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岁寒松柏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农民领袖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大军像一股强烈的劲风吹到了北京，势如破竹般地冲破了一切抵抗，浩浩荡荡地进入了明朝的首都北京。崇祯在煤山吊死，明王朝灭亡了。

在很短的时间内，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便控制了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农民军命令明朝贵族、官僚交出巨额赃款，并严厉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大官僚、大地主，一时间穷苦百姓拍手称快。

然而，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及官员阶层闻听此讯却悲痛万分。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苛求。因为对士大夫来说，忠君和爱国是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忠君观点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支柱，没有它，夏允彝、夏完淳以及封建时代一切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就无从论起。这种局限性也给了清朝统治者以借着代行讨伐的口实，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建立清朝政权的策略得到成功。

对于在家服母丧的，曾被崇祯皇帝赏识，并破格提拔的夏允彝来说，明朝的灭亡、皇帝的自杀都给了他极大的打击。丧母、丧君，刚刚有了点成绩的仕途又无路可走。一时间，他恍若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他曾去找老朋友史可法商量兴复明朝的事情，决心变卖家产，组织军队反击李自成的政权。然而，虽然许多封建士绅、官员渴求恢复明朝江山，但被苛捐杂税所苦的老百姓们却更为“开大门，迎闯王（即李自成），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歌谣与传说而感动。闯王不收苛捐杂税，开仓济贫的事迹早已在大江南北流传开来，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人民盼望着能为自己出头的政权。因此夏允彝又常常感到复明的艰难。父亲夏时正隐居终生的道路在向他招手，他有心不事“逆匪”，保全自身的“清白”，像父亲那样在诗与酒中痛苦地度过下半生的光阴。

而对血气方刚的14岁少年夏完淳来说，虽然在福建度过的5年时间里，他也看到了许多朝廷的腐败，人民的困苦，感到了困惑和迷茫，但在他心目中，这并不是明朝统治者的错，更不是整个封建王朝不可避免的缺陷。他只想在长大成才后做一个清官，任命贤能，去除赃官，帮助皇帝重振江山，造福人民。他的思想，还不可能到达那么高的高度。因此他和一些同龄的少年如朋友杜登春等人自称“江左少年”，组织“少年得朋会”，上书缙绅40家，乞求这些叔叔伯伯们起兵讨伐“诸贼”，还在聚众哭祭自杀的崇祯皇帝时起草了一篇《讨降贼大逆》的檄文，言辞激烈，感情充沛。

北方的形势瞬息万变，当南方的夏完淳他们还在热切商量着怎么重建明朝江山时，吴三桂已引着清朝大军进入了北京城，势力越来越强大的北方清廷曾以八旗不足6万人，加上蒙古和汉军八旗最多也不过20万人的兵力，战胜了10倍以上的明朝官军，十分剽悍雄健，又由于当时清军统治者多尔衮采取了“任贤以抚众，使之近悦而远来”的拉拢、分化、瓦解明朝官僚地主的政策，使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一大批卖国求荣的汉奸成为了清军入侵中原的引路人。李自成被迫撤离才占领了40多天的北京。民族矛盾迅速取代了曾沸腾一时的阶级矛盾，上升到了首位。

消息传来，江南的人民又一次极大地被震惊了。

随着这消息进入大家耳中的，还有当时随着明朝的灭亡而被显露出来的一部分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的杰出将领与广大战士的英勇功绩。熊廷弼、袁崇焕为保卫疆土最终被清廷施了离间计，死于崇祯刀下；把守沈阳、辽阳的袁应泰，“兵尽矢穷，阖家殉难”，为朝廷流了最后一滴血；战士们更是“分陴固守”，与城池共存亡。农民起义军的部将们，也在坚强地与清兵作战。凡是清兵所到之处，中原人民都展开了英雄的斗争。

正如谢国桢在《南明史略》中所说：“清朝统治者，轻而易举的，不到四十天功夫，就入据北京，他们以为大明的江山，就可以唾手而得，想不到东南抗清的战士史可法、郑成功、张煌言等，据守荆襄一带以郝摇旗、李过、高一功为首的大顺农民军，和李定国所领导的大西农民军以及全国的志士、义师，都奋起抵抗，在全国各地展开了英勇的反抗，发展而为历时四十多年还没有止息的伟大的抗清斗争”。

