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它们 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而在此时，如一度引
出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①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天皇降旨表示要严惩凶手，并特派御医前往诊治。伊藤、
陆奥亲临榻前慰问，并自动宣布除台湾、澎湖地区外立即停战，企图藉此稳 住清廷，避免列强干涉。可悲的是，李鸿章虽然看出自己受伤后日本“上下
礼谊周至，不过敷衍外面”，但他本人和清廷却都没有利用这次事件压制日 本争取外援的想法和行动，仍然把索取媾和条款放在首位。清廷天真地以为
日本“似尚有抱歉之意”。李鸿章面伤稍苏，即照会伊藤等，声称明日之会 不能躬亲，拟令李经方代往晤索议和条款。当得到陆奥关于停战的通知后，
“绷带外面仅露一眼”的李鸿章，“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一场风波，就 这样化险为夷了。
4 月 1 日，伊藤提出日本的媾和条款，要求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 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银 3 万万两；缔结新的通商
行船条约；开放北京等 7 处为通商口岸：日本臣民得在中国设厂从事各种制 造，并得输入机器等等。李鸿章随即电告总署，“请先核明代奏”；同时与
科士达密商，拟定答复“说帖”，“以赔费太多，让地太广，通商新章与西 国订约不符，委婉开导驳斥，累数千言”②，于 4 月 5 日送交伊藤、陆奥。陆
奥阅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份说帖“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他 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伊藤与陆奥商定，不同中国讲道理，只要
中国谈事实，这正是“胜于力而屈于理”的办法。4 月 6 日，伊藤发出照会， 胁迫李鸿章对日方媾和条款作出明确答复，“勿再延缓”。李鸿章电告总署：
①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 137—138 页。
② 李鸿章：《复译署》，《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 480 页。
日本“嫌（说帖）未说明所欲允之意，注意仍在让地、赔款两条实在着落。 若欲和议速成，赔费恐须过一万万，让地恐不止台澎，但鸿断不敢擅允，惟
求集思广益，指示遵行。”①
当时清朝统冶层对日方媾和条款，看法不一。光绪“意在速成”，奕、 孙毓汶等断言“战字不能再提”，主张割台保奉。翁同龢“力陈台不可弃”，
“恐从此失天下人心”，与世铎。奕“语不洽”。双方各执一词，光绪难 以作出抉择，便于 4 月 7 日电示李鸿章，说“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
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责令李鸿章“直抒己见”，
“不得退避不言”，并“先将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万万为断，与之 竭力申说”②。4 月 8 日，慈禧声称：奉天、台澎“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
战亦不恤也。”当然，慈禧此举，只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她并没有“撤使 再战”的决心。就在这一天，李鸿章遵旨复陈，主张割让奉天安东、宽甸、
凤凰、岫岩四厅州县及澎湖列岛，赔银一万万两。4 月 9 日李鸿章根据这一 设想，拟定和约修正案，交给日方。第二天，伊藤面交对中国修正案的复文，
要求赔款 2 万万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并蛮横地声称：日本条款
“已让至尽头”，中国“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③。他既不准置辩，又肆意 恫吓。李鸿章忍辱负重，哀声乞怜，而伊藤、陆奥却“乘胜贪横，悍然不顾”。
李鸿章深知日本“实非情理能喻”，急电总署表示：“鸿力竭计穷，恳速请 旨定夺。”4 月 12 日，光绪指示李鸿章再与伊藤“磋磨”，争取减少赔款，
“允其割台之半”，“牛庄营口在所必争”，“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 臣一面电闻，一面即与定约。”①4 月 13 日，李鸿章连复三电，一面进行威
吓，说日本已派兵赴大连湾，“若议不合，必至决裂”，进攻京畿；一面断 言“割台之半与之，亦必不允”，“实恐难望转圈”，日本“愈逼愈紧，无
可再商，应否即照伊藤前所改订条款定约，免误大局。”4 月 14 日光绪无亲， 指示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
