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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张文彬以下领导成员靠边站，继续被揪斗。会战领导成

员中个别投机成员，分裂出去，投靠“造反派”。整个会战

队伍形成两派。生产已陷停顿。

1970年4月我和张文彬接到上级有关方面的通知回到北

京。

1965年的四川开气找油大会战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

防建设做了贡献，也为后来四川天然气田的进一步开发打下

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

文革期间，中央已有总结，彻底拨乱反正。

(三十五)

1970年4月至1973年7月

回京休息二十天，下放武汉潜江五七干校。

1970年5月，母亲病危，与叶浓回乡探视。家居数日，

母病好转(实属回光返照)，回程途中接电报知母已溘然辞

世并已安葬，悲痛之余，仍回潜江。慈母享年八事有八。

1971年和1972年上半年在学习和劳动中度过。1972年10

月糖尿病复发。自己治理，年底稍有好转。

1973年1月回京治病，家人同行。7月下放洛阳石油第—。

公司机械厂。

(三十六)

1973年4月至1978年4月

4年多在洛阳度过，“批林批孔”又被涉及。

1975年出席石油部在大庆召开的机械制造会议，参加吉

林化工总公司现场会。

访问东北输油管道具。赴四平看望曾在四川会战的油建

队伍。回抚顺看望多年不见的原石油部一公司的老职工，畅

叙甚欢。

1976年赴北戴河疗养，遇唐山地震。回至北京仍避余震。

“文革”余怨未息，一波未乎一波又起。1978年4月调

回广州。

历险记

—一—忆地下斗争二三事

陈李中

红色的女伞

1942年3月12日，增城北部天空布满乌云，细雨笼罩着

整个派潭大埔小学，老师和学生们开完孙中山逝世十七周年

纪念会，照例在准备植树。我离开礼堂，在教室旁边忽然碰

到了一位刚从小迳赶来的姓宋的地下交通员，他急忙把一封

折得很小的信交给我，转身就走。

我的脑子里闪出这样一个念头：“上级的指示”。于是

习惯地找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迅速而细心地把信打开，上

面写着：

乾：

接特委指示请迅速与李芬悦取得联系

尽力设法营救钟青出狱……

坤 十月

这信里面的“乾”是我的代号，“坤”是中心县委宣传

部长李光和(李光中)。信中提到的李悦芬是·中心县委书记

钟青的爱人。

信中披露了我中心县委出了大事，情况是这样：

1942年3月3日(农历正月十七)，增龙博中心县委书记

钟青和组织部长黄礼文(即李志坚)在从当时中心县委地下

机关住地斗岗去日军占领区途中，由于叛徒告密在福和附近

被捕，随即前往东洞，关在国民党六十三军指挥部的监狱里。

钟青的爱人李悦芬前几天去东洞了解钟青在狱中的情况，并

准备通过钟青在国民党当军官的亲属及杀敌队十九中队的

关系，(该中队是我党领导的，钟青使用该队证件)进行营

救，根据这一情况和上级的指示，我必须首先了解钟青在监

狱里的口供和当时营救进展情况，但是，怎样才能把这些情

况弄到手呢?眼下唯一的办法只有靠李悦芬同志，因为敌人

还允许她经常到监狱送饭。

13日清早，我怀着非常沉重而又带有一线希望的复杂心

情，踏上去当时国民党党、政、军当局所在地东洞的路程。因

为营救心切，很自然地加快了脚步，不到中午就到达事先约好

的东洞客栈，一眼望去，一把鲜红色的女伞挂在客店右侧的房

间——这是我们事先约好的表示平安住店的符号，顿时，我心

中好像放落了一块石头，非常兴奋。当我要步入客栈大门时，

客店老板(后来获悉他已为特务收买)却以一种怪异的眼光注

视着我，旁边还坐着一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传令兵，出事了

吗?为什么红色女伞又明挂房旁?情况迫人，不容犹疑。我于

是警觉而又沉着地发问：“李先生住在这里吗？”客栈老板则

用威迫而又带着引诱的口吻反问我：“找她干什么?她是你什

么人?”听到这口吻，我察觉到她是“出事”了。

凭着党平时教育在地下斗争遇到危险的时候必须沉着、

机智、勇敢。于是我仗着身上穿的国民党军装，胸前带着远

看很像军队证章的学校符号，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傲慢地

说：“好吧!她不住就算了。”转身就走，那家伙又凶恶地

叫住：“你是哪里来的?”好在旁边的传令兵给我“帮忙”，

自作聪明地插口说：“他大概是团部来调查的吧!”

