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出任总教习④，并推荐丁韪良充西学总教习。丁氏后来对人讲，“戊戌 举办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李鸿章对于裁并官职和添设制度局的态度，则多少反映了他对改革政治 体制的看法。因为裁并官职和添设制度局虽然并未触动君主专制政体，但却
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政体奠基铺路之举。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下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而
“所有各衙门一切事宜，当并归内阁六部分办，著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即 行分别妥速筹议”具奏。诏书既下，礼兵刑工各部观望吏户二部，而管理吏
部大臣徐桐、户部尚书敬信却持反对态度。李鸿章则遵旨会同其他内阁大学 土上了一折一片。他们既承议“裁并官职，诚为今日当务之急”；又以防止
“冒昧从事，致滋贻误”为由，力主采取“庶名虽改而实犹存”的方针。他 们根据典要，以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并入内阁，太仆并兵部，大理并
刑部，光禄、鸿胪并礼部；并建议将“所有裁汰之应升应转各员，应由吏部 查明，照例题奏，听候录用。其各项属员，亦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
隅。”①光绪从之，下诏准行。这类改革尽管如此温和，但是仍然遭到守旧派 的坚决抵制。陈夔龙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
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②
“开制度局而变法律”③，是康有为变法的政治纲领。康有为认为要变法 就必须于宫中开制度局总其纲，下设十二局分其事，各省分道设民政局，妙
选通才督办。他企图通过添设制度局和民政局，使维新派及其盟友参加中央 和地方政权。守旧派也十分敏感，认为“如是则天子孤立于上，内外盘踞，
皆康党私人，祸将不忍言矣。”①因此，设立制度局问题一经提出，就引起“京 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慈禧和光绪对此都十分重视，成为帝
② 李鸿章：《复院幕陈雨樵》，《李文忠公尺牍》，第 29 册。
③ 孙宝諠，《日益斋日记》，《梁任公年谱长编》（台湾版），上册，第 100—101 页。
④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151 页。
① 《大学士李鸿章等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 175 页。
②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485 页。
③ 《杰士上书汇录》，卷 1。
①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385 页。
后两党斗争的焦点。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在复奏中，用偷梁换柱的所谓“变 通办法”，否定了设立制度局的主张。当时军机处领班大臣是礼亲王世铎，
总理衙门总领大臣是庆亲王奕劻，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对于制度局问题的复 奏，是由奕劻和世铎分别领衔的，主要反映了他们俩人及其后台慈禧的意图。
但是，他们的复奏是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会议的结果，而李鸿章时为总 理衙门大臣，理应参与讨论，目前尚未发现李鸿章缺席或同世铎、奕劻发生
争执的记载。李鸿章在自己的奏疏里或与朋僚交谈和通信中，也均未涉及此 事。这似乎表明李鸿章在设立制度局的问题上，由于深知事关帝后、新旧的
权力再分配，尖锐复杂，动辄得咎，因而徬徨瞻顾，沉默不语。
李鸿章长期混迹官场，老成持重。当康有为向光绪称颂来华活动的伊藤 博文“为亚洲异才，请厚饩之，留备顾问”时，伊藤却在私下对李鸿章说：
“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 压其至矣。”李鸿章深以为然，说“侯言良是”②。李鸿章与伊藤的唱和，证
明他们一致认为维新派缺乏阅历，操之过蹙，失于急激，后果堪虑。后来， 李鸿章就更明确地把维新派的失败，归咎于“变法太急，用人不当”。
李鸿章在慈禧准备并发动政变时，既“未预机要”，又设法关照“新党”。 听说直隶八股士人阴谋刺杀康有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于式枚就劝康有为“养
壮上，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鸿章“则遣人慰行”。 慈禧训政，首先发难的是杨崇伊。杨虽系李鸿章的亲家，但他此举却并非出
