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完淳就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下慢慢成长起来。
祖母顾氏曾教育出了两个好儿子,自完淳出生后,又把心思放在了小孙子身上。她常不顾儿、媳的劝阻屈尊陪孙子玩耍,教他一些浅近的诗歌。嫡母盛氏对他更是小心照顾,疼爱有加。她虽然不如夏允彝那样严厉,却也非常严格。每天黎明即起监督完淳的学习,给他讲习诗书,同时送上精心烹调的饮食。晚上完淳休息时,她经常和陆氏一起照顾他入睡后才悄悄离开。
更多时候,这位通情达理、温柔大度的夫人则让完淳和亲生母亲陆氏单独呆在一起,自己去照看婆婆和亲生的女儿淑吉。
至于夏允彝,对儿子要求就更加严格了。再加上前面提到过的良师、亲朋的影响,天资聪慧的小完淳进步得很快。他“生有至性”(作者注:见《砥斋集》),即今天所谓“坐得住”,坐在书斋看书是他最大的快乐。小小年纪的他,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贪玩,却喜欢粘在凳子上煞有介事地拿着书一目十行地翻,虽然不能精通,却也乐趣无穷。即使在炎热的夏天,大家都拿着扇子乘凉,孩子们在水里嬉戏时,他也像块石头似的端坐在那儿,看书写字。嫡母盛氏心疼他,有时强迫他出去游泳玩耍,他却视玩耍为苦事,常常在敷衍地玩闹一会儿后就又跑回去看书。盛氏又要劝阻,夏允彝笑呵呵地对她摇头:“不要管他,让他去看吧。”
在这种大量读书,不求甚解的幼年教育方法下,夏完淳对诗词经义有了一种感性上的认识,5岁时初上私塾,很快便能讲解《四书》、《五经》,而且常常一语中的,能抓住书中的要点。他因为熟读经史,所以常常大胆地在文章里谈论古人得失,而不像一般孩子那样人云亦云,盲目崇拜。这一点倒是继承了祖父夏时正小时候“诘问塾师”的胆量和精神,也深得父亲夏允彝的赞赏,认为他不死读书,没有沾染八股习气,路子是对的。当时夏允彝的好友,即完淳后来的老师陈子龙常常到夏家来玩,见完淳童年老成,颇为可爱,便常常逗弄他,和他争辩书中的疑难问题,有趣的是,一开始陈子龙只是出于游戏之心,想和孩子开开玩笑解闷,谁知完淳却十分认真而且精通学问,常常扬着小脑袋一字一句地反驳,弄得陈子龙无话可说,未免有些尴尬。这以后,陈子龙对完淳刮目相看,再也不敢轻视,并以能做他的老师而自豪。夏允彝的几社朋友们更是惊奇万分,敬称完淳为“小友”,视之为同道中人。
松江一带的文人们对于完淳的才华是领教敬佩了,但还有些别的地区的人看完淳年小可欺,总要拿他当成一个小玩具来戏弄一番。对于那些喜欢戏弄自己,不尊重孩子人格,不对自己平等相待的大人,小完淳也颇有些自己的整治方法。虽然他体力、年龄都不如对方,但“狡辩”的才气却常能保护他在大人的调笑下不是像当时一般的孩子那样无话可说,听凭戏弄,而是勇敢地用聪明为武器进行巧妙的“不见血”的回击。
有一次,苏州昆山的葛靖调带着一个姓龚的朋友来看望夏允彝。恰巧夏允彝外出,两个人不免有点扫兴。夏完淳一听说父亲的朋友来了,忙规规矩矩地穿好会客的衣帽,出来热情地迎接两位叔叔。两个人正在沮丧间,见完淳胖乎乎的挺可爱,就想逗逗他取乐。
当时夏允彝常常应朋友之约帮他们写些文章,葛靖调就问完淳:“你父亲最近怎么那么喜欢裁剪哪?”完淳不知其故,急忙认真地询问。葛靖调忍笑说:“要不是这样,为什么总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哪(指为别人编稿的事)?”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完淳见他们嬉皮笑脸的样儿,气也来了,但按规矩又不能在长辈面前动怒,只见他大眼珠一转,有了主意,站在那儿毕恭毕敬地答道:“可不是,幸好有那未去葛龚者,得稍遗一二耳。”二人一听,不禁愣住了。
原来,这里面有个典故。东汉桓帝时,有个在政府做事的人,请别人为他写一篇交差的奏记文。那人也不会作,便给他出主意说:“从前梁国有个叫葛龚的,会写记文,你直接抄他的文章就行了,不用再做。”谁知这个府吏粗心大意,在抄葛龚的文章时竟把葛龚的署名也照抄不误。府公大惊,气急之下把他开除。因此当时有人说:“作奏虽工(好),宜去葛龚。”此刻完淳把这个典故用上,表面看来是谦称父亲像那府吏一样用那葛龚的文章来替朋友写稿,深层的意思则是借文字的多重含义来嘲讽葛靖调和他的龚姓朋友,葛、龚二人是“未去葛龚”(即在这儿呆着不走)的两个人。完淳对父亲的两个朋友当然没什么恶意,也只是和他们借典故开个玩笑,但用意就在于告诉他们,不要以为我小,就可以在我面前嘲讽我的父亲,我是不好欺负的!结果葛靖调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闹了个没趣。两个人不但不生气,反而对完淳有了新的认识,知道了他的厉害,从此也再不轻易戏弄别人家的小孩子了。完淳以他小孩子的机智,捍卫了父亲的尊严。