“对!她到底哪里去了?”我乘机追问一句。

“昨天给指挥部抓去了。”他得意忘形地接着说。

“那就成了。”未等他们再说，我就挺起腰板昂然地离

开那家客栈。

我拐了一个弯，走到当时进入国民党县党部工作的郭冠

雄同志家里，掩蔽了一阵，避过国民党特务的跟踪，随后绕

道灵山，返回到了大埔。

从了解得到的情况判断，可能是由于国民党特务突然搜

查，李悦芬未来得及把雨伞摘下，就仓促被捕，这次我到店

接洽，幸亏国民党六十三军指挥部派来旅店监视的特务副官

午睡了，不然又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凶险和麻烦，我虽然脱

险了，但是我的心却像刀割一样难受和悲痛，李悦芬一被捕，

营救钟青的希望最后也破灭了。监禁，刑罚、死亡……你们

的遭遇是多么使人担心啊！

留得青山在

1942年至1943年的一年多来，由于国民党当局执行消极抗

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对我党迫害，；破坏，多少优秀的中

华儿女、忠实坚贞的共产党员未倒在神圣的抗日战场，却死于

国民党顽固派的屠刀之下。这些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径，多

么令人愤慨！1942年5月，国民党增城县军政当局在福和设计

逮捕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杀敌大队长魏友湘和中队长钟均衡、魏

策新，还强行改编了这支曾经配合我游击队主力转战敌后，并

给敌伪以沉重打击的抗日武装队伍：我中区委书记李明同志也

被国民党军队杀害。蒋统、张毅等反共“杀敌队”也猖狂地勾

结敌伪不断向我活动于华山肚、油麻山、佛子庄、黄旗山，插

入敌寇心脏的卢伟良抗日游击大队进攻。当时活动于沦陷区农

村进行抗日宣传，组织人民武装的，从吉隆坡远涉重洋归来的

华侨爱国青年陈志奋同志和另外二位同志一起，也被国民党的

地方当局活埋了。还有我党领导的杀敌队十九中队中队长宋

晋、小队长宋刚同志也给灵山地方反共头子诬告陷害而关进了

监狱。这时增城敌占区人民正处在敌伪夹玫之中，备受奸淫掳

掠、敲诈勒索之苦，过着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而在增城后方，

国民党当局则消极抗日，迫害进步人士，禁止抗日宣传，积极

反共，解散进步团体，追捕革命同志．当时一些头戴竹笠，衣

衫破旧，足不穿鞋，在教书或从事其他社会工作中不计报酬、

奔走抗日的人则被列入逮捕的黑名单，几年来人民日夜盼“中

央军”、“蒋委员长”回来领导抗日，光复国土，可是得来的

却是上述的一切。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增城，三十万人

民在痛苦和彷徨中过日子。

人民受到严酷现实的教育，悲愤使人民产生了力量。这

时党领导和教育了广大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

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党的光辉在艰苦的日

子里照亮了增城人民的心。

为了坚持增城的抗日斗争，不断巩固、扩大党的革命力

量，需要重新调整组织，重新部署力量，根据新的形势，进

行新的斗争。1942年5月间，根据东江特委的指示，在增城

的沦陷区和后方分别成别两个县委会。5月上旬，在我的家

乡鹅兜村，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李光和同志根据上级指示，召