夏完淳父子和他们的朋友、家人、亲戚也立刻投入到了这场席卷了几乎每个人生活的浪潮中去了。

这时的形势，据《南明史略》所说，是极其严峻的。清朝贵族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战胜农民军进入北京后，为了统治中国，收买人心，就颁布军令，告诫将士说：“此行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勿杀无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又揭示了准备实行的八项政务：“一、求贤，二、薄税，三、定刑，四、除奸，五、销兵，六、随俗，七、逐僧，八、均田。”话虽说得这样堂皇，但实际情况，恰与之相反。

清朝统治者首先勒令北京城内北城所住的居民，10天之内迁出城外，把八旗军队开入城内编防驻扎。

又对于河北“近畿”的明朝皇室以及王公贵族的皇庄田地认为是无主荒田，归清朝王室所有，并圈占老百姓的土地，分给八旗的将士。诚如顾炎武所说：“当屠杀圈占后，人民稀少，物力丧耗，不见文字礼仪之教”。有些破产的农民被迫投充到八旗名下“披甲为奴”忍受野蛮和惨酷的剥削。因此有不少农民受不了清兵的虐待，都私自逃跑，清廷又颁布严追逃人的禁令。此外清廷还向人民百般勒索榨取，借以增进财力，作为进行西征南侵军事上的准备。清廷在初进关时，为着要笼络老百姓，还容许人民保留明代装束，但是后来随着统治的稳定，就施展了残酷的统治手段，颁布剃发和改换衣冠的命令，强迫人民遵从，如有不服，就肆行屠杀。并且派满洲八旗到处驻防，监视人民的行动，禁止民间私藏马匹和武器，严立保甲制度。但是清朝统治者也知道仅用武力是不能消灭人民反抗的，所以一面又用隆重的葬仪来改葬崇祯帝，企图通过这些虚伪的做作，来收买人心。他们还迎合官僚地主对农民军仇恨的心理，集中兵力攻打大顺农民军，说是替明朝“报君父之仇”。凡是投降清朝的汉奸一般都保留原来的官职，如吴三桂不但“晋封为王”，而且“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水矣”，来拉拢明朝的官僚地主而增强其统治力量。

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的结合，使政权带上了最凶残的特性。这样一来，不但农民群众以及各地少数民族要揭竿而起，就是城内的市民、小手工业者以及一部分开明士绅也都一致地纷纷起来抗清。明末大规模反封建剥削的阶级斗争至此转化而为人民群众反民族压迫的抗清斗争。他们分别拥立明朝分封的藩王来招集群众，在“复明反清”的旗帜下，进行了抗清斗争。

这时，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正在山西、陕西整理队伍，准备出发东征，尚无暇南顾。他们在河北、山东、以及苏北所布置的防御工作以及设置的官吏，多数被明朝的官军和地主武装趁机摧残破坏，被解除武装。那时从北京逃到南方的官吏、商人、市民也被地方上腐败的官军和地痞流氓，肆行劫掠杀害，弄得南北要道，运河北段，顿呈兵荒马乱，满目凄凉，紊乱的状况；山东各地的农民起义军，虽已起兵抗清，但力量分散在各处，还没有组织成为一支有坚强斗争力量的队伍，那些拥有实力的明朝军官，如刘泽清、马士英、左良玉、郑芝龙之流，各人拥兵自卫，徘徊观望，散漫得如同一盘散沙，坐视清兵长驱直入。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正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领导群众，抵抗清兵恢复失地。

但对新皇帝的人选，意见就有分歧了。在从北方逃难来的明朝宗室中，东林党方面张慎言、钱谦益等主张拥立明神宗的侄儿潞王，而阉党官员马士英则与福王由崧的关系密切。他以武力作后盾，使东林党措手不及，来不及防备，迫使东林党承认福王在金陵监国。东林党明白大义，认为大难当前不应当在立国之前，先闹家务，因此也就没有力争。就在这样强迫、容忍的气氛下，两党共同支持福王在金陵监国。

1644年旧历五月十五日福王正式即位做了皇帝，立年号为弘光元年，建立了南明偏安政府（以上材料见谢国桢《南明史略》）。

偏安政府建立后，一时间江南江北的官员、百姓都对它寄予了很大希望，认为在它的旗帜下，人们又有了主心骨，有了组织者，可以为恢复国家而战斗了。

当时以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代表提出的大政方针都是比较正确，比较积极的。如“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不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要“复故土以光祖业”以及一系列具体措施：兴修水利、减轻租税；把兵权集中到中央，使地方上驻扎的官军听从中央的调遣；废除特务机构等等。四方的义师也响应史可法“守江南者必于江北”的号召，共同保卫金陵新政权。一时间朝野人士跃跃欲试，都想参加到政府中来，以尽一份微薄之力，成就复国大业。无数力陈时政的奏疏文件都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金陵，送到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弘光帝手中。

