等 6 名总理衙门大臣革职。李鸿章与清廷的
态度之所以大相径庭，主要原因在于，清廷所考虑和争取的是维护王朝的体 面，而统治层中的主要舆论，社会各界高涨的抗战热情，都支持了这种心理
需要。但李鸿章所着眼的却是敌我力量对比。他深知与法国的坚船利炮相比， 中国兵单饷匮，而北洋海军又处于初创阶段，劣不敌优。而法国方面，在进
行战争压迫的同时，也没有放弃诱和的尝试。10 月初正当法军对台湾和北越 发动猛烈进攻、中国军民顽强抵抗之际，李鸿章却与法国领事林椿密谋和议，
德璀琳也积极插手调停活动。当时伺机排斥李鸿章、德璀琳，力图包揽对法 交涉的赫德认为，“李鸿章和德璀琳的声望和信用已受到威胁，他们所企求
的是使天津条约毫无保留地被接受，这使茹费理和福禄诺很高兴，引导法国 以为李是他们的盟友，但另一方面这使中国不愿意谈判，或提出困难的条件
来对付”。他看出清廷的心态是：“要和平，但不肯‘丢脸’要和平。不幸 的是这里所认为‘丢脸’的，倒并不是丧失事物的实质，而是丢掉他的虚名。”
①基于这种认识，赫德提出一个既维护法国侵略权益、又照顾清廷“体面”的 折衷方案。清廷表示接受，但法国却于 1885 年 1 月 7
日予以拒绝。就在这一 天，赫德指令金登干去巴黎，表面上是去同法国政府直接商谈 1884 年 10 月
在台湾被法军扣留的中国海关供应船“飞虎号”的释放问题，实际上是开辟 与茹费理直接联系的渠道，以包揽中法议和。赫德这次的确成功了，他告诉
金登干：“我把事情全抓在我手里，并尽量保守秘密，连李鸿章都不知道实 情，而且设法碰到它”，“连总理衙门方面我也不敢把每一件事都告诉他们”
①。尽管李鸿章并不情愿被排斥于局外，企图插手干预，但因没有得到清廷的 支持而落空。在和议基本达成，《中法停战条件》签字的前夕，赫德致函金
② 转引自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 163—164 页。
③ 《陈会办致译署》，《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第 225 页。
①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 176—178 页。
①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 183—184 页。
登干说：“李鸿章在这三个星期内特别不老实，虽然皇帝命令他与伊藤博文 伯爵（日本为朝鲜事件派来的特使）谈判， 并且要他撇开法国问题，但是他
却多管闲事——他并没有接到叫他这样做的命令。衙门——特别是新王爷—
—在我们直接去找茹费理以后，坚决地支持了我 我盼望我们是接近结束 了。”②清廷所以支持赫德主办与法议和，而排斥李鸿章干预其事，一则是对
李鸿章在中法交涉中的表现不满和失望；二则中日关于朝鲜问题交涉确需有 人主办；三则似乎是接受以往“厨子太多打翻了汤”的教训，企图专用赫德
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物，以便借助英国政府调停，促使和议成功。清 廷之所以急于议和，一则因为战局渐渐向有利于法国方面转化，法军在中越
陆路战场取得明显优势，占领谅山并一度攻陷镇南关，法军又加紧在中国沿 海进行骚扰，而中国财政拮据，军需不支，不得不屡借外债；二则因为日本
利用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插手朝鲜问题，与法国的侵华战争遥为呼 应，增加了对中国的压力。法国政府这时也想乘胜讲和，以保证自己在和议 中的有利地位。
但是就在基本达成巴黎和议的时候，1885 年 3 月下旬，中国军队连续取 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和临洮大捷，战局大变，中国军队掌握了战场上的主
动权。法国由于军事失败引起政治危机，茹费理内阁倒台。可是就在这种有 利形势下，金登干却得到清廷认可，与法方代表于 4 月 4 日在巴黎签订了《中
法停战条件》，大旨为：双方遵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双方停战，法国 解除对台湾的封锁；双方派代表在天津或北京议订条约细目和撤兵日期。中
国在军事胜利的形势下仍然作出如此巨大的妥协让步，甚至连法国当局都惊 呼“简直不能想象”。停战协定签字后，清廷立即下令北越驻军分期撤退回
国。前线爱国将士“拔剑斫地，恨恨连声”①。而清廷却以所谓“乘胜即收” 来替自己对外妥协辩护，压制前线爱国将士的抗敌愿望。
按照《中法停战条件》的规定，双方要议定正式和约。法国新政府任命 巴德诺为全权代表，清廷则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但事实上，有关中法
正式条约的谈判主要是在巴黎而不是在天津进行的，主要谈判者是金登干（在 赫德指使下）和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副司长戈可当，而不是李鸿章与巴德诺。
具体的程序是：法国把自己所拟定的条约草案交给金登干，金登干电告赫德， 赫德递交总理衙门；清廷就这个条约草案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见（其间曾征求
李鸿章的意见），经赫德交给金登干在巴黎与法国谈判，每当双方就某几款 取得协议后，才由中法政府把这几款分别交给李鸿章和巴德诺，由他们就细