像这样利用自己对历史典故熟悉而反攻得胜的例子还有许多。因为长幼有序,封建时代儿童的地位是不高的,因此一些好开玩笑的长辈常常利用孩子幼稚,又不能反抗的弱点来对他们加以戏弄,引以为乐。完淳却不甘心受这种欺辱,而是用自己的巧智争回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赢得了大人的尊重。小时候的经历告诉他:畏惧退缩是没有用的,只有自强者,才能获得胜利。逆境是可以克服的,只要你拥有实力。
当然,实力的获得并不仅在于对历史典故的熟知和利用上,这只是小技末道,在完淳看来算不了什么,他希望在真正的“学问”上来赢得更大的尊重。因此经过磨练,在六七岁时,这个“总角小童”便可洋洋洒洒写出数万言的诗赋古文来,而且“下笔立就”,“奇丽可观”,于是,惊叹不已的人们又送他一个美号“圣童”。老儒生陈继儒在《夏童子赞》里称许他:“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
在现在看来,这似乎是天方夜谭,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不要忘记夏完淳有那样得天独厚的成长环境,正如周汝昌先生感慨的那样:“要相信古人中是有天才的。”初唐四才子之一的王勃不也是在七八岁时就诗词赋精通了吗?孩子身上的潜力是无穷的,而这个年龄又正是他们智力发展的黄金时期,只可惜现在有太多的家长并不真正严肃地对待这一个“小孩儿时期”。
儿子有了这样闪光的灵感,对他人的成就都“有片善,称之不容口”的夏允彝自然是鼓励有加的,但他也并不是一味的称赞,而是在肯定儿子的才华的同时注意指出他的不足,并且把他当成大人平等看待,让他时时参与自己和朋友们的活动。几社同仁开会时,完淳便也常常坐在叔叔伯伯们中间,仰着小脑袋静静地听他们纵谈天下大事,痛骂朝中奸臣。加之奶奶、姐姐以及嫡母也常常教他《满江红》、《正气歌》等爱国诗歌,使他小小的心中除了做学问,成功名外,更多了一点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崇祯十年,夏允彝与好友陈子龙同时应试成功,做了进士,并上北京接受了皇帝的亲试,名列三甲。
消息传来,夏家上下一片欢腾。如果凭心而论,夏允彝与陈子龙对那种腐朽的、摧残人才的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是并不欣赏的,因此有人就称他们的几社是“以才情坏八股(见《南吴旧话录》)”。但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而且依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又太少了。
如果想立功名,想做清官为国出力,就不得不通过八股“破题、承题、起讲”的那些关口,不得不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以对付考题中那些断章取义的古怪句子,这又是士子们唯一的选择。对夏允彝来说,国家现在已处在风雨飘摇的时期,处处捉襟见肘,千疮百孔,不但面临清军的威胁,还要应付国内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而当时的官员又多为阿谀奉承、互相倾轧、腐化消沉之辈。在此时获取功名,固然可以光宗耀祖,但更重要的是,终于通过了这千百个像父亲夏时正那样有才华的人都没能挤过的独木桥——科举,可以借此跳板来完成自己“兼济天下”的抱负,为国家出一点微薄之力。这也是父亲,一生被科举制度所困,被迫隐居乡里的夏时正对儿子真正的心愿。
这次赴京给夏氏父子留下的,除了光荣与赞扬外,还有另一种难以忘怀的印象,对天真的小完淳那6岁的,时常做着玫瑰色美梦的心来说,也是一个重重的打击。在第一次走出书斋,走出江南,和父亲奔赴京城的漫长旅途上,完淳看到了许多平时在温暖的书房、亲戚家中,奶奶父母的羽翼保护下看不到的外界的残酷现实。当时河北大旱,山东又闹蝗灾,许多饥民被迫流离失所,卖儿鬻女,一幕幕景象惨不忍睹。
完淳的老师陈子龙在这一时期写下的《小车行》、《卖儿行》,给了他强烈的教育。《小车行》中那含着血泪的诗句:“小车班班黄尘晚,夫为推,妇为挽。出门茫然何所之?青青者榆疗我饥。愿得乐土共哺糜。风吹黄蒿,望见垣堵,中有主人当饲汝。叩门无人室无釜,踯躅空巷泪如雨”。使他感到了为人民呼吁的必要性。人民的困苦,生活的不公使这个生长于父母关爱,亲友鼓励中的孩子警醒、惭愧。尤其是在赴往北京的轿中,他看到路边许多和自己年龄一样大的儿童因为穷困而倒在地上,身上的衣服褴褛不堪,简直就是一堆破布片;有的头上插一根草绳,呆滞地望着过往行人,期望着被人用几串铜板买去好让贫穷得身无长物的父母吃上一顿稀饭;一些面黄肌瘦的大姑娘被论斤卖,他们那一双双迷茫、痛苦的眼睛是那么刺着身穿暖衣,坐在轿中的小完淳的心!特别是后来到了京城,目睹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看着达官贵人们沉醉于舞榭歌台、灯红酒绿之中,全不顾百姓死活,大肆挥霍的情景,又使他小小的心灵中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困惑与思考!