自清兵入关后，民族危机使夏允彝立刻打消了隐居终老的念头，弘光帝即位后，他更是热血沸腾，决定只要国家民族需要，哪怕自己还有母孝未除，也必须出去尽忠。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他相信母亲在天有灵，也一定会支持自己这么去做的。

谁知事态远不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有无数人为了国家民族可以忍辱负重，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然而却依旧有那么一批人，把自己的私利放在民族大业之上，把乱世当作发财掌权的大好机会，全不顾人民的安危，国家的安危。这样的民族败类，简直比那压境的敌兵更加令人扼腕生恨！

当时在弘光朝掌权的阉党余流马士英、刘孔昭、阮大铖就是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拥有兵权，有举足轻重的力量，昏庸的弘光帝只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傀儡而已。当时史可法的名声很大，又富有军事才干和凝聚力，请他担任总指挥是众望所归。然而马、阮等人却嫉妒史的才干和名望，急于把他排挤出金陵，好独掌小朝廷的政权。在他们的排挤下，史可法权衡利弊，认为在大敌当前，清兵的战火已烧到长江的情况下，自相残杀，消耗力量是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为国家打算，只有和衷共济，才能达到恢复中原的目的。因此他拒绝了许多人要求他与马、阮相争，执掌金陵中枢的请求，接受了马、阮胁迫弘光帝发下的要他离开金陵，去扬州督师的命令。

在这个时刻，本该是同仇敌忾，共同抗战，才能恢复河山的，但明朝统治内部以史可法为代表的进步势力东林党和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代表的阉党的争斗，内阁与将帅的不和，已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而且还愈演愈烈，结果内部的矛盾反而超过民族矛盾上升到了首位。清兵南侵在即，而这里却还在明争暗斗，光凭几个像史可法这样的忠勇之将和大批手无寸铁的士绅百姓，又怎能抵抗八旗子弟那悍剽的身躯？！善良的人们在南明王朝初建时那些美好的，希望立刻恢复国土的企望迅速化为了泡影。就连像南宋那样偏安百年的愿望也不可能实现。南明王朝的命运，实在是比南宋小朝廷还要脆弱、悲惨许多，简直就像一片被一点丝蔓勉强牵扯着的荷叶，狂风大雨一来，立刻就要被“雨打风吹去”了。

刚成立的小朝廷如此腐败，如此令人失望，夏允彝那刚刚兴起的为国效力的雄心不觉又渐渐淡下去了。

连身居宰辅之位的老友史可法都被排挤出了金陵，那么他这一介书生，又能做什么呢？

为了拉拢人才，以壮门面，马士英、阮大铖他们也在到处搜罗有名望的人士，以优厚的待遇来拉拢他们。曹家驹在《说梦》中讽刺当时的现状为“一时趋功名者，人人自以为王茂弘、祖士雅”。夏允彝这个前朝进士，崇祯皇帝御笔亲封的人才自然也在他们计划之内。夏允彝以“大卓异”的才能被他们任命为考功主事，“屡为好辞招之”，一时间，似乎立功报国的愿望又可以立刻实现了。但夏允彝面对这炫人的名声却显得非常地冷静。他在思考，是否应该去金陵，和那些当道的奸人为伍？凭自己的一点力量，能做到“清君侧”，做到使上下一心，恢复中原吗？能说服那令人失望的弘光帝吗？这几乎等同于用鸡蛋碰石头，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连史可法史大人都被排挤出了金陵，更何况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一腔热血的自己呢？

夏允彝在思考，他的家人也在深深思考着，在这个多事之秋年代的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守寡的女儿淑吉闻讯，急忙赶回娘家。一进门，就看见跟随了夏家几十年的老仆夏顺正在默默地打扫院子。正是盛夏时节，大自然的节气不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而改变，照样在履行着自己的职责。院子里月季花开得正盛，墙根下的书带草摇曳着，在灰白色的墙面上投下淡淡的影子。知了在忧心忡忡地叫着，可院里却笼罩一片与季节不符的寂寞、萧杀的气氛。平日里笑声朗朗的回廊、书房此时却静得像水一样没有波纹。淑吉的心头一紧，这和自己在嘉定的婆家何其相似啊。她悄悄地问夏顺：“老爷呢？”夏顺一见大小姐回来了，顿时欣喜万分，急忙放下扫帚，往后面一指：“和公子在后花园里。您快看看去吧！”