开会议，传达上级指示，成立了后方县委会，任命我为县委

书记，潘仲山为组织部长。这个县委辖派潭、正果、福和三

个区委，分别由宋佛清、邱继英、邓云英担任区委书记。会

议根据东江特委指示，对增城当前严酷的局势进行了详细的

分析。会议认为：国民党顽固派虽然逮捕了中心县委书记和

组织部长，解散了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逮捕和杀害了我

党一些公开活动的人员，但国民党决不会因此而罢手而停止

对我党的进攻。因为从当时全国形势来看，正处于第三次反

共高潮中，广东的国民党当局也在破坏了我粤北省委机关之

后，正加紧迫害我广东各地的党组织和武装部队，在增城，

由于中心县委组织部长被逮捕，他们掌握了我党的全部组织

情况，一旦出问题危害极大。会议并分析到国民党很可能不

惜一切代价，采用各种阴谋诡计对付我们。比如不久前就曾

布置一看守排长假装要2万元可暗中放走钟、李。而诱我党

派人接应，企图将我党一网打尽，但为我识破，阴谋未逞。

县委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后，决定转移已暴露的同志，调整

部署，转入更加隐蔽的活动：组织上让我从教学的公开岗位

撤出，转入以做生意为名，用“灰色”面目出现，坚持地下

斗争，保存力量，作长期打算。同时决定立即采取适当的形

式开展宣传活动，揭露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背信

弃义、陷害忠良、投降卖国、残害人民的无耻勾当；号召人

民提高警惕，团结一致，随时准备粉碎国民党投降反共的阴

谋，以重新组织力量，坚持伟大的抗日革命斗争。

县委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早晨，雨下得很大，我刚把参

加会议的李光和、潘仲山、宋佛清等同志送走，一个进步学

生，也是我同屋的小孩陈标跑得汗流满面。上气不接下气地

来说：“叔叔!反动军警已把派潭梅都小学包围了，正在搜

捕你(我的公开职业是该校教导主任)，赶快逃跑吧!”这

一突然事变使我在震惊之余立即感觉到情况已经处于一种

非常严重的时刻。我内心虽然在咒骂狡猾，凶险的国民党又

跑到我们的前头了，但没有更多的时间让我去从容考虑，必

需当机立断，迅速处置，我一方面派人把昨天来开会，现因

对面河水涨还未走的福和区委书记邓云英带走，一方面把开

会时移交给我们各区委地下党组织的分布情况等重要记录

烧毁。纸灰未灭，从大埔学校跑来的蓝白又来告急，情况十

分紧急，务必马上离开。在不得己的情况下，我只好跑到后

山听取他急促简短的汇报。据他说，大埔学校己遭反动军警

包围，当时我立即给他布置了工作，让他火速通知小迳学校

里的同志马上转移隐蔽，随即匆促下山回家，打算带把雨伞

和一些衣服赶紧逃脱军警的追捕。谁知道双脚刚迈进村西的

人家，两个凶神恶煞的国民党官兵已经冲到我的跟前。他们

是围捕学校扑空后从20公里处赶来的。他们全副武装，我手

无寸铁。而那个领队像瘦猴一样姓杨的排长，在国共合作关

系好我们去慰劳军队的时候曾与他打过交道，他和他的营长

都认识我。怎么办?我还来不及思考对策，那姓杨的家伙即

以胜利者的姿态，咧着歪嘴咄咄逼人地问我：“你回来干什

么?”时不容人，我冲口而出：“我父亲病了，回来看看”。

“哈哈……陈先生，我们营长要‘请’你去!”那家伙满面

狰狞，故作狂笑，把“请”字说得特别长而重。“我没有

空!”我镇静地说。他更得意忘形“管你空不空，一定要去！”

