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朝鲜”。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胁迫总署劝说朝鲜“急与各国通商”。面对 如此严峻的形势，朝鲜君相“幡然变计，有联络外邦之意”，但因统治阶层
中“议论纷歧，尚难遽决”。清政府为了加紧推行牵制政策，也改变属藩“公 牍往来职之礼部”的旧制，决定“遇有关系洋务紧要之件”，由北洋大臣和
驻日公使与朝鲜“通递文函，相机开导”。李鸿章受命之后，面临着如何处 理朝鲜与他国立约通商的问题。驻日公使何如璋从维护宗藩关系出发，主张
中国应派人前往代为主持，或请旨饬令朝鲜与他国订约，并于条约内声明：
“奉中国政府命愿与某国结约”。②李鸿章认为这种主张，虽然不无道理，但 却窒碍难行，势必引起朝鲜的疑虑和欧美列强的反对，不如对朝鲜“密为维
持保护”更为适宜。
李鸿章主张朝鲜应先与美国立约。他认为美国“最为公平顺善”，“无 贪人土地之欲”，又“好排难解纷”，“联美”有利于朝鲜。他邀请朝、美
代表来津“面议其大略”，再赴朝鲜。所谓朝、美立约谈判，实际上成了中、 美关于朝鲜问题的谈判。李鸿章督同马建忠、周馥代拟了朝鲜与美国通商章
程草稿，而美使薛斐尔则提出了以《江华条约》为蓝本的约稿。双方分歧的 焦点是中朝宗藩关系问题。中方代拟约稿规定“朝鲜为中国属邦，而内政外
交事宜向来均得自主。今兹立约后，大朝鲜国君主大美国伯里玺天德俱平行 相待，两国人民永敦和好，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侮之事，必彼此援护，或从
中善为调处，俾获永保安全。”①非常明显，前半段是要美国承认中、朝宗藩 关系，后半段是要美国“援护”朝鲜抵制旧、俄侵略。而美方约稿同中方代
拟约稿比较，所差甚远，对于中国属邦，“均未提及。”李鸿章与薛斐尔晤 商 4、5 次，辩论 20 余日，因未取得一致意见，谈判移至朝鲜举行。李鸿章
奏派马建忠前往朝鲜会办，并派丁汝昌酌带兵船偕同薛斐尔东驶，以壮声势 而杜要挟。马建忠、薛斐尔抵达朝鲜后，即与朝鲜代表会谈，并于 1882 年 5 月
22 日签订《朝美条约》。这个条约，是美国强加给朝鲜的一个不平等条约。 美国攫取了在朝鲜不受限制的经商、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公使驻京等
特权。这个条约不仅威胁朝鲜的独立和生存，而且也严重地打击了中国。
《朝美条约》是在李鸿章的斡旋下签订的，他本想藉此恢复中国在《江 华条约》之后动摇了的在朝鲜的地位，希望美国承认朝鲜是中国的属邦，然
而结果却事与愿违，中国得到的只是对于美国并无任何约束力的朝鲜国王关 于朝鲜为中国属邦的声明。《朝美条约》为欧洲列强开辟了入侵朝鲜的道路。
继美国之后，英、德两国相继与朝鲜签订了以《朝美条约》为蓝本的条约。 朝鲜国王也照例在约外先行声明朝鲜为中国属邦。李鸿章认为“既有照会另
行声明，载在盟府，日后各国设相侵凌，或朝鲜有背叛之处，中国尽可执义 责言，不至竟成法越覆辙。”①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2，第 7 页。
② 李鸿章：《论维持朝鲜》，《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1，第 42 页。
① 李鸿章：《代拟割美订约十款》，《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3，第 10 页。
① 李鸿章：《论朝鲜新约附有照会》，《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5，第 20 页。
李鸿章推行牵制政策，本想联络美、英等国牵制日、俄，藉以保卫朝鲜， 巩固中国东北边疆，但结果却把朝鲜推向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同侵略的半
殖民地的深渊，从而使中国东北直接暴露在列强的刀锋之下。
日本侵略势力在朝鲜的膨胀和朝鲜统治阶级的祸国殃民政策，激起了朝 鲜人民的愤怒反抗，加剧了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斗争。1882 年 7 月京城
侍卫部队联合城市贫民发动起义，袭击日本公使馆，杀死几个日本官员，并 闯入王宫，闵妃化装出逃。国王父亲大院君李昰应乘机入宫，自称国太公，
出掌政权。史称壬午兵变。壬午兵变发生后，日本采取以武力为后盾的谈判 方式，加紧侵略朝鲜。日本派出一支舰队赴朝，企图胁迫朝鲜政府答应“惩
凶”、赔款、增开商埠、使馆驻兵、割让土地等无理要求。时值李鸿章丁母 忧，以张树声署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张树声闻讯后，一面派遣丁汝昌、马 建忠率军舰 3
艘赴朝，一面调拨招商局轮船运送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所部庆 军 6 营东渡，以便镇压朝鲜“兵变”，维护中朝宗藩关系，防制日本乘机扩
张侵略势力。李鸿章虽然在籍守制，但仍关注朝鲜政局。他断言朝鲜军民围 使馆杀伤数人、阻挠公使各节；都是违和约，背公法的；给予日本以“口实”，