约。”②
清廷和李鸿章是被迫与日本定约的。孪鸿章以为日本有意“急攻京畿， 以图要挟，故限期成议。”答应日本要求，“则京师可保，否则不堪设想。”
在清廷和李鸿章看来，“京师则宗社攸关”，要想保住京师，维持大清统治， 就只得忍辱负重，出卖民族利益，屈膝求和。他们曾经试图争取英。俄、法
等国出面干涉，压服日本。然而，事与愿违，盛宣怀电告李鸿章说：“此间 分询各使，均云并无出力相助之议。”③外援无著，又无劲旅保卫京畿，除了
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就别无他途了。
4 月 17 日，李鸿章与伊藤在《马关条约》上签字。《马关条约》正约共
11 款，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中国将辽 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 库平银 2
万万两，分 8 次交清；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① 李鸿章：《寄译署》，《辛鸿章全巢》（三），电稿三，第 482—483 页。
② 《译署来电》，《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 485 页。
③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① 《中日议和纪略》，第 29、19 页。
② 《译署来电》，《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 494、第 498 页。
③ 《津海关盛道来电》，《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 498 页。
日船可以沿内河驶人以上各口；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工业 品，并得免征一切杂税。双方议定 5 月 8 日在烟台互换批准书。4 月 18 日，
李鸿章自马关启程返国。船抵大沽，派人星夜进京，给总署呈送约本。李鸿 章至津，称病不出。4 月 20 日，他奏报谈判经过，一面为自己开脱罪责，说
什么“适当事机棘手之际，力争于骄悍不屈”，“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 复不能稍戢强敌之贪心”；一面劝导清廷发奋图强，认为“敌焰方张，得我
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深盼皇上振励于上， 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甚幸。”①
马关条约的签订，在全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各阶层人民悲愤交集，声 讨日本侵略罪行，抨击清廷和李鸿章的卖国行径。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
书，要求在拒和、迁都、练兵、与日本决一死战的基础上，进行资产阶级性 质的改革，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在清朝统治层中，内而宗室王公、
部院、谏垣，外而直省督抚、前敌将领，“莫不交章谏阻”，追究致败之由、 误国之责，把一腔怨愤几乎都倾洒在李鸿章身上，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
万口一词”的局势。他们既不敢正视腐朽的封建制度是万恶之源，又不敢抨 击真正的罪魁祸首慈禧一伙。他们对李鸿章的口诛笔伐，虽然有时意气多于
冷静的分析，难于对其作出全面的切合实际的估价，但却反映了朝野上下的 思想动向，表现了人们对战败乞和的愤慨和国运垂危的关注。
鉴于马关条约的流弊无穷和全国的抗议浪潮，清廷对和战问题，举棋不 定。光绪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翁同龢不赞成“毁约再战”，
但“力陈批准宜缓”，企图借助俄、德、法迫使日本放弃台湾和辽东半岛。 许多军机大臣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不足恃”。翁同龢、李鸿藻“力斥之”，
并在光绪面前“亦切陈之”。光绪欣赏此议，特派总署大臣往见俄、德、法 驻华公使，并电饬驻俄、法等国公使与所在国外交部密商。
4 月 25 日，光绪“命枢臣偕庆邸请见皇太后面陈和战事”，内监传懿旨：
“今日偶感冒，不能见，一切请皇帝旨办理。”①第二天，军机见时，传懿旨 说：“和战重大，两者皆有弊，不能断，令枢臣妥商一策以闻。”②27 日，
光绪亲自向慈禧“敷陈西迁之议”，慈禧“微笑摇首”，断然拒绝：“可不 必”。“和战之局汝主之，此则我主之。”③30 日，光绪命翁、李、孙等到
患病的奕家里会商，“令定和战之议”。孙毓汶“以所拟宣示稿就正”。 奕“以为是宣示者，俟批准后告群臣之词也，大意已偏在和字。④
李鸿章主张按期批准互换马关条约，反对“毁约再战”。清廷指示李鸿 章就割台、赔款问题电商伊藤“通融更改”，李鸿章断然拒绝，说自己作为
马关条约的签订者，不能“改议电商”，“以一口说两样话，徒为外人訾笑。”