于李之授意。9 月 21 日，慈禧宣布重新训政，幽禁光绪，下令捉拿康有为。 事前康有为秘密离京，乘英国船逃往香港，梁启超到日本公使馆避难，后在
日本人掩护下径赴日本。9 月 28 日慈禧下令杀害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 林旭、杨锐、刘光第，史称“戍戌六君子”。在此前后，慈禧废除了光绪在
“百日维新”期间所颁布的多数上谕，一些革新措施，停止执行。裁撤的旧 衙门，全部恢复。维新机构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止。政变发生后，张元
济去见李鸿章说：“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 和调和才是。”李鸿章叹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李鸿章既未参
予慈禧幽禁光绪的活动，又没有同情并设法救援光绪的言行，所以，其侄婿 孙宝諠说他“朝纲纷变，身居事外”。事后，他向慈禧表示：“废立之事，
臣不与闻”，公开剖白自己与宫廷权力之争渺不相涉。但是，当慈禧镇压维 新志士时，李鸿章却“言捕新党之谬”，并在暗中设法回护一些“新党”人
士。如张元济因参予戊戌变法而被革职，李鸿章既派于式枚慰问于前，又通 过盛宣怀安排工作于后。他对康有为、梁启超更是“另眼相看”。9 月 24 日
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及其随员大岗育造，酒行三巡，论及康有为事。
李：“康有为一人恐逃往贵国，倘果有其事，贵侯必能执获送回敝国惩 办。”
伊藤：“唯唯否否不然，康之所犯如系无关政务，或可遵照贵爵相所谕。 若干涉国政，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是办理，当亦贵爵相所深知。”
大岗：“请问康有为究犯何罪？” 李：“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 大岗：“据仆愚见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
地步，近日中国创行新法，大都出自贵爵相之手，乃历久未覩成效何哉？以
② 胡思敬：《戊戍履霜录》，《戊戌变法》，第 1 册，第 383 页。
无左右襄理之人耳。” 李：“诚然。”
大岗：“近日康有为所为之事，无非扩充贵爵相未竟之功，故愚意不着 令卒其业之为善。”
李：“洵如君言，康育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
①
这段对话表明，李鸿章对于康有为，与其说是执意要求引渡惩办，勿宁
说是寄予着希望，期待其日后完成自己“未竟之功”。慈禧诬蔑康有为是“乱 臣贼子之尤”，而李鸿章却只用“煽惑人心，致干众怒”3 个字来形容康有
为的所谓“罪状”。慈禧声称对康有为必须“极刑惩治”，而李鸿章却赞同 大岗关于“培植”康有为“以为振兴中国地步”的建议。在李鸿章看来，眼
下康有为还是个“书院经生”，缺少阅历，“了无异能”；此番逃亡在外， 如能认真研究西学，历练才干，将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会“大有作为”
的。李鸿章的此情此意，在他对梁启超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鲜明。1900 年梁 启超在《上粤督李傅相书》中说：
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 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
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 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 至再至
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 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②
李鸿章对康、梁既寄予厚望，又在慈禧面前敌作贬词。他对慈禧说：康、 梁辈“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慈禧问：“何外人庇之，
与予为难？”李答曰：“外人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敌容其驻足，然 终当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李鸿章的左右逢源，未尝不可看作是老官
僚的一种保存自己、掩护康梁的策略。1900 年李鸿章督粤路经上海时，曾与 其侄婿孙宝諠进行过一次有趣的谈话。
李：“奉懿旨捕康梁。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 说完哈哈大笑，随即问道：你是不是“康党”？