日本出兵朝鲜“虽似恫喝，实有兴师问罪之意”。他象张树声一样，站在反 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朝鲜人民的对立面，企图以朝鲜起义者的头颅来维
护受清廷册封的朝鲜国王的统治，防止日本乘机发动侵略战争。清廷深感局 势严重，急令李鸿章迅速返津商定朝鲜内乱。8 月 25 日李鸿章自合肥启程， 于 9
月 5 日抵达天津。在此期间，吴长庆等诱执李昰应解送天津，并逮捕、 杀害所谓“乱党”多人。日本胁迫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李鸿章抵津
后，认为“朝鲜事大致就绪”，于是便着手处理善后事宜。
李鸿章认为吴长庆等诱执李昰应、捕治“乱党”，“深合机宜”，日、 朝《济物浦条约》“尚属无甚流弊”，只是赔款偏多，然而中国“未便从旁
代为翻案”。他为朝鲜“国势粗定”和日、朝之间“暂弭衅端”而称快。他 主张日军未撤之先，吴长庆所部庆军 6 营应暂留朝鲜弹压坐镇。他断定朝鲜
壬午兵变“发于乱军，而成于昰应”，主张将李昰应幽禁于保定，永远不准 返回本国，“以弭该国祸乱之端”①。清廷批准了李鸿章的建议。
壬午兵变和《济物浦条约》，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某些清流派健将， 力主以兵威慑服日本和加紧控制朝鲜，因而在清朝统治阶层中爆发了一场关
于对日、朝政策的论争。
1882 年 9—10 月间，邓承修、张佩纶相继上疏，建议乘镇压壬午兵变胜 利之机，对日采取攻势政策。李鸿章遵旨议复，提出自己意见。李鸿章和邓
承修、张佩纶在对日本的认识和所应采取的政策上，存在着相似之处和根本 性的分歧。他们都预见到日本侵略着将成为中国的“巨患”，试图谋求驭外
固圉之道；不同的是对于中日力量对比的估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日政策的 差异。邓承修和张佩纶断言中国比日本既富且强，小小的扶桑三岛不堪一击，
因而主张以兵威慑服日本，或“示将东渡”，或乘机东征。李鸿章则不然， 他并不相信中国实力超过日本，深感跨海远征难操胜券，因而主张充实海军， 力图自强。
就在争论对日政策的前后，清朝统治层也探讨了对朝政策问题。
1882 年张謇写出了《朝鲜善后六策》。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
① 《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等复奏会询朝鲜乱首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4，第 4、5 页。
通人）1868 年中秀才，1876 年入庆军统领吴长庆幕，1882 年随吴赴朝，协
助“理画前敌军事”，显示出在紧急事变中镇静应对和勤苦办事的良好素质。 他在《朝鲜善后六策》中，既表现出对于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深沉忧虑，
又流露出浓厚的封建“上国”的错误情思。他建议对朝鲜援汉设玄菟、乐浪 郡例，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
令自改，而为练新军，联东三省为一气。据张謇说，当时中国朝野和朝鲜上 下对于《朝鲜善后六策》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或是之，或非之。作为北洋
大臣的李鸿章，不仅拒绝接受，而且“悍然斥之”。是年 10 月张佩纶又奏陈 朝鲜善后六事，主张“理商政”，简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交，预
其内政，“预兵权”，选派教习、代购洋枪，为之简练诸军；“救倭约”、
“购师船”、“防奉天”、“争永兴”①。清廷谕令李鸿章悉心筹度，妥议具 奏。11 月 15 日李鸿章遵旨复奏。他对张佩纶的建议，除“理商政”、“争
永兴”两条有较大保留外，其他诸条均无原则性分歧。他认为“简派大员为 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交，并预其内政，职似监国”，必将招致朝鲜的抵制
和列强的反对。所谓“争永兴”，即反对俄国侵占朝鲜的永兴湾为海军基地。 李鸿章则断言俄国“本意非即欲进据永兴老，永兴接近元山通商口岸，将来
各国贸易互通，俄国力难独图占夺”，因而“似只可从缓筹议”②。
李鸿章虽然不赞成派遣职似“监国”的通商大臣，公开干涉朝鲜的内政 外交，但却主张在别的名义之下加强对朝鲜的援助和控制。1882 年 10 月李
鸿章与朝鲜代表赵宁夏等议定中朝水陆贸易章程 8 款，就是典型的事例之 一。李鸿章拟定这个章程的指导思想是：“务期彼此两有利益，而仍不悖属
国交涉之体统。”他从对抗日、美和加强中、朝关系出发，在章程中规定：
“朝鲜久列藩封”，“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 各与国一体均霑之列”；中国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兵船可以在朝鲜
沿海游弋并驶泊各处港口。这些都是第一次在条约上得到明白确认。当然， 这个章程也不无“彼此两有利益”之处，如中朝互派商务委员“照料本国商
民”；两国商船听其驶入彼此通商口岸交易， 照章纳税；准两国商民入内地 采办土货等等。中朝水陆贸易章程既加强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又促进了中、