⑤这里既有恫吓，又有推诿，而意在迫使清廷按时批准换约。 由于李鸿章不知光绪“是否批准条约，至觉惶恐。“于是委派科士达赴
京，“为这个条约申辩并催促批准。”科士达离津之前，在一个秘密会议上，
李鸿章向他详细解释军机处每一位的个性及其政治的环境。4 月 30 日科士达
① 《钦差大臣李鸿章奏中日会议和约已成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38，第 18—19 页。
① ②《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初二日。
③ 易顺鼎：《盾墨拾余》，《中日战争》（四），第 126—127 页。
④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⑤ 李鸿章：《复译署》，《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 509 页。
会见军机大臣，他后来回忆说：“会议的目的是要使军机大臣深知皇帝批准 和约之必要。我强调之点是：条约已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
因为在签字前每一个字都电达北京，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 假若他拒绝批准的话，那在文明世界之前，他将失掉了体面，对于皇帝的不
体面，军机大臣是应负责的。”①
面对着主和派和科士达胁追的光绪，本想争取俄、德、法的援助和刘坤 一、王文韶的支持，但结果却成了泡影。俄、德、法劝告清廷批准和约；刘
坤一、王文韶复奏说事关大局安危，应请军机大臣等通盘筹议，请旨定夺， 连口头主战的腔调都改变了；而高高在上的慈禧又一再推脱卖国罪责。在这
种情况下，光绪便于 5 月 2 日“幡然有批准之谕”②。当然，光绪是和着泪水 吞下这个苦果的。5 月 8 日清政府代表伍廷芳与日本代表伊东美久治在烟台
互换批准书。同年 11 月 8 日由于俄、德、法的联合干涉，李鸿章与日本驻华 公使林董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中国以银 3 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
7 月 29 日，李鸿章抵京。第二天“与枢臣同起召见。”光绪“先慰问受 伤愈否”，话锋一转，就诘责说：“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
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词甚凌厉”，李鸿章“亦引咎唯唯”③。 经过甲午战争，使李鸿章赖以支撑其权威的北洋海陆军溃灭殆尽，加之主和
辱国，群议指摘，帝党官僚乘机要求将他密召入都，勿复假以事权，后党要 员荣禄也指责他“误国”，“甘为小人”。据时人说，甲午前，慈禧对李鸿
章敬信。甲午后，慈禧信任奕励和荣禄。正因为这样，李鸿章人觐之后，便 被留在北京，奉旨入阁办事，从而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李鸿
章哀叹：正当自己在仕途上“一路扶摇”之际，“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 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
境所迫，无可如何。”④
① 《科士达外交回忆录》，《中日战争》（七），第 479、480—481 页。
②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③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
七「山穷水尽疑无路] 投闲京师
“生归困谗，威脱权劫”，这是李鸿章从日本议和归来后政治遭遇的真 实写照。
李鸿章曾说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 摇”。但甲午战争却使他从权力顶峰上滚落下来，奉旨入阁办事。所谓入阁
办事，就是仅仅保留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以全勋臣脸面。正像伦敦《特报》 所评论的那样：“和议既定，入阁办事，非尊之也；问之疾视中堂者，声势
正复赫奕，借此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①李鸿章在北京没有房 产，只得借住在贤良寺。位于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贤良寺，是由雍正时怡贤
亲王舍宅改建而成，建筑宏壮，层甍云构，地极幽敞，炉烟尽静，闲院飞花， 不仅环境优雅，而且近邻禁城，封疆大吏入觐者，多在此下榻。李鸿章“终
岁僦居贤良寺”，既不能预闻朝政，又时受政敌攻击，他的门生故吏，也纷 纷叛离。他为了保证自身安全和伺机东山再起，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
他很少外出访亲拜友，也不喜欢接待来访客人，“因而门户亦甚冷落”。从
“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一变而被投闲置散，犹如从云端跌落地表，他的 心情怎么能够平静呢？他感受到世态炎凉，忧谗畏讥，苦闷无聊。