孙：“是康党。” 李：”不畏捕否？”
孙：“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 李：“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陛辞时，有人劾余为康党。”李鸿
章随即对孙宝諠讲述了召对时的情景。 慈禧拿着弹章对李鸿章说：“有人谗尔为康党。”李鸿章镇静地回答：
“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 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
听后，默然不语①。
李鸿章不仅回护了一些“新党”人士，而且还为其政敌张荫桓说情。张 荫桓不属于维新派，而是光绪的宠臣，“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权
在军机王大臣以上。”张亲英，李亲俄。9 月 7 日李鸿章突然被免除总署大
① 《辛傅相与月本伊藤侯问答》，《戊戌变法》，第 3 册，第 448 页。
① 孙宝諠：《日益斋日记》，《梁任公年谱长编》（台湾版），上册，第 100—101 页。
臣职务。据说这是英、俄争霸中国的结果。英使窦纳乐为了对抗俄、法、比 集团控制卢汉铁路，要索津镇等五条铁路的承租权。英国调遣海军军舰停泊
大沽，对清廷进行军事要挟。慈禧“闻有英师，大惧，即日逐李鸿章出总署”， 答应窦纳乐的要求，“英人始敛兵退”。李鸿章被逐出总署，本来是出自慈
禧的决策，但李鸿章却以为是张荫桓“从中作祟”，对他恨之入骨。慈禧发 动政变后，下令逮捕了张荫桓。李鸿章得知张氏被捕的消息后，就幸灾乐祸
地说：“不料张樵野（侍郎号）也有今日！我月前出总署，几遭不测，闻系 彼从中作祟，此人若不遭严谴，是无天理。”李、张矛盾是外交政策和权力
之争，与维新运动无关。李鸿章对张荫桓的垮台，虽然感到由衷的高兴，但 并未落井下石，反而通过荣禄向慈禧建议把张荫桓从死刑改为流刑。当然，
这并非出于李鸿章的恻隐之心，而是由于英、日公使对他施加压力的结果。
戊戌政变后，作为维新派首领的康有为、梁启超就对李鸿章在维新运动 中的表现作出了公允的评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
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 之洞辈，亦稍稍和之。”所谓“稍稍和之”云云，用词贴切，符合实际。康
有为致函李鸿章说：“昔者与公绸缪恩谊，助吾革政，虎率以听，荣禄相攻， 则入室告，八月出走，则遣人慰行，固感公相与之厚情，更深知公维新之同
志”①。李鸿章的这种态度，有利于维新，而不利于守旧，是值得称道的。帝 党和维新派把斗争锋芒主要指向外国侵略者和封建顽固势力，企图改革某些
封建上层建筑，以挽救民族危机和发展资本主义，这是顺乎历史潮流之举， 趋向改善的一个步骤或阶段。他们对洋务派李鸿章既因存在分歧而有所批
评，又因在变法和某些具体政策上相似或一致而企望其“转旋逆流”。这种 两面态度，植根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土壤里，反映了帝党和维新派的
阶级本质和维新运动的特点。
① 康有为：《上粤督李鸿章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 430 页。
八「秋风宝剑孤臣泪』 回光返照
“未预机要”，“杜门却扫”，这是李鸿章对自己退出总署、仕途受挫 之后政治境况的扼要概括，蕴含着无限沧桑、凄凉、哀怨的情思。李鸿章茫 然若失，11 月
13 日忽奉慈禧懿旨为勘河大臣，会同东河总督任道镕、山东 巡抚丁汝梅履勘山东黄河工程。
黄河自 1855 年铜瓦厢改道以后， 屡有溃溢，地处最下游的山东，灾害 尤甚。每当黄河决口之时，“水高数十丈，壁立而行，瞬息千里”，“田庐
漂没”，“浮尸蔽水”，凄惨景象，触目惊心。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政治腐 败，河工各员贪污盗窃，偷工减料，不肯认真治理。1898 年山东黄河决口，
寿张、郓城、历城、济阳、东阿、东平、肥城、长清等县受灾甚重，村庄多 被淹没。通过流血政变重新训政的慈禧，为了收买民心，稳定大局，装出一
付关怀民间疾苦、慎重河防的姿态，特地下偷著军机处会同各部大臣、都察 院等妥商善策，并派重臣李鸿章前往山东，履勘情形，通筹全局，拟定切实
办法。慈禧此举，同政敌排斥李鸿章也不无关系。吴汝纶看出了其中奥秘， 他对李鸿章幼子经迈说：“内意视河事为重大政事，有非我师莫属者，洒湛
澹灾，在此一举。”“师相秉节行河，亦似有忌者出之于外。”①让一位年近 八旬的老翁，在“时艰款继”的条件下，冒着“风雪天寒”，勘察“积弊已
深”之河工，清廷虽然堂而皇之地说什么“倚重”，实则却怀有“挫辱”之 意。李鸿章有鉴于此，具疏力辞，召对时又复面陈。他强调河工“积弊已深，
即使设法筹办，实恐无甚把握”，加之“年将八十，精力颓衰”，难胜艰巨。 但是，清廷不允，李鸿章只好“秉节行河”，借以表现自己老当益壮的心力
和超众轶群的才干。11 月 30 日，李鸿章出京赴鲁，12 月 11 日抵达济南。随
员中有比利时水利工程师卢法尔，李鸿章采纳他的建议，以黄河下游受病太 深，“决定采取西法，以测绘全河形势为先，以算学为本，研究河由何处而