节和约文加以核对。所以，他们在天津的工作基本上只是“督同中外翻译官， 详确考究，讲解文义”而已。李鸿章自己也明确说过：“款议始终由内主持，
专倚二赤（指赫德），虽予全权，不过奉文画诺”②。所谓“由内主持”，系 指由慈禧决策。正如赫德所说的：“在这次谈判中，每一项提议都是事先经
过太后亲自主持考虑和批准，她很勇敢，力排反对之议，主张和平，且在谅 山胜利群议主战之时，仍愿忠实履行谈判已取得的协议。”①条约草案是由法
国方面拟出的，清廷认为“无甚为难”，基本上可以接受，所争议的主要是
②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 184 页。
① 胡传剑：《盾墨留芳》，《中法战争》，第 3 册，第 602 页。
② 《李中堂来电》，《中法战争》，第 4 册，第 498 页。
①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 130 页。
在关系自己所谓“威望体面”的虚文上，如翁同龢所说，“不过皮毛耳”。 这样，李鸿章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谈判中，也就囿于清廷既定的框框之中，很
少接触实质性问题。6 月 9 日李鸿章和巴德诺在正式和约即《中法会订越南 条约》（亦称《中法新约》、《李巴条约》）上签字。该约的主要内容是：
越南境内听任法国“自行弭乱安抚”，中国“不派兵前赴北圻”，不干预法 越间已定和将定之条约，从而使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界
地区向法国开放通商，指定保胜以上、谅山以北两处为通商处所，法国在此 享有和其他通商各口相同的权利，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纳税“照现
在通行税则较减”，从而使法国取得了在我国西南通商的特权；日后中国修 筑铁路，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从而使法国夺得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
而中国所得到的，只不过是“至中越往来”“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的 虚文。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法战争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的局面告终。
六「一生事业扫地无余」
“能柔朝鲜而不能折日本”
清流健将张佩纶对李鸿章说：“能柔朝鲜而不能折日本，非盟主也。”①
李鸿章在朝鲜和日本问题上所扮演的正是这类角色。 朝鲜是一个较小的国家，但战略地位却极重要。朝鲜由于封建制度和李
氏王朝的统治，长期陷于贫困和衰弱的状态中。中朝国境毗连，两国人民自 古以来建立了深厚友谊，但清朝封建统治者却对朝鲜维持着中国和越南那样
的宗主藩属关系。19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 列强竟相插足朝鲜，朝鲜成为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的焦点之一。时人指出：
“各国之图中国者，无不图先占朝鲜。彼以为朝鲜得，而中国之左臂断，进 可以制东三省而摇我根本，退可以屯兵积聚观时而动，而中国在其股掌之
上。”①日本利用同朝鲜地理上的邻接，和其他列强远隔的便利条件，成为侵 犯朝鲜的急先锋。早在谈判和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期间，李鸿章就发现日
本觊觎朝鲜的野心，并相应地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他坚持在条规中列上“所 属邦土不可侵越”条款，“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并多次告诫日本对朝
鲜应“释衅修好”。1873 年来华换约的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以朝贺同治皇帝
“大婚亲政”为由，进京呈递国书，特派柳原询问总署大臣毛昶熙：“朝鲜 诸凡政令是否由该国自主？中国向不过问？”毛昶熙等答复说：“中国对于
朝鲜，虽与册封及正朔，然其内治与和战，皆朝鲜自主，与中国无关。”② 狡猾的柳原默不置辩。副岛返国路经天津，李鸿章劝日本接受丰臣秀吉征韩
失败的教训，对朝鲜应“释衅修好”，“若用武强逼断无能相和好之理”。 副岛假意表示：“君言诚是，鄙意亦只欲如此办理”③。李鸿章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看到日本对朝鲜抱有侵略野心和中朝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他致函总 署说：“日本觊觎朝鲜历有年所，朝鲜为我东土屏蔽”。日本陆军比海军强，
距朝鲜又最近，日本侵犯江浙，“尚是沿海肢休大患”，倘若侵略朝鲜，“则 为辽京根本之忧，前订规条以所属邦土不可侵越等语，实欲预杜此意”④。然
而，规条和告诫都无法改变日本资本主义的侵略本性。副岛一经回国，就主 张对朝鲜发动侵略战争。