李鸿章即使身处逆境，也仍然注意“养生之术”，保持在军营中养成的 生活习惯。每天 6、7 点钟起床，少许吃些早点后，就开始批阅公文，办理公
务，公余则随意看书和练字。他常常翻阅《资治通鉴》和《庄子》，前者意 在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借鉴，后者企图从道家经典中追求“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以期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从失势的苦闷 中解脱出来。他曾从曾国藩学习书法，推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妍美流便的书
法，此间每天临摹唐僧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帖，临过之后，细看默思， 力求神似。午间饭量颇大，无非山珍海味之类。饭后还要喝一碗稠粥，饮一
杯清鸡汁，过一会儿再饮一盅以人参、黄芩等药物配制的铁水，然后就脱去 长衫，短衣负手，在廊下散步，除非遇到严寒冰雪，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
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并令一个仆人在一旁记数，当仆人 大声禀报“够矣！”时，就掀帘而入，坐在皮椅上，再饮一盅铁酒，闭目养
神，一个仆人给他按摩两腿，很久才慢慢睁开眼睛，对守候在一边的幕僚和 仆人说：“请诸君自便，予将就息矣，然且勿去。随即上床午睡 1、2 小时。
当仆人通报“中堂已起”之后，幕僚连忙入室，同他说古道今。晚餐食量较 少，饭后让幕僚自便，“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这种生活规律，“凡
历数十百日，皆无一更变”。
当时在清朝统治层中疾视李鸿章的，主要是帝党官僚，时翁同龢“当国， 尤百计 龁之”。翁、李矛盾，不仅涉及政见之争，而且还含有私怨成分。
1862 年翁氏哥哥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内被曾国藩上疏严劾，受到远戍新疆的 惩处，据说曾氏上疏，是由李鸿章立稿的，出语惊人，无懈可击。翁同龢怀
恨在心，他以帝师之尊而为枢府大员，借机压制李鸿章，因而李鸿章“怨之 颇切”。翁氏虽然位尊权重，但却一直未能入阁拜相。因当时无缺可补，他
便产生了觊觎李鸿章缺位的想法。袁世凯投其所好，甘愿为翁氏火中取栗。 袁世凯是个“小人”，起初追随李鸿章往上爬，及至李鸿章失势，就立即改
① 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 19 页。
换门庭，竭力攀援李鸿藻、翁同龢、荣禄等达官显贵，以为进身之阶。一天， 袁世凯登门拜访李鸿章，稍作寒暄之后，就开门见山他说：
中堂再造元勋，功高汗马。而现在朝廷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 随班朝请，迹同旅寄，殊未免过于不合。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
一旦有事，闻鼓鼙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 方足见老成声价耳。
李鸿章越听越生气，未等袁世凯把话讲完，就大声喝止，痛加训斥说： 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 我开了缺，以次
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 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 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
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①袁世凯碰了钉子，“只得俯首谢过，诺诺而退”。
袁世凯走后，李鸿章还余怒未消，特向亲信幕僚倾吐心声： 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
夭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 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
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啰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 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翁同龢有意把李鸿章赶出北京，以便“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但结果 以失败而告终。李鸿章所以未被”放归田里”，主观上得益于曾国藩的“秘
传心法”——“挺经”，绝不奏请开缺休致；客观上则凭借于权势者们的支 持，慈禧、奕“眷念鸿章旧劳，始终欲保全之。”②