他像疯狗一样地吠叫。“难道我就这样束手被捕吗?不能，

决不能!县委决议正等待我去贯彻。”这信念，像闪电一样，

划过我的脑海。我的思潮在起伏：不能被捕，一定要想办法

逃出去保护组织。沉着、机智、勇敢一定就能甩掉敌人的追

捕，这是无数地下党人革命斗争的宝贵经验。我急中生智，

突然想起家里厨房后面屋楼上设有应付万一在敌寇围村时

逃生的后门，从那里可通到山上，只要我能回家，就有可能

脱身。主意一定，我就装作毫不在乎而带赌气地回答：“去

就去，我回家穿了鞋就走。”“不!不用穿鞋，就这样赤着

脚走!”那狡猾的家伙像猜透了我的心思。狂笑着，同时瞪

着要吃人一样的两眼直注视着我。这时天空四面乌云翻滚，

雷声霹雳，雨点直下。说时迟，那时快，我愤然地说：“鞋

可不穿，天下雨了，伞不能不带!”说完也不管他允许不允

许即直奔回家。紧跟在我后面的那个排长，马上命令手下的

班长拔出枪来。我扭头一看，枪已出套，事不宜拖迟!便加快

了脚步，刚穿过小巷拐了个弯，见父亲惊慌夫措地向我招手。

他大概还未看到我后边的军警，示意要我赶紧逃离。此时军

警正急速赶来。村民们犹如大祸临头，奔走相告，争相躲避。

此时我己心中有数：现在就跑可能遭开枪击毙，还是按原定

主意行事才好，眨眼间己到我家门口，正好我父亲赶到，迅

速赶了上来，把我和对方隔开，假装恭敬的样子对他们说：

“长官!请坐下喝茶。”就在这一瞬间，我穿过厨房爬上二

楼，不顾病后体弱之躯，从一丈多高的楼阁跳下，沿着屋后

小路逃跑，穿过田垅爬上山坡，很快便消失在山林中。这时

我己顾不得父亲的安危。后来才获知国民党军队抓不到我，

把父亲痛打一顿后抓走了。父亲为我在狱中吃尽了苦头，由

于备受折磨，出狱后不久就死去。

我脱险后，由于光脚翻越深山峻岭，满脚是伤，衣服也弄

破了。下午跑到小迳一个姓蓝的堡垒户家里，他看我这副模样，

联系到当天在赶圩路上听到各地发生军警包围学校的情况，己

明白一切了。他一声不响，慈祥而关切地给我包扎了刺伤的脚，

换上了衣服，还做好饭拿来。我一天还未有半点东西下肚呢。

他沉重而满怀感慨说：“李中啊，你们从大前年辛辛苦苦参加

华侨回乡服务团，演戏、慰劳、宣传、募捐、劳军，组织武装

打日本；日夜奔忙，历尽艰险，替人民替政府也替国民党军队

做了不知多少好事，没有名、没有利，忠心耿耿地干，国民党

这样对待你们，奸党当道，残害忠良，还成什么世界!”我惊魂

未定听此一说，愤怒又涌上心头，接着说：“他们是国民党反

动派!自从前年解散我们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增城队，捕捉队长

潘苏等人未遂以来，一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视我们的热血

青年为眼中钉，难道抗日也有罪吗?”他咬牙切齿地说：“抓

吧!杀吧!终有一天把他们这些坏家伙消灭干净!”人民盼望自由

就像干旱的禾苗盼望甘露一样。人民的声音向全国舆论控诉了

国民党的反共罪行，也对我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晚上，我通过他找到了在小迳的县、区委和支部的其他