淑吉匆匆赶到后花园。一进门，就看见父亲日渐消瘦的身影正立在那株已凋谢了的老梅旁，背微驼着，头发已几乎全白了。13岁的夏完淳背对她站在那儿，正在向父亲进言：“爹，只要到了金陵，凭你的威望，你的智谋，我想一定会大有作为。江南同仁们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了。昨天不是有许多叔伯劝你效法祁彪佳祁大人，做一次奋斗吗？爹，现在史大人已被赶到了扬州，朝中奸人当道，大家都在看着你，不要灰心，我们还有希望啊！”夏允彝似有所动，但又忽然苦笑一下：“爹，老了！”

“爹！”淑吉和完淳姐弟同时叫了一声。淑吉奔过去，轻声说：“弟弟，不要逼爹，爹到底见过许多风浪，他的想法应该比咱们成熟。”夏允彝侧过脸来，慈祥地望望女儿，说：“淑吉，你的想法如何呢？”

淑吉沉思了一下。夏允彝一向以“有片善，称之不容口”来对待年轻人，便是对自己的儿女也不例外。

淑吉姐弟从小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和睦民主的家庭里，因此对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见，也敢于把意见拿出来和别人一起争论，即使是对长辈也不例外。此刻，她明白，父亲绝不是在敷衍，而是真正想听到自己——夏家长女的意见。她清清嗓子，看看凝视自己的父亲与弟弟，开口道：“爹，眼下国势如此，我知道你的心思，为了救国，每个有点良知的士人都恨不得献出自己的血，自己的生命。我公爹的心思，又何尝不与你一样？但是，此事关系个人名节是小，关系救国大业是大。如若阮、马等人借你名头欺骗天下之人，继续为非作歹，爹爹到时不是也成了有理说不清的为虎作伥之人？”

“姐姐！”完淳惊异地叫了一声。

淑吉又继续说下去：“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晋元帝时，仆射周与王导交情很深。王导堂兄王敦于永昌元年攻入建业，以旧怨杀周。事前曾告诉王导，王导没有表态。后王导得知周曾多次在元帝面前为王敦谋反事替自己辩护，于是痛哭说：“吾虽不杀伯仁（周的字），伯仁却因我而死。”），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实在太多了。爹，我这次来，公爹及叔父一再叮嘱，让我告诉您，虽说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大义，但却不一定明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爹不要这样急，应该再好好想一想。如果史大人还在朝中执掌大权，爹出去辅助他重复河山，这就是天大的好事，青史留名的义举。虽然祖母孝期未满，但她老人家在天有灵，也会欣慰的。但眼下朝中君相失德，必败无疑，如果爹现在出去任职，祖母她老人家也会不安心的！”说到这儿，她又转向完淳：“弟弟血气方刚，恨不得立时收复中原，我知道你的心思。但凡事不是凭一个‘勇’字就能解决的。弟弟聪明过人，当能知其中的道理。”

花园里一片寂静。此时残阳接月，晚霞四起，孤鹜惊飞，池塘里那初绽的荷叶托伞下，一片红光悄悄地泛起，抬头望去，月色已浮在了天际，映在了水波的浅红皱褶里，也映在了淑吉那张清秀的脸上。

夏家父子都用一种新的目光看着淑吉那平静而睿智的眼睛。夏允彝的眼中，含着欣慰与幸福，夏完淳则是敬重、惭愧有加。姐姐那张被晚霞染红的脸，此刻就像一朵半开的荷花，那样平静，那样脱俗，又像天边的一弯明月，虽不是丰满如轮，却清奇淡雅，有一种智慧的光芒，让人燥热的心得以安宁，让人沸腾的情绪得以平静。能有这样一个既多才，又多智的姐姐，完淳何幸啊！

夏允彝看看一对儿女，轻声说：“淑吉说得对，我的决心下定了。”

一直悄悄地依在花园门口，担忧地凝望他们的盛氏夫人脸上也绽开了如释重负般的笑容。

第二天，夏允彝就以母丧终制为由婉拒了考功主事的职务，马、阮一伙大为恼怒。此刻清军正在攻击农民军，无暇南顾，对向他们乞怜的南明小朝廷也暂时放任，阉党之流便在忙着向清廷称臣的同时，大肆迫害东林党人，恢复特务机构。不但把投奔过农民军的东林人士都处以死刑，而且还要把复社知名人士如吴应箕、侯方域等加以逮捕，并炮制了一本黑名单，指东林为蝗，复社为蝻，因此起名为《蝗蝻录》，想把东林和复社的人士一网打尽，而且阉党又要炮制罪证，诬陷正直的朝野人士与逃难到南方的另一个明朝宗室，明神宗的侄儿潞王有染，一时弄得人人自危。