李鸿章虽被投闲置散，但每盱衡时势，既为自己洋务事业的破产而抚膺 叹息，又因无法挽救清廷的危亡而忧心忡忡。他对自己“一生事业”进行了
反思，似乎有意借鉴历史经验探寻出路。他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慨叹：“功计 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他环
顾左右，终于选定吴永作为宣说的对象。吴永（字渔川，浙江吴兴人）是曾 国藩孙女婿，时在李幕，被李鸿章“以通家子弟相待”，“晨夕左右，几逾
一载”。李鸿章经常与吴永枯坐庭院，“随意谈论”。他说：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 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
一时。如一间破屋，由浓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浓，
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 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
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原来被引以为自豪的北洋梅陆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触即溃的严酷现实， 使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办之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
“虚有其表”，外强中干。这种不幸结局，导源于“内外牵掣”，不能“放 手办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
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星”，及至“破屋”“真相破露，
① 永：《庚子西狩丛谈》，卷 4，第 114 页。
② 金夭羽：《安徽通志稿》，李鸿章传。
不可收拾”，怎好不从“破星”本身寻找原因，反而归咎于“裱糊匠”呢！ 李鸿章对那些“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的“言官”，深恶痛绝，每当说
及，即“以足顿地，若犹有余怒者。”他认为“言官制度，最是坏事”，明 朝之亡，就亡于言官。言官都是“少年新进”，不通世故，也“不考究事实
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 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现在办事，举步维艰，动辄得咎，
大臣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又不能坐以待毙，常常苦心孤诣，想出
“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官以为有机可乘， 就群起而攻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
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 步之可冀？”
李鸿章抨击“言官”并不是偶然的，他与其他同僚相比，被“言官”“弹 纠”的最多、最厉害，有的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认为自己所倡导的“和
戎”与“变法”之所以难于奏效，“言官”的阻挠破坏是一个重要因素。“言 官”问题，关键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制度。当然他全盘否定“言官制度”，
意气多于冷静分析，不肯反躬自省，而一味委过于人。“言官”虽有“摭拾 浮词”、“肆口妄言”、“党同伐异”、“受人请托”等等弊端，但也不乏
深切时政从实直陈者，对纠正失谬颇有裨益。
李鸿章曾批评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公开为恋栈苟安、争权夺势 的思想行径辩解。他说：“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
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 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①这表明李鸿章并不甘心久居散地，
热中于争取清廷的信任，东山再起，重游宦海。正如时人所说的：“李鸿章 叠经参劾之后，入居清近之任，不思引退，常恨失权，图度数月”。②1896 年 2
月陷于穷途末路的李鸿章接受了出访欧美的重任，新的使命使之萌发了 绝路逢生之感，他欣喜地说：
某当辞华赴俄之日，自知前半生行事，于此已作一大结束。 所谓“山 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诚为某今日咏矣。③
① 吴永：《赓子西狩丛谈》，卷 4，第 112 页。