负责同志潘仲山、宋佛清、蓝白，蓝瑞钊、蓝伯莲、宋岳等

人。他们也是机智地逃脱了国民党的围捕。此次庆幸重逢，

自有说不尽的感慨和喜悦，但严酷的现实要求我们立即弄清

此次国民党行动后的情况，进一步确定采取措施。于是，第

二天我们即派出联络员到灯心冚东山中学等地了解情况，知

道东山中学也在同一时间被军警包围。王新民同志等也在进

步师生的掩护下胜利脱险。

这次国民党展开的大逮捕是增城后方县委所属党组织

被破坏最严重的一次。国民党军警包围了梅都、灵山、鹅兜、

小迳、大埔、路边陈、东山等中小学校。我方被捕的有温潮

伯、陈璞两名，尚幸县、区委的主要领导干部和全部农村支

部都保全下来了，但暴露了几个主要的中小学据点，县区领

导同志失去了公开职业的掩护，县委领导机关已经无法正常

开展工作。加上国民党当局在我们跑掉后，并不甘心，派出

大批便衣特务、警察并收买当地的地头蛇在交通要道、渡口、

屋前屋后进行追踪，侦探，各地联络中断了，我们和上级的

联系由于道路遭受封锁而无法正常来往，面临这种严重的局

面，我们立即写信向李光和同志报告请示，第二天即接回信：

“……洪水泛滥，来自上游，知嫂夫人又因病入院，现全县

有灾，情况严重，可告知亲友，暂停来往。依靠宗亲关系，

避居安身，待后重振家业。”我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决定利

用亲属关系暂时转移到靠近增、博两县的冷水坑一个姓王的

亲戚家里隐藏起来，以便较为容易取得上级的指示。经多次

努力，我又通过极度秘密的正果王俊明杂货店联络点，接上

关系，与住在白面石的原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李光和同志取得

联系。他告诉我，国民党搜捕的主要目标是我，如果情况查

明，潘、宋可伺机回小迳坚持工作。

据此，我和潘仲山、宋佛清三人，经过慎重认真地讨论

了当时形势后，决定派县委组织部长潘仲山、区委书记宋佛

清同志等回派潭、小迳并转告各地党组织，依靠群众，提高

警惕，保存力量，继续坚持斗争。他们依靠学生放哨、群众

掩护，召开党内各种会议布置新的斗争。他们回到小迳后，

紧紧依靠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顽强而警惕地坚持着斗争，

革命的火苗又慢慢燃烧起来……

重建家园

1943年6月底，我冒着南方的酷暑，根据上级的指示，

撤退到博罗准备接受新的工作(党组织曾考虑我过“红”，

拟调离本县)。正在长宁附近大岗村待命时，突然接李光和

同志转来东江特委的指示，让我重返后方县委坚持工作。当

时派潭、正果一带国民党还在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并用高

价悬赏通缉我。组织上介绍我到正果乱石坑暂时栖身。那是

一个姓王的党员家里。这个党员在革命低潮时政治表现消

沉，但在当时情况，上级确实再找不到更适宜的人家。我手

上仅有逃出后家人给我送来只能做一套衣服的钱，长期活动

如何是好?环境又如此险恶，一不小心就会落入虎口。个人

安危与党的利益在心内剧烈斗争着。然而经过几年来党的教

育，回想自己入党的宣誓，因战友被害而引起的阶级仇恨与

留下同志和广大群众的殷切期望交织在一起，使我感觉到这

虽然是一项艰险的任务，但组织这样的决定是正确的。后方

县委不可一日无人主持工作；而党又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来

接替，自己当然义不容辞。我想：只要很好地依靠群众，接

受教训，灵活机智，一定能战胜艰险，顺利完成任务；就是

万一牺牲也是一个党员光荣的归宿，于是我下定决心愉快地

接受这项看来并不平凡的任务——重返增城后方坚持斗争。

我向同志和老乡借了些衣服和工具，化装成为小商，改

名叫李桂，肩挑扁担，头戴竹笠，赤着脚告别了博罗县委书

记黄慈宽同志，走上通往乱石坑的征途。

沿途经过罗浮山，正是7月时节，这里山花飘香，清清

的山溪潺潺作响，与蝉鸣鸟语构成一首动人的交响乐。这大

自然的美景，何尝不是一幅引人陶醉的图画?路人过此总是

流连忘返，尽情欣赏，可是肩负重任、前途艰险、归心似箭

的我，在这困难的日子里，那还有心思顾得这些，让胜利后

再来饱赏这秀丽的江山吧!从早到晚步行了90多公里，终于

在黄昏时分抵达乱石坑，找到姓王的家里。我这面带寒伧的

不速之客，在姓王这个觉悟低，而且胆小动摇的党员(后来

动摇脱党)，特别是他的主妇面前是不受欢迎的。他一再警

告我不要随便出去。我白天黑夜都被困在小楼里，这样下去

怎么能行!一个革命战士不能没有群众。子是我终于利用夜

晚越过国民党设在正果坳的卡哨，到正果圩附近的竹园村，

找到该区的负责人王彪同志，经过我们两人反复研究，最后

确定我和一位同志假装亲属关系，搬到白面石半山坳上小村

子里去重新建立县委的领导机关，并准备由这位同志在当地

教书作职业掩护和解决生活费用。

自1939年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地下党组织郭洪同志开辟

这个地区以来，白面石一直是增城特别支部、增城县委、增龙博

中心县委的重要据点，李光和同志一直都住在这里。党支部的力

量也较强。当时白面石党的力量未遭受破坏，虽然该地也已经相

当暴露，但群众条件尚好，半山小村后山全是密林，有情况也易

于转移。所以在未找到更好的地点时，这里是比较理想的。

7月下旬的一天，我和那位同志正按照上述决定向预定

的目的地进发，想到途中可能遇到国民党军警，为了预防万

一，当通过罗迳坳和去麻榨、白面石的三岔路口时，我们警

惕异常。我让那位目前还没有人认识，政治面目也未暴露的

同志先行侦察，并以笠帽作扇凉状发出安全信号才通过。三

岔路口是军警经常出没设卡盘查的地方，但总算安全地通过

了，我们正高兴地走了几十步，骤然路旁一个茶亭的后边窜

出几个浓眉大眼，腰插手枪的彪形大汉，这是一群国民党便

衣特务。他们傲慢而阴险地问：“干什么的，到哪里去?”