生，水由何处而减，而探寻所以根治之法”。除派员赴上下游逐段测绘之外， 李鸿章还亲率卢法尔和周馥，会同任道镕，赴海口一带履勘。1899 年 3 月 21
日李鸿章与任道铬根据实地勘查，详细研究了古今治河之法，折衷众说，联 衔上《勘筹山东黄河会议大治办法折》，陈述了履勘情况和治理意见，提出 大治即根治办法
10 条。他深知黄河大治需时较长、用费甚巨，难于落实，因 而续奏《筹议山东黄河救急治标办法》，提出先培修堤岸、购地迁民、疏通
海口等应急治标措施，并代陈卢法尔所拟救急和治本之策。他认为卢法尔“拟 议大办，甚有条理，但款巨时久”，因而“奏陈以俟采择”。纵观李鸿章履
勘河工的经过和筹议情况，应当说是比较认真、务实的，从他出京视事到返 京复命，历时 4 个月，驰驱两千余里，不避劳苦，潜心筹划，拿出了远近兼
顾、标本兼治的通盘方案。这与那些浑浑噩噩、唯难是避、敷衍塞责、甚至 以河工为利薮、置灾民死活于不顾者相比，显然是略胜一筹的。4 月 1 日李
鸿章陛见复命，“仰蒙垂询河事及洋务甚详”。延议决定“先用救急办法， 剋日筹款兴工”，至于“大治”则拟分年筹办，并请简派熟悉河工大员督办。
李鸿章向荣禄推荐周馥为河督，为人所阻未果。廷议治标之款，也因户部拮 据而难以支付。既缺少熟悉河工大员督办，又不能如期加拨河工经费，因而
所谓治标云云，就势必流于空谈。李鸿章忧心忡忡，深怕“水旱之警”会激
① 《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 2，第 46 页。
起人民造反，动摇清朝统查河事竣之后，有将近 8 个月的时光，李鸿章“养 闲京国”，郁郁寡欢。9 月，其兄瀚章病逝，倍感悲凉。他对友人说：“忽
闻家兄之丧，天伦之哀，况在晚暮，深秋警节，弥益伤怀。”①11 月 23 日清 廷派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前往通商各埠考察商务。新的任命，虽然使他能够
摆脱“养闲”、“伴食”的处境，但终因无实可务、徒有空名而使之惆怅不 已。清廷起用李鸿章，虽然名曰“考察商务”，但实际上却是企图借助李氏
之手压制反对慈禧政变的力量。赞助变法的光绪被幽禁，推动维新的志士被 逐杀，业已在众多的海内外人士中激发了对慈禧的憎恨、对光绪和维新志士
的同情。然而，控制着中央政权的慈禧和顽固派，却得意忘形，继续倒行逆 施，一心搞掉光绪，以便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免受“归政”的威胁。起初
打算采取“谋害法”，宣称“帝病重”，英国驻华公使向清廷提出警告，并 派法国医生人宫验看。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组织保皇会，创办清议
报，揭发慈禧丑恶，歌颂光绪“圣德”，鼓动南洋、美洲、日本等处华侨纷 纷发电“请皇帝圣安”，要求慈禧归政。面对这种局势，清廷“特命李鸿章
前往各埠，宣布太后德意，及两宫和好，劝侨民勿听党人煽惑”①。12 月 19 日李鸿章尚未成行，就被清廷改任署理两广总督。
李鸿章署理粤督，是他积极争取外放和清朝统治层权力再分配的结果。 李鸿章不甘寂寞，幻想重温“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美梦。戊戌政变不久，
杨崇伊就上疏建议“宣召北洋大臣荣禄来京，以资保护”，派李鸿章“前往 暂行署理”，说李鸿章“究竟曾任北洋，各将领皆其旧部，紧要之际，似乎
呼应较灵。且李鸿章公忠自矢”②。杨崇伊为李鸿章谋求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的桂冠，反映了他的亲家李鸿章的心声。但是，慈禧却另有打算，她命荣禄
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授裕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各军仍归荣禄节制，以裕禄帮 办。李鸿章在幻想破灭之后，便屡求“贵幸倾天下”的荣禄为之说项。荣禄
与李鸿章，虽然不无分歧和矛盾，但是共同的政治倾向和相互援引则是他们 之间关系的主流。当时慈禧因谋害光绪计划受阻，决定改取废立法，命荣禄
从速办理。荣禄走访李鸿章，“深谈晚餐，屏退左右”，传达了慈禧废黜光 绪的旨意，表示“天位当易，唯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
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荣禄请李鸿章探询外国动向，李鸿章就乘机索取 粤督桂冠。他说：“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欲询，当授我以两广
总督”，届时外宾必来祝贺，即可顺便探询。荣禄点头称是，并得到慈禧的 赞赏，“乃命督两广”。外国驻华使节果然前来祝贺，李鸿章向他们提出废
立问题，他们表示：“理无干涉，唯国书系致光绪帝，今易帝位，是否继续 承认，尚须请示本国”①。外国公使暗示反对废立之意，荣禄和李鸿章也因担
心废立引起外国干涉和疆臣声讨而持异议。荣禄提出“立大阿哥，徐篡大统” 的方案，得到慈禧的赞赏和认可。