② 李宗侗：《光绪中俄密约之交涉与签订》，《传记文学》，第 36 卷，第 5 期。
③ 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 178 页。
“老来失计亲豺虎” 李鸿章出访欧美，是由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决定的。 甲午战争改变了战前相对稳定的远东形势，加剧了列强对中国的争夺。
日本一跃而成为新的军事强国，挤进了帝国主义行列；俄国侵略野心迅速膨 胀，积极向远东扩张势力，日俄矛盾日益尖锐。英、日在共同对俄的基础上，
逐渐靠拢。由于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和中国的积弱，战后帝国 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地猛扑过来，出现了几个大国激烈争夺中国的局面。中国
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亡国大祸迫在眉睫。
90 年代初，俄国开始修筑横贯欧亚两大洲、西起莫斯科、东达符拉迪沃 斯托克（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企图借此在远东取得比其他欧洲国家
更大的优势，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1894 年西伯利亚铁路修 到外贝加尔地区，关于铁路走向问题，沙皇批准了财政大臣维特提出的横穿
中国东北的方案，因为这不仅可以缩短路程，节省经费，加快进度；而且便 于对中国和远东地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扩张。方案既定，便开始设法实 施。1895
年 6、7 月间俄国未经清政府同意，擅自派员赴中国东北勘测路线。
11 月，维特向中国驻俄大使许景澄提出“俄人集立一公司，承造此路，与中 国订立合同”的主张，企图以所谓中俄合办、“无碍主国事权”为幌子，诱
骗清政府上钩。不久俄国外交部电令其驻华公使喀西尼与总理衙门商办“公 司之议”。维特还奏准拨出“一笔适当的款子”，供驻华公使用以贿赂“清
帝亲信近臣”。但后来俄国考虑到北京众目睽睽，不利于秘密谈判，又恰值 沙皇尼古拉二世将要举行加冕典礼，于是便选定彼得堡作为谈判地点。沙皇
尼古拉二世加冕礼定于 1896 年 5 月举行，各国均派特使致贺，清政府拟派布 政使王之春前往。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闻讯提出抗议说：“皇帝加冕，俄国
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者方可。王 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堂（鸿章）耳。”1 月 24 日
光绪与翁同龢商讨此事。2 月 10 日奉懿旨，改派李鸿章为专使。
清廷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祝贺，不只是屈从于俄国 之请，而已是基于“联俄制日”的战略考虑。经过甲午战争，日、中两国朝
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崛起，一个沉沦，正在崛起的日本对日益沉沦的中 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旧恨新仇，使中国上下产生了强烈的仇日情绪。与咄
咄逼人的日本不同，俄国却干涉还辽于前，承借巨款于后，矫情千誉，阴怀 忮求。清朝统治者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感德望援，纷纷以“联俄制日”为言。
两江总督刘坤一认为“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俄国同日本存在 利害冲突，中国应因势利导，与俄国“深相结纳，互为声援”。湖广总督张
之洞认为与俄国立约结盟，是中国“今日救急要策”，他建议与俄国“订立 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是时，疆吏呼之于下，廷臣应
之于上。奕“主倚俄”，翁同龢也视联俄结援为必然。1896 年 2 月 16 日 翁同龢走访李鸿章，商谈密结外援事。面对国内出现的“仇日、联俄”的气
氛，素主亲俄的慈禧特派最早倡议“联俄制日”的李鸿章出使俄国，就成为 顺理成章的事了。
李鸿章奉命使俄，本来颇为“得意”，但表面上却又故作姿态，以年老 体弱、路程遥远、“傥陨越于礼仪，殊有伤于国体”为借口，竭力恳辞。清
廷自然不准，降旨慰勉。李鸿章装模作样，立即拜命，上疏谢恩，表示要“勉 竭愚诚”，完成使俄重任。
2 月 28 日慈禧召见李鸿章，两天后李鸿章请训陛辞，3 月 3 日离京南下，
3 月 14 日抵沪。当时，英、法、德诸国纷纷邀请李鸿章首先前往访问，以便 渔利。李鸿章也曾有过经由法、德转赴俄国的打算。但是，俄国担心李鸿章
首先出访法、德，有损于中俄交涉，便由喀西尼出面，与李鸿章商定路程： 乘法船从上海出发，穿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在埃及塞得港换乘俄船，由地