事发突然，使我有点措手不及，只好强自镇静随机应变，我

用当地的乡音回答说：“我们是从正果洋来的”。那几个家

伙见我操着流利的方言，从地理上看正果洋离此又不远，遂

信以为真，犹豫了一阵之后就放我们走了。

正当我庆幸脱险，走出大概有三四百米时，后头传来“站

住，站住!”一阵狂叫。我转头一看，原来是那班家伙又扑上

来了。我暗想这回可糟了，怎么办?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候，如

果我要跑，可能侥幸逃脱，因为离山很近，一上去就是密林。

但是剩下的这位同志，是从香港返来参加祖国抗战和革命活动

的外地人，由于体力条件，估计她跑不过那群人，我一逃她肯

定会被特务捕去。作为一个革命者，临危舍友是革命道德和良

心所不允许的，而且，刚选择的这个新的县委驻地正是我们前

去的方向，也会因此而暴露。不走吗?有可能以随机应变和凭

着真假证件应付过去(证件一真一假，她是真的我是假的)。

因为他们并未发现我们有什么破绽和可疑之处。但对方是狡猾

和凶狠的，他们的口号仍是“宁可错抓一千也不要放错一个”，

万一被识破就要双双被捕，经过短促的考虑，为了党的事业，

为了阶级战友，我决定冒险留下来想法子应付检查。我俩一面

再迅速的熟习一下早已准备好的口供和拿出随身携带的证件，

一面装作安闲的样子漫步回去。

越走越近了，我仔细一看，不好，那不是王务昌吗?这

个人不但认识我而且很熟悉。记得我参加革命的第一天就住

在他们村王新民同志家里。而且在芦沟桥事变后的1937年

冬，我参加党领导的抗日宣传时就在他们家吃过饭。他妹妹

当时也是进步分子，以后又参了党。前些日子，由于他们兄

弟和他妹妹争家产，他逐步从恨妹妹发展到恨我们党，恨我

们这些参加革命的地方同志，从而堕落当了国民党的便衣特

务小队长。他是正果洋的，估计他的手下对他说，我们是正

果洋的，又有一个是女的，他认为一定是我们的同志，所以

赶来捕捉，正是冤家路窄。怎么办?跑吗?已经迟了，事到

如今，我只好一面考虑对策，一面泰然自若地等着他。等他

将要接近时，我即两手束腰，带着长者责备的口吻厉声问他：

“怎么搞的，务昌你不认识我吗?你这样叫算什么呢?你没

有钱花，我这里可以给你一点……”他也看清楚我了，遭此

义正词严的突然一问，他倒低下了头，结结巴巴地说：

“李……李中哥，我……我不知道是你……我不是要钱，实

在不知道是你，你走吧!”说完他就无精打采地扭转身跑了，

就这样，我们又越过一道险阻。

黄昏，我们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第二天在白面石地方

党同志和半山村农民，特别是那位永远使人难忘的70多岁的

茶农王大爷和他的儿子王贵哥的热心协助和大力掩护下，我

们很快地重新建立了新的革命家园——后方县委的立脚点。

从此，县委就利用这个据点，遵循上级的指示，运用新的斗

争方法，依靠群众，在艰苦的日子里指挥着后方党组织和广大人

民坚持抗日民族斗争，坚持革命活动，调整部署，保存了力量。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全部消灭增城后方

党组织的阴谋，终于被粉碎了。以派潭小迳支部和正果白面石支

部两面不倒红旗为代表的增北党组织，承受了艰险严峻的考验，

保存了革命力量，团结了群众，使革命斗争得以在极度困难中继

续前进，经历了各个革命斗争时期，一直到全国解放。

(此文原载中共广州增城县党史研究室编《增江怒涛》上集

1991年6月版，本文有删改)

在严峻的日子里——敌后活动片断

陈李中

紧急调令

1942年5月，因为发生“粤北事件”，中共省委遭到破

坏，国统区的党组织奉命停止活动。中共东江特委要我从增

北撤退到游击区。是年冬，我抵达东莞抗日游击三大队，任

民运队长兼支部书记，在日寇占领区北栅一带活动。工作还

不到一个月，元旦刚过，突然接到卢伟良政委、邬强大队长

转来总队部通知，着我立即动身前去厚街找王作尧、黄宇同

志，接受新任务。什么事来得这样突然、紧急?