对于和复社性质相似的几社人员，当然也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几社领袖夏允彝这时又偏偏“不识时务”，与他们作对，因此处境岌岌可危。他们的脏水自然也泼到了允彝的头上。为了示意自己无心入政，躲开这帮人的纠缠，夏允彝带领家人到昆山脚下隐居起来，静候世态发展。谁知他们还不放过，又对他进行莫须有的诬陷，借傀儡皇帝的手降了他的官职，并图谋进行更大的迫害。在冰冷残酷、令人痛心的现实面前，夏允彝叹息道：“天下事至于此，不尽小人过也！”

他的心，充满了矛盾与困惑。对昏君，他不再有任何迷信，而是责怪。但他对代表复国事业的南明小朝廷，还是充满了责任感。他曾悄悄渡江到扬州，与史可法共商救国大计。

而小他12岁的好友陈子龙则似乎更加清醒，言词也更加犀利。他给皇帝上疏说：“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故物。今入国门已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臣甚为之寒心。”一时被众人叹为名言。

面对与自己想象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残酷现实，一向善于思考的完淳又开始了深深的、痛苦的思索。他的思想在这个时期有了质的飞跃。对一向奉行的忠君思想，这个14岁的少年大胆地发出了疑问：“君王衔壁出辕门，落日悲风满姑孰。。殿前匍匐三顿首，明驼快马追风走。”“汉宫佳丽抱琵琶，皓齿红颜塞上沙。”以及“到今罗绮古扬州，不辨秦灰十二楼。”对历朝历代昏庸误国的皇帝的讽刺，对他们不顾人民死活的愤恨都倾注于笔端。

这个富有豪情壮志的少年，平生最热爱的诗人是屈原，但屈原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不参加实际斗争，只能以死反抗的软弱性又使身处明末清初的江南，呼吸了自由的、要求个性解放空气的夏完淳感到不满。他尽管敬佩，却并不赞成在封建士大夫心中视为壮举的以自杀报国的屈原式行为，他认为只要一息尚存，只要还有希望，就要尽一切可能去战斗，而不是消极逃避，更不是怨天尤人。他的爷爷夏时正是以隐居于平安之世而度过终生的，父亲夏允彝现在也暂时隐退在昆山。但完淳比父亲又进了一层，他非常反对隐退。在一年后弘光朝廷灭亡，父亲自杀后做的《咏史杂成口号十首》中他曾这样写道：“遗恨殷郊大白旗，黄虞千载更无依。当时尚有顽民在，何事西山独采薇？”对伯夷、叔齐（伯夷为商末一小国国君孤竹君的长子，孤竹君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伯夷不受。后二人闻周文王善养老而入周。周武王伐商时，二人劝谏，武王灭商后，他们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式的消极逃避表示了反对，这也是他超出一般人的地方。

对于劳动人民那种“竿木群兴”的抗暴意志，他非常欣赏，在和朋友们、亲戚们的交往中，他鼓励他们，也鼓励自己要“结屠箫之豪客”，广交天下豪杰，共同为恢复故国而奋斗。

就在夏完淳苦苦思索着人生的价值时，刚刚成立的弘光小朝廷也开始走向迅速毁灭的边缘。阉党攫取了政权，清除了忠良后，就大修宫殿，铺张扬厉，奢侈浪费，全不管前方的烽火狼烟和百姓们的热切呼声。

弘光帝也骄奢淫逸，“饮醇酒，选淑女”，成天寻欢作乐，完全是阉党手中的一个提线木偶。著名戏曲《桃花扇》中李香君拒绝阉党人士的纠缠，以死明志，血溅团扇和在宫中谴责昏君的情节，就发生在这一多事之秋。