朝贸易的发展。朝鲜国王致函李鸿章说：“所订章程八条，悉属公允，喜出 望外，并于章程之首声明中国优待属邦，不在各与国均霑之列等语，俾小邦
感奋自强，用答我大朝怀柔之至意，此诚数百年来未有之特典。”①此外，李 鸿章还通过吴长庆转送从天津军械所调拨的新式军械，并派庆军营务处袁世
凯主持朝鲜新建亲军左右两营的训练事宜。
朝鲜国王认为此举使朝鲜“无兵而有兵，无械而有械，用为保邦制治之 本”②。李鸿章还应朝鲜国王之请，代聘前驻津德国领事穆麟德前往襄助海防
商务，并选派马建常伴往联络商办。翌年 6 月根据中朝水陆贸易章程，李鸿 章奏派道员陈树棠充任驻朝商务委员。
“壬午兵变”后，日本政府加紧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并在朝鲜培植亲 日势力。1884 年 12 月日本策动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发动政变，劫持国王，
① 《清光绪初中日交涉史料》，卷 4，第 28—29 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4，第 31—34 页。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4，第 43 页。
② 《朝鲜国王咨谢贸易章程公允并验收拨给之枪炮来文》，《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4，第 44 页。
组成亲日政府，宣布“废止朝贡虚礼”。史称“甲申事变”。一时人心汹汹， 声称“将入宫尽杀倭奴”①。保守派大臣金允植等亲至清军驻地，“匍匐辕门，
抚告哀衷”，请求援助。时吴长庆已奉李鸿章之命，率庆军 3 营撤回辽宁驻 札，留驻汉城的庆军 3 营，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袁世凯受命为总理营务
处，会办朝鲜事务。吴、袁一面联衔上书李鸿章，要求派兵援护；一面随机 应变，率兵攻入王宫，击败日军和开化党，救回被劫持到宫外的国王，恢复
保守派政权。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自焚使馆，狼狈回国，金玉均等也亡命日本。 直到 12 月 10 日李鸿章才通过丁汝昌得知“甲申事变”的消息，“殊为
骇诧”。他一面电令驻日公使黎庶昌“速探，设法劝息”；一面电告总理衙 门，认为“日谋叵测，明系乘中、法有事，寻衅图朝，恐祸更烈于越南”②，
主张南北洋派舰驶往朝鲜，进行弹压，并派大员驰往查办。12 月 16 日清廷 决定“目前办法，总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遂派吴大澂“乘轮督
队迅往，确查酌办”。当时日本政府中，出现了和战之争。文多主和，武多 主战。日本内阁考虑到日本军事力量尚非清军之敌，所以决定暂时维持和局，
加紧扩军备战，再图大举。1885 年 2 月日本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陆军中 将西乡从道为副使前来中国谈判。其时中法战争尚未结束，一时谣诼纷纷，
多以为日本会乘机要胁，提出苛刻要求。新任驻日公使徐承祖电告李鸿章： 伊藤等“来华议事，闻要求数端，惟欲我惩在朝武弁并中日撤兵二事为极要。”
③前者意在将罪责转嫁给中国，后者企图清除日本侵朝的障碍。清廷任命李鸿 章为全权大臣，与伊藤等“在津商议事务，毋庸令其来京”。4 月 3 日中日
谈判开始在天津举行，中心议题是惩办在朝武弁和中日撤军问题。伊藤始则 要求中国单独撤军，继而表示中国如肯撤军日军也可商撤。李鸿章起初答以
“中国留兵在朝并非多事，似与日本无涉”①，接着主张中日同时撤军，但又 企图取得日本承认中国对朝鲜的派兵权。他对伊藤说：
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 嗣后若日本有 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若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
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 不得不加顾虑， 目前无事，姑议撤兵耳。
李鸿章本欲保留中国的派兵权，但却无意中承认了日本享有同等的派兵 权。伊藤喜出望外，立即声明：“与我意相同”。
此后，李鸿章虽然力主中国有保护朝鲜的义务和单独派兵援助朝鲜的权 利，但却遭到伊藤的坚决反对和引起伊藤关于两国共同派兵权的反要求。李
鸿章无奈，便向清廷请示。清廷表示：
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无干句下添叙“两 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
等语，尚属可行。②
伊藤在谈判中，还根据竹添掩饰自己罪行的报告和所谓日本被难商民的 口供，提出惩处清军统将和偿恤难民的要求。李鸿章则凭藉袁世凯、陈树棠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6，第 16—17 页。