当然，慈禧派李鸿章督粤，既从属于情廷内部的权力之争，又基于扑灭 保皇党反抗怒火的需要。慈禧鉴于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在海外华商中活
动，“气势日甚”，深感不安。她认为海外华商大多籍隶广东，因而特派李
① 李鸿章：《复调署浙江长兴县正堂赵燧多》，《李文忠公尺牍》，第 32 册。
① 黄鸿寿：《清史记事本末》，卷 66.第 6 页。
② 《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 466—467 页。
① 章华：《语林》，《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321—322。
鸿章督粤，设法进行镇压。移督两广，对于李鸿章来说，则为他在年近八旬 的凤烛残年里，回光返暇般地重新焕发“政治青春”，提供了重要契机。所
以，李鸿章由衷庆幸，只经过短短 10 几天的准备，就于 1900 年 1 月怀着“一
息尚存，不敢不勉”的壮心，“着三眼花翎，精神饱满，极其喜悦”地登舟 南下，当月抵穗，20 日正式接篆视事。
饱尝了失势之苦的李鸿章，更加感到“权”的重要性。他决心把两广经 营成自己的巩固基地，因而缉捕“匪盗”（即所谓“刮地皮”），绥靖“治
安”，以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就成为当务之急。时任广东南海县令的皖籍 人士裴景福有一段生动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此事的重视。1892 年
冬，裴氏调任广东，路经天津，刚刚坐定，李鸿章就傲慢不恭地大声说：“汝 欲刮广东地皮耶？”裴氏没有思想准备。感到愕然。1900 年裴氏以南海县令
的身份晋见粤督李鸿章，双方进行了有趣的谈话：
李问：“汝再任首邑，政将奚先？” 裴氏一本正经地答道：“先刮南海地皮。” 李问：“十年尚不忘此语耶？”裴氏答曰：”公之命，公之戒也，敢忘？”
李笑着说：“地皮须刮得净。” 这次裴氏理解了李鸿章的用意。他说：“吾乡呼匪人为地皮，南海多匪，
公首重捕匪，故作是语。”①
李鸿章到任不久，便奏准恢复就地正法旧章以治“盗匪”，实行严厉的 镇压措施。4 月 1 日英国“长沙”号小商轮在西江（香山石歧河地方）被劫
掠。港英当局在擅自派遣兵轮前往之后，才通告李鸿章并要求派员“会剿”。 李鸿章闻讯后，立即派副将王得胜带兵轮赶赴出事地点，会同地方官兵缉捕
人犯，就地处死 3 人，并饬缉捕“余匪”。5、6 月间，广西南宁府属永淳、 横州和浔州府属武宣等地会党竖旗起义，李鸿章严饬地方官员和有关防营紧
急“剿办”，并派遣广西提督苏元春亲自督率，他随时过问情况，坐镇指挥。 由于及时部署和严厉镇压，有效地扼制了会党起义的发展。李鸿章还积极购
置军火，计划编练 2 万 5 千人的劲旅，以备“平乱”之用。由此可见，李鸿 章所谓“地皮须刮得净”的严酷性了。
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保皇党和革命党的关系，是李鸿章督粤期间所面临 的一个重大课题。它的复杂和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对付所谓“匪盗”。如
果说，李鸿章对一般“匪盗”采取赤裸裸的严酷手段，那么，他对资产阶级 保皇党和革命党所持的态度就要慎重得多，表现出相当强的策略性。大体说
来，李鸿章在就任粤督后的头 3 个多月里，以筹办保皇党问题为中心政务。 当时顽固派和保皇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清廷在任命李鸿章署理粤督的第
2 天，谕令各省督抚严密缉拿康有为、梁启超以“明正典刑”；及至李鸿章 接篆视事后 6 天，又下沼以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这是顽固派为消灭保皇党、废黜其“圣主”光绪所采取的重要岁骤。保皇党 人深感时局艰危，急谋对策。梁启超明确指出：“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
辈之责，急于星火。”①他同康有为密议函商，决定推进“武装勤王”计划。 他力主先夺广东，建立政府，争取外援，“抚绥内政”，然后挥师北指，“去
救皇上”。梁启超坚持取粤，势必同粤督李鸿章发生冲突。梁启超一面致函
① 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卷 3，卷 225 页。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2 册，第 202 页。
李鸿章，感谢他在戊戌政变后对自己的“殷勤垂爱”，劝他不要迫害保皇党 人，为慈禧作荆卿；一面写信给同党表示“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
宜设法图之。”②“肥贼”指李鸿章，“刘豚”指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 有土豪之称，曾包办“闱姓”（时粤垣一种官督商办的公开赌博，每届科举
皆以投考士子之姓氏为赌）多年，致使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败， 及官吏进退”，成为钱势兼备的士绅，李鸿章督粤时备加倚重和竭力庇护他。