在北京期间,按照惯例,夏允彝经常带着6岁的完淳一同拜见京城名流、文坛领袖。其中有一位钱谦益在当时大名鼎鼎,尽管此公在后来投靠了清朝,晚节不保,但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威望的,特别是他和南北文坛都有很深的交往,因此新科举人、进士在进京时都把拜会他作为一条必经之路。对于跟随父亲前来的6岁小童夏完淳,他非常喜欢,主动写了一首《赠夏童子端哥》的诗送给小完淳,在诗中称赞他的天才是“若令酬圣主,便可压群公”,视之为一代英杰。
虽然其中不乏吹捧的痕迹,但完淳的聪明早熟在此也可见一斑。一个文坛盟主能亲自为一个6岁的孩子写赞诗,这在当时是成年人都要羡慕不已的事情。
身在嘉善的岳父钱彦林一家闻讯后,自然和松江的夏家人一样兴奋不已,夏完淳和钱彦林的女儿钱秦篆是由父母“包办”订的亲,虽然两个小孩还不懂儿女之情,但钱家已把夏允彝的这个宝贝儿子当作爱婿看待了。女婿童年有才,钱彦林自然高兴,不但钱彦林高兴,他8岁的二儿子,即前一章提到的,和完淳同享神童之誉的钱默也为“妹夫”的才华而兴奋不已。
惺惺惜惺惺,出于对完淳的敬爱,这个也年仅8岁的少年挥笔写下《神童赋》,神童为神童作赋,在当时传为佳话。赋的前言一本正经地写道:“《神童赋》,为妹婿夏端哥赋也。年甫六龄,善慧深睿,解经论史,妙通义致,赋以赠之。”正文一开头就洋洋洒洒地称赞:“西极青真,东王小童。绛河行肃寥之卫,青裙拜木父之宫。璇游久览,琅唱时崇;霜玄夜结,雾紫朝空。”此赋虽不免有堆砌词藻之嫌,但思致之奇,文字之美,是许多大人穷尽一生也难以做到的。身在京城的完淳看到这篇表扬文章,顿时坐不住了,直想立刻回到江南,去见见这位与自己同样有才的“大舅子”。正好在这时,夏允彝的任命也下来了,他被授为福建长乐县知县,而好友陈子龙则作绍兴推官。两个人接受了任命,急忙拜别京城的朋友老师,收拾行装,准备回家安排一下家小,就立刻上任,“不负明君”,为国家实实在在地去做一点事情。
心里装了许多问号与沉思,又急切地想回到南方故乡的夏完淳便又随着父亲、老师一起离开这后来再也没能重游的雄伟壮丽的京城帝都,过黄河,下长江,回到了松江。
一跨进家门槛,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奶奶房中去看最疼爱自己的奶奶顾氏。这时顾氏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但一见到从京城,天子脚下“载誉而归”的小孙孙,顿时精神抖擞起来,把他拉在怀里不住地打量。到京城去了大半年的小完淳,似乎少了几分顽皮,多了几分沉郁,身体也比从前壮实了一些。只见他穿着新做的小袍,红扑扑的脸上,一双机灵的黑眼睛闪着沉思的光彩,依在奶奶怀里像只小猫一样活泼可爱。顾氏抚摸着他毛绒绒的头发,眼眶不由得湿润了。尽管她一直以坚强明智、教子有方享誉乡里,也轻易不动感情,但人老了似乎特别眷恋天伦之乐。看着这稚气未脱,却又已露峥嵘的争气的小孙子,老人不由得悄悄拭去了蕴积多载的泪水。敏感的完淳一下子就察觉到了奶奶的激动,他昂起头,吃惊地问:“奶奶,你哭了?”顾氏忙向他泰然地笑笑,喃喃地说:“奶奶是高兴。”
这时,完淳的嫡母盛氏陪着刚刚放下行装的丈夫夏允彝进了屋,已年过40的夏允彝急忙跪在母亲脚前施礼。这边,小完淳早一头扎在了嫡母的怀里。盛氏抱着他的脸不住地亲吻,母子俩笑作一团。过了一会儿,盛氏拉着完淳走到门边,轻声说:“完淳,快见见你娘,她这些天想你,眼睛都哭肿了。”完淳这才发现,他的亲生母亲陆氏正怯怯地依在门边,瘦削的脸上,一双显得特别大的眼睛里露着热切的神情。
完淳心中顿时涌起一阵酸楚,跑过去叫了一声“娘”,便忙把头埋在陆氏的裙子里,生怕别人看见他的眼泪。
陆氏低头抚摸着他的身体,头上那浓厚得似乎要掉下来的发髻随着窄窄的肩膀一起微微地抽动。盛氏在一旁百感交集,不由得也抽泣起来。
过了一会儿,奶妈也抱着完淳的两个妹妹过来问安。这两个妹妹都是陆氏所生,其中最小的那个就是夏惠吉,此时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完淳正在逗弄妹妹,忽然看见一个纤弱的白色身影也向这边缓缓移来,仔细一看竟是姐姐淑吉。淑吉身穿白衣,面容憔悴,见到他时忙强笑着,却显得不太自然。这时夏允彝也从屋里出来了,淑吉忙上前拜见,一声“爹”才出口,已是热泪横流,周围的人也忍不住痛哭失声。