② 李鸿章：《急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第 345 页。
③ 李鸿章：《急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第 427 页。
① 李鸿章：《与日使伊藤问答节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6，第 18—19、37 页。
② 李鸿章：《述日使定议》，《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7，第 1 页。
的报告、吴大澂的调查和朝鲜国王的咨文， 指明竹添应负全责，议处统将、 偿恤难民之事，“一非情理，一无证据”，坚不允从，惟答以个人名义，“行
文戒饬”，“俾得转场完案”。
4 月 18 日李鸿章与伊藤签订中日《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是：四个月内， 中日军队均自朝鲜撤回；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练兵；朝鲜若有重大变乱
事件，彼此出兵先行文知照，事定即撤回。
这个条约虽然暂时解决了“甲申事变”所遗留的中日之间的问题， 但却 由于日本获得与中国同样的向朝鲜的派兵权，这就无异于把朝鲜置于中日“共
同保护”之下，以致成为甲午战争的伏机。可悲的是，李鸿章并没有看到这 一点，反而沾沾自喜。他对清廷说：
今既有先互知照之约，若将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 即西国侵夺朝 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 鲜大局者也。①
当然，经过谈判，李鸿章对伊藤有所认识，并进而指出防日之必要。他 致函总理衙门说：
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 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 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
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②
后来中日关系的演变，证明李鸿章不幸而言中了。
“甲申事变”后 10 年间，日本和欧美列强对朝鲜的争夺日趋激烈。英国 想借日本之力箝制俄国，纵容日本向朝鲜伸展侵略势力。俄国则有意同中国
拉关系，以与英、日抗衡。日本一面在国内专心扩充军事和经济实力；一面 采取比较隐蔽的渐进的方式，扩展在朝鲜的侵略势力，比如借助美国影响朝
鲜的内政外交，图谋控制朝鲜的工商业，利用清政府抵制俄国南下等。
当时中国朝野围绕对朝政策问题，争论不休。1884 年袁世凯向李鸿章建 议：莫如趁朝鲜“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
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①有人附和袁氏意见，主张废朝王，设 监国。但是，李鸿章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实行这种改变中朝传统关系，用类
似西方殖民体系的办法对待朝鲜的主张，必将导致列强的干涉和中朝关系的 恶化，使中国陷于进退维谷之中。
在此期间，还有人鼓吹朝鲜中立。首倡此议的是德国驻朝鲜署使。1885 年初德国驻朝鲜署使建议“照泰西成法”，由中、俄、日互相立约，“永保
朝鲜”，其他国家之间一旦发生战争，“不得借道于朝鲜国。”②李鸿章看到 这个建议后，怀疑德国署使“与日人通谋”，蛊惑朝鲜，因而拒绝接受。1886
年中国驻俄公使刘瑞芬写信给李鸿章，提议中国对待朝鲜，如“能收其全国 改为行省，最为上策；其次则邀同英、美、俄诸国，共相保护，不准他人侵
占寸土，则朝鲜已可幸存。不然恐衅生仓猝，为他人所攘夺，后患更不可言。”
③李鸿章反对将朝鲜改为中国行省的所谓“上策”，认为“联络英、俄保护朝
① 李鸿章：《日本议立专条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53，第 25 页。
② 李鸿章：《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7，第 8—9 页。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6，第 19 页。
② 《驻朝鲜德国使署条议》，《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6，第 43 页。
③ ④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衅始篇，第 14—15 页。
鲜，可称老谋深算”。他将“此意转达总署请示”，希望得到支持。不料总 署答复说：“朝鲜为我藩属，求邻国保护，不合体例”，他表示“失此机会，
殊为可惜”④。
既然不能使朝鲜中立化或在朝鲜设立监国，清廷和李鸿章便采取加强控 制朝鲜内政外交的干涉政策，以期巩固中朝“宗藩关系”，抗拒列强的侵扰。