1899 年夏秋刘学询经清廷钦派赴日，明为考察商务，实则前去谋刺康、梁， 后人李鸿章幕府，成为其机要幕僚。梁启超说：“刘豚为肥贼军师，必竭全
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因此必欲诛之而后快。自称“康 党”而又“奉懿旨捕康、梁”的李鸿章，既不敢违抗拿办康、梁的懿旨，又
不愿与康、梁彻底决裂，于是历史呈现出复杂的情景。李鸿章一面“奉职而 行”，逮捕保皇党人罗赞新等 3 人家属，并请英国外交部电饬新加坡、香港
总督及驻华各口领事查拿拘禁保皇党人，力图防止保皇党人以港澳为基地， 在广东掀起“武装勤王”风潮；一面“曲为保全”，预留地步。早在 2 月 11
日清廷就命令李鸿章铲平康、梁在广东本籍祖坟，“以儆凶邪”。但是，李 鸿章迟迟不动。3 月 26 日总署责问李鸿章：“平毁康逆坟墓一事，如何办理，
迅速电复。”李鸿章当即复电总署说：“新党”在香港订做“勇衣”、“战 裙”，“名为新党勤王，实欲袭城起事”，联系的“会目甚众”，筹集的“会
银甚巨”。“惟虑激则生变，平毁康坟似宜稍缓筹办。”慈禧对李鸿章的态 度颇为不满，常驻北京的李经述等闻讯后立即通报其父，说“内意甚忌‘新
党勤王’四字”，“深以缓平坟一语为不然”。事实确系如此，慈禧怒斥李 鸿章“语殊失当”，警告说“倘或瞻顾徬徨，反张逆焰，惟当李鸿章是问”。
李鸿章无奈，只得平毁康有为祖坟。不仅如此，李鸿章还暗中与康、梁书信 往来。他在接到梁启超信后，曾请他的侄婿孙宝諠代复一书。李鸿章还特地
“使人问讯”康有为。凡此种种，博得了康有为一分为二的评价：“公向来 既无仇新党之心，而今日乃有显仇保皇之事，在名义则不正，在时势则非宜”
①；并终于软化了梁启超的强硬态度。4 月 12 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说：“得 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至于刘学询，他们还是坚持除治，
不稍宽恕，认定“豚子不宰，我辈终无着手之地”，此事“与吾党绝大关系， 虽多费亦当行之”②。刘学询和李鸿章的地位与用处毕竟大不相同。并且，就
个人恩怨而言，康、梁与刘学询势不两立，因为刘学询一直自告奋勇充当谋 杀康、梁的凶手，而康、梁与李鸿章之间关系的紧张与缓和，则主要取决于 政治的需要。
李鸿章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的关系，颇为微妙，甚至富有戏剧性。 这主要表现在关于“两广独立”的筹议上。
李鸿章与孙中山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之前。1894 年 6 月孙中山 千里迢迢从广东赶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幻想借助李鸿章“仿行西法，以筹
自强”。孙中山所以寄希望于李鸿章，不仅由于李鸦章是洋务派的旗帜，号 称“识时务之大员”，坐镇北洋，遥执朝政；而且因为李鸿章是孙中山就读
的香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提倡西洋医学教育，主张“使西方科学之利
②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2 册，第 206 页。
① 康有为：《上粤督李鸿章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 429 页。
② 梁启超：《致雪君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2 册，第 238、239 页。
益，霑惠于中国医学之实用”。但是，李鸿章既未接见孙中山，也没有理睬 其书中主张。孙中山在上书碰壁之后，“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①，
始决志走上革命道路，创立兴中会，把推翻封建的清朝政府和建立资产阶级 共和国结合起来，并决定于 1895 年童阳节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
当时与孙中山有同邑之谊的刘学询“事先亦略知情”，特地向孙中山透 露广州有巨额“闱姓”饷银“大可取作军用，借以表示好感”②。孙中山在乙
未广州之役失败后亡命海外，积极争取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救国。1899 年 夏秋刘学询乘访日之机，在东京秘密会见孙中山，企图离间孙、康两派，并
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刘学询返国 3 个月以后，成为商务大臣李鸿章的部属。 李、刘合谋诱骗孙中山对付康有为，孙中山洞悉其奸，置之不理。李鸿章移
督两广后，刘学询作为心腹幕僚护持左右，在策划“两广独立”中主动为李 鸿章和孙中山搭桥。
1900 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带迅速高涨起 来。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锋芒直指外国