完淳这才发现姐丈侯文中并不在场,再一看姐姐穿着孝服,才惊悟原来姐丈已。姐丈的才华一向是他十分敬重的,姐丈对他也十分喜爱,常常在他到嘉定侯家玩的时候指点他文章,没想到他竟这么年轻就死了,而且留下二十出头的姐姐和小外甥侯檠这一对孤儿寡母。
对于姐丈的悲惨命运,他从大人的议论中也略知一二,姐丈有一种类似于今天的神经痛的毛病,因为病痛,思路常常被阻塞,课业均不理想,家人按照一般的思路,还以为他是因为贪玩荒废了功课,对他常常责怪。侯文中在病痛中倔强地挣扎,终于以极大的毅力在秀才考试中成功,家人欢庆万分,却不知他已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了。姐姐淑吉嫁过去后不久,就发现丈夫经常疼痛得不能吃饭,惨叫连绵,十分难过,但不懂医道的公婆还以为儿子发了狂疾,请庸医又延误了诊治。等到姐姐力请到好大夫来看时,姐丈已如一盏耗尽了油的灯,静静地闭上了那对未来充满期待的眼睛。
临死前,他烧掉了几乎所有他既爱,又深恨的诗文稿,只留下数十束在剧痛难忍时用头顶着书桌,用血与泪艰难地写下的文字一家人痛苦万分,然而悔之晚矣,姐丈就这样在无穷的期待和伴随终生的病痛中艰难地去了,留下年轻的寡妻和幼小的儿子独守空闱。多年来,成就功名这个目标不知造成了多少哭与笑的悲剧!然而,又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是悲剧!这是非常复杂的,不能改变的事实,即使明智如夏允彝者也不能免俗。再想到一生为功名所困的祖父夏时正,还有身边许许多多有才无命的叔叔哥哥,以及那些赴京路上看见的连书都不能念上的小朋友完淳的小小心灵中不觉涌出种种难以排遣的对命运的恐惧,对人的怜悯以及不可名状的强烈悲伤,这使得他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他这一哭,正在悲痛落泪的大家反倒清醒过来。姐姐先抹干泪水,过来把他搂在怀里,强作平静地说:“今天父亲和小弟归家,本该快快乐乐的,是我不好,惹得大家难过。夫君的死是天命,不可强求,好在我还有疼爱自己的公婆父母,有儿子陪伴,大家不用为我难过。来,父亲,小弟,到花厅去吃饭吧。”盛氏也忙进去搀扶低头不语的婆婆,一家人这才擦干了眼泪,默默地沿着那条几代人都熟悉的小路向前走去。
夏允彝父子回家后,很快便忙得不可开交。夏允彝的几社朋友天天都来看望他,和他谈论国家大事及今后每个人的去向,并表惜别之情。由于完淳这次在京城也轰动一时,大家对他更是青眼相待,每次父亲的朋友来他都要相陪,与叔叔伯伯们抚掌谈论政局,简直成了个小大人。不过最令这个小大人高兴的还是,大妹妹(后来不幸早死)的“未婚夫”贤哥也随父亲来家里玩了。
贤哥大名叫顾家骏,和端哥夏完淳是私塾同窗,如今又由父母作主成了他的妹婿,这和夏完淳是钱默的妹婿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时完淳的大妹才二三岁,家骏也只有六七岁,来夏家根本不是为了看“未婚妻”,而是来看自己的同学好友夏端哥的。完淳还没顾得上去看大舅子钱默,就碰见了妹夫顾贤哥,自然也十分高兴。两个小孩在一起看书讨论,琅琅的童声常常传到书房外面。
有一天,那位曾写诗称完淳“包身胆”的78岁老儒生陈继儒闻声来看这两个小家伙,并给他们出了几道难题,两个孩子聪明外露,对答如流,让老儒生感慨万千。他抚摸着两个小孩的头,语重心长地说:“聪明,是灯烛的光芒,智慧,是日月的光芒,你们要哪样?能言的人,志在功名,立志的人,志在世道,你们要哪样?小孩有大人的规模,是春天行冬天之令,大人像小孩一样天真,则是冬天行春天之令也。冬令肃穆,春天有生气。你们又要哪样?”两个小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由得都哈哈大笑,学着和尚的样子向老人行礼道:“善哉,善哉!”