弘光帝初即位时所发布的减轻赋税的方案，也被撕得粉碎，人民的负担大大加重。为了攫取财赋，这帮人又挖空心思想出办法，卖官鬻爵，朝廷中越发乌烟瘴气，一团漆黑。

时间在飞速流逝。到1644年年底，清兵已逼近苏北，金陵已处在极其危险的情势下，实际情况是已无退路了，但弘光帝仍在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阉党也照样在争权夺利。尽管史可法仍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联络四方，筹备出战，但马、阮等人还是决不为他筹集军饷，毫无备战决心，对史可法报来的紧急军情轻描淡写，搁置一边，一心只想与清朝求和，效仿历史上的东晋、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左。史可法痛心疾首地上疏皇帝，指明这种消极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昔日东晋君臣想的是力图中兴，打回老家，才仅仅保住了江南的地盘；南宋君臣尽力想在楚、蜀一带立国，但也只是定都临安（今杭州），苟延残喘了百年；而今天的南明君臣，却只想求和，保住江南小天地，是比东晋、南宋统治者还不如，还没志气，这样只能无立锥之地。正所谓“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能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但这义愤填膺的奏折在纸醉金迷的小朝廷看来，依旧只是一纸空文。

尽管满心悲愤，但史可法依旧率领人马兢兢业业地守卫在江上，甚至牺牲吃饭睡觉的时间，不敢有半点马虎。清朝统治者几次想利用颇为“有效”的诱降方法来劝诱他投降，都被严辞拒绝。

第二年，情况更加严重。史可法本准备北伐收复河南失地，但此时清军使用反间计，内讧四起，尽管由于史可法的力挽狂澜，情势得到控制，但北伐已是暂时不可能的了。史可法依旧以坚定的态度防守在扬州，先保护住门户，再做打算。此时宁南伯左良玉也拥大军在武昌镇守，二人合力保卫长江，使清军难以南进，这是南明政权得以继续存在的真正原因。如果这种情况能够保持，弘光王朝还是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的。

但马、阮等人领导的阉党又怕左良玉与东林复社人物联合起来削弱夺取他们的权势，因此暗中克扣他的粮饷军需，又对他严加戒备，这就使军阀左良玉深为不满。偏在此时，侯方域、黄澎等东林党人为逃避阉党的追捕又都来投靠左良玉。这侯方域就是《桃花扇》中的男主人公，是复社中的著名人士，曾参加讨伐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活动，遭到嫉恨，因此才逃到了左良玉处。他的许多朋友，包括与之相爱的秦淮名妓李香君还都留在金陵，生死未卜，他亟盼报仇的心也就更强烈，再加上他的父亲侯恂是左良玉的大恩人，所以他们的劝说对拥兵观望的左良玉有很大作用。于是，左良玉利用“伪太子案”出兵东下，以“清除君侧”为名，向金陵阉党发动进攻。

他这次出兵表面上是“清除君侧”，实际上也有出自一个老政客的、普通文人看不出的用心。在骨子里，他还是为着可以到江南攫取更多的权力与财富。

这时清兵已逼近江南，他不听别人劝告，与儿子左梦庚率师东下，直逼金陵，想除掉奸党，建立新政权。

这个消息传到金陵，马、阮等人惊慌失措，竟说：“吾辈君臣，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他们顾不得防御清兵，撤回原本布置好来防范清兵的江防大军回保金陵。他们调回驻守淮安的刘泽清军队截堵左良玉来师，又借弘光帝命令调史可法速回金陵拱卫京师。史可法反对这种不顾大局的作法，他给弘光帝上疏说：“左良玉不过是为了除掉奸人，还不敢与皇帝为难；而清兵如果打来，则整个宗室都要完了。”然而弘光帝的答复却是：“寇（指左良玉）至则防寇，寇去则防贼。”

史可法只得率师转回金陵，谁知大军刚到浦口，就传来左良玉在江西九江病死的消息，阉党一伙额手庆幸，而清兵这时已乘着淮安部队回去救援金陵，安徽空虚的当儿攻入亳州（今安徽亳县），攻破盱眙，再往东进。清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又攻下了淮安和泗州。史可法听到这个消息，连夜冒大雨由浦口又赶回扬州。可是已经晚了。他耗尽苦心在扬州一带做好的工作全在这几天化为了泡影，叛徒许定国引导清军包围了扬州城，孤城在炮火中岌岌可危。史可法不顾他人劝阻，冒着生命危险突进扬州，带领百姓将士坚守孤城。

人民一见史大人来了，情绪立刻高昂起来。然而，扬州孤城，既没有人发救兵援助，又有内部的动摇分子与外面清兵勾结投降，形势越来越严峻。

10天后，清兵终于攻入了扬州，史可法英勇出战，被清兵俘虏。他大声地宣告：“我就是史督师！”