我很自然想起一个月前刚从增、博地区到达宝安黄田的

东江游击队抗日总队部驻地的情景。当时正值日、伪、顽联

合进攻我总队领导机关，情况紧急，战火一触即发。我们谈

完工作后，连夜转移到珠江边的渔家窝棚。第二天凌晨即发

生有名的黄田保卫战。一进游击区，就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

的血与火的洗礼。战斗结束后，我与李征、邱松学同志仓卒

来到北棚。工作刚刚开始，难道又发生了什么情况?但己无

暇思索，只好匆匆与武装交通员上路了。

厚街，当时是敌占区，也是我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坚强据

点。我在那里见到了王、黄两位首长，并由他们引见了阮海

天同志。阮当时是宝安抗日游击队副大队长。两位领导非常

务，要我们两人立即回到增城敌后，负责恢复那里的武装斗

争：并指定由阮海天负责军事工作，我负责政治工作。又指

示我们到达增城敌后，首先要找到中共敌后县委负责人谢鹤

筹同志，共同研究确定恢复武装斗争的有关问题。

我是在1939年3、4月间在正果中坪学校认识阮海天同志

的。他当时是增城抗日常备中队的军事负责人，刚率领队伍

转移到正果三平约。正好中共东江特委书记林平来增城视察

工作，阮来中坪学校向林平汇报工作。我与阮有过一面之交。

阮在1938年10月日寇在澳头登陆进犯增城时，曾与杨步尧、

萧汉同志率领地方抗日自卫武装抗击日军，取得初战胜利，

振奋了人心。这次他重回增城敌后恢复武装斗争，我相信他

是会很好地完成任务的。

接受任务后的第二天，阮及其警卫员与我三人由地下交

通员引路，到达日寇占领的东莞城内我地下交通站。经过研

究，阮先回他家乡竹园涌，了解情况后再到谢鹤筹那里集中；

我则仍由交通员带到中堂六嫂交通站，再等增城方面的交通

员。我在中堂住了几天，认识了中堂区委书记钟育民和杜娟

同志。以后由卢章容引路经新塘到达了永和的禾塱村。

黄旗山战斗之后

永和地区原是中共领导的增、从、番独立大队抗日游击

队活动的根据地。1942年初，日寇乘我增、从、番独立大队

处在暂时困难的时期，于农历二月廿三清晨纠集500多人向

我驻在黄旗山的队伍发动三路围攻。我军奋起抗击，激战竟

日，敌虽受重创，但我亦有伤亡。特别是大队参谋刘德和中

队长黄金水的牺牲，亦使队伍心理上受到沉重打击。而且战

后一批反共的所谓杀敌队、别动队、联防队以及便衣特务，

更经常向我游击区袭来，人民群众遭到烧杀抢掠。在一片白

色恐怖笼罩下，部队只好在深山掩蔽。抗日活动受到很大的

限制。是年春夏之间，以卢伟良为大队长的增、从、番独立

大队只好撤退到江南游击区，留下少数地方党员武装骨干坚

持活动，与群众保持联系。为了保存力量，党组织的活动基

本上也停止了。敌、伪、顽认为红色力量已被剿灭了，因此

反动气焰非常嚣张。我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来到永和区

禾塱村的。

过了不久，谢鹤筹到禾塱告诉我，因形势恶劣，目前恢

复抗日武装条件还不具备，阮海天己将情况直接报告总队

部。总队部同意他的意见，阮己返回部队。上级决定我留下，

要我担任永和(南区)特派员(当时县区党组织均由委员会

改为特派员制)，并即与原永和地区党的负责人张国强办里

交接手续。我接受任命后即改名叫刘机。随即到石迳村卢庚

粦同志家里立足。以后，张国强夫妇、练铁同志等先后离开，

该区外来干部只留下我一人了。我人生地不熟，没有任何社

会关系，也没有任何公开的职业掩护，但却要坚持在这红得

发紫而又刚经过敌人重点进剿的地区，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所以，我一到禾塱、石迳两村，群众都已猜到我是党派来的，