这时正好夏允彝从窗口经过,急忙进来问好。陈继儒拉着他的手,感慨道:“贤侄啊,我活到78岁,从没见过真正的神童、圣童,只是在书里看见过记载。
今天我是见到了!国家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就要靠他们这些未来的栋梁之材了!你要用心栽培呵!”说完又深情地拍拍完淳和贤哥的头,这才感叹而去。两个孩子目送着他的身影,才不由得细细回味起他刚才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话来。夏允彝转身看着儿子和“女婿”,叮嘱道:“刚才老先生只是鼓励你们,千万不要得意忘形,听见没有?”两个孩子忙低身回答:“是。”
在家乡的日子没有呆多久,夏允彝就要起程赴福建长乐县了。对于完淳的教育,他一直不能丢弃,终于决定干脆带儿子一起去福建,让他接触社会,增加阅历。对于这个决定,家里的老母、夫人虽然都有些舍不得,但从完淳未来的前途着想,也就忍痛同意了。
毕竟让完淳跟在父亲身边,开开眼界是最好的出路。
就这样,完淳含泪拜别了白发苍苍的奶奶、嫡母、生母,两个妹妹(姐姐淑吉已回婆家),跟着爸爸又一次踏上了征途,只不过这次不是北上京城,而是南下福建。
走出很远时,他每次回头,好像还能看见奶奶由嫡母搀扶着站在院子里不忍离去的孤独身影。马车在蜿蜒的小道上越走越远,这身影也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渺小。嗒嗒的马蹄声清脆地敲在青石板的路面上,一下,一下,又一下,就好像一把小锒头打在完淳被眼泪与亲情浸泡得湿透了的心上。完淳不由得叹息一声:奶奶啊奶奶,从此关山千里,江河难渡,我何时才能再见到您慈祥的身影?
7岁的完淳不知道,这次告别就是他和奶奶的永别。从此,他再也没见到过亲爱的、坚强的,给了他童年教育的奶奶,这位教育了两代英才的杰出的中国妇女。
在赴福建上任之前,夏允彝带儿子先顺路到嘉善亲家那里拜谒了钱彦林。那天风清日暖,钱彦林正坐在绿竹扶疏的后花园里,听家养的小戏班唱《牡丹亭》,自己也不时兴起随着那清婉的曲调款款吟唱几句,颇为得意。忽然在这时见到德高望重的亲家夏允彝和久盼会晤的“爱婿”完淳,不由得又惊又喜,忙叫人匆匆撤了戏换上酒席,又叫两个儿子出来相见。
夏允彝看见亲家这副狼狈相,不由得暗暗发笑,忙上前阻止。
好一阵忙碌之后,钱氏父子及夏家父子才坐定下来。夏完淳终于见到了那位写赋夸赞他的大舅子钱默,不由得欣喜若狂,忙拉着他的手,和他谈起文学来。
钱默年长完淳两岁,却显得比完淳瘦削,白净的脸上,一双女孩子般多愁善感的大眼睛流露着忧郁、惆怅的神情,和神采飞扬的完淳形成鲜明对照。而坐在一旁的大哥钱熙则风姿玉立,性情沉稳。完淳很快就喜欢上了钱熙,又和这位大哥兴致勃勃地攀谈起来,顿感相见恨晚。
趁着三个孩子谈天时,和夏允彝说话的钱彦林也在偷偷打量未来的女婿。只见小完淳天庭饱满、秀目长眉,举止端庄有大人气,言谈中又露着豪情,真是前途不可限量啊。钱彦林不由得为女儿高兴。
他看得发了呆,连夏允彝正在和他说话也没听见,还在心里得意于自己的英明之举。这时,正在谈天的完淳忽然转过脸来,瞪着大眼睛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尊敬中又不无试探地问:“今日世局如此,不知丈人所重何事?所读何书?”这样大的问题突然从一个小孩口中问出,一下弄得毫无准备的钱彦林张皇失措起来,平日的风流潇洒劲儿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支吾了一会儿,只得急中生智地答道:“我的所重所学,和你父亲差不多。”总算应付过去了。完淳问完后,照样神态平静地吃菜聊天,这样的问答在他来说是常有的事,而钱家上下却被惊动了。钱熙、钱默兄弟都吃惊地望着这个不但有文采,还关心时事的妹婿,钱彦林则把夏允彝悄悄拉到一边,拭拭头上的冷汗说:“允彝兄,还是你教子有方,我领教了!”夏允彝憨厚地一笑,说:“令郎也很出色啊。”钱彦林摇头:“他们才华或许不差,但论起对时务的兴趣来,就差多了!”