侵略者。外国驻华公使胁迫清政府扑灭义和团反帝怒火。清朝统治层从上到 下，对义和团一直存在着“剿”与“抚”的分歧。洋务派认为“‘助清’者
实为清优，‘灭洋’者益增洋衅”③。顽固派则表示“赞助”，企图控制、利 用义和团，“扶保大清不坏”。凌驾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的慈禧，在“剿”
与“抚”之间摇摆不定。
面对这种局势，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决定“布背水之阵，以求一战”。 孙中山明确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
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为此，孙中山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一面联 络三合会等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武装夺取政权；一面根据何启、陈少白的
建议谋求与粤督李鸿章合作，争取两广独立。5 月底 6 月初，“素与兴中会 关系密切”并与香港总督卜力“甚为相得”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向中国
日报社长陈少白献策，“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而由孙中山
“率兴中会员佐之”。陈少白深表赞同，立即函告孙中山。刘学询也闻风而 动，对李鸿章说：“如傅相有意罗致”孙中山，他“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
李鸿章没有明确表态，只是“颔之”而已。于是，刘学询便写信给孙中山， 说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孙中山虽然并不相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却认为”此举设使有成，亦 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其实，孙中山怀疑李鸿章是不无道理的。当时
义和团尚未大批涌入京师，顽固派尚未左右朝局，八国联军尚未组成，香港 总督卜力在外休修尚未介入。在这种形势下，说李鸿章“欲以粤省独立”，
于理于势，均属虚妄。直至 6 月 10 日即孙中山从横滨乘船赴香港的前 1 天， 李鸿章在接到赫德来电之后，才感到“大局危甚”。是日，赫德以“急密”
电通知粤海关税务司庆丕，让其“立即往访李鸿章，向他说明此间局势极端 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
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 帝国可能灭亡。 我请他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
① 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52 页。
② 冯自由：《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 77 页。
③ 《端中丞劝成秦民告示》，《庚子国变记》，第 231 页。
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①庆丕接电后立即去见 李鸿章，李鸿章“看了电报之后，很诀就了解了整个局势”，并立即按照赫
德的意见电奏清廷。次日，李鸿章致电盛宣怀哀叹“国事太乱，政出多门， 鄙人何能为力”，请他续报朝局近况。
在此之前，李鸿章企图罗致孙中山以消除武装起义的威胁是可能的，与 之合作搞“粤省独立”，却只能是刘学询和何启的想法。当然刘、何的这种
想法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广州和香港官绅急于防止变乱、安定秩序、维持 既得权益的反映。
6 月 17 日孙中山僧杨衢云、郑士良及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乘船抵达香港 海面。李鸿章派曾广铨率“安澜”号兵轮来迎，邀请孙中山、杨衢云 2 人“过
船开会”。这时，孙中山得到“香港同志报告，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 有设阶诱捕孙、杨之计划，更有谓刘实为主谋者，故不欲冒险入粤”，仅派
享有治外法权的宫崎、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三位日本友人代行赴会。当夜
10 点多钟， 宫崎等 3 人被接至刘学询的公馆，即时与刘学询开始谈判，曾 广铨担任翻译。谈判至次日凌晨 3 点结束，宫崎一行即时“乘暗夜回转香港”。
这次谈判事属机密，过后宫崎在撰写《三十三年之梦》