清廷根据李鸿章的建议，把“壬午兵变”后软禁在保定的闵妃集团的政敌大 院君送回朝鲜，企图利用大院君钳制朝鲜宫廷；并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
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代替原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李鸿章推崇袁世凯“才 识开展，明敏忠亮”①，堪任斯职，并特意在其头衔上增加“交涉”两字，“略
示预闻外交之意”。他还致函朝鲜国王，吹嘘袁世凯在朝有“扶危定倾”之 功，暗嘱以后遇有“内治外交紧要事宜”，应“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
必于大局有裨。”②
1885 年 11 月袁世凯走马上任，在汉城成立公署，其随员有唐绍仪、刘 永庆等 20 余人。袁世凯行险侥幸，崇尚权术，骄横专断，处处以“上国”办
事大臣自居，积极干涉朝鲜内政外交，竭力维护和加强中朝“宗藩关系”。 李鸿章虽然看出袁世凯年少“不甚耐事，措词过为危激”，不完全赞同他的
举措，但是面对列强的诡谲阴谋和竞相争夺，又不得不倚之为左右手。袁世 凯在朝鲜推行积极的干涉政策，既有助于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阻滞列强
在朝鲜扩张侵略势力；又不可避免地促进朝鲜政府的离心倾向，刺伤朝鲜的 民族感情。但是，直到 1893—1894 年间，袁世凯仍然执迷不悟，不仅错误地
估计了朝鲜政局，把朝鲜国王的假意敷衍，误认为是“情甚殷洽”，断言“倘 能久定此见，东方事可望渐顺”③；而且低估了日本的侵略意图，说什么“详
审在韩日人情形及近日韩日往来各节并日国时势，应不至这有兵端。”李鸿 章由于轻信了袁世凯对朝鲜政局和日本动向的错误判断，以致未能及时调整
对朝政策，并放松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警惕。
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7，第 58 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8，第 5 页。
③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第 526 页。
避战主和
1894 年即阴历甲午年，在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带有灾难性的年 头。日本利用朝鲜问题，把缺乏警觉的李鸿章拖进预设的战争陷阱。
甲午战争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日 本大体上确立了以军事工业和轻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并完成了针对中国
的扩军备战计划；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政潮迭起，局势不稳。为了维持 自身的统治地位和满足地主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需要，伊藤博文内阁走上了
发动侵华战争的道路。
正当日本加紧准备侵华战争的时候，清朝统治层却正在忙于内部权力之 争。1889 年光绪年届 19，并已完婚，按照清朝惯例业经成人，慈禧觉得不便
继续“训政”，只得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亲政”。所谓“亲政”和
“训政”的不同处，只是光绪先看奏折，然后再请慈禧懿旨。由于慈禧肆意 干涉用人行政大权，与光绪接近的朝臣未免愤愤不平，光绪也不甘心于傀儡
地位，于是在光绪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并无正式组织形式的小集团，与集合在 慈禧周围的庞大官僚集团隐然相对。时人称前者为“帝党”，后者为“后党”。
帝党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咸丰 状元）。翁氏先后为同治、光绪师傅，历任刑、工、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
是一个“尊王攘夷”论者。帝党的主要成员是光绪的近臣和翁同龢的故旧门 生，如珍妃、瑾妃的胞兄礼部侍郎志锐、珍妃的师傅侍讲学士文廷式，以及
经筵讲席官李文田、侍读学士陆宝忠；翁同龢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鸣銮，门生 张謇，还有被称为“后清流”的编修黄绍箕、丁立钧、国子监祭酒盛显、刑
部主事沈曾植等。帝党除翁同龢在政府中有相当权势外，其余无拳无勇，多 是词馆清显，台谏要角，议论风生，没有实权。帝后两党都是封建统治集团，
双方矛盾的焦点是争夺最高统治权。当然，帝后两党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也 有革新与守旧、抗争与妥协的差异。后党以利禄笼络李鸿章，企图借助淮系
集团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巩固既得权势。李鸿章虽然赞许帝党革新内 政的主张，但是既不满于帝党在“抵御外侮”中“一意主战”的态度，又鉴