由于旧时代男女授受不亲,完淳未来的妻子钱秦篆并没有在酒席上露面。不过,当完淳父子拜别钱氏父子,出门离去时,细心的完淳却忽然发现在东厢房的一角,月亮门的粉墙外,一个比自己略矮一点的小姑娘,身穿一身淡青色的衣裙,隐在长廊的柱子后面,微露出半个头来,用好奇的眼光偷偷打量着他。这时夏允彝在前面催他快走,他只得匆匆回身跟在父亲后面,把这个神秘的躲在回廊后的小姑娘留在了自己身后。
对于他们来说,再一次的相见则是在漫长的十年后,洞房花烛夜时了。那时侵略者的炮火已经燃遍了江南大地,钱夏两家都加入了抗清的队伍,也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了即将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当然,这是现在的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过的。
夏允彝到长乐县后,开始废弊兴利,大刀阔斧地进行自己的改革计划。他的治理方针的中心内容就是“用古教化”。因为他是个主张复古的人,对人民,他反对使用苛捐杂税,提倡“抚慰弱,煦煦如家人”
的民本主义思想,力求达到孔子所说的“大同”境界,即用古人的方法,来治理明朝末年的社会。
由于他廉洁无私,又通晓经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更由于他善于判决疑难问题,一时间长乐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百姓个个拍手称快,连其他地方的人也跑来请夏大人裁决纠纷,无不满意而去。
这时的完淳,才名也更加响亮。他9岁时,父亲夏允彝曾把他写得比较好的诗歌收集起来,为其印了第一本诗集《代乳集》。亲戚朋友争相阅读,夸奖他是少年奇才。老师陈子龙欣赏完淳的才华,在和朋友编当代名人诗歌选集时,特意把完淳的几首诗也搁在后面,表示了极大的赞赏。一时间,完淳的才名风行江南,又一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面对耀人眼目的名声,九岁的完淳曾不免有些得意。许多所谓的神童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放松要求,停滞不前的。但好在他的父亲、奶奶以及老师都堪称优秀的教育家。尤其是奶奶顾氏,这位被称作“有大过人之识”的老人尽管心中高兴得像吃了蜜,心里却惟恐孙子会被早来的荣誉冲昏头脑,立刻来信谆谆叮嘱他要戒骄戒躁。父亲夏允彝在一时的兴奋后也渐渐平静下来,不再夸赞儿子,而是又开始督促他刻苦攻读。老师陈子龙也不时写信来教育他要继续学习。在大家的帮助下,完淳很快就渡过了这一关,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怎样帮助父亲处理政务,造福百姓上。
当时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任总兵统辖福建附近海域。此人的表现与他的儿子可是大相径庭,他性情勇猛,小时候就是个泼皮,后来流浪到日本成了海盗领袖,盘踞在福建、台湾一带,掌握来往日本及南洋群岛海上的航程,横征暴敛,目无王法。崇祯初年,他接受了明朝的招抚,官至都督总兵官的显位,照样无法无天。夏允彝的前任们对他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对新来的小小知县夏允彝,他更是不放在眼里,照样纵容手下为所欲为,但他没有想到,秉公执法的夏允彝要拿他开刀了。
郑芝龙有一个部将,守卫澳门一带海域。他曾接受了一个商人的贿赂,放那商人出入自己守卫的海区,但又起坏心杀死了那商人,夺取了他的财物。这事被商人家属告到了夏允彝那里。允彝自然将这个部将绳之于法。郑芝龙忙气冲冲地带人来找夏允彝说理,一时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夏完淳当时正在屋里读书,听到前面的喧哗忙悄悄跑出来,躲在柱子后面,害怕地看着父亲一人应付那些身强力壮的武将。夏允彝却一点也不害怕,他先请郑芝龙坐下,叫人恭恭敬敬地奉上茶,这才缓缓说道:“作为一个澳门地区的守卫者,此人夺取海上商人的货物,已属不该,更何况他还假借大帅您的威名来做这样的事,就更可恶。当然,您郑大帅肯定是不会纵容他做这样的事的,而他却违抗了朝廷与您的旨令,不但玷污了朝廷的法纲,也败坏了您郑大帅的名声。这样的人,您说该不该法办呢?”一番软中带硬的话顿时说得郑芝龙哑口无声,只得恶狠狠地瞪他一眼,无可奈何地离去。一行人刚刚走出门,完淳就奔出来扑到父亲面前,敬佩得五体投地:“爹,您真行!”