1875 年日本即蓄意制造了江华岛事件，作为“诱导朝鲜开化，使朝鲜屈 服，并予吞并”的借口①。是年 9 月间，日本军舰“云扬”号擅自驶入朝鲜江
华岛附近测量海口。朝鲜海防军向日本军舰发炮警告，日舰竟然攻毁炮台， 并派兵登陆，攻城残民。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一面派黑田清隆和井上馨率
领舰队来到江华岛，以追究“责任”为名，胁迫朝鲜订约通商；一面又派外 务少辅森有礼使华，因为日本深知中朝之间存在着宗主藩属关系，中国是日
本侵略朝鲜的重大障碍。1876 年 1 月森有礼到达北京，与总理衙门奕等进 行洽谈。当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中朝宗主藩属关系问题。森有礼断言朝鲜之
为中国属国，“徒空名耳”，否认中日修好条规适用于朝鲜事务，企图“在
①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二，第 7 页。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第 586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93，第 27 页。
③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第 49 页。
④ 李鸿章：《论日本与台湾、朝鲜、秘鲁交涉》，《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1，第 49 页。
① 大久保利通：《朝鲜意见书》，《大久保利通大书》。
与朝鲜直接交涉之际，杜绝中国方面的干涉”。奕则表示“朝鲜为中国所 属之邦，与中国所属之土有异，而其合于修好条规‘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
侵越’之言者则一。”②坐镇津、保的李鸿章，密切地注视着中日会谈，总理 衙门也不时地“抄示往复议论朝鲜节略”。李鸿章认为日本对于朝鲜，以议
和为名，实则备战，而朝鲜并“不愿议和，诚恐衅端已兆”③。他既看到朝鲜
“不足以敌日本”，中日修好条规无法束缚日本手脚，日本侵占朝鲜使中国
“有唇亡齿寒之忧”，又不愿效法明朝李如松抗日援朝故事。他建议采取“息 事宁人之计”，劝诱朝鲜忍辱负重，允许日本“通商往来”，以期“暂弭兵
衅”，并使中国避免卷入纠纷。1 月 24 日李鸿章在保定会见了森有礼。森有 礼专程拜访李鸿章，是想“复申各说”，通过李鸿章影响总理衙门，打破谈
判僵局。李鸿章接见并宴请了森有礼。森有礼絮聒不休，声称“国家举事， 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李鸿章针锋相对，指出“恃强违约，万国公
法所不许。”森有礼坚持强权的逻辑，而李鸿章却迷信“万国公法”，殊不 知“万国公法”并不能制止侵略者“恃强违约”。森有礼还否认朝鲜为中国
“属国”；李鸿章驳斥说：朝鲜“奉正朔，如何不是属国？”他俩关于朝鲜 是否中国“属国”的争论，其实质是西方殖民观念与东方封贡观念冲突的反
映，是日本企图排挤清朝势力、打开侵略朝鲜的通路和清朝方面为维护宗藩 关系、防止日本侵略朝鲜的斗争。森有礼在“酒酣面热”时，曾说“取了高
丽有何益处？”李鸿章乘机对他晓以利害，并挥笔疾书“徒伤和气，毫无利 益”八个字送给他。森有礼再三央求李鸿章转商总理衙门，设法劝说朝鲜接
待日本使臣。事后，李鸿章果然不负所托，向总理衙门详细地报告了与森有 礼会谈的情况，并建议“将奏请礼部转行朝鲜一节作为收场，以示格外和好，
藉答来意，而略缓其逞强黩武之心，更于大局有益。”①由此可见，李鸿章对 于朝鲜，既抱住所谓宗主权不放，又对日本侵略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其
结果势必引进日本侵略势力，损害清朝的既得利益。朝鲜鉴于日本的武力威 逼和清朝“息事宁人”的态度，于 2 月 26 日被迫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
其中载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当时日本承认朝鲜 为“自主之邦”，并非真正维护朝鲜独立主权，而是企图否定中朝的宗藩关
系，开拓侵略朝鲜的道路。清朝统治者基于传统观念，以为只要朝鲜承认中 国为宗主国，第三国承认与否无关大局，因而既未向日本抗议，又未诘问朝
鲜。殊不知如果与第三国引起外交问题，那么第三国是否承认中朝宗藩关系， 就会直接影响事态的发展了。此后，日本借口朝鲜为“自主之邦”，遇事与
朝鲜直接谈判，竭力排除中国的干涉，处心积虑地把侵略的触角伸进朝鲜。
血写的事实使李鸿章逐渐认识到日本侵略朝鲜，势必引起列强在朝鲜的 角逐，“俄人亦将隐启雄图，英、美、法、德诸国复群起而议其后”，这不
仅为“朝鲜之大患”，而且也是“中国之隐忧”。面对日本和欧美列强的侵 略，朝鲜势孤力单，本非其敌，中国将往助而力有未逮，将坐视而势有不能。
从朝鲜和中国的安全考虑，李鸿章推行了所谓“牵制政策”。
倡议在朝鲜推行“牵制政策”的是丁日昌。他在 1879 年说： 朝鲜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日本有吞噬朝鲜之
② 《复日本国照会》，《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科》，卷 1，第 6 页。