中海进入黑海，到达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然后乘车前往莫斯科。3 月 28 日， 李鸿章带领随员李经方、李经述、于式枚、罗丰禄、柯乐德（俄）、德璀琳
（德）、穆意索（法）、赫政（英）、杜维德（美）等 45 人，乘法国邮船“爱 纳斯脱西蒙”号，从上海放洋，开始了周游列国之行。李鸿章在上海临行前，
曾对来访的黄遵宪说：“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这既反映了 李鸿章的心声，又道出了清廷的意图。不求自立，而欲“以夷制夷”，其结
果必将为“夷”所制。沙皇根据维特的建议，对李鸿章来访作了精心安排， 特派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专程到塞得港迎候，陪同李鸿章一行，于 4 月 27 日抵
达敖德萨。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说：“顷抵倭德萨，俄水陆提督暨地方文武 接待甚恭。”俄皇令外部电催，“趁此暇日，先赴波得堡递国书接见。”沙
皇让李鸿章先赴波得堡，而不迳往莫斯科，是为了在举行加冕典礼之前着手 进行谈判，“因为在加冕礼期间举行谈判就很困难了。到那时，每天都会有
各式各样的庆典。”4 月 30 日李鸿章乘坐专列快车抵达彼得堡，住进巨商巴 劳辅的豪华私邸，从饮食到室内陈设，“无一非中国物”，巴劳辅“起居言
语，又无一不似中国人”。李鸿章“顾而乐之，几忘身在异乡。”沙皇指派 维特同李鸿章谈判。当时有人告诫维特说：“同中国官员谈判首先就是不要
着急，因为一着急他们就会以为是风度不好，什么事都要干得从容不迫，一 切都要遵从各种中国礼仪。”①维特终于把李鸿章推进了预设的陷阱。
5 月 3 日，维特向李鸿章提出“借地修路”问题，他把“借地修路”同 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联系起来，维特企图以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
的承诺为钓饵，来诱骗清政府对“借地修路”这种侵害中国主权的要求的让 步。他说：“本欲借路速成，藉纾倭患，今中国虽认自办，但素习颟顸，恐
十年无成。”②俄国可代荐公司承办铁路事宜。对于维特的要求和解释，李鸿 章提出了“种种异议”，指出：“代荐公司实俄代办，于华权利有碍，各国
必多效尤。”①维特主与李鸿章的初步谈判中虽然碰了钉子，但却从李鸿章的 谈话中了解到，如果他看到沙皇想修这条铁路的话，是会同意的。因此，维
特建议沙皇接见李鸿章。5 月 4 日李鸿章在皇村行宫拜会沙皇，“面呈国书， 宝星，并读颂词”。5 月 7 日，沙皇再次秘密接见李鸿章，“令带经方传话，
不使他人闻知。”沙皇把李鸿章引至便殿，赐坐畅谈，说：
我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 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
在沪俄华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 请酌办。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②
李鸿章在会谈后电告总理衙门，认为沙皇的主张比维特“前议和厚”。 所谓“和厚”云云，无非是指沙皇承诺“不侵占人尺寸地”、东省接路“由
①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第 40 页。
②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 643 页。
① ②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 643、644 页。
华节制”、援助中国对抗英、日而言。李鸿章相信了沙皇的承诺，在他的心 目中，作为国主，一言九鼎，怎能会骗人呢！从 5 月 8 日开始，俄国外交大
臣罗拔诺夫和维特一起，继续与李鸿章谈判。李鸿章将谈判情况随时电告总 理衙门请代奏，总理衙门内部多由翁同龢、张荫桓经办，会商奕、奕劻等，
请旨电示李鸿章。罗拔诺夫和维特秉承沙皇意旨，企图以签订“华有事俄助” 的密约来换取“东省接路权”。而李鸿章和清廷则主张“自办接路”和签汀
互助条约，以期确保路权和争取外援。罗拔诺夫和维特步步进逼，李鸿章节 节退让。他们之间的谈判，是从彼得堡开始在莫斯科结束的。李鸿章于 5 月
18 日到达莫斯科，随后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应邀“入宫庆贺”，
“居各国专使首班，颇蒙温语”，并被授予宝星“头等第二，大小两枚，皆 钻石密嵌”。沙皇对于李鸿章的接待，既优礼有加，极尽笼络之能事，又不
事张扬，以免引起外国的猜忌。维特说：在《政府公报》上，关于李鸿章的 消息最少，“根本没有提到他在彼得堡受接待的事，也没有提到他在莫斯科
受接待以及他在加冕典礼后受到接见的情况。”5 月下旬，李鸿章认为事已 至此，无法再争，致电总理衙门，说“时促事烦，求及早请旨，电复遵办。”
翁同龢、张荫桓同奕、奕劻、李鸿藻、荣禄等“会商联俄事”，“将所有 密电录稿公阅，遂议照办。即定议，乃拟旨一通。”28 日请旨允准，29 日翁
同龢亲至张荫桓处拍发电旨，既批准在条约上“画押”，又要对“约内字句” 作些改动。6 月 3 日李鸿章与罗拔诺夫、维特代表两国政府在《御敌互相援