夏允彝和善地微笑着,抚摸着儿子的头,说:“道理虽然在我们一边,但对待那些以权势武力压迫我们放弃道理的人,只有既勇敢又懂得智谋的人,才能取得胜利,你说对吗?”完淳想起自己刚才的胆怯,不由得惭愧地低下了头。父亲的勇敢与临危不惧的气节,给了他很大的教育。从此以后,他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面对险境时的勇敢精神。
不久,夏允彝又碰上了棘手的案子,这次并没有牵扯到达官贵人,而只是发生在平民百姓之间,但案情扑朔迷离,就像一团迷雾般无法鉴别。案子是这样的:某村有一个人出外经商,却久久不归,后来同村人偶然在深山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家人便来夏允彝处告状,说和此人一起经商并向他借了钱的两个同伴有杀人之嫌。夏允彝考虑到借贷的钱数很少,断不应为了这一点点钱就弄出人命,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他仔细审视两个嫌疑犯,发现两个人的长相大为不同,一人长得聪明漂亮,另一个却显得憨头憨脑,而且满头满脸的斑痕。他开始怀疑到后者的妻子。他思考了很久,决定采用心理战术。他派人秘密召来后者的妻子,对她严厉地说:“我夜里做梦,上天托梦告诉我,杀人者身上有斑痕,而且是其妻蛊惑他所为。你不要隐瞒,赶快交代吧!”这女人被当头一棒击得目瞪口呆,只得把所有情况都老实交代出来。原来,她讨厌丈夫的丑陋和憨傻,而喜欢上了那个长得漂亮的丈夫的同伴。谁知他们的奸情被那位借钱给两人的商人无意中发现了。为了杀人灭口,她和奸夫立下借刀杀人的诡计,鼓动傻丈夫去和那人吵架,傻丈夫一时怒起,杀死了那人。他们原以为此事做得天衣无缝,就是查到罪魁祸首也与己无关,没想到夏允彝聪明绝顶,一下子就看出了破绽,不得不认罪伏法。此案一破,当地的罪情顿时减少了许多。人们传颂着料事如神的夏大人,品行不轨者听到夏大人的名字都心惊胆战。夏完淳完完整整地参与了父亲破案的全过程,不但学到了判决疑难的本领,更学到了父亲的细心、沉稳,也明白了做一个朝廷官员所肩负的责任。他开始更加成熟起来。
当时夏允彝不但要受理各种各样的新案件,还要处理前任留下来的许多疑难案件,忙得顾不上吃饭睡觉,完淳不忍心看到父亲操劳,便常常帮助父亲整理积压的卷宗,和父亲一起分析其中的案情。有一个案子是这样的:福建多山,游客上山不便,需要有人抬他们上去,于是堪与业(即抬滑杆)就应运而生。由于竞争激烈,这些等在路边拉游客的劳动者之间常常会发生争吵。其中有发生斗殴的甲乙二人,争得最厉害。乙有一个儿子,天生疯癫,乙的侄子便给乙出坏主意说:“反正你的儿子也治不好了,不如杀了他来诬陷甲,这样又省掉了负担,又除掉了仇人,何乐而不为呢?”乙竟依计而行,杀死亲生儿子去报官,诬陷甲有杀人嫌疑。当时的知县察觉到乙的诡计,准备逮捕他下狱。乙恐惧万分,为灭口又杀死了给自己出主意的侄子,并把这罪行也推到了甲的身上。甲气急不过,竟也派一个要饭的老妇人到乙的家门前讨饭,并按甲的布置故意惹恼乙。乙果然恼怒,痛骂老妇,老妇便一头撞到台阶上死了。甲便也诬陷是乙杀死了老妇。此案牵涉众多,案中有案,夏允彝的四界前任都无法弄清,有的前任竟为此而伤神吐血,可见此案的难度之大。夏允彝到任后,深知破此案对安定人心的重要,便和儿子一起整理分析那堆满了一车的关于此案的资料,下到偏僻多蛇的山村去寻访证人,寻找罪证,呕心沥血了一年多,终于把案情弄清,使两个犯法者均低头认罪,闽中百姓惊称他为“神人”。
从此各地有案情不能决者都跑来找夏大人受理,夏允彝不忍推托,都一一接受下来,他还自创保甲制度,把责任下放到每一个甲长那里,同时又严申必须察有实据,一时间政绩传遍海内。
人民的生活有了起色,县里的财政也渐渐丰盈,而夏允彝父子的生活却仍旧保持在一个非常清贫的水平线上。在微薄的俸禄中,他既要抽取一部分奉给母亲,分给妻子,又要给完淳置办书籍,还要经常接济穷苦百姓,因此这个一县的父母官竟常和儿子只以一点盐浸的豆豉下饭,并吃得津津有味。完淳在松江老家时,由于奶奶、母亲的精心照顾,再加上家里又有田地可产粮食,因此伙食还是不错的。到这里后,天天和父亲吃着极简单的,不合胃口的饭食,却没有任何的怨言。因为他看到父亲已年过四旬,却过着这样清苦的生活,“不改其乐”,即使被朋友看见了自己的窘况,也毫无愧色,照样神态泰然,再想到历史上不重衣食,只重学问的颜回那样的书生,想到那些一生两袖清风,身居高位却心忧百姓的官员,不但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在许多同龄的官员之子都过着衣轻裘、食珍馐的日子时,自己能有这样的锻炼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好事。不是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吗?那么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为了使远在松江的家人放心,他每次写信回去时,都说自己生活得很好,衣食无忧。夏允彝看见儿子这样懂事,心中高兴万分。
这一对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像一对朋友般生活于异地的夏家父子,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富于情感,具有想象力的这对传统文人时时能在日常的,别人认为苦不堪言的平淡日子中发现乐趣和诗意。