于后党掌握着清廷实权、主宰着自己宦海浮沉的现实，因而倾向后党。帝党 因无军队作支柱，积极笼络湘系集团，而刘坤一等湘系首领基于同淮系集团
争夺权势的需要，在政治上接近帝党。
1894 年是慈禧六旬大寿之年。慈禧一心举办盛大庆典，借以满足个人虚 荣心和扩大后党权势。从年初开始。慈禧就指派首席军机大臣世铎等“总办
万寿庆典”，广征献纳，肆意挥霍，准备在生日那天，在颐和园接受百官朝 贺，然后回宫。自颐和园到西华门，沿路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
楼、亭座及点设其他景物，“以昭敬慎，而壮观瞻”。她还“殊恩特沛”， 用加官晋爵的办法，笼络亲贵和文武大臣，封奕劻为庆亲王，赐李鸿章三眼
花翎，以下赏赐有加。慈禧的举措，理所当然的引起帝党的不满。及至日本 入侵朝鲜之后，帝后党争就因外交问题而日趋复杂和激化。
1894 年 4 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以“除暴安良”、“逐灭洋倭”为 宗旨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岌岌可危。朝鲜政府一面派兵镇压义军，一
面向清政府求援。东学党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 略战争的绝好机会，于是决定出兵朝鲜，并向清政府表示“何不速代韩戡
（乱）”，“我政府必无他意”，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身负军事外交 重任的李鸿章既担心东学党起义危及朝鲜封建统治和中朝宗藩关系，又害怕
引起列强干涉而不敢贸然派兵赴朝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党起义。及至 6 月 初，李鸿章听信了袁世凯所谓日本“志在商民，似无他意”的错误判断，一
改往日的慎重态度，决意“遣兵代剿”。他令丁汝昌派海军济远、扬威两舰 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派淮练
1500 名分坐招商轮船赴朝，同时将出兵情况通知日本政府，并郑重声明，一 旦朝鲜局势安定，立即撤军。李鸿章出兵朝鲜，得到光绪的认可。光绪指示 李鸿章：
此次朝鲜乱匪聚党甚众，中朝派兵助剿，地势敌情，均非素习，必须谋 出万全，务操心胜之势，不可意存轻视，稍涉疏虞。派出兵练千五百名，是
否足敷剿办，如须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剋期续发，以期一鼓荡平，用 慰绥靖藩服至意。①这道谕旨不仅肯定了李鸿章“遣兵代剿”的决策，而且有
意“厚集兵力”，以期早日扑灭东学党起义烈火，维护朝鲜封建统治和中朝 宗藩关系。光绪和李鸿章的“遣兵代剿”，既粗暴地干涉了朝鲜的内政，又
给日本挑动战争以口实。
日本政府见其阴谋得逞，立即派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领“护卫队”800 人直趋汉城。接着大队日军在大岛义昌统率下，陆续拥到朝鲜。到 6 月 13
日止，在仁川登陆的日军已达 8000 人。日军基于吞并朝鲜、侵略中国的需要。 尽占险要之地，铁舰扼守仁川，陆军进占汉城。清政府出兵朝鲜“原为属国
定乱”，人数既少，又“专剿内地土匪”，并没有进驻汉城和通商各口，致 使中日抗争之始，日本就“著著占先”，中国则“面面受制”。
日本出兵朝鲜，引起清政府的强烈反响。李鸿章和总署采取同一步调， 分别与日本驻京公使和驻津领事反复交涉，强调中国按照保护属邦旧例，派
兵“戡定内乱”，日本不必特派重兵，更不宜进入朝鲜内地，以免别滋事端。 然而，日本断然拒绝中国方面的要求。
清政府在阻止日本出兵朝鲜失败以后，面对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军事对峙 局面，为了避免发生军事冲突，建议中日两国军队同时撤出朝鲜。日本政府
为了侵占朝鲜，破坏中日关系，向清政府提出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 政的方案。李鸿章经与总署磋商，电令驻日公使汪凤藻批驳日本的无理要求。
汪凤藻建议采取交通办法，“拟答四条：一，倭认韩为中属；二，华允倭会 剿；三，乱定照约撤兵；四，中倭皆不干预韩政，惟劝韩自行清厘”。对于
这种“以认属替会剿”的方案，李鸿章复电拒绝。他认为日本绝不会承认朝 鲜为中国属国，“徒说无益”。东学党之乱，即将平定，“实无庸多兵会剿”。
在他看来，惟有劝导朝鲜“以后自行整顿内治，彼此皆不干预，尚是正论”①。
6 月 21 日汪凤藻遵命照会日本政府。第二天，日本政府就向汪凤藻表示：“设 与贵政府所见相违，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②
清政府为了促使日本自朝鲜撤军，还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了一些努力。 李鸿章和总署认为，日本是以朝鲜“不办贼”“借口助兵”的，要使日
本撤军，中朝就必须切实镇压东学党起义。他们指示袁世凯“不必促倭退兵，