欣喜若狂的清军忙把他送到元帅豫王多铎那里。多铎劝史可法投降，史可法义正词严地说：“城在，我就在；城亡，我也亡。我的头可以断，但志气不可屈（见《南明史略》）！”

一番惊天动地的民族之声，代表了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的崇高气节与壮烈的心声。这是不甘屈辱的声音，也是把国家民族置于一切之上的人们自然的选择。这声音，屈原说过，文天祥说过，岳飞说过；这声音，陈子龙还要说；夏允彝还要说，夏完淳还要说。

史可法是前代爱国英雄们的后继者，也是明末无数为国捐躯于清军屠刀下的爱国英雄们的先驱者。他的英名，不但在当时传播到四面八方，激励了无数人的斗志，而且永远载入了史册，在鸦片战争后近100年赔款割地，被外国列强欺凌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也是一面闪光的旗帜，一只响亮的号角！

史可法虽死，但扬州人民还在坚持与清军作顽强的搏战。直至人尽矢绝。清兵占领扬州后，因为痛恨扬州人民的抵抗，就开始了血腥的屠杀，老幼妇孺均不能免。一直杀了10天，血流成河，遍地尸骸，这才封刀。扬州80万人民死在了刀下。这就是在历史上有悲壮一页的“扬州十日”。处于鱼米水乡，温柔富贵之地的南方人民，尽管在外形上似乎偏于柔弱，偏于文雅，但面对强敌入侵时，他们骨中的血气却一点不比强劲、勇猛的北方人民少，甚至表现得更悲壮，更英勇。这扬州十日，以及后来牵扯到夏完淳姐夫一家生命的“嘉定三屠”，都使明末的南方人民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显示了自己的骨气，自己的精神。

史可法及扬州人民的壮举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夏允彝一家听到后自然也是悲痛万分。史可法是夏允彝的老友，也是完淳的老师。他的忠厚、他的刚烈，他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以及他的以身殉国都给了人们很大的激励，也使夏允彝似乎已经平静的心再起波涛。他率全家登上山头，北祭已在天上的老友及扬州苍生，热泪盈眶，愧敬有加。老友在前线厮杀，为国尽忠，可自己却有力无处使，不能使。老友已杀身成仁，自己何时才能为国家献出这把老骨头呢？

完淳在悲痛之余，又开始了深深的思考。近一年来，国难、种种考验、挫折使他又成熟了很多，姐姐的教诲也常在耳边回荡。对于史大人的死，他感到惋惜，同时又从客观的角度进行了评析。他根据自己平时和史可法的接触及对这次战事的广泛了解，得出：“史可法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的惊人结论。他认为，史可法是个好人，忠臣，但不是最好的军事将领。

原因就在于他不善于应变，可谓“虑多而计少，多谋而少决”，有一定的弱点。他善于主内，而并不是守外的最好人才。守卫的最好人才，夏完淳认为是奸臣马士英。此人确有一套用兵点将、运筹帷幄的本领。

如果他以大局为重，不在朝廷需要史可法统掌大权时赶史可法到扬州，而是与他交换位置，自己到扬州督师，则可谓“外小人而内君子”，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事上都两得所长。然而，马士英只顾自己弄权，逼迫史可法去做他不最擅长的事情，待史可法呕心沥血做出些成绩，为迷醉在舞榭歌台的君臣们修筑起了防卫长城时，又调他回防，以至前功尽弃，史可法也英勇就义。

史可法在夏完淳心中，永远是那个勤勤恳恳的，一心为国，忍辱负重的可亲可敬的史伯伯，跪在山头，望着那袅袅飘向云端的丝丝青烟，夏完淳忽然想，史伯伯的前身，会不会就是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个人的精神何其相像！

扬州失守后不到10天，清朝军队就攻破镇江，直取瓜州，长江沿岸毫无防备。弘光朝廷中，像史可法这样的爱国将领毕竟太少了，许多人想的还是如何明哲保身，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因此防江的将吏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逃的逃，降的降，清军势如破竹，轻而易举地在1645年五月十六日进入了金陵，弘光帝张皇逃窜到芜湖黄得功的军中。黄得功不久战死，部将刘良佐投靠清军，清军因此俘虏了弘光帝，多铎把他和太子一同解到北京，斩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