虽改了姓名，但也无法改变人们的感觉。好在这两条都是堡

垒村，人们虽知我的面目，但都心照不宣。这是多么好的人

民啊!他们在连遭日、伪、顽洗劫后，仍能如此尽力地保护

党的干部，冒险掩蔽我的活动。尽管如此，由于身居险境，

我时刻都不敢掉以轻心。

禾塱、石迳村南面方向离日、伪据点永和圩不到6公里：

永和圩后的山顶上长驻有日军，圩内有伪联防队、伪乡公所，

是新塘伪县政府和广九铁路新塘车站日伪据点的外围屏障。

这两村北面背靠的油麻山，前些时是抗日游击队经常活动的

地方，日、伪军曾多次围剿；再往北是广增公路横穿而过，

镇龙、中新亦常有敌驻。除了日、伪围剿外，国民党顽固派

的杀敌队、别动队也经常从东西方向越过日军封锁线，进来

骚扰。这块弹丸之地，处于四面受敌，情况如此严峻，何处

安身?何况出于工作的需要，我还要经常到叶岭、油麻山、

南蛇头、张家村、木古一带有地下党员的村庄活动，路上随

时都可能遇上敌、伪便衣侦探，或者与进扰游击区的敌人遭

遇。考虑到党不能长期停止活动，党不能长期脱离人民；处

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游击区人民，多么渴望党啊!必须使所有

党员、干部接上关系，认清形势，增强信心；必须重新动员、

组织人民，为恢复武装斗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想到这些，个

人艰险也就置之度外了。

与此同时，袁鉴文同志在福和地区受任为县特派员干

事，杨步尧同志在中新、佛子庄一带受任为中区特派员。大

家都在敌后县委的统一领导下为恢复、整顿党组织，恢复武

装斗争创造条件，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求雨露还是惧风霜

经过地下党多方面努力，通过张家村张伙兴同志的姐夫

钟某的关系，找人到朱禾冚钟屋当一个乡村私塾教书先生。

我又一次改易姓名为邹钦，认是五华县人。朱禾冚离禾塱、

石迳这两个抗日游击堡垒村只有3、4公里。一个叫刘机的人

忽而变为邹钦：一个地下工作者，人民称之为“阿八哥”的

人，摇身一变成了教书先生，变化之快，不得不令人惊奇!

但这是地下工作者常用的方法。私垫设在公路旁，更不利的

是村的周围常有名为“杀敌队”，实为反动队伍的人来往出

没。一些身份不明，兵匪不分的人，常来学堂问这问那，实

在令人讨厌和担心。更有甚者，我一年前虽在增北派潭国民

党发动反共逆流的大围捕中，机智脱险，但父亲被拘，陷入

囹圄，自己仍是被通缉在案的共党分子。老家离这里不过几

十公里，虽是有日寇封锁线隔开，但国民党的便衣人员、杀

敌队等特务人员与地方反动势力、投降派互相勾结，经常来

往于国统区和沦陷区之间，我若稍有疏忽，都会被其发觉，

遭其毒手。但我又考虑再三，这个立脚点来之不易，不能轻

易放弃：只好提高警惕，作好随时应变准备，沉着地对待。

我决心先在这里潜伏下来，把书教好，争取学生家长，广交

农村朋友，取得社会人士支持，站稳脚跟，再徐图恢复、开

展党的工作。

我和张伙兴同志都在一间学堂教书，学生只有十二、三

人。没有固定薪水，只靠到农历四月初八那天，学生家长集

会时，由他们自愿捐赠一些油、盐、柴、米和微不足道的菜

金。这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通过曲

折关系从老家弄来一点钱，开了一个小杂货档。圩日由张伙

兴同志挑去永和圩摆卖。另外在学堂旁找来一间小房，稍加

整修后摆上一点点小杂货日用品，供老乡上门来买。这样做

无非想赚一点钱来弥补生活。可是，我们一下会做小本生意，