惟在催韩剿匪”，并饬令叶志超、聂士成“相机助剿”。在他们看来，只要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3，第 25 页。
①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3，第 19—20 页。
②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3，第 22 页。
能将东学党起义镇压下去，“俾外人共见，彼时约倭同撤，当较顺手。”③ 这是由于他们轻信了日本关于“俟贼全平再撤”的谎言，尚未识破日本的侵
略阴谋，因而作出此时日本“不敢遽谋吞韩”的错误判断的结果。
李鸿章和总署还天真地以为劝导朝鲜改革内政，是消除“倭衅”的“釜 底抽薪”之计。他立即指示袁世凯：“无论倭肯撤兵与否，韩必自将内政整
理，除贪、奖廉、恤民、察吏，庶旁人无可借口，务随时切劝。”①
清政府处理朝鲜问题，主要着眼于反对日本侵略，维护中朝两国主权， 同时也有保持中朝宗藩关系的意图。清政府为出兵朝鲜事给日本的照会中有
“保护属邦”字样。日本政府一面力图在军事上取得先发制人的优势，一面 胁迫清政府修改照会中“属邦”二字。李鸿章致电汪凤藻说：“我朝保护属
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 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②李鸿章将此意电告总署，
得到总署的坚决支持。日本政府见此计不成，便打着“维护朝鲜独立”的旗 号，胁追朝鲜否认中朝宗藩关系。朝鲜政府内部亲日势力迅速抬头。6 月 28
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照会朝鲜政府，质问朝鲜“是否独立自主的国家？”， 限期答复。李鸿章闻讯后，指示袁世凯：日本胁迫朝鲜“不认华属，断不可
从”，务必劝说朝鲜国王坚持定见，如果朝鲜国王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竟 认非华属，擅立文据”，中国定将“兴师问罪”。李鸿章的本意，是企图“以
此胁韩，勿令轻许。”③当时日本政府抓住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宗藩关系问题， 竭力破坏中朝关系，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本应顺乎历史潮流，主动废止中
朝宗藩关系，积极援助朝鲜独立自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结成中朝两国的 反侵略联盟。怎奈清朝封建统治者不识时务，抱残守缺，以致失掉朝鲜的友
谊，使日本得以售其奸。
当时清朝统治层虽然都主张“遣兵代剿”、中日共同撤军和保持中朝宗 藩关系，但是在通过什么途径避免中日战争、争取和平的问题上却存在着明
显的分歧。帝党主张一面备战，一面和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制止日本的 侵略；后党和李鸿章则倾向于和商，“以夷制夷”，对备战有一个从消极到
积极的转变过程。
李鸿章虽然早在 6 月 14 日就宣称入朝清军“此时防日较重于防匪”①， 把防御日本侵略提到首位；但对备战却采取消极态度，认为敌强我弱，“越
国进剿，毫无把握”。慈禧担心中日开战延误自己作寿和削弱后党权势，支 持李鸿章的主张。6 月中旬，汪凤藻、袁世凯皆请“厚集兵力”，遭到李鸿 章的拒绝。6
月 22 日总署电询李鸿章：“倭如添兵不已，我应否多拨以助声 势，望审筹酌办。”②第二天，李鸿章复电说：我若增兵，日本亦必添调，那
将如何收场呢！“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③但是，光绪却认为，“据 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辨，已属无济于事”。日本已派大军进入汉城，倘若
③ 《发北洋大臣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3，第 21 页。
①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3，第 25—26 页。
②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3，第 10 页。
③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3，第 28 页。
① 李鸿章：《复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第 1702 页。
② 《发北洋大臣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3，第 20 页。
③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3，第 21 页。
对朝鲜“胁议已成，权归于彼，再图挽救， 更落后著。”他指示李鸿章就“如 何及时措置”问题，“妥筹办法，迅速具奏。”④6 月 30 日李鸿章遵旨复奏，
一面表示日本遽以重兵胁韩，“倘至无可收场，必须预筹战备”；一面又说