一日,朋友送给夏允彝一坛美酒,允彝忙叫儿子去找一个酷爱饮酒的叫林无功的人来家共享美酒。等完淳拉着林无功兴冲冲地回来时,才发现桌上除了一坛酒外,只有一点点咸菜孤零零地摆着。原来夏允彝这个月的俸禄除买米后,只够再买一点咸菜了。夏允彝见林无功站在那儿呆愣的样子,急忙把他拉过来,笑呵呵地说:“无功,你知道吗?隋朝的时候有个叫王无功的人,本朝呢,还有个叫祝无功的人。祝无功这个人很聪明呵,他说古人是穷得袖子上露出窟窿,脚后跟露出袜子都能从容对友,不以外表上的寒酸为耻,这才叫有风格。可现在的人呢,宁愿家里穷得叮当响,身上也要穿着好衣服招摇过市,宁愿让穷困的亲戚饿肚皮,也要以好酒好菜来款待客人。他们说这叫脱俗,可我看这是庸俗,是并不真正把朋友当兄弟看的表现。今天我请你来喝酒,是把你当真正的兄弟来看待的。请坐吧!”林无功被夏允彝一番真挚的话打动了,急忙坐下来。完淳给他倒上酒,他一饮而尽,大呼:“好酒,真好酒也!”三个人谈论古今经史,谈论朝野大事,民间疾苦,不觉就着咸菜喝了一杯又一杯,那苦涩的咸菜在他们嘴中,竟然比鲈鱼羹、菰菜条还要美味百倍。因为那是有无穷的雅趣与妙语作佐料的呵。三人从下午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宾主都感到十分地畅然,最后尽欢而散。
就这样,夏完淳父子在偏僻的,一般人引以为苦的福建长乐县舒适、自由地生活着,物质上极端匮乏,精神上却极其丰富,朋友们的友谊,书本的知识,给正在成长的完淳以极大的滋养。
时光流逝,5年悄然过去,长乐县完全变了样子,家家夜不闭户,生活安定,丰衣足食,夏允彝也成了远近有名的“夏青天”。
到夏允彝以民治闻名天下时,完淳也已长成了一个12岁的少年。自7岁上来到长乐,5年来他随同父亲体察民情、受理案情,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中,开阔了眼界,对社会的底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也明确了身上的责任。他暗自发誓:将来要做一个父亲那样的人!思想的成熟使他不再动辄为文学上的一点才华而沾沾自喜了,他的心,已放在了整个天下,整个知识界上。通过随父赴京所见和在福建5年的磨炼,他对社会民生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亟盼自己赶快长大,好像父亲一样得到功名,然后利用这功名换来的官职推行自己的措施,造福天下百姓,也造福像祖父、姐丈这样被封建科举制度深害的读书人。他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在那颗少年人的心灵里,有着多少宏伟的抱负和热切的、对振兴祖国的希望呵。如果天假以年,如果不是生在国难当头的明末,谁能说他不会是又一个王安石,又一个于谦呢?
5年来,居于东南沿海一隅的夏允彝以他的辛勤工作,终于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崇祯十五年,吏部尚书郑三俊向皇上推举天下廉洁奉公、才干超群的知县七人,夏允彝名列榜首。正在为国运衰亡弄得焦头烂额的崇祯闻讯大喜,亲自用御笔把这七人的名字写在皇宫的屏风上,表示极大的嘉奖,同时又召见了这七位英才。夏允彝的沉稳神情和超群才干,使崇祯及文武百官大为赞赏。大臣方岳等人极力向皇帝推荐这乱世英臣,崇祯也决定破格对夏允彝实行提拔,委以大任。在长乐县的百姓们闻此消息,又喜又悲。喜的是夏大人终于有了被朝廷赏识的机会,悲的则是夏大人此一去不会再来,长乐县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父母官!
当地士绅百姓集体捐钱,为他立了一个生祠(即为活着的人立的祠堂),这是极大的拥戴与热爱,是人民盼望清官、好官的强烈呼声。
夏允彝即将受命于危难之际,就要更好地发挥几十年来蕴积的才华,最大程度地实现他为国尽忠的理想了。这也是封建时代许多正直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
他的心中,充满了希望。
谁知就在这时,噩耗传来,夏允彝的母亲,完淳的祖母顾氏不幸因病去世。夏允彝父子悲痛欲绝,匆匆奔回家乡松江料理后事。崇祯闻讯也感到十分可惜。
因为在封建社会,父母去世,儿女要在家乡守三年的孝,不能出来做官。崇祯想委任夏允彝以大任的念头自然只能作罢,而这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已逼近了京城,明朝江山即将土崩瓦解,他自然也无心再管此事,而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抵抗李自成大军的事情上了。
风雅倜傥的少年夏完淳就这样陪伴着悲痛的父亲允彝回到了家乡。此时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是大雷雨即将到来的前夜。一个大变动的天崩地坼的时代正缓缓地在他们,在所有人的面前拉开帷幕。
他的至此为止还是一帆风顺的、平静美满的少年时代也将要在此帷幕拉开时提前结束,悲壮的、血雨腥风的日子将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