诞生还不到一年的弘光政权就这样崩溃瓦解了。

这是必然的事实。历史上的南宋，虽然情形和其相似，但军力、物力及抗战决心特别是政府的清醒程度都比其要强，特别是还有岳飞、韩世昌等一大批精兵强将，再加上当时女真族的势力也并不像现在清军这样强大，这才有可能支撑那么多年。但弘光王朝上自皇帝本人，下至当权大臣，都是极其昏庸腐败的，甚至连一点抗战的决心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的人士不甘心与他们同流合污，在一旁观望等待，而大多数官员则明哲保身甚至与敌为友。只有一个史可法在苦苦支撑，仅靠一个史可法又能撑住几天呢？

南都的官员们除了逃跑外，剩下的都投降了清朝。

除了后来投降的马士英、阮大铖外，还有那位在夏完淳6岁进京时接见他们父子，并为其写过赞诗的钱谦益。与誓死不降的扬州人民相比，在金陵的朝臣死难的人数并不多，这和整个金陵政权上层领导阶级的投降风气是有关的。

相传金陵失守后，一个城内的乞丐颇有气节，投水而死，临死写下绝命诗说：“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

对于弘光小朝廷腐朽官僚的卑鄙无耻，丧失气节给予了无情讽刺！

清军攻入金陵后，大肆劫掠，烧毁了明朝宫殿，屠杀了大量人口，真所谓“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只落得“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直入宫门一路蒿（作者注：引自《桃花扇》）。”紧接着，清军又以风扫残云之势席卷东南，花柳繁华的江南城市成了废墟一片，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完全停顿了。

清军因为不熟悉南方情况，再加上仅靠骁勇善战的八旗子弟已无法控制这么大的地区，就开始操纵投降的汉奸，以汉治汉，管辖事务。他们将八旗重兵驻扎金陵，以为中坚，由明朝的叛将们引导清军扫荡江南残余的明朝势力。在崇祯王朝未灭亡时就投靠清朝的洪承畴被任命总督军务，招抚江南，驻扎金陵；上文提到的那位有文无行的钱谦益则主管宣传，发布诏书：“名正言顺，天与人归”。招抚江南文人投降。

夏完淳闻讯后，愤怒地撕碎了曾被他珍藏的那首钱谦益写的《赠夏童子端哥》，以示与之决裂。

清朝在完成上面布署后，见大局已定，就揭开假仁义的“代报君父（指崇祯）之仇”的面具，斥南明政权为叛逆，命令南北各地老百姓都要一致顺从他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迫使人民改变衣冠服饰，改变自己的风俗。在古代，中原人民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动不得的，因此许多人宁愿牺牲头颅，也不愿剃去头发。

清军便叫城内的地主士绅出来宣传，执行命令。许多有骨气的士大夫，如曾在弘光王朝做事的祁彪佳、王思任、刘宗周等都决不肯出来为敌人利用，以死相拒，或绝食或效仿屈原投水，献出了生命，以死抗争。

弘光朝的迅速灭亡，像一颗炸弹，炸醒了还存在着侥幸心理的人们，使他们震惊，也使他们惭愧。史可法等人用生命筑就的血肉长城已经不能阻止大军的入侵，他们在清军的潮水般的攻势前没有了退路。史可法、钱谦益等人在血与火考验面前的不同表现，又促使他们在即将面临侵略时进行深深的思考。无数因曾与弘光王朝马、阮等奸党有过隙，不愿与之同流合污而隐居观望的人士，如夏允彝，如陈子龙，还有一大批以夏完淳为代表的热血少年、青年都举手为誓：再不能等待，再不能犹豫，要像史大人那样，用自己的行动来拯救危难中呼唤儿女的祖国！

夏完淳在征得父亲同意后，毅然改名为“复”，表示自己效仿先烈，誓死复兴祖国的决心。

国家不幸诗家幸。在现实斗争和风云变幻中，他的诗歌，也有了质的飞跃。他的军事政治才能在这时候也有了长足进步。可见他不仅为一诗人，更有良吏之材。

史可法、祁彪佳、王思任以及千千万万为雪国耻身先去的将士、百姓，他们的形象就像冬天风雪中的松柏，永远屹立在后来人的心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在这极端严峻的考验面前，是杀身成仁，还是保全性命？每个人都处在分化的十字路口。夏完淳一家，还有他们的亲戚朋友们，就像汪洋中同舟共济的共患难者，以无数先去者为榜样，在失去了君王，失去了领导核心的时候，在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敌人的大刀面前，共同扶持，互相勉励，要在这最艰苦，最寒冷的时候，像松柏一样挺立。

逝者已矣！他们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后来的人也要在今后的岁月里，用青春和生命来完成自己的这份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