时，还说“这一段情节有些象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 言，深觉遗憾。”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证，宫崎等曾向刘学询表示：如果李
鸿章确盲诚意邀约孙中山参加广东独立工作，应该先做两件事，即保障孙中 山的生命安全、借款 6 万元（一说 10 万元）。刘学询请示李鸿章后，声称“一
切照办”，希望孙中山“早日前来共策进行”①。这时孙中山为一种怀疑、戒 备与希望交织的复合心态所索绕。当谈判结束宫崎等人乘军舰返回进入香港
港口时，孙中山的坐船“已经启碇，正向西贡开去”，宫崎等“挥帽呼叫也 没有人回应”。这显然是为了防止突然变故而有意避离，除此而外似乎没有
更合适的解释。但是他对谈判仍然抱有幻想，他在到达西贡之后立即致电刘 学询探问谈判情况，并致函在香港的同志布置“分头办事”①，即继续准备武
装起义和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然而，这时全国的政局和李鸿章的处境 却发生了重大变化。6 月中旬，八国联军直趋北京，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奋起
抵抗。清政府内部对内主“抚”对外主“战”的顽固派，压倒对内主“剿” 对外主“和”的洋务派，慈禧倾向顽固派，并于 6 月 21 日对外宣战。慈禧和
顽固派既想借助对外战争之名来躲过义和团锋芒的打击，利用义和团攻打使 馆区，强迫各国公使同意废黜光绪，另立溥儁，“大事既成， 虽割地以
赎前衍，亦所不恤”②；又想在对外战争的幌子下，利用帝国主义的屠刀残杀 义和团，把造反群众推入血泊之中。作为洋务派要角、拥有地方实力、距离
北京较远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在英国的策划下，经过盛 宣怀的穿针引线，与列强实行所谓“东南互保”，竭力镇压群众反帝斗争。
时势的演变一下子把李鸿章推到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廷先让他迅速来京，后 又根据荣禄建议调他为直隶总督、议和全权大臣，与清廷政策牴牾的诸多督
抚、将帅和宫绅鼓噪什么消弭“内乱外衅”非李莫属。香港总督卜力也开始
①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第 1 分册下，第 258 页。
①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190 页。
②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 1 册，第 50 页。
充当李鸿章与孙中山之间“诚实的捎客”。7 月 2 日卜力回到香港后，孙中 山的一个代表，大概是何启，就来与他联系，请他帮助促成孙、李合作实现
“两广独立”。他电告伦敦殖民部说，“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湖 南和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不排外，并且希望
在他们取得某些胜利后得到英国的保护。”李鸿章“正在向这个运动卖弄风 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7 月 13 日在得知孙中山一行正从新加坡
返回香港后，卜力又电告伦敦殖民部：“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总督缔结一项 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因为这可以保证“南方的安定”，
而“任何大的骚动都可能演变为一场排外运动”①。英国政府虽然同意港督的 意见，但是强调只有孙中山得到李鸿章的同意而回来的时候，才准备撤销驱
逐令。当得知李鸿章决意遵旨北上的消息后，从港督卜力到英国首相兼外交 大臣索尔兹伯里都通过英国驻广州领事劝告李鸿章重新考虑北上的决定，认
为“李鸿章留在广州，对和平事业最为相宜。”李鸿章客气地拒绝了这个劝 告，并询问路过香港时能否得到港督接见。卜力起初有意强行扣留李鸿章，
但因英国政府制止而作罢。卜力随即决定在李鸿章过港时作最后一次挽留。7 月 17 日李鸿章乘招商局“安平”轮离穗北上，经香港时，在盛大的仪仗队和 礼炮
17 响欢迎声中登陆，拜会香港总督及各国驻港领事。而在此前一天，孙 中山已返抵香港海面。香港警署通知孙中山：因对他的 5 年驱逐令尚未期满，
不准登岸。但港督表示，如果李鸿章答应了“两广独立”，即可允许孙中山 上岸并同李会谈。孙中山虽然推断李鸿章“既无主义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
察大局的见识，并且年已老迈，对功名事业早已看透，所以总督的劝止多数 不能为李所接受”；但是侥幸心理却又驱使他抱有某些幻想，误以为“这是
旱天一朵乌云”，“不能不预先考虑万一的可能性。”②因此，孙中山一面等 候着卜力与李鸿章会晤消息的致来，一面在船上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惠州起 义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