③ 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5，第 36 页。
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4，第 33—38 页。
心，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将来两国启衅， 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 不致无所忌惮。若泰西仍求与朝鲜通商，似可密劝勉从所请，并劝朝鲜派员
分往有约之国聘问不绝。①总理衙门同意丁日昌的建议，主张劝导朝鲜与英、 美等国立约通商，借以牵制日本，让李鸿章照丁日昌所陈作为己意转致朝鲜
李裕元。李裕元系朝鲜国王李熙的叔父，久任元辅，主持大政，晓畅时务， 当时虽已退休，但声势犹存。他曾致书李鸿章“道其仰慕”之情，李鸿章复
书“略及外交之意”。此时若由李鸿章出面写信给他“藉为开导，尚非无因 而至”②。
李鸿章称赞丁日昌所言“为朝鲜计，实为中国计。”他遵旨致函李裕元， 发挥丁氏建议，请求将其呈报朝鲜国王察核，“广集廷臣，深思远虑，密议
可否。”③李鸿章写给李裕元的信，虽是由薛福成起草的，但却如实地反映了 他对远东形势的看法和所拟推行的外交政策。
首先，他认为“日本行为乖谬，居心叵测”，亟宜设法防范。日本自明 治维新以来，“恃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对于邻邦朝鲜和中国，“难
保将来不伺隙以逞”，“中国兵力饷力十倍日本，自付可以制之”，而朝鲜
“固不可无以备之”。 其次，他认为朝鲜应该在军事和外交两个方面采取应变措施。在军事方
面，应该“密修武备，筹饷练兵，慎固封守。”在外交方面，应“恪守条约”， 不要给人以可乘之机。同时“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相继与
欧美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前者是加强国防建设，后者是讲求“交接远 人之道”。李鸿章认为，这是保卫朝鲜的必要措施。
李鸿章说：“西人恃其精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是“自然之气运， 非人力所能禁遏。”他朦胧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列强征服世界的活动，是难以
抗拒的，惟有因势利导，才能防患于未然。他既看到日本勾结英、法、美或 俄国侵略朝鲜，使朝鲜“势成孤注”的可怕前景；又看到欧美各国同日本争
夺朝鲜的现实，企图劝导朝鲜与英、美、法立约通商，“不但牵制日本，并 可杜俄人之窥伺”，进而迫使俄国讲和通好。显然，这是一种均势思想，企
图在列强之间“互相箝制而莫敢发”的条件下苟延残喘。李鸿章的均势思想， 同他对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本质缺乏认识有关。在他看来，“泰西通例，向
不得无故夺灭人国，盖各国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间”。英、美、德、法 距朝鲜数万里，“本无他求，其志不过通商耳，保护过境船只耳”。他轻信
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通例”和“公法”，错误地以为英、美、法不会“无 故夺灭人国”，无意把朝鲜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而只是想“通商”、“保护
过境船只”。因而，朝鲜只要与英、美、法立约通商，就能使之以为我用。 日本畏服欧美列强，以朝鲜之力制日本，肯定不行，以允许欧美列强通商制
日本，则绰乎有余。他还劝导朝鲜应随时派人到有约之国，“通聘问，联情 谊”，“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约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
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其实，无论是立约通商，抑或是“通聘问”、
“联情谊”，都不会改变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本性，不能指望藉此获得 它们的支持而排除日、俄侵略势力。
生活在封闭社会里、遵循传统治略的李裕元复信表示：朝鲜本意“不欲
① ②《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第 32 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 16，第 14—17 页。
与他国来往，牵于众议，不敢主持。”但“拟仿古外国人学之例”，咨请礼 部拣选明斡人员赴天津，“学习练兵制器之法。”①
1880—1881 年间，美国派遣薛斐尔出使朝鲜，企图以日本为媒介与朝鲜 立约通商。俄国除兵于黑龙江、海参崴等处，如“不得志于中国，必将逞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