“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海上交锋恐非 胜算”，陆军兵力不厚，“若令出境援朝击倭，势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
则处处空虚，转为敌所乘，有妨大局。”⑤光绪看后，非常气愤和不安，7 月
2 日再次降旨，指示李鸿章对“外援内防，自宜先事豫筹”，并责问说：“究 竟海军所练之兵各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
备战守者若干？”7 月 4 日李鸿章复奏说现有海陆军“守”尚有余而“攻” 则不足，如若“出境援剿”，就必须“备饷征兵”。光绪无奈，便于 7 月 11
日决定给李鸿章拔款 300 万两，令其“将战守一切事宜，随时妥为筹备，以 期缓急足恃。①
光绪指示李鸿章妥筹战守事宜，李鸿章就提出如何处理在朝清军问题。 当时驻军牙山的叶志超向李鸿章提出派军增援、撤军回国、“守此不动”等
上中下三策，请求裁夺。李鸿章斟酌再三，电告总署说：“钧署现正与倭商， 未便遵添大军，致生疑沮，上策似须缓办。其中策与袁道同见，前钧电有或
撤或移之说，鸿初虑示弱，惟所称军士露处受病实情，可否照办请速核示。”
②李鸿章虽因受张佩纶“先班师示弱以骄敌”思想影响而倾向中策，但却不愿 明言，因而特地电请总署核示。过了两天，光绪下谕，指出撤军“殊属非计”，
而“大举致讨，即在指顾。著李鸿章休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 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 以期迅赴戎机，毋致延误。”③
就在李鸿章有意撤回驻朝清军的同时，御史张仲炘上疏，抨击李鸿章“观 望迁延”，请“一意决战，以弭后患”。
7 月 14 日以后，中日关系急骤恶化，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日本驻华公使向总署呈送第二次绝交书，指责清政府要求日本撤军是“有
意滋事”，声明“嗣后因此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④面对如此严峻
局势，光绪和李鸿章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7 月 14 日光绪决意进兵，下谕说：日本以重兵胁制朝鲜， “和议恐不 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谋。”“著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
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水路叶志超一军，兵力尚单，须有继进之军， 以资接应。”①光绪过去倾向于实力备战以为和地，现在则转而“一力主战” 了。
。慈禧虽然不愿开衅生事，但却认定日本是个“小国”，堂堂中华岂能 容忍“小国”凌辱，因而在一定时期“主战”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时人说“西 后藐日而轻战”。
与此同时，李鸿章由于日本的咄咄进逼和清廷的屡屡切责，也开始从“重
④ 《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3，第 25 页。
⑤ 《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李鸿章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① 《军机处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等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4，第 18 页。
②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4，第 20 页。
③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瑜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4，第 27 页。
④ 《日本使臣小林照会》，《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4，第 32 页。
① 《军机处密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4，第 27—28 页。
外交轻军事”，转而积极备战了。7 月 16 日他遵旨派卫汝贵、马玉昆、左宝 贵率军入朝，进驻平壤。7 月 20
日，又拟雇英商高升等船，运兵赴援叶志超。 除了作军事上的准备外，李鸿章还企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
夷”，“始则假俄人为钳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②。他只看到列强之间的争 夺，却无视它们在对外扩张中的勾结，因而对列强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