助条约》俗称《中俄密约》上签字。维特在回忆录中叙述了当时发生的一个 戏剧性情节：由罗拔诺夫起草的《中俄密约》第一款，本来规定中俄军事同
盟要对付“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维特认为这会使俄国承担不必要的 风险，招致许多欧洲国家的反对。他向沙皇建议删去“或与日本同盟之国”
这几个字，沙皇表示赞成，并令罗拔诺夫照办。及至签字那一天，当双方代 表已经在桌旁就坐之后，维特突然发现正式文本上这几个字并没有删去，大
吃一惊，于是立刻将主持仪式的罗拔诺夫叫到一旁，小声告诉他这件事。罗 拔诺夫猛击一下前额，说：“唉，真糟糕，我忘对秘书讲了，忘记要他们把
这款改写成初稿那个样子。”不过，他终究是一位外交老手，具有随机应变 的本领。他看了看表，已经十二点一刻了，他拍了几下巴掌，有几个人进来，
他便说：“我们现在进餐！”接着他就对李鸿章和在场的其他人说“现在已 经过十二点了，让我们先进餐，否则菜就不好吃了，我们吃完后再签字。”
当大家去进餐时，他特地留下两位秘书，将条约文本作了必要的改正，这样 一来，餐后摆在桌子上的已经不是刚才那两份条约文本，而是有一款已作改
动的文本了。可悲的是，李鸿章中了维特和罗拔诺夫串演的江湖骗子式的“掉 包计”而丝毫没有察觉，立即在“改动的文本”上签了字。《中俄密约》共
6 款，主要内容是：日本如侵犯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时，中俄两国共 同出兵并互相接济粮食、军火；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舰开
放；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嵌。这个条约是俄 国精心策划的侵略阴谋和清政府推行“联俄制日”政策的产物，它使俄国在
中俄共同防敌的幌子下，不仅骗取了在中国东北建筑过境铁路的特权，而且 为其海陆军侵入中国领土开了方便之门。
据说在中俄谈判中，李鸿章步步退让并在密约上签字，同维特用重金贿 赂有关。俄国外交部前副司长沃尔夫男爵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说：“李鸿
章带着这个签了字的条约和袋子里的两百万卢布返回北京。在东方，良心是
有它的价钱的。”①罗曼诺夫在 1928 年出版的《俄国在满洲》一书中，说维 特答应“如果建筑铁路一事顺利成功，将付给他李鸿章三百万卢布。”在中
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华俄道胜银行董 事长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签署了一份《议定书》，决定拨出 3 百万卢
布作为“抵偿与中东铁路租让权有关的费用的特别基金”，俗称“李鸿章基 金”。维特奏明沙皇后，在《议定书》上写了“同意”二字。罗曼诺夫指出：
“议定书看来是在与俄国政府签订政治条约的第二天匆匆拟就的，以便至少 能让李鸿章对于所承诺的款项已正式确定拨出感到放心，虽然在议定书中没
有讲到向他李鸿章的付款问题，但李鸿章根据议定书第四款的意思可以相 信，‘拨款’将立即由银行‘作为修建费用’记入正在筹建的中东铁路公司
的帐上。可是，议定书在给李鸿章过目后立即被财政部收藏起来。”①《议定 书》原件尚存，真实性勿庸置疑，但其中并“没有讲到向李鸿章的付款问题”。
同时，当事人维特也矢口否认有向李鸿章行贿之事。
中俄密约签定后，双方秘而不宣。维特供认：“这一条约之所以保密， 是因为条约授权俄国通过蒙古和满洲修筑铁路，而这一权利直接来自俄国在
不幸的中日战争后给予中国的道义援助。这一条约之所以保密，还由于它在 同时也是一项对付潜在敌人日本的防御同盟条约，目的在于避免日本侵华事
件重演。”②清廷也电示李鸿章：呈览约本，要须慎密，“防传播生衅。”李 鸿章一面特派随员塔克什讷携带约本专程送回北京；一面对外极力掩饰，在
莫斯科时就对前来探询的英使“以谣言辟之”，并对一位法国人表白说：“至 于华之与俄，实无密约；惟交谊之固，则诚如胶似漆耳。”但是，世上没有
不透风的墙，当喀西尼就密约中有关“借地修路”诸事与总理衙门磋商细节 时，消息终于逐渐泄漏，引起外人揣侧和国人注意。上海《字林西报》伪造
了一份《中俄和约》12 条，称为“喀西尼条约”。山东巡抚李秉衡、河南巡 抚刘树棠上疏反对，指出该约“无非彼享其利，我罹其害”，“恐合纵之师，
不旋踵而即至”。当然，李鸿章对俄国的扩张野心，也并非是没有警惕的。 在签订《中俄密约》之后，李鸿章曾多次告诫过维特。维特记其事说：
我当时同李鸿章相处已经很熟了，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作为俄国 的朋友，劝俄国千万不要离开将来联接西伯
利亚大铁路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线南下，因为如果我们南下，就可 能掀起政治风潮，使中国人感到意外，而中国人根本不了解欧洲人，他们把
每个白种人在某种程度上都看成是不怀好意的，如果我们走这步棋，那么无 论对俄国还是对中国都可能招致意外的恶果。
维持声称李鸿章对他“讲这些话其实根本用不着”，因为他“过去和现 在都是和平思想最虔诚的信奉者。”他之所以要“提起李鸿章的这一恳切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